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勇抗戰的山東軍民

英勇抗戰的山東軍民

                                    肖華



    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山東抗日根據地和晉冀魯豫、晉察冀、華中等抗日根據
地互相呼應配合，有力地堅持和發展了敵後抗日游擊戰爭，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
者；大反攻的時候，山東又是我進軍東北的重要基地之一。它的戰略地位是極為重
要的。八年抗戰期間，富於革命傳統的三千八百萬山東人民和英勇的八路軍，在中
國共產黨領導下，同生死，共患難，粉碎了日寇無數次的「掃蕩」，打退了國民黨
反動派千百次的進攻，用鮮血寫下了壯麗的詩篇！

                                     一 

    抗日戰爭爆發的前夕，為領導全國人民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實現民族解放，毛
澤東同志就號召全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抗戰
爆發，黨中央在洛川會議上，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決定在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群眾，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黨的
北方局還號召地下黨員：「脫下長衫，到游擊隊去。」山東黨組織根據這些決定和
指示，在各地積極建立和發展了「民族解放先鋒隊」、「抗日救國會」、「抗敵後
援會」等抗日團體，在各階層中間廣泛進行救亡活動，為抗日武裝起義作了思想上
組織上的準備。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寇大舉侵入山東，當地軍閥韓復□聞風而逃。在這風雨飄
搖，一片混亂的情況下，從地下和牢獄中走出來的共產黨員，從延安派來的紅軍干
部，挺身而出，帶領群眾毅然舉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當時真是登高一呼，群山響
應。抗日的烽火立即在泰山、沂蒙山、崑崙山，在黃河兩岸，在微山湖邊和渤海之
濱熊熊燃燒起來。人們抱著響往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心情，懷著對日寇的高度仇恨，
高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踴躍投入抗日洪流。一時，工人相率離開工
廠礦山，農民放下鋤頭，知識青年走出學校、家庭投筆從戎。兄弟、姐妹、師生、
同學聯袂入伍的動人事跡，真是層出不窮。

    氣勢磅礡的抗日武裝起義遍及全剩主要的有：冀魯邊區的鹽山、樂陵等地的起
義，文登縣的天福山和蓬萊、黃縣、掖縣的起義，長山縣的黑鐵山及其臨近地區的
起義，昌邑、濰縣起義，壽光縣牛頭鎮的起義；山東省委直接領導的徂徠山和附近
地區的起義；還有泰（山）西的夏張鎮、汶上地區的起義，沂水、莒縣、臨沂的起
義，沛縣、嶧縣、滕縣的起義，蘇魯豫邊境的沛縣、肖縣、豐縣、金鄉、永城的起
義，以及魯西北的冠縣、館陶、濮縣等地的起義等。

    這些揭桿而起的隊伍幾乎全是赤手空拳的。山東省委領導徂徠山起義的時候只
有兩支槍，其中還有一支打不響。後來他們收容了五個潰散的國民黨軍士兵，才增
加了五支步槍。

    絡繹而來的農民、學生，大都扛著土槍、長矛、大刀等原始武器。為了裝備自
己的子弟兵，人民大力捐獻經費和槍支。許多婦女拿出金銀首飾和多年積攢的體己
錢，交給游擊隊，購買抗日武器。這些和人民血肉相連的起義隊伍，雖然武器嚴重
不足，又極端缺乏軍事鬥爭經驗，但是從誕生那一天起，就向敵人展開了英勇的斗
爭。他們攻城奪地，扒鐵路，打車站，消滅了許多日寇和偽組織。天福山起義的抗
日游擊隊，曾冒著大風雪長途奔襲了牟平城，俘虜偽縣長以下一百七十餘人。

    當天下午他們又在城外的雷神廟和趕來反撲的日寇打了一 仗，斃傷敵五十餘名，
擊落飛機一架。泰西人民子弟兵，曾於夜間摸進界首車站，乘敵人酣睡之際，用砍
刀殺死不少鬼子。後來，山東省委根據黨中央的決定，將各地游擊隊加以改編整頓，
建立了八路軍山東縱隊。這支部隊在與日偽軍不斷的戰鬥中，逐漸成長壯大起來，戰
鬥力日益提高，裝備也逐漸得到改善。到一九三九年底，他們共作戰二千餘次，斃傷
日偽軍四萬一千餘名，克復過縣城和重要市鎮二十座。山東縱隊的創立和發展，對於
創造山東根據地和堅持山東長期抗戰，起了重要作用。

    上海，太原相繼淪陷後，毛澤東同志指出：在華北，「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
戰爭進入主要地位」，「共產黨和八路軍決心堅持華北的游擊戰爭，用以捍衛全國，
鉗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進攻」。敵後游擊戰爭的蓬勃發展，嚴重地威脅著敵人的後
方，迫使敵人在侵佔廣州、武漢之後，不得不將其主要力量轉向敵後戰常在這樣的形
勢下，黨中央決定八路軍一一五師主力挺進山東。一一五師在取得威震中外的平型關
大捷以後，又戰於平定縣的廣陽鎮，殲敵千餘。接著進入晉西地區，在午城、井溝和
汾（陽）離（石）公路連戰皆捷，粉碎了敵人西犯河防、窺伺陝北的企圖。一九三八
年，一一五 師三四三旅一部，根據黨中央決定進入冀魯邊和微山湖西等地區。第二
年春，羅榮桓同志又率師部和主力一部進入山東。

    一一五師的到來，對於堅持和發展山東的抗日游擊戰爭，對於建設山東根據地，
對於整頓和發展山東人民武裝，都起了重大作用，使山東抗日鬥爭的局面為之一新。
山東人民一聽到一一五師來了，喜形於色，奔走相告：「老八路來了！」「井岡山的
老紅軍來了！」並且踴躍加入這支久負盛名的部隊。日寇對一一五師的到來十分恐懼，
專門印發了《對一一五師作戰研究》。一一五師入魯以後，發揮了戰鬥骨幹作用，在
魯西、泰西，冀魯邊、湖西、魯南等地連續給日寇以有力的打擊。一 九三九年八月，
梁山伏擊，我以同等兵力全殲來犯的日軍一 個大隊六百餘人，繳獲野炮兩門。梁山
戰鬥後，日寇老羞成怒，糾集三千多人，汽車、坦克一百六十多輛，在各據點守備隊
的配合下，瘋狂報復，揚言如果奪不回重炮，就血洗梁山。但是我魯西軍民依托海洋
般的青紗帳，大顯身手，到處開展游擊活動，僅在一次戰鬥中就擊斃敵人二百餘名，
擊毀汽車十輛，坦克三輛，終使日寇狼狽撤走。

    由於一一五師和山東縱隊的英勇戰鬥，山東抗日根據地和人民武裝迅速擴大。到
一九四○年底，一一五師從一個旅發展到七個旅，共六萬餘人；白手起家的山東縱隊
也編為五 個旅、兩個支隊，共五萬餘人。山東全省共建立了十個專員公署和七十九
個縣的民主政權。這一歷史事實，充分顯示出：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制定的，主力
兵團和地方兵團相結合，正規軍和游擊隊、民兵相結合，武裝群眾和非武裝群眾相
結合的全民抗戰的路線，是一條唯一正確的威力無窮的路線。

    抗戰開始後，腐敗的國民黨政府，使山東的大好河山迅速淪於敵手；但是在日
寇停止了對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以後，國民黨頑固派卻又乘機鑽到山東，在蔣介石
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指導下，不打日本，專事磨擦。於是，山東我軍與日寇、
國民黨頑固派的三角鬥爭日趨激烈。山東國民黨特務頭子秦啟榮部，慘殺我八路軍
指戰員四百餘人的「太和慘案」，東北軍中的頑固派，慘害我魯南區黨委書記以下
四十餘人的「銀廠慘案」等親痛仇快的事情相繼發生。在這期間，我黨我軍高舉抗
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根據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
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一麵團結了抗日民主人士和抗日友軍合作抗戰，一面被迫
對國民黨頑固派的無理進攻進行了許多次反磨擦鬥爭，取得了很大的勝利。這樣就
進一步發動了群眾，穩定了山東抗日鬥爭的局面。後來，東北軍的第一百十一師，
不滿國民黨政府的反共、投降政策，光榮起義轉為人民武裝。另一部分則害怕日寇
「掃蕩」，狼狽逃出山東。接著我軍在冀魯豫和魯南地區打退了入魯反共的國民黨
嫡系部隊李仙洲部。從此，山東國民黨的雜牌部隊江河日下。除了潰散一些，大部
分在國民黨「曲線救國」政策指導下，投敵叛國，變成偽軍。

                                    二 

    抗戰初期，毛澤東同志就指出：「在游擊戰爭已經起來並有相當的發展之後，
特別是在敵人停止了對我全國的戰略進攻、採取保守其佔領地的方針的時候，敵人
向游擊戰爭根據地的進攻是必然的。」一九三九年開始，日寇一方面加強了對國民
黨的政治誘降，另一方面則集中大量兵力，對付我解放區戰場，至一九四一年初，
日寇把侵華兵力的百份之六十以上，用來殘酷地進攻敵後我軍。於是敵後戰場的
「掃蕩」和反「掃蕩」、「蠶食」和反「蠶食」，便成為敵我的主要鬥爭形式。在
華北，敵人連續推行「治安強化運動」，企圖用刺刀、警犬、手銬來鎮壓敵占區人
民的反抗，用頻繁的「掃蕩」和實行「燒光」、「搶光」、「殺光」的三光政策，
結合大規模的「蠶食」來摧毀我抗日根據地。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年，敵人在山
東出動千人以上的「掃蕩」共二十五次，其中萬人以上的兩次；到一九四一年和一
九四二年則增加到七十餘次，其中萬人以上的九次，至於千人以上的「掃蕩」和出
擾，無日無之，平原地區尤甚。敵人的「掃蕩」辦法一般多采勸分進合擊」，也采
取反覆平行推進的「梳篦式掃蕩」。在多次「掃蕩」失敗以後，敵人又集中更多兵
力，採取大縱深重重包圍的「鐵壁合圍」戰術。到一九四二年又發展為更殘酷毒辣
的「拉網合圍」。「拉網合圍」是敵人在敵後進行「掃蕩」的頂峰。一九四二年秋
天至一九四三年初，敵人對我魯中、膠東、湖西、冀魯邊、清河地區，都輪番進行
了萬人以上的「拉網合圍」。

    但是，真正的銅牆鐵壁是我抗日軍民。反「掃蕩」作戰中，我依照毛澤東同志
所制定的：「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
戰和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等戰略戰術原則，機動靈活地打擊敵人。一九四一年
冬，敵人以五萬重兵，對我沂蒙山區進行了兩個月之久的「鐵壁合圍」。敵人首先
襲擊了我山東縱隊領導機關駐地，緊接著又以精銳三萬，在坦克、飛機配合下，從
四面八方向我一一五師師部和山東分局駐地留田（臨沂北五十餘公里）一 帶猛犯，
同時在沂河以東蔭蔽地佈置了強大兵力，準備誘殲我向東轉移的部隊。但是敵人的
陰謀很快被我識破。我留下部分武裝堅持內線鬥爭，大部分則連夜乘隙跳到西南方
向，由內線轉到外線作戰。敵人合圍留田撲空，就分區合圍、「清剿抉剔」，企圖
追蹤我領導機關和主力部隊，破壞我根據地。這時候，我派出一部兵力，示形於敵，
在費縣東北的石蘭打了一仗。正當敵人跟蹤撲來的時候，我一一五師師部又冒著風
雪嚴寒適時轉移。第二天拂曉，剛跨過蒙陰至臨沂的公路，踏上中心區的邊緣的時
候，在原駐地響起隆隆的炮聲，表示敵人又一次撲了空。一一五師師部秘密回到中
心區，指揮轉入內線的主力一部，採取伏擊、截擊等手段，十天打了七仗。斃敵千
余；同時配合地方黨政機關，發動群眾，積極向反覆「清剿」大肆燒殺破壞的敵人
作鬥爭。在我廣大軍民連續打擊下，加之我其他區的部隊不斷出擊，迫使敵人不得
不分路撤退。一次規模空前的大「掃蕩」終於被我粉碎。

    一九四二年，敵人對膠東區的「拉網掃蕩」持續四十多天。除使用了一萬五千
余名陸軍外，還有部分海、空軍配合作戰。敵人深入我根據地後，就分成許多小股，
互相保持火力聯繫，邊壓縮、邊搜索，白天搖旗吶喊，夜晚沿合圍圈點火，控制山
頭，封鎖要道，以圖將我壓縮到牟平縣西南的馬石山狹小地區聚而殲之。這時候，
我根據地人民群眾早作好反「掃蕩」的準備，利用山頭、森林分散蔭蔽起來。主力
部隊除留少數在內線堅持外，大部以營為單位接近敵人，掌握情況，在敵人的合圍
圈即將形成的時候，突然蔭蔽地跳到敵占區或敵人已經「掃蕩」過的地方開展游擊
活動，有力地策應了中心區的反「掃蕩」。敵人撲到馬石山，才發現我領導機關和
主力部隊無影無蹤。當時有外出執行任務的一個班失去聯絡，陷於合圍圈內。他們
為掩護群眾突圍，往返衝殺數次，最後剩下三個人，在班長領導下，高呼「打倒日
本帝國主義！」

    「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拉響最後一顆手榴彈，壯烈犧牲！敵人合圍馬
石山以後，又利用膠東三面環海的地勢，沿煙（台）海（陽）公路拉成一線，向東
平推，直抵成山頭。接著又「掃蕩」了煙（台）青（島）公路以西地區。由於敵人
兵力分散，縱深單薄，我廣大軍民用「轉山頭」「鑽空隙」等辦法巧妙地擺脫了敵
人。

    反「掃蕩」期間，英雄的山東人民同敵人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根據地的每
個村莊都是堅強的堡壘。婦女、兒童，站崗放哨，盤查行人。戰時，群眾嚴密封鎖
消息，空室清野，使敵人看不到居民，找不到物資，煮飯喝水都發生困難。平原地
區的群眾，還改造了地形，挖掘了縱橫如網的抗日溝（僅清河區就挖了一千五百多
公里），使敵人的快速部隊無法行動，又便於我軍民蔭蔽活動，打擊敵人。廣大民
兵向敵人展開地雷戰、麻雀戰，或者配合我軍伏擊，擾襲敵人。各地建立了綿密的
偵察網和通訊網，使我軍對敵人的情況瞭如指掌，在作戰中發揮了高度主動性和靈
活性。群眾的熱情支援，使我軍在連續戰鬥中，仍有一定的生活保證。我軍傷病員
大部疏散在群眾家中，敵人來了，群眾就佯稱是自己的親屬，就這樣不知掩護了多
少同志。敵人「清剿抉剔」的時候，嚴刑拷打群眾，要他們供出誰是共產黨員，誰
是幹部，何處埋藏著物資；然而群眾寧肯慷慨就義，也堅決不吐露。

    山東軍民在嚴酷的鬥爭中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和無比的英雄氣概，許多氣壯
山河、可歌可泣的事跡使人永誌不忘。

    一九四一年二月，津浦路西的一一五師教導三旅兩個連，在反「掃蕩」中，為
掩護領導機關安全轉移，和超過他們十數倍的敵人奮戰終日，斃敵近千。最後由於
日寇施放毒氣，我兩連健兒全部光榮殉國；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敵寇五千人合圍博
山東部的馬鞍山，被圍的我軍一個排和敵人打了兩天，給敵重大殺傷。後來子彈打
完了，就用石頭、刺刀、槍托和敵人死拼。及至敵人蜂擁而來，排長用最後一粒子
彈自盡，戰士們高呼：「寧死不做俘虜！」一齊攜槍墜崖殉國。在山上避難的抗日
幹部家屬馮老先生目擊這一情景，就向全家人說：「不能讓鬼子活捉了去！」他和
他的女兒、兒媳，四個孫子也一同跳入深谷！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魯中我軍一個連，
在敵人飛機大炮猛烈轟擊下，憑借險要地形，在岱固山上戰鬥十 八天，牽制敵人兩
千餘，以傷七人亡二人的代價，取得斃傷日偽軍三百多人的勝利。這樣驚天地泣鬼
神的英雄事跡，不勝枚舉。

    經過敵人連續的「掃蕩」和大規模的「蠶食」，加上國民黨軍隊的夾擊，我根
據地受到很大損失，抗日軍民遭到嚴重困難。如南沂蒙縱橫不過五十公里的地區，
在一次「掃蕩」中，群眾被殺害三千多人，牲畜被搶去萬餘頭，糧食被掠奪一百六
十餘萬斤，民房被毀五千餘間。廣大人民生活極其困苦。在春天，不少地區群眾斷
炊。魯中的泰山區和魯南山區最為嚴重，軍民都雜以米糠、地瓜蔓、樹葉、草籽充
饑。一九四二 年我根據地面積縮小三分之一，部隊減員四分之一；軍械、彈藥、被
服、醫藥極端缺乏。在某些情況下，有的部隊夏天還穿著破棉襖，而冬天卻打赤腳。
許多部隊每個戰士只有幾發子彈。然而我們並未被這些困難所嚇倒，在困難面前變
得更加團結，更加樂觀。「熬過今明兩年，這一難關渡過，勝利就在前面。」「只
要百折不回地奮鬥下去，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聲音極
大地堅定了山東軍民的勝利信心。當時，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對山東工作的指示，像
黑夜裡的火炬，為我們照亮了前進的道路。

                                     三 

    正當山東戰場處於最艱苦最困難的關頭，劉少奇同志代表黨中央到了山東。幫
助中央山東分局，總結了山東抗戰四 年來的鬥爭經驗，提出了以後的鬥爭方針和任
務，並且對山東的軍事、政治鬥爭，群眾工作，統一戰線工作，黨的工作和根據地
建設等各項政策，都作了深刻的系統的指示。這些指示，對於加強山東的工作，勝
利的渡過抗戰最艱苦的階段和以後的發展，都具有重大深遠的意義，給山東抗日軍
民以極大的鼓舞。

    一九四三年三月，根據黨中央的決定，山東實行了黨的領導一元化。不久，羅
榮桓同志接任分局書記。在以羅榮桓同志為首的山東分局正確領導下，黨、政、軍、
民更加團結一致，繼續貫徹了抗戰四年總結中所提出的戰鬥任務，更有力地展開了
全面的對敵鬥爭。這時候，各地區都開展了整風運動，貫徹了精兵簡政政策，實行
了主力地方化，加強了小部隊建設；再次深入減租減息，進一步調動了廣大群眾對
敵鬥爭和生產的積極性，開展了以農業為主的大生產運動，加強了軍事工業的生產。
這些措施，為山東軍民克服困難，渡過難關，粉碎敵人的「掃蕩」和「蠶食」，恢
復和擴大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矗日寇深感大規模的軍事進攻，達不到摧毀
我抗日根據地的目的，於是又實行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特務等手段密切結
合的所謂「總力戰」，企圖用頻繁的「掃蕩」和穩扎穩打、逐步推進的「蠶食」政
策，以縮小乃至摧毀我抗日根據地。一九四○年底，敵人在我根據地周圍建立據點
一千一 百多個，控制公路五千公里；一九四二年底，敵人據點增加到二千四百多個，
公路增修到七千公里。一九四二年，敵人光在魯南就「蠶食」了蒼山、碼頭和臨沂、
郯城、邳縣廣大地區，使我魯南基本區被壓縮成「南北十餘里，東西一線連」的嚴
重情況。在平原地區，敵人以據點、碉堡為支點，構成縱橫交織的公路網，並沿點、
線修築封鎖溝、封鎖牆。在冀魯邊區，敵人就建立了四百五十六個據點，平均每兩
平方公里、八個村莊就有一個據點，封鎖溝、牆加起來共長一千三百多公里，各縣、
區、鄉都被分割成若干碎塊，每走三十 公里，要過八條公路、五條封鎖溝。真正
是：「出門見碉堡，處處是公路」，幾乎沒有一個村子不被迫向敵人繳糧、納稅，
原來的抗日根據地，完全變成抗日游擊區，我軍活動極度困難。魯中、膠東、清河、
濱海、湖西地區，同樣被敵人「蠶食」了大片地區，遭到嚴重的分割和封鎖。

    為了打退敵人的「蠶食」「封鎖」，山東我軍根據黨中央「敵進我進」的方針，
提出了「翻邊戰術」（即敵人打進我這裡來，我打到敵人那裡去），以分散的群眾
性的游擊戰爭和強大的政治攻勢反擊敵人，把鬥爭焦點引向敵占區。一九四三年是
「蠶食」與反「蠶食」最激烈的一年。敵人的「掃蕩」仍舊很頻繁。但是，進一步
動員起來的千千萬萬群眾，採用各種方式方法，向敵後之敵後進軍。結果在這一年，
我們共攻克據點三百餘處，開闢了五萬平方公里的新區，取得全殲慣匪劉桂棠（綽
號劉黑七）部和解放郯城、贛榆城等輝煌勝利。

    各地民兵在反「蠶食」鬥爭中進一步發揮了巨大威力。他們用「打、走、散、
躲」和「打賺錢仗」等戰術，廣泛開展了「麻雀戰」和地雷戰，對敵人進行擾亂，
圍困，伏擊，襲擊，取得了巨大成績。特別是地雷戰，使敵人無從捉摸，防不勝防。
在普遍開展的「飛行爆炸」運動中，民兵把大量的地雷埋到敵人的交通線上和據點
周圍，甚至敵人的營房操場裡。敵人出動時，走大路大路炸，走小路小路炸，大路
小路都不敢走，去走崖頭、山嶺、海灘和莊稼地。然而這些地方也會響起地雷。有
的地方敵人汽車出來，不得不用牛拉著石滾子在前面探路。民兵還用真假雷相結合
等辦法對付敵人的搜索。敵人起出假雷，真雷卻立時爆炸。有一次鬼子起出幾個延
期爆炸地雷，帶回放在桌子上，圍著哈哈大笑，忽然一 聲巨響，被炸得血肉橫飛。

    我小部隊、武工隊的活動，有力地打擊了敵人。遠在抗戰初期，山東就出現過
短小精悍的專在敵占區和邊緣區活動的小部隊。自從加強小部隊建設以後，又出現
了許多被譽為「懷中利劍、袖中匕首」的武工隊、游擊隊。鬥爭方法更加豐富多樣，
規模也更宏大了。在廣泛開展的小部隊武工隊的活動中，魯南鐵道游擊隊是一面鮮
明的旗幟。他們那種可以在火車急馳的時候跳上跳下的超人本領，創造了許多神話
般的奇跡。在津浦路魯南段和臨（城）棗（莊）線上，人們時常看到，急馳的火車
突然出軌，車頭忽然相撞，滿載貨物的列車忽然前後脫節。敵人補給前線的武器、
彈藥、布匹、醫藥，就這樣經過游擊隊員們的手送往根據地。有時候，敵人趕到出
事地點搜捕，然而車皮早已化為灰燼。追到微山湖邊，也只看到一片茫茫湖水。這
些列車英雄還常常出入敵占城鎮，殺敵奪槍，獵取情報，破壞敵人的倉庫，捕捉漢
奸特務，進行宣傳，開闢敵占區工作。愈演愈奇的活動方法，使敵人又怕又恨，千
方百計想消滅他們。但是，這支游擊隊進入一個地區，和他們魚水相依的群眾都嚴
密封鎖消息，站崗放哨，使他們避免了多次極其危險的襲擊。抗戰勝利的前夕，這
支部隊已經發展到兩千人，從敵人手中奪回四百多個村莊。活躍在沿海地區的海上
游擊隊，經常化裝成漁民、船工，以短槍、匕首和手榴彈殺死敵人，奪取物資，破
壞敵人的海上交通。有時候他們也挺進敵占島嶼或者潛入敵占海港襲擊敵人。敵人
常以海、陸、空軍配合「掃蕩」，他們就潛入交錯的河汊和港口，在成群結隊的漁
船中隱蔽起來。陸地上的武工隊、游擊隊，更是大顯身手，活躍異常。從山地到平
原，破壞鐵路，割電線，平毀封鎖溝，消滅敵偽零散人員，襲擊小股敵人和車輛，
破壞敵人的經濟掠奪計劃。公路上有時候在悠揚的笙管聲中出現娶親的花轎，專門
在狹窄處和敵人的汽車相遇。敵人正欲盤問，在轎裡殺出個彪形大漢，和轎夫吹鼓
手一起讓敵人飽嘗一頓子彈，手榴彈。諸如此類的戰鬥故事各地不斷發生，攪得敵
人疑神疑鬼，惶惶不安。有的敵人據點就這樣在我長期圍困下被消滅或者被迫撤走。
在群眾的掩護下游擊隊，武工隊經常深入敵人據點附近活動，甚至個別化裝進入據
點以內，敵人也無法發現。為不讓敵人摸清我軍的實力，雪地行軍的時候，他們都
把腳印掃掉，有的乾脆在自行車後邊拖一把掃帚。夜間在敵占區活動，偶然引起狗
叫，就把附近各村的夜犬一齊哄起，以迷惑敵人。在敵占區宿營大都選擇在基本群
眾和與我有關係的群眾家中。有時候也住到偽鄉、保長家中，一面進行教育，一面
告誡其不得報告敵人，或者在我走後再去報告。當被敵人發現而又不利於戰鬥的時
候，就靈活轉移，一面走一面將人員疏散在群眾大海之中，經過三 五個村莊，就不
見了，使敵「望洋興歎」。

    毛澤東同志在抗戰初期就告訴我們：「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戰，而
且依靠敵軍的瓦解。」我廣大軍民廣泛開展的政治攻勢，為軍事進攻創造了極為有
利的條件。軍事鬥爭與政治鬥爭雙管齊下，使敵人的「總力戰」完全破產。我軍常
常在半夜將敵據點包圍，向敵人喊話，或者利用敵人的電話線向日本士兵進行宣傳。
對偽軍的宣傳更是豐富多采，除喊話、「上夜課」以外，還專門編印了大批書刊和
小說，為了蒙蔽敵人，封面印的是《說岳全傳》，內容是八路軍打鬼子的故事，封
面是《京戲大全》，內容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宣傳畫或「偽軍投誠」「納粹的
毀滅」等。這些宣傳品有時候組織邊沿區小商小販傳送，有時候武工隊去散發張貼
或者由郵局傳遞，或者仿造敵偽公用信封，利用敵人的傳信站送入偽軍政機關。我
軍還開展了偽軍家屬工作，掀起「索夫喚子」運動，組織偽屬到據點去叫回丈夫、
兒子。僅魯中區在一九四四年中就瓦解偽軍六千九百多人。在敵占區，由於我執行
了團結全體人民、保衛群眾利益、隱蔽的對敵鬥爭的方針，在一部分偽區、鄉政權
和相當數量的偽軍中發展了革命兩面派，建立了抗日工作。有的村莊在向敵偽送糧
前，密告我軍前去截攔，或者自己打個手榴彈把糧食藏起來，然後向敵人報告：「
糧食叫八路截去了。」我又指導敵占區群眾以掩藏糧食、少報地畝、產量等辦法，
使敵人的搶糧計劃落空，群眾利益得到保護。由於對偽軍、偽組織的工作著有成效，
一九四三年，我軍利用內線關係賺開了贛榆城門，一舉將該城攻克。一九四四年冬，
莒縣戰鬥中，偽軍保安大隊長莫正民拘捕日籍顧問、教官和偽縣長等，率三千餘人
反正。在這一年我軍共爭取了偽大隊長莫正民、張希賢，偽團長王道、韓壽臣等大
小一百五十餘股偽軍反正。為了懲治死心塌地的漢奸，實施鎮壓和寬大相結合的政
策，我又開展了紅黑點、善惡錄的工作。

    凡暗中幫助我軍者，記紅點，作壞事的登黑點。記了黑點就向偽軍、偽屬或敵
占區群眾廣為宣佈，屢教不改的予以鎮壓。

    敵占區人民被偽軍政人員壓搾過甚的時候，就警告他們說：「小心八路軍給你
來幾個黑點！」武工隊時常夤夜深入敵占區，召集群眾講話，或張貼宣傳品，宣傳
勝利，揭露敵偽暴行，動員抗糧抗捐，建立秘密民兵。敵占區人民在我黨我軍模範
的抗日行動影響下，唱出了充滿信心的歌謠：「日本話不用學，再過一年用不著。」
有的邀請我軍前去開闢工作，更多的人因不堪敵偽的壓搾，扶老攜幼，絡繹遷入根
據地。

    毛澤東同志指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
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反「蠶食」鬥爭就是最充分地動員了群眾參加的人民
戰爭，終使日寇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裡，遭到滅頂之災！

                                     四 

    在長期的殘酷鬥爭中，我軍不僅沒有被敵人消滅，反而愈戰愈強，越打越大；
根據地建設蒸蒸日上，社會秩序空前良好，政治上一片光明，經濟上日益繁榮。而
日本帝國主義卻在這激烈的搏鬥中，遍體鱗傷，不得不由瘋狂進攻轉入以守為攻的
「重點主義」。一九四四年，毛澤東同志發出「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的號召，
號召敵後軍民把敵人一切守備薄弱和在我現有條件下能夠攻克的淪陷區，全部化為
解放區，迫使敵人處於極端狹窄的城市和交通要道之中。山東軍民熱烈響應了毛澤
東同志的號召，浩浩蕩蕩地向敵人展開了多次攻勢作戰。一九四五年春，山東雖然
增加了大量敵人，但是山東軍區仍堅決執行了五、六、七三個月作戰計劃。結果在
膠濟路東段兩側地區和臨（沂）費（縣）地區，消滅了許多大股偽軍，擴大了我各
個地區之間的聯繫，有的地方則連成一片。我軍在長期戰爭中積蓄了力量，獲得鍛
煉，廣大游擊兵團上升為正規兵團；同時以爆破為主的攻堅技術日益提高，在一年
半的局部反攻中，連續奪取了敵偽比較強固的縣城、市鎮十餘座和大量據點，消滅
了日偽軍十餘萬，收復了廣大平原和重要山區。這時，我軍由高度分散逐步地集中
起來，大大提高了作戰的統一性、機動性，因而在大反攻的前夕，處於十分有利的
地位，為進軍東北創造了有利條件。

    蘇聯對日宣戰，毛澤東同志指出：「對日戰爭已處在最後階段，最後地戰勝日
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時間已經到來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
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山東我
軍立即編成八個師、十一個警備旅和四個獨立旅投入大反攻。山東黨、政、軍、民
領導機關號召解放區青年、婦女、各人民團體，分別擔任各種戰時勤務，號召敵占
區同胞組織起來，配合我軍解放家鄉，號召工人舉行武裝起義，裡應外合收復城市。
同時以二十萬民兵組成子弟兵團，支援前線和維持新解放區治安。分成五路的反攻
大軍，踏著秋禾燦然的原野，以排山倒海之勢，向膠濟、津浦、隴海沿線各大小城
市猛進。前鋒直逼濟南、徐州、青島等城市。我軍所到之處，廣大青年配合我軍報
仇雪恥，父老婦孺簞食壺漿，歡迎我軍。

    這時日寇雖然已經宣佈投降，但是國民黨反動派和日偽合流，控制了大城市，
阻止我軍受降。山東我軍立即把反攻矛頭轉向敵占的中小城市。在一個多月的大反
攻作戰當中，我收復臨沂、曲阜等縣城四十六座，煙台、威海衛等海口、商埠六處，
殲滅日偽軍六萬餘人。這時，美帝國主義為了幫助蔣介石篡奪抗戰勝利果實，企圖
在煙台登陸。經解放區軍民一致聲討和駐軍的嚴正鬥爭，終於粉碎了美帝國主義的
陰謀。為了配合蘇聯紅軍反攻日寇，收復東北失地，山東我軍根據中央指示，派遣
了六萬人的主力部隊從海上和陸地兼程挺進東北。抗戰勝利不久，國民黨為了奪取
人民抗戰勝利果實，挑起了反共反人民的內戰，向我解放區展開了大規模的進攻。
接著，山東軍民又和全國人民一道，英勇地投入了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

    山東的八年抗戰是異常艱苦的，鬥爭是極其複雜的，但是英勇勤勞、堅貞不屈
的山東人民，在任何困難的情況下，始終跟著黨走，他們對抗戰的貢獻是十分巨大
的。山東抗戰的勝利，是在我黨的領導下，充分發動群眾，並且在這個基礎上堅持
分散的游擊戰爭的勝利，是有力地打退了國民黨反動派反共反人民的進攻，堅持以
我黨為主的建設抗日根據地、發展人民力量的勝利。總之，山東抗戰的勝利，就是
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在光榮的八年裡，山東我軍在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戰爭的戰略
思想指導和山東人民堅決支持之下，作戰兩萬六千餘次，殲滅日偽軍五十餘萬人。
到戰爭勝利結束的時候，山東除幾個重要城市外，已經全部獲得解放；我軍發展到
二 十七萬人，民兵五十萬人。這一歷史事實雄辯地說明：人民群眾在共產黨的正確
領導下，團結一致百折不回地戰鬥下去，不管面對多麼強大、多麼狡猾和兇惡的敵
人，都是可以把它打敗的。毛澤東同志曾指出：「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
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
會違背這個邏輯的。」毛澤東同志還說過：「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
民眾之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山東抗戰的史實，
生動地證明了毛澤東同志論斷的正確。

                          （選自《解放軍報》１９６５年８月２８日）

王观泉：陈独秀与《独秀文存》（导读）

【王观泉：陈独秀与《独秀文存》（导读）】
一，《独秀文存》是陈独秀乱党时期的书
二，一网打尽中国托派
三，陈独秀悲剧的联共（布）因素和中共因素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瞿秋白是传播十月革命炮声的先驱
四，隐了九十八年的《青年》杂志广告是一篇佚文
五，和平建设时代如何看待九十六年前
那场“新旧思潮之激战”
六，《青年》为何改为《新青年》
七，奇怪而又惊人的急转弯
八，陈独秀、胡适和亚东图书馆
九，文存原则 横空出世
十，中国托洛茨基派终极之目的
十一，1924年中国出了个政治领袖
十二，出研究室入监狱
十三，出监狱入研究室
十四，孤孤单单地……走了……



一，《独秀文存》是陈独秀“乱党”时期的书

《独秀文存》是一部五四运动后最早出版的民国之后猛烈抨击封建传统，反对军阀割据山头政治，传布资产阶级文化，唤起在殖民地经济条件下民族资本的兴起，和新型知识分子的觉醒，创导科学，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现代化的书，更是一部号召“向新的山崩地裂般的大波冲去”（鲁迅语）的实践革命的书，却又是一部在各种政党政治压力下，历经磨难后终于被禁的书。
《独秀文存》1922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到1933年连续印行了十次累计印数三万四千部（平装四册，精装二册），营销达三十（1922—1952）年。
《独秀文存》中收录文章起自1915年9月发表在《青年》杂志创刊号的《敬告青年》，止于第九卷第四号上的《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以及《每周评论》中所发的《研究室与监狱》等文。这七年间部分论文，随感录和作为文章公开发表的通信，合共三卷四册（内随感录两册）约六十万言，也可以说没有《新青年》就没有《独秀文存》；调侃说来，《独秀文存》是陈独秀“从康党到乱党，到共产党”人生三部曲中“乱党”的第二部曲。
《独秀文存》（以下简称“文存”）按照“文存”出版的亚东小老板汪原放的说法，“出《独秀文存》实在是战战兢兢地出的，当时仲翁因在大世界散传单被捕，出来还没有多少时间哩。”又言,“虽然这部《文存》多数是关于民主与科学的，但后面已经倾向社会主义了。”汪原放这则重要的回忆，除了“大世界散传单”有误，“被捕”却是真实的，是在他的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今卢湾区南昌路）铭德里二号家中被捕的。（《回忆亚东图书馆》）尚可补充的是因中共一大未出席的陈独秀首次参加于1922年7月16日召开的中共二大上的蝉联总书记之职，同时又正在准备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夹在7月二大，8月被捕和10月赴莫斯科之间出版的“文存”，当然险象环生，吓坏了亚东上下。此时应该说陈独秀已经从“乱党”进入“共产党的第三部人生曲了。把“文存”纳入“乱党”时期不有点勉强吗？不，一点也不。当年承办“文存”出版的汪原放与1952年处境下回忆“文存”的汪原放，对“文存”的推定，可以见得到的是历史被扭歪后的表像，我们把“文存”列入“乱党”时代，是以《新青年》时代（1915-1921止于第9卷）的历史浮沉和陈独秀的作品互动为根基辩证进行的，归纳为如下数条.
1，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和他的一批政客和文武精英流亡海外，民国南北分裂，进入军阀称雄的“乱党”时代。横空出世的《新青年》不只填补空白，还以走向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新舆论引领革命前进，向一条完全不同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前进。
2，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幕后，几乎全是辛亥当年以及革清朝之命的 先进人士，可见逊清的“仕”，尽管已经接受了西方文化，但思 想深处仍陷在拥载皇帝或君主立宪的泥潭里，等待陈独秀们前来 拖拉到地面上来。
3，第一次世界大战，北洋军政府当时作为国际公认的“中国政府”宣告参 战，加入协约国与德国为敌，站对了队。战后在巴黎和会上第一次有了胜利者外交席位（有广州南方政府一席），但是陆征祥代表扫了一眼，发现在座代表无论战胜战败都是中国的债权国，应验了“弱国无外交”的任人宰割的国势地位，仍然陷入“被瓜分”的窘境（战败的德国在青岛的殖民权益被日本收入囊中）。陆征祥接受了1915年签署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被国人痛斥为国贼的教训，拒绝在合约上签名，保全了名节，传到国内引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起因为火烧点的五四运动，巴黎和会在顾维钧的强势压力下，虽然没有达到“外争主权”的终极目的，却也为中国人出了口恶气。独秀先生为一战、为巴黎和会为陆征祥不签字并力挺顾维钧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主权的要求等，写了收存为“文存”之内或之外的长长短短文墨不下十余篇：“愚见以为……或电 我国驻欧议和代表，或向列强要求直接收回青岛，撤废‘二十一条’苛约，如不得请，则拂袖径归，以示公理之不可屈服。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五四的两大目的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最后的结局敌府逆拂了民意。于是陈独秀提出国人“应当发生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由这彻底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军民征服政府。”(这两句口号用黑体字另起段落编排——引者)（上述两篇论文写于5月18日（《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和26日（《山东问题与上海商会》），对于五四运动的政治诉求并提高六三运动全民抗击外强和政府的媚态政治走向，点燃反帝抗日的革命火种——字面上就火药味十足。这应看作陈独秀在“乱党”时期对全国产生影响力的一宗大事，奠定了这个时期的先进朝野和平头百姓的政治诉求。
4，翻开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文学思潮从近代向现代进展时，1917年的那场新文学向旧文学展开的论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直到21世纪初都讳莫如深，或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因为这场运动是由在国共内战终结时险些定为战犯的胡适，和被中共定为党的叛徒，日本汉奸的、中国托洛茨派的领袖陈独秀发起的。直到“一边倒”国策结束，国共关系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一个中国”共识，中美关系正常后，胡适到了“可以谈”的时代，然则对于陈独秀，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可以谈谈的明确（平反性质）的政治露布，以至使这场受惠于全民文化普及的大事，且莫说全民知晓，连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历史实质性的认同。顺便指出，直到今天，仍然还有对陈独秀“予愿拖出四十二生的大炮”这不凡气势，给以“机械唯物”的解释和无知的政治谩骂，是有必要在适当的时段内予以澄清，这是“文存”导读的责任。
胡适的文学改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拖出四十二生的大炮”，炮轰旧文学古堡，轰恼了遗老旧仕、新型知识分子中的守旧派，轰恼了古堡中的大佬林纾琴南公，在死气沉沉的京都，一班“婢学夫人”的浅薄之徒（引陈独秀批林话意），不必认真应战，但是林琴南出面，反对新文学，还真得有42公分大炮予以认真对应了。林琴南不只在封建古堡内人气十足，在新兴文化群体中也是口碑颇佳，因为在西方文学初初传入我国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不懂西文却借口译者之力的林纾记录了《 巴黎茶花女遗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黑奴呼天录》等等小说，在林琴南本人为的是资证奥古文能传入洋文学，但在广大读者群中认可的是西来潮中活泼泼的男女青年悲欢离合的故事，使那些看惯《红楼梦》《西厢记》甚至时令的押妓小说的人，踏上了别样的阅读之路，林琴南这批拥趸 不可小嘘的。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另一侧面，就是那些追求新文学的知识分子也走过好长一段用古奥的文字、冷僻的词藻、怪异的文风传布新知，陈独秀也是其中之一。1904年他在上海把苏曼殊（署名苏子文）译嚣俄（雨果）的《Les Miserabeles》为《惨世界》（10回本）实在是“殊不成句，且作文乖八九错”（章士钊语）陈独秀就接过苏译予以纠错，并增补了四回译书名为《悲惨世界》由镜今书局出版。这两个人都懂西文，但任意删节，还任意添加，用字遣词之古怪至少与林纾译品无甚区别。再看看鲁迅，他在上世纪初所译述的如《人之历史》，《科学史数篇》《摩罗诗力说》等文（《鲁迅全集・<坟>》别的不说，只提迅翁评介文学，从古希腊的荷马到古印度的迦黎陀娑 从歌德、席勒经由拜伦、雪莱到普希金、密茨凯维支、裴多菲，全部用的是章太炎门生著文理念，以至到了当今迅翁的这几篇经典，成了鲁迅研究中最难啃的一门学问。笔者在准备写新旧文学之争并将以林琴南作42公分大炮的靶子之前，加这么一段似乎是袒护的话，一是西方文化东渐的历史初期有这么一个时段、这么一股风气，“喜欢做古怪的句子写古字，这是受章太炎编《民报》的影响（鲁迅语 《鲁迅全集・<华盖集>》）。写上这一笔无论从历史，从文情都应记录在册的。况且——
无论是胡适的“八事”或陈独秀的“三个推倒和三个建设”都是说理不对人的。
袁世凯称帝失败和张勋复辟在即的时空条件下，是过了气的林琴南自己登上靶场的。此言恁说？
一是林琴南万万没有想到当时支撑北洋军政府的黎元洪总统竟然 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二是蔡校长在组阁文科时竟然没请曾经礼聘入京师大学堂的林琴南，而请了陈独秀！北大文科有两种对立的教授和他们的教育理念。辜鸿铭、刘师培，尤其是与陈独秀有过纠结的黄侃等是“八部书外皆狗屁”，而钱玄同、刘半农以及“半个鲁迅”（兼课讲师）是“毁孔子庙 罢其祀”针锋相对却相安无事。林琴南以为他无论如何也能入“八部书外”那个学派罢，如今却被“毁孔子庙”者炮轰，这口气是难以平复的。我们用略为轻佻的口气写这场运动，似乎不太严肃，然而最不严肃恰恰是林琴南他老人家的倚老卖老。
生于1852年林琴南比蔡元培大16岁，比陈独秀大27岁，更不必提小他39岁的胡适了。这是被“王敬轩”提出由刘半农解读的这位旧文化营垒中的人瑞所犯的“辛亥国变以还纲纪扫地”的第一宗罪。但是令人费解的是林琴南因此产生了轻敌思想，后来竟然把这场被李大钊认为“新旧思潮之激战”，让北京人看一场天桥闹剧。
这干小子目无纲纪，让林琴南迎战时，竟然设计了一套化名暴打或请妖魔鬼怪吞食他去应战之敌的闹剧，他写了《荆生》和《妖梦》两篇小说，用田其美和田恒影射陈独秀；胡适被隐入狄莫和泰二世；钱玄同则成金心异；而把蔡元培写成“无绪公”还把徐树铮，这个两年后被陈独秀列入《北京市民宣言》中罢免 职，驱逐出京城“的六个官员之一。雅号“小扇子军师”的徐树铮是个臭透了的军阀，却被林琴南化名荆生捧为“伟丈夫”出面不是把这帮人打趴在地或是被妖魔吞食……，双方都是文化中的精英，林琴南也是精通传统文化的人杰，鲁迅还曾欣赏他的小写意高水平的山水以怡倦眼，并珍藏起来保存至今。这样的学者对待如此严肃的文化生死存亡重要一战，竟然以闹剧结束。于是这边厢，也不以为然，由钱玄同和刘半农，表演了一出天桥把式“双簧戏” 《答王敬轩先生》了结。笔者至今也想不明白这么会如此结束“新旧思潮之激战”。我想来想去也许是因为陈独秀先生文章是结尾：“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于妖魔宣战乎？予愿拖四十二 的大炮，为之前驱！”林琴南是文人，既然对方祭出42公分大炮，于就请出他心目中的“伟丈夫”徐树铮战斗；不成，则也请出“十八妖魔”吃了他们。
北京的这场斗争怪异地结束。然而留学国外的那些文科学生中的守旧派却在严肃认真思考这场关乎“国粹”存亡之争。 为了转述吴宓等留学美国习文学的精英们对国内在一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指导下向封建传统文化展开论战时吴宓们的立场，现在据《吴宓日记》第11卷（1917—1924）中有关此书的实录照抄下以存其真。

1920年3月28日
幼涵来书，慨伤国中现况，劝宓等早归，掏钱自办一报，以树风声 遏遇横流。宓他年回国之日，必立此志。此间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 者，均莫不痛恨胡、陈之流毒祸世。张君鑫 谓羽翼未成，不可轻视。他 年学问成，同志集，定与若辈鏖战一番；盖胡、陈之学说，本不值识者 一笑。凡稍读书者，均知其非。乃其势炙手可热，举世风靡，至于如此， 实属怪异。然足见今日之中国人心反常，诸凡破坏之情形，物必先腐， 而后虫生，经若辈一番混闹，中国一线生机，又为斩削。前途纷乱，盖 不可收拾矣。呜呼，始作俑者，其肉岂非食乎？（之后有一段小字号述
“清华学校，近以学生妄起风潮”的忧患之言，不录—— 笔者）
“此间 同学诸人，唯林玉堂一人，为胡适、陈独秀之党羽，曾受若 辈资助。” （吴宓和林语堂友谊未泯，仍有往来—— 笔者）
1920年4月6日
我侪学问未成，而中国已亡不及待。又我侪以文学为专治之业，尚 未 升堂入室，而中国流毒已遍布。“白话文学”也，“写实主义”也，“易 卜生” 也，“解放”也，以及种种牛鬼蛇神，怪像毕呈。粪秽疮痂，视 为美味，易牙伎俩，更可所施？每一念及，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然也 无裨，只当强自摄敛心神，按日读书，异时相机奋力行事，一切听 之天命可耳。
1920年4月19日
今之倡“新文学”者，岂其有眼无珠，不能确察即视，乃取西洋之 疮痂狗粪，以进于中国人。且曰，此山珍海错，汝若不甘之，是汝无 舌，乌呼，安得利剑，斩此妖魔，以拨云以见天日耶！
1920年10月25日至27日
26日晚，接阅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寄来所出《教育丛刊》等件，粗鄙 卑陋，见之气尽。而白话文字，英文圈点。学生之所陈说，无非杜威之 唾余，胡适之反响，且肆行谩骂，一片愤戾恣睢之气。呜呼，今国中教 育界情形，以至于此，茫茫前途，我忧何极。明年宓归去之遭遇，此时 已可想见。……回国以后，只有尽我之时之力，竭诚猛做。以虎穴之身， 为补牢之左计，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以求内心之稍安而已。（以上引 文，大多有点、圈等符号以加重语气 — 笔者）

‘有了这些摘录，连系上前面所述斗争的背景，哈佛的一些学子们捍卫旧文学的精气神不必说什么了。胡适是1917年6月回国9月从 溪老家到北京受聘于北大文科教授与陈独秀共事的，他们神交于1914年在日本章士钊办的《甲寅》编辑部，那篇到明年可以纪念一下入国一百年的都德小说《最后一课》就是胡适译成汉语在《甲寅》发表的，从此胡适与陈独秀就开始鱼雁往来。《最后一课》一直是作为抗日爱国教材至今读来仍使人激动。他的“改良”而又“刍议”之文，够谨慎的了，但是从国内再回馈美国，就成了吴宓们的靶子还连累了个林语堂，当然最恨，恨不得“安得利剑”以对陈独秀，这是明摆着的，胜与不胜，由读者考虑罢。
1921年前后，吴宓、梅光迪等先后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就教英语或英国文学，并实现“掏钱自办一报” “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然而1922年创刊的《学衡》，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由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在保卫国粹以与陈独秀们一争胜负了。五四运动后的1922年“乱党”时代已过，陈腐的封建主义思想及其孑遗只得依靠军阀们的枪杆子维持的北洋军政府赖活着。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浪日复高涨，加上初见端倪的世界两个阵营的形势下，有特别政治嗅觉的老军阀则老牌帝国主义支持和新俄援助通吃，刚成立一年就被新俄共产国际的两条援华路线 —— “联吴（佩孚）疏孙（中山）”和“联孙疏吴”的路线弄得南（陈）北（李）膈膜，很难独立思考建党的政策和策略。此事这里可提示读者读一读收入“文存”中的《民主党和共产党》一文，便可在南陈北李建党思想和新俄共产国际之间的理论区别和政策走向。
《学衡》被鲁迅一“估”，吴宓们退回大学成为教授，维持文人清高而又风雅的高收入生活，直到1949年。当年叱咤风云的陈独秀呢？悲剧在于中共和他的领袖已完全丧失了发言权。
5，1917年2月克伦斯基革命产生了个资产阶级政府，列宁联合国内外志士仁人和反对派向克伦斯基展开阶级斗争。4月陈独秀写了《俄罗斯革命与我国国民之觉悟》，在“文存”中此文紧挨在《文学革命论》之后，因此特别吸引眼球。此文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刊出《文学革命论》是《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就是说，此文与陈独秀祭出42公分大炮轰旧文学堡垒仅隔了一个月。却不被重视，究其原因，除了禁令外，就是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但李文发表在十月革命之后（按俄旧历计算，大钊文写在十月革命后第10天并曾在中央（今中山）公园作过演讲。为此，我们可以下这么个结论，大钊先生的文章是歌颂、是普及于民的宣传，独秀文章是预测。把这个预测准确昭告国人，是“乱党”时期走向“共产党”时期，开创政党政治竞争的一个重要见证。关于列宁的革命，陈独秀提出“我国民之觉悟”关键理论。我们现在举出文中最重要的两条，“吾国第一所应觉悟者，欧洲战争，无意识者恒少，故战后不改革进步亦恒少。此次大战争，乃旷古所未有；战后政治学术，一切制度之改革与进步，亦将为旷古所罕闻。吾料欧洲之历史，大战之后必全然改观。”这也就是被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列宁就是利用这个国际环境，展开了殿巴黎公社后首次无产阶级革命宏图。“吾国民之所觉悟者”在文中列为第二条的是：“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室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吾祝其成功。”关于这一条，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中写得非常准确、明白易懂：“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 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陈独秀的贡献就是准确的预测，因为他是在克伦斯基推翻沙皇统治成立资产阶级政府开始就指出：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可不是仅只为“革俄国皇室的命”。彼得堡攻打冬宫， 阿芙乐尔号的炮声成立的是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陈独秀的“吾料”要“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真是神了。由于中国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列宁成功了。但是列宁也预料到了，这成功将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理论发难。也是在1915年，他还发表了《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第683-7），首次提出与马克思社会革命学说相左的理论，即：“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第683-697）这个构成近代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命题，促成了十月革命的诞生，却也播下了托洛茨基悲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对立，其与“文存”作者休戚相关的命运是不言而语的。当然关于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托洛茨基与列宁（后来与斯大林）有分歧在于托氏仍然保留其“不断革命论”的观点。这在当时对中共领袖的陈独秀并无关联，重要的是共产国际二大以后，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中出现了马林的“国共合作”时，受到托洛茨基的反对，这与陈独秀在《民主党和国民党》一文是吻合的。民主党的“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识）……更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识）”的两个生死对决的党搞合作建国，完成的第一个任务是在苏方庞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支持下，完成孙中山梦寐以求的消灭军阀割据，完成民国统一大业。“统一”了，怎么办？孙中山和他的政治继承人蒋介石，能够在苏联策划下从资产阶级（由旧向新）转化的政治目的完成后再转向（实际上是空想或说“异化”）社会主义建国？一个坚持大半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再革命，还能革到跟着列宁走向社会主义？更不必提蒋介石了。我们这么说并没有轻漫中山先生。一个生于1866年清朝同治时代的人，长在美国又学的是现代科学最精尖的医学、长期接受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理论和思绪的中国人，要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中有35年的奋斗，斗出了个要他继续解决南北分割军阀割据的现状，在山穷水尽之间列宁向孙中山伸出援助之手，他当然会接受，然则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他能在列宁的特使马林的“国共合作”布置下容得了“对等”合作吗？我们不是在研究这段历史（这类书可说是汗牛充栋），只想提出一条，胜利后能跟着苏联的要求，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吗？列宁1924年去世，第二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前者由斯大林接班，后者由蒋介石接班这就使我们找到了个停止探讨此事此史的借口——剩下的问题在于中国：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那么谁是？这如同在中国陈独秀不是托洛茨基派领袖，那么谁是？为此，我们找一个比较轻松的”段子“结束这场争论吧。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被迎接回国的孙中山于1912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列宁获此信息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导读中提到此文，我们关注的是列宁提出的上海将要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基地。列宁指出“中国将会出现许多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孙中山也关心中国将会出现许多个上海。列宁关注的是工业发达会产生资产阶级掘墓人。孙中山关注的是资产阶级强大起来就可以建成资产阶级国家。孙中山的党和未来陈独秀的党在基本队伍上顶了牛。
1912年，在列宁的视野中，在中国的历史簿册中尚没有陈独秀的名字，18年后，1920年的陈独秀已经走完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之路，他头脑清醒，一步一个脚印，首先提出“当排斥武力政治”，就是明确反对军阀割据阻止北洋军政府一统天下的企图。下一步是“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文存”论文篇《今日之政治问题》。此文写于1918年7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那时五四运动尚未发生，却很好地回答了18年前列宁的期待：“由于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接下来，列宁还说到，“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列宁测度得很对，陈独秀将成立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但是中共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去与国民党共同完成列宁的遗愿；就是列宁说的中国的社会民主工党要日后见分晓。1912年陈独秀还在“康党”时期从康党走向反康党的慢步前进中。到了五四运动后才由李大钊启动下，与北京天津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筹建中国共产党以结束军阀政府和国民党企图通过北伐建立一党专政的民国政府的策略。经过多方面研究，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出发点也很简单，就要把上海造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元素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全国之最。
历史很有趣，往往会发生非常复杂的斗争却在一场口水之争中，这就是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上发生了以建立工会为 题目的上海之争。在成立大会之前，陈独秀发表了《在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上的演说》：“现在世界的工会，只有三个团体很有势力。第一就是矿工，第二就是铁道工，第三就是机器工。这三个团体要是彻底联络了，那就是社会上一切对象，都要受他的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上海或“许多个上海”是国共两党共争之地。11月21日下午3点，上海机器工会在白克路（今风阳路）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邀请孙中山，以及胡汉民和戴季陶参加，中共方面除陈独秀外，记录中有杨明 （显然是代表共产国际）参加。据当时上海《民国日报》的报导，孙中山的发言是“详述机器与资本主义势力之关系，而归宿于三民主义。略谓我人欲贯彻民生主义，只有非在官僚手中夺回民权不可。”会上，孙中山情绪很好，他一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占用了胡、戴、杨的发言时间。陈独秀则毫不客气地阐明“工人团体，须完全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工会而已。”中共将牢牢把持住工会组织，引导工人阶级进入革命行列。不论承认中共成立于1920年或21年，这次会议可以看作是两大政党领袖在争取工人争取上海。如若把北方政府控制全局而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尚无立足之地的形势考虑在内，陈邀孙参加机器工人成立会，实在是中共方面把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看成是进步势力的一个举措。这里既有共同打到北洋军阀的社会革命因素，胡汉民、戴季陶等国民党人当时的政治倾向因素，也有陈独秀当年参加孙中山讨袁护法等交往的感情因素。坐在主席台上的的孙中山并不知道，上海机器工会正是在挂着“外国语学社”的共产党总部筹备的，陈独秀是该会经费募集处主任、名誉会员。但是最重要的是在 这之前维经斯基从北方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陈独秀会商建党事宜，并在询问及国民党的情势时，陈独秀把这个国际代表介绍给了孙中山，只是因为当时尚处在彻底失败的边缘，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尚无必要紧紧握住俄国伸出的援助之手，只有到了手无兵力的中山先生的依靠一个军阀打另一个军阀的多米骨牌彻底瘫下之后，才向无产阶级的苏俄和中共的陈独秀伸出救援之手握住不放。这实在来说是当时的一个好结果，然而正是这个救赎国民党的共产国际葬送了陈独秀的政治生命，也使得大批忠于列宁斯大林的老革命（其中有参加1905年第一次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老人）牺牲了他们的政治生命甚至人命，为的是遮盖列宁尤其是斯大林的“国民党情结”。走出“乱党”而走入陈独秀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第三部曲，竟然是陈独秀的末路！真没想到。

二 ，一网打尽中国托派

1952年12月22日，是斯大林的生日，正是这个“节日”，中国公安机关对国内大约四百余名“托洛茨基陈独秀反对派”成员及株连者实行大搜捕，一网打尽投入监狱。当天晚上查封了亚东图书馆，据亚东图书馆当事人汪原放回忆，“1952年12月22日夜间，大家将入睡时，有人打门，原来是军管会来检查，……找我谈话……也查问了我的大叔（即经理汪孟邹—— 引者）。军管会不止来一次，最后达成协议，把托派书籍从《独秀文存》、《字义类例》一直到他所著的最后的书（即后来流行于海外的由胡适作序出版的《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引者）。别的托派，也一样照办。” “一概缴出毁掉”。连《字义类例》这类研究祖宗文字的书读 禁止，真够绝的了。这就难怪直到1995年出版的独秀先生毕一生精力之的《小学识字教本》，又因或“修订”或“正误”得不成体统，连独秀先生的家属都不满意，发文予以驳诘。
近三十年来，由于政治上比较宽松，陈独秀研究也有所起色，还有不少好心人，为落实政策，就抓住困在石墙院的陈独秀几句狂言：我不属任何党派，我的言论代表我自己；又抓住了他在悼念蔡元培先生文中找到了陈独秀的自我定位：“五四运动……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专归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到人……（如今）适之不在国内，后死者的我，不得不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于是就出了个回归五四的独秀形象，这是连胡适先生都会认准的说法。于是好心人以为该当为独秀先生落实政策或平反，甚至还出现应当“恢复陈独秀中共党籍”的奇异呼声。但是，政党政治是严肃的，或者反而道之，偏见是难以纠正的，况且“落实政策”啊“平反”啊，是政党政治权威部门的事，学者所能做的是还以落实真相，并说明“偏见”的造成及其危害，别的是管不了的。
三， 陈独秀悲剧的联共（布）因素和中共因素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名言的实践，促成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土上冉冉升起了五星红旗。20年代外国语学社送去莫斯科学习的蒋光慈，他与瞿秋白成为好友。记忆中留下了列宁逝世那个初春严寒中，瞻仰巨人遗容的经历。瞿秋白回国主编《新青年》在五期季刊和五期不定刊上蒋光慈以蒋光赤、光赤或蒋侠僧等笔名的论文或译文，合共10篇，其中在翻译列宁和斯大林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多篇译文，显然已经成为国共合作初期的中国经典。他还编了当年惟一的列宁年谱，其贡献之大是当年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中惟一参与此项译述的先烈。翻开被蒋光慈视之为“西来潮”的翻译浪潮中，在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是彻底改变“武人政治”“一党专政”局面而以阶级斗争为纲创立共产党的第一页上由李大钊、陈独秀和瞿秋白以及张太雷组成，然后才有陈望道、恽代英、华岗、李达、李汉俊等等一大批译界前辈。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郑超麟、彭述之、王明等（犯过错误）先烈的译者。
这里还得指出《新青年》除《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外，还相继推出《俄罗斯研究专号》和《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社会主义讨论》两个专号，全部是马列原著或研究原著的论文的中译文。所动员翻译力量之多之强，连大报人成舍我都参与翻译。不可无记。

三之一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由于历史原因，对于李大钊的研究，虽然出了好几部传记、理论研究也不少，但主要集中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osm的胜利》上，前者写的是俄国工农兵投入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后者歌颂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这场革命的胜利。这是引入“一声炮响”的重要文章。但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东渐入国最大的贡献是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此文写于1919年11月，刊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续毕于第六号），此号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昭告国人，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正式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之路。也正在此时，共产国际已 遣员走向中国，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成立（校长蔡元培的雅量，象征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从旧向新进展）又唱响“南陈北李共同建党“之歌。一切都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始。本导读不承担李大钊研究之责，但包括李大钊在陈独秀事业上有过显著影响的事是研究范围之内的。如“文存”的最后一篇文字是蔡和森与陈独秀“极端马克思派”的《通信录》。其三条“极端主张”是，“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细析三条，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形成政党政治策略，通过“阶级战争”，建成“无产阶级专政”。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引起并成功地获得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灵魂。为说明这个重大理论问题，无论如何，下面这段话是必定要由导读记录在案的。

经济的构造都建在阶级对立之上。马氏所说的阶级，
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
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
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
压服，被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
式表现出来。亚西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
的，这些生产方式出现的次第，可作经济组织进化的阶
段，而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敌
对形式的最后。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
时告终。

李大钊用最通俗的语言译述或直接翻译（ 河上 日译马克思恩格斯原著）表达了社会发展规律（“生产方式次第出现”）演绎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导致“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生产方式同时告终”（就是《国际歌》上“这是最后的斗争”）而阶级竞争（或蔡说“阶级战争”）的任务就交给了陈独秀。
陈独秀与李大钊不同，他是脚踏实地的政论家，并一旦觉悟，就从事战争研究，军事理论和革命实践出发，真有点儿像恩格斯。他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参加过战争，写过一大批军事理论、战争述评（中共延安时期就组织过恩格斯军事论文的翻译班子，新中国成立后，就出版过曹 在延安翻译的六册《恩格斯军事论文集》中的五册）
1897年在南京科考失第，从此不再不在走仕途，立即在帝国殖民的惨酷压迫吾国吾民的国势下，走向以牙还牙的艰辛之路，写了《扬子江形势略论》。1903年发生拒俄运动，他从日本回国在安庆发动民众组织岳王会，声讨被列宁指控为最早最残酷侵略中国的沙俄。此事结束，于1904年《安徽俗语报》上发表军事技术知识性读物《抢法问答》在全国提倡军国民教育（即后来毛泽东说的“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举动又感到无异于纸上谈兵，就于1905年到上海参加文人失控制造炸弹的秘密组织，之所以说“文人失控”是这个组织居然是由头戴翰林院庶吉士文官花翎并实授翰林院编修的大知识分子蔡元培领导的，（他还提倡女子参加暗杀）。 “武装斗争”失败后，才使蔡元培觉悟，到德国去研究高等教育，成了被鲁迅们新派学者心目中外号叫“莱比锡”的教育泰斗，也使陈独秀抱定枪一定要在正确的革命政党的支配下才能发挥作用的大道理。于是又重返文化阵地，走上了从帮助章士钊办《甲寅》，到自办《新青年》的伟业，使“乱党”时期走向“共产党时期”。
发生五四运动那年年底，就是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从1920年，陈独秀的思想和笔墨走向就集中启发起点很高的工人的觉悟教育上，在“文存”内外，这类文章少说也有十多篇。从经济诉求到政治诉求，从自发的工团(主义）困境中走出来，还要教育他们从黄色工会的胁迫中突围出来。总的来说,最基本的就是要把“剩余价值”这个很深奥的“隐形剥削”理论普及到工人群众中去组成工会有组织地与资产阶级进行掘墓与反掘墓的斗争。如《劳动者的觉悟》、《两个工人的疑问》尤其是《在电工联合会上的演说词》和刊发在《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即“劳动纪念号”上的那篇短小 的《答知耻（工人的时间、工资问题）》中直接提到剩余价值的剥削事理，“工人劳力所生产的价值，远在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也正是发表答知耻问的“劳动纪念专号”上陈独秀发表《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及其一组调查，同时还发表了上海、南京、北京、天津、长沙、无锡、芜湖、唐山、江都（扬州）等等地区地方工业有关劳动、工会、工资、教育、福利诸方面的调查，都是在掀开“剩余价值”这个神秘的隐形理论的盖子。这是陈独秀从乱党期间筹备工人政党的最直接的基础理论。假如读者能把发表在同卷第二号上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迁的原因》这篇不算长的论文读一下，则更可以从世界已经进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制度社会最后决战层面上，认识进入实际行动时的政论家化解高深学问进行普化教育功力，使执政党和它领导下的工农群体进行革命的意义了。

三之二 瞿秋白是传播十月革命炮声的先驱

研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入中国历史的一页第一个名字就是瞿秋白。只要承认引领旧俄走向新俄的列宁及其布尔塞维克党是世界上首个实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你就会感念瞿秋白；他的一百多篇长长短短的莫斯科通讯，其总标题叫作《共产主义人间化》充满“江南一燕”激情的文章，简直使人产生疑问，也许列宁所说的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道理是可以成立的。李大钊陈独秀是号召建立效仿十月革命的政党。瞿秋白不同，他是把旧俄通向新俄又如何通过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对外战胜了欧美帝国主义的干扰，对内武装消灭白匪和农业经济中的阻挠者和黑帮份子。又艰难地用相当残酷的军事共产主义手段，渐渐恢复正常的社会主义建设，以达到在辽阔的国土上解决复杂的民族关系，又成功地解决了欧亚两大地理版块经济文化差异（成功开发西伯利亚）等等诸多方面的（当时又极为新鲜的苏维埃联邦制），所有这些新俄故事，被毛泽东形容为十月革命的“炮声”被瞿秋白详详细细地送到了中国。
瞿秋白 在中国共运史上是个而且绝对是个特例，他于1899年生于江南“吴中要辅”富庶的常州。他曾是官宦之家的后裔，到他父亲一辈已经败坏，辛亥革命时，12岁的他就因为早熟聪慧和好学而陷入了政治疑惑。后来母亲自杀，父亲远走他乡，他的弟妹们被散养在亲戚家里，他本人开始离开家乡，辗转求生，最后到北京住在亲戚家，考文官不隶，就读俄文专修馆。就是这个专业使他开始了解俄国，从文化到政治，首先解脱了旧民主革命的辛亥疑惑，在五四运动中更新了思想走向，与郑振铎、耿济之等创办《新社会》杂志，郑振铎主持《新社会》在箭杆胡同请益于独秀先生，受到过陈独秀的指点。但瞿秋白不认识陈独秀。因此，1920年与俞颂华、李宗武代表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驻新俄记者，于1921年1月25日抵达莫斯科时，他与中共毫无关系，如若我们追踪他的社会关系，可以说就是因为他的中学同学张太雷。那时，他已经是参与了李大钊与共产国际名份到中国谋求革命联系的维经斯基工作。瞿秋白在乘火车去新俄时与张太雷见面并告别，此时张太雷已经被陈独秀派往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设置的远东局工作，并于5月1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时与瞿秋白联系上，还介绍他加入了CP（笔者用这个符号是无法确定他是中共？还是俄共）。但仍与中共无关。
1922年3月联共（布）召开第10次党代会，上述的“共产主义之人间化”就是报导这次大会全部内容长达将近四万言象征性总题目，在晨报上从6月22日一直登到9月23日整整3个月，这就是全面报导十月革命炮声的最早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有大效参照的经典文献。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一事，就是关于瞿秋白是不是参加了新俄十大才能如此生动深刻地写了数万言的十大报导。在笔者所我见到的瞿秋白年谱或有关瞿秋白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的文墨在，都提到瞿秋白参加了这次大会。其实他没参加，因为他那时生病被困在寓所“同寓一日本人新白（逗留在莫斯科的飞行家—— 引者）介绍几个女友来谈，勉强解闷。”然而正是在十大发生了一件令瞿秋白走入另政治困境。
就是在新俄为筹备十大召开的准备委员会上，发生了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矛盾。2月25日《晨报》“紧要新闻”栏头条位置转发了载于伦敦的电讯《列宁和杜洛斯基有意见冲突说》，通讯的结论是，“共产党行政部以六十二票对八票之多，通过了列宁之政见。”正是这条新闻这场党内争论，引起了瞿秋白的警惕，在中共党内把陈独秀打成永世不得翻身的中国托洛茨基派的过程中瞿秋白成了重要的带头者，但是瞿秋白与中共的关系，正是在于陈独秀。陈独秀恰恰是因器重瞿秋白的传布炮声的成熟的政治觉悟，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修养和优秀的从文能力，把瞿秋白请到党内来的。那是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四大，陈独秀中共代表参加大会，瞿秋白陪他作为翻译列席大会。这次陈独秀的另一任务是为中共充实干部，写信给在法国的赵世英，要他在法国学习的人员中选派十个党员到莫斯科受一年训练后回国工作。
瞿秋白则和总书记一起回国。他们在满洲里分别。陈独秀回到上海，瞿秋白回到北京，等待分配工作还不足一个月，突然于2月7日发生了震撼中国也震撼共产国际的“二七惨案”，让执行共产国际“联吴疏孙”的另一条援华路线彻底失败。此事一出，使瞿秋白产生恐怖的不是长辛店的血腥或北京的恐怖。是他想到三个月前陪同总书记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遭遇。由于陈独秀执行的是马林设计的“联孙疏吴”的援华路线与拉狄克另一条“联吴疏孙”的援华路线相互顶牛，因此受到拉狄克的攻击，他当着有62个共产国际成员参加的这次大会，批评中共是“把自己关在书斋，研究马克思主义，就像他们以前研究孔夫子一样。”这解气还不够，又说，“国际向西方的共产党说：到群众中去！而我们对你们讲的是：走出孔夫子式的书斋，到群众中去！”陈独秀竟然没吭声。如今，三个月后的2月7日，“联吴疏孙”援华彻底失败了。性格刚烈的陈独秀在愤怒声讨的檄文中，在向国际的报告中仍对支持吴佩孚这个老奸巨猾的军阀用“劳工神圣”骗了俄国人，又指使李大钊负责联吴因而使北方党一度陷入瘫痪，李大钊被通缉逮捕等竟然不敢有起码的反驳。这一切让瞿秋白得到的教训是：总书记都不吭一声。于是，在整整九十年后，我们还能要求瞿秋白这位曾经被布哈林揶揄为三层阁上的小姐，没有一点脾气的文弱书生，怎么办？再加上对“炮声”对列宁斯大林的无限崇敬，使他悟出，现在沉默是金，将来服从命令。因此当二年后中共四大上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要中共批托时，由陈独秀宣读了批托的议文。而没有批托责任的瞿秋白写出了中共党内第一篇批判托洛茨基的论文《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新青年》不定期刊第一期“列宁专号”）。还另人不解的是又过了二年在“四一二”国共分裂后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发布了非五大议程内的一个小册子，终于指出党内存在托派，晒出了陈独秀们是一个派的立场。还有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到了1930年瞿秋白和邓中夏等中共莫斯科国际代表，受命在中山大学调查当时托派呼声甚高的中山大学中的托洛茨基分子，那时正好陈独秀已开除中共党籍，罪名就是组织托派分裂党。（屈维它<即瞿秋白>、邓中夏《我们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看法》载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编《瞿秋白研究文丛》第5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我坚信瞿秋白批托派毫无私心可言，他是走到了迷信列宁斯大林思想独断专行那一面，也把自己送上了悲剧之路，太可惜了！

中国的最前进的知识分子以读马克思理论武装自己，然后集聚力量从输入“共产主义幽灵”中译书开始建党，功莫大焉，但这些终于成为建党时期的领袖或精神领袖的人，建立了好的开局，却没有好的结局。
李大钊是中共精神领袖，因为他直到中共三大才选入中央委员会，他是中共翘楚中惟一的非职业革命家，一直是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或教授工薪生活，被张作霖绞死后，他的家属靠领取抚恤金生活：“适之先生：先守常北大薪水事希望先生在学校当局交涉一下能多增若干元才好。本来学校每月只发五十元，还有此五十元薪水不知发给若干时日，因为先生从前与守常先生是好朋友，故敢这样的求先生。 祝 健康！ 李赵纽兰 鞠躬。（1932年6月24日）”。1927年大钊牺牲后，浮厝于北京的一个庙里长达6年，才由大钊生前北大同事和好友筹资公葬于北京一个公墓里。他的子女也是由生前好友设法救护成人。新中国成立后，大钊先生并未入葬八宝山。陈独秀算是“善终”，但叛徒汉奸恶谥从生戴到死。而引入炮声，忠于斯大林、批判托派、八七会议后领导中共打响土地革命第一枪的瞿秋白，则被国民党枪毙，1956年进入八宝山，10年后被砸毁……。至于中共第一个有名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者张太雷则被隐在自己人队伍中人暗杀于广州公社战场……死时不满30岁，但算是马革裹尸疆场的英烈。至于以“西来潮”译马列主义的蒋光慈，30年代初因不满立三路线的极左，不同意上街掷燃烧瓶等极左示威游行，而于1930年被开除党籍，次年郁闷地死于肺疾，早就被人遗忘了。

四，隐了九十八年的《青年》杂志广告是一篇佚文

感谢“文存”的读者耐心读到这一节，请先看一份雪藏了差2年就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前的《青年》杂志广告图，又因广告词是陈独秀亲拟，因而又是一篇很精彩的佚文。先将佚文录于下：

《青年》出版预告 ・ 群益书社

我国青年诸君
◎ 欲自知在国中人格居何等者乎，
◎ 欲自知在世界青年中处何地位乎，
◎ 欲自知将来事功学业应遵若何途径者乎，
◎ 欲考知所以自策自励之方法者乎，
◎ 欲解释平昔疑难而增进其知识者乎，
欲明乎此，皆不可不读本杂志，—— 盖本杂志之主义，
实欲与诸君共同研究商榷解决以上所列之种种问题，深望
诸君之学识志气，因此而日益增高，而吾国将来最善良的
政治教育实业各界之中坚人物亦悉为 诸君所充任，则本
杂志者实……
诸君精神上之良友也 (九月中旬出版)

广告印在1915年8月 编在东京

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是在上海首先建立的。１９２０年８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參加者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鬆等，陳獨秀任書記。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實際上成為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起著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重要作用。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由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３人發起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李大釗為負責人。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劼、張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員大多為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骨干。

    １９２０年秋，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開會議，正式成立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推選包惠僧為書記。

    １９２０年秋，施存統、周佛海等在日本東京建立旅日共產黨早期組織，施存統為負責人。

    １９２０年秋冬之際，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以新民學會骨干為核心秘密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

    １９２０年底至１９２１年初，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１９２１年春，在與無政府主義者組織的“共產黨”分道揚鑣后，陳獨秀等重新組建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有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陳獨秀、譚平山先后任書記。

    １９２１年，張申府、周恩來、趙世炎、劉清揚等在法國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學生中先進分子組成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張申府為負責人。

    這些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名稱不一，有的叫“共產黨”，有的叫“共產黨支部”或“共產黨小組”，它們的性質相同，都是組成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后來被通稱為“共產主義小組”。

    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后，有組織、有計劃地擴大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批判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發起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創辦工人刊物，開辦工人學校，領導工人成立工會，開展工人運動，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工人運動的結合。這樣，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就基本具備了。

    １９２０年初，李大釗、陳獨秀等開始了建黨的探索和醞釀。４月，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派維經斯基等一行來華，了解中國情況，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他們先在北京會見了李大釗，后由李大釗介紹到上海會見陳獨秀，共同商談討論了建黨問題，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從５月開始，陳獨秀邀約李漢俊、李達、俞秀鬆等人多次商談建黨的問題。８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１０月，李大釗在北京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接著，在湖南、湖北、山東、廣東等地相繼建立了黨的早期組織，同時在法國和日本也由留學生中的先進分子組成了黨的早期組織。這些組織當時叫法不一，有的叫共產黨，有的則稱共產黨小組或支部，由於它們性質相同，因此，后來統稱它們為各地共產主義小組。

    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建立以后，開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動。為了廣泛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建黨思想，１９２０年９月，上海發起組把《新青年》雜志（從八卷一號開始）改為黨的公開刊物﹔同年１１月，又創辦了《共產黨》月刊，在全國主要城市秘密發行，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黨刊。新青年出版社還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以及多種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通俗小冊子。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又創辦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勞動界》，北京有《勞動音》和《工人月刊》，濟南有《濟南勞動月刊》，廣州有《勞動者》等，對工人進行階級意識的啟蒙教育。在此基礎上，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積極深入工人群眾，舉辦工人夜校，建立工會組織。各地還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發展了一批團員，青年團成為黨的有力助手和后備軍。

    １９２１年３月，在俄共遠東局和共產國際的建議和支持下，召開了各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會議，發表了關於黨的宗旨和原則的宣言，並制定了臨時性的綱領，確立了黨的工作機構和工作計劃，表明了黨組織對社會主義青年團、工會、行會、文化教育團體和軍隊的態度。這次會議為黨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備。維經斯基回國不久，１９２１年６月，共產國際派馬林等到上海。他們建議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黨的發起組在李達的主持下進行了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並向各地黨的組織寫信發出通知，要求各地選派兩名代表出席大會。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７月２３日全部到達上海。

    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３１日，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綱領規定：黨的名稱是“中國共產黨”﹔黨的性質是無產階級政黨﹔黨的奮斗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廢除資本所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黨的基本任務是從事工人運動的各項活動，加強對工會和工人運動的研究與領導。大會選舉產生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李達負責宣傳。

    黨的一大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從此，中國誕生了完全新式的、以共產主義為目的、以馬列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給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一個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為之一新了。

    由於黨的“一大”召開於７月，而在戰爭年代檔案資料難尋，具體開幕日期無法查証，因此，１９４１年６月在黨成立２０周年之際，中共中央發文正式規定，７月１日為黨的誕生紀念日。

    黨的一大開幕日期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才由黨史工作者考証清楚，根據新發現的史料和考証成果，確定一大的召開日期是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