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胡耀邦诞辰官方纪念活动，会比过去任何一年都推出更多的报道和回忆。其实，关于这位生虽逢辰、死却不逢辰的中共领导人，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也
写得够多了。撇开官方党八股不谈——胡耀邦本人很讨厌党八股，所以我们尽量不要以此来烦扰他的英灵——民间和正直的体制内人士纪念胡的文章，最大的公约数
是说他是一个“好人”。笔者当然也赞同这一评价。
然而，若是要更深入几层来总结他的遗产（其实是“遗憾”），笔者则愿意如此概括：在中共高层里面，胡耀邦是为数极少的“非典型领导人”之一。“非典 型”在这里是社会学经验分析“不属于大多数、不属于主流类型”的意思，也就是说，胡耀邦与他的大多数经历类似、地位相当的同事们非常不一样。正因为如此， 在中国有许多的人感谢和怀念他，有无数的人为他感叹和惋惜，也有不少的人挖苦和嘲笑他，更有少数人全盘否定他。（注：上图为胡耀邦与邓小平）
从“权力学”视角理解胡耀邦
胡耀邦作为一名中共领导人，他体现的“非典型”素质或特征可以列出好几条来。限于篇幅，本文只能讨论其中的一条，因为它是基础性的，那便是他与“权力学”的关系。
对于整个20世纪的中共党员尤其是干部们来说，重视权力是理所当然的。毛泽东从1920年年底开始，就不知疲倦地开导他的青年伙伴们说，革命的目的 就是夺取权力：“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 [注：指当时的中国政府] 宇下……。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920年12月1 日“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件，《毛主席文选》，南昌：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红色造反派总司令部编，1967年8月版第1集第18页）。
毛泽东做了党的最高领袖后，更是每日每时以“权力学”训导其下属，直至他政治斗争的终结阶段：“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 有政权就丧失一切”（《人民日报》1967年8月13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致敬电》所引语录）。胡耀邦那一代的中共干部，人人都知道毛的这些教导。可是， 对于他们本身来说，“权力”意味着什么，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才有了百分之百的痛切体会——有权就有了一切，无权就丧失了一切。这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真是绝对真理。
不过，与官方宣传所讲的大不一样，这句名言的主语首先并不是指“我们党”，更不是指“我国人民”，而是指具体的干部“我本人”及其亲属。因为整个文 革期间，中共并没有下台，依然是唯一的执政党。至于中国人民，本来就没有接近过权力的边沿，更谈不上丧失它。可是，文革中大多数干部却丧失了权力，于是他 们及其家属就丧失了原先依附在权力上的一切有形无形的好处，许多人甚至丧失了至亲至爱。这个从有权到无权的过程实在太沉重、太痛苦了，一定要从中吸取充分 的教训。
胡耀邦自文革后期与他的大多数同事们一步步分道扬镳，是从这儿开始的——胡渐渐地成了领导层中的一个“非典型”者。
“权力”的主人——抽象的、遥远的、具体的
对于文革后复出政坛的大多数干部来说，他们吸取的诸多教训里面最核心的是：“人民的权力”绝对不能落实，文革中干部受尽折磨，就是让老百姓有权造 反，人民一有权中国必乱套。“党的权力”是真的，但还是比较遥远，因为“党”是那么庞大，层次级别那么多，谁是“党”呀？文革中大辩论最常用的质问各级干 部的话便是：“你算老几，你能代表党？只有毛主席为首的红司令部才代表党！”所以，对于各级干部来说，“党的权力”如果不落实到自己的手里，就没什么实际 意义。本人的权力才是最实在的，不然，自己和家人啥好处也得不到。当今的中纪委巡视组所揭露的“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现象（中纪委网站2015年6月 16-17日公布的巡视意见），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经片片成长，尽管那时物质利益的规模相对很小。
文革后复出的干部，大多数都是不失时机地抓权抢权，借此把文革期间丧失的一切实惠捞回来，甚至要加倍偿还。这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是官之 常情，越来越放纵，闹得民众贴大字报抨击、游行抗议，搞得连邓小平都看不下去了，于是在1979年年底同意推出反特权反腐化的约束干部规定。邓还坦率承 认：“看来，作出这个规定稍迟了些……。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过去我们一个党委书记，比如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有现在这么大的权力 吗？没有啊！”（《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87-192页）。
胡耀邦力图解构“权力学”
与他的大部分同事们不一样，胡耀邦在文革结束之际，痛苦地、系统地反思中国的“权力学”，得出的是另一种结论。作为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一员，胡的反思虽然不能完整发表于中国的官方媒体，还是可以从他亲友和同事的很多文论和回忆录里找到一些片段，梳理出大致的脉络。
胡首先不认可“文革动乱十年，根子是人民有权造反”这种似是而非论。恰恰相反，根子在于中国的权力金字塔顶层发生病变，恶化成以社会主义之名、行专 制法西斯主义之实。“1977年11月25日，胡耀邦为《理论动态》一篇揭露‘四人帮’的文章写的按语中说：‘随着他们权势的扩张，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突 出的，则是农奴主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法西斯思想’”（中央党校教授沈宝详发言，《南方周末》2009年2月12日座谈会纪要）。
整整三年之后，胡在中纪委会议上进一步抨击文革期间“农奴主、法西斯”现象的两大特征：“一是个人崇拜登峰造极，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党内出现了大 大小小的救世主，大大小小的奴隶。……二是‘有权就有一切’，一些人拿了权到处做坏事”（《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上册第577页）。虽然这里没有点名，听者和读者都知道抨击的矛头指向谁。
胡耀邦在反思“权力学”时，还特别揭示了中国贫困化的根源：“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 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胡耀邦思想年谱》，香港：泰德时代公司，2007年版第845页）。对照这几年中国主流媒体时不时高调 宣传的“没有国家，你什么都不是！”之类的政治伦理观，真令人有回到1911年之前的感觉。
胡耀邦解构“权力学”的思路，在他直接领导过的几个领域里都有实践，尽管效果有限，还是起到了重要的进步作用。比如推动对干部特殊化的约束规定、为 历届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谅解北京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宽待京沪等城市高校区人民代表的自主竞选、党政分工、经济发展规划把“富民”置于“富国”之前、 新闻工作中“人民性高于党性”、提倡文化和意识形态管理的“民主、和谐、理解、信任”，等等。
胡耀邦并不是独自推动这些，幸亏他在书记处有一个得力的团队，他们都理解为什么要冒风险做这一切。每当胡遭遇忽明忽暗的阻抗和压力，他们都会设法为 他分忧分压。这就部分地弥补了胡耀邦心直口快、缺乏心机、不善谋略、待友待敌几乎一视同仁的弱点。从当年参与这些大事件的对立派别的回忆录里，我们读到， 这个团队里最能与胡耀邦风雨同舟的人，是习仲勋、万里、胡启立。胡耀邦的主要助手之一后来感叹：“好在有个习仲勋同志，要不然，我们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就靠他，我们才撑过了难关”（引自《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18、338-339页）。
从“以权为本”转型到“以民为本”
胡耀邦自文革结束到他被迫辞职的十多年里，所思考的绝大部分问题、所尝试做的绝大部分事情，均基于一个路子，那就是如何让中国的党政系统从“以权为本”转型至“以民为本”。
这个“以权为本”的体制自列宁奠定基础、尤其经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大力完善，发展到极端复杂精巧的程度。用最简单的话来描述它，就是：用尽一切办法把 “人民的权力”虚幻化，让其永远只存在于宣传品里；同时，强调要用尽一切办法最大化“党组织的权力”；最终，用尽一切办法把党组织的权力落实成“本人的权 力”（对此一简化的描述参阅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3-61）。
胡耀邦绝对不是像极左派所指责的那样，是一个“共产党的同路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后台”（《邓力群自述》里充斥此类指责，包括对胡的经济发展 要以富民为目标主张的声讨）。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都是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他绝对没有试图取消“党的权力”，他只是力图改变“人民的权 力虚幻化”的长期趋势，阻止把党组织的权力落实成“本人的权力”的种种花招。换言之，胡耀邦试图使执政党的权力持续良性化，以“如何对待人民”来衡量执政 党是好还是坏。
对此，在他身边工作的多位人士回忆录里，记载得很细致（参阅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年版，第 344-352页）。
胡耀邦的许多同事无法容忍他这么做下去，但他们也无法公然把胡的问题归罪于他力求以民为本，那显得太荒唐了，因为这是一个从政府到军队到警察到货币 到医院都冠以“人民”称号的国家。他们更无法把胡的问题归罪于他试图阻止把党组织的权力落实成“本人的权力”的种种花招，那也显得太丢人了。于是，他们就 以“包庇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把胡赶下台；这个罪名在官方话语体系里暗示的是胡不尽力维护特殊利益集团，太看重人民意愿。胡耀邦下台后不久低调造访 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被民众认出，受到热诚的包围欢呼。他意外之余动情感叹：没想到下台以后威信未减，影响更大了。人民群众还对我这样！（参阅《怀念胡耀 邦》，江西高安：永生画册，2008年版第80页。）
其实他早就应该想到这点。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人民被善待的时候实在太稀少了，只要大权在握的人对他们真好一些，他们就永远不会忘记 他。中国民众可不像中国权贵，对权力崇拜得那么五体投地。这几天里中国内地无数被组织起来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活动的干部、党员尤其是年轻人，你们了 解胡的这些“非典型”的言行吗？若不了解，你们可太看低了他。
然而，若是要更深入几层来总结他的遗产（其实是“遗憾”），笔者则愿意如此概括：在中共高层里面，胡耀邦是为数极少的“非典型领导人”之一。“非典 型”在这里是社会学经验分析“不属于大多数、不属于主流类型”的意思，也就是说，胡耀邦与他的大多数经历类似、地位相当的同事们非常不一样。正因为如此， 在中国有许多的人感谢和怀念他，有无数的人为他感叹和惋惜，也有不少的人挖苦和嘲笑他，更有少数人全盘否定他。（注：上图为胡耀邦与邓小平）
从“权力学”视角理解胡耀邦
胡耀邦作为一名中共领导人，他体现的“非典型”素质或特征可以列出好几条来。限于篇幅，本文只能讨论其中的一条，因为它是基础性的，那便是他与“权力学”的关系。
对于整个20世纪的中共党员尤其是干部们来说，重视权力是理所当然的。毛泽东从1920年年底开始，就不知疲倦地开导他的青年伙伴们说，革命的目的 就是夺取权力：“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 [注：指当时的中国政府] 宇下……。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920年12月1 日“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件，《毛主席文选》，南昌：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红色造反派总司令部编，1967年8月版第1集第18页）。
毛泽东做了党的最高领袖后，更是每日每时以“权力学”训导其下属，直至他政治斗争的终结阶段：“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 有政权就丧失一切”（《人民日报》1967年8月13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致敬电》所引语录）。胡耀邦那一代的中共干部，人人都知道毛的这些教导。可是， 对于他们本身来说，“权力”意味着什么，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才有了百分之百的痛切体会——有权就有了一切，无权就丧失了一切。这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真是绝对真理。
不过，与官方宣传所讲的大不一样，这句名言的主语首先并不是指“我们党”，更不是指“我国人民”，而是指具体的干部“我本人”及其亲属。因为整个文 革期间，中共并没有下台，依然是唯一的执政党。至于中国人民，本来就没有接近过权力的边沿，更谈不上丧失它。可是，文革中大多数干部却丧失了权力，于是他 们及其家属就丧失了原先依附在权力上的一切有形无形的好处，许多人甚至丧失了至亲至爱。这个从有权到无权的过程实在太沉重、太痛苦了，一定要从中吸取充分 的教训。
胡耀邦自文革后期与他的大多数同事们一步步分道扬镳，是从这儿开始的——胡渐渐地成了领导层中的一个“非典型”者。
“权力”的主人——抽象的、遥远的、具体的
对于文革后复出政坛的大多数干部来说，他们吸取的诸多教训里面最核心的是：“人民的权力”绝对不能落实，文革中干部受尽折磨，就是让老百姓有权造 反，人民一有权中国必乱套。“党的权力”是真的，但还是比较遥远，因为“党”是那么庞大，层次级别那么多，谁是“党”呀？文革中大辩论最常用的质问各级干 部的话便是：“你算老几，你能代表党？只有毛主席为首的红司令部才代表党！”所以，对于各级干部来说，“党的权力”如果不落实到自己的手里，就没什么实际 意义。本人的权力才是最实在的，不然，自己和家人啥好处也得不到。当今的中纪委巡视组所揭露的“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现象（中纪委网站2015年6月 16-17日公布的巡视意见），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经片片成长，尽管那时物质利益的规模相对很小。
文革后复出的干部，大多数都是不失时机地抓权抢权，借此把文革期间丧失的一切实惠捞回来，甚至要加倍偿还。这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是官之 常情，越来越放纵，闹得民众贴大字报抨击、游行抗议，搞得连邓小平都看不下去了，于是在1979年年底同意推出反特权反腐化的约束干部规定。邓还坦率承 认：“看来，作出这个规定稍迟了些……。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过去我们一个党委书记，比如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有现在这么大的权力 吗？没有啊！”（《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87-192页）。
胡耀邦力图解构“权力学”
与他的大部分同事们不一样，胡耀邦在文革结束之际，痛苦地、系统地反思中国的“权力学”，得出的是另一种结论。作为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一员，胡的反思虽然不能完整发表于中国的官方媒体，还是可以从他亲友和同事的很多文论和回忆录里找到一些片段，梳理出大致的脉络。
胡首先不认可“文革动乱十年，根子是人民有权造反”这种似是而非论。恰恰相反，根子在于中国的权力金字塔顶层发生病变，恶化成以社会主义之名、行专 制法西斯主义之实。“1977年11月25日，胡耀邦为《理论动态》一篇揭露‘四人帮’的文章写的按语中说：‘随着他们权势的扩张，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突 出的，则是农奴主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法西斯思想’”（中央党校教授沈宝详发言，《南方周末》2009年2月12日座谈会纪要）。
整整三年之后，胡在中纪委会议上进一步抨击文革期间“农奴主、法西斯”现象的两大特征：“一是个人崇拜登峰造极，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党内出现了大 大小小的救世主，大大小小的奴隶。……二是‘有权就有一切’，一些人拿了权到处做坏事”（《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上册第577页）。虽然这里没有点名，听者和读者都知道抨击的矛头指向谁。
胡耀邦在反思“权力学”时，还特别揭示了中国贫困化的根源：“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 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胡耀邦思想年谱》，香港：泰德时代公司，2007年版第845页）。对照这几年中国主流媒体时不时高调 宣传的“没有国家，你什么都不是！”之类的政治伦理观，真令人有回到1911年之前的感觉。
胡耀邦解构“权力学”的思路，在他直接领导过的几个领域里都有实践，尽管效果有限，还是起到了重要的进步作用。比如推动对干部特殊化的约束规定、为 历届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谅解北京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宽待京沪等城市高校区人民代表的自主竞选、党政分工、经济发展规划把“富民”置于“富国”之前、 新闻工作中“人民性高于党性”、提倡文化和意识形态管理的“民主、和谐、理解、信任”，等等。
胡耀邦并不是独自推动这些，幸亏他在书记处有一个得力的团队，他们都理解为什么要冒风险做这一切。每当胡遭遇忽明忽暗的阻抗和压力，他们都会设法为 他分忧分压。这就部分地弥补了胡耀邦心直口快、缺乏心机、不善谋略、待友待敌几乎一视同仁的弱点。从当年参与这些大事件的对立派别的回忆录里，我们读到， 这个团队里最能与胡耀邦风雨同舟的人，是习仲勋、万里、胡启立。胡耀邦的主要助手之一后来感叹：“好在有个习仲勋同志，要不然，我们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就靠他，我们才撑过了难关”（引自《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18、338-339页）。
从“以权为本”转型到“以民为本”
胡耀邦自文革结束到他被迫辞职的十多年里，所思考的绝大部分问题、所尝试做的绝大部分事情，均基于一个路子，那就是如何让中国的党政系统从“以权为本”转型至“以民为本”。
这个“以权为本”的体制自列宁奠定基础、尤其经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大力完善，发展到极端复杂精巧的程度。用最简单的话来描述它，就是：用尽一切办法把 “人民的权力”虚幻化，让其永远只存在于宣传品里；同时，强调要用尽一切办法最大化“党组织的权力”；最终，用尽一切办法把党组织的权力落实成“本人的权 力”（对此一简化的描述参阅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3-61）。
胡耀邦绝对不是像极左派所指责的那样，是一个“共产党的同路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后台”（《邓力群自述》里充斥此类指责，包括对胡的经济发展 要以富民为目标主张的声讨）。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都是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他绝对没有试图取消“党的权力”，他只是力图改变“人民的权 力虚幻化”的长期趋势，阻止把党组织的权力落实成“本人的权力”的种种花招。换言之，胡耀邦试图使执政党的权力持续良性化，以“如何对待人民”来衡量执政 党是好还是坏。
对此，在他身边工作的多位人士回忆录里，记载得很细致（参阅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年版，第 344-352页）。
胡耀邦的许多同事无法容忍他这么做下去，但他们也无法公然把胡的问题归罪于他力求以民为本，那显得太荒唐了，因为这是一个从政府到军队到警察到货币 到医院都冠以“人民”称号的国家。他们更无法把胡的问题归罪于他试图阻止把党组织的权力落实成“本人的权力”的种种花招，那也显得太丢人了。于是，他们就 以“包庇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把胡赶下台；这个罪名在官方话语体系里暗示的是胡不尽力维护特殊利益集团，太看重人民意愿。胡耀邦下台后不久低调造访 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被民众认出，受到热诚的包围欢呼。他意外之余动情感叹：没想到下台以后威信未减，影响更大了。人民群众还对我这样！（参阅《怀念胡耀 邦》，江西高安：永生画册，2008年版第80页。）
其实他早就应该想到这点。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人民被善待的时候实在太稀少了，只要大权在握的人对他们真好一些，他们就永远不会忘记 他。中国民众可不像中国权贵，对权力崇拜得那么五体投地。这几天里中国内地无数被组织起来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活动的干部、党员尤其是年轻人，你们了 解胡的这些“非典型”的言行吗？若不了解，你们可太看低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