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反思
王克斌
（10月/2014年 原创，9月/2020年 更新）
引言
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221年，始皇嬴政统一中国，奠定了帝制的基本框架。从此，中原大地成了帝王将相角逐拼搏的沙场。为了皇位，打打杀杀，永无休止。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多次改朝换代，但始皇的旧制一直照行不改。一旦江山易主，新皇龙袍加身，进位九五之尊；老百姓则继续饱受煎熬，置身于水深火热。历朝历代，从张良、韩信到诸葛亮、文天祥、苏东坡、刘罗锅、纪晓岚，中国涌现出过不少安邦定国的文臣武将和满腹经纶的迁客骚人。但是单就缺乏别具一格的思想家，为百姓指出一条明路，结束血腥的兵荒马乱，给人民带来永久的和平与安乐。
依靠地大物博，百姓温良勤勉，中国原本可以殷富强盛，永庆升平。可惜肉食者鄙，一旦大权在握就要恣意享乐，贪得无厌。不争气的龙子龙孙总要在百年之后把祖上的基业断送，引发一轮新的争夺。公元1644年，带路党总书记吴三桂先生引领女真的八旗子弟入关，从此汉人陷入268年被奴役被屠杀的困境。那些儒家道统下的正人君子则忘记礼仪廉耻，摇身一变，顶戴花翎，做了侵略者的帮凶。以致清亡百年之后，在中宣部的默许下，大辫子戏充斥舞台，麻痹百姓。他们把康熙、乾隆当作汉人的救世主。把祖先的耻辱当成荣耀，不厌其烦地歌颂。
然而，正当中国人陶醉于康乾盛世的时候，西方却已完成文艺复兴，开始了工业革命。人权、民主也被提上日程，自此日益强盛。他们开始觊觎远在东方妄自尊大的满清帝国，用鸦片和坚船利炮敲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条约接着条约，赔款接着赔款，如日中天的大清帝国开始腐朽没落。
2000年帝制的摧残和200多年满清的奴役，以及西方自由民主的启迪终于锻造出一批有思想有抱负的仁人志士。他们看透了百年一换的封建循环，厌烦了大辫子的奇耻大辱，企图以先知先觉为人民探索一条新路。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一批革命党人几经挫折，屡败屡战，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在1911年成功地发动武昌起义。转而逼皇室退位，辛亥革命的成功为走向共和开辟了一条新径。
辛亥革命的意义
1905年，同盟会发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几经失败，终于在1911年，清政府垮台，临时政府成立。恢复了人民在自家土地上应有的社会地位，初步实现了三民主义的民族和民权的部分。
事实上，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满清帝国的统治，而且也推翻了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使皇帝这一至高无上的称号成为历史。尽管袁世凯父子图谋不轨，跃跃欲试，洪宪皇帝只做了几个月的黄粱美梦，旋即呜呼哀哉。
辛亥革命根本改变的不光是封建制度，还有封建的法度。从贾谊、晁错到王安石、张居正，历史中的那些变法不过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即使如此，那些不想失去特权的权贵还是一次又一次把变法扼杀。辛亥革命带来的却是全新的变法，让民族和人民站起来的变法。他要建立的是民主共和的政府，不是一党一姓的天下。集变法和改制于一役，这是辛亥革命的伟大之处。
由于革命势力的单薄，孙中山先生不得不和清末权臣袁世凯妥协，只要满清下位，他就可以把临时大总统转让。孙先生的革命理念已经超出了打江山坐江山的狭隘胸襟。他的革命是为了民族的解放，而不仅仅是树立个人的权位。体现了天下为公的浩然之气。在这种意义上，他和历代的农民领袖完全不同。他的确在身体力行，通过三民主义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带到中国。他不愧是中国民主共和的先驱和实践者。
临时政府的成立迈出了第一步。遗憾的是，由于事态发展力不从心，孙先生的民生主义没有得到发扬的机会。辛亥革命胜利后的10几年，中国的国情有点像三相电机启动时的过渡过程，三相之间的位相紊乱，位相要达到稳定需要时间。可惜，孙先生在1925年驾鹤西去，未能亲自在中土大地全面落实他的三民主义。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中国才开始进入相对统一的格局。
辛亥革命的命运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帝国，但孙中山和他的同志所面临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腐朽落后的摊子。王公贵族的奢靡和东西列强的抢掠使得这个国家积贫羸弱，气息奄奄；地方上军阀割据，各自称霸，难以政通人和。要在这样的地基上建立起民主共和的大厦自然需要时日和智慧，也需要一大批社会精英的齐心戮力。孙中山创建新体制的宏图大业从一开始就遇到层层的阻力。再加上窃国大盗袁世凯先生的纵横捭阖和复辟野心，他的进步理念不能在这片土地上如愿以偿顺利落实。以至于1913年二次革命之后，孙先生不得不再度流亡日本。
然而对民主共和的潜在威胁还不在于袁世凯的阴谋和他的残余旧部，而是中华大地刚刚点燃的一团星星之火。1917年，列宁先生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布尔什维克推翻了克伦茨基组建的临时政府，把俄国改造成第一个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俄的成功怂恿了另一类彷徨的青年，他们要另辟一条与资产阶级革命截然不同的捷径，并且在1921年成立了共产国际的中国分支。
在内部反叛、外部无援的情况下，孙中山先生举步维艰，慌不择路。他开始联俄容共，希图和年轻的共产党携起手来，共同构建理想的家园。从此中国革命事业落入二元化的阵容。本来多党系统和民主共和的理念相通，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有着根本对立的主张和路线，两党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楚河汉界。国民党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政党，遵循西方的民主路线；共产党则号称代表无产阶级，最终目的要埋葬资产者；国民党主张民主共和、多党合作；共产党则笃信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党独裁；国民党原则上不反对私有财产，共产党则要消灭剥削和压迫。更要命的是共产党朝思暮想拥有武装。孙中山抛弃门户之见，试图把水、火包容于一室，犯了一山二虎的大忌。
国共合作给成立不久的国民党带来了暂时的帮手，也给了刚刚诞生的共产党发展的时空。可惜，国共合作无异于引狼入室，让一个可怕的秘密组织渗透到国民党中，为后来的兄弟阋墙刀兵相见埋下了的种子。最后，如同布尔什维克推翻二月革命的临时政府，共产党也终于取代了中华民国。只不过前者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后者却耗时20多年。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先生经过数年的争讨，树立了他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他虽然信奉三民主义，但是他也是共产的克星，嗅觉到共产党伺机夺权的狼子野心。从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和1927年的4-12 政变，中国开始了国共两党势不两立的搏杀。在蒋介石平定各路军阀的几年里，共产党经过八一起义和农民暴动，最后在江西建立了根据地。此时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崭露头角，成了蒋介石的死对头。
在蒋介石对红军的五次围剿之后，红军被迫长征，转战陕甘宁边区，找到一块喘气的地盘，建立根据地。面对日本人的进犯，国土沦陷，1936年12月，蒋介石又不得不接受国共合作，给了共产党和红军第二次发展壮大的机会。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共产党的军力已经可以跟国军分庭抗礼。
从1946年到1949年，国共两党逐鹿中原。经过几次大战，改头换面的“解放军”终于完成从弱到强的翻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蒋介石先生带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晴天白日大旗偏隅台湾。中国大陆的辛亥革命事业终于被农民革命腰斩。从1911年到1949年，经过38年的风雨飘摇，辛亥革命创立的政权和理念在大陆中国不幸夭折。
两种革命的比较
20世纪的前半叶，在沉睡了多年的中华大地上几乎同时爆发了两种革命。一个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次是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或称共产革命。这两次革命孰是孰非，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结论。我们必须从历史唯物的角度客观地作出判断。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革命动因。经过2000年的封建帝制和200多年的满清统治，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全新的制度，摆脱半封建半殖民的状况，与民主共和接轨。西方社会的发展，验证了民主共和的优越。因此辛亥革命比洋务运动或戊戌变法更加彻底，有着明确的目标与合理的内涵。
工农革命旨在反压迫，反剥削，百万工农齐踊跃，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满清已经成为历史，帝制开始消逝，那么谁是这位不幸的鲲鹏呢？这就是年轻脆弱的民国政府和她的代表蒋介石先生。这个政府面临的是四分五裂，百孔千疮，还有日寇对国土的步步鲸吞。面对这样的一个摇摇晃晃还要走向共和的新政府，理当万众一心，全力支持。
可是在国家动乱不安的时刻，半路里杀出混世魔王“程咬金”，他举着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旗帜，招揽一群被压迫了两千年还没翻身的农友。他们要推翻尚未稳住阵脚的民国政府，建立所谓的工农做主的新政权。当时，马克思的理论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直到1917年才在苏俄付诸实施。因此，马克思的主张缺乏时间的考验，故而工农革命也缺乏有力的理性原因。除去共产主义和翻身解放的堂皇标签，这次农民暴动同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义军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历史上的暴动常常发生于朝代之末，而所谓的工农革命却发生于新政之初。有点乘人之危，包藏祸心。
辛亥革命的倡导者中，不乏名门大户的后代，比如秋瑾和黄兴，他们家境富有，生活富裕。这些人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完全没有必要把脑袋掖在腰带上，为别人去冲锋陷阵，流血牺牲。因此他们革命的目的存粹是为了救国，为了使老百姓成为国家的主人。正如孙先生所说的“天下为公”。因此就大义而言，辛亥革命体现了一个“公”字。为了这个公，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
工农革命的主力是贫下中农。他们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翻身解放。从大局上讲，他们所要解救的正是他们自己，他们想要得到的是耕牛和土地。至于未来国家的制度，至于谁来治理，如何治理，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因此，工农革命从一开始就体现了一个“私”字。为了这个私，他们才跟着党走。
辛亥革命还没来得及在大陆开花结果，国民政府就被打跑了。还好，在台湾这块试验田上，他们终于在80年代取消党禁，进入宪政的稳定状态。经过国民党和民进党在政坛上多年竞争，台湾的民主制度日趋成熟。老百姓可以参加选举，挑选他们赞同并支持的政党和总统来管理国家。
与此相反，大陆的农民和工人尽管帮助共产党打了天下，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并没有摆脱贫穷，更谈不上翻身解放。他们必须在一党独尊下听从政府的摆布。尽管没收了地主和资本家的财富，但劳动者还没离开勉强果腹的日子，农民则被户口世世代代锁在黄土地上。他们没权力的选举，不能发表自由的言论，不久又像牛马一样被赶进人民公社。在三年困难时期，说不清有多少人饥饿而死。“斧头劈开旧世界，镰刀坎出新乾坤。”然而到头来工农大众并没有看到新天地。共和国60多年的实践表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场任性的豪赌，他的新世界不过是几千年帝制的翻版。人民最终也没能逃出封建的桎梏。
当初，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只知道国民党政府反动，但不清楚它反动在什么地方。故而只好把忆苦歌里的悲催和雷锋的遭遇，以及妈妈讲的过去的事情，一股脑儿算到民国政府的账上。“旧社会”成了中华民国的昵称。老实说，这很不公平。你怎能要求新政权在二三十年里解决几千年留下的问题。何况在这些年间，还要收拾割据的军阀，阻挡日本的铁蹄，还要被动地卷进四年的内战。事实上这些问题在共产党施政后几十年里也没解决。偏远的地方还不如过去。至于三民主义，虽然没人骂过它有多坏，但是把三青团打成反动组织，自然也被抹上一道说不清道不明的污痕。
大陆虽然没了皇帝，但是工农革命的结果并没有更新国家的制度。只不过把满清以前的一姓天下换成了“伟大光荣”的一党天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除了高喊几个马列主义的口号，中国在体制上又退回到帝制的过去。
因此如果说辛亥革命是把中国向前推进的革命，工农革命则是在制度上的倒行逆施。貌似激进的共产主义把百姓锁进专制的牢笼，留下历史的笑柄。
强人的较量
200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基本上是强人的政治。尽管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农民起义，最后风起云扬一呼百应的一定是一位强人。
在夏、商、周时期，江山易主还有有道讨伐无道的合理成分。自秦之后，基本上就是相互厮杀，胜者为王。然而辛亥革命却不在此例，孙中山先生发动的革命是正义的，是为了民族解放，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他是一位不想做强人的强人，他想要的不是救星的职称，而是一个崭新的制度。
可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他却遇到一位强人，袁世凯。袁不仅是清政府的总理，还掌控着北洋新军。此人诡诈多变，贪权好色。他出卖过戊戌变法，后来又推崇立宪，既而为了总统的职位又转向共合。他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位强敌。还好，登基称帝使他自取灭亡。为重新构建共和提供了新的时机。
继孙中山之后，国民党中出现了另一位强人，蒋介石先生。由于共产党的宣传，大陆人对他没好印象，蒋光头、青洪帮、地痞流氓。其实从维基百科提供的资料来看，蒋介石少小之接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读过四书五经，还有名师指教。他的名字介石和中正取自易经。后来他偏爱行伍，进入士官学校。他在年轻时矢志革命，跟随中山先生东征西讨，功勋卓著。他曾经为革命事业筹款，经营过商号。他不仅为国家效力，还是个孝子。曾经辞去总指挥的职务回家侍奉母亲。
当然蒋先生也有不少弱点，他后来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有独裁特色。然而这只是国民革命的一个特殊阶段的需要，从军政到训政。在当时的环境里，还不可能实现宪政。比起中国大陆后来的专制，蒋的独裁也略逊一筹。至少，在他执政期间，民主党派有独立的地位，知识界可以发表各种观点。在特殊情况下也曾同共产党合作。蒋介石的执政处于军阀混战日寇进犯的非常时期，在内忧外患战乱四起的处境中，中国的学术界还出现了不少大师，文化界容得下鲁迅、郭沫若，戏曲界涌现出马连良、梅兰芳，民间还保留着教堂和庙宇。
多年来在大陆人的心目中，蒋介石的名字总和独夫民贼连到一起。说他是独夫无非是因为他容不下一个拥有武装旨在取而代之的政党。然而，即使西方国家也不允许一个党派拥有武装。说他是民贼，四大家族财产的总和恐怕也比不上共和国总理的儿子或者女儿。更不要说那位生活方式超过皇帝的周永康了。何况这四户人家在革命前就已经创下了雄厚的家底。
从蒋介石多次肄业和辞去公职的经历不难看到他自身的弱点，缺乏信念和毅力，在艰难和挫折面前不能勇敢面对。在这方面他不如孙中山先生。孙先生领导过多次起义，经受了多次失败。但是从不气馁，始终不渝。
共产党里脱颖而出的毛泽东先生也是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强人，他亲手领导过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他在共产党内也受过无情的排挤打击。但是他没有退缩，他没有消极。自遵义会议后，逐步树立起他在党内独一不二的领导地位。他靠着战略头脑和军事天才以及煽动农民的魅力，终于打败了另一个强人蒋介石，完成了专制复辟。
在历次的改朝换代中，一般由多路义军、反王同时起兵，向旧朝廷叫板。然后，他们之间再相互征伐，击败对手。最后像奥运会那样，金牌在握。国共两党的争夺却与此不同。共产党是在国民党刚打了天下后才出手的，在反清和反封建的斗争时，共党还没出生。因此他们虽然号称反帝、反封建，但是他们实际要反的却是孙中山奠定的中华民国。在这种意义上，共产党在搭了同盟会和国民党的顺风车后，成了螳螂捕蝉后的黄雀。
从兴中会算起，螳螂捕蝉用了大约16年的时间；从共产党成立开始，黄雀赶走螳螂用了28年。孙中山面对的是一个存在了200多年满清政府，难度更大；毛泽东面对的则是一个年轻的政权，相对来说难度较小。因此，毛氏革命钻了历史的空子。
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共产革命，都是需要流血牺牲旷日持久的巨大工程。要完成这样的工程，离不开强人的胆略和才智。孙中山采取的是海外出钱、海内出力的方式；毛泽东采取的则是农村包围城市。孙先生的革命印记着精英的奋斗；毛泽东的革命则调动起急于脱贫的农民。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还在幼年阶段，最终被一群农民置于死地。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误会。
发动一场革命不是容易的事，需要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需要几位有纲领有才干的领军人物，需要一批不怕流血牺牲有理想有抱负的先锋，还要有民众的支持。无论是辛亥还是共产革命都曾经轰轰烈烈热血沸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抹不掉的足迹。但是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年咤叱风云的头面人物都已经盖上过去时态的戳子。
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或许还能再出现几位投机人物，但是百年之内，恐怕不会再有孙中山、黄兴这样的一心为公的伟人。因此，无论你对现状不满或者觉着憋屈，都必须忍受。受不了的时候，你就想想，如果孙中山来了，你会解囊捐赠吗？如果黄兴来了，你会冒着枪林弹雨向前冲去吗？
在分析历史事件的时候，不应当把责任全部推诿到伟人和领袖的身上，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他们不过起了振臂一呼架桥开路的作用。决定历史走向的还是人民大众的集体效应。当你对现状不满的时候，应当想到前辈们为什么会支持这条道路？如果这个选择今天落到你们的头上，又会如何反应？正如百年之后，当晚辈们抱怨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的时候，不应当只怪罪改革开放的邓小平。还有前人为了发财巧取豪夺的集体行为。要怪也只能怪你的爷爷奶奶没本事，凑不出百万美元，把你的爸爸妈妈移民出境。
改革开放不是创新
如果说在西方民主国家，公民们生存于一个由（r,θ,φ）决定的球形空间，r、θ、φ分别表示球坐标的半径、极角和方位角，公民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充分的自由；那么在传统的东方古国，百姓则被局限于一个由（r,φ,z）决定的柱形空间。r、φ、z分别表示圆柱的半径、方位角和中轴坐标。在政治上，老百姓活动的范围r≦R0，R0包括只许老老实实，不得乱说乱动，不许建党结社，不许妄议时政。主轴坐标Z可以用来表示经济发展方向。在满清以及民国期间，至少Z轴自由度是开放的。人们可以拥有财产、土地、房屋，可以办工厂，开当铺，发家致富。
解放以后，毛主席运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斗倒了地主，消灭了资本家。经历了土地改革，公私合营。数年后又把农民赶进集体所有的人民公社。中国消灭了私有，连人带物，一并交公。商品统购统销，粮食定量，城里人拿着10年不变的工资，乡下人只能挣不足糊口的工分。消灭了剥削阶级走进共产之后，中国人在以往生存的狭长柱坐标里，又沿着Z轴加上了一个沉重的铁盖，z≦Zm，Zm是毛泽东强加的消灭私有的规定。于是老百姓政治-经济的自由度被挤压于一个体积为V=πR02Zm圆饼。从1949年到1980年，中国人在这个铁饼里生活了30年。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又把自由的界限R0 和Zm 调到最小。运动不断，冤案累累。人人慑于暴政，诚惶诚恐。
毛泽东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操控像一个活塞和钢钳把7亿国民压缩到一个大 P（压强）和小V（体积）的密封容器。文革期间，在这个πR02Zm的狭小体积内，在毛主席亲手鼓动下，7亿国民之间发生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父子不和，师生成仇，夫妻离异。直到把一个原本不大富裕的国家折腾得一穷二白。老百姓感到憋屈，却不敢发出怨语。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领悟到国人自由空间的狭小，以至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科技教育青黄不接。于是他不得不做出修正，打开代表经济坐标轴上的铁盖。实施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代表政治的坐标r，继续保持r≦R0。这就是著名的四个坚持，到了后来又发展为五个不搞、六个不要和七个不讲。
其实，邓副主席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什么破天荒的发明，他只不过重启了个体经济的轴向自由度z，充其量不过回归到满清或民国的水平。只不过压抑多年的百姓一旦从重负下解脱，能在致富的原野上吸几口新鲜的空气，本能地意识到皇恩浩荡，感激涕零。就像继父打完40军棍，扔下继子一把创口贴，让你感到亲爹般的慈爱。你会忘乎所以地高喊：“后爸爸万岁！”激动的心情难于表述，以至于北大学子举起了“小平你好！”的大旗。此刻没人敢说：“我们只不过得到了曾经享有的摆地摊耍手艺的那点权利。”更没人会说：“我们还被四个坚持囿于r≦R0的政治樊篱。”
开始的时候，人们不清楚中国要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后来，他们逐渐察觉到，“好屎不落外人田”，先富起来的竟是红色江山的龙种血脉，领导干部的子孙。他们把权利和关系当成升官发财的捷径。他们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成了省、部级的高干，或成了财经界的大款。在这一点上，应当说邓副主席的改革开放还不如满清和民国公平。
一方面，国家领导人口口声声要防止和警惕西方的亡我之心，另一方面又争先恐后地把子孙送往美欧深造，甚至滞留不归。其实他们所仇视的不是民主制度，而是害怕中国实现民主，害怕失去特权，害怕子孙降级为庶民，害怕失去世世代代作威作福的美梦。
一个国家一时的强盛不能证明一个制度的优越。汉武帝曾经驱赶匈奴到大漠以北，盛唐时期曾经让万方朝贡。但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汉、唐都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即使是同一个皇上的两个不同的年号里，也会从盛世急转直下。唐明皇李隆基先生便是典例。
何日君再来？
屈指一算，辛亥革命已过百年。在这100plus年中，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在这100plus年中，西方从机械化到电气化，又从电气化到电子化。北美窗前的一只蝴蝶，马上会显示在亚运村的一个I-phone。地球小了，国家与民族的概念淡了。一个人过上好日子，何必在乎你属于哪个民族；一个人享受到自由，又何必挂念你来自的那个国度。
在这共党统治下，前三十年，中国经历了土改、反右、四清和文化革命；后三十年，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调动了黑猫白猫的积极性。高楼林立，公路交叉，GDP扶摇直上。沉睡几千年的中国在经济上见到“繁荣”。
然而与崛起伴随的是，特权肆虐，贪官遍野，民风日下，雾霾蒙蒙。黄花岗下72英烈有知，必会顿足而泣。敲警世钟的陈天华必会哑然无语。义赴刑场的秋瑾必会仰天长啸。为“革命军”捐躯的邹容也必会哀声叹息。无奈，这是民族的选择，无奈，这是农民兄弟朝思暮念的“翻身解放”。
今日新识人，知君旧时好。可惜君已去，不知何日来。抚今思昔，缅怀辛亥。上帝曾经赋予我们一次民主共和的机会，我们的前人却恶狠狠地把它推了出去。如今再求上帝，不免悔之晚矣。
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先生原本要把子民调教成“大公无私”，奈何他自己太毒太私，加之他身后的继承者骄奢淫逸肉林酒池。他们用假公济私和监守自盗熏陶着子民逆转，大私无公、钱字当先。当官的动辄贪污上亿，商界不惜坑蒙拐骗，教育界狠命捞金，医院则从病人身上榨钱。老百姓则为进好的学区而砸锅卖铁，为把孩子送到西方而精打细算。
如今，大家为了发财不择手段，都想从这个国家拿到好处，却不愿有半分奉献。贪官贪了钱，商人赚了钱，马上转到海外，交给自己的子女和二奶。孕妇要设法把孩子生到国外，中国籍成了她们的耻辱。影视明星则揣本外国护照，再从主旋律的剧目中，捞走钱财。
文革的洗礼使传统的道德观念冲刷殆尽；忧国忧民的先哲已如凤毛麟角。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社会风气，都无法与民国相比。大权在握的领导人，关心的是稳固手中权力，把孙子辈提到县委书记，筹备N阶梯队。百姓被高房价、高学费、和医疗费用压得喘不过气。如果有人问什么是不远的未来？那就是浑浑噩噩的现在。
奉劝中南海的当权者不必总做怨妇，没必要天天强烈抗议，担心西方的渗透。任何政权的衰败都从内部开始。康熙大帝要是健在，英国人不敢营销鸦片，日本人也不敢到家门口海战。满清乃蛮族异类，尚能霸占中土268年。如今红色江山铜帮铁底，当初的北洋水师配备了瓦良格回收母舰，无人驾驶的飞弹可以绕地半圈，武警雄威，军力百万。共国纵然不能万岁，断不会止于百年。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中山先生和他的辛亥革命已如闲云野鹤飘离大陆。孙氏孤儿在一个仙岛上择木而栖，为在暴政下苟且度日的大陆保留一面镜子。
望民主烟霾雾障，想共和遥遥无期。无奈的是被统治者忽悠了几千年的黎民百姓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把人权降格为生存权。只要家家有窝头，顿顿喝小二；只要能把孩子送进大学；只要能过把车族瘾；每日里吃喝玩乐，推牌九，广场舞，唱红歌。干吗非要关注雾外的蓝天？
遇到崛起，弹冠相庆；赶上衰败，勒紧腰带。邓大人的洋务引动除了让红色传人腰缠亿万，市井小民毕竟也拾到牙慧。原先吃不上虾仁的尝到了皮皮虾的鲜美，原先高考落榜的能下就于美国三流院校，原先骑不上飞鸽车的开上比亚迪，原先蜗居一室的享受到M室N厅的待遇。
针对目前中国的现状，声色犬马，纸醉金迷。重提辛亥革命未免虚无缥缈，未免不近人情。此时此刻，中山先生的同盟会要是开张剪彩，在微信上发个“驱逐共产，恢复民国”的PDF请帖，又有几个人围观，又能得到几声点赞？ 恐怕网警们会气急败坏，立马封号，找他约谈。
那些热心于民主自由的老哥老姐们，眼前的景象很不乐观。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 增补 9/28/ 2020 *******************
文革10年，共产党把暴政推向极点，四人帮的恶行让人人惊悚，民怨鼎沸。文革的结束本来可以因势利导，用作历史拐点。在体制上承认失败，改弦更张，一蹴而就。而邓小平也具备这样的威望。但是他舍不得把江山的红色抹掉，只在经济领域做了通便止咳的小手术。因此他的“改革开放”颇有局限性。西单民主墙逼他张开仇视民主的牙齿，89-64又迫使他露出狰狞嘴脸。“小平你好”的大旗已涂成上刽子手的标志。至于他所提倡的集体领导也没法律保障。20年后，便让红二代野心家轻而易举地自诩为终身领袖。同时把中国推向逆改革、反开放。邓小平在政治体制上的因循守旧，也扼杀了他在经济方面的成果。
毛泽东在历史上做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借用马列口号，欺骗工农大众，推翻了中国第一个民主政权；另一个就是集中国统治者之大成，用武装镇压和政治运动的方式维护一个强权系统。他重视宣传，涂改历史，大搞文字狱，误国害民。最后还要让被劫持的民众“发自内心”地喊他万岁。共产党为了江山永不变色，从娃娃抓起，从课本入手。红领巾们从小就植入了三忠于四无限的愚昧。从而，统治者把亿万的的百姓刚性地和独裁框架焊接到一起。以至于撼江山不易，撼共产理念更难。
不能不说，与资治通鉴相比，毛的统治要术达到了登峰造极前无古人的程度，也给未来的民主化的预设了五大阻力：
其一，以中南海为核心的官僚集团，党政工团，各级共干，约有数千万人；其二，被中共格式化的各种武装力量，约数百万人，统称为党卫军；其三，8千万钻进党内寻求利益的共产党员，约数千万；其四，生下来就有铁帽子的红后代、官后代，他们会誓死握紧接力棒，绝不许“狗崽子们翻天”；其五，脑子进水死心塌地的殉教者，他们坚信党就是祖国，梦想着哪天会打败美帝。
即使有朝一日实现了民主共和，这些遗老遗少八旗子弟也不会甘心失败。他们将像影视剧里的“美蒋特务”，炸电厂，毁桥梁，破坏捣乱。体制蓝图的真正刷新，恐怕还有待于人数众多的贝勒爷们寿终正寝。
先皇毛太祖说过，“任何统治者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的预言起码在中国依然正确。尽管中共的统治者多次换班，但他们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夺愈演愈烈有增无减，他们对财富的侵吞更加贪婪，他们对异见者的迫害也更加凶残。
到了X一鳟，干脆挂上倒档，开足马力，向毛皇的50年代冲去。X和他领导的统治集团重提血统论。确保后人永远享有特权，留住荣华、祖坟和江山。在这样一个心底邪恶道德败坏的跨代集团里，无论如何出不了格别切夫，更出不了华盛顿和杰佛森。因此，中国民主的成功不能期待独裁者的忏悔。摧毁愚顽不化铁板一块的专制，只剩下革命的手段。
另一方面，中国的百姓遭受了70年的蒙蔽欺骗，他们已经适应了独裁的土壤，民主自由的美国成了假想的敌人。他们相信庆丰爷的中国梦可以强国治军，他们相信X一鳟会沿着一带一路，实现人类共同的命运。至少近乎一半的国人对自由民主格格不入。他们欣赏美式的生活文化，却怀疑捍卫人权和自由的先进制度。君不见一群躲在美国暗处的小粉红们成天上网，用污言秽语骂街，为共产党争辩。在这样的民情下，革命的确还很遥远。
另一部分人则是民主运动的鼓吹者，可他们每天都受到锦衣卫的严密监督，动辄被训诫吃茶，甚至开除公职，绝粮断草，锒铛入狱。伸着头颅撞向顽石的这些文人，诚然可敬。虽有舍身成仁的凛然大义，却不能形成一股力量，跟独裁者斗争。这是革命不能近期爆发的第二原因。
纵观历史，重农轻商的百姓具有极强的小农意识，自私自利，目光短浅。经过60多年的洗脑工程，像孙中山、黄兴、秋瑾和刘晓波这样的仁人志士越来越少。相比之下，那些良民顺民只要有口饭吃，断不会从事掉脑袋的生意—为了多数人去牺牲自己。广场的坦克车痕加深了他们对机枪的恐惧。60年代，饿死3000多万。他们临死都不叫屈，两眼还直卜楞登望着“救星”的佛龛。李自成如果不吃观音土，也不会在米脂率众揭竿。现在的城里人住着高楼，开着奥托；农村人拿着几百万的拆迁补贴，享受市民的高级消遣。你让他们加入兴中会，他们会赐给你一顿棍棒，然后把你扭送公安，领几张赏钱。
每当我看到跳楼自杀的讨薪民工，还有拥挤在北京站的春运盲流，就会想到：“他们为什么不成群结队，喊着口号，形成绥拉菲莫维奇笔下的铁流，沿着长安大道，到新华门去讨要权利”
民主的前景虽然暗淡，但追求者们不会因此而悲观。他们会利用任何合法的手段通过文字、讲演和朋友链去抨击独裁制度，批驳谎言，揭露黑暗。用民主制度的优越，去广开民智，教化天下。总有一天，他们会携起手来，形成抗衡的力量，跟武装到牙齿的统治者叫板。
革命听起来可怕，但有时是不得已的手段。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都可看作革命。关键是革命能达到什么结果。如果革命被共党后人窃取或者被新的独裁者取代，那就失去民主革命的意义。革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造化神功；地利是统治者的内乱；人和就是百姓的觉醒。目前，这三个条件都不具备。革命者需要审时度势，等待契机。契机何时来到，取决于事态的发展。恐怕不会在不远的明天。
从过去连接到现在，再外推到将来，Quite Possible，中国民主的出路只剩下革命。而革命的火候又远未形成。因此，至少50年到100年之内，看不到星星之火，更无燎原之势。唯一的例外是：一鳟或他的继承者铤而走险，冒天下之大不韪，引发天谴。以至于发生比拜占庭还远的东征。靠外力摧毁一国独裁已有先例，比如德国和日本。
总之，长夜茫茫，低垂星汉。民主斗士使命在肩，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