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和谈徐文立在中国民主党建党初期的错误（2012年9月20日）
中国侠客联盟网络记者
【陈忠和简介：1989年参与 “六四”民运活动； 1993年投身“和平宪章运动”；之后，参加秦永敏创立“中国人权观察”活动。1998年9月11日，向湖北省民政厅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筹委 会，1998年12月17日，中共当局分别判处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13年、12年和11年有期徒刑，企图吓阻国内风起云涌的 组党浪潮。各省的民主党领导人不屈不饶，继续扛起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的大旗，动员民众，宣传民主理念。1999年2月6日组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陈忠和 担任湖北党部主席，继而担任中国民主党第二任全国轮值主席，在任上被捕。1999年9月1日，陈忠和以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2000年7月7日，法 庭开审，陈忠和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2006年11月8日出狱，届时58岁。现定居荷兰，在第十届民主中国阵线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执行理 事。】
记者：您出国之后，深得海外民主党人的欢迎，听说您现在还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组织发展委员会副主席、荷比卢地区委员会负责人。下个月，徐文立要来哥本哈根开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的欧洲会议，您接到邀请了吗？
陈忠和：我只是一个普通战士，出国后，能够自由地做应该做的事情，就很高兴了，什么职位都不重要。徐文立的会议，有人向我发出过邀请，但是我不会去参加。
记者：为什么？您是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的第二届轮值主席。
陈 忠和：1999年2月6日国内各省市同志组建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经过选举产生了四个共同主席：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王希哲，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至 今没有改选。徐文立在海外建立的中国民主党海外联合总部，我们在国内的同志一般认为，为了在海外进行斗争，成立一个海外联合总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据我 所知，成立全国联合总部，并没有得到“全国”各省市党部的认可和选举，那就名不副实了。
记者：您是否对徐文立个人有意见？
陈 忠和：我和徐文立本人没有见过面，谈不上有什么个人成见。我出狱后，国内同志在慰问我的同时，纷纷告诫我，徐文立人格很差，不要与他合作，我没有深究其原 因。但是我认为，鉴于徐文立在建党初期所犯的严重错误，他不适宜担任中国民主党“全国”的一把手；再说，中国民主党的主要阵地在国内，许多至今坚守在国内 斗争的中国民主党骨干，如秦永敏、刘贤斌、查建国、高洪民和浙江的许多忠诚和富有牺牲精神的战士，由他们担任领导责任，才能更有效地团结同志、扩大力量， 更有威信，更有凝聚力。
记者：您能谈谈建党初期徐文立的错误究竟是什么吗？
陈忠和：1949年以后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有 三大高潮。 第一期是始于“右派鸣放”，成于“民主墙民运”；第二期是以“八九民运”为高潮； 第三期则是中国民主党建党运动。而中国民主党建党运动则是完全自觉以建立现代政党和追求宪政为己任的，这在当代中国民运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民主党 主张多党宪政民主，主张自由公正普选，主张实现中国公平和自由，追求与主张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同时承认人民有选择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改 变政府的权力。浙江民主党人起草的中国民主党章程基本上体现了这个精神，符合当时形势和斗争策略。党章上明确写明，我们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很重 要，什么事多党政治，民主党和共产党，或其他政党都可以是民主宪政的竞争者。中国民主党人正视现实，起草的这个党章，符合民主宪政的精神，也保护了萌芽中 的中国民主党。
记者：根据这个党章，你们开始是怎样运作的呢？
陈忠和：经过各省市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各省市的民主党人纷纷建立各省市党部的筹备委员会。最先组成的是浙江省筹委会，于6月25日由王有才、王东海、林辉出面在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注册，其后湖北、山东、辽宁、北京、上海、四川等地先后成立筹委会。
记者：中共对各地成立中国民主党筹委会的态度是什么？
陈 忠和：1998年6月25日开始建立的各地筹委会，使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一时乱了方寸，他们既担心公开镇压国内的组党运动，严重损伤自己的国际形 象；又不愿意放弃一党专制独裁统治，给刚刚筹组的中国民主党在国内生存的空间。中共最高当局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举棋不定。各地方官员由于没有最高当局的 明确决策，在处理这类敏感政治问题上，纷纷采取拖延、敷衍的策略，对于地方上的组党要求和申请，既不敢冒然接受，也不敢擅自进行镇压。我们湖北党部筹委会 在向民政局申请的过程中，得到的只是关于人数、经费、办公地点等程序方面的要求，遇到的最大麻烦也仅仅是派出所找谈话或监视居住等。这样的局面维持了差不 多半年之久。
记者：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陈忠和：那就是徐文立从西安旅游回来，突然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我们过 去一直对徐文立是比较尊重的，（尽管他一共强调当时国内公开组党的条件还不成熟，要继续坚持“广交友、缓结社”，的方针，在行动上要坚持“进两步、退一 步”，并且一再申明自己不会公开进行组党。）在各地成立筹委会时，到处找他，希望与他交换意见，取得共识，遗憾的是，徐文立在云游天下，遍找不到。想不 到，徐文立旅游归来，于1998年11月9日，突然对外宣布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成立，徐文立自己担任主席，查建国、高洪明、吕洪来担任副主席，使组党 运动进入实质阶段。此次事件在民主党团体引发巨大争议，吕洪来公开抵制成立党部。
记者：这个突然的变故，造成了什么后果？
陈 忠和：请注意，徐文立不但成立京津党部，不但打乱了中国民主党建党循序前进、合法申请、积蓄力量的步骤，还修改了全国认可的中国民主党党章，公开向共产党 挑衅。他的党章，去掉了承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一条款，挑战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迫使中共必须在敷衍拖延认可与立即镇压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的民主 党，是弱小的，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广泛的群众支持，审时度势，我们当时没有能力如此匆忙的与中共摊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盲目地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 位，是十分幼稚的。
记者：于是，中国民主党的建党运动就遭到了中共的无情镇压、
陈忠和：是啊。1998年12月21日以 及22日，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分别在北京、杭州、武汉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11 年、12年。有数以百计的中国民主党成员被拘留、逮捕、和判刑。刘贤斌(被判13年)、吴义龙（被判11年）、查建国（被判9年）、朱虞夫（被判7年之后 又加2年）、毛庆祥（被判8年）、何德普（被判8年）、高 洪明（被判8年）、祝正明（被判10年）、刘世遵（被判5年）、徐光（被判5年）、王金波（被判４年）、佘万宝（被判12年）、王培剑、程凡、孔佑平（被 判15年）、胡明君（被判11年）、王森（被判10年）、李大伟（被判15年）、许万平（被判12年）、杨天水（被判12年）等等。
记者：徐文立的冒进，除了策略上的错误，还有您前面提到的国内同志批评他的人格原因吗？
陈 忠和：我没有和徐文立近距离接触过，我在网络上读到过京津党部吕洪来的一篇文章，吕洪来是京津党部的副主席，也许他的观点有参考价值。吕洪来于2008年 5月18日在网上多处发文，他说，他终于发现了中国民运的一个10年未解的重大谜团——即徐文立不可告人的、卑鄙的目的：“实质性的建党，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在组党运动中，走到全国朋友的前面去，就是要在全国第一个正式建立中国民主党，在事实上、在历史上成为中国民主党的真正创始人，成为中国民主党事实 上的领袖！”
记者：您同意吕洪来的观点吗？
陈忠和：我说了，有参考价值。徐文立在出国后，经常给中国领导人写公开信，说明他是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这与他当年修改党章、挑战中共执政地位的作法南辕北辙。
记者：徐文立下个月到欧洲来开会，您还有什么话要对他说的？
陈 忠和：徐文立的错误是严重的，希望他勇于承认错误，金无赤足，人无完人么。建议他将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联合总部的招牌改回来，还是叫海外联合总部为好，得 不到国内同志的认可，路会越走越窄，成为孤家寡人。至于海外联合总部的主席，还是由当时选举产生的四个共同主席、现在旅居海外的其他两位王有才或王希哲担 任合适。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中国侠客联盟网络记者
【陈忠和简介：1989年参与 “六四”民运活动； 1993年投身“和平宪章运动”；之后，参加秦永敏创立“中国人权观察”活动。1998年9月11日，向湖北省民政厅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筹委 会，1998年12月17日，中共当局分别判处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13年、12年和11年有期徒刑，企图吓阻国内风起云涌的 组党浪潮。各省的民主党领导人不屈不饶，继续扛起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的大旗，动员民众，宣传民主理念。1999年2月6日组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陈忠和 担任湖北党部主席，继而担任中国民主党第二任全国轮值主席，在任上被捕。1999年9月1日，陈忠和以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2000年7月7日，法 庭开审，陈忠和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2006年11月8日出狱，届时58岁。现定居荷兰，在第十届民主中国阵线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执行理 事。】
记者：您出国之后，深得海外民主党人的欢迎，听说您现在还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组织发展委员会副主席、荷比卢地区委员会负责人。下个月，徐文立要来哥本哈根开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的欧洲会议，您接到邀请了吗？
陈忠和：我只是一个普通战士，出国后，能够自由地做应该做的事情，就很高兴了，什么职位都不重要。徐文立的会议，有人向我发出过邀请，但是我不会去参加。
记者：为什么？您是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的第二届轮值主席。
陈 忠和：1999年2月6日国内各省市同志组建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经过选举产生了四个共同主席：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王希哲，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至 今没有改选。徐文立在海外建立的中国民主党海外联合总部，我们在国内的同志一般认为，为了在海外进行斗争，成立一个海外联合总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据我 所知，成立全国联合总部，并没有得到“全国”各省市党部的认可和选举，那就名不副实了。
记者：您是否对徐文立个人有意见？
陈 忠和：我和徐文立本人没有见过面，谈不上有什么个人成见。我出狱后，国内同志在慰问我的同时，纷纷告诫我，徐文立人格很差，不要与他合作，我没有深究其原 因。但是我认为，鉴于徐文立在建党初期所犯的严重错误，他不适宜担任中国民主党“全国”的一把手；再说，中国民主党的主要阵地在国内，许多至今坚守在国内 斗争的中国民主党骨干，如秦永敏、刘贤斌、查建国、高洪民和浙江的许多忠诚和富有牺牲精神的战士，由他们担任领导责任，才能更有效地团结同志、扩大力量， 更有威信，更有凝聚力。
记者：您能谈谈建党初期徐文立的错误究竟是什么吗？
陈忠和：1949年以后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有 三大高潮。 第一期是始于“右派鸣放”，成于“民主墙民运”；第二期是以“八九民运”为高潮； 第三期则是中国民主党建党运动。而中国民主党建党运动则是完全自觉以建立现代政党和追求宪政为己任的，这在当代中国民运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民主党 主张多党宪政民主，主张自由公正普选，主张实现中国公平和自由，追求与主张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同时承认人民有选择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改 变政府的权力。浙江民主党人起草的中国民主党章程基本上体现了这个精神，符合当时形势和斗争策略。党章上明确写明，我们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很重 要，什么事多党政治，民主党和共产党，或其他政党都可以是民主宪政的竞争者。中国民主党人正视现实，起草的这个党章，符合民主宪政的精神，也保护了萌芽中 的中国民主党。
记者：根据这个党章，你们开始是怎样运作的呢？
陈忠和：经过各省市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各省市的民主党人纷纷建立各省市党部的筹备委员会。最先组成的是浙江省筹委会，于6月25日由王有才、王东海、林辉出面在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注册，其后湖北、山东、辽宁、北京、上海、四川等地先后成立筹委会。
记者：中共对各地成立中国民主党筹委会的态度是什么？
陈 忠和：1998年6月25日开始建立的各地筹委会，使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一时乱了方寸，他们既担心公开镇压国内的组党运动，严重损伤自己的国际形 象；又不愿意放弃一党专制独裁统治，给刚刚筹组的中国民主党在国内生存的空间。中共最高当局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举棋不定。各地方官员由于没有最高当局的 明确决策，在处理这类敏感政治问题上，纷纷采取拖延、敷衍的策略，对于地方上的组党要求和申请，既不敢冒然接受，也不敢擅自进行镇压。我们湖北党部筹委会 在向民政局申请的过程中，得到的只是关于人数、经费、办公地点等程序方面的要求，遇到的最大麻烦也仅仅是派出所找谈话或监视居住等。这样的局面维持了差不 多半年之久。
记者：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陈忠和：那就是徐文立从西安旅游回来，突然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我们过 去一直对徐文立是比较尊重的，（尽管他一共强调当时国内公开组党的条件还不成熟，要继续坚持“广交友、缓结社”，的方针，在行动上要坚持“进两步、退一 步”，并且一再申明自己不会公开进行组党。）在各地成立筹委会时，到处找他，希望与他交换意见，取得共识，遗憾的是，徐文立在云游天下，遍找不到。想不 到，徐文立旅游归来，于1998年11月9日，突然对外宣布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成立，徐文立自己担任主席，查建国、高洪明、吕洪来担任副主席，使组党 运动进入实质阶段。此次事件在民主党团体引发巨大争议，吕洪来公开抵制成立党部。
记者：这个突然的变故，造成了什么后果？
陈 忠和：请注意，徐文立不但成立京津党部，不但打乱了中国民主党建党循序前进、合法申请、积蓄力量的步骤，还修改了全国认可的中国民主党党章，公开向共产党 挑衅。他的党章，去掉了承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一条款，挑战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迫使中共必须在敷衍拖延认可与立即镇压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的民主 党，是弱小的，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广泛的群众支持，审时度势，我们当时没有能力如此匆忙的与中共摊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盲目地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 位，是十分幼稚的。
记者：于是，中国民主党的建党运动就遭到了中共的无情镇压、
陈忠和：是啊。1998年12月21日以 及22日，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分别在北京、杭州、武汉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11 年、12年。有数以百计的中国民主党成员被拘留、逮捕、和判刑。刘贤斌(被判13年)、吴义龙（被判11年）、查建国（被判9年）、朱虞夫（被判7年之后 又加2年）、毛庆祥（被判8年）、何德普（被判8年）、高 洪明（被判8年）、祝正明（被判10年）、刘世遵（被判5年）、徐光（被判5年）、王金波（被判４年）、佘万宝（被判12年）、王培剑、程凡、孔佑平（被 判15年）、胡明君（被判11年）、王森（被判10年）、李大伟（被判15年）、许万平（被判12年）、杨天水（被判12年）等等。
记者：徐文立的冒进，除了策略上的错误，还有您前面提到的国内同志批评他的人格原因吗？
陈 忠和：我没有和徐文立近距离接触过，我在网络上读到过京津党部吕洪来的一篇文章，吕洪来是京津党部的副主席，也许他的观点有参考价值。吕洪来于2008年 5月18日在网上多处发文，他说，他终于发现了中国民运的一个10年未解的重大谜团——即徐文立不可告人的、卑鄙的目的：“实质性的建党，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在组党运动中，走到全国朋友的前面去，就是要在全国第一个正式建立中国民主党，在事实上、在历史上成为中国民主党的真正创始人，成为中国民主党事实 上的领袖！”
记者：您同意吕洪来的观点吗？
陈忠和：我说了，有参考价值。徐文立在出国后，经常给中国领导人写公开信，说明他是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这与他当年修改党章、挑战中共执政地位的作法南辕北辙。
记者：徐文立下个月到欧洲来开会，您还有什么话要对他说的？
陈 忠和：徐文立的错误是严重的，希望他勇于承认错误，金无赤足，人无完人么。建议他将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联合总部的招牌改回来，还是叫海外联合总部为好，得 不到国内同志的认可，路会越走越窄，成为孤家寡人。至于海外联合总部的主席，还是由当时选举产生的四个共同主席、现在旅居海外的其他两位王有才或王希哲担 任合适。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王平渊先生遺作：中国政治格局的「有效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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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中国政治格局中，中共一党统治的局面在1998年被风起云涌的民间组党运动冲出一道缺口，随着“民运三君子”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的被判刑，组党运动进入调整期。如何理解、看待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每一位关心中国政治前途和命运的有识之士所面临的深刻问题。
要正确认识这一重要的政治变局，首先遇到的是方法论上的困难，因为任何特定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都是具体的，单一的、不可重复也不可逆的，因此，只能对其作描述，不能对其作归纳；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系统、完整的理论作前提，也无法对其进行演绎分析；同时，由于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一般科学中常用的决定论的、统计的、线性的、非线性的、“新、老三论”的、混沌的方法也都显得无能为力，相对来说只有类比的方法能够较清晰地显示事件的过程，简化并揭示事件的意义，甚至作出较准确的未来预测。但要作出有意义的类比必须首先找出最相似的参照物，以大规模的、复杂的政治历史事件而论，最近似的参照系应该是股市。股市中最深刻，最有哲理性的理论——波浪理论的创始人艾略特就明确指出：他的理论所揭示的规律不单是自然界的，更是社会和人的心理，行为的运动规律，他之所以用于股市是因为股市有几百年积累的最完整的数据资料可供分析，有千万人和亿万资金的大规模运动可供参照和验证。因此，以股市中积累的各种理论工具和概念术语作参照，可以帮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复杂的历史事件，并为我们提供一个绝佳的看问题的新视角。
一般来说，股市在底部运行时要想展开一轮上升行情，必须有“基本面”、“技术面”的配合。基本面是指外部的大环境、大气候，技术面则要突破—条沉重的“阻力位”，也叫“颈线”。股市底部不管以什么方式运行——头肩底、Ｗ底、三重底，圆弧底，还是潜伏底——要想上攻都必须先突破这条“颈线”的阻力，升势才能被确认。但颈线突破是有条件的，即需要有“成交量的配合“，所谓“带量突破”，如果没有成交量的配合，这种突破就是“假突破”，“无效突破”，甚至“多头陷阱”，就是政治上所说的“引蛇出洞”，“欲擒故纵”，随即“消灭于萌芽状态”。所以，确认颈线突破的是否“有效”，重要的标志是看是否有成交量的放大，即是否有大量买盘跟进。以这种理论分析今年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宏观基本面”角度，随着97香港回归和十五大的召开，中共完成了邓以后的权力交接；98年二、三月的“两会”以后，中国政坛出现了“北京之春”的宽松局面；四，五月份的北大百年校庆；六月份的克林顿访华“直播”；十月初的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官方报刊、杂志、出版界的相继活跃；使国内的民主气氛升温，自由化呼声高涨，这就为蕴蓄已久，后来遍地开花的大规模组党运动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宽松的“宏观基本面”。
如果像以前的历次小范围，少数人的组党很快被打压下去一样，今年六月的浙江王有才组党一案被打压后无人响应，则通过组党突破中共一党统治铁板一样的沉重阻力和政治颈线的努力就是“孤立事件”或“无效突破”，但我们随后看到的事实却是：六月末“中发联”开始活动；九月山东，武汉提出组党，随即全国十几个省市跟进；十月初“中发联”正式成立并顺利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的第二天(10月5日)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在这前后，“自由公民论坛”，”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中国人权观察”，“全国反腐败观察”，“下岗工人群体”等政治性组织也相继成立或积极活动，使组党运动急剧升温。直到十一月初，以徐文立为代表的国内民主党人顺应潮流成立“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国内外民运人士积极响应，紧接着“民主党京津党部”和“武汉党部”相继成立，把全国组党运动推向高潮，形成组党运动强劲、凌厉的“第一浪上攻”。由于此次民间组党运动对中国一党统治局面的突破是“放量突破”，在浙江组党后有大量后来者跟进，形成“量的放大”和“量能的支撑”，即哲学上所说的“量变到质变”，故可以确认此次组党对中国党禁“颈线”的突破为“有效突破”。
突破局面形成后一般会遇到什么情况呢？以股市理论来看，由于多方战线拉长，均线发散，支撑减弱，各项技术指标超买、钝化、背弛，上升空间有限，必然会遇到空方的沉重打压，在图形上形成“反抽”或“回调”，甚至“回补跳空缺口”。“调整形态”与“上攻形态”相比极为复杂，时间可长可短，任何理论对此的描述和解释都遇到困难，即股市进入你来我往，扑朔迷离的“盘整期”。如果空方力量强大则向下盘，多方力量强大则是横盘或向上盘，这要依“宏观基本面”的情况而定。以此来观中国的组党运动，9、10月份组党运动进入高潮后，各地公安机关对异议人士开始加紧监控和打压，各地民主党人士被抓了放，放了抓，对组党形成“上升阻力”。到12月初，官方对全国形势作了全面打压，一方面正式逮捕三地民主党领袖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多次逮捕各地抗争人士，两次查抄“中发联”北京总部；—方面急剧收紧舆论尺度，整肃以《方法》杂志为代表的国内报刊，杂志，出版社系统。一时间“乌云压城”，终于遏止住了体制外组党势力和体制内民主化，自由化势力的上攻势头。徐文立等人被抓后，国内外人士作出强烈反应和抗争，各先进国家政府也作出迅速，高规格，强有力的反应，但并未能阻止中国政府对徐文立三人的审判和判重刑，12月17日以后，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三人先后被判刑13年，11年，12年，把此轮组党突破后的“回调”打到最低点。虽然有国内外民主人士的绝食抗议和各大国及北欧诸国的强烈抗议，仍可以认为组党浪潮进入“调整期”。
从理论上讲，“有效突破”以后的“回调”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回调”一般不会跌回“颈线”以下，因是“放量上攻”，有“量”的支持和确认，所以，已凝聚起来的社会能量和“人气”一般不易打散；二是调整时间的长短任何理论也无法准确给出，理论上是不可知的，因为影响它的不确定因素和突发因素太多，使它持续的时间可能很短或很长，这要依“宏观基本面”或国内、国际的社会“大气候”而定。三是回调“盘稳”以后的走势必是新一波上攻。上攻的高度任何股市技术分析专家都能告诉你其“量度升幅”在理论上至少可达到多高，如果有宏观基本面的配合，形成“艾略特波浪理论”所描述的“爆炸性”的“主升浪”，则升幅更为壮丽，可观，这是理论上的预期。具体到中国的组党运动，经过第一波上攻突破和打压回抽后，调整期需要多久谁也不知道，但有下一波上攻是肯定的，下一波的“目标位”也是确定的，“宏观基本面”也是配合的。最重要的是“宏观基本面”，任何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和社会历史事件莫不成于斯，长于斯．那么，我们所面临的宏观基本面究竟如何呢?概而言之，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已把全球三分之二的国家推入民主制的广阔航道；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的大潮已涛声拍岸；由跨国公司和国际互联网所推动的全球经济，信息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发展，势不可挡；市场经济的根系已深入传统经济的板结土壤，使建立于其上的集权政治风雨飘摇；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和“公民”意识正在突破“臣民”，“顺民”的桎梏，广泛普及，深入人心；开放的国度再退回到封闭状态已不可能；人类将进入下一个千年；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固守党禁是否合时宜，是否能成功，是否识实务，结论就不言自明了。
在笔者写这篇文章时，据报中国“工人党”已于1999年元月一日宣告成立，国内外民主党人和“文化复兴运动”组织的接力绝食正在继续，“中发联”仍在活动，《方法》杂志99年第一期已出版发行，下一波民主浪潮的能量正在积蓄，随后的事态我们就不必再说什么了。
王平渊
1999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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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平渊，男，１９５２年生人，汉族，籍贯山东冠县，１６岁参军，在海军服役四年，复员后在中学教书，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大学任教。“六•四”整党期间被校方解职，九一年至今无业。九一年后退出中国共产党。
附：中共对中国民主党的镇压是必然的，请看中共党魁江泽民当年说的：「近来有一个动向，就是国内外的敌对分子相互勾结，策划所谓『合法组党』，或者打着什么别的旗号搞组党的政治图谋，实际上是想在中国搞出一个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反对党，最终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他们的这种政治野心，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风吹草动，必须立即制止在萌芽状态，必须坚决彻底地粉碎他们的这种企图，切不可心慈手软」。然而，中国民主党一旦成为全国性组织之后，才可能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而存话到国内外至今天，中共无法彻底消灭中国民主党。
1998年中国民主党党史上重要问题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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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件伟大的事物震撼人心，我们越是思考，越是充满赞叹和敬畏，那就是灿烂的星空，以及我们心中的高尚情操。——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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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看着希哲先生把哪怕一点点的“错误路线”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其实历史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很难说什么时机最好，什么时机最不好；成败论不了英雄；是同道、同仁、同志，就荣同享，责同担；对于国家、民族、历史，我们付出了，尽力了，此生就足矣了! 谢谢希哲永远以整体事业为重，永远以母国江山为重！
---徐文立
谢谢识仁，更谢谢贤斌，想念永敏，他将于今年11月29日光荣出狱了，让我们期待我党的老英雄回来！
---徐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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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中国民主党党史上重要问题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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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认识不完全：
1、1997年后，由我在海外支持的徐文立（任畹町也参与。开始本想让他出面牵头）“广交友、不结社”方针，以“空中民主墙”的联络形式，把79-89打散的各省市队伍重新集结起来的，并伺机向组织独立工会突破的路线，是正确的。文立为此做了全国性的大量组织工作。没有这个前期的全国性组织工作基础，98年7月波士顿会议后海外筹委会的总策划总发动，就根本没有可能。也就是说，98-99年得以迅速全国规模推动组党，完全是站在1997年文立等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的。没有这一切，浙江哪怕出来喊一声“民主党”，也就最后自生自灭，与过去的胡石根们一样。
2、98在王炳章闯关推动下，浙江呼吁组党，其实是错误的。应该先走自由结社这步。希哲劝他们“退党为社”，浙江不听，希哲以所谓“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态度”，转为与王炳章站在一起全力发动各省市组党呼应浙江，果然是冒险主义的。这是王希哲的错误。若说“错误路线”，是王炳章-王希哲的错误路线。徐文立开始仍然坚持正确方针，要求继续“广交友，不结社”，一点错误没有。但正是在我们海外的不断错误推动下，又在山东刘连军错误信息的误导下，为了全国民运的大局，决定介入到组党运动中去。没有北京、湖北等的介入组党，98组党运动也就无法深入下去。
3、国内98组党本身就是错误路线。与什么“筹委”“党部”根本无关。哪怕北京湖北等都是筹委，筹到共产党不能容忍程度，它一样抓你。什么“筹委”不抓，“党部”就抓，完全是胡说八道。要说“害了民运”，98浙江组党就害了民运，迁就浙江冒险主义并发展了这个冒险主义的的“王炳章-王希哲的错误路线”，才是害了民运。
刘贤斌等的认识是对的，但他们98都站在一个局部地区的角度，无法观察到全局的来龙去脉。
老王（希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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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6月，在浙江组党之前，浙江朋友希望各地民运力量能够与他们一道去冲击和突破党禁，但我们四川与徐文立、秦永敏交换意见后，一致决定不同意，并对浙江的朋友们进行了劝告。后来，浙江的朋友们还是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到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注册，从而拉开了组党运动的序幕。不久，浙江当局抓捕了王有才等十几个民主党人，徐文立和秦永敏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救援行动，也许在这种压力之下，浙江当局被迫陆续释放了被关押的人员，甚至王有才也在被关押五十多天后得以释放。
王有才获释后，山东的谢万军、刘连军又到民政厅申请注册，这样组党运动就开始朝全国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徐文立、秦永敏果断改变态度，决定介入组党运动，并分别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和“中国民主党湖北党部”的名义申请注册，从而将组党运动推向了高潮。后来有人对徐、秦二人迅速转变态度的行为表示不理解，认为二人有投机之嫌，并指责他们成立“党部”的举措太激进，直接导致了当局后来对组党运动的严厉镇压。在这里我要替他们说句公道话，我认为，在当局的眼里，“筹委会”和“党部”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对当局专制统治的挑战，组党运动会不会被镇压主要取决于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态度，并不取决于我们是以温和的“筹委会”的名义还是以比较激进的“党部”的名义去申请。而且对于徐、秦二人改变态度介入组党运动这件事我也能理解，我认为，在当时国内民运界，胆识、才干、经验和影响力能超过徐、秦二人的并不多，如果组党运动真的能够极大地推动国内民运的发展，真的能够启动中国的民主变革进程，我觉得他们本身就有责任来领导这场运动。前不久我看了徐文立的一篇回忆文章，他说在“八九”民运中，他在监狱里看见年轻的学生不懂政治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时，他对此感到特别着急。我由此想到，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担当的民运领袖，如果组党运动真的是一次中国民主变革的历史性的机遇，他肯定会勇敢地承担起运动的领导责任，即使是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也会坦然面对一切后果。所以我很不愿意看到有些朋友对徐文立、秦永敏妄加指责，我认为至少不应当怀疑他们的个人品行。在我看来，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不是投机行为，而是历史关头的当仁不让。
摘自刘贤斌：《民主党人印象（之四）：秦永敏》
（2010/04/08 发表）
陈树庆:真相与和解--给徐文立先生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
回覆刪除http://blog.boxun.com/hero/201101/zgmzdlhzb/20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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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陈树庆先生在《博讯》上的郑重道歉，我赞赏陈树庆先生的光明磊落及“真相与和解”的提议。（附：陈树庆先生的“真相与和解”一文，『可惜的是，还是不知道陈树庆兄的EMAIL地址，请树庆兄、或其他朋友转告我。——徐文立』）
陈树庆:真相与和解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月28日 转载)
来源：作者来稿 作者：陈树庆
(博讯 boxun.com)
我在《何德普释放剩3天，见证中国民主党人的团结协作精神》一文中说：“王有才先生1998年4月底5月初趁参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最初动员 徐文立先生在北方召集与发起中国民主党的创党活动受挫后，得到了任畹町、赵昕、马少华、王林海等先生的响应，组建了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并于1998年9 月16日正式去北京民政局登记注册，”。
随后，我在多个网站看到了《徐文立有关“历史不能这样乱写”的郑重说明》，该文说：“‘1998年4月底5月初时’之前，我徐文立并不知道‘王有才’为何许人”， 陈树庆“说了不合历史事实的话”。
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怀疑根据自己多次在圈内听到的“故事”，就把道听途说不加仔细检索核对而写入文章，可能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几经周折打听到 王有才先生的电话号码，2011年1月27日晚打通有才电话询问“1998年4月底5月初趁参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有没有去见过徐文立”，遭到王有才先 生的断然否定，他说“我也注意到你文章中的错误，正在考虑不伤害任何人的澄清办法”，我说“我犯下的错，就让我自己来解决好了”，他说“这样最好”。
现在借本文说明：我在文章中所说“王有才先生1998年4月底5月初趁参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最初动员徐文立先生在北方召集与发起中国民主党 的创党活动受挫”不实，由此给徐文立先生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当然，通过前述两篇文章和本文的澄清，相信流传的那个非常难听的“故事”就从此可以很快消失，这也算是坏事变好事吧！
这件事，就我自己来说也是个教训，对今后办事更加稳妥和严谨是有帮助的。
发表本文，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本分之事，最好的结果是消除误解，也就是真相与和解。我们国内民主党人最担心的事情是由于自己的不慎犯错被借题发挥，被用之于民主党或民运的“内斗、内耗”推波助澜。
噢！顺说一个小插曲：何德普先生从监狱释放回家后第二天，给我打电话来说“谢谢你，我看到了许多网上你给我写的文章，我没有你说得那么好，我也有 过许多缺点错误。”，我说“我只是把你为中国民主事业和中国民主党所做的事罗列一下而已，你是当之无愧的”，他说“我们以后大家要更加团结，一起努力”我 说“好的！”。
陈树庆
2011年1月27日完稿于中国杭州 (博讯 boxun.com)
（2011/01/29 发表）
历史不容吕洪来信口雌黄（1）
回覆刪除——纪念中国民主党建党十周年、欢迎查建国先生即将出狱
http://blog.boxun.com/hero/200806/xuwl/3_1.shtml
徐文立
（2008年6月24日）
十年了。
1998年6月25日由浙江中国民主党人筹备成立、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成立，达到高潮的中国民主党建党运动在风雨中前行，她的主要领导人经受住了中共炼狱的考验，这个在中国大陆生发出来的负责任的反对党虽然依然弱小，但却更加成熟、更加理性，也必定更加意气风发。因为，中国民主党人明白，中国民主党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一，立足国内；二，公心至上、服务大众；三，侧重服务于农工商大众和中产阶级。
她的领导人之一、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执行主席——查建国先生，以“我，就是中国民主党人”的骄傲，入狱九年，将于6月28日光荣出狱。
为了中国民主党的健康发展，有关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1998年11月9日正式成立“是断送了党的事业？还是因此而让中国民主党真正成为了一个正式的政治反对党？”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有必要明辨。
特别是，1998年11月10日公然背叛自己参与建党的承诺、之后公开污蔑1998年中国民主党建党运动、沉寂了近十年之久的吕洪来，去年以来，异常的活跃，他不断地利用一些人的私心和无知，挑拨离间、拉帮结伙，诋毁中国民主党的建党事业，以达到他为他的主子，在实际上否认中国民主党已经成为真正的政治反对党的客观事实的险恶用心。为此，我有必要正面回应吕洪来的挑衅。同时，也请朋友们看清吕洪来对中共政权的小骂大帮忙的真实面目。
吕洪来于2008年5月18日以耸人听闻的手法，在网上多处发文说，他终于发现了中国民运的一个10年未解的重大谜团——即徐文立不可告人的、卑鄙的目的：“实质性的建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组党运动中，走到全国朋友的前面去，就是要在全国第一个正式建立中国民主党，在事实上、在历史上成为中国民主党的真正创始人，成为中国民主党事实上的领袖！”
“1998年11月9日，徐文立先生突然向全世界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并且自任主席，查建国、高洪明、吕洪来为副主席、刘世尊为秘书长。这么突然的一个转变和决定，让全国的朋友感到惊讶！也震惊了中共当局！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将全国民运朋友的进行的筹组民主党运动，变成了实质性的建党！这一重大性质上的转变，事实上是在向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者进行政治摊牌！是在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迫使中共当权者必须在认可与镇压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这么弱小的民运力量，既没有经济基础、又没有政治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把握、有什么必要非得要匆忙的、在不适宜的时候与中共在政治上摊牌？！又凭什么去盲目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稍有政治常识的朋友，都会清醒的认识到这是个荒唐透顶的政治决策、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促使中共最高当局不能再对国内组党运动采取拖延、敷衍，模棱两可的态度。一直对国内组党运动举棋不定的中共最高统治集团，最终做出了全面镇压国内组党运动的政治决策。从而导致了1998年全国组党运动的失败，全国先后有近50名组党骨干被捕入狱，许多朋友被判10年以上的重刑，累计刑期近250年。至今许多当年的组党骨干仍在狱中服刑。
不仅如此，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还导致了当时全国范围的政治反对派运动的流产，导致武汉秦永敏先生坚持了300余期的《人权观察》的停刊，导致天津吕洪来主办的《笔谈》的被迫停刊，导致1998年中国民运小阳春的结束。（引自王有才网站——http://www.ccdtr.org/index.php?q=%E5%90%95%E6%B4%AA%E6%9D%A5&module=search吕洪来【还原中国民运的一个重大谜团】 Sun, 18 五月 2008 11:27:46”
吕洪来这种谬论早已有之，即是所谓的徐文立“下山摘桃论”的变种。
一，姑且不论：
1）1978－1981年，徐文立参与组织和领导民主墙运动；
2）1978－1980年，徐文立主编《四五论坛》；
3）1980年11月15日，徐文立发表中国社会全面改革“二十条”；
4）1978－1980年，徐文立组织和领导营救任畹町、魏京生、刘青等一切政治犯的民主讨论会和民意测验，组织和领导公布魏京生法庭审判的记录；
5）1979年10月1日，徐文立协助领导在北京举行的“星星美展”大游行；
6）1980年春节期间，徐文立事先、事后与闻秦永敏、傅申奇、杨晓蕾、刘二安有关建立“中国民主党”的武汉会议，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7）1980年6月10－12日，徐文立组织召开有徐文立、王希哲、孙维邦、刘二安参与的讨论建立反对党的北京甘家口会议；
8）1980年之后，徐文立与王希哲、孙维邦、徐水良等人继续主编民办刊物《学习通讯》；
9）1980－1981年，徐文立为恢复齐白石先生的世界名人的地位、为郭罗基先生鸣不平，在香港杂志上撰写系列文章。
因此，徐文立被判了“民主墙时期”最重的徒刑：15年徒刑、4年政治剥权。
1993年5月26日，中共政府被迫将徐文立假释出狱。
二，姑且不论：
1）1997年11月29日，徐文立正式对外宣布：“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的政治纲领，之前、之后以“广交友，不结社”和“广交友，缓结社”的策略，联络全国各地异议人士，为正式建立反对党做舆论、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2）1997－1998年，徐文立和秦永敏等全国各地异议人士不断敦促中共政府加入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1997年12月20日，徐文立和秦永敏、王希哲、卢四清发表《告工人同胞书》；1998年1月9日，徐文立就建立独立工会公开发表谈话；
3）1997年底起，徐文立和秦永敏及全国各地异议人士创立“空中民主墙”；
4）1998年2月4日，徐文立就西藏问题发表六点呼吁；
5）1998年3月，徐文立和秦永敏共同创建中国大陆第一个《中国人权观察》。
6）1998年4月21日，徐文立就《中国政治转型的民运对策与战略》公开发表谈话；
7）1998年初，秦永敏发动全国各地异议人士建立“中国政治反对派”准政党的联盟，公推徐文立为代表；
8）1998年5月26日当晚，徐文立和秦永敏决定，发动全国各地异议人士响应浙江同仁们的义举，共同创建中国民主党；
9）1998年11月9日，徐文立与查建国、高洪明、刘世遵、何德普等人经过长期筹划，正式建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
所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98)一中刑初字第2769号判决，写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文立刑满后，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九八年四月间，先后在接受境外记者采访、《与韩东方对谈录》及伙同秦永敏发表的《告全国工人同胞书》中，大肆叫嚣在中国‘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诬蔑‘人大选举是[黑箱]作业’，造谣全国总工会‘不是代表工人利益’，煽动成立‘独立工会’。宣称‘未来的那个宪政和现在已经有的宪法是两回事’，‘我（指徐文立）肯定是想通过搞政党政治的方式、改变选举制度的方式来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挥自己的作用’。以上言论分别在境外刊物《中国之春》及其它媒体上发表，为颠覆国家政权做舆论准备。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文立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间，为成立‘中国民主党’，与境外敌对分子严家其相勾结，共同制定了《中国民主党章程》(临时)，并向境内外散发。该章程在总纲中确定‘中国民主党的首要目标是在[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建立第三共和]’。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徐文立公告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任‘党部主席’。在此期间，徐通过积极发展成员、举行宣誓仪式、进行组织分工、策划召开所谓的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活动，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
为此，徐文立在 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案” 第一轮判决中，再次被判了最重的徒刑13年、秦永敏12年、王有才11年。
2002年12月24日圣诞夜，中共政府被迫将徐文立流放美国。
事实胜于雄辩。这样的徐文立，是如吕洪来等人所妖魔化的“下山摘桃”者吗？！或者妖魔化得了的吗？！
更重要的是，问题的大是大非在于，中国共产党果真如吕洪来等人（包括王有才）所歌颂、或企盼的那么心慈手软、优柔寡断吗？
请看：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明白无误地、血淋淋地宣称：
“近来有一个动向，就是国内外的敌对分子相互勾结，策划所谓‘合法组党’，或者打着什么别的旗号搞组党的政治图谋，实际上是想在中国搞出一个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反对党，最终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他们的这种政治野心，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风吹草动，必须立即制止在萌芽状态，必须坚决彻底地粉碎他们的这种企图，切不可心慈手软。如果让他们搞起来，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摘自《江泽民文选》第二卷，572页。）
江泽民明白无误的、血淋淋的宣称，让我们清楚地看到：
在以搞组织起家的中国共产党那里、中国共产党头头那里，在对付中国民主党的建党活动，不可能有一点点的“拖延、敷衍，模棱两可”！
历史不容吕洪来信口雌黄（2）
回覆刪除因此，我们可以明白，一党专制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中国民主党的镇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一党专制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中国民主党的镇压，与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的正式建立、或不正式建立没有直接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明白，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中共政权，中国民主运动真正的组织起来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为了结束中共政权的一党专制，只有在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背水一战，以不怕牺牲的勇气去冲击党禁，才有可能成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论是1998年6月25日，浙江中国民主党人申请筹建中国民主党，还是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的正式建立，他们的勇气和果敢都是名垂千古的。中国民主党1998年虽被镇压，她的中坚力量甚至付出了岁月和生命的代价，但是她却顽强地存在了，中国民主党不论在国内、海外，都已经成为了中共政府消灭不了的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中坚力量，这正是中共政权所最不愿意看到和惧怕的事实。
所以，他们要“枪打出头鸟”、“擒敌先擒王”；与此同时，中共政权又在海外利用西方自由的政治环境，策划和制造出了“四至五个假民主党”，几乎一律都冠以“中国民主党”的称谓；有一个即便不冠“中国民主党”的称谓，在他们申请“假政治庇护”时，也填写“中国民主党”的称谓。这些，中共政权在海外策划和制造的 “四、五个假民主党”，表面上也会争风吃醋，内里却成犄角之势，相互配合；即便一个败露了，还有另外的补上。他们一方面败坏中国民主党的声誉；另一方面，伺机取而代之。其中，最为嚣张的“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的所谓主席王军就扬言：说不定哪一天，是我们把徐文立开除出中国民主党。
这就是吕洪来集中火力攻击我徐文立的全部的政治目的，这决不是正常的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也不是关于建党历史的负责任的研究和总结。
所以，我们说，吕洪来之流并非不知道、并非不懂中共头目——江泽民明白无误的、血淋淋的宣称。
吕洪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当然，有些朋友由于政治经验不足、或不了解历史的真情，没看透这一点，也跟着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则完全是可以谅解的。
吕洪来声讨我徐文立的文章中对中共政府的含情脉脉，恰恰暴露了他与中共政权的微妙关系；同时，他也是为了掩盖他在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建立的关键时刻，一段见不得人的丑恶历史。
原本，念及吕洪来1998年还是一个中青年人，也念及1979年他在天津民主墙期间起过一些好的作用，不准备把他这个丑行公之于众。但是，吕洪来目前的信口雌黄，挑拨离间，让一些不了解那一段历史真情的同仁产生了种种误解，已经危及到中国民主党作为一个整体，能不能健康地进步和发展，那只好将吕洪来的这段丑行，公之于众了。
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成立之前，我和查建国成功地避开了北京市公安局日夜的监视，三次去了天津，完成了天津的组党部署。考虑到吕洪来早年参加过1979年天津的民主墙运动，只要他同意，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天津部分将由他出面组织，并把党的刊物、即《笔谈》也暂放天津，也由吕洪来主办；所以，我和查建国赴天津时，两次特别约见了吕洪来；吕洪来当时表示全力以赴、不怕牺牲，坚决支持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的正式成立，同意天津部分由他公开出面组织。但是，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即帮助他安排一个谋生的行当；我们不但立即做出了妥当的安排、解决了他的生计，还妥当地安排了党的刊物的编辑、印刷、出版的事宜。为了他的安全，明确无误地约好了一旦确定召开建党会议，如何秘密通知他与会的特殊方法。
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建立那一天的清晨，我们用和吕洪来事先约定好的特殊方法，用公用电话秘密地通知了他立即赴京与会。
然而，他迟到了两个小时；他从天津赶来，迟到了，是完全可以谅解的。
可是，就在他迟到了两个小时的期间，日夜守候在我家门口的警察们已经感觉到似乎有什么异动，因为当天中午，陆陆续续地有几十个生面孔进了我家所在的大院，于是，警察采取了封门的措施，凡是生面孔再进这个大院，就带走盘查，吕洪来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警察带走的。
未成想，第二天，即1998年11月10日，吕洪来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公开宣布民主党组党运动破坏了中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否认他参加中国民主党的事实，并嘲讽建党会议上与会者选举他为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副主席的选举结果。之后，我立即与吕洪来通了电话，电话中得知，这已是吕洪来自己的本意，我便写了一篇严词斥责他的文章。之后不久，我就被逮捕了。
严重的是在我被捕之后，我夫人记述道：
“11月30日，文立被捕，警察抄家，持续了三、四个小时，之后没多一会儿，吕洪来就来了电话。我说，现在，院子里还有很多警察，我的电话也被监听。他说，没关系，我不怕。
第二天，吕洪来又来电话，问有什么进一步消息，问我听广播了吗？吕洪来说，XXX他们发了声明，不只四个人，还有XXX，还有XX的不少人，是啊，我们就是不呼吁营救徐文立、秦永敏。当然，你放心，现在会依法办事的，比20年前强多了，20年前什么没说，劳教我三年，现在一定是依法治国的，就是81年全国大搜捕，也只是有限度地打击了几个为首的，你看这次，多数民主党人并没有被抓。
吕洪来还说：我说什么来着，完了吧，踏实了吧，整个没戏了吧，我当初就不同意组党，老徐不听，怎么样，出事了吧，……。
我答道：‘吕洪来，你明明知道我的电话被窃听，现在是故意在这里向公安局讨好卖乖吧。你是不是以为说一百遍，公安局就相信你这套话了？文立现在人在里面，你这么讲不太合适吧，而且你跟我说这些，我也不是搞政治的。”
吕洪来说：‘你还不是搞政治的啊。’
显然，吕洪来甚至想把我也往监狱里推。
我答道：‘吕洪来，你说什么呢？你以为，你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就能讨好公安局了？当初，我亲眼看见，你拍着胸脯对徐文立说：没问题，我坚决同意组党，太棒了。你还说：到时，我随叫随到。为了万无一失，你还告诉了你亲戚的电话，按照你给的电话，通知了你……，你现在凭什么在电话里如此诋毁徐文立，自己害怕了没关系，但是不能这样公开无耻！’
吕洪来说：‘我就是不知道，说到哪儿，我也不知道。现在，全国救援，我也在搞，你要这样，我可不管了。’
我答道：‘你爱管不管，你真无耻！’
——贺信彤记于1998年12月初”
吕洪来既然是这样一个公开的背叛者，那为什么2007年他要在6月4日之前，今年2008年他又要在四川大震灾之后的第5天，不惜以被人讥讽为“炸网”的急迫，迫不及待地配合海外的“假政庇－中国民主党”们及某种势力集中火力三面夹攻我徐文立呢？
一， 那是因为2007年6月4－5日在海外，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要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民主党的历史、中国的近现代史，可能注定要记住这个历史时刻和历史事件。
2007年6月4－5日，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为了保存住中国民主党这个1998年诞生在中国大陆的公开、理性、和平、负责任的政治反对党的火种，为了海内外的中国民主党人和异议人士和他们的家属能在同一个会议平台上发声，表明他们的存在和顽强。为此，经过一年多反复酝酿、讨论了新的党章、《第三共和》的政治纲领、新的领导班子，并经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来自海外14个国家和地区的党部，以及来自于国内28个省市的中国民主党人和异议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通过书面发言和电话同步发言，在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美国罗德岛州典雅的“希望俱乐部”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受到了以南希•普洛西美国众议院议长为首的各国政要和各国朋友们的赞誉和肯定，受到了台湾民主基金会杨黄美幸副执行长的赞誉和肯定，受到刘国凯为主席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等兄弟政党和政治组织的赞誉和肯定，特别受到了来自于中国大陆各省市的中国民主党各个党的组织和异议人士以及家属们的赞誉和肯定。这次大会庄严而肃穆，在会场的大厅举办了“六四血案图片展”。大会不设主席台，但在主席台的位置上崇敬地摆放了王炳章、秦永敏、查建国等几十位系狱的中国民主党领导人和优秀的中国民主党党员的照片。大会决定，向七位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和优秀的中国民主党党员的家属颁发了每人500美元的奖金，两位优秀的中国民主党党员250美元的奖金，授予中国大陆东西南北各地区39位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称号和奖牌。
历史不容吕洪来信口雌黄（3）
回覆刪除正式会议之前，在徐文立家中以打地铺、吃大锅饭的方式，本着先立规则，后开会的原则，召开了三天的预备会议和之后的二天正式会议，使得整个会议紧张而有序。正式会议的最后一天，除了进行有序的民主选举之外，全体与会的党员代表，本着坦率、礼貌、有序的原则，进行了自由发言。新任的领导班子诚恳、虚心地听取了他们的批评和建议。
正式会议期间，完全向海内外媒体开放，仅仅中国官方的媒体就先后派了他们驻美国的三位首席记者与会。据说，这是过去海外民运会议从来没有过的。《人民日报》和《文汇报》驻联合国的首席记者分别专访了会议的组织者徐文立，《文汇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参加了大会的记者招待会和鸡尾酒会，会下自由地采访了很多与会者。令人遗憾的是，这位《文汇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却利用这次机会，想以釜底抽薪的办法，企图置徐文立于失去工作、同时瘫痪中国民主党在海外工作的死地，手段之阴险和狠毒，可见一斑。所幸，这种阴谋，在美国这种自由的国度，它难以得逞。
与此相反，美国媒体以《新中国的希望“Hope for a new China” 》，在头版头条的位置，高度地评价了这次会议，表达了他们的肯定。
中共当局和某种势力却在这一点上找到了共同点，他们不能让中国民主党成为未来中国的希望。
二， 那是因为中共当局发现，中国民主党在海外保住了火种，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与中国民运的其他组织，开始结束以往海外民运四分五裂的状况，一些健康的中国海外民运力量建立起了“中国海外民运协调会”，并于今年初成功地联合组团赴台湾观选和参观访问，并有进一步联合共事的大好趋向。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民主党大批领导人相继出狱，现在，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大陆也日趋公开和活跃，各地中国民主党组织，特别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已经成功地更名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中国民主党建党运动在中国大陆非但没有失败，而且日益壮大成为了真正的、负责任的反对党了，自然他们要用“中国民主党建党失败论”，同时，用败坏目前做实事的头面人物的手法，从所谓内部把中国民主党搞乱、搞臭。
可是，这是徒劳的。
2006年12月5日与中国民主党组织素味平生的北京著名的时政评论员王光泽先生，在他的《梦想中国——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文中预言：1998年在中国大陆创建的中国民主党历经17年的努力，2015年终于在中国大陆获得了合法地位，之后又用了5年的成长，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大党，2020年取得了在中国的执政地位。
自然我们只能把王光泽先生的话作为一种政治预言来憧憬，但联系到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中国民主党的残酷镇压及近年来冒牌的中国民主党组织纷至踏来、当年反对1998年组党运动的一些人现在却对中国民主党趋之若骛，当年先积极赞同、后又公然背叛者、沉寂近十年的吕洪来突然“现身”，大肆攻击组党，种种趋向至少表明：1998年创立于中国大陆的中国民主党将成为中国实现和平民主转型的、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政党是有可能的。
那是因为，1998年6月25日由浙江民主党人筹备成立、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成立达到高潮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有以下五大特点：
1. 中国民主党1998年创建于中国大陆，而不是海外。但，1998年初，王炳章先生秘密闯关成功，对于推动中国民主党的建立，功彪青史。之后，王希哲、傅申奇诸公配合国内中国民主党的建立所付出的心力，和在海外建立中国民主党各地区组织的努力，功彪青史。
2.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和京津党部组织1998年所颁布的党章或临时党章、公告、特别是2000年1月1日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所发布的《中国民主党迎接新世纪宣言》，都表明中国民主党是有坚实的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是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组织。
3. 中国民主党1998年的创建人是一个大的群体，她的主要成员来源于1978年的中国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的民主运动；她的绝大多数领导人是经过选举产生的；她的40多位领导人都经历了中共炼狱的考验；至今尚有20多位领导人仍在狱中受刑。
4. 中国民主党1998年建党运动先后发生于中国大陆的28个省市、自治区，因而她具有了全国性的规模。
5. 中国民主党自1998年创建的第一天起，就受到了美国和各国政府、联合国人权会议以及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1999年度在王希哲先生和王炳章先生的领导、廖燃先生协助下让中国民主党人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作为一个集体成功地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因而她具有了一定的世界范围的影响。
2002年12月24日，我被流放美国之后的第二天，受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四主席之一王希哲先生的郑重委托，经过二年的筹备和网上会议，经过海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民主党各党部和党员所参与的“三读二议一决”，于2004年12月3日成立了“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以及2007年的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及中国民主党在各地区的党员公开和半公开地存在和活动，充分说明了中国民主党已经是中共政权消灭不了，不得不面对的政党实体。至少说明，所谓1998年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运动是失败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中国民主党如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会有挫折；但，以失败论来消磨中国民主党人的意志的别有用心，是不会得逞的。
中国民主党海内外的架构已在，组织尚存，时机一到，何愁千军万马！
甚为好笑的是，最近吕洪来又玩了一把、以排斥和孤立我徐文立为隐蔽目的的签名运动，特别请了二位民运中所谓的大人物来领衔签名营救秦永敏。
谁营救秦永敏，都没有错，都应感谢。
可是，人们并没有忘记1998年的时候，正是这二位民运中所谓的大人物，在海外为了私人的政治目标，置大局于不顾，公开反对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大陆的组党运动，并特别强调决不帮助徐文立、秦永敏，以及徐文立的朋友，决不营救入狱的徐文立、秦永敏；对此，他们至今没有公开承认错误和致歉；这次，在吕洪来操盘下，二位民运中所谓的大人物、包括因某种原因暂已隐身的那一位又摇身一变，居然成了营救秦永敏的领衔主演，你说搞笑不搞笑？
那是因为这二位民运中所谓的大人物本能地相信歹人。所以，我奉劝这二位老朋友，同时也奉劝中共当局，吕洪来这等厮，不用也罢。
附件1－4：
附件一：【王希哲按语】
附件二：有关陆光武事件以及中国民主党建党历史的一些说明
附件三：给徐文立妻子贺信彤的信
附四：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公告
历史不容吕洪来信口雌黄（4）
回覆刪除附件一：【王希哲按语】
王希哲先生反复指出：“我坚持认为，在国内高压，事实无法合程序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幼芽的民主党只有两条路：一条消极主义，事实让民主党自然消亡，一条，部分中坚骨干分子站出来先拉起山头（如查建国），成为中流砥柱不畏牺牲坚持到明天。”
——摘自《徐文立：有关陆光武事件以及中国民主党建党历史的一些说明》【王希哲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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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有关陆光武事件以及中国民主党建党历史的一些说明
有关陆光武事件
以及中国民主党建党历史的一些说明
徐文立
（2006年1月17日）
……
1949年以前在中国建立民主政党的努力已经进行了五、六十年的历史。
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建立民主政党的努力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为此，许多仁人志士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却至今人们不知道在中国大陆牺牲者的英名。他们的英名可能完整地保存在中共的罪恶的档案之中。因此，当今在中国大陆任何建立民主政党，而为此努力的人们，均是继承者而不是首创者。
在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的事业中，我们这些后生充其量只是民主之子。
有关建立当今“中国民主党”的努力，应该追溯到1980年春节的“武汉会议”，与会者有秦永敏、傅申奇和两位尚在中国大陆的国内人士。当时，他们准备成立的政治反对党，就称为“中国民主党”。与闻者有我徐文立。
1981年6月10日至12日徐文立、王希哲、孙维邦和另一位尚在中国大陆的同仁参加的“甘家口会议”就是为了建立政治反对党，虽然它的名称不叫“中国民主党”。我为此原因和其他的原因，如联络全国异议人士、主办《四五论坛》和《学习通讯》、营救“民主墙”三位著名异议人士、在北京成功地组织、领导了中共三十周年大庆之日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企图组织《中华民主统一促进会》、在香港著文为齐白石、郭罗基鸣不平……，而成为“民主墙”时期判刑最重的人——15年徒刑，4年剥权。
然而，对“甘家口会议”事先并不知情的王希哲、孙维邦还有那位目前尚在中国大陆的同仁，为此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摧残，其中尤以王希哲先生为重，被判刑14年。事后，王希哲、孙维邦还有那位目前尚在中国大陆的同仁却宽容我防奸不力的严重错误，从未对我有过半句的抱怨和责备，更令我自责和羞愧。
1993年5月26日我被假释，第一次出狱。
1993年5月26日至1998年6月26日，鉴于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我主张以“广交友，不结社”；再到“广交友，缓结社”为掩护，为建立政治反对党作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社”，就是“党”；“缓结”，就是一定要“结”。这是极其明了的。有些人可能读不懂，有些人可能故意读不懂，但是中国共产党高度警惕，使得我出狱之后的日子，几乎天天处于中共警察的包围之中，不得不与他们捉迷藏，尽力摆脱他们的监控。
1997年11月29日我接受《路透社》记者艾伯乐采访之后发表的纪要，以及1998年1月9日与在香港的韩东方的电话对谈，1998年4月21日接受旅法记者安琪在美国的越洋专访，都是为了提出在中国大陆建立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政治纲领：“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和一系列的政治策略，供各地朋友参考。
中国政治反对派，这个“派”实质上就是“党”；这个“派”与“党”，只是一寸之遥。可能，有时我在政治上某种提法上的改变，使得有些朋友觉得有些突然。我想，是凡对中国大陆红色恐怖有所了解的朋友都不难理解，在中国大陆进行政治活动，在一些带有实质性的政治行动出台之前，都一定会放些烟雾弹，一定会“守口如瓶”。所以，一旦提法上有所改变，难免使得一些观察不细的朋友会觉有些突然，包括原来长期在海外生活的政治经验丰富的王炳章先生，这是完全正常的，并不奇怪的。然而，对此故作文章的人，那只有另当别论了。
其实，我从1978年12月16日撰写《四五论坛》的发刊词：“中国，除台湾省外，现在还没有一张非官方报纸。对立面的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这就是《四五论坛》发刊和存在的理论基础”之后，王希哲、孙维邦、秦永敏诸同仁在广州、青岛、武汉等地建立《四五论坛》分社；到1997年底至1998年初与秦永敏等全国同仁们建立“中国政治反对派”；再到1998年11月9日与查建国、高洪明、刘世遵、何德普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并与秦永敏等各地同仁建立“中国民主党各地区党部”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看得比有些人清楚，使得我再次成为1998年“中国民主党案”被判刑最重的一个，我再次被判13年徒刑，3年剥权。这其中，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治反对党是我的一切努力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再重判我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国共产党一贯最怕有组织的政治（包括宗教、民族、文化）的反对力量。
正是由于有了以上共同的政治默契，我才有可能和武汉秦永敏等各地朋友们有那样默契的配合，1997年底开始在中国大陆形成了一系列没有组织的组织：1997年12月20日促动建立独立自由工会的《告全国工人同胞书》；不间断的“空中民主墙”和半年近500期的《中国人权观察》和各地《中国人权观察》分站；由秦永敏1998年6月20日正式举起的“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旗帜和1998年9月21日成立的“徐文立办公室”；……。在此期间，我和秦永敏还有一些其他各地的同仁们不断地遭遇中共政府的抓捕、关押、跟踪、抄家……，同时承受着个别并不干实事的人的干扰和一两位颇有些政治影响力，但并不懂得政治策略的政治老人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下，横飞而来的无端斥责。
1998年6月25日，浙江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突然提出筹组“中国民主党”。当晚，我和秦永敏通了长时间电话，一方面觉得浙江的朋友步子走得过急了一点。同时商定，以大局为重，决不起新名，号召并身体力行统一在全国建立“中国民主党”地方组织，以形成全国的规模，造成国际的影响。以现在的结果看，这个预期目的达到了，以至于现在，“中国民主党”在有些人、甚至当年的反对者那里，都已经趋之若骛了。
1998年7月10－16日，王有才、王东海、林辉、朱虞夫、祝正明等人被中共政府扣压起来，我和浙江朋友、武汉秦永敏以及海内外的朋友们首次请律师朋友介入发起了大规模的营救活动和“法律后援团”，以“7•10案”大营救，全国1998年7月16日19省市100位和1998年8月10日22省市138位政治反对派人士联署的抗议，使营救活动达到了高潮，王有才等人先后被释放。
与此同时，我考虑到北京毕竟是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国民主党创建之后，顺理成章的要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自然应该在北京召开。而且，以我个人的政治经验和十几年来已有的全国性的人脉关系，在我并不知道浙江一些年轻朋友也已经在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下，为了避开中共政府有可能对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阻挠，就只在北京等地小规模酝酿筹备全国代表大会事宜，并以突然的方式对外公布了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动议，此时浙江的一些青年朋友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秦永敏代表我再三同他们协商，未果。之后，一些人在某个开始不愿参与组党的人的怂恿下，也以突然的方式宣布了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及名单，特别并未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和同意，擅自作主将我列入筹委会名单。此时，我确有过一次不冷静地与浙江某人的电话通话，确说过几句过头话，至今我依然认为那是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
现在检讨起来，在1998年下半年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极为险恶，沟通不足，造成一些误会，加之一些人的挑唆，使得筹备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努力夭折了，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当然，即便没有这些内部的误会，中共政府也一定不会让这次代表大会在中国大陆成功召开。
在我们一再协商、退让和妥协都不能够取得统一的情况之下，中共政府也实际上拒绝了透过“注册的方式”筹组中国民主党的努力。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湖北、辽宁、陕西、河北、河南等地的组党人士只好纷纷以“党部”的形式，以“宣告成立”的方式在各地正式建立了中国民主党党部。这不能不说是在中国民主党创建过程中的不得已的一大创举，同时也是一大遗憾。
由于现在并不是总结中国民主党创建历史的恰当时机，我就回顾到这里；我又即将为学生开课，所以没有时间再回应任何问题，请谅解。
至于今后，我已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刘宾雁先生纪念追思会上表明心迹：
“宾雁生前又说过，他生活在一个自由主义气息浓郁的家庭，他最后以无党无派的自由之身离开了我们。做一个无党无派、懂得感恩和卑谦的人，是我努力的方向。”
至于今后，我也已一再对一些朋友表示过我的全部政治抱负：
“我本人的政治报负，在于和同仁们在中国建立一个造福于中国社会和中国百姓的符合时代要求的进步的政治制度，在当代就是宪政民主的共和政体。为此，我个人将不谋求任何公职。因此，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我个人都不准备参加任何谋求公职的政治竞选和政治选举，但这完全不妨碍我认为选举和选举制度对于宪政民主是绝对必要的，也完全不妨碍我支持同仁们参加谋求公职的政治竞选和政治选举，特此声明。（2005年3月30日草拟）”
http://boxun.com/hero/2006/xuwl/23_1.shtml
历史不容吕洪来信口雌黄（5）
回覆刪除附件三：给徐文立妻子贺信彤的信
尊敬的嫂夫人：
想不到，第一次给你提笔写信，竟是在这样的时候--文立兄被判重刑，再次入狱，举世震惊，国际哗然。我因为搬家，电话还没移过来，联系很不方便。但几天来，通过《美国之音》，整个审判的过程还是多少有了一些了解。我知道你此刻的心情，又是长夜难眠的等待，又是受不尽的白眼和傲慢……，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与十八年前不同，文立此番大智大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壮举，以及他在法庭上的出色表现，包括他的政治主张，已通过你的转述，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了很多人那里。说实话，在我们这个资讯、信息高度垄断的国度，官方报刊能一反以往的沉默，公开报道徐文立和他的“罪行”，这对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来讲，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很难说。
起先听了审秦永敏、王有才的报道，不知为什么不见提文立，当时还以为是当局想试试外界反映而故意安排的，后来听了你转述的情况，才知道是文立在预审中就抱定了拒不承认的态度。这在我所知道的以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中，还是第一次。仅此便足以看出，文立所抱定的决心，正如你所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通过这次审判，文立的真诚和献身精神，以及他罕见的人格、情操，正在而且已经赢得了人们广泛的尊敬。在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审判实际上是一次失败的审判。被判有罪的不是徐文立，不是秦永敏、王有才，而是那套虚假的审判原则和法律制度。同时，审判还以试金石般的可靠检验，测出了当局签署和遵守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诚意及其对国际社会极不负责的态度。事实上，文立等人是在以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打一场漂亮的政治战。所以，从更宽泛的角度讲，这次审判究竟对谁有利，这恐怕是审判者事前未曾想到的。与许多朋友很看重国际舆论、两方政要的反映不同，我更看重的是这次审判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意义和价值震撼--这恐怕才是文立这次付出所得到的真正收获。它将超越那些表面的反响和评论，而长久地回荡在同志和朋友，以及那些陌生的普通人心中！
说起来，我与文立也就是一面之缘。萍水相逢，谁也不可能对谁有更深的了解和接触。但就是在那些短暂的接触中，文立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优秀品质和卓越才干（这些品质和才干，在我们未见面之前，已在朋友中流传），却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之后，虽然经过漫长的十四年的阻隔，他重获自由，也居然没有忘记我这个普通的朋友。之后，在我们又恢复联系后，尽管他们一如既往地投身于他所选定的事业，但他从未要求过我参与什么，从不提要我就什么表态或签名之类，他这种处处为朋友着想，不让朋友为难，表现出他的包容和大度。对此，我只能表示惭愧和感激。虽然我从未在信中说过，但真正相知的朋友是往往能够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我从心中掂得出他的一片苦心。我为有他这样的朋友而自豪！
尊敬的嫂子，我知道你付出得太多、太多。你所承受的艰辛与磨难、痛苦和悲愁，是我们所无法想像的。十二年的铁窗阻隔，十二年的孤苦等待，好不容易夫妻团聚，却只有短短的五年，如今又被迫分离，被迫等待。你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作为女人，谁愿意自己的丈夫在刺丝中滚，在险滩上爬？但作为徐文立的妻子，我想，嫂子，你应该为拥有这样的丈夫而自豪。我常想起文立在给希哲的《春寒》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话：“总有一天，我们中国人应该为一切曾受苦受难最为深重的中国政治犯的妻子和亲属树一座丰碑。”应该在这座碑上永远镌刻下她们的名字。因为，她们所承受的苦难，恰恰是最不引人注意，最容易被人忽略的。
因为天各一方，山路遥遥，不能为嫂子分担什么，心里十分惭愧和抱歉。我想如有机会见到文立，请转告一声：我们都很记挂他，也很爱戴他。此外，我们还想邀请你到我们这里度春节，希望你能来！放松一下，调理调理。
愿嫂子多多保重。我相信，13年的刑期只是个象征性的数字，文立重获自由的日子不会太远！
捎去我们对你、对文立的祝福！祈愿文立能够在狱中养好身体，迎接新的搏击！
就此打住。有空我会常来信。祝嫂子在新的一年里不会失望，开颜快乐！
（贵州）Y.G.
1998.12.25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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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四：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公告
【《关注中国中心CCC》www.cdp1998.org 2007年6月10日消息】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于2007年6月4－5日在美国罗德岛州典雅的希望俱乐部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贵宾共50余人。联合总部（海外）新闻发言人表示，历经坎坷的中国民主党人迎来了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中国民主党的成年礼，标志着组织起来的中国民主党人，正迈开大步，走向中国的第三共和。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茜•普洛茜女士给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发来了贺电，贺电全文如下：
尊敬的徐文立先生
并致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尊敬的中国民主党代表与贵宾们：
谨祝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
贵党将以领导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斗争而广受赞扬。先驱人士公开反抗当前的专制政权，以争取全体民众应享之不可剥夺的自由，这样的行动往往能加快社会迈向自由的步伐。
你们可以确信，我作为美国众议院议长，将一如既往地把促进中国的自由与民主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对待。我们都希望中国人民有更美好的未来，在政治上、文化上、外交上、经济上、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务必继续努力，争取中国的变革。我们希望有一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将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再次感谢贵党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引导与献身。请接受我对贵党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成功召开的最美好的祝愿。
美国众议院议长
南茜•普洛茜
2007年6月4日
发来贺电贺信的还有流亡美国的中国诗人黄翔、北京王光泽、秦永敏的前妻李金芳女士、山西党部、黑龙江筹委会、香港党部、荷兰党部、韩国党部袁文瑞、（日本）亚洲和中国的民主化支持会会长牧野圣修、日本党部、法国党部刘伟民及全体同仁、陶文红和汪洋石等澳洲党部同仁、日本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赵南、亚洲和中国民主化支援会中国民联日本分部、中国社会民主党日本党部、韩国武振荣、香港司徒华、何俊仁、陈立民、国内徐高金、贺伟华、刘世遵、任畹町、廖双元、陈西、任诠、秦庆民、吕耿松、盐石、佐夫、相书、李运生、赵汗青、郑民生等等。
出席开幕式的贵宾有美国原参议员、现任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资深学者的Lincoln Chafee、中国民主党美国之友的代表、美国其他官方和民间组织的代表、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杨黄美幸、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以及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主席热碧娅助理Alim Seytoff、支援中国网络总裁John Kusumi等等。
十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采访了开幕式，他们之中有美国NBC、英国卫报、美国帕崴登斯市各个报社、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中国大陆文汇报等等。事后，有十几家美国主流媒体以不同形式广泛报导了这次大会。
“一大”会场布置得隆重、庄严。会场正前方是纪念“六四惨案”18周年图片展，只身挡坦克的“时代英雄”置放在醒目的中央。会议不设主席台，前台陈列着中国民主党“狱中群英”的照片和中国民主长征基金会会长谢中之先生专程从波士顿送来的花篮，会场里播放着18年前天安门广场响起过的激动人心的乐章。
9时正，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秘书长汪岷先生宣布大会开始，在会议中部就坐的“一大”正式代表有：徐文立、王希哲、郑钦华、孙维邦、汪岷、黄华、秦晋、胡尧、郑在勤、江弘锦、叶国忠、黄奔、万宝、鹿邑、楚天舒、陈晓、刘正、韦民、王尧、叶国忠、方能达、唐元隽、金秀红等。
与会者首先向“六四死难者”志哀，全场默哀一分钟，之后由副秘书长黄华代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主席袁红冰先生作了“审判中共暴政‘‘六四’人类罪”的演讲。
大会特向“天安门母亲”群体致敬意。
再由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召集人徐文立先生致开幕词。
徐文立先生的开幕词：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
我代表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热烈地欢迎各位来宾。
请允许我首先介绍我的同事、目前担任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美国前联邦参议员切菲先生；我也要特别介绍来自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杨黄美幸女士；还有我们“中国民主党美国之友”的朋友们。
历史不容吕洪来信口雌黄（6）
回覆刪除我们开会的这个城市被称为Providence市，英文Providence是‘天道’的意思。Providence市是罗德岛州的首府，当年罗德岛州的开创者罗杰•威廉姆斯先生由于不满麻省排斥异己的宗教政策，只身徒步来到这里，从此之后仅仅几百年，自由的阳光令罗德岛州繁荣昌盛。
我们的会场设在‘希望俱乐部’，‘希望俱乐部’这个名称对中国民主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更让我们感到希望无限。
天道•自由•希望将引领我们的会议。
‘希望俱乐部’的经理和员工为我们大会提供了周到的服务和方便，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要感谢大会秘书组的成员们，你们辛苦了。大家是否注意到在讲台的对面坐着的这位年轻人，他正在负责为发言者做发言时间到时的提示。
正好我讲话的时限到了，谢谢大家！”
接着，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顾问王希哲先生宣布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国内的优秀中国民主党人颁发奖牌和奖金、向国内的优秀中国民主党人的妻子颁发特别鼓励奖的决定：
一，经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批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特授予以下43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奖牌以兹奖励，这43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是王炳章、秦永敏、查建国、祝正明、刘贤斌、高洪明、朱虞夫、刘世遵、毛庆祥、何德普、陈西、陈忠和、杨涛、吴义龙、叶有富、佘万宝、胡明君、王森、李作、欧阳懿、萧诗昌、吕新华、陶加新、王泽臣、王文江、姜力钧、佟适冬、李大伟、岳天祥、郭新民、郭承明、俞峰、王金波、张佑菊、李志友、刘金、张健、孔佑平、宁先华、赵梓云（林飞）、廉彤（潜龙）、许万平、姜福祯；
二，经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批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特授予以下七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每人500美元奖金以兹奖励，这七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是王炳章、秦永敏、查建国、毛庆祥、刘贤斌、孔佑平、李大伟；
三，经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批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特授予以下二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每人250美元奖金以兹奖励，这二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是胡明君、王森；
四，经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批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特授予中国民主党优秀党员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女士500美元特别鼓励奖，以兹奖励。
中国民主党的优秀的领导人之一何德普的的妻子贾建英女士就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授予国内43位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奖牌以及对9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和她本人颁发奖金发来了书面答谢词。
6月4日会议请黄奔先生预先顺利地接通了贾建英北京家中的电话，贾建英女士激动地表示：“我在这里为他（们）高兴。 4月27号，我去看他（何德普），也简单地给他写了一个小纸条，给他看了看，他的表情真得非常非常高兴，他不能表示什么，他当时点了点头，很高兴地笑了。”（ 贾建英的书面答谢词附后）
贾建英电话答谢后，徐文立先生宣读了《中国第三共和宣言》。
正式代表们表决，除一人弃权，通过了《中国第三共和宣言》。
（附《中国第三共和宣言》：
中国第三共和宣言
（二OO七年六月四日）
我们追随辛亥革命诸先贤开创的亚洲第一共和，我们尊重1946年制宪国大确立的第二共和，我们励志建设自由均富、人权平等、宪政民主的中国第三共和。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
于美国罗得岛州天道（Providence）市
• 注：参与签名者，并不等于认可自己是中国民主党党员；参与签名者，并不等于认可自己是中国公民 • ）
徐文立先生指出：从今日始，励志建设“中国第三共和”，既是我党之崇高的政治纲领，又是我党全体党员的神圣使命，更是我党引领她的赞同者建设“中国第三共和”的胜利旗帜。
与会代表、来宾们在休息时，纷纷在《中国第三共和宣言》的立轴上签名。
在6月4日上午的会议上，美国原参议员、现任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资深学者Mr. Lincoln Chafee作了精彩的演讲，表示对中国民主运动和年轻的中国民主党的热情支持。在大会上演讲的还有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杨黄美幸女士、中国民主党美国之友Mr.Sidney Gunst、Mr. Noah Sachs、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先生、国内民主党人任畹町由徐文立、廖双元由郑钦华、刘世遵由胡尧、陈西由楚天舒、任诠由江弘锦、吕耿松由黄华代为演讲、海外中国诗人黄翔由鹿邑、学者武振荣由秦晋、国内学者贺伟华由郑钦华、徐金高由黄奔代为演讲，海内外英豪们汇聚在希望俱乐部大厅的麦克风前那一刻，蔚为壮观和令人感动。
6月4日下午，会议由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副秘书长黄华先生主持。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召集人徐文立先生作了题为：“让我们共同走向第三共和”的演讲。（全文另发）
顾问王希哲先生论述了“中国民主党的几个问题” （全文另发）
一、中国民主党历史上的路线问题；
二、怎样理解“第三共和”问题；
三、中国民主党怎样介入国内维权和把它推向新阶段的问题
四、中国民主党的文宣和外交问题
秘书长汪岷先生呼吁：“联合起来，抓住历史的契机”。
他说：“我今天在这个会上，向大家，向全世界的中国海外民运组织呼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在奥运之前，用一年的时间把分散，各自为政的民运力量凝聚起来，组成一个真正的反对运动，或者一个真正的反对党，在那场未来将来的暴风雨中，去赢得最后的胜利。” （全文另发）
在大会上演讲的还有秦晋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看清路向，把握时机”；《北京之春》杂志经理薛伟先生也都作了演讲，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主席热碧娅助理Alim Seytoff 及Mr.John Kusumi等都先后发表了演讲。
历史不容吕洪来信口雌黄（7）
回覆刪除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徐文立先生特别助理郑在勤先生在会上宣读了“关爱和成长基金会”章程，徐文立先生宣布了“关爱和成长基金会”董事会名单。
徐文立先生宣布特聘卢盛鑫律师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关注中国中心”和“关爱和成长基金会”的法律顾问。
6月4日晚，会议主持人郑在勤先生请“一大”党章修改小组胡尧先生作修改党章的报告。
代表们极为认真地审议、批准了预备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民主党章程》及《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党章附件》。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第一天会议，始终通过网络直播，会议进行过程中，不断接到来自海内外的电话和电子邮件，特别是国内的民主党人，给与大会以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会议全程由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徐文立先生的秘书蔡若梅小姐任双语翻译。
中国民主党“一大”6月5日继续举行，会议选举出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届的领导成员。
6月5日的会议由秘书长汪岷主持。
首先由选举工作小组负责人胡尧宣布“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规则和程序”。
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徐文立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主席。
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徐文立、郑钦华、孙维邦、汪岷、黄华、秦晋、郑在勤、万宝和各党部负责人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委员会成员。
之后，由徐文立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委员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徐文立、郑钦华、孙维邦、汪岷、秦晋、胡尧、郑在勤、万宝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执委会，特聘王希哲先生为顾问、任命黄华为副秘书长。
上午10：00－12：00，由汪岷秘书长主持召开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新的领导班子及顾问王希哲先生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并向海内外直播。记者招待会的详情将另发。
之后，汪岷秘书长代表“一大”筹备组，向大会作了“一大”财务的初步报告。
下午，由与会的友党代表周延风、来宾倪国兴，代表方能达、唐元隽、鹿邑、刘正、楚天舒、黄奔、金秀红等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特别肯定了会议“先立规矩，再开会”的原则，因而大会形成了紧张、热烈、而有序的会风。他们并坦率地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还对新的领导班子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大会在热烈和团结的气氛中落下了帏幕。大家恋恋不舍地聚积在典雅、古朴的俱乐部内和门前合影留念。
附：
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答谢词
（2007年6月4日）
得知我获得中国民主党颁发给我特殊鼓励奖，这是继美国二十一世纪基金会颁发给我第三届家人奖后，第二次获此殊荣。
我很感动，也很内疚，我对民主党领导人徐文立先生说：我不行，比起前辈那些姐妹们来，我不算什么。
记得有个律师曾对我说：“你丈夫被判八年，你要一直坚守，不容易啊！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刑事犯，你会在此期间受到很多干扰的。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了的，做民运家属真不容易。”
我说：“没什么，我前面已有很多榜样，有的姐妹为丈夫苦守十多年”。当时，在场的一些人都惊叹：“啊，十多年！”
是的，我们很多姐妹在丈夫深陷牢狱中时，一个人独自撑起一个家庭，照顾老人，抚养孩子。她们忘记了危险，身穿状衣在大街上绝食抗议；她们为了打听丈夫被关押的地点，到处打听、走访；她们站在监狱的大墙外高声喊着丈夫的名字；她们一个人走在探监的路上泪流满面。她们遭受过数不尽的冷落和拒绝，她们经历过无数的冷暖和悲伤。由于常年的牵挂和焦虑，由于过度的困苦和贫穷，她们每个人过早的生出了白发；过多的长出了皱纹。但是，妻子们没有后退，在她们每个人的脸上展现的是无畏和坚强，她们在坚守着家庭、丈夫、孩子。她们坚信：丈夫是好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的！
几年来，我收到了很多民主党朋友的问候、鼓励和帮助，他们中间有很多都是我不认识、没见过面的朋友。他们很多人都是没有固定收入，靠打工生活。国内大部分朋友因为受迫害，没有任何收入，一方面冒着坐牢的危险去工作，一方面还要经常地帮助我们这些家属，很让我们感动。
记得有个民主党员来看我，要拿出钱帮助我，我坚持不收，他扔下钱就跑。我追上去一再拒绝，他郑重地对我说：“我是一个党员，这是我们组织上的事，我应该这样做，你不要拒绝，也不要感谢”。
就是这些一个个象金子般珍贵的人，他们前赴后继，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作出牺牲，然而他们无怨无悔，他们的精神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敬佩；让我们爱得刻骨铭心！
这次大会，在你们最艰苦的情况下，千方百计为我们筹资发放奖励，惦念着我们这些家属，我很荣幸，也好感动！
我会告诉狱中的亲人，让他们放心，朋友们想着他们、惦记着他们、支持着他们！
在这里，请允许我感谢中国民主党的全体党员对我们家属的鼓励和支持！
谢谢！
吕洪来的要害是希望通过“香港模式”招降全体中国反对运动（1）
回覆刪除http://blog.boxun.com/hero/200901/xuwl/3_1.shtml
徐文立
（2008年1月6日）
朋友们看了我1月5日的《我从来没有发展过吕洪来为秘密党员的郑重说明》和附件，以及吕洪来即刻发出的那个强令别人讲明的所谓“声明”、“质询”，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吕洪来为什么要这样做？
特别是吕洪来在沉寂十年之后，重新登上民运的舞台，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以批判徐文立为主的大理论家、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为的是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们仅仅通过他的2007年3月14日一篇叫做《香港模式可以作为中国社会和平过渡到现代民主社会的跳板》（附后）的文章，就不难看得清清楚楚。
吕洪来的政治目的很鲜明，也很简单，更加直接，那就是要想在中国的反对运动、包括中国民运中推展他的所谓“香港模式”，他毫不隐讳地说：“香港模式”是“中共认可的模式”；即让中国的反对运动、包括中国民运通过“香港模式”这个“跳板”，直接“跳”进中共的陷阱。
是不是这样，朋友们可以自己看、自己分析吕洪来的文章。
必需指出的是，吕洪来很狡猾，他为了推销他的这个中共的招降路线，他把我——徐文立、牟传珩和“秦永敏、刘念春等国内一批民运朋友”一起作了他的陪绑，似乎我们也是赞成他这个所谓“香港模式”的，是这样的吗？
请朋友们可以去研究，也可以去批判我的文章和思想。但是，我要指出，不论在理论和策略上，我都有一条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绝对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策略的目的都是为了结束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否则哪有宪政民主，这是极其鲜明的。否则，中共就不会判我28年，两次关我16年。我想，在这一点上，吕洪来不必吹，中共和中共的情治机构比你吕洪来更了解我徐文立。
那么，什么叫“中共认可的模式”呢？中共的一个花瓶党的主席周铁农先生做了再明白、再无知、再无耻不过的诠释，他去年12月30日说：“如果国民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民革和国民党就有可能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只要现在的国民党学习所谓“民革”的丑样子，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国民党和所谓的“民革”就是一家子了，就共同成了中共的花瓶。他过早地把中共的野心，一语道破，不知在中共那里周铁农先生是会领赏呢？还是领骂呢？
有一点很明了，李悔之先生及时做了回应，他说：“如果国民党果真‘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不须倾刻，国民党在台湾的基本盘就必将全面崩溃，其政权也必将随之被早已虎视眈眈的民进党一手夺将过去……到时，马英九、吴伯雄极可能还未能来得及到大陆就任政协副主席或副委员长，就被台湾最高法院以‘叛国罪’处以极刑了——周铁农先生：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最后要奉劝周先生的是：您老年岁也不小了，看来头脑也确已到了退休的时候。所以，有空还是养养花弄弄鸟，享享天伦之乐吧！轻易不要再提出此类容易落下千古笑柄的馊主意了！”
当然，我不敢如李悔之先生这般笑斥所谓“民革”主席周铁农先生，因为，我没有资格为现在的国民党作任何主张，因为那是尊敬的国民党人自己的选择。我现在虽然是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的主席，我并没有得到全体中国民主党人的授权。但是，我至少可以表明我自己的政治态度，我毕生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独裁”，就是要结束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为实现一个多党公平竞争的、服务于大众的宪政民主的中国而奋斗。所以，我和吕洪来之争不是个人意气之争。
令人惋惜的是，也曾经做过战友和朋友的吕洪来，怎么这么轻狂？刚刚来到海外，一月之久，立足未稳，怎么就能够做到这样阔绰上网发文、这样气壮如牛地连续发表『元旦社论』之一、之二，教训全体海外民运、中国民运和中国反对运动？而且，把自己的政治图谋表现得如此轻贱，如此露骨，这可是和“大理论家、大思想家、大战略家”的称呼不相称的。
吕洪来先生，一路请走好，招降的“旗手”不是那么好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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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吕洪来公开发表的信件
附件二：吕洪来：《香港模式
可以作为中国社会和平过渡到现代民主社会的跳板》
附件三：李悔之：《周铁农副委员长愚蠢而荒诞的馊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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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吕洪来公开发表的信件
From: gongminshijie@googlegroups.com 代表 lv honglai
Sent: 2008-12-31 (星期三) 17:21
To: 公民世界
Subject: [Released] 吕洪来：【民运症结问题】之一：没有明确的政治路线
From: GongMinLiLiang@googlegroups.com 代表 HuangJohn
Sent: 2009-1-2 (星期五) 21:35
To: gongminliliang@googlegroups.com
Subject: [Released] 就08宪章和中国国情说两句与吕洪来交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rom: goldbelling@hotmail.com
To: lvhonglai@gmail.com
Subject: RE: 交流
Date: Sat, 3 Jan 2009 10:21:38 +0800
洪来兄，你好！新年好！
你在泰国移民监生活的还好吧！看来还不错。能上网，有相当的自由。希望你早日获得澳洲政府的接纳，真正获得自由。
你的文章写的很好！我支持。现在海外民运基本脱离中国国情，包括08宪章的本质，那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资本主义在中国意味推倒一切，重新建立，那就是革命，是不符合国情的。
……
希望你勇当旗手，……。
黄钟
Date: Fri, 2 Jan 2009 14:45:38 +0700
From: lvhonglai@gmail.com
To: goldbelling@hotmail.com
Subject: 交流
吕洪来：【民运症结问题】之二：暴力革命走不通改良道路不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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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洪来的要害是希望通过“香港模式”招降全体中国反对运动（2）
回覆刪除http://blog.boxun.com/hero/200901/xuwl/3_1.shtml
附件二：
香港模式可以作为中国社会和平过渡到现代民主社会的跳板
http://boxun.com/hero/2007/lvhonglaiziyoutan/2_1.shtml
吕洪来
最近中国工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方圆先生在政治报告中提出了“香港模式”——即由中国共产党将管理香港的成功模式推向全国，将中国香港化，形成一个有政治反对党存在、人民享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集会、示威等权利的自由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平稳实现中国向现代民主社会的和平转型。
“香港模式”一经提出，既在海外民运朋友中引起不小的争议，一些朋友甚至认为这是“亲共投共纲领，企图把中国工党引入中共专制的怀抱，把中国工党变质成中共政协殿堂里的第九个花瓶”，“是严重背离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宗旨和原则，完全丧失了一个民运人士应有的最起码的立场”。
这不由的使我想起十年前的一场争论，那时徐文立、秦永敏、刘念春等国内一批民运朋友提出“双胜双赢的良性互动理论”，同样遭到海外一些朋友的不理解，被指责为“是对民主动运基本政治立场的游离”。是“一相情愿的浪漫梦幻”。两场争论惊人的相似！
为什么对于一个同样的问题朋友们之间会产生如此大的分歧，会产生如此截然相反的看法，我想最根本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朋友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导致朋友们之间在对待具体问题认识上的矛盾和不一致，甚至是对立！
在这里我向诸位朋友们推荐青岛民运理论家牟传珩先生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我们的思维方式急需转变》头脑是社会变革的第一战场，（网上可以找到）我想他会对我们大家在新的历史阶段，屏弃我们过去一直沿续至今的旧的社会意识、陈腐社会观念、旧的语言体系、僵化的思想、树立崭新的思维方式会大有裨益。
我们还不知道反对香港模式的朋友，为什么会将赞同香港模式等同于“亲共投共”？是不是说香港模式是共产党搞出来的，因此谁赞成香港模式就是亲共投共？或者说香港模式有将中国置于共产党领导之下之嫌，因此谁赞同香港模式谁就是亲共投共？还是说香港模式没有明确提出彻底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因此谁赞同谁就是亲共投共？！
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那么当初英国政府与中共就香港回归进行谈判，将香港归还中国岂不是最大的亲共投共？西藏的达赖喇嘛放弃西藏独立转而寻求西藏高度自治也是亲共投共？
香港模式是中国工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政治纲领和主张，我们判断其好还是坏的标准，就是看其对中国社会进步是否具有推动作用、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否具有可行性？是否适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是否能被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和社会各界所接受？而不是看其有多么华丽的辞藻、多么空洞的口号、多么大的豪言壮语，更不应该将反对共产党的程度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
诚然，香港模式距离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制度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都渴望中国能够早日步入现代民主社会，明天一早醒来，中国已成为现代民主国家，但是再美好的愿望代替不了社会现实，眼前的社会现实是中国大陆还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统治之下，不要说人民有组党、结社、示威、游行的自由，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香港模式对于中国大陆而言，要比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更容易被中共所采纳、更贴近中国大陆目前的实际现状。这符合社会发展是渐进式的客观规律。
香港模式是中国自己的模式、是中共认可的模式、是最适合中国大陆状况的模式、是最能够为中国社会各界所接受的模式、是目前中共最有可能接受的模式，是经过我们的努力和奋斗最有可能实现的模式，也是对于中国社会震荡最小、破坏最小、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的模式！
因此、我认为香港模式是中国大陆迈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跳板，是中国大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和样板！
Email:lvhonglai@Gmail.com
2007年3月14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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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周铁农副委员长愚蠢而荒诞的馊主意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31日 转载)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8/12/200812310257.shtml
李悔之
人民网北京12月30日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今天下午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畅谈民革名称来历，与国民党的渊源等话题。周铁农表示，“如果国民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民革和国民党“就有可能合在一起 ”。 (博讯 boxun.com)
听了周铁农先生这席话，我第一感觉是周铁农先生委实太"可敬"了——在我党长期的精心哺育教导下，周铁农终于"茁壮成长"，"光荣"地成为"国家领导人"。周先生的荣幸无疑是令人羡慕的。同时，周先生又是很有些令人"可敬"的：自从成了"国家领导人"之后，周先生能充分发扬中华民族知恩图报的高尚品德，不但自己高度听党的话，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地为党服务。还带领民革全体党员同志，紧密地围绕在老大哥——中国共产党的身边，成为我党统一战线的最得力的助手……所有这些，铁农先生完全无愧于一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之"高尚君子"——而这，就是周铁农先生的"可敬"之处。
然而，周铁农先生关于“如果国民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民革和国民党就有可能合在一起 ”这句话，却又是令人愕然，令人啼笑皆非的……说严重一点，是政治上极为不成熟的表现，是极为幼稚和愚蠢的表现——诚然，如果国民党也像民革一样，最终投向我党温暖的怀抱里；台湾上百万国民党员，紧密地围绕在我党身边——每天大赞“社会主义好”，终日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随之，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瞬间完成，举国上下，一片“和谐”；神州大地，茑歌燕舞……这绝对是一件天大的美事！然而，周铁农先生可能没有意想到的是：他的一片美意，极可能成为一个大帮我党倒忙的馊主意——因为周先生这句充满“善意”的话，不但会引起马英九为首的中国国民党的高度反感和警惕，更糟糕的是，会成为民进党打击国民党的最佳借口——须知，民进党可是与我党一样，最擅长利用意识形态武器置敌人死地的！如果国民党果真“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不须倾刻，国民党在台湾的基本盘就必将全面崩溃，其政权也必将随之被早已虎视眈眈的民进党一手夺将过去……到时，马英九、吴伯雄极可能还未能来得及到大陆就任政协副主席或副委员长，就被台湾最高法院以“叛国罪”处以极刑了——周铁农先生：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所以，这里俺要奉劝周先生一句：您老对我党的忠心固然可佳，您老知恩图报的君子之德固然可敬……但政治场中，凡涉国家大事方针之事，可不能太书生意气。更不能太感情用事！否则，就会弄巧成拙，落下千古笑柄事小，误了国家大事您老可担戴不起！
最后要奉劝周先生的是：您老年岁也不小了，看来头脑也确已到了退休的时候。所以，有空还是养养花弄弄鸟，享享天伦之乐吧！轻易不要再提出此类容易落下千古笑柄的馊主意了！ (博讯 boxun.com)
懷念林乃湘，魯德成泰國遇險真正的救命恩人
回覆刪除——及其他
徐文立
（2017年7月21日）
（「有關林乃湘的必要說明，他才是魯德成在泰國遇險的真正救命恩人。」這是我今天一早，在匆忙中可以首先、又簡要地告訴世人的話。）
7月13日到底是個什麼日子啊？我的兩位摯友同一天撒手人寰！
林老突然過世。是我心中最近第二件徹骨哀慟的事件！
為什麼我要發表有關林乃湘的必要說明
這是因為，最近：
一說：「林乃湘年约七十八岁，生前与中国大使馆关系密切，死前身体很好」。
二說：「受托转泰国最新消息：林乃湘的死，是突然坠楼（之前是說車禍），疑点重重！」
三說：「为何多人跟我说林和大使馆关系不错？」
詳細說明待述：（現在我有一急事去辦。容後詳述。）
（再續）
為什麼懷念林乃湘會扯上魯德成在泰國遇險之事
我了解，林乃湘先生是一位七十八歲的真正的反共人士、蒙受林乃湘先生幫助的早年到泰國曼谷的異議人士有許許多多，至少在我這裡，林老從來不計較個人得失和利害，怎麼死後卻被人似是而非的「疑為中共線人、或者親共人士」？！
這樣的一生，竟然會得到這樣一個疑評和蓋棺定論；這樣的人生，真得不要也罷！！！
當然，人世間沒有真正的義人，人就是人；每個人都是不完美的；劉曉波不是聖人、林乃湘們亦然。我只是不平，我有義務把我知道的林老講給大家，信不信由你。我現在的信仰告訴我，上帝是公平的：「主說申冤在我，我必報應。」
講林先生之前，我必需申明：正如我對劉曉波的了解和閱讀遠遠不如其他人，我對林乃湘老先生的了解可能也只是皮毛。我只講我個人知道的事實而已，也可能和真實的林乃湘相去甚遠。
但是，我相信我的眼睛，以及和他的直接接觸和實際共事。
我2011年十分榮幸地出席了中華民國一百週年的慶典，期間在台灣見到了心儀七八年的林兄，雖然時間暫短，只是我請他吃台式「牛排」的餐聚，短短一個多小時，他對中華民國的深愛、對現狀的失望和痛心溢於言表，老淚縱橫，至今歷歷在目。他同時一定要我過目他經手的、特別是我為了營救XX而捐款的餘額至幾百泰幣，一清二楚。
人們常常遠隔重洋、千山萬水，如何才能識人信人。當然，如下所述，我一般識人信人，主要是通過「共事」。
我和林乃湘先生的一次難忘的共事，是發生在2004年12月12日泰國的下午3點，魯德成突然在泰國被抓遇險之後。
那麼，首先我要說明為什麼懷念林乃湘會扯上魯德成在泰國遇險之事。
最近，我看到一位勇敢的自媒體人，經常是勇敢地把中共第一把手作為他口誅筆伐的首選對象，這是在習近平表面上集權超過毛澤東、開始殺人（特別是謀殺劉曉波）不眨眼的時刻。我感慨他的勇敢無畏的同時，和他共勉——
我說：「中國民運的歷史使命決定了我們必需「擒賊先擒王」，在這一點上應該也可以不完全同於郭先生曝光的作為和方向；雖然，郭先生有他特有、我們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使命。共勉！」
又引用高文谦先生的精辟論斷：「习当核心的危险之处在于，他具有红二代典型的二杆子性格，别人是有贼心没贼胆，他是既有贼心又有贼胆，敢于一意孤行。可以预计，习当一天核心，将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习就是一个‘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习无学识和理性，在这网络信息和自媒体时代，还在作‘皇帝梦，搞个人崇拜向文革倒退’，螳臂挡车。习的危险性还在于，在他和中共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是有冒险搞大屠杀或者挑起战争的冲动的。因此，去掉习，就是拔掉炸弹的‘引爆器’。在中共高层人人都是‘巨贪巨腐’的情况下，王岐山较有学识和理性，至少未作‘皇帝梦’，和不会轻易挑起战争。当然，中共19大如果不能去掉习，让王岐山按照‘七上八下’下台，少一个大坏蛋，也是好事。」
另外，我又和這位自媒體朋友商榷：「真正了解一個真實的人唯一方法靠「共事」。「Google+后缀」，是個辦法，那只能是參考。」
幾十年的嚴酷的生活現實告訴我：「唯有『共事』才能比較真正了解一個人」。
2004年12月12日下午3點，魯德成不知為什麼在處境依然十分危險的情況下，突然在泰國出席一個什麼會議，被泰國警方在中共使館人員指領下被捕；且可能在一、二天內被遣返回中國大陸。
那時，正是美國的凌晨三、四點鐘，我正因為營救一位1999年左右，是中共首例從泰緬地區被綁架回中國、受過「酷刑」（最後的事實表明，是此人的吹大牛，嚇倒了中共情治單位）的年輕民主黨人能不能來到美國的關鍵時刻，深夜我臨時請了一位通曉中英文的同事給美國國務院寫重要信函，直至凌晨他要離開之際，突然接到林乃湘緊急電話，林老急切告訴我：魯德成在泰國被警方逮捕，請我趕快想辦法救救他，不然一、二天可能就會被遣返回中國大陸，後果不堪設想！
（注：我至今英文除應對日常生活，其他的一塌糊塗；我在布朗大學任教完全用中文，布朗大學有許多中文極好的學生，學校為我配了幾位學生秘書和一位助教。）
刻不容緩！我只有一個念頭：不能讓吃了15年苦頭的魯德成再受二茬罪！
我只有請求那位同事，再起草一封簡短的求救信給美國國務院。次日才知道這位同事汽車因是「掃街日」停在路邊而被罰款……，我抱歉的同時當然承擔了這個罰款。
第二天，我還是儘早到學校上班，十點多鐘就收到美國國務院秘書來信，問：魯德成是誰？為什麼要你SOS？
我的秘書還沒有上班，我想怎麼辦？我突然想到可以去BBC網站查魯德成的英文資料，果然有，我立即複製給了那位秘書。不一會兒，美國國務院秘書答應，他們一定關注，並責成美國駐泰國大使館關注。（我是用翻譯機，看這些來信。）
這時候，我又怕萬一營救不及時和不得力，會讓魯德成處於險境。下午，我的學生秘書一上班，我就請他們立即打電話和發email給世界人權觀察主席鮑勃先生和中美對話基金會會長康原先生，分別尋求幫助。魯德成真是好命，當時，美國駐泰國大使正好是鮑勃和康原二位先生私交極好的朋友，大使答應立即和泰國政府交涉。因為泰國實質上、傳統上就是一個親美的國家。當天，泰國政府就已經保證，絕對不會把魯德成引渡給中共政府。我心中這塊石頭總算落了地，但是內情我卻不能夠透露出去。
我也知道為了魯德成獲救，同時有許許多多的個人和組織做了比我更多的工作。我直到有人不斷抬高調門，要發動全球中國異議人士到泰國駐各國大使館門前去抗議示威時，我才不得不通過一位有一定影響力的人，告訴大家：魯德成完全沒有被引渡回中國大陸的危險了，我以我的人格擔保。
凡是了解一些政治私下操作的人都會明白，美國大使和泰國政府的承諾是有效和負責任的；再過度抗議，那是害了魯德成。
懷念林乃湘，魯德成泰國遇險真正的救命恩人
回覆刪除——及其他（續，接上）
徐文立
（2017年7月21日）
⋯⋯
2006年4月12日魯德成終於在加拿大朋友和組織的幫助下來到了自由的加拿大。在此之前、之後，我將林乃湘第一時間發出營救信號和之後通過美國國務院、駐泰國大使館及泰國政府營救他的過程，用電話詳細、又簡要的告訴了魯德成；遺憾的是魯德成在後來的日子里，不論在email中的感謝信、還是正式發表在網路上的感謝信，提到了幾十位個人和組織，卻隻字不提林乃湘先生。不知道為什麼？！當然，不提我是十分正常的：因為徐文立是被成功邊緣化和妖魔化了、過了氣的人物。
有時被邊緣化反而是大好的事情
其實，可能有人不知道，被妖魔化我雖不喜歡，被邊緣化卻是我求之不得的。
1， 成功地把我妖魔化和邊緣化，讓我來到美國，十五年得不到美國和西方政府一分錢的資助（這是完全可以核查的），我反而得努力在布朗大學工作十年，自己過著負債清貧卻踏實的生活。我努力得到了一些私人幫助，平均每年我能夠幫助國內外同道$3,000-$10,000不等。平平安安平平淡淡平平穩穩地過了十五年。
2， 我雖然被人說成吹牛：「徐文立一天課也沒有講過」；什麼「徐文立在見達賴喇嘛尊者時搶話筒，沒完沒了，賴在台上不下來，被人轟下了台」；相反，恰恰是達賴喇嘛尊者和他的助理安排我上台講話，歷史紀錄講話時間不超過一分鐘！達賴喇嘛尊者還特別和我行了「碰頭禮」；我的上百學生每年最高評分是1的情況下，他們給了我1.12-1.19等等評分，學校給了我人文科學博士榮譽稱號和畢業典禮演講的殊榮。
3， 我成功地推薦了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我二度被美國卡特總統和布什總統邀請出席他們主持的特別會議，發言和對話；多次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和其他會議。走訪了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等幾十個國家和大學，以及聯合國、包括「酷刑專員辦公室」、國際大赦、無疆界在內的等等國際政治組織。
4， 當然，還是有人在指控1980年春節期間就參加了當年就叫「中國民主黨」建黨嘗試、被判組織反革命組織刑的徐文立，18年後的1998年是下山摘桃子。四川劉賢斌說：「所以我很不愿意看到有些朋友对徐文立、秦永敏妄加指责，我认为至少不应当怀疑他们的个人品行。在我看来，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不是投机行为，而是历史关头的当仁不让。摘自刘贤斌：《民主党人印象（之四）：秦永敏》」浙江陳樹慶也說：「我在文章中所说“王有才先生1998年4月底5月初趁参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最初动员徐文立先生在北方召集与发起中国民主党的创党活动受挫”不实，由此给徐文立先生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当然，通过前述两篇文章和本文的澄清，相信流传的那个非常难听的“故事”就从此可以很快消失，这也算是坏事变好事吧！」但是，還是有些人依然不依不饒。然而，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卻得到了二次美國國會領袖南希女士的例外的祝賀，而基本成功地在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保持了中國民主黨的正朔和火種。並且保證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可以有效地在第一時間，對國內外重大事件，作出必要的反應。
5， 經驗教訓了我，如其讓別人邊緣化你，還不如自己先邊緣化自己，不然哪有可能有時間和精力做成一些、當然也是微不足道的事情。2002年我剛剛來到美國時，我婉拒了在紐約的一個八萬年薪的主席職務，我不願意取代曾經還是朋友的那位。同時，我決計遠離世俗的虛榮，即美國的主要大城市和大學，我主動放棄了供選擇的波士頓哈佛大學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最後在耶魯大學和布朗大學之間，選擇了更邊遠的布朗大學，後來才知道布朗大學同為常春藤聯盟之一，居然是美國中學生最喜歡選擇的大學之一、或者之二；它所在的羅德島州是以自由主義著稱，所在的城市（Providence, RI）直譯是上帝之城、或者天道之城。讓我每天沒有在戲台上下，得以研究了民主社會基礎論、中國社會位移論和2008年得以出版《人類正常社會秩序概論》。
我喜樂這些，求仁得仁。
被邊緣化，對我來說，是大好事情；但是，有二位：一位1998年在美國、台灣的媒體採訪中，一邊為迎合李登輝說「山東也可以獨立嘛！」一邊信口雌黃地罵剛剛在中國大陸建立的中國民主黨，是中共特務們組建的黨；一位直到2003年還譏諷「中國民主黨就是一個笑話，千萬不要和我講中國民主黨」；2009年二位搖身一變、異口同聲地說：建立反對黨是民主運動頭等重要的事情，開始雙雙成為了中國民主黨XXX的主席和總顧問，卻讓人噁心！
林乃湘老哥，走好！凡塵中的有些事不值得你留戀。對不起了！在你生前沒有機會說說這些話！希望現在說，沒有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