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會議決定了中國革命走向 (2)

毛澤東一再提出要去參加秋收起義，不能加入中央政治局

　　八七會議的第二項議程是由瞿秋白代表常委作將來黨的工作方針的報告。他先談了兩點：其一，“中國資產階級是與封建階級無大沖突的。……中國資產階級一點民權性也沒有。現在隻有我們包辦國民黨或國民黨消滅我們這兩條路”﹔其二，“革命的指導機關犯了紳士的毛病。我們的黨缺乏平民的精神”。接著，他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任務，認為“現在事實已經証明國民黨已與我們分裂了。我們再不能以退讓手段來爭得民權，是要以革命方法來爭得民權的”，“過去當我們能包辦國民黨的時候中央又不允許我們包辦，現在想包辦又不可能了。過去我們覺得隻要利用某打某便可以得到一點民權，這種方法過去也是有效的，但現在已經不適宜了”。在瞿秋白看來，中國共產黨於1927年7月13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是黨的新政策的開始，其內容是很堅決的，而且南昌起義“至少是無意識的走到新的方針”。因此，武漢政府走向反動后，中國共產黨“現在主要的是要從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來。我們的軍隊則完全是幫助土地革命”。瞿秋白還談到了革命前途的一個優點，即“這一堆反革命的沖突非常厲害的，……因為他們內部極不穩定”。

　　瞿秋白還在報告中指出：“土地革命已進到最高點，要以我們的軍隊來發展土地革命，……這是一定有勝利的機會的。農民要求暴動，各地還有許多的武裝。有這樣好的機會，這樣多的力量，我們必須要燃著這爆發的火線，造成土地革命。”隨后，他又根據形勢提出了黨的策略是獨立的工農階級斗爭，要不客氣地包辦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為此，他提出了三條具體的方針：第一，“要更注意與資產階級爭領導權”﹔第二，“要糾正過去錯誤，要注意群眾，要由下而上，誰贊成我們，就是左派”﹔第三，“在革命暴動中組織臨時的革命政府”。此外，他還提出了如何做國民黨工作，團結國民黨左派進行革命斗爭以及注意軍隊中及兵士中的工作等問題。

　　瞿秋白代表常委作完報告后，又一一宣讀了常委與國際代表起草的三個議決案，即《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最近農民斗爭的議決案》和《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並逐一進行了討論。《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重點談到了現時職工運動應特別注意的一些問題，指出：“工會應當是真正工人階級的組織，群眾的組織，從一般工會機關直到全國總工會，都是在本黨指導之下，由群眾所選舉出來。”“職工運動是本黨的基本工作，應改正以前把他看做部分工作之錯誤，應以整個的黨來指導他，所以各級黨部之工人部應即取消，另設職工運動委員會，經過黨部委員會直接指導職工運動中的黨團。”《最近農民斗爭的議決案》主要提出了最近農民暴動的任務、口號和措施等，指出：“共產黨現時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的有計劃的盡可能的在廣大區域中准備農民的總暴動，利用今年秋收時期農村中階級斗爭劇烈的關鍵”。《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著重談到了全黨被迫轉入地下工作后，在組織方面應做的一些改變和應注意的一些問題，其中所附的組織系統表第一次明確劃分了全黨從中央到地方基層上下隸屬的各級組織的名稱與關系，即中央-省委-市委（縣委）-區委-支部-分部-小組。

　　會議的最后一項議程是選舉臨時中央政治局。開始，先由羅明納茲提議中央政治局委員7人、候補委員5人，並提出候選人名單付諸討論。討論時，羅明納茲並未將毛澤東列入名單裡，李維漢、蔡和森等主張讓毛澤東加入中央政治局，而毛澤東卻一再提出要去參加秋收起義，不能加入政治局。后來，在羅明納茲的提議下，大家對名單進行了表決，表決前還各增加了2名正式委員和候補委員。最后選出了9名正式委員和7名候補委員。9名政治局委員是：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7名候補委員是：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

　　由於當時處在白色恐怖之中，形勢險惡，會議議程安排得非常緊湊，隻開了一天就結束了。會議結束后的第三天，1927年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開了臨時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了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瞿秋白兼管農委、宣傳部並任黨報總編輯，蘇兆征兼管工委，李維漢兼管組織部和秘書廳。新成立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長江局，具體任職如下：王荷波擔任北方局書記，蔡和森為秘書﹔張國燾擔任南方局書記（未到任），下設軍委會，由周恩來任主任，在他到任之前，由張太雷、楊殷負責南方局工作，張太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羅亦農赴長江局，在武漢工作﹔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被派到湖南去改組中共湖南省委，並籌備和領導秋收起義。

　　八七會議以后，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通過各種秘密渠道將八七會議精神傳達到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極大地鼓舞了廣大黨員的斗志，揭開了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開展革命斗爭的序幕。湖南、湖北、江西、廣東、江蘇、河南各省的部分地區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紛紛舉行了武裝暴動，同時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也得到有效的開展。在白色恐怖的形勢下，黨的組織開始恢復、重建和整頓，黨的秘密工作機關開始建立，全國的秘密交通網得以布置，黨內刊物也得以出版發行，新的革命斗爭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展開。這樣，中國共產黨逐漸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造成的困難局面中走出來，進入土地革命戰爭的新時期。

一天的會議決定了中國革命走向

　二十多位會議代表進入會場竟花了三天

　　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的革命事業和前途面臨著異常嚴峻的形勢，中國共產黨開始醞釀著改變先前的政策，以應對困難局勢。1927年7月12日，以張國燾、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和張太雷五人為成員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漢口成立，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職權。這次中央領導機構的改組，雖沒有明確糾正黨內的右傾錯誤，但已經預示著中共開始改變右傾機會主義統治中央的狀況，改變一味妥協退讓的政策。

　　汪精衛公開背叛革命后，在武漢地區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致使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損失。為了挽救革命，新成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連續召開幾次會議，主要作出了三項決策：舉行南昌暴動﹔准備召開中央緊急會議﹔在湘、鄂、贛、粵四省舉行秋收起義。此外，五人常委還進行了其他一些工作，以妥善安排黨在大革命失敗后面臨的各項任務。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瞿秋白主持中央常委會議，決定召開中央緊急會議，以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確定黨在新時期的斗爭方針和任務。

　　由於當時形勢非常緊張，交通異常困難，原定於7月28日舉行，並由瞿秋白、張太雷、李維漢和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一起籌備的中央緊急會議不得不延期召開。8月3日，中央常委召開擴大會議，就時局和對策、召開緊急會議、中央領導機關改組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決定發動農民土地革命和武裝暴動，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直到這時，緊急會議的各項准備工作才基本就緒，議程也得以確定。

　　到了8月7日，通知到會的人員仍未到齊，中央委員尚不過半數，各地到會的隻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的新任書記鄧中夏。通知的與會代表無法到會，鑒於情況緊急，就隻能召集在武漢的中央委員、監察委員、共青團中央委員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負責人參加會議。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三人尚在前線，留在武漢的瞿秋白、李維漢、張太雷參加了會議。因此，這次會議既不能叫“中共中央全會”，也不能叫“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隻能稱作“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

　　八七會議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號（現為鄱陽街139號）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李維漢、瞿秋白、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征、顧順章、羅亦農、陳喬年、蔡和森，候補中央委員李震瀛、陸沉、毛澤東，中央監察委員楊匏安、王荷波，青年團代表李子芬、楊善南、陸定一，湖南代表彭公達，湖北代表鄭超麟，中央軍委代表王一飛，中央秘書鄧小平，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以及紐曼、洛蜀莫娃。雖然與會的人數不多，隻有二十幾個，但因環境險惡，中央內部交通卻花了三天工夫，將他們一個一個帶進會場。具體組織安排會務工作的是中共中央秘書處負責人鄧小平，他在會前三天就來到了會場，直到會議結束，所有代表安全散去后才離開。

　　由於形勢險惡，八七會議隻開了一天，由李維漢擔任會議主席，負責主持會議。

　　會議開始后，首先由李維漢代表常委向與會者報告會議醞釀和籌備的經過，並宣布了會議的三項議程：一是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作報告﹔二是由瞿秋白代表常委作黨的將來工作方針的報告﹔三是改組中央政治局。

　　會議的第一項議程是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作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這位有著格魯吉亞人血統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不久前才接到共產國際的緊急指示，不遠萬裡來到漢口接替羅易、鮑羅廷等人的工作，參與籌備召開中共中央會議。年僅29歲的他常常被瞿秋白稱為“毛頭小伙子”。他在報告中首先指出了召開中央緊急會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並提到了這次緊急會議所要解決的問題。此外，他還起草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並就草案的主要內容作了長篇發言。羅明納茲的發言著重講了當時的階級斗爭和國民革命、工人問題、農民問題、對國民黨的關系問題、對共產國際的關系問題。由於報告較長，再加上他每講一段，瞿秋白都要翻譯一下，他的報告用去了將近一個上午的時間。

　　羅明納茲的報告結束后，李維漢向大家說明：這個報告常委已經接受，接下來由各位同志發言。毛澤東首先對此發表了意見，從國共合作時黨沒有堅持政治上的獨立性，黨中央不傾聽下級和群眾意見、抑制農民革命，放棄軍事、政權領導四個方面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

　　毛澤東慷慨陳詞道：“國際代表報告的全部是很重要的。第一，國民黨問題在吾黨是很長久的問題，直到現在還未解決。首先是加入的問題，繼又發生什麼人加入，即產業工人不應加入的問題。實際上不僅產業工人，即農民都無決心令其加入。當時大家的根本觀念都以為國民黨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終無當此房子主人的決心。我認為這是一大錯誤。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張產業工人也加入，聞湖北亦有此決定，但僅是紙上空文，未能執行。過去群眾中有偶然不聽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國民黨的下級黨部，當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這是違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現在才改變了策略，使工農群眾進國民黨去當主人。”

　　毛澤東接下來談道：“第二，農民問題。農民要革命，接近農民的黨也要革命，但上層的黨部則不同了。當我未到長沙之先，對黨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決議無由反對。及到長沙后仍無法答復此問題。直到在湖南住了30多天，才完全改變了我的態度。我曾將我的意見在湖南作了一個報告，同時向中央也作了一個報告，但此報告在湖南生了影響，對中央則毫無影響。廣大的黨內黨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總之，過去群眾對於黨的領導的影響太少。”

　　這番話談到了毛澤東先前的正確主張未被中央採納的問題，這指的是他於1927年3月間對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等地作了三十多天的實地考察后，寫就了一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刊物《戰士》周刊上公開發表，對湖南的農民運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向導》卻隻登載了其前半部分，即被扣壓未登完。在毛澤東看來，中央未採納他的意見，相反卻走上了一條脫離農民群眾的道路，其結果終會歸於失敗。

　　緊接著，毛澤東將話題轉向了中國革命最緊迫也是最重要的軍事問題，他說：“第三，對軍事方面。從前我們罵中山（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蔣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槍杆子起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

　　最后，毛澤東談到了組織問題，他說：“以后上級機關應盡心聽下級的報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轉入革命的。”

　　毛澤東發言后，鄧中夏、蔡和森、羅亦農、任弼時等人也分別針對羅明納茲的報告作了發言。他們都明確表示擁護共產國際代表的報告，並指出中國共產黨存在機會主義的傾向，特別是中共五大后，黨中央機會主義領導的中心在於強調聯合小資產階級，實際上隻看到了上層，未將群眾納入其中，而且拒絕執行五大關於土地革命的決議。鄧中夏指出：“以前我們將小資產階級看得太低，第五次大會又把小資產階級看得太高了。甚至將譚延?、唐生智、孫科等等地主買辦軍閥都看成為小資產階級了，這樣還說什麼土地革命呢？中央對國際決議並未了解，以致將小資產階級看得比土地革命更重。”

　　蔡和森認為，“過去一切錯誤都無五次大會后的錯誤那樣厲害。……現在已經很顯然的是機會主義”，為此他自我批評道：“我是過去政治局的一人，我應負此錯誤的責任。”

　　羅亦農指出：“黨不注意奪取政權的武裝，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廢，這是非常錯誤的。所以我看中國共產黨是革命的作客者，不是革命的主人。”他還批評共產國際之前派了維經斯基、羅易這兩個無俄國革命經驗的人來指導中國革命，認為國際要為此負責任。另外，他還對湖南代表關於“將群眾意見來作黨的指導和要吸收工人來作領導”的建議表示贊同。

　　任弼時認為中國共產黨存在機會主義傾向的原因在於，“我們僅僅作了上層的工作，而忘記了要以革命的力量來領導小資產階級”，這樣“不但未深入領導民眾，而且還要抑制群眾的爭斗”。他還指出了黨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如“黨無土地革命的決心，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於新時期”，“黨處處遷就小資產階級，使黨失去了獨立的作用”。關於組織問題，他認為，“現在黨要改變過去的錯誤原則，要實行，非有新的領導機關不可，並須吸引下級作實際工作的工人同志來作領導”，還建議“老頭子（指陳獨秀）可去莫（指莫斯科）”。

　　由於大家意見較為一致，李維漢建議停止討論，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作結論。接著，羅明納茲針對鮑羅廷、羅易、維經斯基的錯誤問題，領導機關的工人成分問題，目前形勢的估計問題和民族革命中的幾個矛盾問題，發表了結論性的意見。在他的提議下，大家對《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進行了表決，在原則上一致通過，並決定以瞿秋白、李維漢和蘇兆征三人組成委員會對其進行文字修改。

中共对政局宣言（1927.7.1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

全国的工人农民及一般革命平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革命之危急存亡的时候，对于你们发表宣言，意思是要解释明白国民政府在反动阴谋之下的政局，以及本党为保持民众之革命胜利而奋斗的政策。

一年以前，国民党的政权还不过在广东一省，而在此之前，甚至广东省内还有许多区域，和中国其他各地一样，都在反动军阀的掌握之中。——这些反动军阀，继续不断的自相攻战，极其残酷的压迫平民，将我们中国零星分割而出卖于外国帝国主义，维持着垂死的封建制度，这种特殊的封建制度，使几万万民众永久的处于奴隶地位，永久的穷困饥饿。然而从国民党改组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指导之下，造成了广东的革命基础；从广东向北发展，得着全国各地革命平民的响应，居然将许多巨大的军阀逐一的打倒，——这些大军阀的武装力量其实比国民革命军要利害得多呢。吴佩孚的势力被歼灭于两湖，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也被打败，最近张作霖又在河南败绩。中国之大部分，已经脱离旧时军阀的统治，民众应当可以自由的组织起来，以求自己及中国之最后解放。革命运动的力量，已经有伟大的表演，甚至于列强帝国主义也不得不向群众的猛进让步：例如英国在汉口九江的租界竟不能不交还中国，并且始终不敢公开的实行其久已准备的武装干涉。这种革命胜利的原因何在呢?何以军阀帝国主义不能不对于革命民众的进攻而退却呢？

革命胜利的原因，当然不在某某总司令某某军长的善战，亦不在某某领袖的善于外交，而在于革命得着中国人民之极大多数的赞助。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努力，并且有各种被压迫阶级因反抗一切剥削而团结的坚固的革命联盟。中国革命之伟大领袖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根据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明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革命之进行当在此三大政策领导之下的时候，国民革命日见其巩固发展，而成为革命敌人所震骇失措的伟大力量。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内军阀的压迫，已经几十百年，如今走上了自由解放独立的道路，眼见得可以得着经济发展的前途；所以中国的农民，本是几百千年受豪绅地主的压迫；中国的工人，本是在囚徒牛马似的条件之下工作；中国的贫苦市民，手工工人以及小商人，本是异常的贫困日趋于破产；——他们这些极大多数的中国平民，在这一时期之中都奋起斗争，力求自己的解放。民众在三大政策之下得以勇猛前进，捶碎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制度之锁链，而锻炼解放中国的武器，以力争极大多数人民之民权。以解除中国之束缚，以消灭中国经济发展之障碍。

然而一方面固然逐步的得着胜利，中国劳动民众固然警醒起来努力于自己的组织和斗争，而别方面，平民之明的暗的仇敌，也就觉察得到自己的危险，寻找种种方法来阻遏革命进展的潮流。他们的手段和方法有许多种。外国帝国主义者派遣军舰军队到中国，驱使他们的爪牙北方军阀作战，并且挑拨离间国民革命军的长官。以前军阀是公开的反对国民党的，后来看见不能够反对革命的伟大旗帜，于是假意归顺革命，戴起国民党的假面具，想在国民党内部来从事破坏革命。至于豪绅地主，贪官污吏，买办阶级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更是用尽方法压迫工农运动，或是公开的用武力来摧残，或是秘密的用挑拨离间造谣诬告的手段来破坏。资产阶级呢，他以前是和群众运动同路的，随后看见群众运动的发展而吓退了，于是宁可跑到革命的敌人方面去，只要能够镇压工农运动，——可见中国资产阶级，宁可心甘情愿的替帝国主义者当奴才，婢膝奴颜的求他们谅解，却不肯牺牲一个大钱来改善工农的生活！

再则，国民革命军中本来有许多长官，冒着国民党的招牌而自己扩充武力，搜括金钱；到后来，他们看见民众的胜利将近实现，各种各式的军阀制度都要完全灭亡，——就公开的背叛革命，同着资产阶级共同积聚力量，以攫取国民革命的指挥权，压迫工农，而与人民的仇敌妥协。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的叛变，便是这种阴谋的第一步，然而没有完全成功。这是因为北伐的胜利解放了中部中国，民众运动积极的自动的发展，表现伟大的新的力量，足以打击军事独裁的暴力。然而蒋介石的野心不死，他到今年三月间，便公开的叛离国民政府，夺取东南诸省，自江西至上海沿途屠杀工农，而把持国民党于自己掌握之中。

这就是对于国民革命的第一次严重的打击。

当时国民党的领袖对于蒋介石的叛变，对于这种阶级分化的现象，持甚么样的态度呢?那时国民党指导机关的革命性还没有用尽，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级也还有些前进的勇气。今年三月间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就足以表示国民党的指导机关，还能够依据于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以抵抗反动。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完全赞助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使他易于团结大多数人民而与封建资产阶级及反动潮流相奋斗，并且中国共产党决定自己的党员应加入国民政府，以分负武汉国民党在此艰巨时期的重任。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许多议决案，形成我们联盟的政纲。这些决议是：巩固党权推翻军事独裁；镇压一切反革命；实行乡村自治召集省民会议以实现国家政权之民主化；为赞助工农经济状况之改善而设立农政部、劳工部，以便制定改良社会之法则，而实行之；坚决的赞助工农群众运动，以及其他。

所以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足以悉显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决心抵抗反动进攻，而且愿意广大的发展工农运动以保障国民革命之向前进展。

国民党既然有这种决心，共产党自然更加要与国民党巩固的联合，而为双方共同的任务奋斗。共产党派遣自己的党员加入国民政府，同时当然认定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将要很诚意的履行自己第三次全体会议所规定的责任，当能和本党党员之参加政府者共同努力于革命斗争之进展。

然而最近几月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民大大的失望。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并不实行那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及责任。国民党中央自己将人民的希望打消了，——中国人民原本是相信国民党的中央及其许多领袖是革命的！

正因为人民相信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是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那国民政府领域之内反抗封建余孽列强侵略的工农运动，乃有如此迅速和广大的规模。两湖农民有好几百万都奋起斗争，反抗封建阶级的统治，反对豪绅地主贪官污吏及军阀，要求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标语之实现，要求平民政权之建立。城市中的工人，也努力的起来推翻残酷的牛马似的劳动条件。如果国民党中央真能依据民众运动，那么千余万有组织的农民，二百八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必定要成为国民革命之极巩固的基础。

那时，中国的封建制度，必定要受着致命的打击，而不能复活。然而国民党的指导机关不愿意如此！国民党中央与垂死的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关系，却比他与中国新兴的革命力量的关系更加密切些；因此，国民党的许多领袖消极动摇犹豫得不堪言状，其结果，领导权又落在反动军人之手。

今年四月间，国民党中央已经拒绝公布土地委员会关于土地制度改良的决议草案，当然更不说实行了。而劳动法的制定与公布更遇到许多阻碍。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照理应当注意中国平民之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手工工人的呼声，但是他却不是如此，他专听豪绅地主出身的反动军官，——这些反动的军官是时时反对农民运动的。今年四五月间，正是应当实行社会改良以扫除城乡封建关系之根株，而予反动派以致命的打击的时候，正是应当武装工农以抵抗反革命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国民党领袖及国民政府反而发出许多训令宣言，专以限制工农运动，更使动摇犹豫的分子转移到反动派方面去，并放任反动派使能自由的准备进攻革命。反动军官利用这些犹豫动摇的政策，而公开的反攻民众运动。反动的恶浪陆续继起：蒋介石走狗的杨森进攻鄂西，于学忠、张联升等叛变于湖北西北，夏斗寅进窥武昌，许克祥实行政变于湖南，以及最近冯玉祥表明反对工农群众运动及共产党。工农的血流遍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革命的胜利全被消灭！

现在早已到了国民党中央应当选择正道的最后时机：究竟是同着革命前进还是同着反动后退！直到最近，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仍旧是不肯决然的同着革命前进，仍旧继续限制群众运动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动不受任何惩罚。对于湖南的反革命政变，没有任何的处置；国民政府反而默认这些政变而加以掩护，与以合法的根据，使反动派得以完全摧残工农运动。湖北夏斗寅的反动势力并未歼灭，其实很有充足的军力足以办到。而湖北各县的反动派，却摧灭了许多的农民协会。国民政府不但绝无肃清反动的办法，反而事实上帮助反动派的进攻，——因为政府的政策是解散或改组工农团体，这些工农团体的罪状，就是努力牺牲以反抗封建制度而已！

这种情形是国民党中央多数领袖公开的赞助反革命军官，一般都是动摇妥协的政策，其结果，使反革命在武汉首都，也筑下巩固的基础。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

本党的观察，认为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多数领袖的这种政策，——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这种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可使宰割中国的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及其他军阀的旧统治，仍旧一变而为瓜分中国的蒋介石、冯玉祥、许克祥等新式军阀伪国民党之统治。中国仍将继续受着残酷的剥削，革命将受普遍的摧残，民众将更受无限痛苦，封建的无政府状态将要高奏凯旋，帝国主义的统治更加可以稳定。中国共产党永久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民众利益而奋斗，决不能对于国民党中央现时这种政策负责。中国共产党反对这种政策，因为对于他，民众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几千共产党员，在革命军进攻武昌、南昌的时候，在攻打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的时候，在广东的田间上海广州的街市反抗蒋介石派叛徒的时候，在湖南、湖北反抗反动军官的时候，——战死的战死，被残杀的被残杀，凡此一切已足证明共产党永久与工农民众共同奋斗，不顾任何巨大的牺牲，——就在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抛弃劳动民众的时候，亦是如此。

因此一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一切工人农民兵士及一般革命平民，不论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都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与你们共同奋斗到底的，必定能够引导民众经过革命的一切艰苦时期，去达到最后的胜利，国民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必将努力奋斗，反抗反动军官封建豪绅的资产阶级完全攫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阴谋，反抗他们屠杀工农剥削民众的政策；他们这种阴谋和暴行是使革命破产，实在就是和帝国主义妥协，——因为抛弃土地革命，就是抛弃消灭封建制度的革命运动；而封建制度不消灭，帝国主义的压迫是决不能推翻的。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力争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实行关税自主，解放中国。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力争国家的统一，建立地方及中央的民权主义的政治。

中国共产党将要反对一切封建余孽，力求革命之完全胜利，以求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之发展。

中国共产党将要更加努力，以实现并巩固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及苏联之真正联盟。

中国共产党更将继续增进工人利益的斗争：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的严格确定，改良劳动条件，救济失业工人，保护女工童工，力争工人罢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及工人之武装自卫。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解放农民之斗争：地主的田地无代价的交与耕种的农民，保护小田主的田地享有权，不没收的田地当实行极大限度的减租，废除苛捐杂税陋规苛约，改良雇农之待遇增加其工资，解除豪绅地主贪官污吏之武装推翻其政权，力争农民武装自卫之权，建立乡村自治，限制高利盘剥，设立农民合作社，要求国家以充分的经济辅助农业，并实行拨款借贷于农民。

中国共产党亦将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废除一切直接间接的苛捐杂税，制定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反对新旧军阀阻碍商业交通，保护本国工商业以反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反对买办高利盘剥者之剥削小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更将为兵士的利益而斗争，要求兵饷按时发给，反对克扣兵饷，要求改良兵士的待遇及生活条件，反对新旧军阀牺牲兵士的生命而从事于争权夺利的私战，主张兵士退伍后应由国家发给土地或与以工作使得从事于和平的生产事业，对于归入革命营垒的所谓土匪游民亦应当如此。

凡此一切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都要和国民党党员群众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共同去实行——因此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如果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真能实行这种革命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制度及反动派的阴谋，那么，中国共产党必以全力赞助这种真正革命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永久认为革命的利益民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较之保存某种政治联盟领袖结合高出十倍。中国共产党不能放任背叛革命的军人以及犹豫骑墙的政治家，冒充国民党假借孙中山先生的旗号以自文饰。中国共产党决意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只要他们能够诚实的坚决的根据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民族解放民权政治民生改善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赞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是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之遗训。所以中国共产党，必定严厉的揭发一切假借孙中山先生旗号的伪国民党之出卖革命。

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之光荣的旗帜永久是在革命的民众，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群众方面，决非反动的妥协的伪国民党所能盗窃的。中国几万万的民众始终要认得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始终知道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民众的力量始终要战胜一切反动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

托洛茨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

（1927年5月18日-30日）

托洛茨基的发言

　　同志们！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你们知道了苏联共产党至今没有了解的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季诺维也夫同志没有获准参加今天的会议，尽管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礼节上都完全有权出席这次会议。一个群众性政党的政治教育的第一条准则是：它不仅需要知道中央委员会接受的东西，而且需要知道中央委员会拒绝接受的东西，只有这样，领导的路线才能为党员群众完全明白和理解。这是我们一直保持至今的传统。而拒绝向党公开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我的提纲，是理亏的表现，是缺乏自身安全感的表现，同时也表明这是害怕反对派的提纲在党的舆论面前显得比多数派的提纲更正确的表现。除此以外，不可能还有别的理由封锁这些提纲。
　　我曾经尝试在党的理论刊物上撰文批判斯大林的提纲但没有成功。由于我的提纲是针对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路线的，所以它禁止发表我的批判文章，也禁止发表季诺维也夫和我的其他文章。
　　昨天，这里分发了一份由库列拉签署的起草委员会的决议，其中援引了我们辩论的消息。至于其中是否有所指，我不太清楚。总而言之，执行委员会会议是在没有一位新闻记者参加的特殊气氛下召开的。而献给全体会议的仅仅是《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中有这么一句狂妄到极点的空话：“谁蓄意破坏共产国际内部的团结，谁就是犯罪分子……”等等。这句话的矛头所向，是不言而喻的。早在决议草案发表以前，《真理报》就宣布一切敢于同即将发表的决议进行论战的人为犯罪分子。我们可以想象，在莫斯科这里，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不管发表什么看法，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是按处理反对派的办法，作为反党处理的。斯大林同志的完全错误的提纲实际上已被宣布为绝对正确的提纲。更有甚者，在执委会辩论的日子里，一些在自己支部的讨论中反对攻击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人甚至被草率开除出党，或者至少受到开除出党的威胁。同志们，你们就是在这种气氛中进行辩论和作出决议的。我提议，希望执委会作出决议，准确地、客观地公布关于我们讨论的情况，并附上这些分发的提纲和文件。我们不能掩盖、封锁和禁锢中国革命。
　　同志们，党的制度日益腐化是一切危险中最危险的。领导的每一个错误都由于对反对派采取措施而被说成是“善意的”。蒋介石举行政变的电报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我们私下里就说：反对派必将为此付出特别惨重的代价，因为恰恰就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它受到不少警告。
　　有人总是在寻找制造新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皮达可夫、斯米尔加等人“事件”的可能性，以此转移党对一些最迫切问题的注意力；尽管党代会即将召开，或者正因为如此，驱逐反对派事件层出不穷。这种方法已被广泛使用于党的各级组织，使用于每一个工厂，第一个区，每一个城市。这么一来不可避免地会经常出现一些这样的人，他们随时准备接受来自上面的一切，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他法。人们麻木地希望，等到战胜了托洛茨基或季诺维也夫以后，一切事情就会走向正轨。相反，制度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事情刚刚开头，还没有结束。照此下去，只会遇到困难和其它挫折。
　　这套制度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人们在美其名曰不损害苏联利益这个错误思想指导下，不敢公开发表一点儿批评意见。然而，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吃了大亏，我们的国内政策需要革命的国际政策，因为对外政策的错误只会加强对内政策的错误。
　　下面我谈谈布哈林同志的决议草案，首先谈谈直接涉及议程讨论的一个问题。同志们，请听：

　　“共产国际认为，自命为工人政党和工人组织的党和组织，既然没有最坚决地参与反对干涉中国的斗争，既然麻痹工人阶级的警惕性，既然在这个问题上散布消极情绪，那它们就是在客观上（有时是主观上）帮助帝国主义者……是支持帝国主义准备反苏战争和准备世界大战。”

　　这些话多么动听。请问，如果把这些话也运用于英俄委员会，那么，它们也仅仅是动听而已。因为，这是“最坚决地参与干涉中国的斗争”吗？绝对不是，这是麻痹工人阶级的警惕性吗？不是！是在这个问题是散布消极情绪吗？毫无疑问！这不是在英帝国主义者备战时客观上（在英国方面也是主观上的）帮助它们吗？当然是，而且是毫无疑问的。
　　你们比较一下，库西宁使用库西宁式的波塞尔主义的语言就英俄委员会问题夸夸其谈了些什么。这种两面手法是从哪儿来的？这种税签^[1]的把戏不应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玩弄，应该到边境城市的海关去玩弄。我们必须禁止玩弄这种不正当的有失体面的把戏。
　　让我们继续听听布哈林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革命事态的发展，证实了最近一次（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对中国革命动力问题所作的分析。共产国际执委会特别强调指出，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第七次扩大全会指出的关于资产阶级必然脱离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并转向反革命方面的论断。”

　　上海和武汉的工人如果有机会读到，四月事件的发展竟然与布哈林同志为中国革命预先规定的历史行进路线完全一致，那他们定会感到非常惊奇。人们还能想象比这更丑恶的漫画和更可笑的学究气吗？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被在国民党这个联合党中占有领导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战胜的，因为共产党在一切决定性问题上都服从这个联合党的组织纪律。这次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工人和世界大多数工人来说，仿佛是一声晴天霹雳，而在这次政变以后通过的决议说：这一切都是按照布哈林的英明论断发生的。这确实是闻所未闻的怪论。
　　这个诊断在这里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所谓的诊断在现有的条件下意味着什么？充其量不过就是下面这句空话：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定阶段必将脱离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把这种陈词滥调称为英明的“论断”，实际上是贬低马克思主义。这种陈词滥调没有一次划清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的界限。如果你们问问考茨基、奥托·鲍威尔和唐恩，那么，得到的回答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联合不可能永久维持。唐恩不久前还在他的蹙（蹩）脚的报纸上胡乱吹嘘这一点呢。
　　但是，问题的实质是：说资产阶级必然脱离民族革命，是一回事，而说资产阶级必须夺取革命的领导权，夺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欺骗工人阶级，进而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打败工人阶级，把它淹没在血泊中，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布哈林决议中的全部哲学的基础就是将这两个诊断相提并论。然而这意味着取消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观点之间的根本对立。
　　下面我们来看看，列宁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

　　“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客，都是用诺言来‘满足’人民，都多次愚弄过工人。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赞助资产阶级，——取消派中的一些政治草包这样说道。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们不要相信空话，只有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1917年3月）”^[2]

　　布尔什维克对资产阶级的必然进攻早有先见之明，所以布尔什维克的重点，就是尽快地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尽可能彻底放弃对资产阶级的信任，以最广泛的形式尽快团结和武装群众，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农民群众的革命起义。
　　而孟什维克在预见到资产阶级的所谓进攻以后，其政策则着眼于尽可能推迟这个时刻的到来，因为他们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宁愿牺牲无产阶级政策和组织的独立性，向工人灌输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宣扬政治上自我克制的必要性。为了保持与伟大的罢工发起人波塞尔的联盟，有人不惜奢谈亲密的联系和政治上的一致，美化这个波塞尔；而为了维持与中国资产阶级的所谓联合，有人不惜翻新花样，粉饰资产阶级，从而使资阶级政客得以更容易地愚弄群众。
　　不错，这样一来，的确能推迟资产阶级的进攻时间，但是，资产阶级却利用这段时间来反对无产阶级；它凭借其巨大的社会优势篡夺领导权，武装嫡系部队，在政治上、军事上阻止无产阶级的武装。一旦取得成功，就在发生首次严重冲突时开始反革命大屠杀。
　　同志们，是资产阶级被抛弃还是它抛弃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是两码事。这是革命要走的两条道路。革命走哪条道路能取得胜利呢？列宁指出的以往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所走的最正确道路是：

　　“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政客，都是用诺言来‘满足’人民，都多次愚弄过工人。”

　　领导者的错误观念使中国资产阶级走这条道路是更困难了还是更容易了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更容易了。
　　为了防止资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批判关于四个阶级联合的卑劣理论，把它视为是对中国革命的真正的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背叛。我们这么做了吗？没有做，恰恰相反。
　　现在，我没有时间对革命的发展和意见分歧的激化进行历史的论述，布哈林却拥有充分的条件这样做。做得那么全面又那么漏洞百出。我一直打算在党或国际的理论刊物上进行这种早该进行的论述，可惜布哈林只在人家没有条件给予恰如其分的，即实事求是和证据确凿的回答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
　　今天我只说以下几点就足够了：
　　1． 3月16日，即蒋介石实行政变以前不足一个月，《真理报》的一篇社论指责反对派，说准备叛变的资产阶级按照反对派的样子窃据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真理报》不是向中国工人澄清这个事实，而是愤怒地否定这个事实。它声称，蒋介石是服从国民党的纪律的，就好像反对阶级在革命迅猛发展的时候就能服从联合党的政治纪律似的。同时还要指出，如果正像什麦拉里的夸夸其谈那样，反对派确实对官方的路线什么也不应该说，那么，布哈林在一年来的演说和文章中，为何只要一涉及中国革命最迫切的问题，就连篇累牍地指控反对派？
　　如果时间允许，我想在这里宣读拉狄克致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这封信重复了他去年7月一封信的内容。这第二封信是去年9月写的，信中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最迫切的问题。
　　2． 4月5日，即蒋介石政变前的一星期，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拒绝了拉狄克的意见，并再次声明，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那些警告缺乏根据，我们要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然后像一只挤干的柠檬把它扔掉。斯大林的通篇讲话是安抚和平息大家的不满，是麻痹我们党和中国党。当时有几千名同志听了这个讲话。这是4月5日的事，确实，讲话的论点并不像布哈林强调的那么出色。斯大林讲话的这个速记记录从未发表过，因为几天以后，那只被挤干的柠檬就夺取了政权和军队。我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员， 完全有要权要求得到这个讲话的速记记录。但是我的努力和尝试纯属徒劳。同志们，现在你们不妨试试，也许你们幸运一些。可我表示怀疑。斯大林的这个被封锁的速记记录不需要其它文件就能揭露官方路线的错误，并证明，断言上海事件和广州事件正好“证实”了斯大林一周前在莫斯科维护的路线，是多么不合时宜。
　　3． 中央委员收到了它派往中国的三位同志3月17日寄来的报告。这个文件十分重要，真实地描述了共产国际的路线的执行情况。用这个文件的话说，鲍罗廷一会儿像右派国民党人，一会儿像左派国民党人，就是不像共产党人。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变成了国民党人：他们破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它的独立组织，特别是它的武装；他们认为自己的神圣义务就是把无产阶级的武装压缩在最小的范围内。上帝保佑，无产阶级手握钢枪却害怕徘徊在各阶级之上的国民革命这个巨大幽灵。你们可以要求得到这个文件！读一读，研究研究，以免盲目投票。
　　我还可以向你们列举几十篇最近一年半至两年的这类文章、讲话和文件。我愿意随时写出这方面的书面材料，对各种数据和文件作出极为精确的说明。不过，上面所说的也足以证明，所谓事件证实了当时的“论断”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让我们翻开决议，继续往下看：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在革命的前一时期，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更有甚者，布哈林今天竟然还断言，马尔丁诺夫关于国民政府是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这一著名论断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缺陷，即马尔丁诺夫没有强调领导联合政府的是资产阶级。好一个微不足道的缺陷！可惜马尔丁诺夫的杰作还有其他的错误。马尔丁诺夫在他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中非常坦率而又明确地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是（不是！）资产阶级政府，而是（而是！）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这是他那篇圣文中的白纸黑字。
　　那么，究竟什么叫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呢？你们以前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见过这个术语吗？如果说资产阶级将被压迫的各阶层引导到自己的旗帜下并在自己领导下夺取政权，那么，这就不是联合，而是资产阶级对压迫阶级的政治剥削。然而，民族革命是进步的！你们反对？当然，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也是进步的。但是，它的进步性所依赖的条件不是各阶级的经济联合，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经济剥削。凡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谈阶级斗争只谈阶级联合的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和平幻想的预言者。凡是为强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实行政治剥削的进步性而奢谈四个阶级联合的人，都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因为这里本来就存在着机会主义者、“调和主义者”和和平幻想的鼓吹者的政治作用。
　　国民党的问题与此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布哈林所制造的混乱是一个地道的政治魔术。说什么国民党是一种“特殊形式”，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形式，只有蓝色旗和蓝色烟幕能说明它的特殊性，总而言之，谁不理解这种极其复杂的“特殊性”（我们不能理解，因为这恰好就是布哈林认为的“特殊性”），谁就丝毫不能理解中国革命。但是，布哈林本人所理解的东西，用布哈林的话说别人是绝对无法理解的。国民党是一个政党，而且是革命时代的政党，它只有作为政党才能为人所理解。这个党在最近一个时期内没有体现出“四个阶级的联合”，而是体现了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其中包括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我们不能滥用“联合”这个词，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尤其不能滥用这个词。就政治方面而言，联合是对某种合作取得相互谅解的“平等”的双方结成联盟的代名词。遗憾的是，无论过去和现在，中国都不是这种情况。共产党是一个由民族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党的下属组成部分。去年5月，共产党甚至承担了义务，不批判孙中山的学说，即不批判不仅反对帝国主义也反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学说。
　　这个“特殊”的国民党掌握了关于执政党实行独裁的学说，并面对共产党人从中得出一条结论：“闭嘴吧！”，因为在俄国，据他们说，也只有一个党在领导革命。
　　在我们这里，党的专政（理论上被斯大林完全错误地否定了）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的代名词。在中国我们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国民党的专政不仅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而且也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资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派和激进派支持下，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农民阶级的起义，依靠人民群众和革命力量加强了自己的实力。我们容忍了这些，我们使它轻易走到了前台，即使现在，我们也还要认可这一点，因为我们在奢谈国民党的特殊性，唯独不向无产阶级指明隐藏在这种“特殊性”后面的卑鄙的阶级手腕。
　　党的专政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须绝对保证自己的党的独立性，而且要不惜任何代价确保这种独立性，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个时期是一个受约束的政党。它从未有过自己的一份报纸。你们设想一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在革命中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它过去没有，而且至今还没有一份自己的日报？因为国民党不同意。我们能容忍这些吗？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政治上被解除了武装。于是布哈林就喊道，退出国民党！为什么？难道你们想说共产党作为政党在“革命的”国民党内部难以生存吗？继续留在真正革命的国民党内，这一点我可以接受，条件是给共产党以完全的政治和组织活动的自由，保留一个供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活动的可靠基础。
　　关于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所要具备的政治条件，在季诺维也夫的提纲中，其次在我的提纲（39条）中先后分第一、二、三、……列举得非常清楚。这就是继续留在国民党左翼的条件。如果布哈林同志主张无条件地，即千方百计地不惜任何代价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那我们不敢苟同。
　　（勒麦列插话：革命时期留在哪里？）
　　不惜任何代价维持一种联合或一种联合的组织形式，势必导致向合作者屈膝。英俄委员会的柏林会议已经向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
　　共产党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创办一家自己的完全独立的日报，这样它才能作为政党真正开始生存和活动。
　　我们继续往下看决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取消主义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革命的危机是一次持久的失败。”

　　我们在我们的论述中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这一点。我当然认为这次失败是巨大的。而试图缩小这次失败，只会妨碍对中国党的教育。
　　至于这次失败是否会持久，持续多久，今天谁也无法作出明确的预测。总之，我们的论述是以无产阶级具备克服这次失败的可能性为出发点。但是，我们制定正确的政策是克服这次失败的先决条件。党的领袖陈独秀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真理报》新近已发表）中所维护的政策，在革命政府和土地革命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是极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全力以赴地纠正中国党和我们党在这两个最重大问题上的政策，那么，失败将会加深，会持久地压在中国劳动人民的身上。我在我的提纲的关于陈独秀同志讲话的补充部分，已经谈了这方面最必要的问题。在这里我就不多谈了，仅指出一些提纲和列举一些其他文件。我曾答应宣读拉狄克致中央委员会的信，可惜我已来不及在这里驳斥那些“放弃”中东铁路等等非常轻率、非常荒唐的说法了。布哈林和我一样，没有这方面的任何文件，因为这个问题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只进行了非常肤浅的讨论。
　　（布哈林：否定这一点是不知羞耻）
　　只要给我三分钟，我就立即来驳斥这个知道羞耻的布哈林，因为他所说的纯属谎言。我当时的唯一建议，用鲁祖塔克的话说，是我们方面的一项声明。鲁祖塔克说，这条铁路将暂时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布哈林就因此对鲁祖塔克展开了猛烈抨击。当时我们在这个声明中坦率地、严肃地重复了我们在北京决议中所说的话：在中国人民建设其自己的民主、统一的政府时，我们将以最优惠的条件把这条铁路自愿地高兴地移交给中国人民。政治局曾经说过，不，在这种时候，一个这样的声明将被认为是软弱的标志，我们将在一个月以后发表这个声明。我当时虽然没有同意，但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这事只经过一次短暂的讨论，后来才作了些可怜的不切实际的修改，尔后弄成了一个比较体面的东西，分发给了党的组织和各个支部，并在见诸报端时加上了不切实际的按语。总而言之，最近，这已成了我们这里的习惯。
　　主席：托洛茨基同志，我提醒您注意，您还有八分钟讲话时间。主席团给了您四十五分钟时间，如要延长，我必须提请全体会议作出决定。
　　勒麦列：此外，我请求全体会议拒绝某些抵毁和说布哈林不知羞耻的言论，这是我至今遇到的最卑鄙的事。
　　托洛茨基：如果指责我不知羞耻，而我说的是那些知道羞耻的人，那么，人们可以向我提出抗议。其实，说别人不知羞耻的是你们，我一贯只说知道羞耻。
　　主席：我急切请求您不要再使用这类词语，您别以为您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
　　托洛茨基：我很佩服主席这种客观态度，并撤回“知道羞耻”这个有涉嫌疑的词。
　　我已没有时间宣读拉狄克的信了，如果我有第二次发言的机会，我再向大家宣读。拉狄克的信是取得我和季诺维也夫的完全同意后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提出了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最迫切的问题，而党的政治局没有给予复信。所以我只想在这里就中国革命的严重失败造成的总的政治后果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布哈林同志曾试图将张伯伦破坏外交关系一事作为证明。我已说说过，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我们四面受敌，而布哈林和其他一些同志当时参加了一次党的讨论，以求寻找摆脱困境的正确道路。一个革命党无论是在困境中还是在顺利时，都不能放弃形势分析和为自己的政策得出必要结论的权利。我再说一遍，一条错误的政策在顺利时可能不致产生什么危险，而一条错误的政策在逆境中将是致命的。
　　意见分歧大吗？很大，非常大，非常重要！意见分歧在最近一年中扩大了，这是无可争议的。一年前，谁也不相信英俄委员会会签署柏林决议，谁也不相信《真理报》会发表关于四个阶级联合的哲学，谁也不会相信斯大林会像库西宁昨天玩弄签署把戏那样出示那只被挤干的柠檬。为什么事态的发展竟会如此迅速？因为错误的路线受了去年两大事件——英国的大罢工和中国革命的支配。
　　现在有些同志说（这种声音我们以后肯定还会听到）：矛盾激化了，这必然分裂为两个政党。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两个伟大的事件已向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教训。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存在着严重的向右滑的危险趋势。不过，我们要充分相信布尔什维主义和那两个伟大事件的力量，坚决果断地粉碎任何关于分裂的预言。
　　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是错误的，同时也是极端危险的。它们掩盖了问题的最重要之点，其潜在危险是，我们不仅无法弥补已经失去的东西，而且还将失去很多时间。
　　1．我们不该对退出国民党的想法（这一点人们并没有提出来）一再提出警告，而是应该将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看得高于其他一切，高于留在国民党内的考虑。必须创办一家自己的日报，对国民党左派也要进行无情的批判。
　　2．将土地革命延期到军事上有把握确保领土完整的时候进行，这是陈独秀的思想，必须正式给予批判。这个纲领是非常危险的。
　　3．将政府的改造延缓至军事上胜利后进行，这是陈独秀的第二个思想。它对革命同样是极端危险的。武汉最高联合政府还不是革命的政府。对它抱任何幻想或进行任何宣传，就等于葬送革命。只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士兵苏维埃才能为革命政府提供基础。
　　当然，武汉政府必将这样或那样地“顺应”苏联，或者消失。
　　4．共产党和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联合非但必须保持，而且应该在广泛协商的基础上扩大和巩固。
　　5．谁谈论工人武装，却不允许工人组成苏维埃，谁就不是真正的谈论武装。如果革命继续发展（我们对此充满信心），那么，工人要求成立苏维埃的愿望将会日益强烈。我们必须准备、加强、扩大这个运动，但不是像决议中所说的那样，阻挠和阻碍这个运动。
　　6．人们无法将中国革命进行下去，因为有人在促进相当严重的向右转，并且以布尔什维主义为幌子，玩弄税签把戏，贩卖孟什维克的走私货，——库西宁同志昨天就叫卖了一个小时之久，而另一方面，来自左派的真正革命的忠告却遭到窒息。
　　布哈林的决议是错误而危险的。它导致左派遭到了突然袭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硝烟中可能而且必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所以不可能接受这个决议。我们党和整个共产国际也不能将这个决议宣布为自己的决议。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必须由整个共产国际进行坦率的、客观的讨论。这种讨论（但愿它政治上也那么激烈）不应在任何恶意的、个人的攻讦和诽谤声中进行。所有文件、讲话、提纲和文章都必须向国际的各个支部公开发表。
　　中国革命不应遭到掩盖、封锁和禁锢。

^[1] 因边境海关的税签通用于边境双方，故此借税签讽喻两面手法。——译者注

^[2] 参看《列宁全集》第23卷第313-314页。——译者注 

关于合法工作与不合法工作的结合

关于合法工作与不合法工作的结合

　　52. 在每一个共产党的日常生活中，党的职能的改变都是与革命进程的各个阶段相适应的。但是，合法的党所应具有的党的结构与不合法的党的结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差别。
　　必须把一个党组织得使它永远能够迅速适应战斗环境的变迁。
　　共产党必须发展成这样一个战斗组织，它既能避免与集中在一点上的敌人优势力量发生公开的冲突，又能利用这个敌人行动迟缓的特性和攻击它最没有意料到会受攻击的一点。党组织的一种绝大错误是只考虑如何举行起义和进行巷战，或者仅仅注意到最感棘手之处。共产党人必须在一切情况下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经常做好战斗准备，因为高潮或低潮时期常常几乎是不可能预见的；但是，甚至在可以预见的时候，也未必就能利用这种预见来改变党的组织，因为变化常常发生在极短促的时间之内，甚至常常是完全出乎意外的。
　　53. 资本主义国家内各合法的共产党，一般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党在认真准备革命起义、武装斗争以及一般的不合法斗争方面所负的任务。
　　把整个党组织得只能长期进行合法活动，和只能采取符合日常合法斗争的要求的形式，这是过份片面的做法。
　　相反，不合法的党则常常不能充分利用合法活动的机会，来建立与革命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工作就会陷于空洞的密谋，劳而无功。
　　以上两种做法都是错误的。每一个合法的共产党都必须善于保持最大限度的战斗准备，甚至在处于地下状态时也应该这样。特别是在革命行动即将开始时，必须做好这项工作。而每一个不合法的共产党也应当竭力利用合法的工人运动得一切机会，以期通过大力展开党的工作，使自己成为广大革命群众的组织者和真正的领袖。不论在什么地方，合法的以及不合法的工作的领导权必须由统一的党中央掌握。
　　54. 不论在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党内，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工作常常被理解为建立和保持一个与党的其他工作和组织隔绝开来的、关起门来办事的纯粹军事性的组织。这种想法无疑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在革命前的时期里，我们的战斗组织，主要应该通过共产党的一般工作来加以建立。整个的党必须完全成为进行革命的战斗组织。
　　在革命前过早地建立起孤立的革命军事组织，是很容易趋于瓦解和失败的，因为它难以做出什么直接有益于党的工作。
　　55. 对于一个不合法的党来说，在发表一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言论时，自然必须掩护自己的党员和各级组织，不要因为进行登记、草率地征收党费和散发材料把他们暴露出来。不合法的党不能像合法的党那样利用公开组织的形式来进行秘密活动。但它可以不断学习这种做法。
　　为了不让可疑的或不可靠的份子混入党内，必须采取一切预防办法。究竟采取某种办法才算合适，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党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要看它是在迅速发展还是处于停顿状态。在有些地方和在一定的情况下，收到良好效果的一种办法是先接收为预备党员。按照这种办法，然后再根据他完成党交给的工作的情况转为正式党员。
　　资产阶级必然会把间谍和奸细派入不合法的组织。对此，必须极其慎重和耐心地加以防止。
　　进行这种斗争的方法是把合法的活动和不合法的活动充分结合起来。通过长时间的合法革命工作，一般就可以很好地考验出谁是十分可靠、勇敢、忠诚、坚强和机警的，就可以让他办理他所能胜任的不合法工作。
　　合法的群众性政党必须坚持不懈并且日益加强地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武装起来，机警行事（例如，妥善隐匿住址，按照一般办法销毁信件，妥善保存必要的文件，教会联络人员如何进行秘密工作，等等）。
　　56. 因此，我们的党的一般工作的安排，必须做到还在革命以前，就要把符合现阶段革命需要的战斗组织的根基打得扎扎实实。特别重要的是共产党执行机关在进行领导工作时必须经常考虑到这种需要，并且尽可能使自己对这种需要预先就有一个明确的看法。诚然，这种预先的看法永远不会是十分全面和明确的。但绝不能以此作为理由而忽视共产党组织领得工作中的这一重大要点。
　　因为在进行公开的革命运动时，共产党的职能是会在党的生活中发生巨大变化的，所以甚至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党也会遇到一些十分困难和复杂的任务。可能会要在几天之内动员我们的党采取军事行动。而且需要动员的还不单单是党，甚至还有它的后备队及同情者的组织，也许还有全部民兵（Landsturm）及没有组织起来的革命群众。组织正规红军的问题，在这个时候还根本谈不到。我们必须在没有先行建成军队的情况下，单单依靠党所领导的群众来取得胜利；因此，如果我们党不是预先就很好地组织起来应付这种局面的话，那么即使进行了最英勇的斗争，也可能是无济于事的。
　　57. 如果在革命的形势下，常常就可以看到革命中央执行机关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现象。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在下层机构的组织任务方面做出巨大的成绩，而在大本营却呈现一片秩序紊乱、举棋不定的混乱景象。甚至可以看到缺乏最基本的分工的情况。联络工作常常做得特别糟，以致得不偿失，令人无法信赖。秘密邮递、秘密运输、秘密机关驻在地和秘密印刷所，在需要时，往往是碰运气办事。这样，处心积虑的敌人的任何挑衅，便都大有成功的可能。
　　如果领导革命的党事先没有为此而建立起专门机构，那么情况就只能如此。军事侦察工作需要有专门的技能和知识；对付政府警察的反间谍工作，也是如此。
　　秘密联络机构只有在长期和经常使用之后，才能正确地和迅速地行使职能。在所有这些专业化的革命工作领域内，每一个共产党都需要做好即使是最低限度的秘密准备工作。
　　在这些工作领域中，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要在安排工作时考虑到究竟应该设立什么样的机构，那么这种必要的机构就可以通过完全合法的活动而得到发展；例如，秘密联络机构（专件送递工作、秘密邮递工作、秘密机关驻在地、秘密运输等等）只要通过妥善安排合法传单及其他政论文章和书信的分发，也可以得到发展。
　　58. 总之，共产党的组织员必须预先看到每一个党员、每一个革命工作者在革命时期作为我们战斗组织中的一名士兵将起的历史作用。因此，事先就要把他们列入最适合于他们将来的地位和作战兵种的队伍，并使他们担任与此相适应的工作。
　　但是，他们今天所进行的活动，当然也就应该对今天的斗争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任何一种为实际工作者今天所不能理解的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都是要不得的。但是，这种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却应当成为解决明天的最后斗争中的重大任务的一种锻炼。

来源：《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一册》（贝拉库恩编）1965年三联书店出版

关于党的组织的一般结构

关于党的组织的一般结构

　　43. 在扩大和巩固党的组织时，不应当形式地从地理上来考虑计划方案，而必须注意到国内某一地区的实际经济和政治特点以及交通技术条件。必须把重点放在主要城市和大工业工人群众的中心地区。
　　在建立新党时，常常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立即在全国铺开整个党组织网的愿望。虽然党的力量还极其有限，却被分散地投到全国各地。这样做就会削弱党的吸引力和妨碍党的发展。诚然，几年之后党可能建立起高度发展的官僚主义系统，但同时它却常常不能在国内哪怕在一个主要工业城市中奠定牢固的基础。
　　44. 为使党的活动达到尽可能高度的集中，按照公式主义的阶梯制度来建立党的领导机关，即设立层次众多的上下级机关，这是不合适的。必须做到以每一个大城市（及政治经济生活中心和交通枢纽）为出发点，向四周地区和这一城市的政治经济管辖地域分布组织网。主要城市中的党委会是这个地区的领导机关，它领导区内的全部组织工作，指导区内党的政治活动，它必须同主要城市内的党员劳动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
　　由地方党代表会议或地方党代表大会选出并经党中央批准的该地区的组织员，必须定期参加主要城市内党的生活。地方党委会必须经常从主要城市的党员中挑选干部来充实党的工作人员，以便使担任本地区内政治领导工作的党委会同本区主要城市的广大党员群众保持紧密的血肉联系。在进一步发展党组织的形式时，必须努力做到使担任领导工作的地方党委会同时也就是本地区主要城市的政治领导机关。这样一来，领导各个地区组织的党委会便将与中央委员会一起在整个党组织中起真正的领导机关的作用。
　　地方党委会所辖的地域当然不一定要同本地区的疆界一致。主要是应使地方党委会能够统一领导本地区内的一切地方组织。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应该把地区划小，成立新的地方党委会。
　　同时，在幅员辽阔的大国里，党当然还需要有一些一般的联系机关，来使中央委员会同各级地方委员会（省委员会、区委员会等等），地方的领导机关同各级地方组织（分区机关或分段机关）联系起来。诚然，在某些情况下，让这种联系机关中的某一个机关（例如党员人数众多的大城市中的一个领导机关）担任领导工作，可能是合适的。但一般地说来，这种违反集中制的做法应该避免。
　　45. 整个党受共产国际领导。共产国际所做出的涉及到参加共产国际的某党的那些指示和决议，或者（1）发给该党整个中央委员会，或者（2）通过中央委员会发给经管某项专门工作的中央机关，或者（3）发给各级党组织。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是各党所必须执行的，当然也是每一个党员所必须执行的。
　　党的政策和日常活动，由领导机关通过它的两个局根据各自的职责分别进行指导。这个核心领导机关应定期召开党中央领导机关全体大会，以便做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别重要的决议。同时，为了对于一般形势、党的实际情况以及党的意志和活动能力获得正确的看法，在选举党中央机关时必须重视国内各部分的意见，因为它们是会提出各种切实可行的建议的。根据同样的理由，在选举中央机关时也不应当忽视策略上的重大分歧，相反，这些分歧在中央机关里也应当有所表现，在中央机关的组成人员中也应当有持少数意见的优秀代表者。但是核心领导机关应尽可能持有统一的观点，以便能够对党进行坚强而且可靠的领导，这里不仅要凭借自己的威信，而且也要凭借中央领导机关内一定的多数，甚至强大的多数。
　　党中央机关包括较为广泛的组成人员，特别是对于处于合法地位的群众性政党，就能在短期内为党中央建立严格的纪律和取得党员群众的绝对信任奠定良好的基础，此外并能迅速发觉党的负责人员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不健康的和动摇的现象，然后加以纠正和克服。这样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防止党内这种病态现象的发展，因而也就可以避免在将来的党代表大会上采取那种可能产生惨重后果的不得已措施来医治这种病态现象。
　　46. 党的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或扩大中央委员会）对党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中央委员会以及核心领导机关通常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但代表大会认为适当时，可以委托中央机关从本身成员中选出核心领导机关：政治局和组织局。
　　47. 一切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委会，都要在内部实行合理的分工，以便最有效地领导党的工作。同时，许多工作部门可能还需要设立各种专门领导机关（例如领导宣传工作、推广定期报刊、工会斗争、妇女工作、政治红十字会工作、情报工作、联系工作等等）。每一专门领导机关或者由中央领导机关领导，或者由地方党委会领导。
　　担任领导工作的地方党委会直至最高级的党的中央领导机关，都应对所属各委员会的活动和人员编制以及它们是否正确履行职责实行监督。在党的工作部门中担任常任职务的一切党员，都直接由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委会领导。交流专职党员（如编辑人员、宣传员、组织员等），包括更换工作和调动地区，是适宜的，但以不给党的工作带来很多的困难为限。编辑人员和宣传员也应当参加某一工人小组的定期的党的工作。
　　48. 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也像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一样，随时可以要求一切共产党组织及其机关和个别党员提供详尽的情报。必须让中央领导机关的代表和特派员参加一切会议，并享有否决权和发言权。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应经常派定特派员若干人，以便对地方机关和分段机关发出指示和通知，指示和通知不仅可以采取政治性和组织性的书面文件（指令和通报）的形式，而且也可以采取直接口头的方式。
　　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地方委员会都应设有由久经锻炼和富有经验的党员同志组成的检查委员会，负责监督出纳和会计工作，并定期向扩大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任何一个党组织和机关以及个别党员，都有权随时直接向党或共产国际的中央领导机关提出意见、建议或申诉。
　　49. 党的领导机关的指示和决议是各所属各级组织和每一党员所必须执行的。
　　领导机关负有防止领导人员玩忽职务和滥用职全的责任和义务，但对此只能在形式上做出部分的规定。领导机关的责任在形式上规定得越少（例如在处于非法地位的党内），它们便越加要听取其他党员的意见，力求经常获得可靠的情报，而且只有在经过全面和慎重讨论之后才能做出决定。
　　50. 党员在当众发表言论时，必须永远表现出自己是个战斗组织中的一个遵守纪律的成员。如果在某一问题上对于做法是否正确发生意见分歧时，他们就应当尽可能在当众发表意见之前，先在党组织内进行协商，然后再根据所做的决定行事。但是，为使党的每一项决议都能被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努力执行，就应当尽可能吸引更多党员群众来讨论和解决每一项问题。各级党组织必须决定，某一项问题是否应由个别同志公开地进行讨论，以及讨论的形式和范围（在报刊上或印成小册子）。如果党组织或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按照其他成员的看法甚至是错误的，这些同志在当众发表谈话时也不应该忘记，削弱或者破坏队伍的统一，是一种最要不得的违反纪律现象和革命斗争中最要不得的错误。
　　捍卫共产党，首先是捍卫共产国际，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切敌人，是每一个党员的崇高义务。谁要是忘掉这一点，甚或当众攻击党或攻击共产国际，谁就是党的敌人。
　　51. 在制定党章时必须毫不迟延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甚至在党章和各党以往做出的决议必须加以修改时，也应当这样做。

关于党报

关于党报

　　36. 共产党的报刊必须不断地得到发展和改进。
　　任何一种报纸如果不服从党的指示，就不能被承认是共产党的机关报。这个原则在不违背党的刊物在科学、宣传或其他方面所负的使命的条件下，必须很好地贯彻于党的一切刊物：如杂志、报纸、小册子等等。
　　党应当注意使报纸办得多，但更应当注意使报纸办得好。每一个共产党首先要有一份办得很好的中央机关报，最好是日报。
　　37. 共产党报纸绝不应当变成像资产阶级报纸、以及所谓“社会党”报指那样的资本主义企业。我们的报纸必须保持独立，而不依靠资本主义信贷机构。对于那些处于合法地位的群众性政党来说，妥善组织广告业务（这项工作大大有助于报纸经费的维持），绝不能使报纸落到要靠大广告订户来维持的地步。相反，我们的机关报在一切有关无产阶级和社会的问题上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才大大有助于为自己建立极高的威信。我们的报纸也不应投“大众”之所好，供他们欣赏惊人消息或消遣之用；不应当为图挤入沙龙而甘愿容忍小资产阶级文学家和名记者的批评。
　　38. 共产党的报纸首先要关心被剥削者和斗争中的工人的利益。它应当是我们的优秀宣传员和鼓动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指导员。
　　我们的报纸应当负责搜集全体党员的宝贵经验，并把这种经验传授给他们，作为不断检查和改进共产党工作方法的指导方针。这种经验应当在全国编辑人员会议上进行交流，同时，通过交换意见，在会上尽量取得全党报刊的一致步调和方向。这样，党的报刊以及每一份报纸都将成为我们革命活动的优秀组织者。
　　如果共产党报纸，特别是主要的报纸不进行这种总结性的和有意识的组织工作，那么，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合理的分工就未必能实现，党的历史任务因而也就未必能够完成。
　　39. 共产党报纸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共产主义的企业，即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成为革命工人、报社的全体固定工作人员、排字工人、印刷人员、行政工作人员、报刊推广和分发人员、为党报搜集地方材料并在支部讨论和整理这种材料的通讯员等等的集体。
　　为使党报成为这种战斗组织和生气勃勃的共产主义的集体，就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实际措施。
　　每一个共产党人只要对党报有所贡献，为党报工作，他就同整个报纸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党报就是他日常使用的武器，但这项武器必须每天重加锤炼和磨砺，使之锐利适用。只有不断得到大量的物质和资金捐助，共产党报纸才能存在。如果合法的群众性共产党的报纸还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并在组织上巩固起来，还不能独立存在并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物质支柱，党员就必须不断关心为报纸筹集经费，使报纸在组织上巩固起来并得到改进。
　　但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仅是成为报纸经费的热心募集者和报纸的鼓动者，那是不够的，他还应当成为报纸的得力人员。他所在的企业的党团或支部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一切从社会观点或经济观点来看是值得注意的事件，从劳动事故直到工厂大会，从虐待徒工直到企业工作报告，所有这些都应当尽快地向报纸报导。工会中的党团必须搜集本工会的大会和书记处的一切重要决议和措施以及有关敌人活动的特殊消息，送给报社。会场上和街道上的所见所闻，都能使热心从事党的工作的人员观察和判断各项细微事物，而报纸上登载这种消息，也就可以使不关心周围事务的工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出我们同各种生活需要的联系。
　　编辑委员会正应当以特别殷切和热烈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有关工人生活和工人组织的报导，或者是以简明新闻的形式把它登载出来，使报纸成为一个接近生活和生气勃勃的劳动团体，或者是用这种实例来阐释共产主义学说，这是使广大工人群众了解伟大共产主义思想的一种最好方式。编辑委员会应当尽可能在适当的时间主动同那些来访的工人们谈话，倾听他们的愿望和对生活重担的诉苦，并且仔细将其记录下来，用以活跃报指的内容。
　　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的任何一种报纸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劳动团体。但即使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根据这种原则来组织革命的工人报纸却是有可能的。我们的俄国同志们在1912-1913年办《真理报》的实例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份报纸实际上是当时帝俄各主要中心地区有觉悟的革命工人的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这些同志在一起编辑、印刷和推广这份报纸，同时，他们大多数人当然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必要的钱来作为经费。而报纸提供给他们的则是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是当时他们的运动中所需要的东西，而且今天仍然有助于他们进行劳动和斗争的东西。这种报纸，对党员来说和许多其他的革命工人来说，才能真正地成为“自己的报纸”。
　　40. 直接参加党所领导的运动，是战斗的共产主义报刊固有的特色。当党的活动集中于某项运动的时候，党报就应当用自己的全部版面来报导这项运动，而不仅是发表些指导性政论文章而已。编辑部应当从各处搜集材料来支持运动，并根据这种材料确定整个报纸的适当的版面和适当的加工方式。
　　41. 我们的报纸征求订户的工作，必须经常不断地进行。首先要善于利用工人参加运动的一切机会，或者社会生活因某种政治或经济事件而发生动荡的时机。比如说，在发生某一次较大的罢工或同盟歇业时，报纸曾经公开地和有力地保卫斗争中的工人们的利益，而在这种罢工或同盟歇业结束之后，就必须立即着手向曾经参加罢工的每一个工人分别征求订户。不仅要在罢工时向企业和工会的共产党党团散发订阅的小册子和进行宣传，而且必须尽可能在参加斗争的工人的住所大力展开挨户宣传鼓动工作。
　　同样地，还必须在任何一次引起工人群众政治兴趣的选举运动结束之后，指派专门人员有计划地在无产阶级住区进行挨户宣传。
　　在政治危机或经济危机还潜伏着的时候（这种危机会通过物价高涨和失业等现象而使广大工人群众感觉到），必须在宣传上妥善地利用这种现象，然后用一切办法通过工会的党团，找到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详细名单，以便通过访问向他们分别征求订户。经验证明，这种经常性的征求订户工作，最好是在每月的最后一周进行。每一个地方小组，如果在一年内有一个月没有利用最后一周，这就是一种严重的失误时机。
　　报纸推广员不应当放过任何一次工人集会和示威运动，或不去利用集会或示威运动开始和结束以及中间休息时间进行征求订户的工作。
　　在支部和工厂党团的每次集会以及工厂大会上，工会的党团也负有这种责任。
　　42. 党员还应当经常保卫报纸不受一切敌人的破坏。
　　全体党员必须对资本主义报刊进行严厉的斗争。必须揭露和痛斥它的背叛性、虚伪性和卑鄙的沉默态度。
　　必须经常采取攻势以战胜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党的报刊，但不应变为浅薄的派别论战。必须揭露他们企图用许多日常生活的实例来掩盖大量矛盾的背叛行为。工会及其他组织中我们的党团必须竭力通过组织措施，使工会及其他工人组织的成员摆脱这些社会民主党报刊的那种足以引起人们思想混乱和意气消沉的影响。不论在住处或企业内为我们报纸进行征求订户工作时，都必须对社会党叛徒的报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