2013年2月28日 星期四

章太炎:革命軍序

章太炎 1903年
鄒容為《革命軍》方二萬言,示餘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辭多恣肆,無所回避。然得無惡其不文耶!”
餘曰:凡事之敗,在有其唱者,而莫與為和;其攻擊者,且千百輩。故仇敵之空言,足以隳吾實事。夫中國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宰割之酷,詐暴之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呂留良、曾靜、齊周華等,持正義以振聾俗。自爾遂寂泊無所聞。
吾觀洪氏之舉義師,起而與為敵者,、李則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樂戰事,徒欲為人策使,顧不問其韙非曲直,斯固無足論者。乃如羅、彭、邵、劉之倫,皆篤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閩而金溪、余姚;衡陽之黃書,日在幾閣。孝弟之行,華戌之辨,仇國之痛,作亂犯上之戎,宜一切習聞之。卒其行事,乃相紾戾如彼。材者張其角牙以覆宗國,其次即以身家殉滿州,樂文采者則相與鼓吹之,無他,悖德逆倫,並為一談,牢不可破。故雖有衡陽之書,而視之若無見也。然則洪氏之敗,不盡由計劃失所,正以空言足與為難耳。
今者風俗臭味少變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懇懇必以逐滿為職志者,慮不數人。數人者,文墨議論,又往往務為蘊籍,不欲以跳踉搏躍言之。雖餘亦不免也。嗟夫!世皆嚚昧而不知話言。主文諷切,勿為動容。不震以雷霆之聲,其能化者幾何!異時義師再舉,其必隳於眾口之不俚,既可知矣。今容為是書,一以叫咷恣言,發其慚恚。雖嚚昧若羅、彭諸子,誦之猶當流汗祇悔。以是為義師先聲,庶幾民無異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負販之徒,利其徑直易和,而能恢發智識,則其所化遠矣。籍非不文,何以致是也?
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已滅亡于逆胡,所當謀者光復民,非革命雲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劃,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命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余杭章炳麟序。

2013年2月27日 星期三

自序[编辑]

不文以生,居於蜀十有六年,以辛丑出揚子江,旅上海;以壬寅遊海外,留經年。錄達人名家言印于腦中者,及思想間所不平者,列為編次,以報我同胞,其亦附于文明國中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者歟?雖然,中國人,奴隸也。奴隸無自由,無思想。然不文不嫌此區區微意,自以為以是報我四萬萬同胞之恩我,父母之恩我,朋友、兄弟、姊妹之愛我。其有責我為大逆不道者,其有信我為光明正大者,吾不計。吾但信盧騷、華盛頓、威曼諸大哲於地下有靈必?曰:“孺子有知,吾道其東!”吾但信鄭成功、張煌言諸先生于地下有靈必笑曰:
“後起有人,吾其瞑目!”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吾言吾心不已已。
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三月 日,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記。

2013年2月26日 星期二

鄒容(1885年-1905年)《革命軍》作者。

百科全書

鄒容
鄒容
作家
20世紀
性別
出生1885年
 中國四川省巴縣
逝世1905年4月3日
 中國上海
國籍 中國
政黨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學歷
東京同文書院
經歷
作家
代表作
革命軍
鄒容(1885年-1905年4月3日),原名紹陶,又名桂文,蔚丹,留學日本時改名鄒容。中國近代著名革命宣傳家,《革命軍》一書的作者。
鄒容生於四川省巴縣(今重慶市),1902年自費赴日本留學,就讀於東京同文書院,開始參加革命運動。1903年因與同學張繼陳獨秀等人一同剪去政府留學生監督姚文甫的髮辮,事後被迫回國。至上海後,與革命志士章炳麟章士釗等人結為摯友,積極參加拒俄運動愛國學社的革命活動。是年出版《革命軍》,亟言排滿反清,號召人民起來革命,誅殺清帝及滿人,建立獨立自由的「中華共和國」[1]
不久蘇報案發,鄒容與章炳麟一同被清政府要求上海公共租界當局通緝。後二人被租界當局判處三年有期徒刑,鄒在關押二年後病死於獄中,年僅二十歲。《革命軍》一書風行海內外,暢銷一百餘萬冊,是清末革命書刊中流傳最廣的,對散播革命思想有很大貢獻。蔣中正[2]胡適[3]在青少年時期都曾閱讀過此書。
1912年3月29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追贈鄒容為陸軍大將軍。1943年12月,重慶市政府將城內的新生路改名為鄒容路1946年6月,在市區南區公園建立鄒容烈士紀念碑

註釋[編輯]

  1. ^ 賈逸君. 《民国名人传》. 嶽麓書社. 1993年: 17–18頁. ISBN 7905203652 請檢查|isbn=值 (幫助) (簡體中文).
  2. ^ 蔣在日本振武軍校對此書「晨夕覽誦,寢則懷抱,夢寐間如與晤言,相將提戈逐殺韃虜」。引自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轉引自杜呈祥,《鄒容的思想演變及其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之地位》,收入吳相湘主編,《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一冊),頁203。
  3. ^ 胡適1904年上海梅溪小學唸書時「有一天,王言君借來了一本鄒容的革命軍,我們幾個人傳觀,都很受感動。借來的書是要還人的,所以我們到了晚上,等社監查夜過去之後,偷偷起來點著蠟燭,輪流鈔了一本革命軍。正在傳鈔革命軍的少年,怎肯投到官廳去考試呢?」。引自胡適,《四十自述》(台北:遠東,1990),頁58。

外部連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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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1日 星期五

郭世佑:辛亥革命不是由革命党包办的

学者:因辛亥革命中国人的脑袋不再为磕头准备
因为辛亥革命,中国人的脑袋与双膝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
而是为思考问题、为走路而准备着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做客人文大讲堂,与听众探讨——
辛亥革命本身的真实性和复杂性的问题,是我这几年思考比较多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我们平时都把它过于简单化了,这导致我们的真实就成了选择性的真实,选择性的真实就是片面的真实。
革命的成功由多种因素促成,不是革命党人包场的。革命阵营当然很重要,但还有很多省份的君主立宪党人和地方士绅,还有北洋统帅袁世凯的临门一脚,都起了作用,才把清朝推翻。历史的发展不是单一的,是多因多果,不是一因一果,至少是多因一果,我们要打破线性的思维。
我们不能仅仅从革命党人这一条线对辛亥革命胜利的必然性进行线性描述,尤其是在价值评判的层面上,不能以革命阵营作为中轴,凡是符合暴力反清的都要肯定,凡是反对暴力革命的都被当作反动的,这不太合适。
不要遗忘那些才华横溢的早逝者
至今为止,不少论著还没有站在公正的立场来评价辛亥革命中的所有人和事。
20 年前,在中国史学会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武昌国际研讨会上,我在答记者问时就提出:什么叫“革命”?什么叫“辛亥革命”?人们喜欢把辛亥革命局限于孙中山等人的武装反清活动,却把梁启超、张謇等倡导的立宪运动排除在外,充其量蜻蜓点水式地谈一下后者的客观作用,就不准确,这种情况今天还存在。
只要看看世界近代史就知道,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都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辈尝试过,并且分别获得成功的革命方案。在法国大革命中,君主立宪派也属于革命派。在近代中国,试图以君宪制取代君主制的立宪活动无疑也意味着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应当列入广义的辛亥革命的范畴来研究。
武昌起义之前,谁会知道清朝政府在辛亥这一年就会完蛋?连孙中山自己都没想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他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过了两天,他从旅馆的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才知道武昌发生了起义,而且并没有马上赶回,而是到英国、法国走了一圈,两个半月以后才回来。事过数年后,孙中山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时,还直言不讳地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的整体认识。
不过,武昌起义的偶然性至今被夸大,组织武昌起义的第一人因为英年早逝,就在宣传的历史话语中被长期淹没了,他就是参加过东京同盟会的文学社实际负责人、武昌起义的实际总指挥刘复基,一个胆识俱全的革命家。
就是这个刘复基,他主动离开军营,把自己租居的房子当作文学社总机关,还当作武昌起义总指挥部,专门从事发动和联络,每当文学社的关键时刻,都是他站出来排解疑难,起义的详细计划与地图都出于他的手笔。从现有资料来看,文学社与共进会之所以合作成功,刘复基的贡献最大。
10 月9日,宝善里机关因炸药爆炸被查抄,武汉警方根据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组织名册捉拿革命党人,情况十分危急,是刘复基敦促从外地赶回的起义总指挥蒋翊武下令起义,起义方案都已由刘复基准备就绪。因为当晚全城戒严,起义命令无法传达到负责发号的南湖炮队,起义没有成功,总指挥部却被包围,刘复基为掩护蒋翊武等同志,挺身而出,惨遭杀害,他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后来一致痛惜的领导者,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很骄傲,连孙中山都瞧不起,但在晚年都对刘复基赞叹不已,像刘复基那样的口碑不仅在武汉首义之区独无仅有,而且在群星灿烂的辛亥革命群体中都是屈指可数。
在纪念辛亥百年的时候,我们不要遗忘那些才华横溢的早逝者,除了刘复基,还有杨衢云、秦力山、刘道一、杨毓麟等,有一大批。
辛亥革命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辛亥革命首先是反满清王朝,这是一个前提,也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
我们都知道,清朝是满族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一个政权,如果从政权的合法性本身来讲,满人当皇帝也没问题,因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滚动的概念,关键的问题是清朝统治者的运气不好,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遇到前所未有的强者,怎么对付侵略者,是有难度的。钱穆把清朝政府称作“部族政权”,这可能还会有争议,但有一点不可忽略,清朝是以占全国人口极少数的满人来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朝代,它的统治方法是以压制汉人即压制多数人作为基本国策,而不是以调动多数人的积极性作为基本国策。
如果在和平时期,这种压制没问题,因为你有军队和监狱,但现在已经不是蒙古人主持的元朝时期,是西方侵略者来了,怎样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列强,那就难多了,李鸿章就说,这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面对这样的困局,清政府压制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尤其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始终抓住不放,所以满汉矛盾必须解决,否则会影响中国一致对外。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非两种方式,一是清政府自己发扬风格,这是成本最低、最经济的方式,也是他们最不愿意的方式,另一个就是革命反清。清政府自己解决,这就需要他们让权,权就是命,革别人的命跟革自己就不一样了。
尽管晚清时期也搞了一些改革,比如满汉通婚,旗人自谋生计,但都是表面文章,并没有多少实效。虽然清朝政府在最后五年宣布搞预备立宪,但请大家注意,那是不断逼出来的,而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当年在百日维新之前强调要开国会,立宪法,喊得很凶,但到了百日维新时,在光绪皇帝真搞改革的时候,他们就不提立宪法开国会了,道理很简单,你要光绪皇帝服从宪法,他当然不会干。1906年9月1日的预备立宪上谕中就有一句很关键的话:“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既然大权要朝廷拍板,就是皇帝说了算,这叫什么立宪呢,后来不是还搞出一个“皇族内阁”吗?既然统治者自己不愿意真立宪,那就只有革命了。
如果说挺有手腕的慈禧太后还勉强可以苦撑一个没落皇朝,那么在她死后,由优柔寡断的摄政王载沣,和动不动就哭鼻子的隆裕太后作为后继者,去继承不无风险的预备立宪的政治遗产,就显得更糟。当载沣等人把席卷全国的保路运动与国会请愿运动镇压下去,又愚不可及地将铁路修筑权强行转让给列强和抛出“皇族内阁”时,他们就把许多请愿者,踢入了革命阵营,自己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