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4日 星期二

徐水良:发起新的思想和信仰自由运动的必要性

有网友问:为什么美英强力扶持的伊拉克"民选"政府这么弱不禁风?还有人写文章,研究为什么中共反恐,却越反越恐?
事实上,民选政府弱不禁风的那些国家,都是一神教伊斯兰势力太过强大的国家。伊斯兰国家民主的艰难,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尤其是政教不分的那些国家,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广义地说,不取消马列教一神教政教合一、政信合一的信仰专制,就不可能有民主。
根据本人研究,"越反越恐"的原因,概括说来:一是对于全世界,是不敢正视一神教神本主义的专制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更不敢认真解决神本主义的专制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相反极力回避这个问题;二是对于中国,中共用专制反恐,实行准宗教马列教,包括实行中共四个坚持,以及中共党的组织和教义专制的国家恐怖主义,以一种思想信仰和政治的恐怖主义,对付另一种思想信仰和政治的恐怖主义。
在中国,上述两个原因相结合,才是造成越反越恐的真正根源。不能像有些朋友那样,只说一个原因。
对于世界范围而言,主要原因则是第一条,全世界都不敢正视和解决一神教宗教专制的问题。包括不敢坚定地坚持,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必须根据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原则,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以及其他相关原则。
伊拉克和其他宗教恐怖主义的复活及强大,说明本人一再批评国际社会不敢正视而是回避宗教神本主义专制问题,以及呼吁国际社会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和文章是正确的。
事实上,全世界当代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一神教和马列教等宗教和准宗教专制的问题。
解决思想信仰和宗教准宗教专制的问题,包括以下原则和任务:
1、在公共领域实行政教分离、政信分离的原则,在全世界完成消灭政教合一、政信合一的专制制度的任务。
2、在私人领域坚持思想信仰自由,包括坚持自己思想和信仰的自由,以及批评他人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尤其是批评错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这一点特别重要。在私人领域包括理论领域,加强对错误思想和信仰的批评,尤其是批判马列教一神教极权专制反人类的思想和信仰,为全世界自由民主开辟道路、扫除自由民主道路的思想和理论障碍,这是当代思想和理论领域非常重要的历史任务。但这是私人领域的人物,非政府的社会领域的任务,不是政府和国家的任务。政府和国家,应该坚持不干涉私人思想和信仰领域的政策。
3、禁止社会、政党和宗教机构,以及其他任何组织及意识形态机构,强制规定任何人思想和信仰的做法。任何人都有权离开任何信仰或宗教,禁止任何人,任何机构处罚所谓的叛教、离教、抛弃信仰的人,尤其是严禁为此动用任何侵犯人权和自由的私刑。
4、禁止任何侵犯儿童和未成年人信仰等侵犯人权的行为,全世界必须宣布,儿童一出生就属于某种宗教的规定,以及给未成年施洗等等为非法。包括共产党专制国家给儿童洗脑,搞共产主义少先队,儿童团,均属非法行为。属于侵犯自由和人权的行为。
全世界都应该发起一个新的思想信仰自由,包括禁止侵犯儿童信仰自由和人权的运动。这是消灭信仰专制及其造成的恐怖主义,在全世界实现或巩固自由民主制度的需要。
如果全世界无法正视和解决这写问题。不敢根除马列教一神教等恐怖主义的根源,那恐怖主义,就可能越来越强大。
中国国内学者主张的连坐,其实是一种以专制对专制,以恐怖对恐怖的策略。主张自由民主的人们,当然不喜欢实行这种策略。
希望马列教一神教的专制主义及其造成的恐怖主义,不要强大到全世界必须不得不实行以恐怖主义打压恐怖主义这累策略的程度。
如果恐怖主义强大到全世界必须以恐怖策略反对恐怖主义的程度,那历史就会大幅度倒退。已经在全世界成为非法的恐怖主义,就会在一定历史时期,重新成为合法。

2014年6月18日 星期三

愛國的美名不屬於共產黨 沒有愛國賊 只有愛共賊

近些年來,好像有人因「心有靈犀一點通」,竟天才地發現了﹕既然中共黨國不分,要反共,就不能愛國,因為那是中共的國。這個天才的發現,不但有理,而且有恨,由於理恨交加,也就隨着中共要「黨、國不分」,有人偏要來他個「不分黨、國」。反共就不能愛國的話,豈但應運而生;愛國就是愛共,也立即成了一條罪狀。接下去,海內外的英雄們,雖然至今沒有人敢罵一聲「愛共賊」,但「愛國罪」卻給罵得甚囂塵上。又由於跟着共產黨殺中華民族、燒中華文化、謾罵中華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的孽根性,又一如既往地成了時髦,更一如既往地掀起了高潮
\
一、中共向來黨、國不分,有人偏要不分黨、國
眾所周知,中共從來就是黨國不分。從中央到鄉村,全是黨政一家,黨凌駕於政,黨領導一切,黨就是國。所以,愛國必須愛黨,愛黨就是愛國,愛國不愛黨者誅,因此而被黨枉送掉性命的,何止成千上萬。
中共有兩隻歌,一隻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所以,愛黨必須是第一的。另一隻是“社會主義好”,意即“沒有社會主義,便沒有好中國”,所以,愛社會主義比愛國更重要。這是區別中共的馬列“““「新中國」””、好中國”和五千年的“舊中國、壞中國、黑暗中國”的陰陽界,不愛“社會主義““「新中國」”””者誅,為此而被黨枉送掉性命的,更何止成千上萬。
毛澤東死了,鄧小平掌了權,雖然改革開放,但是,歷經江、朱歲月,已到胡、溫“舊政”,卻都要守着“四個堅持”,而這四個堅持裏面,就沒有一條是要堅持“愛國”的。可見,中共的愛國,一是要愛黨,二是要愛社會主義,三才是黨國不分,四是專門對着別人的。顛倒了如此次序者誅,由此而被黨枉送掉性命的“別人”,亦何止成千上萬。
近些年來,好像有人因“心有靈犀一點通”,竟天才地發現了﹕既然中共黨國不分,要反共,就不能愛國,因為那是中共的國。這個天才的發現,不但有理,而且有恨,由於理恨交加,也就隨着中共要“黨、國不分”,有人偏要來他個“不分黨、國”。反共就不能愛國的話,豈但應運而生;愛國就是愛共,也立即成了一條罪狀。接下去,海內外的英雄們,雖然至今沒有人敢罵一聲“愛共賊”,但“愛國罪”卻給罵得甚囂塵上。再接下去,又由於跟着共產黨殺中華民族、燒中華文化、謾罵中華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的孽根性,又一如既往地成了時髦,更一如既往地掀起了高潮,一如八十年代一樣,將我們可憐的民族及其文化罵成了共產黨的替罪羊,所以,一些當代“愚民”,就是那些雖然反共卻要愛國者,只因他們“既要愛祖宗留下來的那一片大好江山,更要愛祖宗傳下來的那十數億善良人民,還要愛祖宗發展起來的優秀民族文化”,雖是真正的中華兒女,而非馬列子孫,卻給那些偏要“不分黨國”的朋友,清濁不分地罵成是“愛國的賊”了。
於是,國,在這些人的眼睛裏,便當真只是“黨的”了。這無疑與現代世界建設民主國家的觀念完全背道而馳。絕不是搞民主的人所敢言的。
於是,這就為中共“愛國就必須愛共”的專制邏輯,帶來了由所謂反對派所贈予的“合法性”。特別是只敢罵“愛國賊”、而絕不敢罵“愛共賊”,便更是在“助共”,而不是在“反共”。原來,反共只是在反“一個黨”;而今,反共卻變成了要反“一個國”,“反中共”遂變成了“反中國”,孰對孰錯,孰難孰易,孰忠孰奸,還用得着一問嗎?
二、中共在歷史上就是一個禍國的黨
歷史告訴我們,中共從來就是一個禍國的黨。
一九二零年八月,由社會主義新沙皇列寧任命的第三共產國際共產黨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首先在理論上,就是一個“沒有祖國”的黨。也就是說“無國可愛”。而由他們自己宣稱的,歌唱的,“只能愛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蘇聯”,就更不是愛中國,而是在賣中國了。所以,愛國的美名,與他們這些“黑髮黃皮的馬列子孫”斷然無緣。
其次是在事實上。首先,自從一九二零年八月蘇共建立了中共以來,中共不是號召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要獨立“走出中國”,甚至要加入“某個聯邦”;就是公開贊成蘇軍駐兵外蒙古、贊成外蒙古獨立;直到在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公開背叛中國的國民革命,公然反叛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心武裝顛覆北伐打倒軍閥的偉大成果──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政權”。所以,中共建黨伊始,就是賣國之端,愛國的美名與他斷然無關。
其後,不論是在1929年蘇聯對中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之時,還是在1931年九一八日本陰謀侵佔了中國的東三省之後,中共不是在斯大林的命令之下,要“武裝保衛蘇聯”;就是在第三國際“緊急任務案”的指示下,發動武裝暴動“乘國難”以顛覆中華民國,篡立“認俄作父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非但從此開始製造“兩個中國”,並且為日本挾持溥儀“製造第三個中國”──偽滿洲國,豎立了楷模。而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第十四條所宣稱的,“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甚至各省都可以獨立建國”的徹底賣國綱領,竟然成了今日有人要“鼓吹台灣、甚至是中國各省都可以獨立建國”,特別是建立一個“跟中國一點關係也沒有”的新台灣國、新山東國、新上海國……等等“新國家”的重要歷史“根據”。至於中共是如何地巴望着日本早一日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救命”;至於中共在中國人民的長期浴血抗戰中,是怎樣地游而不擊,只圖擴張,專打友軍,不打日寇;是怎樣地不惜“通日賣國”,坐看“日蔣火併”,並終於為它蓄意準備的“人民解放戰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今,只需要隨便翻一翻中國大陸學界的現代史反思著作,或想辦法翻閱一點中共絕不敢公開解密的文件,甚至只需要再認真“學習”一遍毛澤東的第三卷“雄文”;便可以一目了然,更令人“恨從中來”。所以,愛國的美名與中共的歷史便斷然沒有任何干係!
三、中共建國之後更是一個殘民以禍國的黨
如果說,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共因是一個禍國的黨,就不可能是一個愛國的黨,愛國的美名與他毫無干係,那末,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共就更因他是一個“殘民”的黨,所以,愛國的美名就更是不能屬於他。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又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二千多年前,我們的先人就已經認識到了“構成國家”的三大條件之一,就是“人民”。並且,對一個國家而言,最要緊的,還是人民。其次才是江山土地,再其次是人民和土地的管理者──君主。而古人所謂“民為邦本”,所謂“邦畿千里,為民所止”,所謂“大畏民志,此為知本”,所謂“得眾得國,失眾失國”,所謂“保民而王,莫可御也”,無非都是在說“認識民本”的重要性。並且,不論這一“以民為本”的思想,究竟是從維護人民出發,還是從維護君王着想,它起碼都是在告誡任何一個統治者,“殘民”是不能允許的。也就是說,不論是在中國自古有之的國家理論上,還是在中國歷代帝王爭霸天下和治理國家的歷史中,任何意在“殘民”的思想和行為,豈但為統治的理論所不能允許,而且為統治的方式所理應杜絕。
然而,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共繼承它二十八年罪行昭彰之“禍國歷史”的,便是數十年罪惡滔天的“殘民歷史”。八千萬條無辜中華兒女的生命,早已為他們這個馬列子孫集團留下了曠古的反民族奇罪和反人民重罪;一場又一場意在“殘民以逞”的所謂政治運動,就更是為中華五千年歷史留下了史無前例的汪汪血海;持續五十餘年不變的殘酷思想統治,無疑已將一代又一代知識份子中的大多數,推向了“腦死”、即“從不敢思考而至於不會思考”的不堪境地……古今中外,向未聞“殘民者竟然能為愛國者”,因為,“民者,天下國家之根本也”!殘民,就是禍國。所以,愛國的美名,又怎麼能夠屬於這個殘民已極的“異族馬列子孫集團”──中國的共產黨?
或許有人會說,共產黨自鄧小平始,就已經在改了,就已經在改革開放了,就已經在“振興中華”了……否也!為什麼?因為它只是相對弱化了殘民的行徑,只是相對改變了殘民的方式,卻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殘民以逞的性質和目的。因為,中共的改革開放,無非是在救自己,救自己的專制統治,救它這“無產階級的血染江山”,而不是真心地要救那個──已經被他禍害了太久、並且禍害得太深的中國,及其人民。君不見,古人尚知“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經界”。而今,中共經濟改革已經二十有五年,其暴君污吏豈止是“漫其經界”,早已是“漫其全黨全國,漫其整個黨國社會”了!所謂“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在今日,則是“共產黨率官以貪,而全黨全國之官從之”!古人尚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然而縱橫今日之中國,則是“黨官者足,系權者足,貪鄙者足,唯真百姓苦百姓橫遭盤剝而不足也”!古人尚知,“恩不可以及禽獸,而功不可不及於百姓”,然而,中共一黨,改革開放二十五歲,“其功,雖早已及於禽獸,卻斷然不願及於普通百姓”﹕漫流中國大陸的種種民謠,實已經道盡了“經濟發展大好形勢”之下億萬百姓的痛苦心聲……
或許還有人會說,中共在海內外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反對台獨,追求中國之統一,總該是“愛國”了吧?否也!因為,在歷史上“製造、領導和支持過台獨”的中共,不過是假統一之名,以行統戰之實;舉旗反獨是假,與台獨“唱和”是真。多年以來的事實便是﹕惟中共反獨聲浪愈高,則台獨的進程便愈快愈橫,台灣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便滅亡愈速;惟海外統獨兩斗愈酣,便愈加無人顧及反對中共專制,更不知懸大陸百姓苦難於心中……如此,中共何不樂其哉,台獨何不喜其哉!所謂台獨就意味着戰爭,所謂阿某上台就意味着台獨,不過是與空彈頭一般的干啞叫囂而已。如今,阿某果真沒有下台、卻又上台了,而且上得是那樣地麻煩,那樣地蹊蹺,那樣地引發了海內外的萬端疑雲,然而,中共何在?中共的“打聲”何在?中共那實心的而非空心的飛彈又何在?而中共“搬起石頭砸了自己腳”的必然前途,也就在眼前了!
一言以蔽之,愛國的美名不屬於共產黨,過去不屬於,現在不屬於,將來也不可能屬於這家“來自異族的、禍害了我們中國的專制鐵血政黨”!
四、愛國的大旗不能拱手讓給共產黨
世所周知,無論中外古今,愛國是一個美名,愛國者必然愛民。但是,共產黨豈但不愛國,而是禍國;共產黨豈但不是愛民,而是殘民;則何能以愛國之美名與之?
但是,在今日的海內外,特別是海外,有一些朋友,不論是有背景的還是無背景的,是有人唆使的還是自己甘願的,他們雖然都是志在中國民主化的人士,只因他們甘從於中共的黨國不分,又迷惑於他人的不分黨國,因而在不知不覺之間“將中共等同了中國”。於是,反共竟至於變成了反中國,反中華,更配合著國內外那一股至今都不敢批判否定馬列罪惡文化,卻仍然在跟着共產黨否定、辱罵、焚燒和坑殺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邪氣歪風,一時間,豈但是罵“愛國賊”甚囂塵上,而且,即便是有誰說了反共愛國的話,堅守了反共愛國的立場,也都是“愛國的賊”了!
如此這般,既然無人敢愛國了,則中共自然便會乘機將愛國的大蠹一肩扛起,招搖撞騙,既逗得那些天真的愛國憤青“盲人騎瞎馬”,又哄得那些真心的愛國華僑“夜半臨深池”,更率領着他得勝的“專制統戰隊伍”,而非“民主統一大軍”,當真在海內外,主要是海外,敷演起一場又一場標舉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連台大戲來了。如此,這個禍國殘民已經八十載、至今仍然不思悔改的馬列子孫集團,只因為有自謂搞民主者不准許愛國,不准許言愛國,不准許他人為愛國而反共,有則罵之曰“愛國賊”,於是,共產黨豈但輕而易舉地就賺得了愛國的美名,而且更加輕而易舉地將凡是搞民主的人,都打成了“賣國的賊”。就不說在大罵“愛國賊”的人群中,還真藏着在搞民主的旗號下,“只愛台灣不愛中國”、“只要中國分裂不要中國統一”的“真賣國賊”呢?
嗚呼!天下竟然就有如此甘願“奉旗與共、待共殺我”的反共民主人士嗎?中共在海內外到處煽風點火地指責那些反共民主人士是台獨支持者,是分裂祖國分子,是出賣中國之反華分子的事實,是不是早已證明,大罵他人“愛國賊”的民主人士,恰為中共污衊民主運動,污辱你們自己,親手提供了政治良機和事實理由呢?而某些已經被中共迷惑的國內同胞和海外華僑,之所以也會將你們罵成了“賣國的賊”,是否當真只是為你們製造了一場“冤假錯案”呢?誠然,你們冤枉,但冤情恰是你們自己製造的。就不說在你們當中,也確實有“不冤枉者”。這才是中共之所以能夠在國內煽風,在海外煽情,甚至雖然“在大陸一天天地爛下去”,卻又能夠“在海外一天天地好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中國的民主運動,不論是海內還是海外,都理應將一桿堅定的愛國主義的大旗,緊緊地攢在自己的手中,高高地舉起在民主大軍的前頭,一往無前地為了愛國而反共,為了愛國而要民主,更為了全中國的民主、統一與和平,而堅強地奮戰到底!倘能如此,則為斯人之幸,國人之幸,中國的民主共和前途之幸。
天,必將降大任於真正愛國之民主運動也!
《黃花崗》2004年第2期
- See more at: http://hk.aboluowang.com/2014/0616/406865.html#sthash.T9zUWT3g.dpuf

2014年6月17日 星期二

全能神教会:透过山东招远凶案看事实真相

2014年5月28日晚21点左右在山东省招远市麦当劳快餐厅发生一起命案,一名就餐女子惨遭六名男女暴打身亡。出人意料的是,这起原本并不复杂的凶杀案,经过中共三天的精心策划后,警方竟于31日指称犯罪嫌疑人是“全能神教会”成员。中共的喉舌媒体借机再次大肆抹黑全能神教会,编造谎言、愚弄人民!但不管中共造假的手段怎么高明,明眼人一看便知疑点多多,完全是中共炮制的一起栽赃陷害案!也是中共政府为它又一次的暴力屠杀埋下的伏笔。
回顾中共自执政以来,它为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用谎言欺骗人民,又用诡计镇压异己,短短六十余年时间不知精心炮制了多少栽赃、屠杀的“惊世之作”!这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尽的灾难,数千万计的无辜之民倒在了它的屠刀之下。就像抗美援朝时期,中共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借口发动战争,致使中国人伤亡近百万;1934年10月至1936年底,中共被蒋介石遣兵围剿,它因反围剿失败被迫万里大逃亡,也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这原本是中共一个不可启齿的逃亡史,但建国后,中共竟厚颜无耻地把这一败仗美化成了“北上抗日”!把自己的耻辱史美化成了荣耀史!并且还编入了中国的教科书!此外,为镇压宗教人士与各类异己人士,以确保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中共采取编造谎言、歪曲事实、栽赃陷害、暴力镇压等手段,这是中共惯用的作法。可以说,中共每搞一次大镇压之前,总要制造一个假案,紧接着制造舆论、煽动民众,然后以此为借口采取血腥镇压、大肆屠杀,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震惊世界的1989年“六·四”运动,本是大学生反腐倡廉、提倡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但中共竟找一些军人扮演学生推翻军车,制造案件,然后以“学生暴动”为罪名对其采取血腥镇压,致使数以万计的无辜学生被军队枪杀、坦克碾压;中国西藏事件同样如此,中共先指使人混杂在抗议民众中,专门从事烧杀抢掠等暴力罪行,从而以镇压“西藏叛乱”为由调用军队开枪屠杀;2001年的法轮功事件,中共如发炮制,事先找一些人在天安门广场扮演法轮功学员,制造“天安门自焚”事件,然后以此为由对法轮功加以镇压、迫害、屠杀……
无数事件证明,中共在每一次大的镇压屠杀之前都要先制造一系列的舆论,目的就是为以后的镇压屠杀作铺垫,就如俗话说:坏人存心干坏事很容易找到借口。这也是中共惯用的手段:制造舆论在前、暴力屠杀在后!
今天,中共又故伎重演,对“5.28山东招远市六人围殴一女子致死事件”大造舆论,竟在短短三天时间内,将这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升级为因宗教信仰而行凶的案件,公然栽赃陷害全能神教会,中共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中共将对大陆地下教会大开杀戒,就连官方办的三自教堂也开始遭受迫害,有许多教堂被强拆,这就是确凿的证据,一场“打击邪教的专项整治运动”的血腥镇压又将开始了!
作为全能神教会的普通基督徒,我们无法再沉默,我们要用事实真相来揭穿中共的阴谋诡计、险恶用心。
一、张立冬等人的身份疑点多多:
疑点一:央视新闻、焦点访谈先后对此案播出,在这个案子还没有审理完,还没上法庭之前,中共就定性这几个暴徒是“全能神教会”的人,并强调案犯“信”的什么教。很明显是把一件刑事案件引向了宗教信仰问题上,而且,中共不作任何考证,仅凭犯罪嫌疑人的一面之词就盖棺定论,认定张立冬是全能神教会的成员,这在法律上能通得过吗?到底哪些人是全能神教会的人,应该由全能神教会的神选民与全能神教会来决定,中共政府不代表全能神教会,它无权决定谁是全能神教会的人,它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任何国家也不承认这种荒唐的说法。《中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明明写着: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山东招远案”只有行为人口供,而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行为人行为的,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吗?不难看见,“5.28”完全就是一桩中共移花接木,诬陷、栽赃全能神教会的造假案!
另外,这几个暴徒在中共警方手里,他们的口供到底是受中共指使还是受酷刑折磨被迫说的,这太让人质疑了!因为中共的监牢里充满了威胁恐吓、酷刑迫害,在那里被酷刑折磨致死的人数不胜数,所以犯人在酷刑的迫害下屈打成招,中共让怎么说就得怎么说,中共指使怎么说就得怎么说,否则就得被打死。所以,犯人被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太大,若仅凭犯人单方面的供词,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会承认,因法律是重证据的。如今中共信口开河,随意捏造根本就不成立,它把自己当成了神,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无论怎么说都得让世界媒体接受承认,这是不是太霸道了?它这么做根本没把世界人民放在眼里,没把世界各国的法律放在眼里。它用谎言、暴力欺骗、控制中国人民,现在又想用谎言、暴力欺骗、控制全人类。可见,中共就是无法无天的恶魔!就这样的恶魔审案,怎么能有公平公义呢?
再说,张立冬性情凶狠、残暴,无故杀人,纯粹就是恶人,就这一点完全证实他绝非全能神教会的成员,因全能神教会传福音有严格的原则标准:“第一,必须是心里确实相信有神,并且愿意寻求真道、人性比较好的人,才可以传。第二,不管是从事哪个行业,不管文化高低、男女老少,只要是人性比较好、能接受真理的人,就可以传。”“对人性太坏、名声不好、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属于恶人的,绝对不传。”(摘自《教会工作安排历年汇编》)像张立冬这样的恶人,全能神教会绝不会给其传福音,更不会接纳他,这是事实真相。而中共政府无视全能神教会的原则条例,无中生有、栽赃陷害,竟把几个性情凶恶的杀人犯硬说成是全能神教会的成员,其卑鄙手段令人不齿。
疑点二:中共说张立冬是全能神教会成员,已经信神七年。试问有谁可以证实?他在招远哪处教会聚会?都在谁的家里聚会?教会带领是谁?谁给他讲道?教会执事是谁?教会中有多少人?都有哪些弟兄姊妹?他都和哪些弟兄姊妹接触?教会中有谁承认他?教会生活是什么程序、形式?要知道全能神教会每接纳一个人都必须经当地教会带领执事审核通过,而张立冬是通过哪些带领执事接纳的?他能不能说出来?按理说他信神七年这些应该都知道,他为什么没说出来?这事太可疑了!另外,他信神七年,到底明白了多少全能神的话?他能记住多少全能神的话?他知道全能神要求的做人标准吗?知道人信神的宗旨吗?他能举出事实吗?他只是凭空胡说,对这些最实际的证据他一个也拿不出来,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他究竟是在刑讯逼供之下说出来的?还是受中共指使才这样说的。总之他说这话肯定是被迫的,是不得已才这么承认的。中共审案,只代表中共,它不代表全能神教会,况且它用各种手段逼迫让人承认,这样的证词根本不成立,完全是造假。
此外,中共警方说在张立冬家搜到了信全能神的书籍,这有证据吗?谁看见这些书籍了?谁承认的?张立冬是怎么得的书?是从谁手里得的书?这书里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不把内容公布出来?若没有证据,只空口无凭地说,这样的话到底有多少可信度?还有,依照张立冬等人述说的在麦当劳快餐厅的所为,他们是很乐意向其他人传福音的,那为何没有向他们的邻居传?他们的邻居为什么不知道他们有信神书籍?张立冬自称信神七年,那在这期间他传福音遭到拒绝后都这样使用暴力,那得打伤打死多少人?为什么他一直逍遥法外呢?以这些毫无根据的说辞来作为证据,这反而更证实了中共造假的事实真相。
事实上,全能神教会根本没有张立冬这个人,招远当地教会的带领工人和神选民都不认识他,但借着中共这一造假,反倒让世界民众再次看到了中共的屠夫本相。中共将一件刑事案归咎到全能神教会,并借此对全能神教会进行打击,这种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考证的移花接木的断案法实在荒唐!众所周知,现在中国有许多的中共官员犯罪,就像强奸幼女的校长,打死小贩的城管,尸解情妇的市长,囚禁性奴的政府官员,贪污受贿达上亿资产的政府官员,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大盖帽”……按中共断案的逻辑来说是不是要将他们的罪行归咎于共产党?得把整个中共作为打击对象呢?另外,我们再试想:如果从一些杀人犯、流氓犯家里发现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语录》《江泽民选集》,按中共的推断,这些罪犯就是共产党成员了?共产党就是邪教了?他们犯罪就是共产党或毛泽东、江泽民指使的了?这样的说辞共产党、江泽民同意吗?足以见得,这种推理法太低级、太荒唐了!这种只有思维不健全的人才有的推理法竟然成了一个执政党的思维方式,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事实足以证明,中共的谎言是经不起推敲的,更是愚蠢至极的,明眼人很容易就可看出其中的破绽。
疑点三:在暴徒张立东的口供中谈到:有人要离地回到天上,会在天上带领他。就他的这种信神观点根本不符合全能神的话语,在全能神的话里根本没有这样的说法,这是佛教、道教或其他教派的追求观点。凡是看过全能神话语的人都知道,全能神早已明确告诉人,人信神的观点不是为了上天堂,而是为了从神的话里明白真理、得着真理作生命,脱去撒但的狂妄自大、自私卑鄙、弯曲诡诈的败坏性情,活出真正人的样式,使人能敬畏神、远离恶,这是全能神教会基督徒信神的宗旨。可见,犯罪嫌疑人所说的信神观点与全能神的话根本就是背道而驰、格格不入,而他却称自己是全能神教会的成员,像这种连傻子都能识破的谎言又有谁能相信呢?事实证明:张立冬等人只不过是被中共利用为其谎言效力的工具,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信仰。
二、张立冬等人真是因传福音遭到拒绝而行凶作恶的吗?
官方称张立冬等人是因传福音遭到拒绝后行凶,这有事实证据吗?现场有那么多就餐人员,为什么没有人作证?这在法律程序中最起码的证人证词为什么都没有?是中共疏忽了?还是另有图谋?另外,凶手张立冬根本就不知道全能神教会传福音的要求标准,更不懂得传福音的方式!在全能神教会的行政里明确规定:“对于每一个不信的亲属(你的儿女、丈夫、妻子或者你的姐妹或者你的父母等等)都不要生拉硬拽,神家不缺人口,不需要无用的人来充数,凡不是甘心信的都不要领进教会。这条是针对所有人说的,对于这事你们应该互相制约、互相监督、互相提醒,谁也不得触犯,即使不信的亲属勉强进入教会,也不得给发书,不得给起新名,这样的人不是神家的人,无论如何都要杜绝一切这类人进入教会。”这是全能神亲自制定的行政,人人必须遵守,不管给谁传福音,绝不许强迫人信神,更不许采取暴力。很显然,官方称犯罪嫌疑人行凶的理由严重违背了事实真相。大家都知道,一直以来,中共都在无中生有、造谣诬陷全能神教会是黑社会组织,采用暴力传福音,对拒绝福音的人施行割鼻子、挖眼睛……试想:若事实真是如此,那自1991年全能神在中国开展工作至今,神的国度福音早已传遍中华大陆的角角落落,期间得有多少拒绝福音之人被割耳朵、挖眼睛,甚至死于非命?将有多少命案、要案发生?可中共将这谎言喊了二十几年,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例因拒绝福音而遭到暴力袭击的案例。可见中共的谎言愚蠢可笑,完全是自取其辱、自己扇自己的耳光。
众所周知,中共的独裁专制世界闻名,它绝不允许有异己、异议人士存在,更不允许有任何的异党、异政出现。为铲除异己,确保它的独裁稳定,中共向来颠倒黑白、栽赃陷害,最后来个血腥镇压,这是它的治国“良策”。就像自1991年全能神在中国开展末世工作以来,中共就不惜出动大量警力、耗费巨资对全能神教会施行长期的血腥镇压,企图将全能神教会摧垮、取缔。期间它们采取了各种卑鄙毒辣的手段:造谣迷惑,毁谤诬陷;强行灌输邪说谬论,实行洗脑、同化;差派特务,明察暗访;采用基层管制,责令邻居监督,随意入户搜查,利用三自监视控制;秘密抓捕,严刑逼供,摧残肉体,打死白死……因着中共政府惨绝人寰的抓捕迫害、跟踪监视,多少人被追捕得有家难归、妻离子散,到处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又有多少人被其抓捕受尽酷刑折磨,在牢狱里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还有多少人被其致伤致残,甚至被致死……中共政党罪恶滔天,罄竹难书!如今,它见全能神末世发表的话语开始在西方媒体见报,中共残酷迫害神选民的滔天罪行在西方媒体曝光,它做贼心虚,唯恐自己的恶行被公布于天下而引发世界对它的讨伐,便再次故伎重演,蓄意将一起单纯的刑事案升级为宗教信仰案件,栽赃陷害全能神教会,从而以此为借口对全能神教会施行进一步的血腥镇压,迫害屠杀神选民,妄图彻底摧垮、取缔神的作工!中共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这也是它的一贯伎俩、一贯手段,我们拭目以待!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共抹黑全能神教会罪恶滔天、天理难容!它的恶行终究要大白于天下,谎言终究经不起事实、时间的考证,一切的罪恶都难逃神公义的刑罚与审判!

2014年6月15日 星期日

何清涟:中国还会再现1989天安门运动吗

今年适逢六四25周年纪念,无论从活动规模还是国际参与度,都远比历次纪念要大得多。这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国在亚洲的进攻性姿态让世界看到了国际秩序将被改写的威胁;二是美国政界与媒体的全面参与。
六四对中国的意义来看,认识并未深化。有些说法比较激情,比如说六四运动必将在中国再现,这说法有宣传效应,但考诸中国现实,我不这样认为。理由如下:

一、中国人的政治认知严重分裂,不可能形成1989年天安门运动那种共同诉求

任何运动都需要社会基础,即领导者与参与者,形成运动后还要能够持续地引起社会响应。与1989年相比较,今天中国已无同样的社会基础。

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主诉是〝反腐败、要民主〞,这在当时有社会基础。那时中国人对腐败的痛恨(比如〝官倒〞)是真诚的,要民主则是因为痛恨文革与反专制的需要。官方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发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十年浩劫〞,得到举国认同,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刚从文革的政治压迫与物质极度匮乏中解脱出来。工人阶级对自身政治地位的衰落虽有不满,但因为收入提升生活改善, 因此还未炮制文革与毛泽东神话。

天安门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40、50、60年代出生者,他们对文革的认识与80-90世代完全不同。其中,40及50年代前期出生者,许多人就是文革的参与者——有的人是受害者,有的人是施害者,还有不少人经历了先伤害他人后又被人伤害的大起大落。这两代人中的知识精英,有些成了80年代中国新启蒙运动(《走向未来》丛书是其代表)的主体。1960世代出生者,其中多数人对文革只有儿时记忆,但新启蒙运动、家庭教育与社会环境都让他们认同〝文革是十年浩劫〞这一说法。

现阶段,中国已无这样的社会共识,对文革与毛泽东的评价更是体现了社会成员政治认知上的严重分裂。中国的国企工人在毛时期是既得利益阶层,稳定的工作收入与福利仅次于政府干部,大型国企的工人甚至超过后者水平。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企改制,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生活陷入困顿,因此开始怀念毛,不断重塑毛时代神话,将文革时期说成了社会平等、人人有免费住房与医疗等的黄金时代。随着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毛左队伍不断加入新成员,主体是失业、半失业的底层知识青年。中共当局因为两大原因,一是因其从毛泽东那里承接了政治合法性,二是要利用毛左来对付自由主义思潮,对左派的出现一直采取鼓励支持的态度,因此,左派与具有毛情结的社会底层成为一支政治势力,其特点是反对普世价值,鼓吹民族主义,肆意抹黑西方民主体制,将中国巨大的社会不公,如贫富差距、权贵资本主义当道,都归结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薄熙来当年以〝唱红打黑〞为自己晋升铺路,就是向下汲取政治支持。

二、中国已无1989天安门运动的社会共识

1980年代,中国社会阶层虽然发生巨大的流动,但利益分化远不如本世纪严重。天安门运动的参加者除知识分子、大学生之外,还能吸引市民、工人参加,并以超越阶层利益的〝反腐败、要民主〞为号召,原因就在于此。

现阶段,中国的阶层利益分化相当严重,当局越来越严酷的政治打压,除了极少部分政治活动以民主为诉求之外,大部分维权运动的目标是有限的,如反对当地污染企业破坏环境引发疾病、农村征地、村干部严重腐败、在某地区修建将造成环境污染的垃圾焚烧场或大型石化项目等。

即使对腐败问题,目前各阶层社会成员也难以达成共识。凡能依附于体制的,大都希望有机会参与腐败;没能进入体制的人当中,许多人虽然对腐败十分痛恨,但却未必痛恨腐败的根源,即拒绝任何社会监督的共产党一党专制体制,相反,他们把毛时代当作了〝理想社会〞。

所以,近几年中国有局部性的地方维权运动,有支持薄熙来的社会底层,也有知识分子不时提出宪政民主的要求,但几乎不可能形成1989年天安门运动那样的社会共识。最令人悲观的事实是:一些通过别人维权而改善了自己处境的人,在达到目的之后,既拒绝回报社会,还声称自己不想被别人利用。

三、六四镇压改变了两点:统治集团重新定位自身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对社会的管控方式

1989年以前,中共与人民的关系,从表面上来看,与今天中共宣称的一样,但实质上却完全不同。在毛时代,中国号称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知识分子与其他政治贱民是被统治阶级,工人经济地位类似于今天的城市中产阶级,政治上是领导阶级;农民虽然贫苦,但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可靠盟友,与工人一样享有〝教育改造〞其他阶级的政治特权。这两大阶级的文化水准与生活品味都被作为红色文化的一部分,用来同化其他阶层。进入改革开放前期,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也不是以知识分子本身的实力,而是邓小平说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概言之,社会各阶层当中,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共政府、军队是〝人民〞的,即使在统治集团内部,尤其是开国一代老共产党人,也奉这一想法为正宗。军中老将张爱萍等人反对镇压、将军徐勤先敢于抗命,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向人民开枪是错误的。例如徐勤先曾说过,向人民开枪会玷污人民解放军的声誉。知识分子与学生更是普遍认为,如果共产党射杀平民百姓,无异于自杀。

六四镇压之后,中共彻底放下了〝人民政府〞不能与人民为敌这一政治道德标准。无论是农民抗税、抗议征地,还是城市居民抗议拆迁,或一城一地抗议污染,政府一律施以镇压,并将反抗活动的参与者从人民队伍中剔除,视之为少数别有用心者,与〝境外反华势力〞相勾结者、〝寻釁滋事〞分子,名目繁多。

江泽民为中共维稳政策提供了两大战略性思路,一条是:〝要将一切社会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从此以后,中共对异议声音、批评者采取预防性打击措施,一露头就狠狠打击。另一条是〝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即对一切批评者,不以政治罪名处理,视其身份,以经济犯罪、生活作风(如嫖娼)、偷漏税、洩露国家机密等各种刑事罪名处刑。

因此,今天的中国,绝不可能出现1989年天安门运动那种持续数月的广场抗议活动。中国政府基本上采取分化利诱威胁数管齐下,封锁事发场地,隔绝外界联系,几天之内清场〝解决问题〞。

四、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中,谁居主导地位

当年台湾、南韩民主化进程中,来自美国的压力很重要。但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美国的压力不仅不能迫使中国政府放弃专制走向民主,反而会成为中共动员民族主义的政治藉口——经过自90年代以来长达25年的意识形态教育,80及90两代青年极易认同中共的民族主义主诉(国家强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等类说法,其中不少人甚至对毛泽东及文革充满了向往。

谁将在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中起主导作用?无论是知识精英、民间经济精英、以白领为主的中产阶级,还是毛左与社会底层,这些阶层之间既缺乏共同行动的利益诉求,而且互不信任。要求民主宪政的知识精英与毛左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几乎完全相悖;经济精英、中产阶级希望稳定,这又与社会底层亟欲改变现状的愿望相背离。但这些阶层又几乎都与政府可以找到一点契合点:比如经济精英与中产阶级希望政府能维持社会稳定;毛左寄望强权带领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社会底层希望政府能够照顾他们的利益、给予工作机会,并提高收入与低保上限。即使以〝异议者〞面目出现的群体,也不断从中共内部找到他们的改革偶像并以此为号召。

看准了国民一盘散沙且趋利好斗这一特点,中国政府对各阶层人士、海内外民运维权人士采取不同的政策,施以分化利诱拉拢之策,并且屡屡得手。理解这点,就可以理解中国政府目前为何不惮在南中国海挑起争端,又敢于号召〝全民反恐〞。

可以预测,今后十年内,中国可能会发生各种有具体利益诉求的中小规模社会反抗,但决不会出现与1989年天安门运动相类似的大规模民主运动。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 See more at: http://cn.ntdtv.com/xtr/gb/2014/06/14/a1116372.html#sthash.fJ9C3UjS.dpuf

为中共篡政立下汗马功劳的神秘势力(图)

——民盟从来不是“中间势力” 作者:思农

从抗日战争时期发轫、国共内战时期壮大起来的中国民主同盟(民盟)是一个号称“中间路线”的民主势力,是国民党的反对派、共产党的朋友。
但其实,民盟既不是“中间路线”势力,也不仅仅只是共产党的朋友那么简单。
秘密盟员与中共早有联系。在中共执政六十年“大庆”的献礼影片《建国大业》中,也反映了国民党对民主党派的打压,特别对民盟更是“赶尽杀绝”,毫不客气──不仅勒令取缔了民盟,还软禁其主席张澜。为什么国民党对民盟如此“另眼相看”?
原来,同共产党有地下党员和秘密党员一样,民盟也发展秘密盟员,例如在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中,“云南王”、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龙云、著名的“四川二刘”之一的西康省政府主席兼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及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潘文华,就是于一九四四年由张澜亲自发展、介绍并监誓而秘密加入民盟的(其实,龙和刘更早就与延安的中共中央建立了秘密电台联络)。因此,民盟同其他民主党派不同,其成员中不仅有公开的文人,还有“地下”的武将,亦即既有笔杆子,还有枪杆子。而且它同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不同,民革中的军人成员都是已退役甚至离开了国民党政权的将领,如著名的冯玉祥、李济深、蔡廷锴将军等,但民盟的军人盟员却都还是手握重兵甚至雄踞一方的实力派现役将领。
为中共篡政立下汗马功劳的神秘势力
毛泽东和民盟主席张澜(网络图片)
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抗战胜利之初,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到重庆谈判期间,曾与民盟主席张澜多次会晤、密谈,重要话题就是对川军的统战策反。毛表示:一旦内战爆发,希望张能影响地方实力派同中共通力合作,还希望张帮助中共地下党发展地下武装、组织游击队。翌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当时留在重庆与国民党继续谈判的周恩来在随国民政府离渝赴宁前,也专门委托民盟组织转告刘文辉,要他在时局转变的关键时刻认清形势,对他指出只有坚持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才有光明前途。一九四九年底,共军进军大西南,周又电促刘马上起义。十二月九日,刘文辉联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邓锡侯在彭县通电附共,打乱了蒋介石的“川西决战”部署。刘还策反了驰援进川增援胡宗南集团的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部,对共军得以在川西聚歼胡部起了重要作用。而被蒋介石从云南逼走、逃离南京后暂居香港的龙云,也一直动员其旧部卢汉(继龙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等在云南起义。结果,卢等也与四川刘文辉等遥相呼应,同在十二月九日通电倒戈。民盟为共军进占大西南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见,民盟其实并不是在国、共两党之间走“中间路线”的民主势力,它除了公开同国民党打“口水战”,还在暗中积蓄自己的武装力量;民盟还是军事上协助共产党颠覆国民党政权的盟友、战友。民盟之所以被国民党政权打压得特别重,是被人家抓到了“暗”火执仗的把柄。还有,民盟骨干、历任秘书长、副主席、第一副主席的胡愈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去世时被盖上共产党党旗,世人才知道他原来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已是共产党秘密党员!民盟在民主党派中的不同寻常,又可见一斑。

2014年6月2日 星期一

YM'S BLOG: 中国的崛起只不过是“血汗工厂”的崛起

YM'S BLOG: 中国的崛起只不过是“血汗工厂”的崛起: “我们都希望中国崛起,可是如果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以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战胜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的话,对世界可能不是好事,那么对中国是 好事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低人权优势发展实现的。”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在“新民说”2014年年度文化沙...“我们都希望中国崛起,可是如果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以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战胜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的话,对世界可能不是好事,那么对中国是 好事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低人权优势发展实现的。”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在“新民说”2014年年度文化沙龙上发 言。

秦晖认为,在自由经济下,要让老百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做不到的,让老百姓先生产后生活也是做不到的,它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创新,有创新激励。在现在的全球化背景下,创新是我们可以买来的,但是血汗工厂他们是 学不去的。
以下是发言部分摘录:
大家都知道,东德和西德,最后是西德改变了东德,甚至国家都被它吞并了。但是东德有没有可能吞并西德呢?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发生过。
血汗工厂战胜福利国家?
我在德国跟很多人谈这个问题,包括东德最后一任共产党领导,就是总理汉斯?莫德罗,他虽然对于统一后的东德抱怨很多,因为统一以后他们下台了,是反 对党。但是对于他们能够战胜西德这一点,他从来没有设想过。他说我们原来那套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搞民主也不行,搞民主光投票我们就投不过他们,西德有 6000万人,我们只有1600万人,票数就差那么多。我说你设想过第三种可能吗?假定当年昂纳克先生——1989年东德的总理,假如他成功地把当时的民 主运动镇压下去,柏林墙仍然存在,东德人仍然没有自由民主。可是昂纳克到了西方,跑了一趟拉斯维加斯,跑了一趟红磨坊,忽然间对花花世界感兴趣,把理想、 乌托邦都抛去,要搞市场经济,而且用专政的手段创造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可能创造的招商引资的条件。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把东德变成血汗工厂,和西德实现经济一 体化,西德的资本可以过来,我们的廉价产品可以过去。
如果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知道现在东德的经济、政治,包括收入,包括福利制度,都已经和西方接轨了,东德人的生活和统一以前完全是天地之别, 但是东德人仍然有很大的不满。为什么呢?因为统一以后,东德原来的制造业都垮掉了,而新的制造业一直兴不起来。兴不起来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两个政府不管怎 么优惠西德的资本,希望他们过来投资,西德资本就是不愿意过来剥削东德的工人,他愿意剥削中国的工人,愿意跑到很多地方,愿意跑到土耳其、罗马尼亚,但是 就是不愿意来东德。为什么呢?因为东德现在和西德一样也是高福利了,也是高工资了,工人、农民都有很强大的维权能力,也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
这里我要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两个相反的含义,一是社会主义意味着对政府的福利问责,市场经济意味着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但是另外一种条件下,市场 经济意味着推卸政府的责任,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的无限权力。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东德就失去了对资本的吸引力。我们可以试想,现在 的东德虽然生活很不错,甚至环境都非常优美,是非常宜居的,但是有一点,你看不到烟囱了,制造业一直没有兴起来,这是莫德罗埋怨最多的,说统一把我们制造 业搞垮了。后来我跟他说,如果当年昂纳克采取这样的做法,制造业的萧条会发生在哪里呢?大家可以想象到,肯定是会发生在西德,而不会发生在东德。如果按照 我刚才讲的这个主张,东德就会变成一片血汗工厂,西德的资本会一窝蜂地涌进东德,生产出大量的血汗工厂的商品,覆盖整个西德市场,而且把西德原来的产业都 替代掉。
如果是这样,在东德会发生很多问题,环境污染、腐败、两极分化等等。但是,假定昂纳克可以在东德实行高强度的维稳,把这一切压下来,那么你想西德会 发生什么问题?我敢保证,现在西德的制度将荡然无存,福利黄了,工会垮了,整个西德的经济无非只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西德重新搞一个自己的柏林墙,就是 贸易保护主义,把它的资本圈住,不让到东德来,把东德的商品圈住不让到西德去,由它来破坏德国统一,搞一个经济割裂。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它要在道义上付 出很大代价,因为原来统一、一体化都是你提倡的嘛,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
如果它不这样,它就必须向东德学习,无论是福利还是自由都要降低到东德的水平,否则你没法和东德竞争。讲得简单一点,就是血汗工厂必须战胜福利国 家,东德的工会将不会存在,西德的福利制度也将垮得彻彻底底,因为东德人相当于农民工,西德人必须向农民工看齐,否则你没有竞争力。如果是这样,不管在政 治上怎么样,实际上在经济模式上,在社会上,东德已经把西德给统一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和平演变”了。
在以前的制度下,东德是根本不可能和平演变西德的,民主化以后也不可能,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有现实的可能。但是如果是这样,在西德会发生严重的问题, 大家看看这几年的希腊就会知道,福利一降,在希腊要把农民和工人当作血汗劳工来驭使几乎不可能,你会碰到工会的抵制、农会的抵制,会闹得天翻地覆。希腊的 福利低一点就闹成这样,何况你在西德全面建设血汗工厂呢?在西德肯定会发生严重的政治混乱,如果一旦西德失序,东德不是没有可能去统一西德的。
但是后来我问莫德罗一句话,我说这样统一的结果你喜欢吗?因为莫德罗至今还是东德的左派党的领导,他整天抱怨的就是资本主义如何不好,整天抱怨的就 是工会还不够强大,福利还不够高。如果这样的统一的结果是你想要的统一吗?这样的统一结果肯定不是东德的社会主义统一了西德的资本主义,讲得简单一点,就 是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战胜了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大家想想是不是就是那么回事?就是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
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的崛起不要混为一谈
所以这里我要讲,大家不要把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这两个概念有非常大的区别。中国模式的崛起对中国来讲不一定是好事。比 如说冷战的结果是苏联的垮台,我们现在都为苏联的垮台而感到悲伤。可是老实说,苏联当时对中国的威胁非常大。在上世纪70年代,尽管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是非 常保守的,但他在国际政治上,老实说,和上世纪50年代几乎截然相反,就是一面倒地批判西方,而且口口声声地批评西方对苏联不够强硬,对苏联实行绥靖政 策。不但这样,而且毛泽东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左派运动都是持这样的观点。苏联支持的左派运动我们就不支持,哪怕这个左派运动被右派镇压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74年皮诺切特军政权推翻智利的阿连德左派政府。老实说,当时智利右派军政府镇压智利左派的时候,全世界不但共产党抗议, 所有共产党国家几乎都跟智利断交,但是中国对智利的内政从来没有说三道四过。可见,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看得很透的。他其实是把社会主义的成功和中国的民 族利益分开来看的,并不认为苏联那一套的成功就一定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我们都希望中国崛起,可是如果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以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战胜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的话,对世界可能不是好事,那么对中国是好 事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低人权优势发展实现的。这个低人权优势的前提是人家享受的权利比我们高,如果人家都搞血汗工厂,那我们 会怎样呢?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技术的优势,如果人家也搞了这一套,我们怎么办?老实说,除了这一方面,自由经济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长处,在自由经济下,要让 老百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做不到的,让老百姓先生产后生活也是做不到的,它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创新,有创新激励。在现在的全球化背景下,创新是我们可以买 来的,但是血汗工厂他们是学不去的。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必过于操心。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还有另外一幅图景,那就是世界正在改变中国。今天中国改革取得的无数的成就,除了GDP的增长以外,不可忽视的是,我们的规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讲得简单一点,无论在自由上还是福利上,纵向的比较,我们都比过去进步了很多。我讲的低人权优势只是在横向比较意义上的。但是,这个横向的比较大家 也不能忽视。目前的情况就是,在一个全球竞争的背景下,如果你不向它看齐,它就要向你看齐。老实说,西方的工会以前从来不关注中国的劳工权利,尤其是美 国,美国的工会以前是非常排外的,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纪初美国排华潮是谁搞的呢?不是资本家搞的,就是美国工会搞的。现在美国的工会可以不让中国人过去,但 是他挡不住美国的资本跑过来,因此,现在美国的工会开始关注中国工人的劳工权利了,因为如果中国的劳工没有权利,美国的劳工就不可能再有权利。这就是全球 化造成的现实。
(以上内容是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新民说”2014年年度文化沙龙上的发言。未经演讲者审定。刘海生对本文有贡献)
演讲人简介:
秦晖: 1953年12月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著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问题与主义》、《传统十论》、《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耕耘者言.

加总理:共产主义是致命思想瘟疫

加总理:共产主义是致命思想瘟疫
2014-06-01 07:20 PM
【新唐人2014年06月01日讯】加拿大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获得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目前在征集设计的方案,总理哈珀出席了星期五晚的一个筹款晚宴,哈珀表示,〝共产主义是最致命的思想瘟疫之一〞,而纪念碑可以让后代永远铭记这一点。来看记者朱峰的报导。
在渥太华国会上附近建立加拿大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由〝赞颂自由〞组织于2008年提出,2010年联邦政府对该计划表示支持。
目前联邦已为纪念碑出资150万,总理哈珀于周五晚特地从渥太华飞抵多伦多出席一个筹款晚宴。
哈珀表示,共产主义是致命的思想瘟疫,纪念碑的建立提醒后代不要忘记,自由与和平是通过奋斗和牺牲赢得的。
加拿大总理哈珀:〝历史清楚告诉我们,承诺乌托邦的政治意识形态都走向反面,导致人间地狱。
〝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需要这纪念碑,为什么我们如此感激‘赞颂自由’的努力,因为它提醒我们,那些最致命的思想瘟疫之一—共产主义的受害者们的名字和故事。〞
有研究指出,共产主义在100年内导致1亿多人丧生。在中国,共产党杀害了8千万无辜的中国人。在加拿大,来自共产国家的移民超过八百万。
哈珀说,加拿大不会忘记历史的教训。
加拿大总理哈珀: 我们的外交政策体现我们的最高价值。加拿大捍卫和推广对于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基本自由,我们反对任何地方,任何人威胁这些价值。〞
迄今捷克、美国等国家都已经建立了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加拿大的纪念碑正在征集设计方案,预计最快于2015年夏天落成。
新唐人记者朱峰多伦多报导
相关标签
加总理 共产主义 思想瘟疫 赞颂自由
http://www.ntdtv.com/xtr/gb/2014/06/01/a11133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