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4日 星期二

紀念六四、回歸憲政

紀念六四、回歸憲政

封從德 2013年6月4日

一、什麼是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

我們紀念「六四」,離不開討論八九民運。八九民運是什麼呢?——

1989年4月中旬到6月上旬,中國大陸爆發了中共建政以來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這場公民抗命的非暴力運動,以學生為先鋒,以學運組織為中堅,以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為後盾,波及到全國300多個城市及更為廣大的農村地區,全球華人不分黨派、不分地區,實現了空前規模的大聯合,數百個自治團體自發成立,近萬人參與了長達一週並準備捨身的絕食請願,數千萬人在全國各地參加了千百次遊行,數百萬民眾和學生一道阻攔20多萬野戰軍,致使當局無法在北京實施戒嚴長達兩個星期。

這場原本非常和平的民主運動,最終被專制政權用機槍和坦克極其殘忍地鎮壓,據當時紅十字會、學運組織、西方學者和各國情報機構的統計,6月3日至4日一夜之間約三千人喪失生命,數萬人受傷,更多的人被捕、流亡或遭整肅。這就是永載史冊的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

二、八九民運的歷史定位

首先從全球範圍來看,中國的八九民運,是世界共產陣營專制結束的開始。「六四」同一天,波蘭的反對派贏得了國會選舉的勝利;五個月後,柏林牆被推倒;再過一個月,羅馬尼亞共產獨裁者被處決;再過兩年,蘇聯解體了,二十世紀禍害全球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宣告失敗,中共的專制統治越來越孤立。

其次從中國歷史來看,八九民運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倒數第二站。為何是倒數第二站?因為「六四」屠殺徹底暴露了中共是一個屠殺自己孩子的政權,中共統治完全喪失了正當性,已不再會有改良中轉站。八九民運是中共唯一一次改良的機會。從「六四」到中共解體,只有一站。目前中共一黨專制只是靠暴力與欺騙下的「績效合法性」來維持,好比一輛瘋狂列車,駕駛員神智不清,又沒有剎車,當它高速行駛達到人們對貧富懸殊、環境污染、生態危機等等偏差的忍受極限時,整個系統就會坍塌,瘋狂列車就會脫軌。

最後從世界歷史來看,八九民運的下一站——中共解體,即結束專制、回歸憲政,是全球專制歷史的終結。從此以後,世界大同,大同在民主憲政。

三、八九民運達成了什麼?

我認為至少可以列出以下三點:

首先,八九民運的啟蒙任務已基本完成。「六四」屠殺前一個小時,以「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為宗旨的天安門民主大學,在廣場上舉行開學典禮。這是一場血與火的洗禮,有數千生命的代價。二十四年後,這八個字已經深入人心。

其次,八九民運兩大訴求中的「經濟自由化」,也得到中國民間的強力推進。而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只有採用八九民運的另一大訴求「政治民主化」,才能達成社會公正,消除極端的貧富懸殊,減少對自然資源與生態的掠奪性破壞。民間推進的經濟自由化對於即將到來的政治民主化,做好了一些鋪墊。

第三,八九民運培養了一大批反對派人士。當時二十上下、現在四十多歲的佔多數,他們進入社會已逐漸成為中堅力量。這些反對派包括傳統派(法輪功、佛道組織、地下教會等等)、自由派(推崇普世價值的民運人士)和「新」左派(講求社會平等與公正),他們本來就匯聚在八九民運的洪流中,未來還會為結束一黨專制、回歸民主憲政而共同努力。後面我們還會稍加詳細分析。

四、八九民運缺些什麼?

首先,缺乏歷史知識與政治常識。中共黨文化的洗腦教育,導致我們的人文知識極度貧乏,歷史認知淺薄甚至顛倒。那時我們大多以為抗戰是中共領導的、以為民主就是一套少數服從多數的簡單程序,更不可能知道中國幾十年前已兩次構建起民主憲政架構但被袁世凱及中共顛覆、不知道和平時期的大饑荒餓死了數千萬人遠遠超過抗日戰爭死亡總數……。總之,我們是在一片人文沙漠上,試圖建高樓。我自己就是由於自感知識貧乏,雖被推到最高位置任北高聯主席但也很快辭職,因為缺乏知識即缺乏判斷力。【我個人是很偶然捲入學運的——兩次計算機壞掉。】

其次,缺乏綱領、計劃與方略。辛亥革命爆發前幾年,同盟會就有了清楚的綱領、計劃與方略。因此,武昌起義後,革命軍政府很快便按部就班地組織起來。台灣八十年代開始的民主化,實際上就是憲政回歸的過程,有四六憲法為框架,基礎比較好。而八九民運卻未能提出明確的政治綱領,只是在中共所謂的憲法框架內提出一些改良建議,而北大、清華等學運組織最初提出的校園民主方案,雖有衝破黨禁、報禁的意圖,卻被草率的絕食衝擊得煙消雲散。

最後,缺乏事先的訓練與組織。這是欠缺綱領、計劃與方略之必然結果。那時我們連如何開會也得從頭摸索,更不用說如何建立民主程序與組織,如何靈活運用非暴力抗爭的各種方法,如何談判如何妥協等等。如果我們當中有骨幹早些接受過這些訓練,就會在一刻千金的運動中節省大量寶貴的時間,提高反對派運作的效率,更有力地打擊專制力量,早日實現民主憲政。

這幾方面的欠缺,是怎麼造成的呢?可以說,這都是文化暴力的結果。暴力分三個層面:直接暴力、結構性暴力和文化暴力。「六四」屠殺、抓捕、監禁,就是直接暴力;結構性暴力也並不抽象,如戶口制度對農民的歧視,暫住制度對農民工的歧視,官商勾結「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等等;文化暴力實際上就是強制性洗腦,通過教育、文藝、出版和學術研究等等方面的政治控制,為直接暴力或結構性暴力辯護,將其合理化。譬如將大躍進後餓死幾千萬人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而非政府決策錯誤造成;將「六四」屠殺說成是「平息反革命暴亂」,隨後又令其銷聲匿跡,讓年青人沒機會了解此事,就是典型的文化暴力。文化暴力是最深層的暴力,很難自覺地消除,許多反對派人士一邊反抗專制,一邊卻說「解放前、解放後」。年青人因為一直受到文化暴力而難以自知,缺乏紮實的歷史、政治、哲學等人文知識,才會認識不清、判斷有誤、決策偏差,八九年如此,今天也如是,這正是專制統治希望達到的效果。我用二十多年整理《六四日記》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提醒讀者注意文化暴力對自己的控制與影響,自覺地擺脫其奴役。

五、以後如何做得更好?

孫中山說「知難行易」,信息爆炸時代尤其如此。從世界潮流來看,華夏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交匯,不可避免;傳統與現代化的結合,勢所必然。而將兩方面優點結合起來的先驅,正是中山先生。以後要想做得更好,就得有知識,就得有傳承,要清楚方向與力量之所在。

中國民主革命的傳承在哪裡?百年民運、一脈相承,傳承在辛亥革命,始於孫文的事業。八九「愛國民主運動」的訴求,其實與孫文三民主義暗合:愛國與強國,合於民族主義;自由與民主,合於民權主義;公平與反腐,合於民生主義。直至今日,左、中、右反對派的訴求,也合於三大主義。由此可見,中國的民主運動並非僅有二三十年歷史,而是已經一百多年了。若能看到百年民運、一脈相承,就容易看見希望,就會有信心:百年追求,將由我們這一輩與後生們一道完成。

其次要清楚力量所在。今日中國的民主運動,絕非少數人的運動,它有廣泛的社會基礎,這些左、中、右反對派也可分為三類,與三大主義暗合。

一是傳統派,在國內和海外都人口眾多,譬如法輪功及儒、釋、道人士。他們的信仰與中共黨文化格格不入。本人在六四後被傳統派人士救助,其高效的無形組織、卓越的集群能力和感人的奉獻精神,皆令我震驚。我是通過對傳統文化的重新認識,才感悟到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價值。一般而言,傳統派人士比較認同孫文的民族主義,目標是驅逐馬列、復興中華。

二是偏右的自由派,尊崇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成為民運的主流,比較認同民權主義,目標是結束專制,再造共和。

三是「新」左派,追求社會公平,上訪維權人士及下層民眾多屬此類,特別痛恨貪腐與官商勾結,比較認同民生主義,目標是均富與平等。如何使這三支力量團結一致,合力結束一黨專制,是中國民主運動的首要任務。很顯然,這就需要三民主義來凝聚共識。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形成基本共識。經過多年的探索與研究,作者認為各個反對派與其在信息、資源不對稱的困境下去整合組織(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不如大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但須達成基本共識;而目前最應該建立的政治共識則是:結束一黨專制,回歸四六憲法。前一條實際上已有普遍共識,而1946年憲法則了解的人不多。這裡稍作介紹。

近四十年來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數十個國家都經歷了以下三步:自由化、民主化和民主鞏固,中國也會不例外。目前中國正處在自由化前期,民主化的巨浪即將席捲華夏大地。

六、四六憲法的七大優點

這裡簡單介紹一下四六憲法的七大優點(詳見孫文學校網站Sun1911.com)。

㈠四六憲法是學界公認的一部好憲法,集現代民主國家憲法優長之大成,是西方三權分立精義與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精緻的揉和。自由主義大師胡適是當時制憲國民大會的主席。

㈡社會的共識,過去及未來的最大公約數。它是在1946年初政協會議的十二條原則基礎上起草的,主要採納了共產黨和民盟的意見,國民政府只堅持了三條,就連憲法起草人張君勱(民盟代表)也是周恩來提議的,可見四六憲法是當時各方政治妥協後的共識。而未來中國民主化時,也會湧現很多憲法草案,但得到的支持很可能碎片化,難與四六憲法競爭,因為後者不僅現成,且具以下一些不可替代的優點。

㈢法統仍在,後來台灣所用的憲法即為四六憲法,雖命懸一線,卻不絕如縷。

㈣實證合用。在台灣的實踐證明,四六憲法完全適用於華人社會的民主化需要。辛亥革命的大樹已在臺灣開花結果,現在只須將憲政返還大陸而已。㈤偏向內閣制。這非常有利於民主轉型的穩固(詳見王天成《大轉型》中的論述)。

㈥接近聯邦制。非常強調地方自治,不僅是縣,而且省一級也是地方自治單位,這很有利於解決周邊民族問題,消解中共利用狹隘民族主義製造流血衝突來延長壽命的企圖。

㈦利於兩岸趨同。屆時兩岸同一憲法乃至國號,和談統一就容易得多。總之,有了結束專制、回歸憲政的基本共識,反對派組織就越多越好,無需整合已是整合。實際上八九民運也證明:共識高就不怕無組織或多組織;多組織而無共識則會一片混亂。

中國一旦民主,全球專制的歷史就隨之終結,從此開啟世界大同的進程。而在這個進程中,中華文明將有極其豐富的歷史經驗與優秀的政治哲學貢獻於全球。這將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的自豪。華夏文明中的精華部分,如陰陽互補而非二元對立、中庸之道、內聖外王、多元一統的歷史經驗,將如何有利於世界大同的進程,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以後有機會再專門論述。

2013年6月3日 星期一

從八七會議到遵義會議

八七會議

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八七會議」於民國16年(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該會議確定了中國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的總方針,視之為根本任務。會議改變了陳獨秀過去對全黨的領導路線。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先後主持中央工作。八七會議到遵義會議是探索如何完成根本任務的時期。會上,毛澤東提出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
民國18年(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第44號通告,號召全黨開展反對托派鬥爭後,中國托派被作為「反革命」、「出賣階級的叛徒」從中國共產黨內被清除。[20]10月俄共(布)遠東局在作出的《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決議的決議》中認為:「陳獨秀同志表達了最右傾機會主義的,而且常常也是反革命的觀點。」決議再次提到陳獨秀對中東路問題的態度,認為反對「保衛蘇聯」的口號是「機會主義的左翼國民黨觀點」。[21]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要求陳獨秀「必須立即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警告,在黨的路線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22]
不久以陳獨秀為首的托派被中央政治局開除黨籍。[23][24]1929年12月古田會議上毛澤東確立了其在紅四軍中的領袖地位。1931年5月1日,在陳獨秀的號召下4個托派組織在上海召開了統一大會,成立了統一後的托派中央,陳獨秀為總書記。1931年9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中共改組中央領導,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25]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從莫斯科一回到國內,就在迪化(今烏魯木齊)以「托派分子」罪名將俞秀松李特黃超殺害。[26]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於1931年11月7日,由中國共產黨所創建當時的中華民國領土內一個以異國名稱命名的「國中國」,首都為江西省瑞金。此舉使中國共產黨成為近代分裂主義史裡製造兩個中國的先鋒[27]。該政權除了母國蘇聯外,未獲得國際承認。
該政權不僅發行貨幣、設計有國旗,同時將其所屬控制區域稱為「蘇區」,甚至頒布了憲法,憲法內主張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應有民族自決的獨立建國權。迫於國民政府方面的軍事壓力(中共稱其為「圍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於1934年10月18日(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被迫撤離江西蘇區,開始長征(中國國民黨將此事件稱為「流竄」),之後於1935年10月轉移至陝甘蘇區。1937年9月6日,其最後一個政府機關「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在延安整編為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為當時的國民政府行政院的一個直轄行政區域。

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於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即今貴州省遵義市城內)召開,王明路線的領導在這次會議上被結束。在組織上,張聞天替代博古總負責,周恩來在軍事上最高負責,毛澤東被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中國共產黨最高權力圈。在1941年九月會議的基礎上,在深入揭發批判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同時,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高級幹部整風會議。[28]延安整風時,學習的主要教材就是史達林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及「布爾塞維克化十二條」。

西安事變與對日抗戰

1944年12月1日,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集會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中日兩國終於進入全面戰爭的狀態。8月22日至8月25日洛川會議中毛澤東指出,關于軍事問題,抗日戰爭將是一場艱苦的持久戰,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創造根據地,牽制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主要是戰略配合),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共產黨對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29]。」紅軍的作戰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29]
1937年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展開,延安共黨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下的一個直轄政府,陝北地區的紅軍(約4萬人)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依抗戰序列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東渡黃河,開赴華北前線;與此同時,另有約8,000名在紅軍主力長征後留在原地堅持游擊戰爭的紅色游擊隊集中組成了國民革命軍新編陸軍第四軍(簡稱新四軍)對日作戰。
抗戰期間,國共兩黨在名義上保持著共同對日的勢態。期間中國軍隊與日本發生22次大型會戰和上萬次中小戰鬥。其中有一些戰役是八路軍不顧中共中央反對,擅自配合國軍抗日的平型關戰役百團大戰,也有自行發動的車橋戰役。國共雙方之間也曾經爆發過多次流血衝突,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晉西事變、「黃橋戰役」和「皖南事變」。
抗日戰爭結束時,中國共產黨的軍隊發展到了130餘萬人,民兵也發展到260餘萬人,控制區擁有約一億人口[30]

2013年6月2日 星期日

第一次國共合作與中共土地革命

第一次國共合作

民國十年(1921年)12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得到中國非常大總統孫中山同意,在張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孫中山大本營所在地,在那裡停留了9天,與孫三次長談,並廣泛接觸國民黨的其他一些領導人。之後馬林提議中共應該與國民黨合作。[16]共產國際執委會又發出《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特派代表的指示》,全力支持馬林推行「黨內合作」。
民國11年(1922年)9月,經張繼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陳獨秀、李大釗等先後正式加入國民黨。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作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的決議》。
民國12年(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在上海會談後,發表聯合宣言或稱孫越宣言,開始聯俄容共的策略。之後2月派廖仲愷繼續與蘇聯談判,8月又派蔣介石到蘇聯考察軍事。10月,聘請共產國際的鮑羅廷為顧問,負責改組國民黨,使之成為類似布爾什維克式政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於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召開。此次大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通過了黨的「三大」宣言和《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的決議案》。[17]中共三大確定了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並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
民國13年(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大會通過了共產黨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了「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大會選舉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約佔委員總數的1/4。會後,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擔任重要職務的共產黨員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祖涵,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等。隨後,全國大部分地區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為骨幹改組或建立了各級國民黨黨部。國民黨的「一全」也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軍事部分在蘇聯的援助下,民國13年(1924年)5月在廣州黃埔建立黃埔軍校。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任黨代表,周恩來任政治部副主任。黃埔軍校與以往軍校的不同,把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養學生愛國思想和革命精神,依照蘇聯紅軍的樣式。黃埔軍校的成立為國民革命軍奠定基礎,培養了大批人才,包括林彪徐向前解放軍名將皆出自黃埔軍校。
民國15年(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在莫斯科舉行,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提出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應進行土地改革。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在莫斯科舉行,通過了《關於中國形勢問題的決議》。史達林在中國委員會上發表了《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演說,提出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土地革命

1931年十月革命節,江西瑞金葉坪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開國典禮
民國16年(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大規模捕殺共產黨人。共產國際"五月指示"要求中共實行土地革命,[18]動員千百萬農民自動沒收土地,組建一支8個師或10個師的可靠軍隊。7月初,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向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中國革命目前形勢的決定》,要求中共退出國共合作統一戰線。[19]
7月12日,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改組,成立臨時常務委員會,陳獨秀離開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崗位。當日,鮑羅廷按照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決定,要陳獨秀動身去莫斯科,討論中國革命問題。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準備發動軍事暴動和秋收暴動。
8月1日,中國共產黨周恩來劉伯承葉挺賀龍(其時並非中共黨員)等指揮發動南昌起義,建立了自己的軍隊。8月4日,中共部隊放棄南昌,南下廣東,這是中共首次建立正式武裝部隊、也是國共雙方首次武力衝突。8月7日中國共產黨召開八七會議,確定武力奪取政權的方針,第一次國共內戰條件已經全面成熟。8月8日汪精衛的武漢政府開始大肆逮捕處死共產黨人,實行武力分共。8月14日蔣中正下野,武漢政府與南京政府開始整合,史稱寧漢復合(中國共產黨稱作寧漢合流)。
9月,桂系西山會議派掌握南京政府,汪精衛下野。同月毛澤東在湖南、江西發動秋收起義。10月,汪精衛到廣東否定南京政府,鮑羅廷經蒙古回蘇聯。11月,蔣中正回到上海,邀汪精衛北上。12月11日,共產黨在葉挺葉劍英的領導下發動廣州起義。12月12日,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但隨即廣東軍將領張發奎調各地軍隊反攻,12月13日,共產黨軍隊被迫撤離廣州。12月16日汪精衛辭職赴法國。
自民國16年(1927年)建軍之後,到民國26年(1937年)抗日爆發其間,中國共產黨於勢力範圍內展開土地改革,並有多次與中華民國政府軍隊激烈戰鬥,這段時間的軍事戰鬥,中華民國政府稱為「剿匪」、中國共產黨稱之為「土地革命戰爭」、「國共十年內戰」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
自民國19年(1930年)開始,國民革命軍先後發動對共產黨位於江西湖南的控制區(蘇區)實行五次「圍剿」,前四次未能成功,紅軍通過運動戰,成功守衛了南方根據地。
民國20年(1931年)11月7日中國共產黨在蘇聯支援下於江西省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五次「反圍剿」中,國民革命軍在德國顧問建議下步步為營,採取持久作戰和堡壘主義的方式進攻工農紅軍;而共產黨方面,毛澤東失去領導權,因為博古李德等執行王明「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政策,最後失敗。紅軍主力被迫自江西瑞金撤退並轉移至陝西延安;共產黨稱之為「二萬五千里長征」(國民黨稱之為「流竄」)、「北上抗日」,同時,在南方還留下了一部分紅軍堅持游擊戰爭,史稱「南方游擊戰爭」。
紅軍在突圍過程中損失慘重,但成功突出了國民政府軍的封鎖。在遵義,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史稱遵義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張聞天代替博古出任「總負責」,毛澤東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掌握了紅軍領導權。他及時調整軍事方針,最終成功擺脫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順利到達陝西延安。之後,國民政府調整國策,國民革命軍主力於華東華北抗日區域備戰。
民國25年(1936年),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囚禁蔣介石,兵諫迫其停止勦共,國民革命軍最終停止與紅軍作戰。

2013年6月1日 星期六

中共創立背景與過程

創立背景與過程

民國八年(1919年),因為山東問題而爆發的學生愛國運動五四運動,席捲全國。隨之,在北京推行的新文化運動也席捲全國。在這個動盪的時刻,不少新文化、新思潮帶到了中國,有不少國民思考著如何救國,如何使中國富強。在這個時候,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也使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在中國成為熱門,有一些知識份子,例如陳獨秀李大釗等人,認為共產主義可以救國,是中國應走的道路。於是,各地就興起不少的共產主義研究小組。
民國八年(1919年)3月共產國際成立,通過了《共產國際行動綱領》、《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布哈林起草的《共產國際行動綱領》和托洛茨基起草的《共產國際致全世界無產者宣言》,鼓動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民國九年(1920年)俄共(布)為了領導遠東地區黨的工作,成立了俄共(布)遠東局。[6][7]。4月,俄共(布)遠東局派出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吳廷康)受命組建中國的共產黨,在翻譯楊明齋的陪同下,以蘇俄《生活報》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他們在北京通過俄國漢學家譯學館俄文教習伊鳳閣鮑立維的介紹聯繫到李大釗,又通過李與上海的陳獨秀戴傳賢戴季陶)、張東蓀建立了聯繫。[8]。維經斯基在上海向陳獨秀提出建黨建議,得到陳的同意,8月,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俞秀松李達施存統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陳獨秀寓所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後人歸納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陳獨秀被推選為書記。共產國際的刊物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日期是1920年8月。
陳獨秀還在另外幾個城市(北京、漢口、長沙、濟南、廣州、東京及巴黎)中發展了組織,並組織搗毀焚燒了與其觀點相左的北京晨報館。[9]1920年5月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在上海成立。該處下設中國、朝鮮和日本三個科。中國科的工作任務是:進行黨的建設、工會建設,開展共產主義宣傳、組織出版工作等。1920年8月到1921年3月間,共產國際在伊爾庫次克建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書記處,負責在日本、朝鮮和中國進行宣傳工作。[10]
民國十年(1921年)1月,維經斯基回到俄國,隨後被共產國際任命為在伊爾庫茨克成立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書記,負責與中國、蒙古、日本、朝鮮等國的革命者聯繫,指導開展革命運動。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馬林到達上海。與此同時,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也到達上海。[11]共產國際向中國共產黨提供經費援助。[12]

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會址
民國十年(1921年)7月23日,在共產國際的資助下,來自上述城市的中國共產黨的13名代表(共有57名黨員)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最後一天會議移至嘉興南湖舉行,會議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組成的中央局為領導機構。這也是中共通常認可的成立日期。7月,在上海公開成立工人維權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並陸續成立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分部,發動工人維權罷工活動。[13]
民國11年(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7月,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並接受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指導。[14]為了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控制,自民國12年至16年(1923年~1927)年間,蘇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122次討論中國革命的會議,作出了738個決議。[15]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
代表任期
向忠發1927年7月-1928年7月
瞿秋白1928年7月-1930年9月
王明1930年11月-1937年12月
王稼祥1937年12月-1938年3月
任弼時1938年3月-194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