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顺起义的中国革命新道路探索——从民众运动到军事行动 
偏居西南一隅、并非国民革命中心地带的四川，却是中共所领导的民众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无独有偶，同一时期在四川所爆发的泸顺起义，也是中共最早尝试领导武装斗争的行动之一。二者的主要组织者基本相同，显然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既有的著述多数将其区别对待，或者相互间只是简单地提及，对于其间的关系基本未作深究。笔者就此作一不揣浅陋的探讨，以遂历史常看常新的执念。
1 从民众运动到军事行动的革命步骤革命通常离不开武装斗争，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军事行动一度并未成为最优的选项，而是民众运动被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例如泸顺起义的主要组织者杨闇公曾经说：“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军阀们那几杆烂枪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1]他这一说法并非心血来潮，更不只是个人见解，而是源自中共成立初期直至北伐时期都居于主导的革命思想。例如，中共在成立初期认为：革命应采取“由宣传而组织训练而军事行动”的步骤，宣传、组织和训练属于民众运动的内容，意即民众运动应先行充分地开展，再逐步发起军事行动。《中国青年》杂志在1924年至1925年间就民众运动与军事行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密集的探讨，并对此作了较为细致的阐释。这一先民众运动再军事行动的观点，将革命具体分为大致三个阶段:宣传是首要阶段，该阶段的关键是引领群众认识敌人并捍卫自身的利益，明白斗争的方法，目的是提高群众的觉悟；组织与训练是第二步，即将觉悟了的群众，按一定的方法组织起来进行训练；最后是武装暴动，即将觉悟并受过组织与训练的群众武装起来，将旧政权推翻并建立新政权。但当时中国的状况显然并不乐观，“我们的革命运动离军事行动尚远”，因而就党的工作而言，“宣传、组织、训练，究竟是比军事运动十百倍重要的事”。作为当时中共的重要舆论阵地之一，《中国青年》所刊文章的观点非常鲜明地表达了中共中央的认知和态度[2]，即中国的条件尚不足以发动军事行动，还需继续开展民众运动，甚至认为国民党也还未到开展军事行动的程度，应该将重点放在宣传上来。
但民众运动究竟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才适宜开展军事行动，而民众“觉悟”了的标准又是什么，都没有明确的答案。而且，从广义上讲，军事运动也属于民众运动，例如争取基层官兵的士兵运动就具有民众运动的本质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二者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并行开展相关的工作也并非不可行①。虽然中共内部也有人认为恪守民众运动和军事行动的先后顺序“太呆板了”，但这种声音相对弱势，一时还难以形成影响全局的意见。于是，宣传、组织和训练民众成为中共成立初期的中心工作。
① “宣传、组织、训练、军事行动，虽然是四种不同性质的运动，但是不妨同时并行，因为他们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冲突”。砍石，代英.军事运动问题：砍石致代英代英复砍石[J].中国青年，1924（54）：73。
中共注重军事运动的转折始于五卅运动。五卅运动后，中共认为人民的“觉悟”普遍提高，推动军事行动的时机和条件已经趋于成熟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共识，由此才开始较为重视军事运动[2]。
然而，这只是党内的部分意见而已，并未形成普遍性共识，更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共中央之前优先民众运动的方针。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央领导机关就认为，宣传训练依然不够，不赞成开展军事行动，即便北伐开始后还依然坚持以民众运动为主。中共成立初期之所以对于北伐持有相当的保留意见，其担心之处就在于“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 [3]。北伐之初，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甚至认为，需以民众运动来保证军事行动的正确性，认为“军事的发展太快，而民众运动的发展不能相应，不足以保证军事力量不致右倾” [4]492。因而，中共中央提出的相应对策则是：“惟有督促其实行武力与民众结合继续向敌人争斗，才能挽救民众日益向左、武力政权日益向右之危险的现状”[4]566。显然，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机关因为过于偏重民众运动，以致于忽视了军事行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 [5]。
中共中央的意见对于远在四川的杨闇公亦不无影响。1926年11月27日在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上，杨闇公指出：“因革命势力之发展，即党务之发展，其中包含的投机分子太多，这是大的危机。故本党不应以军事发展之迅速为满足，还应当向民众工作方面发展，只有民众的力量，才能支配反动军阀，和使假借本党招牌的党员，受本党之鞭策而归入正轨。这是目前的急切工作！” [6]63结合四川的形势，杨进一步强调：“本党今后应当决定对于政治上应有之方略，同时更应当认识和扩大四川的民众力量，才能使全国革命成功。而加入革命的人们，才能变为真正的革命者，这是我们第一应注意的。” [6]65杨闇公坚持民众运动优先的主张可谓与中共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
对于杨闇公依旧偏重民众运动的言论，同样作为泸顺起义关键人物的吴玉章似乎有些不以为然。他认为闇公极注意发动群众，坚信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力量足以战胜任何强敌的观点固然无误，“但他对军阀武装的反革命作用估计得未免太低了” [1]。此说对于杨闇公的“军阀们那几杆烂枪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言论是个明显的回应，言外之意是须采取更为有效的方式——军事行动而不只是民众运动才能战胜军阀和反革命势力。那么吴玉章认为宜在四川开展军事行动的依据何在？从当时四川民众的“觉悟”看，又是否已经达到了中共中央所认可的开展军事行动的成熟度呢？
2 大革命时期四川民众运动的成就与困顿民众的支持是现代政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故而通过宣传、训练等手段获取民众支持的社会动员是现代政党的基本功能。或者说，衡量现代政党行为能力的标准有多种，其中社会动员能力则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中国共产党亦为现代动员型政党，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党的纲领中。例如中共在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中就提出：“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 [7]此处既明确了中共的自身定位，也表明了中共动员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工人、农民和士兵。
当时，中共在四川开展的民众运动主要是在国共合作框架下进行的。四川的中共党组织建立的时间稍晚，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四川直到1923年10月才组建了中共的组织①。晚至1926年1月底，中共在四川地区最早的省级组织——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才正式宣告成立，且仅有37名党员[8]。但在中共重庆地委成立之后，局面却发生了较大的改观，半年之内中共的党组织和党员人数就在四川全省范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① 1923年10月，王右木才从青年团员中选拔出部分优秀分子发展为中共党员，秘密组建了四川最早的中共党的组织。钟小敏.国共两党在四川的早期活动述论[J].中共党史研究，2014（7）：101.
尽管中共在四川建立组织稍晚，但国共合作局面的出现却稍早。从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四川是最早开展国共合作的的省份之一，四川的国共合作大致始于1923年[9]，但合作的程度较低，后续发展困难。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之后，以广东为代表的多地国共合作都表现出了较为融洽的气氛，但四川却未同步出现这一情形。
中共在四川所主导的民众运动便在这一不利的局面中展开。因为势单力薄之故，中共在四川的组织不得不寻求与国民党的合作，在开展民众运动中亦不得不仰赖国民党。而国民党在四川的组织则多为保守势力所把持，很多时候不但不会给予民众运动以支持，反而还要进行阻扰。弱小的中共单凭自身难以在军阀严酷的统治下开展公开活动，只能秘密行事，或委曲求全仰国民党的鼻息[9]。尽管如此，在大革命蓬勃发展的情况下，中共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比如，五卅运动爆发时，中共四川党组织就通过积极动员民众声援了上海的五卅运动。在国共合作的大潮中，国民党亦积极支持了这场运动[10]。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共合作在四川不佳的局面，也为后来四川的国共两党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
国共合作的不利局面得到根本改观始于吴玉章回川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之后。1925年8月，受国民党中央委派，吴玉章回到四川整顿四川国民党党务。在此过程中，吴玉章依据自身的威望，以中共四川党团组织为支撑，坚决隔离国民党右派分子，组建了新的国民党省党部，即由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正式建立了四川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民众运动随之也得到了高度重视，四川民众运动自此又上了一个台阶。
从工人运动来看，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以及民族的利益，四川各行业工人主要在重庆、成都等大中城市开展了更多的罢工斗争，主要的罢工运动有：1926年的成都市人力车夫罢工和南充六合丝织工人罢工，1927年的西川邮务工人罢工。从农民运动来看，自1926年冬起，在国共两党领导下，四川的农民运动呈现走向全省联合的趋势。农民运动以反对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及军阀暴行为主要内容，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乡村秩序[9]。当然此时成就最为突出的是青年学生运动。吴玉章1926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四川党务报告》中指出：川中有一线的希望者就是一般学生青年，他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努力于反帝国主义的运动[11]。
在四川的民众运动中，国民党的影响力远逊于共产党，国民党只是在商民等上层社会群体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然而，四川民众运动却在刚有起色之时便因各种根本性的制约而渐露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因现代产业工人数量较少的缘故，由工人组成的革命力量难以成为四川主要的革命力量。四川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在1926年1月所作的调查显示：由于大型机械工厂为数不多，四川的现代产业工人数量较少，故而能够组织动员起来的工人数量也就十分有限[9]。
第二，国共两党的组织基础在四川稍显薄弱，在基层专门负责工农工作的人员匮乏，有经验者则更少。中共在四川的人数并不多，例如，到1926年10月时也就168名党员[12]。早期的共产党员主要以教师和青年学生为主，初期发动和领导工农运动的主要是青年学生，他们对民众尤其是工农的了解显然十分有限[13]，由此严重地影响了工农运动的效果。
第三，经费严重不足，工作难以为继。活动经费是关系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命门，共产党的经费十分微薄，国民党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国民党的地方党务经费尤其欠缺严重。杯水车薪是民众运动中经费短缺问题的生动写照。
此外，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国民党右派逐渐得势，国共合作岌岌可危，中共主导的民众运动遭遇了更为强劲的阻遏。由于守旧势力深厚，四川反对中共民众运动的势焰更为嚣张，加之军阀的助力，反共以及镇压民众运动的行为变本加厉。1925年3月，国民党右派分子乘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机，以西山会议派为代表另立山头，妄图分裂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西山会议派的谢持、石青阳等骨干均系四川人，他们迅速与四川的封建势力相勾结，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对四川来之不易的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了直接的恶劣影响。
由于阻遏重重，四川民众运动的实际成效大打折扣，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众运动形式单一，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政治影响力。在1927年1月1日的《省党部一年来奋斗经过》[14]72−74指出，四川的民众运动从形式上看，多集中在节日和纪念日的集会上；从活动的地域看，主要在城市。在崇尚实力的军阀体制下，这种情形的民众运动对于民众以及政治的影响力无疑过于迂缓和微弱了。另一方面是民众运动难以深入。商民运动几无成就。1926年6月的《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工作月报》指出：重庆为川中重要商埠，但商民习惯军政界，运动工作比较任何工作为难[14]60−62。士兵运动乏善可陈。民众运动的涵义有两种：狭义的民众运动指除了军运之外的社会群体动员，主要有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等；广义的民众运动则包括了军事运动，尤其是士兵运动。当年，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各色军队人员杂陈，数量较多，而士兵的状况也相当糟糕，绝大多数为贫苦农民，当兵后所遭受的压迫并未改变。这些本是极具革命潜力的要素，但由于缺乏相关的人员和经验，加之军阀内部的袍哥组织无孔不入，对于外在的影响构成了严密的戒备和防范，为中共开展士兵运动造成了重重障碍。
显然，此时仅靠民众运动难以实现推翻军阀的革命目的，而且民众运动自身也面临着安全威胁。在此期间，吴玉章之所以对杨闇公偏重民众运动的见解有所保留，恐怕就是因为四川的民众运动一时难遂革命的目的，甚至有被反动势力合力绞杀的风险。此外，民众运动开展较为迂缓，如一味按部就班地先有民众运动，再行军事行动，惟恐迁延时日，缓不济急。尤其是当北伐军推进到湖北之后，吴玉章认为，如不能在四川有所策应，国民革命恐遭不测。换言之，革命斗争的环境已经变化，革命的路径就应该调整。此时，就连一贯主张民众运动优先的杨闇公也成为泸顺起义的领导者，这就足以说明：开展军事行动，或者说转变革命的路径是不得不为的选择，因为民众运动在敌我决战的关头很难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策动泸顺起义是情势所逼，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并非是民众运动使民众觉悟足够成熟了，而是民众运动难以为继了。
3 走上层路线争取军阀部队开展军事行动的得失既然决定开展军事行动，又当如何进行呢?虽然军事行动的主张自中共建立以来未居主流，但并不意味着中共毫无军事经验。事实上，中共早期至少有三方面的军事实践：一是在黄埔军校协助国民党进行建军工作；二是在军阀部队中开展军事运动；三是组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其中，第一项不具普遍性，值得推广的是后两项。相较而言，对军阀部队的争取，直至北伐战争初期成就都不显著，而中共对于组建工农自卫军的成绩则颇为明显，也更为重视[2]，广东、湖南、湖北等省的工农自卫军都形成了相当数量的武装。
然而，在四川却是另外一种情形。鉴于民众运动之不足，四川的工农武装难以有效组织起来，因此要开展军事行动就只剩下争取军阀这一条路了。这在四川不失为一条便利的路径，因为四川的军阀部队情况较之别省有其独特之处：一是数量较多，二是派系复杂，三是分割严重，这样就给了争取军阀部队较多的机会。
对于四川的军阀部队，中共是如何争取的呢？中共对四川的军阀进行了甑别，认为刘湘等势力较大的军阀要么极坏、要么属于投机分子，难以成为争取的对象，因而将重点放在了势力稍小的军阀身上。据刘伯承回忆：当时他们制定了一项“前面抵，后面拉”的策略，目的是一方面拉拢四川军阀以利于北伐进军；另一方面趁此机会培养自己的实力以利革命的后续开展。故而利用川军矛盾，在顺庆起义并以之为根据地，同时在泸州起义以作策应[15]70。
“前面抵”意即以国民政府为正朔，借助国民政府的号召力，通过给予四川军阀一定政治待遇以换取其对国民政府及北伐军在政治上的支持。“后面拉”则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对中、小军阀统战工作的加强，将其中的左倾队伍变为“属于我们的武装力量及可以影响的左倾分子”；二是对军阀之间的矛盾加以利用，使其反对革命的力量难以集中一致[16]。
在争取军阀的过程中，吴玉章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吴玉章的优势是他曾是同盟会会员，又是国民党在全国尤其是四川的早期负责人，声望较著，与四川军阀的各种联系较多，这为他争取四川军阀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例如，驻防顺庆的是熊克武的旧部何光烈，与吴玉章相识，而熊克武是早期同盟会员，与吴玉章更是熟识。吴玉章便利用这一基础对何光烈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尽管何光烈本人冥顽不化，吴玉章却争取到了其部下秦汉三和杜伯乾两个旅长及其部队[15]89。
刘伯承是川军宿将，之前因作战英勇、战功显赫而在川军中卓有名声，对于故旧颇具号召力。例如，在泸州驻军当中，袁品文曾受刘伯承训练和指挥，且战斗力较强，经过争取，袁品文当即接受刘伯承和党的指示，与陈兰亭商订起义[15]88。
朱德曾在云南救过杨森，凭此关系，他顺利地担任了杨森的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并积极地做杨森及其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15]70。尽管最终未能争取到杨森，但杨森能够接应从顺庆撤出的部队则与朱德所做的工作不无关系。
陈毅主要做驻合川第八师陈书农的争取工作。经过陈毅很有策略性的工作，陈书农思想大有转变，多次表示要顺应潮流，支持国民革命，如果泸州起义部队北移，一定保守中立，绝不阻拦。泸顺起义爆发后，陈书农践行了他的诺言[17]。
从争取军阀部队的过程来看，泸顺起义的组织者们都采取较为相似的方式，即依靠个人关系，走争取军阀高级军官的上层路线。之所以在泸顺起义的筹备过程中，采取上层活动的方式并取得较大的成果，主要原因在于：四川军阀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民怨极大，军阀部队中的军官参差不齐，穷凶极恶者固然不少，但良心未泯者亦不乏其人，合川驻军司令黄慕颜就是其中一位。加之吴玉章声望甚高，而刘伯承和朱德也是旧军阀的宿将，这无疑给争取军阀部队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再者，依据军队的等级秩序及上、下级服从关系等特点，只要长官意志得以转变，其所率部队基本可以掌握，较之争取普通的士兵，这无疑是一种较为高效快速的方式。
但是，这种走上层路线争取军阀武装的方式也存在明显的弊端。一方面，上层路线基本靠故旧私谊，组织者的角色难以替代，一旦组织者缺位，则难以维系相互间的关系，部队就容易失控；再者个人的私谊情感显然是不太靠谱的事物，缺乏坚定的信念，很容易在威逼利诱面前发生动摇。后来，起义部队发生不愿服从调动，甚而掀起内讧等情形，足以说明很多部队的指挥官依然未脱离军阀习气。而且，起义部队通电自称为“有主义的军队”，显然其宣传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事实上正是缺乏主义才致使凝聚力欠缺。另一方面，以走上层路线为主的争取方式意味着走底层路线争取普通官兵的工作做得并不充分。目前，相关的历史资料鲜有对起义部队的基层官兵进行宣传和训练的记录。走底层路线争取普通官兵属于广义的民众运动范畴，这一工作的缺失也反映了中共在四川的民众运动工作力度不足。在起义过程中，士兵临阵脱逃甚至哗变反水的现象频出，则更加充分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正如刘伯承所忆：“当时军队素质都很不好。在泸州方面的部队，长官舍不得盐款，不想出发，天天说盐款。此时想吃队伍的军阀们就打起来了。” [15]71
当然，起义组织者事前也意识到民众运动尤其士兵运动的重要性，并在泸顺起义过程中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且有相当的成果。例如，中共在泸州的群众工作因有一定的基础，一经动员，工农兵学商各界群众尤其是学生就积极行动起来支援起义部队，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1]。又如，吴玉章在顺庆期间，便常在工人和驻军中进行革命活动，组织党部，建立工会，发动丝厂工人开展增加工资的斗争。是时，张秀孰、袁诗荛两同志亦在顺庆搞教育工作，传播革命思想，在青年学生中起到积极影响。此时，顺庆城中弥漫着革命气氛[15]89。
但是，这些显然远远不够。首先，在起义过程中很多市民根本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未将其与往常的军阀混战区别开来。其次，泸顺起义发生在城市，难以利用农民的力量，起义的组织者也没有主动意识到要利用农民的力量。再则，从大革命时期四川所发生的几次反帝爱国社会运动来看，参与民众运动者多数都是学生，而青年学生的问题往往是热情有余、后劲不足，这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尤其如此。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国共分裂逐渐明朗化，民众运动之前过于借重国民党的弊端便显露出来：起义一旦爆发就很难再利用国民政府的名义继续号召民众和部队，“前面抵”失去了凭借，反动势力反而奉国民政府为正朔，指斥起义部队为祸乱。受此蛊惑，不少部队官兵及民众都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起义则更难动员群众以为奥援。显然，由于时间紧迫，根本来不及补足所有的短板，再者深入的社会动员，尤其是民众和士兵的组织训练也不是短期内可以见效的。
针对泸顺起义最终失利，吴玉章认为：顺庆起义被迫比预定计划提前举行，非常仓促。起义之所以失利，起义部队未能得到充分地改造是主要原因，未能与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也是重要原因。因而，由旧军队所组成的队伍战斗力较差，遭到敌人的围攻之后，很快就失败了。仅余一小部分残余队伍在刘伯承的率领下到达了开江县。泸州起义也面临着相似的局面。按原定计划，泸州起义部队须离开泸州与顺庆起义部队会合。但起义部队的军官大都不愿服从安排，因为他们大都是旧军队出身，在他们的眼里，起义的动机无非是为了升官发财，现在好不容易得到了泸州这块肥肉，他们哪里愿意放弃[1]？
泸顺起义的最终失利令部分起义组织者所担忧的可能成为了事实，即缺乏深入的民众运动作为基础的军事行动是难以成功的。例如，1926年11月27日在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上，刘伯承做了军事报告，在报告中他就指出：“如果他们（四川将领）都插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我们同志都更应加倍努力于民众运动，使民众能确实地监督军人，且趋于真实革命之途才有结果。否则单靠军事运动，是根本危险的，这是各位同志不可不深刻注意的。” [16]总之，泸顺起义之所以失利显然是缺失了很多必要因素之故。对此，刘伯承认为：“总的说来，我们对革命事业当时都非常缺乏经验。对革命形式对发展都认识不够，热情有余，经验不足。” [15]71
4 泸顺起义对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启示从民众运动到军事行动既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共对革命道路的认知过程。“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18]。此说在很大程度上指出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具体国情，即中国不是一个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没有民主制度，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反动势力往往凭借武力恣意妄为，令中国共产党所组织的民众运动无法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从容地开展，遑论等民众“觉悟”了再水到渠成地发起军事行动。
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走极端重视武装斗争的道路，而四川的具体省情则使以泸顺起义为主的军事行动得以发动，以致于走在了上海武装起义之前，成为南昌起义的预演。泸顺起义折射了中共依据客观情况因势利导、不拘一格的实事求是精神。之后，中共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方针，泸顺起义则是从行动上为之做的最早注脚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泸顺起义可谓是中共开展武装斗争的前驱。
当然，对于武装斗争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民众运动。北伐军之所以能以十万人的兵力击败数倍于己的北洋军阀，民众的支持可谓功不可没。泸顺起义的失利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缺乏深入的民众运动，尤其是对于军阀部队基层官兵的争取、组织和教育，起义部队既缺乏应有的凝聚力，也得不到民众的充分支持。这一点对中共之后开展武装斗争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和经验。中共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迅速地作出开展武装斗争的决策，并且在武装斗争过程中强调对军队的改造、将党组织建立在基层等方针政策，其中未必没有来自包括泸顺起义在内的早期武装斗争所积累的经验。
总之，在中共革命过程中，民众运动与军事行动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国固然缺乏民主的传统，但这些并不足以成为可以忽视民众运动的理由，相反更应注重民众运动。因为缺乏群众基础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会成为无源之水，不具可持续性。这可谓是中共密切联系群众思想在军事行动中的真实反映。或者说，缺乏民主、合法的民众运动路径只是意味着中共开展民众运动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例如找准中国革命最可靠的民众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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