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會議
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八七會議」於民國16年（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該會議確定了中國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的總方針，視之為根本任務。會議改變了陳獨秀過去對全黨的領導路線。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先後主持中央工作。八七會議到遵義會議是探索如何完成根本任務的時期。會上，毛澤東提出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
民國18年（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第44號通告,號召全黨開展反對托派鬥爭後,中國托派被作為「反革命」、「出賣階級的叛徒」從中國共產黨內被清除。[20]10月俄共（布）遠東局在作出的《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決議的決議》中認為：「陳獨秀同志表達了最右傾機會主義的，而且常常也是反革命的觀點。」決議再次提到陳獨秀對中東路問題的態度，認為反對「保衛蘇聯」的口號是「機會主義的左翼國民黨觀點」。[21]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要求陳獨秀「必須立即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警告,在黨的路線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22]
不久以陳獨秀為首的托派被中央政治局開除黨籍。[23][24]1929年12月古田會議上毛澤東確立了其在紅四軍中的領袖地位。1931年5月1日，在陳獨秀的號召下4個托派組織在上海召開了統一大會，成立了統一後的托派中央，陳獨秀為總書記。1931年9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中共改組中央領導，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25]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從莫斯科一回到國內，就在迪化（今烏魯木齊）以「托派分子」罪名將俞秀松、李特、黃超殺害。[26]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於1931年11月7日，由中國共產黨所創建當時的中華民國領土內一個以異國名稱命名的「國中國」，首都為江西省瑞金。此舉使中國共產黨成為近代分裂主義史裡製造兩個中國的先鋒[27]。該政權除了母國蘇聯外，未獲得國際承認。
該政權不僅發行貨幣、設計有國旗，同時將其所屬控制區域稱為「蘇區」，甚至頒布了憲法，憲法內主張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應有民族自決的獨立建國權。迫於國民政府方面的軍事壓力（中共稱其為「圍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於1934年10月18日（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被迫撤離江西蘇區，開始長征（中國國民黨將此事件稱為「流竄」)，之後於1935年10月轉移至陝甘蘇區。1937年9月6日，其最後一個政府機關「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在延安整編為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為當時的國民政府行政院的一個直轄行政區域。
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於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即今貴州省遵義市城內）召開，王明路線的領導在這次會議上被結束。在組織上，張聞天替代博古總負責，周恩來在軍事上最高負責，毛澤東被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中國共產黨最高權力圈。在1941年九月會議的基礎上，在深入揭發批判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同時，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高級幹部整風會議。[28]延安整風時，學習的主要教材就是史達林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及「布爾塞維克化十二條」。
西安事變與對日抗戰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中日兩國終於進入全面戰爭的狀態。8月22日至8月25日洛川會議中毛澤東指出，關于軍事問題，抗日戰爭將是一場艱苦的持久戰，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創造根據地，牽制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主要是戰略配合），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共產黨對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29]。」紅軍的作戰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29]。
1937年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展開，延安共黨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下的一個直轄政府，陝北地區的紅軍（約4萬人）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依抗戰序列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東渡黃河，開赴華北前線；與此同時，另有約8,000名在紅軍主力長征後留在原地堅持游擊戰爭的紅色游擊隊集中組成了國民革命軍新編陸軍第四軍（簡稱新四軍）對日作戰。
抗戰期間，國共兩黨在名義上保持著共同對日的勢態。期間中國軍隊與日本發生22次大型會戰和上萬次中小戰鬥。其中有一些戰役是八路軍不顧中共中央反對，擅自配合國軍抗日的平型關戰役、百團大戰，也有自行發動的車橋戰役。國共雙方之間也曾經爆發過多次流血衝突，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晉西事變、「黃橋戰役」和「皖南事變」。
抗日戰爭結束時，中國共產黨的軍隊發展到了130餘萬人，民兵也發展到260餘萬人，控制區擁有約一億人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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