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3日 星期二

叶向农:城市游击战式的人民战争是当代中国革命的出路

叶 向 农

工言同志谈到的几个突破口都很在理,现补充几条,供大家讨论:

1.中国农村的游击环境已经不如当初.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最大的遗产就是那些长线投资项目,而当初的农田基本建设就是其中的一条: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在80年代初把农民搞活,根子就在这农田基本建设上.毛泽东时代的农田基本建设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今后在农村打游击比较困难.相反,如今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比历史上什么时候都要高,这一特点一定要充分加以发挥和利用.这一特点将注定反动派不敢也不能以现代阵地战的办法来镇压革命运(活)动,因为,如果他们发疯了,他们将不仅会疯到革命人民的头上,也会疯到反革命人民的头上.比方说上海,如果上海同时在100个不同的地点发生3-5人为小组的游击暴动,反动派绝对不可能派轰炸机去狂轰滥炸,因为他们轰炸的结果将主要是炸他们自己,所以,反动派只能以地面部队来解决问题.一旦双方在地面捉迷藏,如今城市的回旋余地比农村大,而且在万不得以的情况下,同归于尽的威胁力比农村大.也许有人会说,"六四"不是被他们以阵地战的方式镇压了吗?" 我想这种说法用不着去回答,因为六四学生根本就没有想过要革命,而邓小平的镇压部队在这这一群手无寸铁的秀才面前,横着打也好,竖着打也好,没有打不赢的道理.但如果把六四的主人翁,
由手无寸铁的敢愿在狼面前当羊的学生换成有一定革命觉悟的训练有素的游击队员,我看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当然了,在西南地区的山区,还是有很大的游击空间.我并不是说要放弃农村,我的意思是不要放弃城市,相反,要充分利用反动派的每一个致命弱点来发展革命事业.

2.要清醒的认识到群众中的消极问题.作为一个革命的推动角色,首先要强调的是发动群众,而不是依靠群众.只有在革命领导力量比较成形之后,才有资格去"依靠群众".抗大的林校长在七大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不要以为老百姓都和我们一样,天天讲革命,天天干革命,他们关心的还是如何耕作,如何好收成...".我想林彪的这句话至少得到了毛主席的谅解,否则,林应该早就摔下来了,而不会等到九大以后才摔下来.倒过来看看,毛主席他们在七大的时候,已经有部分江山做后盾,已经可以拦路设,已经可以发行货币,已经可以征税收费了,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候,他们这班人依然会做出如此的感慨,我们革命人民在没有扎实发展自身的基础上,只有发动群众的机会,绝无可能"依靠群众"---即使你想要靠也靠不上任何有代表意义的群众.

还有些人经常跟我们提一个比较幼稚的想法,那就是想方设法往反动派的内部渗透,我给他们的标准答案是,"在自身队伍没有扎扎实实的建设好之前,你还没有去渗透他们之前,他们很可能已经把你渗透的干干净净了!".

所以,要把自身队伍的建设放在第一位的第一位,否则,只有被别人统战的份,只有被别人渗透的份,只有被别人发动的份,而没有统战别人的份,没有渗透别人的份,没有发动别人的份.一句话,要发展自身的队伍.尽管没有条件开黄埔军校、抗大,也要以黄埔、抗大为榜样、为目标.

3.要充分应用现代科技.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从实验室偷一块TTL电路板就算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了,但如今,绝大部分的芯片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很多军用产品,人们都可以私下生产,只是那些产品不能使用,因为全世界各地的反动派都在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去反对别人生产这些东西,进而保护他们自己的同类生产.比方说,在美国integrate一台小wattage的雷达,RadioShack的parts就差不多了,但美国政府不允许
你去测试和使用它,因为他们有很多的license规定.但这些都是在"次反动"历史条件下的妥协,即反动派在不允许人民干这、干那的同时,给人民以基本的生活出路,而老百姓则以服从反动派的规定而换取其生存权.但如果反动派连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也剥夺的时候,反动派的这个规定和那个法律将统统变成废纸,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能力比什么时候都强,而如今那些只有政府才有而人民没有的技术实在太少了,这方面的优势也要充分发挥.

当然了,即使革命队伍拥有数百颗核弹头,最终的解决办法还是要回到政治上头来,但我要强调的是,革命积极分子不要忽视这些技术问题.当初的红军也曾削尖了脑袋去抢国军的发报机嘛!

4.从理论宣传上,可能要再完善一点.前几年,因为国际、国内的反毛分子太猖獗,所以我们跟他们顶着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如今,国内的下岗工人越来越多,很多人,正如工言原文所讲,已经通过邓小平的官僚资本主义这部反面教材,学到了很多常识.过去宣传的侧重点是资本主义如何糟糕及官僚资本主义如何反动,今后要重点宣传社会主义如何地好,为什么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根本出路.要做好这一宣传,我们有必要大大方方地检讨和承认在过去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失误和错误,比方说,在过去确实存在流氓无产阶级消极怠工和吃拿社会主义的问题,另外,那些流氓官僚主义现象也确实很严重[注:"流氓官僚主义"系指那些在红时代永远拥护他们的红上级,在黑时代永远拥护他们的黑上级的,以永远拥护为手段,以吃拿人民群众为实际内容的下流官僚中的官僚主义现象].当初深受其苦的不仅仅是那些靠边站的老九阶层,很多劳动人民也被剥夺过.所以,只有我们拿出解决这些
问题的理论和办法出来,这样人民才口服、心服地支持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并对他们自己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信心.

抛砖引玉.要更多地讨论战略问题.战术问题没有必要公开讨论.

2013年9月2日 星期一

民主革命的愿景与对共政策

中国民主大同盟

   历史被推到现在的节点上,中国是必须要来一次真正的革命了。我们说的是真正的革命,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假革命。不是从专制到专制,从暴政到暴政的恶性循环。真正的革命,既不是从封建专制到封建专制或从政党专制到政党专制的复辟,也不是从封建专制到政党专制或从政党专制到别的什么专制的开辟。而一个世纪左右前共产党的所谓革命,就是一次假革命,是一次打着革命旗号的专制暴政的开辟;是一次从家天下到党天下的演绎和过渡——从封建专制到政党专制。

   所谓社会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是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代名词。都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翻版和变种,其骨子里仍然是专制。专制必然实行暴政,所以共产党的暴政是愈演愈烈。因为专制政权不仅只能靠暴力来获得,而且也只能靠暴力来维持。专制君主及其家族也好,专制政党及其党羽也好,它们掌握和把持国家政权从来就没有人民(公民)的授权,而是它们自己用刀枪棍棒给自己授权的。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不是选举出政权,“打江山,坐江山”是也。

   • 一场真正的革命,那就是要革除旧思想,焕发新思想;打破旧秩序,确定新秩序;废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我们将要进行的民主大革命就是这样一次革命,是要将共产专制制度转换成人民(公民)民主制度;将血腥残暴的马列斗争文化置换成平和良善的竞争文化;将高压维稳弱肉强食的丛林秩序转化成自由竞争弱势强帮的文明法则。一句话,就是将专制暴政转化成民主宪政。这就是我们进行民主大革命的根本愿景和终极目标。
   •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要质疑,国民革命也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为目标的,结果不也走向专制了吗?是的,国民革命发展到后来,的确因为种种主客观原因,事实上走上了一党专制的道路,直至国民党败走台湾,到上世纪80年代,国民党蒋家王朝七八分被迫两三分主动地放弃了一党专制才算结束。我们现在必须要严重关切的大问题——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才能避免让革命误入歧途,以至于重蹈国民党当年的覆辙。
   • 要想使革命一开始就不偏离方向,我们必须深刻总结国民党的教训。
   • 深刻分析,简单说来,国民党滑向专制有这么几个根本原因。
   • 一是国民党的政治诉求里没有明确的民主指向。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里只有“民权”,没有“民主”。这使得国民革命更像是一场以暴制暴的“维权运动”和“夺权运动”。当国民党通过暴力手段击垮朝廷夺得政权以后,一党独大,没有了任何制约力量,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官员也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大量侵犯民权,甚至于以国家犯罪的形式大肆掠夺和伤害民权。出现这一罪恶的根源在于“一党独大”。
   • 二是国民党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一路高歌猛进,对清廷的进攻犹如摧枯拉朽,使得革命“成功”以后,没有了民主的基本要素——与之抗衡的政党或政治集团。当年清廷是二百年朝廷,一朝溃散。既没留下个什么“爱新觉罗党”,也没留下个什么“叶赫那拉党”。国民党在革命时也没个得力的“兄弟党”,所以,一旦革命“成功”,居然成了独孤求败——没有对手。所以,国民党政权滑向专制暴政的罪恶根源除了“一党独大”还是“一党独大”。
   • 三是当共产党壮大到一定时候,没有适时主动与之达成民主治国的妥协,而是妄图继续保持“一党独大”,实行一党专政,错过了实现民主宪政的大好时机。
   • 一个党,一旦成了老子天下第一,就不大容易容忍异己力量的出现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退居台湾后仍不吸取“专制独裁必遭革命”的惨痛教训,继续冥顽不化,对台湾实行铁血统治。至今我们还可以想见当年雷震等人鄙弃高官厚禄,冒着坐牢和杀头的风险,欲把国民党拉回到民主的轨道上来,毅然决然地开展“组党运动”的悲壮情景。可惜!痛心!雷震等人的英勇义举遭到了蒋介石的无情镇压!!可是,历史的车轮还没转到半圈,蒋经国政权就抵挡不住了,无可奈何地将“专制”让位给了“民主”。这当然是值得我们欣慰和庆幸的。
   • 我们理清了上面的思想脉络,就应该清楚地知道我们的革命愿景了。我们的愿景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民主自由,是要实现中国的民主宪政,而不是图“打江山,坐江山”。
   • 真正的民主是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旗鼓相当的政党在民主宪法的框架下参与争夺政权的公开竞选。
   • 基于此,我们革命的愿景就可能出现两种情景:一是革命到一定时候,革命势力壮大到足以与中共抗衡,迫使中共分裂成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并让中共感到有被革命清除历史舞台的严重危机,这时我们革命并不穷追猛打,赶尽杀绝,而是故意给共产党留一条生路,团结共产党的进步势力右派,压服、清除或消灭共产党的保守势力左派,迫使共产党放弃“四个坚持”,也就是放弃一党专制独裁,承认民主自由的法则,同我们一道将中国转变成宪政民主的国家,这时我们非常乐意与新型的共产党或改叫别的什么党做政治对手,在民主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则下,接受人民(公民)的选择。也就说迫使共产党改旗易帜,改弦易辙。二是共产党铁石心肠,木瓜脑袋,顽固坚持铁血统治,对抗革命,血腥镇压革命,那么,中国共产党最后的结局就会比前苏联共产党更惨。当然,根据我们对形势的观察和分析,我们认为出现第一种情形的可能性大,而出现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小。
   • 如果出现第二种情形,那么就只有革命阵营里的兄弟党来参与竞选了。所以当代民主大革命,革命阵营一开始就应该是一个革命政党的联合体,而不只是一个革命政党。但这个联合体应当是以两三个大的政党为主体的。
   • 说到这里,人们也许有一个深深的忧虑或担心,那就是一个革命政党的联合体和一个革命政党的革命效力问题。也就是涉及到革命的动力问题,这个担心大可不必。因为任何一个革命政党都必须在革命的过程中来发展壮大。也就是说你对革命的贡献越大,你这个政党也就会发展得越好,获得民众的认可度也就大,影响力也就大,将来在竞选中赢得政权的把握才越大。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革命政党联合体里的每个革命政党都是具有强大的革命原动力的。一个革命政党可以对旧专制形成“尖刀”式的杀伤力,但一个革命政党的联合体可以从不同角度对旧专制形成合围之势。
   • 现在中国的暴力革命派和非暴力革命派,改革派和改良派都在研究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来完成中国的民主转型。也就是如何才能用最小的代价使民主革命获得成功。作为革命派来讲,我们当然不想看到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进行所谓的革命时互相残酷厮杀的惨烈场景重演,但既然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我们仍然离不了文武两手的准备,而且两手都要用上。我们既不是暴力革命派,也不是非暴力革命派,简单说,我们是革命派。革命派的真实意图和愿景是要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用最小的代价换取共产党对专制独裁的放弃和对民主宪政的认同。
   • 我们以前就明确地表示过,当代中国民主大革命,不是以扫除共产党为目的,更不是以杀害共产党人为快事,而是以实现中国的民主宪政为依归。所以,革命应当有一个正确的“对共政策”。现我们提出几条基本的对共政策,供中国当代民主革命运动的各党各派参考:
   • 一.欢迎任何共产党人任何时候在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的情况下加入到民主革命运动的阵营中来。
   • 二.欢迎中共当局的党、政、军、警各系统各单位以及各企、事业单位的非共产党员和准备退出共产党加入革命阵营的人士尽量掌握所在系统和单位的全面工作情况,特别是熟悉本质工作和相关业务工作,注意各种档案材料的掌握与保管,防止别有用心的人搞破坏,一旦中共专制政权倒台,未来的民主政府建设将首先依靠你们来运作,以顺利完成过渡。也就是说,你们将成为未来民主政府的事务官。更欢迎你们加入到各民主政党里参与未来的公平竞选,以成为民主政府的政务官。
   • 三.对那些因共产专制政权倒台或即将倒台而气急败坏、恼羞成怒的顽固保守分子和死硬分子采取的各种破坏活动,特别是对财政税收、金融保险、交通运输、海关码头、医疗卫生,教育科研、电信通讯、广播电视、电力能源、警察监狱、武装部队和其它事关国计民生的企事业单位进行破坏的犯罪分子,将严惩不贷。对保护有功者应给予奖励。
   • 四.对那些因受到中共当局威逼利诱而成为中共专制暴政的帮凶的,特别是对革命造成巨大危害的非共产党人,将追究其政治责任和刑事责任。
   • 五. 对那些靠贪污受贿和权力寻租获得巨额财富的中共官员和官员家属、亲戚、朋友,革命时将不以革命手段没收或剥夺他们的财产,但未来的民主政府将通过立法的形式向他们征收特别资产税。也就是说,我们采取既给他们利用社会财富继续创造社会财富的前途,同时也让他们为社会做出应有的回报,为民主政权的建立和运转做出应有的贡献。
   • 六.对那些没有参与镇压民主革命的中共党、政、军、警以及各企、事业单位的官员和一般人士不采取革命的手段,革命成功以后也不实施逮捕和判刑。对那些顽固坚持共产专制暴政,对革命实行严酷镇压的反民主、反和平、反人类的战争罪犯,我们将毫不留情毫不手软地对其实施革命。
   • 七.对及时宣布军队国家化或非党化的中共部队,将来民主政府将依法对其进行改编,并重新列装即可。像这样的部队,所有官兵都将成为历史的功臣,成为民主大革命的功臣,成为民主政府建设的功臣,应予以表扬和嘉奖。
   • 八.对因民智未开,立场不稳,曾左右摇摆的公民大众,只要最终拥护了民主宪政,或不再对民主政权做实质性破坏,应不予追究其政治责任和刑事责任。决不因其反对过革命而对其实施打击。
   • 九.人民大众参与的各种保险在未来的民主社会里仍然有效,不受政权演变的影响。
   • 十.不予追究政治责任和刑事责任的中共人士,其参与的各种保险在未来的民主社会里仍然有效,不受政权演变的影响。

2013年9月1日 星期日

彭明《民主工程》辑要

中国革命复兴党理论与政策研究小组

   编者注:本辑要为了更集中和更准确地表达彭明《民主工程》一文的主要思想,我们在文章的篇幅结构上做了调整,文字方面也有少许删除和改动,目的是为了以最小的篇幅力图体现出《民主工程》一文的原意。彭明现在仍然在狱中,本辑要的发表,未经他本人的审核和同意,如有不妥之处,尚希见谅。 
   一. 概括地讲,强权政治的领袖集团, 是军人挂帅、强人当道的集团。他们无疑都是当时社会的“政治能量份子”或“边缘人”。他们往往经险丰富、意志坚定、刚愎自用、处事果决、反危机或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较强,加上敏感多疑,在镇压敌对者时能做到心不跳、眼不眨、手不软。但在有效治理国家方面,却缺乏相应的能力,也不愿启用比他们能力强的集团以外的人士。他们的教育背境和文化背境, 他们所经历的残酷的斗争历程, 他们所处的险恶人际环境,均决定了民主理念在他们的意识中很难占据重要地位。让他们认同民主价值并遵守民主规则, 等于让野狼遵守羊群的规则。他们在与其它政治势力或派别打交道及他们之间相互打交道时,只认实力,不认道理,也不认法律。
   二. 传统民运可分为三个类别,即理论研究、人权活动、政治斗争。现在,绝大多数民运人士从事的是理论研究和人权活动,而非政治斗争。因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斗争,都是有政权诉求并且付诸行动的。无论国内、国外,当前最缺乏的正是政治斗争以及从事政治斗争的专门人才。
   一些自由派学者或自由知识份子,因为学术观点和信仰与当局相佐,或曾遭受当局的打压、封杀而被逼走上民运道路,成为民运领袖群体中仅次于民运斗士的重要组成部份。与民运斗士相比,他们的理论功底厚实,但往往意志薄弱,经受不住残酷的打击和挫折,容易发生动摇,也缺乏面对严峻的政治现实从事实际民主政治运作的手腕,以及实际的斗争领导经验。
   民运人士在长期的抗争中,不断产生分化:有的因慑服镇压而改弦更张,有的因金钱诱惑而弃政从商,有的因看破红尘而厌世弃俗,有的因“韬光养晦”而远走他乡,有的因前景悲观而灰心丧气。最后坚持下来的人,几乎都有被长期监禁和打压的痛苦经历、身心受到过严厉摧残和考验、但却仍不改初衷、意志异常顽强的人。
   传统意义上的民运人士,其组成主体多为自由知识份子、人权活动份子、民权斗士等,较少职业政治家、职业军官、资深情报专家等。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可以说是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带兵。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都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情怀,热衷于理念层面的争论和坐而论道,不擅长战略、制度、技术等层面的探求和实践;热衷于公开作秀,不喜欢也不擅长组织建设的行政管理和地下斗争,难耐寂寞;喜欢平起平坐、独往独来,难以忍受组织体系的纪律约束,难以接受服从观念。一句话,管理这些人的成本极高,实不上算。
   民运领袖们认为,暴力手段不仅违背民主的初衷,而且在现代社会根本就不具备运用的条件;如果强行采用,必然遭致更惨重的失败,监禁或杀头。何况,在民运领袖群体和主要依靠力量中,完全缺乏运用暴力手段进行实际操作的风险型人才。因此,他们拒绝采用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持续的武装斗争的形式。但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被迫采取抛砖头、烧汽车等有限的、自发的、短暂的街头暴力或准暴力手段。
   由以上不难得出结论:民运人士作为一个整体,不是民主工程的主体依靠力量,他们基本上是不可利用、不可合作的。当前民运道路除了改弦更张,实无它途可走。所谓改弦更张,笔者建议:利用领袖优势、调整诉求内容、变更运作手段。
   民运作为旗帜,已扛了20多年,勿需讳言,迄今这面旗帜已经臭了,烂了,且难以修复或修复成本过高了。这面旗帜已无任何感召力,有的只是耻辱。靠这面旗帜几乎不再可能获得有关利益集团和阶层的实质性的支持。如果有人在感情上难以割舍,情有独钟,或还能从中获得一些小利,愿意继续扛这面旗帜,扛下去也无妨。但如果要实施民主工程,实行改朝换代,则必须抛弃这面旗帜,另打新旗帜。但不排除,(1)与少数同理念、明事理、懂规则、干实事的民运朋友个人加盟合作;(2)与部份民运组织和人士进行短期的项目性的合作;(3)与多数民运组织和人士建立长期的但却是松散的反共联盟关系。
   三. 民主工程作为一个改朝换代的的巨型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以百万、甚至以千万人的参与或卷入,但其中起决定性的中坚作用的主体依靠力量,却是一个不太大的群体。这批人的组成成份及来源,是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及取舍是否正确,从技术和策略层面上讲,关乎民主工程的成败。
   青年学生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缺乏坚定的意志,极容易被当局镇压或收服。尤其是“6.4”之后,当局吸取教训,加强对大学生的控制和腐蚀(引导学生逐利并远离民主政治理念),加上流动性强 ——几年后便毕业,他们越来越难以成为可依靠的重要力量或对象。
   产业工人由于当局的严厉镇压,也不敢参加有政治诉求的公开活动。就是参加一些纯经济诉求型的活动,也是小心翼翼,而且只要当局稍加镇压或在经济上稍稍满足一点要求(如补发一个月工资或每人先发180元钱),便立即散伙瓦解,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力,形不成有组织的政治集团。
   自由知识分子本来人数就少,居住又分散,而且缺乏类似学校、工厂、企业那种有形组织体系的联系和约束,加上生性无拘无束、缺乏纪律、不善合作,且胆小多变,也不大可能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他们成为政治个体户倒很有可能。
   因此,民运工程主要依靠的力量,由三种人组成:一是极欲出人头地的野心家;二是伺机报仇雪恨的含冤者;三是几近穷途未路的亡命徒。
   应该吸纳的人包括:杀人越货的强盗、恶盈满贯的地痞、满盘皆输的赌徒、好吃懒做的光棍、不学无术的混混、欠租不交的无赖、身无分文的乞丐、目不识丁的文盲、反抗婚姻的男女、不孝父母的逆子等一系列社会底层人,他们是革命集团的主要来源和基层政权的中坚力量。另外,被主流社会所抛弃的、愤世嫉俗的、不得志的、甚至生活无着的各类文人或知识份子,往往也会成为重点吸纳的对象。
   勿庸置疑,上述这几类人对现实社会几乎都怀有较强烈的仇恨心态,他们的征服欲、反抗意志、报复心理均极强。他们往往偏激好斗、无所顾忌,很容易被煽动起革命的激情并铤而走险。尤其是地痞无赖,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更是如此。以他们为基础和主体所组成的战斗集体,在与其他社会层次较高人士所组成的政治团体的较量中,总是胜券在握。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兵书上早有定论:“两强相遇勇者胜”,俗语亦云:“赤脚的不怕穿鞋的”。细究,民主工程夺权成功的一个极重要秘诀就是:边缘人与底层人的有机结合。
   纵观中国历代政权更迭史和强人发迹史,他们发展力量或曰拉队伍的手法不外乎是:(1)游说志同道合者加盟,(2)吸引走投无路者投靠,(3)蒙哄不明真相者入伙,(4)胁迫身不由己者跟从。
   史料证明,所有成功者都是上述四种手法同时采用,并且以后面两种手法为主,这是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的秘诀或真谛之一所在。不明白这一点,就不能算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而只能算是一介书生或一个天真的政治爱好者。而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在国内拉队伍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具体做法不用在此讨论了。
   夺权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支持,尤其是大国的支持。可以负责任地说,若没有日本和西方的支持,国民党不可能推翻满清并逐步巩固民国政权;若没有苏联的支持,共产党不可能推翻民国建立大陆共产政权。大国的支持是高强度的、全方位的,包括外交承认、人才培训、财政援助、军火供应、情报提供、顾问指导、关键时刻的直接出兵,等等。
   四. 为了保证革命团体的效率和稳定,利益刺激和违规惩戒是必须有的。也就是说,你如果忠心耿耿、勤奋工作、成绩卓著、甚至做出了某种牺牲,你一定会得到多方面的巨大的长期稳定的回报,你会感到投身民主工程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投资;你如果背叛、懈怠、犯规,你也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戒。让商业规则和政治规则同时起作用。
   民主工程所要做的,是以新兴的弱小的民主力量去力图摧毁并取代陈旧的、庞大的中共政权。这是一场典型的以小搏大的战役。用系统论的术语描述,中共政权是一个复杂系统,民主工程当前所建立的政治实体无疑是一个简单系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陈平教授认为,简单系统是有可能打败复杂系统的,关键在于简单系统必须比复杂系统更有效率,因而更具有战斗力。显然,简单系统要更有效率更有战斗力,必须决策更果断、执行更快速、监督更有效、反馈更灵敏。一句话,动员成本和管理成本必须更低。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比中共更集权,更不择手段。等推翻了中共,再实行分权制衡。显然,这一观点是很难被民运人士所接受的。所以,仅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民运的失败也是注定无疑的。
   理论研究和历史事实均证明,在力量对比悬殊不太大的两个阵营武装对垒中,谁的权独裁程度高,谁就处于体制上的优势地位,谁就更有可能获胜。因为单从效率角度讲,集权独裁的程度与效率,成正比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和经验教训。即当一个新起的、较弱的势力向现存的、较强的势力挑战时,你必须先遵从他早已制定并正在遵循的规则(即使你认为这个规则不好),并按这个规则的标准比他做得更彻底、更有过之无不及。换句话说,如果他独裁,你比他更独裁;如果他狠毒,你比他更狠毒。反之,如果他民主,你比他更民主;他仁慈,你比他更仁慈(如民主国家各政党之间竞选的做法),这才有可能战胜他。等你战胜了他,再去改变规则或确立新规则不迟。反之,若他独裁,而你民主,则必然失败。
   五. 民主工程的旗帜与口号
   民主工程所要挑战的对象是中共政权,这是一场极不对称的、以小搏大的政治较量。要想赢得这场战役,除了我在《民主工程的主体依靠力量》一文中所讲的,简单系统打败复杂系统所需要的条件等因素外,而获得一些有实力的反中共的政治实体的实质性支持,也是极为重要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要获得他们的支持,就必须与他们作一笔政治交易。我们所能开出的交换条件就是,承诺一旦我们成功,将部份、甚至绝大部份满足他们的政治诉求。这是很正常的事。真实的政治就是如此,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必感情用事。根据民主工程的总体设计,为了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未来中国的国体结构为联邦制,国号即为中国联邦。无论从战略的高度还是从战术的角度,无论从长远的利益还是从眼前的算计,我们都毫无选择地必须打联邦牌或联邦旗帜。
 旗帜是针对精英的。旗帜是理念的浓缩。旗帜的语言要求新颖、准确、精练。它应载明基本的政治纲领和独特的政治诉求,概念清晰,指向明确,同时又包含丰富的内涵,具备足够的空间。换言之,旗帜的语言是这样一句话:它让人看一眼就难以忘怀,就能明白其真谛所在,就能使志同道合者产生共识和认同感。
   口号则是针对公众的。口号是行动的号角。口号的语言要求通俗、上口、易记。它应提出能够满足多数公众强烈需求的政治承诺和主张,唤起人们对未来新社会和新政权的憧憬和希望,读来令人无比振奋,使人产生强烈的弃旧图新和跃跃欲试之感,达到凝聚人心并催生行动之功效。
   五 通过武装斗争并且付出巨大流血牺牲为代价,推翻一个旧的独裁政权后而建立起来一个新的独裁政权,这个新的独裁政权不大可能在短时期内(数十年的时间尺度内),通过和平的方式转变为民主政体。
   武装斗争是夺取政权的有效手段。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确是至理名言。国民党和共产党走上武装夺权的红色道路,并非两党创始人的初衷。 
   暴力手段不可取,但暴力手段却有效;民运道路走不通,但民运领袖却有用;和平道路亦不通,但和平诉求最可取。既然已经走过的红、蓝、绿三条道路都不行,那就只能另辟蹊径,另择它色。掺和红、蓝、绿三色而成的灰色道路,也许是可考虑的新的选择。 形象地讲,灰色道路就是:“ 既动嘴、又动脚、也动手 ”。
(彭明《民主工程》辑要 全文完

2013年8月1日 星期四

華 夏 復 國 告 白

王雍罡

編者按旅歐中國民運人士王雍罡先生的這篇「華夏復國告白」,有新意,有文采,也飽含著激情和理性。或許,正是因為作者對他的「民運」深情難掩,更寄托著極高的期望,他的筆下才會如此地令人深思吧……

(一)

  華夏復國,不是組織,也不是啟蒙運動,而是一場屬於回歸文明的新運動。她來自於民運,却不同於民運,是民運的新開端,而非與之分標揚道。所以華夏復國就是民運!她是民運根脉的延伸,如同人是父母根脉的延伸一樣;但民運不一定是華夏復國,如同父母不一定是其兒女的道理一樣。
  有人問,華夏復國來自於民運,但其與民運之間,究竟有那些不同?我們大致可以告白,他倆之間,有以下六個不同:
  一、民運是啟蒙運動。但她隨著國門打開,中外交流,互聯網信息,和大批出國人員深造、移民和旅游;又目睹蘇聯諸國和東歐諸國的自我解體後,使之經過十幾年回歸後的民主改革,皆發生了巨大變化;再加上長期以來的人民,在中共的暴政統治下,歷經了各種恐怖運動,深受其害;尤其是六四開槍,當前的大腐敗,和鎮壓法輪功等宗教人士,迫使麻木的人民,不得不醒悟,由此徹底看清了中共,故爾,當今的民眾,不再需要太多的啟蒙,而是需要一個真理──「接下來該怎麼做」。然我們却明白這一點,所以在人民醒來之時,不再繼續嘮叨啟蒙,而是直截了當地告訴人民,你們要拋弃各種幻想,進行華夏復國,重走原先民主共和之路。這就是第一個不同。

  二、民運長期以來,因種種原因,側重邊緣政治。譬如熱衷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口號的邊緣政治;熱衷呼籲、聲明、譴責,抗議等行動的邊緣政治;熱衷暴力和非暴力、民主改良和黨國修憲等爭論的邊緣政治。而華夏復國人士,則有所不同,她注重中心政治,直接提出『回歸民主共和』這一專一性的民主目標。中心政治,如同主糧和飲水,而視邊緣政治,則為菜肴和飲料。人無主食和飲水,無法果腹和生存;人無菜肴和飲料,難以下肚和解渴。中心政治和邊緣政治的關係,也是同樣道理。我們若要成功,在這當前的眼下,不是側重邊緣政治,而是應該注重中心政治;這與國內特殊情况下的維權運動,完全是二碼事。但誰主張放弃和輕視邊緣政治,同樣在犯新的政治錯誤;屬於另一種愚蠢的表現。邊緣政治是重要的政治,但她不是主要的政治,所以我們一貫認同和支持邊緣政治;祇是在當今目前,以中心政治為重,而以邊緣政治為輔。這就是第二個不同。

  三、民運之中,有不少旁門左道的中心政治,譬如,提倡『主義救國』論;或提倡農民起義式的『推倒重來』論(即主張重建一個『由我制定』的私家國);或提倡為黨國改良預備,以及為自己將來預備『新憲政』論等。而華夏復國,則與之恰恰相反,她公開反對『各種西洋主義』救國論,提出『民主共和』救國論;公開反對『推倒重來』私家國論,提出回歸『民主共和』公家國論;公開反對替黨國、或為自己預備『新憲政』論,提出使用現存的、經過百年考驗的『民主憲政』論。這就是我們第三個不同。

  四、民運之中,魚龍混雜。其中有不少人,即不信仰聖賢偉人,也不信守中華道品,使其不良水分太多,尤其在民運中,沒有政治大旗,造成各人各說自己的主張,各人個做自己的事;從而產生分裂和內鬥,並被某些人吹捧為:這就是民主,這就是自由。導致她五花八門,難以成事,遭人非議甚多。而我們多數之人,信仰中華偉人,信守中華道品;視孫中山為自己的先生,視新中國為自己的目標;視『自强不息,謙謙之德』這一中華紳士的風格,為自己做人的基本準則;並提出這三個回歸,即回歸中華祖先的共和精神,回歸中華祖先的道德文化,回歸中華民國公家國的民主共和與民主憲政;把她作為我華夏復國的大旗,使之軒高醒目,眾望所歸。這就是第四個不同。

  五、民運的精神,就是求民主,反共黨。但有些人的反共,是文革叛亂精神的反共,他借民主的名義,懷疑一切,而無的放矢;反對一切,而無所顧忌;唯我獨大,過分看重名利,如憤青怒老,內心有種種私恨、埋怨和不服。反之有些人的反共,則出於民族感情的反共,有著我中華道品的精神,所以這類勇士,反共不反華,處處有的放矢;反黨不反民,在在有所選擇;而且守道明德,善待名利,如仁人志士,內心有寬容、謙卑和仁愛。由於這二種反共,才區分出誰是華夏復國人士,所以我們這些出於民族感情的人士反共,多數之人有著中華道品的精神,讓共產黨人心服口服,讓廣大人民敬佩叫好。這就是第四個不同。

  六、民運追求的是民主。但民主這一口號,往往也給人們,常常帶來了困惑。因為在我們生活中,經常會碰到身邊這樣的人,他們時常把民主掛在嘴邊,其目的和作用,常常針對別人的,而不是對准事情的本身,更不能針對他的本人。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毛澤東、陳水遍等無數野心家,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民主口號,不時地被這些流氓利用,使之成為他們招搖撞騙的道具,或者成為他們攻擊別人的武器;人們經常因此被上當,甚至被無辜傷害,導致人民對之無法理解,甚至有些反感,使之號召,缺乏感應。而我們華夏復國人士,明白對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知道『民主』一詞,祇是屬於理念性的口號,與實質形式的民主共和,則有完全根本的不同。理念性的口號,容易被人提倡,也容易被人利用。這就是中國百年民主迷路之關鍵的問題。所以我們為了防止流氓利用民主,防止野心家濫用民主,故提倡少言『民主』二字,多言『共和』二字,讓人一下子能辨別出,我們不是口頭民主的概念人士,而是追求中心政治的復國人士。這就是第六個不同。

  因這六個不同,顯示了我們與民運不同的差別;如同顯示了母子形象不同之差別。大家知道,我們民運的民主,通常是一個很廣泛的文明概念,而不是一個專一的文明概念,所以民主二字,非常適應與社會和生活的層面,如適應在男女之間的夫妻關係上,適應在父母兒女之間的家庭關係上,適應在朋友之間、或同事之間、以及上下級之間等等的社會關係上。而華夏復國提出回歸民主共和的理念,則完全與之有所不同,它是在民主這一廣泛概念的基礎上,升級為專一的一個政治目標,即直接針對政治與制度之間的文明關係。所以這一升級之為, 就是對我民運的新補充──屬於一個正面的全新突出;使華夏復國成為民運繼往開來的新運動。

(二)

  華夏復國,之所以『來自於民運』,是因為她和民運人士一樣,都是為了愛國的反共;華夏復國之所以『不同於民運』,是因為她深愛自己祖國的同時,也深愛自己原先的國家──民主共和的新中國;華夏復國之所以『是民運繼續的新開端』,是因為她從追求民主廣泛的概念上,直接進入『回歸民主共和』這一專一的政治目標。正因為是這樣的原因,是一切來自於民運的華夏復國人士,不論他們從海內,還是在海外,因大家的信仰和信守的緣故,導致我們之間,團結和睦,少有內鬥,各自皆在【三個回歸】的大旗下,自覺地進行華夏復國;讓人刮目相看,被人稱頌讚揚;使之流傳速度,不亞於國內某宗教。

  宗教這一信仰,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而華夏復國,雖然不是信仰,但她勝過信仰,因為她是一種民族情感,屬於本能反應的追求;這種特殊情感,與生俱來,血濃與水,完全是中華基因遺傳的直接作用,所以她比宗教信仰的力量更大。但她却又不是西方那種法西斯民族主義的精神,讓人感覺有一種幼稚加極端的狂熱;其主要原因在於華夏復國,所追求的是「三個回歸」的精神,而不是追求『膨脹、復仇和擴張的法西斯精神。所以華夏復國的號召,能給人民帶來那種回歸故里的興奮,使大家的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舒坦、溫馨和盼望;即使在一旁的西洋人,也會被之感動,由此深深理解,而不再輕易說,這是「中國之威脅」;這就是『三個回歸』的精神,所起的神聖作用。

  正因為如此,華夏復國的回歸力量,完全勝過了民族主義;華夏復國的道義力量,完全勝過了共獨、蒙獨、台獨等私家國;華夏復國的特殊情感,完全勝過了宗教信仰,使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對之神聖呼喚,無法予以回避,內心不得不承認,她將代表的是我們的中華民族,而非代表某個政治黨派或集團利益;她將代表的是中華偉大的祖國,而非代表某個主義政黨的黨國;她將代表的是新中華的公家國,而非代表某個國產的私家國,或外來政權的私家國;讓民眾相信華夏復國運動,不是中共『整人』的運動,而是中華『回歸文明』的運動;不是文革『鬥爭』的運動,而是中華『恢復共和』的運動;不是共產黨「再繼續革命」的運動,而是中華「再重生復興」的運動。一言以蔽之,華夏復國運動,是要求『回歸文明、恢復共和、再重生復興』的新運動。

  而且這個新運動,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她有自己明確的信仰;她有自己可靠的信守,她有自己認可的信念;以及她有自己明確的態度、立場和理念。
  ──她的明確信仰:就是我們的中華先聖和偉人──炎黃堯舜孔孟孫等;而非外來的邪教教主──馬恩列斯毛鄧江等。
  ──她的可靠信守:就是我們祖先的共和精神,和我們中華之魂的道德文化;而非外來鬥爭的哲學,和專政的學說,以及馬列主義,包括西方其他今生明死、走馬幻燈式的各種『主義』。
  ──她的認可信念:就是追求當今文明的民主共和;一心恢復我們原先民主共和的真中國。
  ──她的公開態度,就是反對『鬥爭、反叛、專政』等馬列斯毛鄧江的極端政治;提倡的是:仁愛、昌明、共和」的炎黃堯舜孔孟孫的道德政治。
  ──她的政治立場:就是打倒中華皇帝式的集權、西方封建式的專制、和西方法西斯式的一黨專政這一三位一體相結合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決意恢復中華祖先的共和精神、中華靈魂的道德文化、和中華民國的共和文明──這一三位一體的「中華特色的現代共和體制」。
  ──她的當前理念:就是終結黨國憲法,追求民主憲政回歸。祇有這樣,才能可靠地保障邊緣政治的各種訴求。如果不是如此,即是在明天的中共黨國,容許某些邊緣政治的存在,也祇是其手上隨便玩玩的案頭物品,時刻會被中共隨手一抬,扔進廢紙樓裏;因為黨國憲法野蠻規定,「一切言行必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所以你我當要清醒這一點,時刻不可放弃自己的共和理念!

(三)

  有人問,什麼樣的人,才算華夏復國人士?我們的回答很簡單,她祇有一條標準:祇要認同【三個回歸】的人,就是華夏復國人士,而且不需要任何手續登記;因為華夏復國,她不屬於某人、某黨、某派的專利,而屬於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專利,屬於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專利;屬於每一個真中國人的專利。

  由於華夏復國『三個回歸』所產生的神聖,使之名字,讓人感到親切又溫馨;給人感覺嘹亮有氣魄。她不像『民主』口號,那麼令人興奮,却似乎讓人有些難懂;她也不像自由口號,那麼令人神往,却似乎讓人難以把握;而華夏復國爽口易懂的名字,同樣明顯地把『民主和自由』這一含義,被深深地包涵在其中,讓人一目了然,不釋自明。所以華夏復國的名字,不僅樸素自然,而且明朗正大;使人心歸神往,對之感召深深,讓人的下意識,在催奮自己的本能,要回家;要康復;要重生。

  當人迷路了,就渴望回歸;當人累傷了,就盼望恢復,這是人的本能反應,不需要人來提醒。所以本能的反應,往往勝過理性的哲言。大家知道,主義學說,又太多的理性,讓人感到太複雜,令人頭疼,難以費解。况且在今天的中國,因馬列的太多理性,使我們迷路太深,因主義的太多極端,讓我們累傷太深。因此人民對之討厭,在醒悟之後,希望回歸,而不是『繼續前進』;為此民眾對之反感,在累傷之後,盼望恢復,而不是『深入持久』。
  這就是民眾的心聲之呼,這就是時代的脉搏之跳。誰若掌握了民眾的心聲,誰若掌握了時代的脉搏,誰就是中國的新偉人。有不少反共英雄,願意做偉人,在此刻就是機會,您是馬還是驢,一溜便知。

  有人勸稱,你不用刺激,我在你的前面,再造一個新的『私家國』,你不就省力了嗎;何必再要『回歸』。殊不知,天下不論集權的私家國,還是專制的私家國,哪個不是水深火熱之迷坑。有人勸說,你不要激將法,我在你的前方,再設置一個新的『主義』,大家不就省力了嗎,何必再要『恢復』。殊不知,西洋任何的『主義』,不論是民主主義,還是自由主義等,無一不是偏向極端之學說;至於馬列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等,更是屬於【超極端】的主義學說。因此,這以上的二種說法,在今天誰還會對之相信?

  况且西洋『主義』,多數都是『內鬥、反叛、不服、標我的』添加劑。誰信仰它,誰就倒黴。共產黨信仰它,使中國人民倒了大黴;民運人士因受各種主義的影響,使我們的民運倒了大黴。我們要明白,中國不需要任何西洋主義,祇需要『民主共和和民主憲政』;祇需要三個回歸的中華道品;有了她,一切之事,就迎刃而解。反之相信各種西洋主義,除了引來互相爭鬥之外,其他的一切,則於事無補。祇是政治經驗的告白!你我當要警醒才是。

  由於主義的流毒,使某些人士的反共,並非出於中華道品的反共,而是出於「主義精神」的反叛,純屬是一種【標我】的極端表現。所以這類人多數是掃帚星,走到哪裡,反叛到哪裡。譬如這類人,總是喜歡反叛中華民國公家國;反叛中國的民主偉人孫中山;反叛中華靈魂的道德文化;反叛神、佛、基督和菩薩等聖靈;反叛其他黨派和人士,甚至反叛一起坐牢、一起革命的同仁;而且反叛同仁,往往勝過反叛中共,還有其他等等反叛。像這類嚴重匱乏中華道品的反叛者,其心態極不正常,心理極不衛生,人格極為分裂;不管這類人如何反共,却始終無法取信與人。這就是西洋『主義』,害人的鐵證。

  每當這類反叛者,在勸說我們的時候,似乎讓我們又聽到了那個熟悉的聲音,它仿佛類似黨國低沈、陰森的恐怖號角──前進、前進、再前進。同胞們,難道我們的人民,就命該如此,要像充軍發配的囚犯,跟著押送官的『主義』命令,必須無條件『前進、前進、再前進』地走下去?難道我們的百姓,就別無選擇,要像上路套車的牛馬,按著駕車人的『私家國』意圖,必須無條件『前進、前進、再前進』地跑下去?

  我們走啊走,跑啊跑,整整走了一百多年,又跑了五十多年,我們不但走得迷路團團,而且跑得傷痕累累。難道我們還要這樣繼續『走』下去嗎?或者再推倒重來,換一個新的私家國;或換一個新的主義,作同樣無休止地『跑』下去嗎?
  中共的私家國,已經帶著我們,走得太遠太遠了,而且如此紛飛迷亂,讓我們彌昏難受;中共的馬列主義,已經把我們大家傷害得太深了,而且如此極端專一,讓我們痛苦不堪。人民為此上當受騙,付出了沈重的代價,難道還要我們繼續再付出下去嗎?

  所以我們請某些反叛人士:
  ──當要體恤人民,不要因為你喜歡某『主義』,就要有意阻檔民眾的回歸,再重新誤導民眾,繼續讓其瞎走下去。請問天下民主國家,哪一個用『主義』治國的?
  ──當要體察民心,不要因為你愛搞某私家國,就要刻意阻止百姓的恢復,讓人民終身不得安寧。請問在中華民國公家國下的共獨、蒙獨、台獨等私家國,哪一個是得人心的?
  ──當要時常反省,不要再被各種主義感染,處處極端,常常『標我』,要有中華紳士的雅量,處世為人,風度翩翩,待人接物,謙德涵涵。請問如果我們沒有中華道品,這跟中共的反叛有什麼二樣?那麼將在今後,如何替代反動的中共政權?又如何開創眾望所歸的新中國?

  請你相信,人民是愚昧的,而且有時非常不可信;但你千萬記住,人民決不是弱智!在她發現迷路之時,她一定會自我渴望『回歸』;當她被多次累傷之後,她一定會自我要求『恢復』。你我作為她的兒女,應當孝順才是,在她迷路的時候,幫她『回歸』,在她累傷的時候,幫她『恢復』,而不是迷惑她,使其繼續前進;而不是催導她,使其馬不停蹄。你在此刻,反而要盡可能地想盡辦法,使其最後那麼一點氣力,盡可能地用在『回歸』的路途中,和用在『恢復』的過程中;並且儘量防止中共和其他新的野心家,對她作新的誤導性試驗,使人民剩下最後那麼的一點力氣,再被他們無辜地消耗使盡,導致她可能徹底地累垮倒下。
  ……你要清楚地知道,如果大陸不幸崩潰,這對誰都沒有好處。到時中共和有些人,將負有不可逃脫的歷史罪責;所以我們請某些人的您,不要加入這一將遭歷史嚴厲審判的行列中。
  有人又問,你們的基本言行是什麼?為此我們可以清楚地告白大家,至少在目前的形勢下:我們不信改良政治;不信黨國修憲;不極力鼓吹暴力革命,但不反對大家討論;我們不側重搞邊緣政治,而非不支持搞邊緣政治;我們決不容許『民主流氓』滋事搗亂民運和華夏復國,更不容許有人無辜傷害他人。我們不僅與蘇維埃連鎖政權的中共,決不進行任何合作;而且與紅色二鬼子黨國的偽中國,決不進行任何承認;抵制推倒重來的各種私家國;抵制各種西洋主義救中國論;反對一切推翻中華民國這一獨一無二【真中國】的反革命言行,並與分裂【真中國】的共獨、蒙獨、台獨等私家國誓不二立。同時鑑於中華道品對我們的考驗,我們將時刻崇拜自己的祖先,信仰自己的偉人;信守祖先的共和精神,弘揚祖先的道德文化;並且支持國內各種維權運動,團結一切反共愛國人士;並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們的民運,一如既往的支持邊緣政治。

我們將時刻警醒自己,決不搞頭重脚輕、虎頭蛇尾、拉幫結派、嘩眾取寵的組織;除非純熟的機會被來臨,我們才會籌建華夏復國團、或華夏復國社、或華夏復國黨,這一切將有大家來決定。我們要隨時歡迎願意認祖歸宗的海內外同胞,並且對他們要真誠友好,用華人的愛心,愛自己的華人,做到【以華愛華】這一高超的政治藝術境界,祇有這樣才能讓更多的人,自覺地加入華夏復國,為我們回歸【新中國】,添上一份屬於他炎黃子孫的力量。這就是我們基本言行的要求範圍。

  最後我們呼籲大家:我們中國的出路,不是主義救國;不是科學救國,不是唯物和金錢救國,不是推倒重來,再立新朝;而是脚踏實地的回歸民主共和,恢復民主憲政,重溫我們中華祖先共和的道德文化。這就是中國明天的唯一出路,也是我們華夏復國人士的究竟之圖!

2013年7月7日 星期日

英勇抗戰的山東軍民

英勇抗戰的山東軍民

                                    肖華



    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山東抗日根據地和晉冀魯豫、晉察冀、華中等抗日根據
地互相呼應配合,有力地堅持和發展了敵後抗日游擊戰爭,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
者;大反攻的時候,山東又是我進軍東北的重要基地之一。它的戰略地位是極為重
要的。八年抗戰期間,富於革命傳統的三千八百萬山東人民和英勇的八路軍,在中
國共產黨領導下,同生死,共患難,粉碎了日寇無數次的「掃蕩」,打退了國民黨
反動派千百次的進攻,用鮮血寫下了壯麗的詩篇!

                                     一 

    抗日戰爭爆發的前夕,為領導全國人民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實現民族解放,毛
澤東同志就號召全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抗戰
爆發,黨中央在洛川會議上,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決定在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群眾,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黨的
北方局還號召地下黨員:「脫下長衫,到游擊隊去。」山東黨組織根據這些決定和
指示,在各地積極建立和發展了「民族解放先鋒隊」、「抗日救國會」、「抗敵後
援會」等抗日團體,在各階層中間廣泛進行救亡活動,為抗日武裝起義作了思想上
組織上的準備。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寇大舉侵入山東,當地軍閥韓復□聞風而逃。在這風雨飄
搖,一片混亂的情況下,從地下和牢獄中走出來的共產黨員,從延安派來的紅軍干
部,挺身而出,帶領群眾毅然舉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當時真是登高一呼,群山響
應。抗日的烽火立即在泰山、沂蒙山、崑崙山,在黃河兩岸,在微山湖邊和渤海之
濱熊熊燃燒起來。人們抱著響往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心情,懷著對日寇的高度仇恨,
高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踴躍投入抗日洪流。一時,工人相率離開工
廠礦山,農民放下鋤頭,知識青年走出學校、家庭投筆從戎。兄弟、姐妹、師生、
同學聯袂入伍的動人事跡,真是層出不窮。

    氣勢磅礡的抗日武裝起義遍及全剩主要的有:冀魯邊區的鹽山、樂陵等地的起
義,文登縣的天福山和蓬萊、黃縣、掖縣的起義,長山縣的黑鐵山及其臨近地區的
起義,昌邑、濰縣起義,壽光縣牛頭鎮的起義;山東省委直接領導的徂徠山和附近
地區的起義;還有泰(山)西的夏張鎮、汶上地區的起義,沂水、莒縣、臨沂的起
義,沛縣、嶧縣、滕縣的起義,蘇魯豫邊境的沛縣、肖縣、豐縣、金鄉、永城的起
義,以及魯西北的冠縣、館陶、濮縣等地的起義等。

    這些揭桿而起的隊伍幾乎全是赤手空拳的。山東省委領導徂徠山起義的時候只
有兩支槍,其中還有一支打不響。後來他們收容了五個潰散的國民黨軍士兵,才增
加了五支步槍。

    絡繹而來的農民、學生,大都扛著土槍、長矛、大刀等原始武器。為了裝備自
己的子弟兵,人民大力捐獻經費和槍支。許多婦女拿出金銀首飾和多年積攢的體己
錢,交給游擊隊,購買抗日武器。這些和人民血肉相連的起義隊伍,雖然武器嚴重
不足,又極端缺乏軍事鬥爭經驗,但是從誕生那一天起,就向敵人展開了英勇的斗
爭。他們攻城奪地,扒鐵路,打車站,消滅了許多日寇和偽組織。天福山起義的抗
日游擊隊,曾冒著大風雪長途奔襲了牟平城,俘虜偽縣長以下一百七十餘人。

    當天下午他們又在城外的雷神廟和趕來反撲的日寇打了一 仗,斃傷敵五十餘名,
擊落飛機一架。泰西人民子弟兵,曾於夜間摸進界首車站,乘敵人酣睡之際,用砍
刀殺死不少鬼子。後來,山東省委根據黨中央的決定,將各地游擊隊加以改編整頓,
建立了八路軍山東縱隊。這支部隊在與日偽軍不斷的戰鬥中,逐漸成長壯大起來,戰
鬥力日益提高,裝備也逐漸得到改善。到一九三九年底,他們共作戰二千餘次,斃傷
日偽軍四萬一千餘名,克復過縣城和重要市鎮二十座。山東縱隊的創立和發展,對於
創造山東根據地和堅持山東長期抗戰,起了重要作用。

    上海,太原相繼淪陷後,毛澤東同志指出:在華北,「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
戰爭進入主要地位」,「共產黨和八路軍決心堅持華北的游擊戰爭,用以捍衛全國,
鉗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進攻」。敵後游擊戰爭的蓬勃發展,嚴重地威脅著敵人的後
方,迫使敵人在侵佔廣州、武漢之後,不得不將其主要力量轉向敵後戰常在這樣的形
勢下,黨中央決定八路軍一一五師主力挺進山東。一一五師在取得威震中外的平型關
大捷以後,又戰於平定縣的廣陽鎮,殲敵千餘。接著進入晉西地區,在午城、井溝和
汾(陽)離(石)公路連戰皆捷,粉碎了敵人西犯河防、窺伺陝北的企圖。一九三八
年,一一五 師三四三旅一部,根據黨中央決定進入冀魯邊和微山湖西等地區。第二
年春,羅榮桓同志又率師部和主力一部進入山東。

    一一五師的到來,對於堅持和發展山東的抗日游擊戰爭,對於建設山東根據地,
對於整頓和發展山東人民武裝,都起了重大作用,使山東抗日鬥爭的局面為之一新。
山東人民一聽到一一五師來了,喜形於色,奔走相告:「老八路來了!」「井岡山的
老紅軍來了!」並且踴躍加入這支久負盛名的部隊。日寇對一一五師的到來十分恐懼,
專門印發了《對一一五師作戰研究》。一一五師入魯以後,發揮了戰鬥骨幹作用,在
魯西、泰西,冀魯邊、湖西、魯南等地連續給日寇以有力的打擊。一 九三九年八月,
梁山伏擊,我以同等兵力全殲來犯的日軍一 個大隊六百餘人,繳獲野炮兩門。梁山
戰鬥後,日寇老羞成怒,糾集三千多人,汽車、坦克一百六十多輛,在各據點守備隊
的配合下,瘋狂報復,揚言如果奪不回重炮,就血洗梁山。但是我魯西軍民依托海洋
般的青紗帳,大顯身手,到處開展游擊活動,僅在一次戰鬥中就擊斃敵人二百餘名,
擊毀汽車十輛,坦克三輛,終使日寇狼狽撤走。

    由於一一五師和山東縱隊的英勇戰鬥,山東抗日根據地和人民武裝迅速擴大。到
一九四○年底,一一五師從一個旅發展到七個旅,共六萬餘人;白手起家的山東縱隊
也編為五 個旅、兩個支隊,共五萬餘人。山東全省共建立了十個專員公署和七十九
個縣的民主政權。這一歷史事實,充分顯示出: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制定的,主力
兵團和地方兵團相結合,正規軍和游擊隊、民兵相結合,武裝群眾和非武裝群眾相
結合的全民抗戰的路線,是一條唯一正確的威力無窮的路線。

    抗戰開始後,腐敗的國民黨政府,使山東的大好河山迅速淪於敵手;但是在日
寇停止了對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以後,國民黨頑固派卻又乘機鑽到山東,在蔣介石
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指導下,不打日本,專事磨擦。於是,山東我軍與日寇、
國民黨頑固派的三角鬥爭日趨激烈。山東國民黨特務頭子秦啟榮部,慘殺我八路軍
指戰員四百餘人的「太和慘案」,東北軍中的頑固派,慘害我魯南區黨委書記以下
四十餘人的「銀廠慘案」等親痛仇快的事情相繼發生。在這期間,我黨我軍高舉抗
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根據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
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一麵團結了抗日民主人士和抗日友軍合作抗戰,一面被迫
對國民黨頑固派的無理進攻進行了許多次反磨擦鬥爭,取得了很大的勝利。這樣就
進一步發動了群眾,穩定了山東抗日鬥爭的局面。後來,東北軍的第一百十一師,
不滿國民黨政府的反共、投降政策,光榮起義轉為人民武裝。另一部分則害怕日寇
「掃蕩」,狼狽逃出山東。接著我軍在冀魯豫和魯南地區打退了入魯反共的國民黨
嫡系部隊李仙洲部。從此,山東國民黨的雜牌部隊江河日下。除了潰散一些,大部
分在國民黨「曲線救國」政策指導下,投敵叛國,變成偽軍。

                                    二 

    抗戰初期,毛澤東同志就指出:「在游擊戰爭已經起來並有相當的發展之後,
特別是在敵人停止了對我全國的戰略進攻、採取保守其佔領地的方針的時候,敵人
向游擊戰爭根據地的進攻是必然的。」一九三九年開始,日寇一方面加強了對國民
黨的政治誘降,另一方面則集中大量兵力,對付我解放區戰場,至一九四一年初,
日寇把侵華兵力的百份之六十以上,用來殘酷地進攻敵後我軍。於是敵後戰場的
「掃蕩」和反「掃蕩」、「蠶食」和反「蠶食」,便成為敵我的主要鬥爭形式。在
華北,敵人連續推行「治安強化運動」,企圖用刺刀、警犬、手銬來鎮壓敵占區人
民的反抗,用頻繁的「掃蕩」和實行「燒光」、「搶光」、「殺光」的三光政策,
結合大規模的「蠶食」來摧毀我抗日根據地。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年,敵人在山
東出動千人以上的「掃蕩」共二十五次,其中萬人以上的兩次;到一九四一年和一
九四二年則增加到七十餘次,其中萬人以上的九次,至於千人以上的「掃蕩」和出
擾,無日無之,平原地區尤甚。敵人的「掃蕩」辦法一般多采勸分進合擊」,也采
取反覆平行推進的「梳篦式掃蕩」。在多次「掃蕩」失敗以後,敵人又集中更多兵
力,採取大縱深重重包圍的「鐵壁合圍」戰術。到一九四二年又發展為更殘酷毒辣
的「拉網合圍」。「拉網合圍」是敵人在敵後進行「掃蕩」的頂峰。一九四二年秋
天至一九四三年初,敵人對我魯中、膠東、湖西、冀魯邊、清河地區,都輪番進行
了萬人以上的「拉網合圍」。

    但是,真正的銅牆鐵壁是我抗日軍民。反「掃蕩」作戰中,我依照毛澤東同志
所制定的:「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
戰和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等戰略戰術原則,機動靈活地打擊敵人。一九四一年
冬,敵人以五萬重兵,對我沂蒙山區進行了兩個月之久的「鐵壁合圍」。敵人首先
襲擊了我山東縱隊領導機關駐地,緊接著又以精銳三萬,在坦克、飛機配合下,從
四面八方向我一一五師師部和山東分局駐地留田(臨沂北五十餘公里)一 帶猛犯,
同時在沂河以東蔭蔽地佈置了強大兵力,準備誘殲我向東轉移的部隊。但是敵人的
陰謀很快被我識破。我留下部分武裝堅持內線鬥爭,大部分則連夜乘隙跳到西南方
向,由內線轉到外線作戰。敵人合圍留田撲空,就分區合圍、「清剿抉剔」,企圖
追蹤我領導機關和主力部隊,破壞我根據地。這時候,我派出一部兵力,示形於敵,
在費縣東北的石蘭打了一仗。正當敵人跟蹤撲來的時候,我一一五師師部又冒著風
雪嚴寒適時轉移。第二天拂曉,剛跨過蒙陰至臨沂的公路,踏上中心區的邊緣的時
候,在原駐地響起隆隆的炮聲,表示敵人又一次撲了空。一一五師師部秘密回到中
心區,指揮轉入內線的主力一部,採取伏擊、截擊等手段,十天打了七仗。斃敵千
余;同時配合地方黨政機關,發動群眾,積極向反覆「清剿」大肆燒殺破壞的敵人
作鬥爭。在我廣大軍民連續打擊下,加之我其他區的部隊不斷出擊,迫使敵人不得
不分路撤退。一次規模空前的大「掃蕩」終於被我粉碎。

    一九四二年,敵人對膠東區的「拉網掃蕩」持續四十多天。除使用了一萬五千
余名陸軍外,還有部分海、空軍配合作戰。敵人深入我根據地後,就分成許多小股,
互相保持火力聯繫,邊壓縮、邊搜索,白天搖旗吶喊,夜晚沿合圍圈點火,控制山
頭,封鎖要道,以圖將我壓縮到牟平縣西南的馬石山狹小地區聚而殲之。這時候,
我根據地人民群眾早作好反「掃蕩」的準備,利用山頭、森林分散蔭蔽起來。主力
部隊除留少數在內線堅持外,大部以營為單位接近敵人,掌握情況,在敵人的合圍
圈即將形成的時候,突然蔭蔽地跳到敵占區或敵人已經「掃蕩」過的地方開展游擊
活動,有力地策應了中心區的反「掃蕩」。敵人撲到馬石山,才發現我領導機關和
主力部隊無影無蹤。當時有外出執行任務的一個班失去聯絡,陷於合圍圈內。他們
為掩護群眾突圍,往返衝殺數次,最後剩下三個人,在班長領導下,高呼「打倒日
本帝國主義!」

    「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拉響最後一顆手榴彈,壯烈犧牲!敵人合圍馬
石山以後,又利用膠東三面環海的地勢,沿煙(台)海(陽)公路拉成一線,向東
平推,直抵成山頭。接著又「掃蕩」了煙(台)青(島)公路以西地區。由於敵人
兵力分散,縱深單薄,我廣大軍民用「轉山頭」「鑽空隙」等辦法巧妙地擺脫了敵
人。

    反「掃蕩」期間,英雄的山東人民同敵人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根據地的每
個村莊都是堅強的堡壘。婦女、兒童,站崗放哨,盤查行人。戰時,群眾嚴密封鎖
消息,空室清野,使敵人看不到居民,找不到物資,煮飯喝水都發生困難。平原地
區的群眾,還改造了地形,挖掘了縱橫如網的抗日溝(僅清河區就挖了一千五百多
公里),使敵人的快速部隊無法行動,又便於我軍民蔭蔽活動,打擊敵人。廣大民
兵向敵人展開地雷戰、麻雀戰,或者配合我軍伏擊,擾襲敵人。各地建立了綿密的
偵察網和通訊網,使我軍對敵人的情況瞭如指掌,在作戰中發揮了高度主動性和靈
活性。群眾的熱情支援,使我軍在連續戰鬥中,仍有一定的生活保證。我軍傷病員
大部疏散在群眾家中,敵人來了,群眾就佯稱是自己的親屬,就這樣不知掩護了多
少同志。敵人「清剿抉剔」的時候,嚴刑拷打群眾,要他們供出誰是共產黨員,誰
是幹部,何處埋藏著物資;然而群眾寧肯慷慨就義,也堅決不吐露。

    山東軍民在嚴酷的鬥爭中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和無比的英雄氣概,許多氣壯
山河、可歌可泣的事跡使人永誌不忘。

    一九四一年二月,津浦路西的一一五師教導三旅兩個連,在反「掃蕩」中,為
掩護領導機關安全轉移,和超過他們十數倍的敵人奮戰終日,斃敵近千。最後由於
日寇施放毒氣,我兩連健兒全部光榮殉國;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敵寇五千人合圍博
山東部的馬鞍山,被圍的我軍一個排和敵人打了兩天,給敵重大殺傷。後來子彈打
完了,就用石頭、刺刀、槍托和敵人死拼。及至敵人蜂擁而來,排長用最後一粒子
彈自盡,戰士們高呼:「寧死不做俘虜!」一齊攜槍墜崖殉國。在山上避難的抗日
幹部家屬馮老先生目擊這一情景,就向全家人說:「不能讓鬼子活捉了去!」他和
他的女兒、兒媳,四個孫子也一同跳入深谷!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魯中我軍一個連,
在敵人飛機大炮猛烈轟擊下,憑借險要地形,在岱固山上戰鬥十 八天,牽制敵人兩
千餘,以傷七人亡二人的代價,取得斃傷日偽軍三百多人的勝利。這樣驚天地泣鬼
神的英雄事跡,不勝枚舉。

    經過敵人連續的「掃蕩」和大規模的「蠶食」,加上國民黨軍隊的夾擊,我根
據地受到很大損失,抗日軍民遭到嚴重困難。如南沂蒙縱橫不過五十公里的地區,
在一次「掃蕩」中,群眾被殺害三千多人,牲畜被搶去萬餘頭,糧食被掠奪一百六
十餘萬斤,民房被毀五千餘間。廣大人民生活極其困苦。在春天,不少地區群眾斷
炊。魯中的泰山區和魯南山區最為嚴重,軍民都雜以米糠、地瓜蔓、樹葉、草籽充
饑。一九四二 年我根據地面積縮小三分之一,部隊減員四分之一;軍械、彈藥、被
服、醫藥極端缺乏。在某些情況下,有的部隊夏天還穿著破棉襖,而冬天卻打赤腳。
許多部隊每個戰士只有幾發子彈。然而我們並未被這些困難所嚇倒,在困難面前變
得更加團結,更加樂觀。「熬過今明兩年,這一難關渡過,勝利就在前面。」「只
要百折不回地奮鬥下去,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聲音極
大地堅定了山東軍民的勝利信心。當時,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對山東工作的指示,像
黑夜裡的火炬,為我們照亮了前進的道路。

                                     三 

    正當山東戰場處於最艱苦最困難的關頭,劉少奇同志代表黨中央到了山東。幫
助中央山東分局,總結了山東抗戰四 年來的鬥爭經驗,提出了以後的鬥爭方針和任
務,並且對山東的軍事、政治鬥爭,群眾工作,統一戰線工作,黨的工作和根據地
建設等各項政策,都作了深刻的系統的指示。這些指示,對於加強山東的工作,勝
利的渡過抗戰最艱苦的階段和以後的發展,都具有重大深遠的意義,給山東抗日軍
民以極大的鼓舞。

    一九四三年三月,根據黨中央的決定,山東實行了黨的領導一元化。不久,羅
榮桓同志接任分局書記。在以羅榮桓同志為首的山東分局正確領導下,黨、政、軍、
民更加團結一致,繼續貫徹了抗戰四年總結中所提出的戰鬥任務,更有力地展開了
全面的對敵鬥爭。這時候,各地區都開展了整風運動,貫徹了精兵簡政政策,實行
了主力地方化,加強了小部隊建設;再次深入減租減息,進一步調動了廣大群眾對
敵鬥爭和生產的積極性,開展了以農業為主的大生產運動,加強了軍事工業的生產。
這些措施,為山東軍民克服困難,渡過難關,粉碎敵人的「掃蕩」和「蠶食」,恢
復和擴大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矗日寇深感大規模的軍事進攻,達不到摧毀
我抗日根據地的目的,於是又實行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特務等手段密切結
合的所謂「總力戰」,企圖用頻繁的「掃蕩」和穩扎穩打、逐步推進的「蠶食」政
策,以縮小乃至摧毀我抗日根據地。一九四○年底,敵人在我根據地周圍建立據點
一千一 百多個,控制公路五千公里;一九四二年底,敵人據點增加到二千四百多個,
公路增修到七千公里。一九四二年,敵人光在魯南就「蠶食」了蒼山、碼頭和臨沂、
郯城、邳縣廣大地區,使我魯南基本區被壓縮成「南北十餘里,東西一線連」的嚴
重情況。在平原地區,敵人以據點、碉堡為支點,構成縱橫交織的公路網,並沿點、
線修築封鎖溝、封鎖牆。在冀魯邊區,敵人就建立了四百五十六個據點,平均每兩
平方公里、八個村莊就有一個據點,封鎖溝、牆加起來共長一千三百多公里,各縣、
區、鄉都被分割成若干碎塊,每走三十 公里,要過八條公路、五條封鎖溝。真正
是:「出門見碉堡,處處是公路」,幾乎沒有一個村子不被迫向敵人繳糧、納稅,
原來的抗日根據地,完全變成抗日游擊區,我軍活動極度困難。魯中、膠東、清河、
濱海、湖西地區,同樣被敵人「蠶食」了大片地區,遭到嚴重的分割和封鎖。

    為了打退敵人的「蠶食」「封鎖」,山東我軍根據黨中央「敵進我進」的方針,
提出了「翻邊戰術」(即敵人打進我這裡來,我打到敵人那裡去),以分散的群眾
性的游擊戰爭和強大的政治攻勢反擊敵人,把鬥爭焦點引向敵占區。一九四三年是
「蠶食」與反「蠶食」最激烈的一年。敵人的「掃蕩」仍舊很頻繁。但是,進一步
動員起來的千千萬萬群眾,採用各種方式方法,向敵後之敵後進軍。結果在這一年,
我們共攻克據點三百餘處,開闢了五萬平方公里的新區,取得全殲慣匪劉桂棠(綽
號劉黑七)部和解放郯城、贛榆城等輝煌勝利。

    各地民兵在反「蠶食」鬥爭中進一步發揮了巨大威力。他們用「打、走、散、
躲」和「打賺錢仗」等戰術,廣泛開展了「麻雀戰」和地雷戰,對敵人進行擾亂,
圍困,伏擊,襲擊,取得了巨大成績。特別是地雷戰,使敵人無從捉摸,防不勝防。
在普遍開展的「飛行爆炸」運動中,民兵把大量的地雷埋到敵人的交通線上和據點
周圍,甚至敵人的營房操場裡。敵人出動時,走大路大路炸,走小路小路炸,大路
小路都不敢走,去走崖頭、山嶺、海灘和莊稼地。然而這些地方也會響起地雷。有
的地方敵人汽車出來,不得不用牛拉著石滾子在前面探路。民兵還用真假雷相結合
等辦法對付敵人的搜索。敵人起出假雷,真雷卻立時爆炸。有一次鬼子起出幾個延
期爆炸地雷,帶回放在桌子上,圍著哈哈大笑,忽然一 聲巨響,被炸得血肉橫飛。

    我小部隊、武工隊的活動,有力地打擊了敵人。遠在抗戰初期,山東就出現過
短小精悍的專在敵占區和邊緣區活動的小部隊。自從加強小部隊建設以後,又出現
了許多被譽為「懷中利劍、袖中匕首」的武工隊、游擊隊。鬥爭方法更加豐富多樣,
規模也更宏大了。在廣泛開展的小部隊武工隊的活動中,魯南鐵道游擊隊是一面鮮
明的旗幟。他們那種可以在火車急馳的時候跳上跳下的超人本領,創造了許多神話
般的奇跡。在津浦路魯南段和臨(城)棗(莊)線上,人們時常看到,急馳的火車
突然出軌,車頭忽然相撞,滿載貨物的列車忽然前後脫節。敵人補給前線的武器、
彈藥、布匹、醫藥,就這樣經過游擊隊員們的手送往根據地。有時候,敵人趕到出
事地點搜捕,然而車皮早已化為灰燼。追到微山湖邊,也只看到一片茫茫湖水。這
些列車英雄還常常出入敵占城鎮,殺敵奪槍,獵取情報,破壞敵人的倉庫,捕捉漢
奸特務,進行宣傳,開闢敵占區工作。愈演愈奇的活動方法,使敵人又怕又恨,千
方百計想消滅他們。但是,這支游擊隊進入一個地區,和他們魚水相依的群眾都嚴
密封鎖消息,站崗放哨,使他們避免了多次極其危險的襲擊。抗戰勝利的前夕,這
支部隊已經發展到兩千人,從敵人手中奪回四百多個村莊。活躍在沿海地區的海上
游擊隊,經常化裝成漁民、船工,以短槍、匕首和手榴彈殺死敵人,奪取物資,破
壞敵人的海上交通。有時候他們也挺進敵占島嶼或者潛入敵占海港襲擊敵人。敵人
常以海、陸、空軍配合「掃蕩」,他們就潛入交錯的河汊和港口,在成群結隊的漁
船中隱蔽起來。陸地上的武工隊、游擊隊,更是大顯身手,活躍異常。從山地到平
原,破壞鐵路,割電線,平毀封鎖溝,消滅敵偽零散人員,襲擊小股敵人和車輛,
破壞敵人的經濟掠奪計劃。公路上有時候在悠揚的笙管聲中出現娶親的花轎,專門
在狹窄處和敵人的汽車相遇。敵人正欲盤問,在轎裡殺出個彪形大漢,和轎夫吹鼓
手一起讓敵人飽嘗一頓子彈,手榴彈。諸如此類的戰鬥故事各地不斷發生,攪得敵
人疑神疑鬼,惶惶不安。有的敵人據點就這樣在我長期圍困下被消滅或者被迫撤走。
在群眾的掩護下游擊隊,武工隊經常深入敵人據點附近活動,甚至個別化裝進入據
點以內,敵人也無法發現。為不讓敵人摸清我軍的實力,雪地行軍的時候,他們都
把腳印掃掉,有的乾脆在自行車後邊拖一把掃帚。夜間在敵占區活動,偶然引起狗
叫,就把附近各村的夜犬一齊哄起,以迷惑敵人。在敵占區宿營大都選擇在基本群
眾和與我有關係的群眾家中。有時候也住到偽鄉、保長家中,一面進行教育,一面
告誡其不得報告敵人,或者在我走後再去報告。當被敵人發現而又不利於戰鬥的時
候,就靈活轉移,一面走一面將人員疏散在群眾大海之中,經過三 五個村莊,就不
見了,使敵「望洋興歎」。

    毛澤東同志在抗戰初期就告訴我們:「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戰,而
且依靠敵軍的瓦解。」我廣大軍民廣泛開展的政治攻勢,為軍事進攻創造了極為有
利的條件。軍事鬥爭與政治鬥爭雙管齊下,使敵人的「總力戰」完全破產。我軍常
常在半夜將敵據點包圍,向敵人喊話,或者利用敵人的電話線向日本士兵進行宣傳。
對偽軍的宣傳更是豐富多采,除喊話、「上夜課」以外,還專門編印了大批書刊和
小說,為了蒙蔽敵人,封面印的是《說岳全傳》,內容是八路軍打鬼子的故事,封
面是《京戲大全》,內容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宣傳畫或「偽軍投誠」「納粹的
毀滅」等。這些宣傳品有時候組織邊沿區小商小販傳送,有時候武工隊去散發張貼
或者由郵局傳遞,或者仿造敵偽公用信封,利用敵人的傳信站送入偽軍政機關。我
軍還開展了偽軍家屬工作,掀起「索夫喚子」運動,組織偽屬到據點去叫回丈夫、
兒子。僅魯中區在一九四四年中就瓦解偽軍六千九百多人。在敵占區,由於我執行
了團結全體人民、保衛群眾利益、隱蔽的對敵鬥爭的方針,在一部分偽區、鄉政權
和相當數量的偽軍中發展了革命兩面派,建立了抗日工作。有的村莊在向敵偽送糧
前,密告我軍前去截攔,或者自己打個手榴彈把糧食藏起來,然後向敵人報告:「
糧食叫八路截去了。」我又指導敵占區群眾以掩藏糧食、少報地畝、產量等辦法,
使敵人的搶糧計劃落空,群眾利益得到保護。由於對偽軍、偽組織的工作著有成效,
一九四三年,我軍利用內線關係賺開了贛榆城門,一舉將該城攻克。一九四四年冬,
莒縣戰鬥中,偽軍保安大隊長莫正民拘捕日籍顧問、教官和偽縣長等,率三千餘人
反正。在這一年我軍共爭取了偽大隊長莫正民、張希賢,偽團長王道、韓壽臣等大
小一百五十餘股偽軍反正。為了懲治死心塌地的漢奸,實施鎮壓和寬大相結合的政
策,我又開展了紅黑點、善惡錄的工作。

    凡暗中幫助我軍者,記紅點,作壞事的登黑點。記了黑點就向偽軍、偽屬或敵
占區群眾廣為宣佈,屢教不改的予以鎮壓。

    敵占區人民被偽軍政人員壓搾過甚的時候,就警告他們說:「小心八路軍給你
來幾個黑點!」武工隊時常夤夜深入敵占區,召集群眾講話,或張貼宣傳品,宣傳
勝利,揭露敵偽暴行,動員抗糧抗捐,建立秘密民兵。敵占區人民在我黨我軍模範
的抗日行動影響下,唱出了充滿信心的歌謠:「日本話不用學,再過一年用不著。」
有的邀請我軍前去開闢工作,更多的人因不堪敵偽的壓搾,扶老攜幼,絡繹遷入根
據地。

    毛澤東同志指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
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反「蠶食」鬥爭就是最充分地動員了群眾參加的人民
戰爭,終使日寇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裡,遭到滅頂之災!

                                     四 

    在長期的殘酷鬥爭中,我軍不僅沒有被敵人消滅,反而愈戰愈強,越打越大;
根據地建設蒸蒸日上,社會秩序空前良好,政治上一片光明,經濟上日益繁榮。而
日本帝國主義卻在這激烈的搏鬥中,遍體鱗傷,不得不由瘋狂進攻轉入以守為攻的
「重點主義」。一九四四年,毛澤東同志發出「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的號召,
號召敵後軍民把敵人一切守備薄弱和在我現有條件下能夠攻克的淪陷區,全部化為
解放區,迫使敵人處於極端狹窄的城市和交通要道之中。山東軍民熱烈響應了毛澤
東同志的號召,浩浩蕩蕩地向敵人展開了多次攻勢作戰。一九四五年春,山東雖然
增加了大量敵人,但是山東軍區仍堅決執行了五、六、七三個月作戰計劃。結果在
膠濟路東段兩側地區和臨(沂)費(縣)地區,消滅了許多大股偽軍,擴大了我各
個地區之間的聯繫,有的地方則連成一片。我軍在長期戰爭中積蓄了力量,獲得鍛
煉,廣大游擊兵團上升為正規兵團;同時以爆破為主的攻堅技術日益提高,在一年
半的局部反攻中,連續奪取了敵偽比較強固的縣城、市鎮十餘座和大量據點,消滅
了日偽軍十餘萬,收復了廣大平原和重要山區。這時,我軍由高度分散逐步地集中
起來,大大提高了作戰的統一性、機動性,因而在大反攻的前夕,處於十分有利的
地位,為進軍東北創造了有利條件。

    蘇聯對日宣戰,毛澤東同志指出:「對日戰爭已處在最後階段,最後地戰勝日
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時間已經到來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
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山東我
軍立即編成八個師、十一個警備旅和四個獨立旅投入大反攻。山東黨、政、軍、民
領導機關號召解放區青年、婦女、各人民團體,分別擔任各種戰時勤務,號召敵占
區同胞組織起來,配合我軍解放家鄉,號召工人舉行武裝起義,裡應外合收復城市。
同時以二十萬民兵組成子弟兵團,支援前線和維持新解放區治安。分成五路的反攻
大軍,踏著秋禾燦然的原野,以排山倒海之勢,向膠濟、津浦、隴海沿線各大小城
市猛進。前鋒直逼濟南、徐州、青島等城市。我軍所到之處,廣大青年配合我軍報
仇雪恥,父老婦孺簞食壺漿,歡迎我軍。

    這時日寇雖然已經宣佈投降,但是國民黨反動派和日偽合流,控制了大城市,
阻止我軍受降。山東我軍立即把反攻矛頭轉向敵占的中小城市。在一個多月的大反
攻作戰當中,我收復臨沂、曲阜等縣城四十六座,煙台、威海衛等海口、商埠六處,
殲滅日偽軍六萬餘人。這時,美帝國主義為了幫助蔣介石篡奪抗戰勝利果實,企圖
在煙台登陸。經解放區軍民一致聲討和駐軍的嚴正鬥爭,終於粉碎了美帝國主義的
陰謀。為了配合蘇聯紅軍反攻日寇,收復東北失地,山東我軍根據中央指示,派遣
了六萬人的主力部隊從海上和陸地兼程挺進東北。抗戰勝利不久,國民黨為了奪取
人民抗戰勝利果實,挑起了反共反人民的內戰,向我解放區展開了大規模的進攻。
接著,山東軍民又和全國人民一道,英勇地投入了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

    山東的八年抗戰是異常艱苦的,鬥爭是極其複雜的,但是英勇勤勞、堅貞不屈
的山東人民,在任何困難的情況下,始終跟著黨走,他們對抗戰的貢獻是十分巨大
的。山東抗戰的勝利,是在我黨的領導下,充分發動群眾,並且在這個基礎上堅持
分散的游擊戰爭的勝利,是有力地打退了國民黨反動派反共反人民的進攻,堅持以
我黨為主的建設抗日根據地、發展人民力量的勝利。總之,山東抗戰的勝利,就是
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在光榮的八年裡,山東我軍在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戰爭的戰略
思想指導和山東人民堅決支持之下,作戰兩萬六千餘次,殲滅日偽軍五十餘萬人。
到戰爭勝利結束的時候,山東除幾個重要城市外,已經全部獲得解放;我軍發展到
二 十七萬人,民兵五十萬人。這一歷史事實雄辯地說明:人民群眾在共產黨的正確
領導下,團結一致百折不回地戰鬥下去,不管面對多麼強大、多麼狡猾和兇惡的敵
人,都是可以把它打敗的。毛澤東同志曾指出:「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
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
會違背這個邏輯的。」毛澤東同志還說過:「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
民眾之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山東抗戰的史實,
生動地證明了毛澤東同志論斷的正確。

                          (選自《解放軍報》1965年8月28日)

2013年7月2日 星期二

王观泉:陈独秀与《独秀文存》(导读)

【王观泉:陈独秀与《独秀文存》(导读)】
一,《独秀文存》是陈独秀乱党时期的书
二,一网打尽中国托派
三,陈独秀悲剧的联共(布)因素和中共因素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瞿秋白是传播十月革命炮声的先驱
四,隐了九十八年的《青年》杂志广告是一篇佚文
五,和平建设时代如何看待九十六年前
那场“新旧思潮之激战”
六,《青年》为何改为《新青年》
七,奇怪而又惊人的急转弯
八,陈独秀、胡适和亚东图书馆
九,文存原则 横空出世
十,中国托洛茨基派终极之目的
十一,1924年中国出了个政治领袖
十二,出研究室入监狱
十三,出监狱入研究室
十四,孤孤单单地……走了……




一,《独秀文存》是陈独秀“乱党”时期的书

《独秀文存》是一部五四运动后最早出版的民国之后猛烈抨击封建传统,反对军阀割据山头政治,传布资产阶级文化,唤起在殖民地经济条件下民族资本的兴起,和新型知识分子的觉醒,创导科学,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现代化的书,更是一部号召“向新的山崩地裂般的大波冲去”(鲁迅语)的实践革命的书,却又是一部在各种政党政治压力下,历经磨难后终于被禁的书。
《独秀文存》1922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到1933年连续印行了十次累计印数三万四千部(平装四册,精装二册),营销达三十(1922—1952)年。
《独秀文存》中收录文章起自1915年9月发表在《青年》杂志创刊号的《敬告青年》,止于第九卷第四号上的《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以及《每周评论》中所发的《研究室与监狱》等文。这七年间部分论文,随感录和作为文章公开发表的通信,合共三卷四册(内随感录两册)约六十万言,也可以说没有《新青年》就没有《独秀文存》;调侃说来,《独秀文存》是陈独秀“从康党到乱党,到共产党”人生三部曲中“乱党”的第二部曲。
《独秀文存》(以下简称“文存”)按照“文存”出版的亚东小老板汪原放的说法,“出《独秀文存》实在是战战兢兢地出的,当时仲翁因在大世界散传单被捕,出来还没有多少时间哩。”又言,“虽然这部《文存》多数是关于民主与科学的,但后面已经倾向社会主义了。”汪原放这则重要的回忆,除了“大世界散传单”有误,“被捕”却是真实的,是在他的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今卢湾区南昌路)铭德里二号家中被捕的。(《回忆亚东图书馆》)尚可补充的是因中共一大未出席的陈独秀首次参加于1922年7月16日召开的中共二大上的蝉联总书记之职,同时又正在准备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夹在7月二大,8月被捕和10月赴莫斯科之间出版的“文存”,当然险象环生,吓坏了亚东上下。此时应该说陈独秀已经从“乱党”进入“共产党的第三部人生曲了。把“文存”纳入“乱党”时期不有点勉强吗?不,一点也不。当年承办“文存”出版的汪原放与1952年处境下回忆“文存”的汪原放,对“文存”的推定,可以见得到的是历史被扭歪后的表像,我们把“文存”列入“乱党”时代,是以《新青年》时代(1915-1921止于第9卷)的历史浮沉和陈独秀的作品互动为根基辩证进行的,归纳为如下数条.
1,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和他的一批政客和文武精英流亡海外,民国南北分裂,进入军阀称雄的“乱党”时代。横空出世的《新青年》不只填补空白,还以走向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新舆论引领革命前进,向一条完全不同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前进。
2,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幕后,几乎全是辛亥当年以及革清朝之命的 先进人士,可见逊清的“仕”,尽管已经接受了西方文化,但思 想深处仍陷在拥载皇帝或君主立宪的泥潭里,等待陈独秀们前来 拖拉到地面上来。
3,第一次世界大战,北洋军政府当时作为国际公认的“中国政府”宣告参 战,加入协约国与德国为敌,站对了队。战后在巴黎和会上第一次有了胜利者外交席位(有广州南方政府一席),但是陆征祥代表扫了一眼,发现在座代表无论战胜战败都是中国的债权国,应验了“弱国无外交”的任人宰割的国势地位,仍然陷入“被瓜分”的窘境(战败的德国在青岛的殖民权益被日本收入囊中)。陆征祥接受了1915年签署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被国人痛斥为国贼的教训,拒绝在合约上签名,保全了名节,传到国内引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起因为火烧点的五四运动,巴黎和会在顾维钧的强势压力下,虽然没有达到“外争主权”的终极目的,却也为中国人出了口恶气。独秀先生为一战、为巴黎和会为陆征祥不签字并力挺顾维钧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主权的要求等,写了收存为“文存”之内或之外的长长短短文墨不下十余篇:“愚见以为……或电 我国驻欧议和代表,或向列强要求直接收回青岛,撤废‘二十一条’苛约,如不得请,则拂袖径归,以示公理之不可屈服。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五四的两大目的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最后的结局敌府逆拂了民意。于是陈独秀提出国人“应当发生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由这彻底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军民征服政府。”(这两句口号用黑体字另起段落编排——引者)(上述两篇论文写于5月18日(《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和26日(《山东问题与上海商会》),对于五四运动的政治诉求并提高六三运动全民抗击外强和政府的媚态政治走向,点燃反帝抗日的革命火种——字面上就火药味十足。这应看作陈独秀在“乱党”时期对全国产生影响力的一宗大事,奠定了这个时期的先进朝野和平头百姓的政治诉求。
4,翻开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文学思潮从近代向现代进展时,1917年的那场新文学向旧文学展开的论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直到21世纪初都讳莫如深,或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因为这场运动是由在国共内战终结时险些定为战犯的胡适,和被中共定为党的叛徒,日本汉奸的、中国托洛茨派的领袖陈独秀发起的。直到“一边倒”国策结束,国共关系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一个中国”共识,中美关系正常后,胡适到了“可以谈”的时代,然则对于陈独秀,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可以谈谈的明确(平反性质)的政治露布,以至使这场受惠于全民文化普及的大事,且莫说全民知晓,连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历史实质性的认同。顺便指出,直到今天,仍然还有对陈独秀“予愿拖出四十二生的大炮”这不凡气势,给以“机械唯物”的解释和无知的政治谩骂,是有必要在适当的时段内予以澄清,这是“文存”导读的责任。
胡适的文学改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拖出四十二生的大炮”,炮轰旧文学古堡,轰恼了遗老旧仕、新型知识分子中的守旧派,轰恼了古堡中的大佬林纾琴南公,在死气沉沉的京都,一班“婢学夫人”的浅薄之徒(引陈独秀批林话意),不必认真应战,但是林琴南出面,反对新文学,还真得有42公分大炮予以认真对应了。林琴南不只在封建古堡内人气十足,在新兴文化群体中也是口碑颇佳,因为在西方文学初初传入我国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不懂西文却借口译者之力的林纾记录了《 巴黎茶花女遗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黑奴呼天录》等等小说,在林琴南本人为的是资证奥古文能传入洋文学,但在广大读者群中认可的是西来潮中活泼泼的男女青年悲欢离合的故事,使那些看惯《红楼梦》《西厢记》甚至时令的押妓小说的人,踏上了别样的阅读之路,林琴南这批拥趸 不可小嘘的。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另一侧面,就是那些追求新文学的知识分子也走过好长一段用古奥的文字、冷僻的词藻、怪异的文风传布新知,陈独秀也是其中之一。1904年他在上海把苏曼殊(署名苏子文)译嚣俄(雨果)的《Les Miserabeles》为《惨世界》(10回本)实在是“殊不成句,且作文乖八九错”(章士钊语)陈独秀就接过苏译予以纠错,并增补了四回译书名为《悲惨世界》由镜今书局出版。这两个人都懂西文,但任意删节,还任意添加,用字遣词之古怪至少与林纾译品无甚区别。再看看鲁迅,他在上世纪初所译述的如《人之历史》,《科学史数篇》《摩罗诗力说》等文(《鲁迅全集・<坟>》别的不说,只提迅翁评介文学,从古希腊的荷马到古印度的迦黎陀娑 从歌德、席勒经由拜伦、雪莱到普希金、密茨凯维支、裴多菲,全部用的是章太炎门生著文理念,以至到了当今迅翁的这几篇经典,成了鲁迅研究中最难啃的一门学问。笔者在准备写新旧文学之争并将以林琴南作42公分大炮的靶子之前,加这么一段似乎是袒护的话,一是西方文化东渐的历史初期有这么一个时段、这么一股风气,“喜欢做古怪的句子写古字,这是受章太炎编《民报》的影响(鲁迅语 《鲁迅全集・<华盖集>》)。写上这一笔无论从历史,从文情都应记录在册的。况且——
无论是胡适的“八事”或陈独秀的“三个推倒和三个建设”都是说理不对人的。
袁世凯称帝失败和张勋复辟在即的时空条件下,是过了气的林琴南自己登上靶场的。此言恁说?
一是林琴南万万没有想到当时支撑北洋军政府的黎元洪总统竟然 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二是蔡校长在组阁文科时竟然没请曾经礼聘入京师大学堂的林琴南,而请了陈独秀!北大文科有两种对立的教授和他们的教育理念。辜鸿铭、刘师培,尤其是与陈独秀有过纠结的黄侃等是“八部书外皆狗屁”,而钱玄同、刘半农以及“半个鲁迅”(兼课讲师)是“毁孔子庙 罢其祀”针锋相对却相安无事。林琴南以为他无论如何也能入“八部书外”那个学派罢,如今却被“毁孔子庙”者炮轰,这口气是难以平复的。我们用略为轻佻的口气写这场运动,似乎不太严肃,然而最不严肃恰恰是林琴南他老人家的倚老卖老。
生于1852年林琴南比蔡元培大16岁,比陈独秀大27岁,更不必提小他39岁的胡适了。这是被“王敬轩”提出由刘半农解读的这位旧文化营垒中的人瑞所犯的“辛亥国变以还纲纪扫地”的第一宗罪。但是令人费解的是林琴南因此产生了轻敌思想,后来竟然把这场被李大钊认为“新旧思潮之激战”,让北京人看一场天桥闹剧。
这干小子目无纲纪,让林琴南迎战时,竟然设计了一套化名暴打或请妖魔鬼怪吞食他去应战之敌的闹剧,他写了《荆生》和《妖梦》两篇小说,用田其美和田恒影射陈独秀;胡适被隐入狄莫和泰二世;钱玄同则成金心异;而把蔡元培写成“无绪公”还把徐树铮,这个两年后被陈独秀列入《北京市民宣言》中罢免 职,驱逐出京城“的六个官员之一。雅号“小扇子军师”的徐树铮是个臭透了的军阀,却被林琴南化名荆生捧为“伟丈夫”出面不是把这帮人打趴在地或是被妖魔吞食……,双方都是文化中的精英,林琴南也是精通传统文化的人杰,鲁迅还曾欣赏他的小写意高水平的山水以怡倦眼,并珍藏起来保存至今。这样的学者对待如此严肃的文化生死存亡重要一战,竟然以闹剧结束。于是这边厢,也不以为然,由钱玄同和刘半农,表演了一出天桥把式“双簧戏” 《答王敬轩先生》了结。笔者至今也想不明白这么会如此结束“新旧思潮之激战”。我想来想去也许是因为陈独秀先生文章是结尾:“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于妖魔宣战乎?予愿拖四十二 的大炮,为之前驱!”林琴南是文人,既然对方祭出42公分大炮,于就请出他心目中的“伟丈夫”徐树铮战斗;不成,则也请出“十八妖魔”吃了他们。
北京的这场斗争怪异地结束。然而留学国外的那些文科学生中的守旧派却在严肃认真思考这场关乎“国粹”存亡之争。 为了转述吴宓等留学美国习文学的精英们对国内在一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指导下向封建传统文化展开论战时吴宓们的立场,现在据《吴宓日记》第11卷(1917—1924)中有关此书的实录照抄下以存其真。

1920年3月28日
幼涵来书,慨伤国中现况,劝宓等早归,掏钱自办一报,以树风声 遏遇横流。宓他年回国之日,必立此志。此间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 者,均莫不痛恨胡、陈之流毒祸世。张君鑫 谓羽翼未成,不可轻视。他 年学问成,同志集,定与若辈鏖战一番;盖胡、陈之学说,本不值识者 一笑。凡稍读书者,均知其非。乃其势炙手可热,举世风靡,至于如此, 实属怪异。然足见今日之中国人心反常,诸凡破坏之情形,物必先腐, 而后虫生,经若辈一番混闹,中国一线生机,又为斩削。前途纷乱,盖 不可收拾矣。呜呼,始作俑者,其肉岂非食乎?(之后有一段小字号述
“清华学校,近以学生妄起风潮”的忧患之言,不录—— 笔者)
“此间 同学诸人,唯林玉堂一人,为胡适、陈独秀之党羽,曾受若 辈资助。” (吴宓和林语堂友谊未泯,仍有往来—— 笔者)
1920年4月6日
我侪学问未成,而中国已亡不及待。又我侪以文学为专治之业,尚 未 升堂入室,而中国流毒已遍布。“白话文学”也,“写实主义”也,“易 卜生” 也,“解放”也,以及种种牛鬼蛇神,怪像毕呈。粪秽疮痂,视 为美味,易牙伎俩,更可所施?每一念及,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然也 无裨,只当强自摄敛心神,按日读书,异时相机奋力行事,一切听 之天命可耳。
1920年4月19日
今之倡“新文学”者,岂其有眼无珠,不能确察即视,乃取西洋之 疮痂狗粪,以进于中国人。且曰,此山珍海错,汝若不甘之,是汝无 舌,乌呼,安得利剑,斩此妖魔,以拨云以见天日耶!
1920年10月25日至27日
26日晚,接阅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寄来所出《教育丛刊》等件,粗鄙 卑陋,见之气尽。而白话文字,英文圈点。学生之所陈说,无非杜威之 唾余,胡适之反响,且肆行谩骂,一片愤戾恣睢之气。呜呼,今国中教 育界情形,以至于此,茫茫前途,我忧何极。明年宓归去之遭遇,此时 已可想见。……回国以后,只有尽我之时之力,竭诚猛做。以虎穴之身, 为补牢之左计,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以求内心之稍安而已。(以上引 文,大多有点、圈等符号以加重语气 — 笔者)

‘有了这些摘录,连系上前面所述斗争的背景,哈佛的一些学子们捍卫旧文学的精气神不必说什么了。胡适是1917年6月回国9月从 溪老家到北京受聘于北大文科教授与陈独秀共事的,他们神交于1914年在日本章士钊办的《甲寅》编辑部,那篇到明年可以纪念一下入国一百年的都德小说《最后一课》就是胡适译成汉语在《甲寅》发表的,从此胡适与陈独秀就开始鱼雁往来。《最后一课》一直是作为抗日爱国教材至今读来仍使人激动。他的“改良”而又“刍议”之文,够谨慎的了,但是从国内再回馈美国,就成了吴宓们的靶子还连累了个林语堂,当然最恨,恨不得“安得利剑”以对陈独秀,这是明摆着的,胜与不胜,由读者考虑罢。
1921年前后,吴宓、梅光迪等先后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就教英语或英国文学,并实现“掏钱自办一报” “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然而1922年创刊的《学衡》,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由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在保卫国粹以与陈独秀们一争胜负了。五四运动后的1922年“乱党”时代已过,陈腐的封建主义思想及其孑遗只得依靠军阀们的枪杆子维持的北洋军政府赖活着。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浪日复高涨,加上初见端倪的世界两个阵营的形势下,有特别政治嗅觉的老军阀则老牌帝国主义支持和新俄援助通吃,刚成立一年就被新俄共产国际的两条援华路线 —— “联吴(佩孚)疏孙(中山)”和“联孙疏吴”的路线弄得南(陈)北(李)膈膜,很难独立思考建党的政策和策略。此事这里可提示读者读一读收入“文存”中的《民主党和共产党》一文,便可在南陈北李建党思想和新俄共产国际之间的理论区别和政策走向。
《学衡》被鲁迅一“估”,吴宓们退回大学成为教授,维持文人清高而又风雅的高收入生活,直到1949年。当年叱咤风云的陈独秀呢?悲剧在于中共和他的领袖已完全丧失了发言权。
5,1917年2月克伦斯基革命产生了个资产阶级政府,列宁联合国内外志士仁人和反对派向克伦斯基展开阶级斗争。4月陈独秀写了《俄罗斯革命与我国国民之觉悟》,在“文存”中此文紧挨在《文学革命论》之后,因此特别吸引眼球。此文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刊出《文学革命论》是《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就是说,此文与陈独秀祭出42公分大炮轰旧文学堡垒仅隔了一个月。却不被重视,究其原因,除了禁令外,就是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但李文发表在十月革命之后(按俄旧历计算,大钊文写在十月革命后第10天并曾在中央(今中山)公园作过演讲。为此,我们可以下这么个结论,大钊先生的文章是歌颂、是普及于民的宣传,独秀文章是预测。把这个预测准确昭告国人,是“乱党”时期走向“共产党”时期,开创政党政治竞争的一个重要见证。关于列宁的革命,陈独秀提出“我国民之觉悟”关键理论。我们现在举出文中最重要的两条,“吾国第一所应觉悟者,欧洲战争,无意识者恒少,故战后不改革进步亦恒少。此次大战争,乃旷古所未有;战后政治学术,一切制度之改革与进步,亦将为旷古所罕闻。吾料欧洲之历史,大战之后必全然改观。”这也就是被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列宁就是利用这个国际环境,展开了殿巴黎公社后首次无产阶级革命宏图。“吾国民之所觉悟者”在文中列为第二条的是:“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室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吾祝其成功。”关于这一条,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中写得非常准确、明白易懂:“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 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陈独秀的贡献就是准确的预测,因为他是在克伦斯基推翻沙皇统治成立资产阶级政府开始就指出: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可不是仅只为“革俄国皇室的命”。彼得堡攻打冬宫, 阿芙乐尔号的炮声成立的是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陈独秀的“吾料”要“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真是神了。由于中国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列宁成功了。但是列宁也预料到了,这成功将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理论发难。也是在1915年,他还发表了《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第683-7),首次提出与马克思社会革命学说相左的理论,即:“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第683-697)这个构成近代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命题,促成了十月革命的诞生,却也播下了托洛茨基悲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对立,其与“文存”作者休戚相关的命运是不言而语的。当然关于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托洛茨基与列宁(后来与斯大林)有分歧在于托氏仍然保留其“不断革命论”的观点。这在当时对中共领袖的陈独秀并无关联,重要的是共产国际二大以后,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中出现了马林的“国共合作”时,受到托洛茨基的反对,这与陈独秀在《民主党和国民党》一文是吻合的。民主党的“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识)……更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识)”的两个生死对决的党搞合作建国,完成的第一个任务是在苏方庞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支持下,完成孙中山梦寐以求的消灭军阀割据,完成民国统一大业。“统一”了,怎么办?孙中山和他的政治继承人蒋介石,能够在苏联策划下从资产阶级(由旧向新)转化的政治目的完成后再转向(实际上是空想或说“异化”)社会主义建国?一个坚持大半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再革命,还能革到跟着列宁走向社会主义?更不必提蒋介石了。我们这么说并没有轻漫中山先生。一个生于1866年清朝同治时代的人,长在美国又学的是现代科学最精尖的医学、长期接受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理论和思绪的中国人,要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中有35年的奋斗,斗出了个要他继续解决南北分割军阀割据的现状,在山穷水尽之间列宁向孙中山伸出援助之手,他当然会接受,然则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他能在列宁的特使马林的“国共合作”布置下容得了“对等”合作吗?我们不是在研究这段历史(这类书可说是汗牛充栋),只想提出一条,胜利后能跟着苏联的要求,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吗?列宁1924年去世,第二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前者由斯大林接班,后者由蒋介石接班这就使我们找到了个停止探讨此事此史的借口——剩下的问题在于中国: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那么谁是?这如同在中国陈独秀不是托洛茨基派领袖,那么谁是?为此,我们找一个比较轻松的”段子“结束这场争论吧。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被迎接回国的孙中山于1912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列宁获此信息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导读中提到此文,我们关注的是列宁提出的上海将要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基地。列宁指出“中国将会出现许多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孙中山也关心中国将会出现许多个上海。列宁关注的是工业发达会产生资产阶级掘墓人。孙中山关注的是资产阶级强大起来就可以建成资产阶级国家。孙中山的党和未来陈独秀的党在基本队伍上顶了牛。
1912年,在列宁的视野中,在中国的历史簿册中尚没有陈独秀的名字,18年后,1920年的陈独秀已经走完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之路,他头脑清醒,一步一个脚印,首先提出“当排斥武力政治”,就是明确反对军阀割据阻止北洋军政府一统天下的企图。下一步是“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文存”论文篇《今日之政治问题》。此文写于1918年7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那时五四运动尚未发生,却很好地回答了18年前列宁的期待:“由于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接下来,列宁还说到,“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列宁测度得很对,陈独秀将成立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但是中共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去与国民党共同完成列宁的遗愿;就是列宁说的中国的社会民主工党要日后见分晓。1912年陈独秀还在“康党”时期从康党走向反康党的慢步前进中。到了五四运动后才由李大钊启动下,与北京天津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筹建中国共产党以结束军阀政府和国民党企图通过北伐建立一党专政的民国政府的策略。经过多方面研究,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出发点也很简单,就要把上海造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元素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全国之最。
历史很有趣,往往会发生非常复杂的斗争却在一场口水之争中,这就是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上发生了以建立工会为 题目的上海之争。在成立大会之前,陈独秀发表了《在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上的演说》:“现在世界的工会,只有三个团体很有势力。第一就是矿工,第二就是铁道工,第三就是机器工。这三个团体要是彻底联络了,那就是社会上一切对象,都要受他的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上海或“许多个上海”是国共两党共争之地。11月21日下午3点,上海机器工会在白克路(今风阳路)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邀请孙中山,以及胡汉民和戴季陶参加,中共方面除陈独秀外,记录中有杨明 (显然是代表共产国际)参加。据当时上海《民国日报》的报导,孙中山的发言是“详述机器与资本主义势力之关系,而归宿于三民主义。略谓我人欲贯彻民生主义,只有非在官僚手中夺回民权不可。”会上,孙中山情绪很好,他一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占用了胡、戴、杨的发言时间。陈独秀则毫不客气地阐明“工人团体,须完全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工会而已。”中共将牢牢把持住工会组织,引导工人阶级进入革命行列。不论承认中共成立于1920年或21年,这次会议可以看作是两大政党领袖在争取工人争取上海。如若把北方政府控制全局而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尚无立足之地的形势考虑在内,陈邀孙参加机器工人成立会,实在是中共方面把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看成是进步势力的一个举措。这里既有共同打到北洋军阀的社会革命因素,胡汉民、戴季陶等国民党人当时的政治倾向因素,也有陈独秀当年参加孙中山讨袁护法等交往的感情因素。坐在主席台上的的孙中山并不知道,上海机器工会正是在挂着“外国语学社”的共产党总部筹备的,陈独秀是该会经费募集处主任、名誉会员。但是最重要的是在 这之前维经斯基从北方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陈独秀会商建党事宜,并在询问及国民党的情势时,陈独秀把这个国际代表介绍给了孙中山,只是因为当时尚处在彻底失败的边缘,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尚无必要紧紧握住俄国伸出的援助之手,只有到了手无兵力的中山先生的依靠一个军阀打另一个军阀的多米骨牌彻底瘫下之后,才向无产阶级的苏俄和中共的陈独秀伸出救援之手握住不放。这实在来说是当时的一个好结果,然而正是这个救赎国民党的共产国际葬送了陈独秀的政治生命,也使得大批忠于列宁斯大林的老革命(其中有参加1905年第一次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老人)牺牲了他们的政治生命甚至人命,为的是遮盖列宁尤其是斯大林的“国民党情结”。走出“乱党”而走入陈独秀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第三部曲,竟然是陈独秀的末路!真没想到。

二 ,一网打尽中国托派

1952年12月22日,是斯大林的生日,正是这个“节日”,中国公安机关对国内大约四百余名“托洛茨基陈独秀反对派”成员及株连者实行大搜捕,一网打尽投入监狱。当天晚上查封了亚东图书馆,据亚东图书馆当事人汪原放回忆,“1952年12月22日夜间,大家将入睡时,有人打门,原来是军管会来检查,……找我谈话……也查问了我的大叔(即经理汪孟邹—— 引者)。军管会不止来一次,最后达成协议,把托派书籍从《独秀文存》、《字义类例》一直到他所著的最后的书(即后来流行于海外的由胡适作序出版的《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引者)。别的托派,也一样照办。” “一概缴出毁掉”。连《字义类例》这类研究祖宗文字的书读 禁止,真够绝的了。这就难怪直到1995年出版的独秀先生毕一生精力之的《小学识字教本》,又因或“修订”或“正误”得不成体统,连独秀先生的家属都不满意,发文予以驳诘。
近三十年来,由于政治上比较宽松,陈独秀研究也有所起色,还有不少好心人,为落实政策,就抓住困在石墙院的陈独秀几句狂言:我不属任何党派,我的言论代表我自己;又抓住了他在悼念蔡元培先生文中找到了陈独秀的自我定位:“五四运动……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专归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到人……(如今)适之不在国内,后死者的我,不得不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于是就出了个回归五四的独秀形象,这是连胡适先生都会认准的说法。于是好心人以为该当为独秀先生落实政策或平反,甚至还出现应当“恢复陈独秀中共党籍”的奇异呼声。但是,政党政治是严肃的,或者反而道之,偏见是难以纠正的,况且“落实政策”啊“平反”啊,是政党政治权威部门的事,学者所能做的是还以落实真相,并说明“偏见”的造成及其危害,别的是管不了的。
三, 陈独秀悲剧的联共(布)因素和中共因素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名言的实践,促成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土上冉冉升起了五星红旗。20年代外国语学社送去莫斯科学习的蒋光慈,他与瞿秋白成为好友。记忆中留下了列宁逝世那个初春严寒中,瞻仰巨人遗容的经历。瞿秋白回国主编《新青年》在五期季刊和五期不定刊上蒋光慈以蒋光赤、光赤或蒋侠僧等笔名的论文或译文,合共10篇,其中在翻译列宁和斯大林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多篇译文,显然已经成为国共合作初期的中国经典。他还编了当年惟一的列宁年谱,其贡献之大是当年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中惟一参与此项译述的先烈。翻开被蒋光慈视之为“西来潮”的翻译浪潮中,在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是彻底改变“武人政治”“一党专政”局面而以阶级斗争为纲创立共产党的第一页上由李大钊、陈独秀和瞿秋白以及张太雷组成,然后才有陈望道、恽代英、华岗、李达、李汉俊等等一大批译界前辈。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郑超麟、彭述之、王明等(犯过错误)先烈的译者。
这里还得指出《新青年》除《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外,还相继推出《俄罗斯研究专号》和《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社会主义讨论》两个专号,全部是马列原著或研究原著的论文的中译文。所动员翻译力量之多之强,连大报人成舍我都参与翻译。不可无记。

三之一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由于历史原因,对于李大钊的研究,虽然出了好几部传记、理论研究也不少,但主要集中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osm的胜利》上,前者写的是俄国工农兵投入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后者歌颂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这场革命的胜利。这是引入“一声炮响”的重要文章。但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东渐入国最大的贡献是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此文写于1919年11月,刊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续毕于第六号),此号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昭告国人,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正式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之路。也正在此时,共产国际已 遣员走向中国,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成立(校长蔡元培的雅量,象征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从旧向新进展)又唱响“南陈北李共同建党“之歌。一切都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始。本导读不承担李大钊研究之责,但包括李大钊在陈独秀事业上有过显著影响的事是研究范围之内的。如“文存”的最后一篇文字是蔡和森与陈独秀“极端马克思派”的《通信录》。其三条“极端主张”是,“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细析三条,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形成政党政治策略,通过“阶级战争”,建成“无产阶级专政”。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引起并成功地获得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灵魂。为说明这个重大理论问题,无论如何,下面这段话是必定要由导读记录在案的。

经济的构造都建在阶级对立之上。马氏所说的阶级,
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
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
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
压服,被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
式表现出来。亚西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
的,这些生产方式出现的次第,可作经济组织进化的阶
段,而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敌
对形式的最后。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
时告终。

李大钊用最通俗的语言译述或直接翻译( 河上 日译马克思恩格斯原著)表达了社会发展规律(“生产方式次第出现”)演绎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导致“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生产方式同时告终”(就是《国际歌》上“这是最后的斗争”)而阶级竞争(或蔡说“阶级战争”)的任务就交给了陈独秀。
陈独秀与李大钊不同,他是脚踏实地的政论家,并一旦觉悟,就从事战争研究,军事理论和革命实践出发,真有点儿像恩格斯。他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参加过战争,写过一大批军事理论、战争述评(中共延安时期就组织过恩格斯军事论文的翻译班子,新中国成立后,就出版过曹 在延安翻译的六册《恩格斯军事论文集》中的五册)
1897年在南京科考失第,从此不再不在走仕途,立即在帝国殖民的惨酷压迫吾国吾民的国势下,走向以牙还牙的艰辛之路,写了《扬子江形势略论》。1903年发生拒俄运动,他从日本回国在安庆发动民众组织岳王会,声讨被列宁指控为最早最残酷侵略中国的沙俄。此事结束,于1904年《安徽俗语报》上发表军事技术知识性读物《抢法问答》在全国提倡军国民教育(即后来毛泽东说的“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举动又感到无异于纸上谈兵,就于1905年到上海参加文人失控制造炸弹的秘密组织,之所以说“文人失控”是这个组织居然是由头戴翰林院庶吉士文官花翎并实授翰林院编修的大知识分子蔡元培领导的,(他还提倡女子参加暗杀)。 “武装斗争”失败后,才使蔡元培觉悟,到德国去研究高等教育,成了被鲁迅们新派学者心目中外号叫“莱比锡”的教育泰斗,也使陈独秀抱定枪一定要在正确的革命政党的支配下才能发挥作用的大道理。于是又重返文化阵地,走上了从帮助章士钊办《甲寅》,到自办《新青年》的伟业,使“乱党”时期走向“共产党时期”。
发生五四运动那年年底,就是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从1920年,陈独秀的思想和笔墨走向就集中启发起点很高的工人的觉悟教育上,在“文存”内外,这类文章少说也有十多篇。从经济诉求到政治诉求,从自发的工团(主义)困境中走出来,还要教育他们从黄色工会的胁迫中突围出来。总的来说,最基本的就是要把“剩余价值”这个很深奥的“隐形剥削”理论普及到工人群众中去组成工会有组织地与资产阶级进行掘墓与反掘墓的斗争。如《劳动者的觉悟》、《两个工人的疑问》尤其是《在电工联合会上的演说词》和刊发在《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即“劳动纪念号”上的那篇短小 的《答知耻(工人的时间、工资问题)》中直接提到剩余价值的剥削事理,“工人劳力所生产的价值,远在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也正是发表答知耻问的“劳动纪念专号”上陈独秀发表《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及其一组调查,同时还发表了上海、南京、北京、天津、长沙、无锡、芜湖、唐山、江都(扬州)等等地区地方工业有关劳动、工会、工资、教育、福利诸方面的调查,都是在掀开“剩余价值”这个神秘的隐形理论的盖子。这是陈独秀从乱党期间筹备工人政党的最直接的基础理论。假如读者能把发表在同卷第二号上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迁的原因》这篇不算长的论文读一下,则更可以从世界已经进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制度社会最后决战层面上,认识进入实际行动时的政论家化解高深学问进行普化教育功力,使执政党和它领导下的工农群体进行革命的意义了。

三之二 瞿秋白是传播十月革命炮声的先驱

研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入中国历史的一页第一个名字就是瞿秋白。只要承认引领旧俄走向新俄的列宁及其布尔塞维克党是世界上首个实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你就会感念瞿秋白;他的一百多篇长长短短的莫斯科通讯,其总标题叫作《共产主义人间化》充满“江南一燕”激情的文章,简直使人产生疑问,也许列宁所说的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道理是可以成立的。李大钊陈独秀是号召建立效仿十月革命的政党。瞿秋白不同,他是把旧俄通向新俄又如何通过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对外战胜了欧美帝国主义的干扰,对内武装消灭白匪和农业经济中的阻挠者和黑帮份子。又艰难地用相当残酷的军事共产主义手段,渐渐恢复正常的社会主义建设,以达到在辽阔的国土上解决复杂的民族关系,又成功地解决了欧亚两大地理版块经济文化差异(成功开发西伯利亚)等等诸多方面的(当时又极为新鲜的苏维埃联邦制),所有这些新俄故事,被毛泽东形容为十月革命的“炮声”被瞿秋白详详细细地送到了中国。
瞿秋白 在中国共运史上是个而且绝对是个特例,他于1899年生于江南“吴中要辅”富庶的常州。他曾是官宦之家的后裔,到他父亲一辈已经败坏,辛亥革命时,12岁的他就因为早熟聪慧和好学而陷入了政治疑惑。后来母亲自杀,父亲远走他乡,他的弟妹们被散养在亲戚家里,他本人开始离开家乡,辗转求生,最后到北京住在亲戚家,考文官不隶,就读俄文专修馆。就是这个专业使他开始了解俄国,从文化到政治,首先解脱了旧民主革命的辛亥疑惑,在五四运动中更新了思想走向,与郑振铎、耿济之等创办《新社会》杂志,郑振铎主持《新社会》在箭杆胡同请益于独秀先生,受到过陈独秀的指点。但瞿秋白不认识陈独秀。因此,1920年与俞颂华、李宗武代表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驻新俄记者,于1921年1月25日抵达莫斯科时,他与中共毫无关系,如若我们追踪他的社会关系,可以说就是因为他的中学同学张太雷。那时,他已经是参与了李大钊与共产国际名份到中国谋求革命联系的维经斯基工作。瞿秋白在乘火车去新俄时与张太雷见面并告别,此时张太雷已经被陈独秀派往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设置的远东局工作,并于5月1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时与瞿秋白联系上,还介绍他加入了CP(笔者用这个符号是无法确定他是中共?还是俄共)。但仍与中共无关。
1922年3月联共(布)召开第10次党代会,上述的“共产主义之人间化”就是报导这次大会全部内容长达将近四万言象征性总题目,在晨报上从6月22日一直登到9月23日整整3个月,这就是全面报导十月革命炮声的最早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有大效参照的经典文献。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一事,就是关于瞿秋白是不是参加了新俄十大才能如此生动深刻地写了数万言的十大报导。在笔者所我见到的瞿秋白年谱或有关瞿秋白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的文墨在,都提到瞿秋白参加了这次大会。其实他没参加,因为他那时生病被困在寓所“同寓一日本人新白(逗留在莫斯科的飞行家—— 引者)介绍几个女友来谈,勉强解闷。”然而正是在十大发生了一件令瞿秋白走入另政治困境。
就是在新俄为筹备十大召开的准备委员会上,发生了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矛盾。2月25日《晨报》“紧要新闻”栏头条位置转发了载于伦敦的电讯《列宁和杜洛斯基有意见冲突说》,通讯的结论是,“共产党行政部以六十二票对八票之多,通过了列宁之政见。”正是这条新闻这场党内争论,引起了瞿秋白的警惕,在中共党内把陈独秀打成永世不得翻身的中国托洛茨基派的过程中瞿秋白成了重要的带头者,但是瞿秋白与中共的关系,正是在于陈独秀。陈独秀恰恰是因器重瞿秋白的传布炮声的成熟的政治觉悟,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修养和优秀的从文能力,把瞿秋白请到党内来的。那是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四大,陈独秀中共代表参加大会,瞿秋白陪他作为翻译列席大会。这次陈独秀的另一任务是为中共充实干部,写信给在法国的赵世英,要他在法国学习的人员中选派十个党员到莫斯科受一年训练后回国工作。
瞿秋白则和总书记一起回国。他们在满洲里分别。陈独秀回到上海,瞿秋白回到北京,等待分配工作还不足一个月,突然于2月7日发生了震撼中国也震撼共产国际的“二七惨案”,让执行共产国际“联吴疏孙”的另一条援华路线彻底失败。此事一出,使瞿秋白产生恐怖的不是长辛店的血腥或北京的恐怖。是他想到三个月前陪同总书记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遭遇。由于陈独秀执行的是马林设计的“联孙疏吴”的援华路线与拉狄克另一条“联吴疏孙”的援华路线相互顶牛,因此受到拉狄克的攻击,他当着有62个共产国际成员参加的这次大会,批评中共是“把自己关在书斋,研究马克思主义,就像他们以前研究孔夫子一样。”这解气还不够,又说,“国际向西方的共产党说:到群众中去!而我们对你们讲的是:走出孔夫子式的书斋,到群众中去!”陈独秀竟然没吭声。如今,三个月后的2月7日,“联吴疏孙”援华彻底失败了。性格刚烈的陈独秀在愤怒声讨的檄文中,在向国际的报告中仍对支持吴佩孚这个老奸巨猾的军阀用“劳工神圣”骗了俄国人,又指使李大钊负责联吴因而使北方党一度陷入瘫痪,李大钊被通缉逮捕等竟然不敢有起码的反驳。这一切让瞿秋白得到的教训是:总书记都不吭一声。于是,在整整九十年后,我们还能要求瞿秋白这位曾经被布哈林揶揄为三层阁上的小姐,没有一点脾气的文弱书生,怎么办?再加上对“炮声”对列宁斯大林的无限崇敬,使他悟出,现在沉默是金,将来服从命令。因此当二年后中共四大上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要中共批托时,由陈独秀宣读了批托的议文。而没有批托责任的瞿秋白写出了中共党内第一篇批判托洛茨基的论文《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新青年》不定期刊第一期“列宁专号”)。还另人不解的是又过了二年在“四一二”国共分裂后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发布了非五大议程内的一个小册子,终于指出党内存在托派,晒出了陈独秀们是一个派的立场。还有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到了1930年瞿秋白和邓中夏等中共莫斯科国际代表,受命在中山大学调查当时托派呼声甚高的中山大学中的托洛茨基分子,那时正好陈独秀已开除中共党籍,罪名就是组织托派分裂党。(屈维它<即瞿秋白>、邓中夏《我们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看法》载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编《瞿秋白研究文丛》第5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我坚信瞿秋白批托派毫无私心可言,他是走到了迷信列宁斯大林思想独断专行那一面,也把自己送上了悲剧之路,太可惜了!

中国的最前进的知识分子以读马克思理论武装自己,然后集聚力量从输入“共产主义幽灵”中译书开始建党,功莫大焉,但这些终于成为建党时期的领袖或精神领袖的人,建立了好的开局,却没有好的结局。
李大钊是中共精神领袖,因为他直到中共三大才选入中央委员会,他是中共翘楚中惟一的非职业革命家,一直是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或教授工薪生活,被张作霖绞死后,他的家属靠领取抚恤金生活:“适之先生:先守常北大薪水事希望先生在学校当局交涉一下能多增若干元才好。本来学校每月只发五十元,还有此五十元薪水不知发给若干时日,因为先生从前与守常先生是好朋友,故敢这样的求先生。 祝 健康! 李赵纽兰 鞠躬。(1932年6月24日)”。1927年大钊牺牲后,浮厝于北京的一个庙里长达6年,才由大钊生前北大同事和好友筹资公葬于北京一个公墓里。他的子女也是由生前好友设法救护成人。新中国成立后,大钊先生并未入葬八宝山。陈独秀算是“善终”,但叛徒汉奸恶谥从生戴到死。而引入炮声,忠于斯大林、批判托派、八七会议后领导中共打响土地革命第一枪的瞿秋白,则被国民党枪毙,1956年进入八宝山,10年后被砸毁……。至于中共第一个有名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者张太雷则被隐在自己人队伍中人暗杀于广州公社战场……死时不满30岁,但算是马革裹尸疆场的英烈。至于以“西来潮”译马列主义的蒋光慈,30年代初因不满立三路线的极左,不同意上街掷燃烧瓶等极左示威游行,而于1930年被开除党籍,次年郁闷地死于肺疾,早就被人遗忘了。

四,隐了九十八年的《青年》杂志广告是一篇佚文

感谢“文存”的读者耐心读到这一节,请先看一份雪藏了差2年就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前的《青年》杂志广告图,又因广告词是陈独秀亲拟,因而又是一篇很精彩的佚文。先将佚文录于下:

《青年》出版预告 ・ 群益书社

我国青年诸君
◎ 欲自知在国中人格居何等者乎,
◎ 欲自知在世界青年中处何地位乎,
◎ 欲自知将来事功学业应遵若何途径者乎,
◎ 欲考知所以自策自励之方法者乎,
◎ 欲解释平昔疑难而增进其知识者乎,
欲明乎此,皆不可不读本杂志,—— 盖本杂志之主义,
实欲与诸君共同研究商榷解决以上所列之种种问题,深望
诸君之学识志气,因此而日益增高,而吾国将来最善良的
政治教育实业各界之中坚人物亦悉为 诸君所充任,则本
杂志者实……
诸君精神上之良友也 (九月中旬出版)

广告印在1915年8月 编在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