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中会：革命党人最初的尝试

兴中会宣誓地

    “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后的孙中山，再一次来到檀香山，集约当地华侨成立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革命党人在组织上进行了最初的尝试。

    许多华人印象中的檀香山，并非夏威夷的椰树、海浪和沙滩，他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小学历史教科书上的故事——一位出生于广东香山翠亨村的伟人，在这里建立了兴中会。这里似乎与嘉兴南湖、瑞金以及延安一样，都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来到这里的人们，如果没有沉迷于晶莹剔透的海景，或许会对这一“革命摇篮”失望——在这里，兴中会成立时的旧址已拆，就连当年的兴中会首批会员的后代，也只能借助网上资料，来讲述先辈们的故事了。1984年，台湾高雄市为纪念兴中会成立90周年，在火奴鲁鲁中国城捐助修建了“兴中会纪念堂”，外立一尊孙中山手捧兴中会宣言书的铜像。可是纪念堂很少开放，重要的原件文献早已运到台湾国父纪念馆，只有一些复印品摆在角落里蒙尘的陈列柜里。
    但无论如何，历史上的檀香山兴中会，是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党人组织上的一次非常有价值的尝试，正是这次尝试，才使革命党人逐步走上了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的政党道路。
    1894年秋，因上书李鸿章失败而稍感郁闷的孙中山，很快就从情绪的低谷中走了出来。他手持从李鸿章幕僚那里搞到的护照，再赴檀香山，“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实行反清复汉之举”。
    史学家后来认为，此次在檀香山，孙中山办成了一件他早就想干的 “立党开会之事”，这也是被后来史学家所称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这标志着孙中山从革命言论开始走向革命行动。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沈渭滨教授甚至考证，“兴中会在1893年冬就已经成立于广州”。理由是《顺德尤列先生八秩开一荣寿征文启》中的一段话中说：“孙先生（1893年）设东西药房于广州洗基。外观则以医学问世。先生（指尤列）亦驻局中。日相计划革命进行之事。……冬间，开会议于城南广雅书局内南园之抗风轩。盖先生尝为驻此书局之广东舆园测绘生，与局员习熟，是以得借用之。到会者：孙先生逸仙，程君耀宸、奎光、壁光兄弟三人，陆君皓东，魏君友琴，郑君士良，暨先生共八人。主其事者先生也。孙先生提议，本会名曰兴中会。众赞成之，即日成立。”
    冯自由 《革命逸史》中一段话则记载：“总理先后设药局于澳门及广州二地，外观则以医学问世，而实则日聚同志……时到会者，有总理及程耀宸、奎光、壁光、陆皓东、魏友琴、郑士良、尤列诸人。总理提议宜先成立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众赞成之，而不及制定会名。”
    暂且不谈上述两段文字的矛盾。可以肯定的是，孙中山在去檀香山之前，已在考虑着组织上的事情，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对这一组织的宗旨以及相关程序定了下来。
    11月24日，兴中会第一次会议在火奴鲁鲁爱玛巷140号卑涉银行职员何宽的家中举行，会议通过宣言，其首条称“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并未写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因到会人数超过预期，何宽家太小，宣誓会则改到了爱玛巷157号的李昌家中进行。宣读入会誓词时，孙中山带头，左手放在一本圣经上，高举右手宣誓：“联盟人XXX，X省X 县人氏，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
    我们到檀香山采访，试图找到何宽和李昌的寓所旧址，但何宽之孙何宇锦很遗憾地告诉我们，两处房子已拆，旧址上已改建为停车场和街道了。
    在当时由孙中山亲自起草的章程中我们看到，孙中山充分展现了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语言天赋，称：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在入会的秘密誓词中，我们看到了后来被人们所记住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
    同样，这也是革命党人在组织形式上的一次有益探索，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虽然在今天看来，兴中会的组织形式和会员结构，都显得不那么成熟，之后也并没有担当起推翻帝制、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
    但从会员结构来分析，我们发现孙中山当时有着深思熟虑的盘算。
    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早期的兴中会会员有126人，其中华侨资产阶级有80人，包括商人74位，农场主4人，畜牧场主1人，银行家1人。
    这些人虽然不具备“四大寇”那样的革命意志和革命原则。但他们手中的资本是革命之必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所在。
    为了聚集更多的富有者，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孙中山在起草兴中会章程时，充分考虑了富有者的情绪，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宽松的规定。
    这个章程，没有提出较为激烈的革命主张，也没有谈及革命的最终目的。大有“摸着石头过河”之意。冯自由称“尚不便明言筹饷起兵字样，以免会员有所戒惧，盖其时华侨尚多不脱故乡庐墓思想，惴惴于公使领事之借辞构陷也。”而且，章程中把当时中国存在的问题归结为“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解决办法则似乎与当时的改良主义无异。
    仔细梳理这份简短的章程，发现一个很有深意的规定：每会员须纳会底银五元。另设银会集股举办公家事业，每股科银十元，成功后收回本利百元。这个规定，实际上起到了尝试性筹款的作用。
    兴中会成立后一个多月，仅筹得美金1000多元。后来，邓荫南变卖家产、孙眉贱卖牲畜以身作则，捐款一度达到6000美金，这是革命行动可喜的第一步。
    就在这时，孙中山收到好友宋耀如的信，称国内形势大有发展。于是，他和几个兴中会会员带着这笔捐款回国了。
    回国后的孙中山，并没有立马展开行动，此时的他依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支持。他首先来到阔别已久的香港，与陈少白、陆皓东等好友，找到当时的“新学”团体“辅仁文社”，与之“合伙”，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会。
    有了檀香山兴中会的经验，再加上国内形势的变化，香港兴中会的革命性质似乎显得更为突出。从兴中会总会的章程中看，他们对清政府则进行了火辣辣的抨击，称国内 “政治不修，纲纪败坏”，“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章程中号召兴中会会员，要团结民众，参加救国行动。
    在形式上，孙中山沿用了檀香山筹款的老办法，甚至比檀香山兴中会看起来更露骨：“特设银会以集巨资，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一举两得，诚善举也……兹将办法节略于后：每股科银10元，认一股至万股，皆随各便。所科股银，由各处总办管库代收，发给收条为据，将银暂存银行，待总会收股时，即汇寄至总会收入，给发收银会股票，由各处总办换交各友收存。开会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英大焉，机不可失也。”
    香港兴中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筹备第一次广州起义，遗憾的是，这次起义未等枪响已告失败，陆皓东等人被捕并遭到杀害，他成了“为共和牺牲第一人”。
    随着兴中会的不断发展，这一组织却成为孙中山团结海外华侨华人、进行革命宣传、为革命集资募款的重要组织形式。据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陈少白、郑士良等逃亡日本，一到日本便从报纸上看到 “中国革命党孙逸仙”几个大字。孙中山认为“革命”二字，出于易经的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较诸过去沿用的“造反”、“起义”及“光复”等名词，更为恰当。
    从此，孙中山及其同仁，正式扛起了“革命党”的旗帜。后来，孙中山分别在日本、东南亚等全世界各地设立兴中会分会，它的影响越来越大，更多志同道合的华侨华人，加入这一组织，和孙中山一起筹款捐钱，为民族的未来而奋斗着。

    中西扩论会名震檀岛本报记者苏小红郑万里
    自由气息犹如和煦春风吹拂檀岛，富于思想的海外游子深切感到陈腐的大清国已经行将就木，求变乃至为振兴中华出财出力他们在所不辞，衷心期望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大业一举成功。
    兴中会成立之前，火奴鲁鲁最早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华人团体叫中西扩论会，成立于1893年。会员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集会的目的是研究学术，交换知识。会员们在一起练习说英语，讨论时局，颇有朝气。
    项定荣《国父七访美檀考述》有这样一段描述：“中西扩论会的发起人有何宽、郑金、程雨亭、黄庆培、蓝从贞、程官有、何福、陆灿、叶桂芳、程万臣等。”1894年，孙中山第三次赴檀成立兴中会，正是以中西扩论会为基础。从1894年11月24日到1895年9月2日止，先后有112人参加兴中会，“兴中会会员及收入会银时日与进支数薄”对此有详细登记。这份重要文献，首任兴中会主席何宽（正主席刘祥入会后不久退出，由何宽接任）保留了30年。从这份文献看，中西扩论会的会员几乎都参加了兴中会，以后参加活动和捐款也数他们最积极。
    然而历史是健忘的，尽管“航天之父”杨仙逸的外孙杜利威先生说，马兖生所著的 《孙中山在夏威夷——活动和追随者》是最全面最详细介绍孙中山在夏威夷革命活动和其追随者的一本书，但翻阅此书，也仅见71人的简单材料，相比革命领袖汗牛充栋的研究资料，真实反映为之付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华侨华人的篇章可谓沧海一粟。尘封的历史，模糊了人们的记忆。
    《孙中山在夏威夷——活动和追随者》一书，附录了参加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第一次会议的人员和会上选出的职员名单，其中不少中西扩论会会员是孙中山的“铁杆”粉丝。
    中西扩论会创始人之一、连任六届主席的陆灿就是最典型的一位。1895 年年底，回乡结婚的陆灿临危受托，将孙中山母亲杨太夫人、妻子卢慕贞及两个孩子安全护送到夏威夷茂宜岛孙眉家中，而孙中山则准备去日本神户避难，并准备二次造反。
    “当我离开香港时，我感到孙逸仙变得果断、冷静，像将军那样深思熟虑，胸有成竹。一个轻举妄动的男孩帝象（孙中山乳名）变成一个我们所期待的精明的、坚定不移的领袖……与孙逸仙谈话后，我第一次对中国有了坚定的信心并决心尽一切力量帮助他。”陆灿在其所著的《我所了解的孙逸仙》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中西扩论会的知识分子，大多在夏威夷受过西方教育，要求新的、自由的生活方式。这些进步青年深切感到陈腐的大清国政体应该改变，并乐意为此出力，他们热心革命并期望孙中山能够获得成功。
    1896年，逃亡的孙中山回到檀香山。码头上，是中西扩论会的朋友给了孙中山热情的拥抱。他们对这位公然反抗“龙庭”的年轻革命者充满景仰之情，他们邀请孙中山做中西扩论会名誉主席，为他宣讲革命搭建舞台。
    志同道合的举动使焦虑中的孙中山略感安慰。自从他赶回国内参加第一次广州起义，新成立的檀香山兴中会领导乏人，会务松弛，加上起义新败，士气受损，在檀的兴中会同志多感懊丧，且有惧怕连累者悄然退会。
    重整会务首当其冲，孙中山决定将会外的两个组织发展为革命活动的据点。一是借中西扩论会邀请自己演说之机，报告国内政情和广州起义失败经过，并广泛发动中西扩论会的会员和华侨加入兴中会。二是充实《隆记新报》的革命力量,使之成为兴中会机关报，后易主依次改名《民生新报》、《自由新报》。中西扩论会就设在报馆内，成为当地华侨的一个文化活动中心。
    与此同时，中西扩论会的会员们还成为孙中山另一创举“练兵会”的积极拥护者。孙中山借用普纳荷学校恩师芙兰·蒂文的“寻真书院”操场，每星期两次，以木棍代枪，在早晨或傍晚勤奋操练。曾任清廷南洋练兵教习队长的丹麦军官柏格，因同情中国革命，受聘义务任教。首批参加训练的就有陆灿、许直臣、叶桂芳、郑金和郑照兄弟等中西扩论会会员。但世外桃源般的檀岛，毕竟缺乏国内水深火热的革命土壤。钟工宇在自传中说：“一开始，有四十人参加练兵活动。但是，丹麦教练太严格了，人们一个个退出。后来没剩几个人，这就是中国人说的虎头蛇尾。”
    这也难怪，毕竟“二八定律”是大自然的法则。无论是中西扩论会，抑或兴中会，其中意比金坚者只是少数，但这些人一生追随孙中山赴汤蹈火。
    孙眉的老友邓荫南，据说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曾入会洪门会党三合会。加入兴中会后即将富饶的产业出售，得款购买一批军械，追随孙中山回国起义。这位“生平好猎、善枪法，能从背后反射击鸟，百无一失，又能自制炸弹、炸药”的敢死勇士，在孙中山策动的历次反清革命中，都执行无畏的任务。
    宋居仁是太平天国基督教领袖之一宋作充的儿子，是首批兴中会会员中唯一交纳3元会银的积极者。会后不久，他就卖掉小饭馆，回国参加起义。他的两个具有一半夏威夷血统的儿子后来都为中国革命捐躯牺牲。
    太平天国运动领袖的后人李昌，是兴中会成立时的主要领导人，宣誓会从何宽家移到他家进行。李昌利用他任职当地政府机关的身份，掩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免受警察追究。
    翻阅历史资料，不难发现，孙中山在夏威夷的革命追随者，为其出资的多为开明华商，如散尽千金而无悔的孙眉，被暗杀的华人富商、同盟会希炉埠分会领导黎协，捐助巨款帮助中国空军买飞机的杨然，即杨仙逸之父，永昌隆、广昌隆公司创始人、檀香山同盟会干事长杨广达；为其赴汤蹈火的则多是“反清复明”的太平天国遗老后裔，身无分文的工人阶级，如随孙中山回国参加广州起义的夏百子、侯艾泉、陈南、李杞等，起义失败后，夏百子手持双枪，保护孙中山逃亡香港；孙中山赖以争夺舆论阵地、建设共和实业蓝图的同志，则多为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如书香望族、文才出众、热心华语教育，被孙中山倚为左右手的许直臣，后人称为“夏威夷大学之父”的叶桂芳……
    现在火奴鲁鲁的中西扩论会依然存在，该组织的章程规定，会员去世后，由长子继承。可惜的是后代会员对这个组织的历史已经模糊了。据华侨们讲，因为当时清朝政府在夏威夷派有领事人员，他们密切监视孙中山和支持革命的华侨华人，一旦抓住把柄就通知国内地方当局迫害这些人的亲属。同盟会会员程就的儿子程炳琨说，“父亲收到孙中山的来信，看过后，就马上烧掉……”
    那些曾被蓝色文明唤醒的有识有勇之士，他们挥斥方遒、浪遏飞舟，激荡太平洋彼岸的身影，已被历史卷向巨浪滔天的大海。而落雁平沙，云程万里，鸿鹄之愿仍在天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