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人「被共產黨洗腦後」，竟然崇拜成吉思汗！

【大陸人「被共產黨洗腦後」，竟然崇拜成吉思汗！】文/ 熊飛駿

〔撮要〕一個崇拜殺人犯和強姦犯的民族會有希望嗎？我為這樣的民族感到羞愧和悲哀。

很多「慣於認賊作父的大陸人」甚至愛上了成吉思汗的一句名言:“人生最大的快慰在於戰勝，在克服敵人，在追逐他們，奪取他們的財產，使他們所愛者哭泣，騎他們的馬，摟抱他們的妻女。”成吉思汗對中國的侵略屠殺不只是造成了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製造了空前的人道災難；還阻斷了中華文明前進的步伐，使中華文明墮入黑暗的蠻荒。

奉行“成者英雄敗者賊，勝利者不受譴責”病態價值觀的大陸人，很容易崇拜上“成功的敵人”，哪怕這個敵人是入室搶劫自家財產，殘殺自家父母兄弟，強姦自家妻女姐妹的殺人狂、縱火犯、強姦犯？

成吉思汗是殘害中華民族的最大外族兇手！他也許是蒙古民族的英雄和驕傲，但絕對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和恥辱。

中國人應該象仇恨日本侵略者那樣百倍仇恨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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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英雄？

英雄是指那些不計較個人功利得失，用生命捍衛國家民族的尊嚴，極大地增進人民的福祉，推進社會的文明進步，把國民從黑暗導向光明的精英。

那些推進全人類文明進步的巨人，則是全人類的共同英雄。如華盛頓、馬丁。路德。金和傳說中的普魯米修斯、耶穌。

多數英雄人物是有國家和民族界限的，此國家此民族的英雄人物，也許是另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敵人。如以色列的英雄多半是阿拉伯國家的兇惡敵人。

【成吉思汗是英雄嗎？】

成吉思汗只是蒙古民族的英雄。對於那些歐亞大陸上眾多被蒙古民族的鐵蹄踐踏征服的國家來說，他只是屠夫、兇手和殺人狂。

成吉思汗征服花剌子模時，所以參與抵抗過蒙古侵略的城鎮男性公民都被屠殺一空，劫後餘生的少數婦女、兒童全被賣為奴隸。西夏國則被成吉思汗實施種族滅絕。

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對中國人的殺戮也一樣慘絕人寰，淮河以北的中國人被屠殺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擁有幾千萬人口的天府之國四川屠殺得只剩下八十萬人……

成吉思汗對中國的侵略屠殺不只是造成了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製造了空前的人道災難；還阻斷了中華文明前進的步伐，使中華文明墮入黑暗的蠻荒。

成吉思汗毀滅的宋帝國是中華文明的頂峰。
宋帝國是當時已知世界實用科學最為發達的國家，糧食單產量居世界之最，人口增長速度也是世界之最。火藥、印刷術和指南針的發明不僅使中國成為實用技術領先的科技大國，也極大的推動了人類世界的現代化進程。

宋帝國還是中世紀最為尊重人權的國家，尤其是掌握知識的文化精英受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尊重。司法機關不得對知識份子用刑，讀書人真正享有免受恐懼和體罰 的自由。正因為文化人受到極大的尊重和愛護，他們的才能有機會自由釋放出來造福國家和人民，出現了科學文化的空前繁榮。

宋帝國還是當時已知世界言論最為自由的國家。趙姓皇帝把“不准以言論罪迫害讀書人”做為全國必須嚴格遵守的政治底線，鼓勵知識份子自由議論國事批評時政。知 識分子出身的官員在金鑒殿上公開對皇帝說“不”，官員為國事在皇帝面前爭得面紅耳赤甚至有辱斯文是這個國家最常見的政治景觀。

所以人類世界最珍貴的文明成果“人權和言論自由”其實起源於中國。
宋帝國人民享有的言論自由度，就連今天的中國也無法與之比肩。
蒙古征服給中華文明造成的巨大傷害由此可見一癍。

成吉思汗對中華民族的傷害比日本侵華還要嚴重百倍。蒙古軍隊比當年的日本侵略軍兇殘百倍；在中華大地上製造的一系列針對平民的大屠殺也比南京大屠殺慘烈百倍！

所以成吉思汗是殘害中華民族的最大外族兇手！他也許是蒙古民族的英雄和驕傲，但絕對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和恥辱。

中國人應該象仇恨日本侵略者那樣百倍仇恨成吉思汗。
可中國人居然“愛”上了成吉思汗？把成吉思汗當成大英雄景仰膜拜？
成吉思汗和日本人都是中華民族的兇手和侵略者，區別是日本人侵華失敗；成吉思汗侵華成功。一個是強姦未遂者；一個是強姦成功者。

奉行“成者英雄敗者賊，勝利者不受譴責”病態價值觀的中國人，很容易崇拜上“成功的敵人”，哪怕這個敵人是入室搶劫自家財產，殘殺自家父母兄弟，強姦自家妻女姐妹的殺人狂、縱火犯、強姦犯？

於是中國人不可思議“愛”上了成吉思汗？把兇手尊為大英雄；就象沒有廉恥的女人痛恨強姦未遂者，卻愛上了強姦成功的大流氓一樣。

中國人永遠也不可能崇拜普魯米修斯和耶穌。儘管二人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福祉，但個人的人生則是失敗和悲劇。我們的文化膜視甚至鄙視那些犧牲自已成全大眾的“文明英雄”。這種可怕的文化基因造就了中華民族的多災多難、拒絕進步、對外懷柔對內兇殘。

很多中國人甚至愛上了成吉思汗的一句名言:“人生最大的快慰在於戰勝，在克服敵人，在追逐他們，奪取他們的財產，使他們所愛者哭泣，騎他們的馬，摟抱他們的妻女。”

這是一個什麼人啊？我看到的只是一個長著野蠻筋骨的怪獸，是文明的兇手，是一個沒有任何人性對生命無一絲一毫憐憫的迫害狂。

人類歷史上有很多征服者，都或多或少表現出憐憫生命的一面，只有成吉思汗徹頭徹尾以殘害淩辱生命為樂。他一人造成的生命傷害比歷史上所有征服者造成的生命傷害的總和還要多。

可我們居然“愛”上了這個殘害親人的兇手？把他當英雄一樣頂禮膜拜，用文字和影視瘋狂拍兇手的馬屁？央視《成吉思汗》不就把他演繹成救世主了？

我為這樣的民族感到羞愧和悲哀。
今天的中國居然流行這樣的邏輯：少數民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重提少數民族歷史上的罪行就是破壞民族團結？

按上述邏輯，當年的抗金英雄岳飛豈不成了破壞“民族團結”的劊子手？大奸臣秦檜則是促進“民族團結”的大功臣？岳飛當年英勇抗擊的女真侵略者是滿族的祖先，滿族今天也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秦檜則是主張“愛上強姦犯”，舉雙手雙腳贊成女真侵略者“統一”中華民族的。

按上述邏輯，如果當年日本侵華成功，若干年後人數占絕對優勢的中華民族同化了人口居絕對劣勢的大和民族，大和民族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那時張自忠將軍等抗日英雄豈不成了破壞民族團結的大罪人；汪精衛等為日本服務的漢奸就是民族團結的大功臣了？

俄羅斯族也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難道我們能把彼得大帝也看作是中華民族的英雄？如果把成吉思汗歸為中華民族，那麼他屠殺淩辱同為中華民族的漢人又是什麼行為？這能算英雄行為嗎？

當年成吉思汗不止侵略佔領了中國，還侵略佔領了中亞、西亞和東歐，侵佔俄羅斯等國的時間比中國早，統治俄羅斯的時間也比統治中國長一個半世紀。今天的俄羅斯 境內一樣有蒙古少數民族。今天的俄羅斯人可沒有崇拜成吉思汗，也沒有把成吉思汗當成英雄膜拜，更沒有回避蒙古征服對俄羅斯人造成的深重傷害。不僅俄羅斯人 拒絕崇拜成吉思汗，中國以外的所有蒙古征服國今天都沒有崇拜成吉思汗，儘管這些國家今天依舊存在蒙古少數民族。沒有人會愛上針對自已的殺人犯強姦犯，只有 邏輯思維混亂的中華大地才會發生如此不可思議的故事。

儘管人與人的價值觀各不相同，但在大是大非面前應該堅守一個統一的標準：那就是屠殺平民滅絕人性的人是永遠不應該列入英雄佇列的，成吉思汗也不例外，否則就是喪失了最基本的是非觀和正義感。我們也就沒有理由義正詞嚴譴責日本人到靖國神社去朝拜他們的“戰鬥英雄”了。

我們還有一個更為可笑的意淫邏輯：把當年蒙古征服亞歐的赫赫武功算在我們自己頭上？說 什麼中國的疆土在元朝時最大？別忘了元帝國當年只是蒙古大帝國的一個殖民地，其餘的四大蒙古征服國是各自獨立與元帝國平起平座的？不僅如此，各征服國在蒙 古大帝國的地位是依據征服時間早晚依次遞減的。征服時間最遲的中國在蒙古帝國的地位最低。蒙古帝國把臣民分為四個等次，中國人地位最低。中亞人在中國境內 的地位比中國人高得多。

我們為何會有如此混亂的思維邏輯？
我們的常識認識能力哪裡去了？
一個崇拜殺人犯和強姦犯的民族會有希望嗎？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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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起义

潮州黄冈起义，又称丁未黄冈之役，是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5月22日同盟会在广东潮州黄冈发动的反清起义。

起义

这次起义是孙中山委派许雪秋和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等人发动起来的。许雪秋（1875-1912）亦作雪揪，原名有若。广东海阳（潮安）人，新加坡华侨富商之子。初曾向清廷捐得候补道衔，后立志“逐满兴汉”。1904年（光绪三十年）归国。次年会同嘉属革命党何子渊丘逢甲等人以承筑潮汕铁路工程及召募团练为名，聚众千余，约期举义，未发事泄，再赴新加坡。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得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被委任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主持岭东军务，遂返粤为武装起义做准备。雪秋回潮州后，召集何子渊谢逸桥等同志会商进行办法；并往香港会晤冯自由（1881-1958）等，谓事机成熟，惟人才缺乏，请电同盟会总部速派同志归国相助。后孙中山派人配合雪秋，加紧了起义筹备工作。适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

1907年3月4日（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赴安南（今越南），到河内后立即在甘必达街61号设立了领导西南武装起义的总机关，准备就近组织领导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的起义。他认为这些省份地处边陲，群众基础较好，易于发动；地域宽广，便于迂回作战；尤其有利于从国外输送武器和人员。为此，孙中山决定先在广东西部的钦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廉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与东部的潮州、惠州四府同时起义；许雪秋仍负潮州方面起义之责。许通过会党首领余既成、陈涌波、何子渊、萧惠长等人在会党中做发动组织工作。但由于走漏风声，引起清潮州总兵黄金福、黄冈都司隆熙的警觉。

5月21日（四月初十），黄金福派兵勇数十名进驻黄冈镇，并借故捕去会众2人。次日余既成等聚集党众200余人于黄冈城外起义。经一夜血战，攻克黄冈。23日（十二日），起义者在旧都司衙门成立军政府，举陈涌波为司令，余既成、张跃为副司令，以“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指孙中山）”或“大明都督府孙”名义布告安民。起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此深受群众拥护，附近贫民纷纷参加义军，队伍很快发展到五、六千人。但这次起义事出仓促，具体主持者不了解通盘计划，事发后才派人去香港请许雪秋来督率义军。适时黄金福部清军已抵离黄冈20里的潮州。起义军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陈涌波率领，直趋潮州、汕头，目标是乘黄金福带兵外出之时，攻占其巢穴；一路由余既成率领，直接奔向潮州，攻击黄金福部。

25日（十四日）两路军队同时出发。余部抵达潮州时，天已黎明，而清军早有准备，因此初战失利。进攻潮汕之义军，得知潮州失利，即改变计划，转援余部义军。两路会攻黄金福清军，敌势危急。恰于此时，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派援军到来，双方夹攻义军，因而潮州未能攻下。27日（十六日），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陈、余决定解散队伍，转往香港，起义遂宣告失败。义军失败后，官兵得义军遗落的名册，大肆捕杀党人。^[1] 

黄冈起义失败后，何子渊等领导人随即返回梅州。不久，萧惠长、江柏坚、姚竹英、张花谷等革命党人身份不幸暴露，被迫走避箭竹顶茶场达半年有余。其中：姚竹英、张花谷等人在箭竹顶茶场住了半年多，萧惠长、江柏坚住了四个多月，邱逢甲为了营救革命党人及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于1908年（戊申年）夏初，多次来到箭竹顶茶场商讨对策，遇险党人最后在何子渊、邱逢甲的疏通、担保之下得以脱险。

历史功绩

黄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她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首先在于它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次真正的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斗争，它响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代表了民主、进步、光明的力量，唤起了民众，在一定范围内动摇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高度评价说，“此次死难的同志都属同盟会干部，若无此次诸烈士轰轰烈烈足丧满虏之胆之善因，怎有辛亥武昌之义师一举而鄂督瑞澄入军舰之美果？！”

其次，它激发了潮梅人民的革命精神和斗争勇气。对潮梅及其周边的民主革命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黄冈丁未革命的影响下，潮梅各地更多进步人士参加了当地的革命团体，同时也推动了同年继之而起的惠州七女湖、安庆、防城、镇南关各次起义。及后，兴民学堂、金山学堂的一部分青年学生也纷纷展开反清秘密活动，如：海丰汕尾又再次筹划武装起义等。

第三，它在华侨史上，是广大爱国华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光辉一页，它充分体现了广大爱国华侨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与国内乡亲同呼吸、共命运的光荣传统。这种精神，令人肃然起敬，而且在后来得到发扬光大。

由此可见，潮州黄冈丁未革命历史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她是潮汕近代史上光辉的一页。

2领导者

人物简介

许雪秋（一作湫），原名有若，又名梅，1875年出生于广东海阳（现潮安）县彩塘宏安村，年轻时往新加坡继承父亲一大笔遗产。他从小好练武术，功力过人，又仗义疏财，广交潮汕一带“三合会”成员，对会员们经济上常有资助，被江湖会党们誉为“小孟尝”。

何子渊（1865——1941），字临淑，讳东汉，客家人，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 1903年与丘逢甲、萧惠长等先贤创办兴民学堂，并首任学监；1904年冬，创办石马两等小学堂，任董事会主席；1906年，与萧惠长等人创办兴宁县立中学，是中国第一批示范性高中兴宁第一中学、粤东名校兴民中学和石马中心小学的创始人，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梅州文化教育界先驱、兴宁新学的开拓者。

何子渊是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同盟会后，最早入盟的盟员，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黄冈起义领导人之一，曾秘密参与策划黄花岗、黄冈起义，为推翻满清腐败政权积极筹款，在学生中宣扬革命，始终一节。

革命前

许雪秋萌生反清革命思想源于在新加坡时结识了到南洋鼓吹革命的黄乃裳。黄乃裳（1849－1924），福建闽清人，字绂臣，早年加入基督教，1888年考中举人，是参与康梁变化的主将之一，失败后南逃新加坡，致力于南洋一带的开荒种植和宣传革命。1905年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1904年偕许雪秋、陈芸生返回国内，在潮汕、福建一带酝酿革命。武昌起义爆发，他在福建全省率先响应，领导民军光复福州。1920年应孙中山之召到广州担任元帅府高等顾问。

许雪秋是1902至1903年期间结识黄乃裳的。黄知识渊博，卓识宏论，使许十分向往。1904年初许雪秋邀黄乃裳到其家乡彩塘宏安村，为其出谋献策，许召集革命人士以及原结识的“三合会”各路首领，如海阳的吴金铭、李杏坡，揭阳的林鹤松、詹益波，饶平的陈涌波、余既成，澄海的陈阿包、林善进等，与黄乃裳共商大计。当时，由旅居南洋的嘉应籍华侨张煜南倡建的潮汕铁路正要动工，许雪秋利用这个机会，以承包铁路工程为名，物色各地会党头目为工头，招收以会党成员为主的民工七百多名，同时，以维护在建铁路沿线治安为名，招募团练近四百名，秘密操练军事。并以这两支力量为骨干成立革命队伍，以许雪秋为革命军司令，吴金铭为参谋长，约定1905年4月19日举事，但由于用人不慎，举事的计划被潮州清当局侦知，部分首领被捕并遭处决。许雪秋凭先前曾用钱向清政府捐过一个候补道官衔，并以过人的胆识和在当地的声望，逃过劫难，但首次举事未能成功。

革命中

许雪秋是于1906年在新加坡经张永福介绍加入同盟会并认识孙中山的。孙中山了解许雪秋的出身、经历后，对许十分赞赏，遂委任许雪秋为中华民国东军（一作“江”）都督兼掌粤东一带同盟会事务，领导汕头、潮州、汕尾一带革命事宜。许雪秋即赶赴潮汕联络前已有合作、且倾向革命的饶平人陈涌波、余既成、余永兴等人，一同往香港接受指示。在香港，由陈少白主持，郑士良在座，陈涌波等一同加入同盟会。

接受任务后，1907年初，许雪秋一边往南洋筹款，一边指派陈涌波、余既成等潜回潮汕，在饶平黄冈镇挑水巷泰兴客栈策划武装起义，他们联络海阳、饶平、澄海等地“三合会”会员数百人，购置火药千余斤和一批枪械，制成大红门旗一面，上书“大元帅孙”四字，以及青天白日旗、书写“驱逐满虏”的旗帜十几面。

5月22日（农历4月11日）晚9时，起义军800余人集中在黄冈北面三里处连厝坟埔举行誓师大会，由首领之一余永兴主盟宣誓，讲明武装起义的革命意义，并严明军纪，宣布有扰民者斩等军法十条。分兵四路进攻黄冈镇内各清吏、清兵驻守的部门。起义军英勇无比，纪律严明，至清晨，镇内敌人各据点均被攻克，起义军占领全镇，并在原都司署成立军政府，推举陈涌波为司令，余既成、张跃为副司令，余永兴为总指挥，并决定乘胜攻取潮州、汕头。清政府潮州总兵黄金福（潮阳关埠下底村人）闻讯，率兵数百名从潮州出发，经澄海东里渡海抵达起义军必经之路氵井洲阻击起义军。当时，起义军气势如虹，人数也多于清兵，尽管黄金福披甲上阵，亲自督战，但清兵仍被起义军包围。

正当起义军将要攻陷清兵之际，清军潮阳营游击在营长赵月修带领下从汕头海路驰援而至，故两军对垒处于胶着状态。陈涌波曾派人到汕头驰电许雪秋请求援兵，许雪秋接电后连夜赶抵汕头，派出一队人马赴氵井洲助战，但由于起义军用的多系鸟枪，在海边战斗火药也常被海水弄湿，抵挡不住当时装备精良的清兵，伤亡十分惨重，起义军阵亡77人。起义军坚持了一天半，终于不支，被迫撤退。黄金福率清军复占黄冈镇，起义宣布失败。^[2] 

这次起义，在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辛亥革命前辈林凤文所著《黄冈革命史迹》（此书现藏新加坡晚晴园）一书中称：“受孙中山先生领导发动，经营最久，流血最多，成绩显著者，滥觞于丁未潮州饶平黄冈镇之战役，国人但知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之轰烈，双十武昌之光复，而不知黄冈倡义，实占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最光荣灿烂辉煌之一页。”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中说：“若无此次诸烈士轰轰烈烈足丧满虏之胆之善因，怎有辛亥武昌之义师一举而鄂督瑞澄入军舰之美果”。

辛亥革命策源地——箭竹顶

箭竹顶茶园是何子渊家的祖传产业，地僻山高，环境险峻，外人轻易不敢涉足，正是革命党人畅谈国是，针砭时弊的理想场所。故，但凡党内、盟内有重大事项要最后敲定，均要到箭竹顶协商、拍板，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1904年春，丘逢甲在广东兴梅交界的箭竹顶茶园策划潮州黄冈起义期间，在石马星窝子“顺裕庐”挥笔写下“迁善楼”三个字后，在子渊家里住了一晚。为了掩人耳目，第二天一早，吃完早点便坐着轿子，跟何子渊一前一后到了离星窝子大约八里开外的箭竹顶古茶园。

那天，先后赶到箭竹顶茶园的还有子渊先生的“拜把子”兄弟——兴宁萧惠长、平远姚竹英、梅州江柏坚等同志。在碰头会上，大家基本敲定筹划汕头“黄冈起义”的行动方案，并做了具体分工：由姚竹英继续保持与潮安人许雪秋的单线联系，肖惠长、江柏坚负责联络志同道合的革命党人，何子渊负责经费统筹工作，“光汉茶庄”作为革命党人联络、避风、掩护的秘密据点……

但思想一贯激进的邱逢甲先生，这一次却异常冷静，认为条件还未完全成熟，自始至终虽持保留意见，但仍赞成按积极稳妥的原则，加快进度，尽快“起事”。后来也正应了他的高见，两次黄冈起义均因泄密及诸多原因而导致失败，其中1907年的第二次起义规模空前，参加响应者达5000余众，潮梅两地革命党人悉数参加，影响巨大，给风雨飘摇的清廷以沉重打击。

邱逢甲在箭竹顶茶园一共住了两晚，直至正月十八才下山。期间，特地以何子渊的字号“东汉”为据，为子渊先生题下“光汉茶庄”“渊庐”“顺裕庐”等多幅墨宝。

“光汉茶庄”坐落在石马镇石马圩“光记”商店对面，营业面积约100多平方米，由何子渊的弟弟子韶负责经营，是箭竹顶茶在海内外的经销母店，同时也是革命党人的地下联络点。箭竹顶茶在清朝乾隆年间非常出名，行销海外、南洋一带。民国时期，子渊曾以此茶馈赠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陈济堂、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等名人，均赞不绝口。“渊庐”坐落在“光记”旁边，建筑面积约50多平方米，专供何子渊在石马中小学上学的子孙寄宿及革命党人临时落脚之用。

1904年正月十八，邱逢甲回到兴民学堂，不久便接到广东省政府的调令，奉调广东学务处任职。

1907年5月，黄冈起义失败后，何子渊等领导人随即返回梅州。不久，萧惠长、江柏坚、姚竹英、张花谷等人身份不幸暴露，被迫走避箭竹顶茶园达半年有余。其中姚竹英等人在箭竹顶茶园住了半年多，肖惠长、江柏坚住了四个多月，邱逢甲为了营救革命党人及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于1908年（戊申年）夏初，多次来到石马跟子渊先生商讨对策，后遇险党人最后在何子渊、邱逢甲的疏通、担保之下得以脱险。

1904年，邱逢甲在箭竹顶茶园策划“黄冈起义”行动计划期间，为石马私塾先生黄彩平题写的屋名“迁善楼”墨宝，因刻石师父不小心泡了水，缺损了一角，这次子渊又在箭竹顶茶园议事厅请邱逢甲即兴挥毫重写了一张，为此，黄彩平还特地减免了何家两斗谷种的地租以表谢意。

嘉属革命党领导人何子渊、萧惠长、江柏坚等人不甘心“黄冈起义”之失败，不久又与广东兴宁石马人氏，同盟会早期领导人何天翰、何天炯等同志积极筹款，购买枪支弹药，参与筹划惠州和广州黄花岗起义。

1911年3月上旬，特指派石马刁田村的洪门兄弟陈文友负责和罗炽扬、严德明等人从香港运带驳壳枪18支、无烟枪17支，还有九响枪和弹药一批回惠州，拟在惠城起义，商船在大亚湾澳头靠岸时，遭巡逻清兵搜查，陈文友等人当场被捕，罗炽扬乘机逃脱。身份爆露后，严德明用革命大义说服士兵，兵勇们都尊称他们叫“革命先生”，戒备随之松懈，严德明乘夜色逃脱，陈文友被严密递解惠州。

案发后，同党严确廷偕惠州中学学生杨瑞廷驰往营救未遂。驻惠的广东陆路提督秦炳直凭直觉发现革命党人起事在即，遂密令捕获严确廷，随后专船押解陈文友、严确廷到广州，密囚于南海监狱。

1911年3月29日，黄花岗起义爆发，黄兴等革命同志围攻督署事败，文友闻之，在狱中连声哀叹“同胞可怜、同胞可怜……”，狱卒闻之应曰“是诚可谓不畏死者也！”。第二天，遂被斩于监狱门外。

烈士陈文友、严确廷遗骸和“三·二九”死难烈士遗骸一同堆放于咨议局门前，后由潘达微收葬于黄花岗。1919年，审定七十二烈士第一批为56人，1922年，审定第二批为16人，1932年，审定陈文友等烈士13人，另立一碑，碑文为胡汉民所书。

革命失败后

黄冈起义失败后，许雪秋赶到河内向孙中山报告起义经过和失败原因。认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军火落后，如能购得先进军械，可图再起。孙中山同意许雪秋的主张，立即派遣其在日本时结识的助手、日本志士萱野长知往日本购置军火。

1907年10月13日，萱野长知运载枪械的轮船抵达汕尾，起初，许雪秋委托一位名叫许佛同的汕尾人代为接收，但这位汕尾人失约，许雪秋只得匆匆忙忙雇了一小船前来询问情况，萱野心急，责备许准备不周，许赶紧去联系大船来接。由于该轮是日本船只，当地群众好奇聚集观看，引起清兵戒备加强。日轮原为运煤来香港，包租期限已到，船主怕引起意外，遂将轮船驶离汕尾，使许雪秋接应军火的计划落空。

此次失约，使当时主持南方乃至南洋一带革命事务的同盟会首脑胡汉民对许雪秋的印象变坏，指责许雪秋“妄言无实，不负责任”。萱野历尽艰辛，碾转千里，未能完成计划，也十分懊丧，表示今后不与许雪秋合作革命事宜。

关于此事失败的原因，史料有两种说法，其一是上文所述，此说是长期支持家乡革命的旅暹华侨、饶平人陈梅湖在其《饶平黄冈革命记》文中披露的；其二是冯自由在其《革命逸史》中的叙述：许雪秋在香港准备登轮往汕尾时发现船中有清兵侦探，故折回而延误了一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论何种原因，都并非许雪秋本人“妄言”或“不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同盟会批评许雪秋是可以理解也是应该的，但从此疏远、不信任他就显得过分了。

正是由于这一疏远和不信任，加上许雪秋革命前捐献的家产所剩无几，革命后余下的家产被清政府抄没尽，使许再不能象先前一样广罗会党人士，因而对孙中山和同盟会产生失望情绪。

从此，许雪秋一度离开同盟会改投虽在推翻满清上理念一致，但在思想、策略、行为上与同盟会有重大分歧的光复会。但他革命的精神不减。在潮汕光复中，他偕同陈涌波、陈芸生（一作“宏生”）等在潮汕招募旧部，组成革命队伍，配合张酉录村、孙丹崖的民军，攻汕头、陷潮州，收复饶平、惠来等县。在此期间，许雪秋等的军事行动不免损害了部分地方官绅、商民的利益，有一段时间，许雪秋去港公干，军纪约束放松，其部属、士兵也有不少扰民之处。在这一背景下，反动势力乘虚而入，将许雪秋，还有他的战友陈涌波、陈芸生等杀害，上演了潮汕近代革命史上惨痛的一幕。

3黄冈烈士陵园

地理位置

位于鄂东，大别山南麓，杜皮乡境内，距团风县城47公里，距古城黄州51公里。距省城武汉82公里。

历史沿革

陵园始建于1975年，1981年竣工对外开放，占地面积33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2036平方米，其中纪念雄伟庄严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正面箔金镌刻的是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题词：“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碑的背面是原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方毅的题词：“为建立鄂东革命根据地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名垂千古！”；王任重、赵朴初亦曾为陵园题词。

革命历史纪念馆陈展面积948平方米，共分8个展区，珍藏画像、照片248张，图表21幅，实物42件。陈列展览记叙的是黄冈老区革命人民，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英勇不屈、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斗争史实。开馆以来，陵园已成为团风县和周边地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每年接待前来瞻仰和参观的人员达三万多人次。

内部景观

雄伟庄严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正面箔金镌刻的是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题词：“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碑的背面是原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方毅的题词：“为建立鄂东革命根据地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名垂千古！”；王任重、赵朴初亦曾为陵园题词。

革命历史纪念馆陈展面积948平方米，共分8个展区，珍藏画像、照片248张，图表21幅，实物42件。陈列展览记叙的是黄冈老区革命人民，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英勇不屈、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斗争史实。开馆以来，陵园已成为团风县和周边地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每年接待前来瞻仰和参观的人员达三万多人次。

陵园环境

陵园环境幽静，景观宜人，各类树木有35000多株，林木繁茂，绿荫如盖。四季常青，四季有花，四季幽香，园林风光令人陶醉，美不胜收。

陵园管理服务配套，有餐馆，有住所，有会议室，接待团队参观、开会，会给来宾留下特殊的感受。

弱势独裁政党的历史命运

蒋介石依赖特务实行控制，与其说是其铁腕权力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在党机器软弱无能，无法控制政治和社会局面之下的无奈之举。30年代的力行社和40年代的三青团，均是蒋介石痛感党机器软弱无能而不得不另起炉灶的结果。

作者按：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形态在漫长的王朝帝制崩溃后，开始向一种新的党国体制转型。中国从此步入党治时代。

国民党仿照俄共实行一党专政，而在实际运作中，其组织散漫性，又像西方议会政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国民党并非不想独裁，而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

（一）

1927年3月6日晚8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在上海环龙路26号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闲谈。在座的还有钮永建、杨铨、罗亦农等人。

吴问陈：“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需要若干年？”

“20年！”陈毫不迟疑地回答。

吴作骇极之状。罗在一旁似怪陈过于直率。

合座默然。

吴即乱以闲语曰：“由此，国民党生命止剩19年了。前时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代]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盘商量才好！”

这一场景对话，出自吴稚晖于“四一二政变”前夕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交的弹劾共产党文。当年陈独秀“二十年”之说，也许只是国共朋友之间私下闲聊之语，吴稚晖却以之为清党反共的借口，显然有借题发挥之嫌。而陈之闲语在22年之后竟成现实，恐是当年吴稚晖和陈独秀均未曾预料的。

不过，就国共在北伐时期的组织实力而论，两党若仅以组织对组织，以运动对运动，仅“文斗”而非“武斗”的话，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时间可能还要提前许多。1924年改组以后的国民党，虽然在组织形式上师法苏俄共产党，实际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中共以一个数百人的小党、幼党，加入到一个几十万人的大党、老党之中，仅用两三年时间，即反客为主，“容共”几乎逆转为“容国”。倘非蒋介石断然以武力清共，国共之间或许早已和平演变。

1927年后，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师法苏俄实行一党专政。但此时的国民党实际上根本不具备专政的社会条件和自身实力。中共执掌全国政权时，拥有600多万党员，其中脱产干部331万人（1952年），到1958年，党员人数增至1300余万，脱产干部增至792万。以如此众多之党员干部，共产党尚感不能满足其新政权组织建设的需要。而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初（1929年），普通党员仅27万余人，到1937年，亦不过52万余人。1929年，南京政府仅控制了约8％的国土和20％的人口；抗战前夕，它所能控制的地区和人口分别增至25％和66％。但这种控制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由于党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面只能将政治触角囿限于上层和城市，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任由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打着其旗号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大量吸纳北洋旧官僚进入其各级政权系统，使北洋官场旧习得以在新政权中延续下来。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得到空前扩张，但大多数党员只是挂名党籍。党不能在农村、工厂、矿山、铁路以及其他部门中建立深厚的组织基础，也不能在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中建立健全的政治领导。40年代的国民党几乎丧失了作为一个政党的基本组织机能和活力。1941年，“阎锡山对其左右明言，以后国民党、共产党与汪伪三方面之成败，共党则为六分之三，汪逆则为六分之二，国民党则仅有六分之一之希望。”

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和强大内聚力的政党组织体系。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脆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党部，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

国民党执政以后没有触动既存的社会结构。国民党不是派遣和选拔政治上合格的党员进入各级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去改造和建立新的立足点，也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不加甄别地网罗旧的社会权势力量加入国民党。那些人戴上国民党党徽，只是为了继续保住其既有权势资源和维护旧的社会政治秩序。

在社会整合方面，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也未能深入到社会底层和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三四十年代的大量资料显示，国民党在广大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甚至不如乡村教会组织和秘密社会团体。以四川为例，该省哥老会的势力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党和政府的许多政策措施只有在取得当地哥老会首领的首肯后才能推行。

蒋介石秘密特务组织活动之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对国民党法西斯强权政治的印象。国民党党机器的软弱无能，与其特务活动的猖狂肆虐，形成强烈的反差。美国学者易劳逸认为：“国民党政权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它时而专横暴虐，时而又虚弱妥协。在独裁的外观之下，其权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一支占优势的军事力量的控制。”事实上，国民党的专横暴虐，与其软弱无能是相因相成的。蒋介石依赖特务实行控制，与其说是其铁腕权力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在党机器软弱无能，无法控制政治和社会局面之下的无奈之举。30年代的力行社和40年代的三青团，均是蒋介石痛感党机器软弱无能而不得不另起炉灶的结果。

（二）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陷入党魁换代危机的权力纠葛中。清党以后，党内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又相继引发。党统之争、路线之争与地方实力派的地盘之争交相杂糅。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以军权坐大，最终以军权控扼党权。蒋介石认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军人都是社会的主导群体；人类社会最合理、最严密、最有效的组织，莫过于军事统制。与军事统制相比，政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功能显得软弱无力和无足轻重。蒋介石对军权和军治的过分迷恋，分散甚至取代了他对党机器组织建设的关注和考虑。在蒋的一生中，他最为倚赖的是军队，而不是党。

在蒋介石重军轻党思想的主导下，军权日趋膨胀，党权日趋低落。从中央至地方，军权凌驾于党政之上，党治徒有其表。国民党党治体制的法理序列是党→政→军，而实际序列却是军→政→党；名义上是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

 
1948年，蒋介石与李宗仁在就职典礼仪式上

苏俄党治自上而下贯彻到底，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党权真正高于一切，党权对政权处于绝对领导地位。而国民党没有仿行。在地方层级，国民党中央不允许地方党部直接干预地方行政。地方政权的重心在政不在党。党部被置于次要和无足轻重的地位。党部没有人事组织权，无法通过管理从政党员去制约和监督政府，党组织对党员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党权在地方层级因无所寄托而日趋弱化。

自清末废科举后，旧的官僚选拔机制不复存在，而新的政治录用制度一直未能建立。作为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本可通过严格的党员吸纳机制，将切实认奉党的意识形态的党员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国家政权的官僚队伍，建立一套新的政治录用体制。但国民党的人事制度很不健全。国民党中央虽有“用人先用党员，裁人先裁非党员”的规定，但在实际运作中并没有切实执行。党员在政治地位和晋升机会上，比非党员并无明显的或潜在的优越性。党员既无政治内幕的知悉权，更无政治决策的参与权。

另一方面，党员对派系的忠诚大大超过了对党的忠诚。党机器由北伐时期指导全国政治军事的核心权力组织逐渐蜕变为一个特定的政治派别所独掌和垄断的权力工具。蒋介石长期将党务组织大权畀予二陈兄弟，遂使以二陈为首的CC系势力极度膨胀，并导致国民党党务资源由“公领域”向派系的“私领域”大量流失。一国之党蜕变为一派之党。在“党务派系化”的同时，另一些派系发展成为一种富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准政党组织。战前力行社和战时三青团即是“派系党化”的典型。

（三）

1948年11月20日，蒋介石批准陈果夫赴台养病，党内职务另择人代理。陈果夫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党的宣传为民主自由，党的训练为军事化，党的组织为学苏联，内部是中国的。如此东拼西凑，不成一套，如何是好？”陈果夫的这一番牢骚话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国民党体制所存在的缺陷。

从1924年起，国民党师法俄共（布）的组织形式，将党建在国上，实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但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中的政治蓝图又是基于西方民主体制而设计的。这样一来，国民党实际上是借鉴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拼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成立了五院，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了集权的中执会、中政会。在欧美民主政治国家，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分权的机关，没有党治的那些委员会；而在苏俄那样的党治国家里，有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委员会，却无分权的独立机关。而国民党则兼收并蓄。

事实证明，这种兼收并蓄，弊漏百出。一方面，国民党对政权的独占和垄断，意味着孙中山所设计的民主宪政蓝图成为泡影；另一方面，三民主义体系中的民主宪政目标，又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也时常成为体制外势力用来批判和攻击其党治的有力武器。

国民党仿照俄共实行一党专政，而在实际运作中，其组织散漫性，又像西方议会政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国民党并非不想独裁，而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

国共分家后，国民党漠视当时中国实际存在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声称代表“全民”利益，而这样一种“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国民党自然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

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决议将三青团并入国民党，所有党员、团员一律重新登记为党员。合并前夕，国民党中央公布的党员人数：普通党员377万，军人党员485万，合计为862万。三青团团员154万。党、团合并后，国民党党员总数当超过1千万。

但是，截至1948年11月，党员、团员重新登记为党员者仅132万。也就是说，在党、团合并过程中，将近九成的党、团员实际已脱离了国民党。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自1947年起，停发县级党务经费，让县以下基层干部自谋生路。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县党部仅留下一两人做做例行的“总理纪念周”，有的县党部干脆人去楼空，空悬一块白底黑字的招牌，任其在风雨之中摇曳。

此情此景，寓意着国民党早在军事大溃败之前，实际上已“先天下之亡而亡”了。


王奇生，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先后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等。

王奇生，選自《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10月

中國國民黨不死

祝賀大陸重建中國國民黨、祝願
大陸人士申請參加臺灣中國國民黨成功

  

　　在野的臺灣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在其副主席江炳坤「登陸探路」之後，迫不及待地也光榮地「登陸」了！臺灣國民黨的這兩番登陸，其背景，其功罪，雖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對大陸社會的刺激，卻是十分明白，熱烈，甚至效應不凡。其前景不難預測，結果不難逆料，尤其是由它逼迫和引發的大陸重建中國國民黨事件，和四十位大陸人士致信連戰、請求批准在大陸建立臺灣中國國民黨各省黨部的要求，不僅引發了海內外媒體和華人的興趣，而且還在好奇、振奮、歡聲雷動和真假莫辨的輿情中，使得它們已經成為抹不掉的歷史事件。

　　  這兩個事件，真也罷，假也罷，無非說明瞭，因連戰登陸面共，而在中國大陸導致了一場「中國國民黨熱」。並且，不論是在中共精心組織和嚴密控制的歡迎人群之中，還是在重建中國國民黨之十七位壯士的熱血心頭，更遑論是那些乘「國民黨回來了」，而不失時機、甘冒危險地要求參加國民黨、更要求在大陸建立地方黨部的著名民運人士，都清清楚楚地道明瞭，中國國民黨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在當前中國大陸民眾心中的份量，和中國人民對她已經在懷著怎樣熱切的期望。

　　這固然是因為將臺灣帶上了民主繁榮的「國民黨回來了」，觸發了人民的痛苦激情；更由於二十年大陸民間歷史反思，已經為「國民黨之回來」作了漫長而又深刻的歷史性鋪墊。對大陸民眾而言，前者是為大陸人民自身的前途所想，後者則為對國民黨大陸時代的深沈懷念所使然。因為，歷史在比較之中，已經出現分曉；國民黨和共產黨也在比較中，顯出了優劣；新中國和舊中國更是在一場又一場血雨腥風之後，將歷史的「謎底」徹底地揭了開來。已經遭受夠了共產黨倒行逆施之苦的大陸人民，終於在「國民黨回來了」之時，也不管此國民黨，早已不是彼國民黨，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發起了一陣「中國國民黨熱」。

　　這個「中國國民黨熱」，幾乎令大陸民眾如夢初醒。因為，多少年來，幾乎人人都在盼著共產黨垮，而且早垮早好，甚至連許多共產黨人也不例外。但同時，卻也人人擔憂，共產黨垮了怎麼辦？誰來代替它？任何時候，人民都需要一根主心骨呀！共產黨借此用「中共一垮就要天下大亂」來洞嚇大陸人民，人民也在兩眼一抹黑的苦境中對未來畏懼重重。然而，「國民黨回來了」！於是，二十年對她的反思、比較和冥冥中早已滋長的期待，終於轟然一聲，讓他們石破天驚似地明白了：原來中國還有一個中國國民黨！而且她本就是中國的，是在中國開創了共和的，還領導過北伐成功，領導過抗戰勝利，兩度統一過中國，打敗了還能夠把臺灣島帶上一條民主繁榮的現代化康壯大道……於是乎，大陸人民就像是突然有了主意，突然有了希望，突然地明白了過來：沒有了共產黨，中國還有國民黨！共產黨還是早死早好。因為人民不怕了！

　　這個「中國國民黨熱」，猶挑動起一群要在中國追求共和、重建民國的「漢子」，因認清了此國民黨，早已不是彼國民黨；此國民黨，不是來為大陸人民反共求民主的，而僅僅是要來「求共產黨去幫助它在臺灣爭權奪利益的」；此國民黨「更不是要來中國實行三民主義的」，他們是來對共產黨「一笑泯恩仇」、甚至是「相見狠晚」的……；於是乎，就有這麼一些漢子，在二十歷史反思所已經造成的徹底覺醒中，在對中國民主前途的堅決追求之間，為了在中國重建一個是為了全中國的真正中國國民黨，便在四月二十三日，昔日大中華民國首都淪陷共手的慘痛紀念日，於中共的刀斧叢中，轟然一響地重建了中國國民黨。從此，中國大陸，乃至全中國，已重新有了一個屬於全體中國人民的中國國民黨。今後，重建的中國國民黨雖然道路崎嶇，危險萬端，但是，誠如他們的宣言所言：在我中華萬裏疆土之上，依然能夠上不絕中國統一之希望，下不負國人民主之追求者，亦有我重建的中國國民黨！一個真正地屬於大陸人民和全中國人民自己的中國國民黨。

　　這個「中國國民黨熱」，還挑動起了一批敢作敢為的真民運人士的赤子之心。他們，乘連戰「登陸」之際，國共「親熱」之時，有理、有利、有節地向全世界發出了給臺灣中國國民黨主席的公開信，申請加入中國國民黨，要求連主席批准他們在中國大陸各省建立中國國民黨的黨部。也就是說，他們要乘連主席「朝共」、胡主席「懷柔」的大好歷史契機，去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國民黨黨員，去堂堂正正地在中國大陸重建各省的國民黨黨部。他們寧肯承認這個早已變性、變質的臺灣中國國民黨的合法性，寧願接受這個「心有中共、胸無大陸」的臺灣中國國民黨的領導，甚至心甘情願地要為連主席的中國國民黨在中國最廣袤的大陸地區建立黨的各級組織。其心志之堅強，其智慧之卓越，其臥薪嘗膽之決心，其不怕刀斧叢深之膽氣，亦再一次地表現了中國大陸人民對「國民黨回來了」的真正動情之深，和真正「放眼」之寬闊……

　　這個「中國國民黨熱」，還在中公「軍警特便」濟濟不分的「熱烈歡迎」人群中，將它的熱力，侵透了真正要歡迎真中國國民黨歸來的「大陸人民心中」。那發自心田的真正歡呼聲，那洋溢滿臉的由衷熱情，那浸潤著歷史之淚的一懷期望，雖然都是用來歡迎「反共的國民黨」的，然而，就是現在這個國民黨不反共，但只要「回來了」就好……這只有親人才有的淚水和祈求――臺灣的中國國民黨主席，你懂嗎？就不說在滿世界的電腦網路上，那些對臺灣中國國民黨主席來說，實在是太少了的真心祝願之詞，和那些漫天風雲般「恨鐵不成鋼」的痛苦申斥和申討了！

　　現在，大陸中國國民黨重建了，共產黨正在全國搜捕它的敵黨，臺灣的中國國民黨，你們將如何待之，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還是「投石下井，不仁不義」？抑或「惻隱之心有之，無奈之心亦有之」？

　　現在，大陸人士早已將他們致連主席申請參加臺灣中國國民黨的信公開發表了，請求連主席批准在大陸各省建立國民黨黨部的要求，也已經陳述得明明白百。共產黨不等連主席回到臺灣，就已經左一次右一次地將他們抓捕拘訊，幹得全然不給臺灣的中國國民黨和他們的連主席一丁點面子。而今，連先生也早已經回到臺灣，依然號稱中國國民黨的臺灣國民黨，你們將如何打算？是批准還是不批准？總不能依然「枉顧左右而言他」吧？更不能「喜對中共為強賊，由他殺我國民黨」吧？

　　現在，大陸人民已經用鮮花笑臉真情熱淚，不問真假地歡迎了你們的歸去，更不問真假地對你們寄託了無限的「反共期望」，難道你們當真心裏就「只有相見狠晚的共產黨」，而絕然「沒有同根同求的大陸人民」嗎？

　　現在，你們總該相信大陸人民歷史反思的巨大成就，總該相信大陸人民對中國國民黨的感情希望，總該看到中國國民黨在全中國的必然前途，總該感悟到中國國民黨在全中國的輝煌前景，總該理解「誰是新中國，那個主義真」的深刻意義了吧？何去何從，就全在你們的「一念之間」了！

　　如果你們依然有理想，有抱負，那就乘勢而動，用三民主義來西進北伐，用孫、蔣的精神來凝聚全中國人民，用中國國民黨的輝煌歷史來鼓舞自己，團結重建的中國國民黨，接納申請參加臺灣中國國民黨的大陸人士，在大陸或公開、或秘密地建立中國國民黨的各地黨部，從而，「繼民國之大業，垂共和之正統」，在大陸人民已經認識到中國國民黨才是功業彪炳的民主政黨，已經認定了「大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新中國」之後，為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最後成功，再盡責盡心。如此，你們的輝煌前景，將不難想像。

　　如果你們胸中難有恢宏的志氣，手中更無進取的力量，但你們只要能夠保住大中華民國的臺灣，保住臺灣的民主和繁榮；是真反獨，而不是假反獨；不親共，不媚共；做黨堂堂正正，做事有理有節；則臺灣中國國民黨人在全中國的前程依然有望。

　　反之，若還是一意孤行，繼續「暈頭轉向」，在中國大陸政治局面就要面臨巨大變遷的歷史關頭，找錯了主子，站錯了隊伍，幹下了違背大陸人民之根本利益、也違背了中華民族之根本利益、甚至是違背了臺灣人民之根本利益的大錯事和大壞事，則所謂前途自然不難想像。因為，中國大陸人民要參加臺灣中國國民黨既然不能如願，則唯有重建中國國民黨之一條光明大道了！其後，臺灣的中國國民黨之必將被取代，既為「天經地義」；中共的假共和國之必然為真共和的大中華民國之重續所替代，就更為天理所昭彰！

　　然而，無論如何，臺灣中國國民黨都切切要深記的是：「莫攀共，攀共太心偏！」

　　這既是大陸人民對你們的最低要求，也是大陸人民要傳送給你們的起碼心聲。臺灣的中國國民黨，請君三思。

　　中國國民黨不死！

　

附件一：大陸重建中國國民黨文獻

之一

重建中國國民黨公告

之二

重建中國國民黨宣言

之三

中國國民黨（重建）公告（第一至七號）

　

附件二：

之一

關於申請

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國各省分部

致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連戰先生的

公 開 信

　　編者按：連戰面共期間，大陸數十位人士致信臺灣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申請參加臺灣中國國民黨、並要求組建中國國民黨大陸各省黨部，中共立即拘審，臺灣中國國民黨及其主席連戰至今不予理睬。

　

尊敬的連戰主席：

　　首先對您在闊別六十年後重返大陸表示最熱烈的歡迎。

　　偉大的孫中山先生畢生為中華民族的獨立、民主、自由、富強而奔走呼號，殫精竭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不像中國現代史上的某些政治人物那樣，為一黨之私，一己之利，一人之念而令生靈塗炭，舉國遭殃，他因此而贏得得了海峽兩岸全體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長久的景仰。

　　中國國民黨是孫先生親手締造，以在中國實現民族、民權、民主三民主義為宗旨，並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不滅光輝的黨，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作過巨大犧牲的黨，是為中國保留住一塊民主自由聖地的黨。儘管，這個黨也走過一些歷史地彎路，但它在中國歷史上的貢獻是彪炳史冊的。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作為中國人，我們願意加入中國國民黨，在您和黨中央的領導下，為中國的民族、民權，民生事業而奮鬥，為包括臺灣人民在內的兩岸人民的和平與福祉而奮鬥。為此，在您重返大陸之前，我們即已著手籌備成立中國國民黨各省市黨部，現在，當您正在北京與中共談判之際，我們特發表這封公開申請信，懇切地期望能儘快得到您和黨中央的批准和回復。

　　我們認為，您今天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目前在中國大陸具有極為廣闊的政治發展空間和發展前景。因此我們希望您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能夠放眼大陸、胸懷中國，毅然地返回到大陸來開拓民主政治的空間，讓三民主義從返大陸，與中國共產黨民主競爭逐鹿中原，並積極地參與到中國的統一、民主、自由和繁榮的建設中來，以造福於全中國人民，以實現國父孫中山先生和幾代先烈所共同為之奮鬥的理想。

　　一俟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各省市分部建立之後，我們將推舉您和馬英九代表本黨作為聯邦中國的正、副總統候選人參與全中國的總統大選。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希望您能帶領中國國民黨，遵循孫中山先生的遺訓，完成國父的未竟事業。

此致

敬禮！

申請人：

楊天水、孫文廣、許萬平、張鑑康、毛國良、餘厚強、曾 甯、田曉明、杜萬萍、王豔生、張樹彬、李金福、戰 心、王文江、王德豐、楊 量、冷萬寶、李 維、王 蓓、李 丁、王 洋、陳秋生、趙振開、張 凡、肖勇、張玉祥、秦 晉、黃文輝、李建平、郭少坤、李任科、胡 東、李 偉、高小軍、吳琴華、楊亭芳、呂祥振、向月應、張向陽、楊炳光、李小建、王文武、盧勇祥、李家華、廖雙元、莫建剛

                                                                                       2005年4月29日 於北京

（註：孫文廣已經在《博訊》網站發表聲明沒有參加）

之二：

　

再致國民黨主席連戰公開信，
請連戰關注國民黨預備黨員的基本人權!

2005-5-1 02:0

再致國民黨主席連戰公開信

　　因參與聯署致國民黨主席連戰的公開信，重慶著名異議人士許萬平於二○○五年四月三十日被公安局抓走，並被抄家。北京胡佳已經被以傳訊的名義帶走五天，至今仍不知下落。公安警察口頭給出的理由是參與致國民黨主席連戰的公開信，和參與倡導五四大遊行。

　　致國民黨主席連戰的公開信由中國大陸46人簽署。公開信希望連戰能夠放眼大陸、胸懷中國，毅然地返回到大陸來開拓民主政治的空間，讓三民主義重返大陸，與中國共產黨民主競爭，逐鹿中原，並積極地參與到中國的統一、民主、自由和繁榮的建設中來，以造福於全中國人民，以實現國父孫中山先生和幾代先烈所共同為之奮鬥的理想。

　　公開信還以國民黨預備黨員的身份推薦連戰和馬英九為國民黨參加聯邦中國的正、副總統候選人參與全中國的總統大選。

　　公開信最後寫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希望您能帶領中國國民黨，遵循孫中山先生的遺訓，完成國父的未竟事業。

　　簽署此信的多數人都已不同程度地受到當地公安機關的警告、傳訊、或逮捕。據初步瞭解，楊天水被傳訊兩次，張鑑康、毛國良、餘厚強、曾甯、王文江、王德豐、楊 量、冷萬寶、李 維等人均被多次警告，不得參與類似的公開簽名，責令他們發表聲明退出致國民黨主席連戰的公開信，尤其不能當面向連戰遞交呼籲書。以免破壞國共兩黨的第三次合作。

　　此前，各地公安機關還多次找我們談話，強令我們發表聲明，對過去曾發表的公開信，宣佈無效，特別包括關於號召五四大遊行的申報書，以便挽回給國家造成的巨大政治損失。公安機關的這種無理要求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大多數簽名者嚴辭拒絕。同時，我們對於部分簽名者發聲明退出簽名信的做法表示理解。

　　我們在此簽名的許多人都是因為連戰訪問中國而受到中國警察的騷擾，我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受到了嚴重侵犯。公安機關為了避免大陸人士主動求見連戰，更是對許萬平和胡佳及其他許多人採取強制措施。因此，我們特此呼籲連戰先生關注此案，我們希望連戰先生能夠緊急求見或致信胡錦濤，要求共產黨保障國民黨預備黨員及其他中國公民的基本人權。

　　我們在此再次公開聲明我們的一貫立場：對任何旨在促進中國民主自由事業，維護和保障中國人權的任何努力，包括各種形式的呼籲書請願書，我們都堅決支持和相應。對於任何侵犯和踐踏中國人民的基本權利，維護獨裁專制統治的行為，我們都將予以嚴厲譴責。請國內外的朋友們理解我們的立場，對於我們所發表的公開信，請不要來電話向我們求證。讓我們在電話中確認我們這樣的立場，那無非是為逮捕關押我們的中共公檢法機構提供他們所需的錄音錄像證據！

　　我們在此用我們過去約定俗成的方式發佈此公開信。此公開信公開徵集簽名。希望所有贊同此公開信呼籲要求的人道簽名網聯署。

簽名人：

王蓓、李 丁、王 洋、陳秋生、趙振開、張 凡、肖 勇、張玉祥、黃文輝、李建平、郭少坤、李任科、胡東、李偉、高小軍、吳琴華、楊亭芳、呂祥振、向月應、張向陽、肖利君、楊福文、楊炳光、李小建、王文武、盧勇祥、李家華、廖雙元、楊天水、孫文廣、許萬平、張鑑康、毛國良、餘厚強、曾甯、杜萬萍、王豔生、張樹彬、李金福、戰心、王文江、任權、趙堅、江明華、王德豐、楊量、冷萬寶、李維、莫建剛、劉輝、高澤利、劉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