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历史文献资料中，有的认为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央特派员，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有的认为湖南省委任命毛泽东同志为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派毛泽东同志前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年谱》中介绍1927年8月30日毛泽东的活动为：“30日，出席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讨论湖南秋收暴动的最后计划。会议确定集中力量首先在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举行暴动；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暴动领导机关。并指定毛泽东到湘赣边界统率工农武装，组织前敌委员会，领导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彭公达回到长沙， “派毛泽东和彭公达召集旧省委及各负责人，宣传中央新政策的精神及改组省委。公达十一日回湖南，泽东十二日在汉动身……”。（1）从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给中央的报告中可知，当时毛泽东、彭公达回到湖南概括为承任三项任务：改组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组织湖南秋收暴动。在中央与湖南省委的来信等原始资料中没有找到中央派毛主席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的记录，所以第一种说法不准确。
《毛泽东年谱》比较准确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身份，如毛泽东同志是当时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纠正了一些史料在“前敌委员会书记”前省掉 “中共湖南省委”的失误，但《年谱》中提到的派往湘赣边界之说同样不准确。从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来信中，中央开始建议毛泽东往湘南领导暴动， “湘南特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泽东为书记，受湘省委指挥。但这里必要明白湘南计划只是全省暴动计划之一部分，只有在全省暴动之下，湘南计划才能实现，才有意义，万不可本末倒置。”（2）而从湖南省委给中央的回信中可知，湖南决定只举行湘中暴动，“……（二）我们是以向长沙暴动为起点，并不是放弃湘南。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所以我们决定不以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但是湘南各县的暴动计划及暴动准备均已令有组织的各县切实执行，长沙暴动开始，各县随之同时发动。”（3）彭公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证实了这一计划改变的过程，“四、湖南暴动计划。（一）暴动的区域：……以后经过几次讨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附注：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礼容、明翰等均赞同其说。其时仅公达一人主张湖南全省暴动，并要泽东即去湘南，当时因想在长沙即刻举行一个暴动，于是没有坚持下去。”（4）
从以上中央与湖南省委的往来信件中以及彭公达给中央的报告可知，毛泽东同志是被中央派往湖南省领导秋收起义，当时拟派毛泽东同志往湘南，后经湖南省委坚持，缩小暴动范围，“泽东持之最坚”（5），以湘南暴动为重点的湖南全省暴动变为“湘中暴动”，毛泽东为湘中暴动的负责人， “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6）安源是计划暴动县之一，所以毛泽东接到当时属湖南省委管辖的安源（7）的信件后，于九月初匆匆抵达安源，召开了安源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8月18日沈家大屋会议精神、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会议精神，当从潘心源的汇报中得知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以下简称“警卫团”）和属湖南管辖的平浏农军滞留在江西境内的修铜时，对于主张用“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抓军事”（8）的毛泽东来说，听到这个消息大喜过望，改变了 “我并带有中央介绍信，要贺、聂[叶]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9）之初衷，从当时属湖南管辖的安源向属江西管辖的修铜发指示（这实属非常时期之非常之举），发完指示后，毛泽东又急急经铜鼓赶往江西境内师部驻地的修水。铜鼓9月7号接到了毛泽东的指令，修水8号接到了先俊转来了安源的通知，毛泽东10日到达了铜鼓，因师部已于前一天举行起义，所以毛泽东只到达铜鼓，没有到达位于修水的师部。同时卢德铭9月9日带着中央的指令回到了警卫团。从此，毛泽东由湘中暴动的领导人变成了湘赣边秋收暴动的领导人。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成为湘赣边秋暴的核心领导者，并非当时组织的安排，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作者为修水县委党史办主任）
注释：
（1）（4）（5）（6）（8）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于武汉）；
（2）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1927年8月9日）；
（3）中共湖南省委来信（1927年8月30日）；
（7）《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1年10月27日出版。P38，五大前，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中共安源地方委员会，书记刘昌炎；P63五大后，中共湖南省委员会，书记夏曦，中共安源地委，书记蔡以忱；P76，1927年8月至1928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员会，书记任卓宣（后彭公达等），中共安源地委，书记宁迪卿；
（9）秋收暴动之始末――潘心源1929年7月2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彭公达回到长沙， “派毛泽东和彭公达召集旧省委及各负责人，宣传中央新政策的精神及改组省委。公达十一日回湖南，泽东十二日在汉动身……”。（1）从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给中央的报告中可知，当时毛泽东、彭公达回到湖南概括为承任三项任务：改组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组织湖南秋收暴动。在中央与湖南省委的来信等原始资料中没有找到中央派毛主席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的记录，所以第一种说法不准确。
《毛泽东年谱》比较准确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身份，如毛泽东同志是当时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纠正了一些史料在“前敌委员会书记”前省掉 “中共湖南省委”的失误，但《年谱》中提到的派往湘赣边界之说同样不准确。从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来信中，中央开始建议毛泽东往湘南领导暴动， “湘南特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泽东为书记，受湘省委指挥。但这里必要明白湘南计划只是全省暴动计划之一部分，只有在全省暴动之下，湘南计划才能实现，才有意义，万不可本末倒置。”（2）而从湖南省委给中央的回信中可知，湖南决定只举行湘中暴动，“……（二）我们是以向长沙暴动为起点，并不是放弃湘南。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所以我们决定不以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但是湘南各县的暴动计划及暴动准备均已令有组织的各县切实执行，长沙暴动开始，各县随之同时发动。”（3）彭公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证实了这一计划改变的过程，“四、湖南暴动计划。（一）暴动的区域：……以后经过几次讨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附注：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礼容、明翰等均赞同其说。其时仅公达一人主张湖南全省暴动，并要泽东即去湘南，当时因想在长沙即刻举行一个暴动，于是没有坚持下去。”（4）
从以上中央与湖南省委的往来信件中以及彭公达给中央的报告可知，毛泽东同志是被中央派往湖南省领导秋收起义，当时拟派毛泽东同志往湘南，后经湖南省委坚持，缩小暴动范围，“泽东持之最坚”（5），以湘南暴动为重点的湖南全省暴动变为“湘中暴动”，毛泽东为湘中暴动的负责人， “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6）安源是计划暴动县之一，所以毛泽东接到当时属湖南省委管辖的安源（7）的信件后，于九月初匆匆抵达安源，召开了安源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8月18日沈家大屋会议精神、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会议精神，当从潘心源的汇报中得知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以下简称“警卫团”）和属湖南管辖的平浏农军滞留在江西境内的修铜时，对于主张用“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抓军事”（8）的毛泽东来说，听到这个消息大喜过望，改变了 “我并带有中央介绍信，要贺、聂[叶]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9）之初衷，从当时属湖南管辖的安源向属江西管辖的修铜发指示（这实属非常时期之非常之举），发完指示后，毛泽东又急急经铜鼓赶往江西境内师部驻地的修水。铜鼓9月7号接到了毛泽东的指令，修水8号接到了先俊转来了安源的通知，毛泽东10日到达了铜鼓，因师部已于前一天举行起义，所以毛泽东只到达铜鼓，没有到达位于修水的师部。同时卢德铭9月9日带着中央的指令回到了警卫团。从此，毛泽东由湘中暴动的领导人变成了湘赣边秋收暴动的领导人。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成为湘赣边秋暴的核心领导者，并非当时组织的安排，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作者为修水县委党史办主任）
注释：
（1）（4）（5）（6）（8）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于武汉）；
（2）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1927年8月9日）；
（3）中共湖南省委来信（1927年8月30日）；
（7）《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1年10月27日出版。P38，五大前，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中共安源地方委员会，书记刘昌炎；P63五大后，中共湖南省委员会，书记夏曦，中共安源地委，书记蔡以忱；P76，1927年8月至1928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员会，书记任卓宣（后彭公达等），中共安源地委，书记宁迪卿；
（9）秋收暴动之始末――潘心源1929年7月2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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