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辑要为了更集中和更准确地表达彭明《民主工程》一文的主要思想，我们在文章的篇幅结构上做了调整，文字方面也有少许删除和改动，目的是为了以最小的篇幅力图体现出《民主工程》一文的原意。彭明现在仍然在狱中，本辑要的发表，未经他本人的审核和同意，如有不妥之处，尚希见谅。
一. 概括地讲，强权政治的领袖集团, 是军人挂帅、强人当道的集团。他们无疑都是当时社会的“政治能量份子”或“边缘人”。他们往往经险丰富、意志坚定、刚愎自用、处事果决、反危机或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较强，加上敏感多疑，在镇压敌对者时能做到心不跳、眼不眨、手不软。但在有效治理国家方面，却缺乏相应的能力，也不愿启用比他们能力强的集团以外的人士。他们的教育背境和文化背境, 他们所经历的残酷的斗争历程, 他们所处的险恶人际环境，均决定了民主理念在他们的意识中很难占据重要地位。让他们认同民主价值并遵守民主规则, 等于让野狼遵守羊群的规则。他们在与其它政治势力或派别打交道及他们之间相互打交道时，只认实力，不认道理，也不认法律。
二. 传统民运可分为三个类别，即理论研究、人权活动、政治斗争。现在，绝大多数民运人士从事的是理论研究和人权活动，而非政治斗争。因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斗争，都是有政权诉求并且付诸行动的。无论国内、国外，当前最缺乏的正是政治斗争以及从事政治斗争的专门人才。
一些自由派学者或自由知识份子，因为学术观点和信仰与当局相佐，或曾遭受当局的打压、封杀而被逼走上民运道路，成为民运领袖群体中仅次于民运斗士的重要组成部份。与民运斗士相比，他们的理论功底厚实，但往往意志薄弱，经受不住残酷的打击和挫折，容易发生动摇，也缺乏面对严峻的政治现实从事实际民主政治运作的手腕，以及实际的斗争领导经验。
民运人士在长期的抗争中，不断产生分化：有的因慑服镇压而改弦更张，有的因金钱诱惑而弃政从商，有的因看破红尘而厌世弃俗，有的因“韬光养晦”而远走他乡，有的因前景悲观而灰心丧气。最后坚持下来的人，几乎都有被长期监禁和打压的痛苦经历、身心受到过严厉摧残和考验、但却仍不改初衷、意志异常顽强的人。
传统意义上的民运人士，其组成主体多为自由知识份子、人权活动份子、民权斗士等，较少职业政治家、职业军官、资深情报专家等。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可以说是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带兵。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都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情怀，热衷于理念层面的争论和坐而论道，不擅长战略、制度、技术等层面的探求和实践；热衷于公开作秀，不喜欢也不擅长组织建设的行政管理和地下斗争，难耐寂寞；喜欢平起平坐、独往独来，难以忍受组织体系的纪律约束，难以接受服从观念。一句话，管理这些人的成本极高，实不上算。
民运领袖们认为，暴力手段不仅违背民主的初衷，而且在现代社会根本就不具备运用的条件；如果强行采用，必然遭致更惨重的失败，监禁或杀头。何况，在民运领袖群体和主要依靠力量中，完全缺乏运用暴力手段进行实际操作的风险型人才。因此，他们拒绝采用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持续的武装斗争的形式。但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被迫采取抛砖头、烧汽车等有限的、自发的、短暂的街头暴力或准暴力手段。
由以上不难得出结论：民运人士作为一个整体，不是民主工程的主体依靠力量，他们基本上是不可利用、不可合作的。当前民运道路除了改弦更张，实无它途可走。所谓改弦更张，笔者建议：利用领袖优势、调整诉求内容、变更运作手段。
民运作为旗帜，已扛了20多年，勿需讳言，迄今这面旗帜已经臭了，烂了，且难以修复或修复成本过高了。这面旗帜已无任何感召力，有的只是耻辱。靠这面旗帜几乎不再可能获得有关利益集团和阶层的实质性的支持。如果有人在感情上难以割舍，情有独钟，或还能从中获得一些小利，愿意继续扛这面旗帜，扛下去也无妨。但如果要实施民主工程，实行改朝换代，则必须抛弃这面旗帜，另打新旗帜。但不排除，（1）与少数同理念、明事理、懂规则、干实事的民运朋友个人加盟合作；（2）与部份民运组织和人士进行短期的项目性的合作；（3）与多数民运组织和人士建立长期的但却是松散的反共联盟关系。
三. 民主工程作为一个改朝换代的的巨型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以百万、甚至以千万人的参与或卷入，但其中起决定性的中坚作用的主体依靠力量，却是一个不太大的群体。这批人的组成成份及来源，是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及取舍是否正确，从技术和策略层面上讲，关乎民主工程的成败。
青年学生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缺乏坚定的意志，极容易被当局镇压或收服。尤其是“6．4”之后，当局吸取教训，加强对大学生的控制和腐蚀（引导学生逐利并远离民主政治理念），加上流动性强 ——几年后便毕业，他们越来越难以成为可依靠的重要力量或对象。
产业工人由于当局的严厉镇压，也不敢参加有政治诉求的公开活动。就是参加一些纯经济诉求型的活动，也是小心翼翼，而且只要当局稍加镇压或在经济上稍稍满足一点要求（如补发一个月工资或每人先发180元钱），便立即散伙瓦解，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力，形不成有组织的政治集团。
自由知识分子本来人数就少，居住又分散，而且缺乏类似学校、工厂、企业那种有形组织体系的联系和约束，加上生性无拘无束、缺乏纪律、不善合作，且胆小多变，也不大可能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他们成为政治个体户倒很有可能。
因此，民运工程主要依靠的力量，由三种人组成：一是极欲出人头地的野心家；二是伺机报仇雪恨的含冤者；三是几近穷途未路的亡命徒。
应该吸纳的人包括：杀人越货的强盗、恶盈满贯的地痞、满盘皆输的赌徒、好吃懒做的光棍、不学无术的混混、欠租不交的无赖、身无分文的乞丐、目不识丁的文盲、反抗婚姻的男女、不孝父母的逆子等一系列社会底层人，他们是革命集团的主要来源和基层政权的中坚力量。另外，被主流社会所抛弃的、愤世嫉俗的、不得志的、甚至生活无着的各类文人或知识份子，往往也会成为重点吸纳的对象。
勿庸置疑，上述这几类人对现实社会几乎都怀有较强烈的仇恨心态，他们的征服欲、反抗意志、报复心理均极强。他们往往偏激好斗、无所顾忌，很容易被煽动起革命的激情并铤而走险。尤其是地痞无赖，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更是如此。以他们为基础和主体所组成的战斗集体，在与其他社会层次较高人士所组成的政治团体的较量中，总是胜券在握。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兵书上早有定论：“两强相遇勇者胜”，俗语亦云：“赤脚的不怕穿鞋的”。细究，民主工程夺权成功的一个极重要秘诀就是：边缘人与底层人的有机结合。
纵观中国历代政权更迭史和强人发迹史，他们发展力量或曰拉队伍的手法不外乎是：（1）游说志同道合者加盟，（2）吸引走投无路者投靠，（3）蒙哄不明真相者入伙，（4）胁迫身不由己者跟从。
史料证明，所有成功者都是上述四种手法同时采用，并且以后面两种手法为主，这是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的秘诀或真谛之一所在。不明白这一点，就不能算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而只能算是一介书生或一个天真的政治爱好者。而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在国内拉队伍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具体做法不用在此讨论了。
夺权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支持，尤其是大国的支持。可以负责任地说，若没有日本和西方的支持，国民党不可能推翻满清并逐步巩固民国政权；若没有苏联的支持，共产党不可能推翻民国建立大陆共产政权。大国的支持是高强度的、全方位的，包括外交承认、人才培训、财政援助、军火供应、情报提供、顾问指导、关键时刻的直接出兵，等等。
四. 为了保证革命团体的效率和稳定，利益刺激和违规惩戒是必须有的。也就是说，你如果忠心耿耿、勤奋工作、成绩卓著、甚至做出了某种牺牲，你一定会得到多方面的巨大的长期稳定的回报，你会感到投身民主工程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投资；你如果背叛、懈怠、犯规，你也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戒。让商业规则和政治规则同时起作用。
民主工程所要做的，是以新兴的弱小的民主力量去力图摧毁并取代陈旧的、庞大的中共政权。这是一场典型的以小搏大的战役。用系统论的术语描述，中共政权是一个复杂系统，民主工程当前所建立的政治实体无疑是一个简单系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陈平教授认为，简单系统是有可能打败复杂系统的，关键在于简单系统必须比复杂系统更有效率，因而更具有战斗力。显然，简单系统要更有效率更有战斗力，必须决策更果断、执行更快速、监督更有效、反馈更灵敏。一句话，动员成本和管理成本必须更低。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比中共更集权，更不择手段。等推翻了中共，再实行分权制衡。显然，这一观点是很难被民运人士所接受的。所以，仅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民运的失败也是注定无疑的。
理论研究和历史事实均证明，在力量对比悬殊不太大的两个阵营武装对垒中，谁的权独裁程度高，谁就处于体制上的优势地位，谁就更有可能获胜。因为单从效率角度讲，集权独裁的程度与效率，成正比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和经验教训。即当一个新起的、较弱的势力向现存的、较强的势力挑战时，你必须先遵从他早已制定并正在遵循的规则（即使你认为这个规则不好），并按这个规则的标准比他做得更彻底、更有过之无不及。换句话说，如果他独裁，你比他更独裁；如果他狠毒，你比他更狠毒。反之，如果他民主，你比他更民主；他仁慈，你比他更仁慈（如民主国家各政党之间竞选的做法），这才有可能战胜他。等你战胜了他，再去改变规则或确立新规则不迟。反之，若他独裁，而你民主，则必然失败。
五. 民主工程的旗帜与口号
民主工程所要挑战的对象是中共政权，这是一场极不对称的、以小搏大的政治较量。要想赢得这场战役，除了我在《民主工程的主体依靠力量》一文中所讲的，简单系统打败复杂系统所需要的条件等因素外，而获得一些有实力的反中共的政治实体的实质性支持，也是极为重要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要获得他们的支持，就必须与他们作一笔政治交易。我们所能开出的交换条件就是，承诺一旦我们成功，将部份、甚至绝大部份满足他们的政治诉求。这是很正常的事。真实的政治就是如此，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必感情用事。根据民主工程的总体设计，为了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未来中国的国体结构为联邦制，国号即为中国联邦。无论从战略的高度还是从战术的角度，无论从长远的利益还是从眼前的算计，我们都毫无选择地必须打联邦牌或联邦旗帜。
旗帜是针对精英的。旗帜是理念的浓缩。旗帜的语言要求新颖、准确、精练。它应载明基本的政治纲领和独特的政治诉求，概念清晰，指向明确，同时又包含丰富的内涵，具备足够的空间。换言之，旗帜的语言是这样一句话：它让人看一眼就难以忘怀，就能明白其真谛所在，就能使志同道合者产生共识和认同感。
口号则是针对公众的。口号是行动的号角。口号的语言要求通俗、上口、易记。它应提出能够满足多数公众强烈需求的政治承诺和主张，唤起人们对未来新社会和新政权的憧憬和希望，读来令人无比振奋，使人产生强烈的弃旧图新和跃跃欲试之感，达到凝聚人心并催生行动之功效。
五 通过武装斗争并且付出巨大流血牺牲为代价，推翻一个旧的独裁政权后而建立起来一个新的独裁政权，这个新的独裁政权不大可能在短时期内（数十年的时间尺度内），通过和平的方式转变为民主政体。
武装斗争是夺取政权的有效手段。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确是至理名言。国民党和共产党走上武装夺权的红色道路，并非两党创始人的初衷。
暴力手段不可取，但暴力手段却有效；民运道路走不通，但民运领袖却有用；和平道路亦不通，但和平诉求最可取。既然已经走过的红、蓝、绿三条道路都不行，那就只能另辟蹊径，另择它色。掺和红、蓝、绿三色而成的灰色道路，也许是可考虑的新的选择。 形象地讲，灰色道路就是：“ 既动嘴、又动脚、也动手 ”。
(彭明《民主工程》辑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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