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泸顺起义的几点再思考
龚自德
1926年12月至1927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四川的泸州、顺庆(今南充)地区独立领导和策动部分四川军阀部队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即泸顺起义。值泸顺起义90周年之际,中共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发起对泸顺起义进行深入研究,这是对发生在四川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最好纪念。为此,笔者重温了相关资料及有关著述后,认为应该以更宽广的视觉、以更深入思考,才能对泸顺起义这一发生已经90年的重大史事的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现提出以下几点与关注此事的同仁探讨,以期推进对泸顺起义的深入研究。
一、 泸顺起义历史背景的思考
泸顺起义发生于1926年12月至1927年5月,这一特定历史时段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一)泸顺起义 发生在国共两党从第一次合作走向分裂的转折时段。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但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反动集团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行反共反革命政策,到1926年底到1927年上半年,先后制造了重庆“三三一”惨案及上海“四一二”惨案,加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妥协退让,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这种背景下暴发的泸顺起义,其起因、影响、意义就不能不和反击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相联系。
(二) 泸顺起义发生在大革命运动从胜利走向失败转折的时段。
以1925年暴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标志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兴起,接着是省港大罢工。1926年7月在“打倒列强,除军阀”雄壮口号是正式开始的北阀战争的胜利进军,在10个月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南京,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歼敌数十万人。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面临崩溃。但由于帝国主义者不甘心失去在中国非法利益到,国内反革命势力也不甘心于失败,在他们的联合进攻下,1926年底到1927年江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发生于这种情势之中的泸顺起义,其原因、经过及其影响和意义不能不与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与挽救革命的尝试相关联。
(三)泸顺起义发生在共产党从与国民党合作开展革命运动到单独开展革命运动的转折时段。
1921年成立而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的现实和“二•七”大罢工惨遭吴佩孚镇压的教训中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须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占线。因而在1923年6月党的三大上确定的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开展革命运动的决定,1924年1月,在共产党推动与参与下改组的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开展革命运动的开始,并取得很大胜利。到1926年底到1927年上半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叛,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开始从新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处于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泸顺起义其原因、经经过及意义和影响就不能不与中国共产党对于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探索相关联。
(四)泸顺起义发生在中共从注重开展工农群众运动转为注重武装斗争的转折时段。
中国共产党出于对辛亥革命后武人当道、军阀混战的痛恨,1921成立以后,以主要精力开展工农群众运动,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运动,推动参与北伐战争,但注重的仍然是工农群众运动。当1926的底到1927年上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共产党认识到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镇压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将工作重心从领导工农运动转移到注重军事斗争,特别是革命军队的创建上来。发生在这样背景下的泸顺起义,其原因、经过及意义 和影响就不能不与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工作重心的转移及人民军队创建的探索相关联。
(五)泸顺起义发生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顺利发展到遭受第一次严重失败的考验时段。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只有50多人,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5.8万名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着湖南、湖北、江浙、广东、北方、江西、河南、陕甘等8个区委和山东、福建、南满、北满、安徽、四川6个地委,共青团员也发展到3.5万人。但到1927年从发生在重庆的“三三一”惨案到上海“四一二”惨案,再到武汉汪精卫集团分共反共,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其中共党员2.6万多人。共产党员减少到1万多人。中国共产党遭受到第一次惨重损失,经历着失败的严峻考验。泸顺起义正是在中共经受这种严峻考验的时段发生的。
以上这些泸顺起义发生的历史背景中的重要关切之点,把握住这些历史背景的重要之点,才能更加深切地阐述泸顺起义的原因、经过、失败及其意义和影响。
二、 泸顺起义若干特点的思考
把握泸顺起义的特点,有利于更全面更深入地探讨泸顺起义的相关问题,特别是更深刻地认识泸顺起义失败诉原因和重大意义。
(一)泸顺起义是由中共重庆地委主动提出并领导的重大武装起义
1926年9月初,中共重庆地委派童庸生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提出举行泸顺起义的报告并获得批准,即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刘伯承在广州与四川有关军阀签订地《六条协定》,重庆地委专门成立了以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专门负责领导全川军事工作,并制定了泸顺起义的具体计划。此后,重庆地委从多方面卓有成效进行起义的策动和准备,终于在12月上旬成功发动了泸顺起义,并领导了泸顺起义军坚持长达几个月的战斗。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第一个领导如此大规模武装起义开展军事斗争的中共省级地方组织
(二)泸顺起义是仍然借用国民党武汉政府的名义发动的
鉴于当时是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运动时期,泸顺起义虽然是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但仍然是以国民党名义发动 的,这 一点是不能回避的。而泸顺起义的局限性及最终失败也与此有密切关联。
(三)泸顺起义规模大、时间长
参加泸顺起义的部队6个旅共约14000人,这是中共自成立以来领导的第一次超过万人以上规模的武装大起义,和此后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原说3万余人后据考订实际为1.5万余人)、广州起义、秋收起义三大起义中的真正武装人员比较起来也不算少,而且是在四川南北两大中心城市同时举行的武装起义,其声势也是很大的。泸顺起义坚持斗争长达167天,这也是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共领导各次武装起义坚持斗争时间最长的一次。
(四)起义部队基本没有保留下来。
泸顺起义失败后,起部队余部被其他军阀部队所收编,基本没有保存下来,这和南昌起义余部被朱德、陈毅率领转战上了井冈山、广州起义余部转入海陆丰参加彭拜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秋收起义余部转战上井冈山截然不同。这当中的原因和教训也应该进行深入的探讨。
三、泸顺起义失败的原因也应该深入探讨
(一)泸顺起义最终是失败了的这一历史事实不能回避。
泸顺起义的一些著述刻意回避泸顺起义最终遭到失败这一客观事实,其表现是只叙述了起义经过其意义,没有直接地、正面地写明泸顺起义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最后遭到失败。承认泸顺起义的失败,并不掩损泸顺起义这一重大事件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相反更能体现其经验教训对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创建和武装斗争发展的重大意义。
(二)对泸顺起义失败原因的探讨
对泸顺起义失败不仅要客观地记述,对其失败的原因更应该进行深入的剖析,这样才能准确、深入地总结泸顺起义的经验和教训。泸顺起义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探讨。
1.反革命势力的相对强大和革命力量的相对弱小
这是泸顺起义所发生时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基本态势,不仅全国范围内如此,泸顺起义直接所在的四川亦是如此。虽然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一时取得重大进展,但旧军阀的势力依然强大。就是四川的封建军阀多在“看风驶舵”,当时四川军阀部队多达四五十万人,而参加起义的只有1.5万人。在这种态势下,起义且能轻而易举获得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尤其是领导陌生的武装斗争,要历经磨难是必然的、无法避免的。
2.中共处于幼年时期、缺少领导武装起义和改造旧军队的经验
泸顺起义时,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虽然在1924年1月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运动后就开始注意军事和军事人才的培养,并开始试图掌握和建立自己军队,但其工作重心还是专注于工农群众运动,还没有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武装的更多实践经验,就是利用旧军队、改造旧军队发动武装起义,在 泸顺起义之前尚属鲜有,尤其象泸顺起义这样大规模的利用旧军队发动武装起义还从未有过,因而缺少经验。这是泸顺起义最终遭受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3.起义的准备还不是十分充分而显得仓促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领导力量准备不够,领导这么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刚组建不久的重庆工委要担当起领导责任显然力不从心,其组建的专门承担这次武装起义直接领导责任的军事委员会,由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及朱德、刘伯承三人组成,要领导这样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并在四川开展革命斗争,更显得力量过于单薄。这从起义暴发后,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穷于应付就表现得十分明显。第二,武装起义的中共骨干力量也不够,虽然中共中央派出欧阳钦等20多名政人员入川开展军运工作,国民党中央也派出20多名黄浦军校学生到四川工作,但这对于发动1.5万人的旧军队的武装起义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第三,整个的起义计划也不甚周密,尤其是对于起义后可能遇到的各种不利因素估计不促,更缺少应有的应对之策。
4.以国民党的名义及依赖旧军阀部队及对旧军队改造的不彻底
虽然泸顺起义是经中共中央同意由中共重庆地委直接领导的,但打出的公开旗号仍然是国民党领导的。1926年8月24日,广州国民政府批准李筱亭、吴玉章、刘伯承组成四川特务委员会,归国民党四川省党部领导,专门负责四川的军事工作。9月,刘伯承以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的名义,在广州同四川各军阀代表谈判,签订了川军将领一致加入国民党、拥护国民革命为主旨的《六条协议》,10月中旬,国民党执、监委联系会议正式委派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名义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这就是说,泸顺起义是在国民党旗号下发动的。利用国民党旗号发动起义,这在当时情势下的不二选择,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就为起义失败埋下了了祸根。比如为了挽救泸顺起义部队危局,吴玉章在武汉一再摧促国民政府授予泸州起义武装以革命军正式番号,却迟迟得不到答复。
直到1927年5月初,武汉国民政府才发布命令,宣布泸顺起义部队为国 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刘伯承任军长,黄慕顔任副军长,但为时也晚。尤其是轻信旧军阀比如杨森对革命做出的承诺,起义初曾设想,经过朱德的工作,定可争取可杨森加入革命阵营,就可形成泸州起义军和万县杨森部两面夹击重庆刘湘部的态势,那知1927年1月中下旬,朱德奉令离开万县去南昌后,加之形势稍有不利革命的变化时,杨森立即撕下革命伪装,投靠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这时泸州起义部队中共中央和中共重庆地委及国民政府也派出一些人员到起义部队工作,但人员有限,时间也短,成效不大,并没有实际掌握和控制所有起义部队。而起义部队基本仍然由旧军人掌控,。在依赖旧军队方面,特别是对旧军队没有进行一定的改造和完全控制,要使其起义成功是十分困难的,这也为后来历次类似起义均遭到失败所证明。
5.武装起义与工农运动的配合不够及没有及时转入农村而固守中心城市
泸顺起义期间,中共重庆地委也号召的动员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和支援起义,但总的说来并没有十分重视使起义与工农运动紧密结合的工作,成效甚微。起义部队没有及时转入农村尤其是山区开展游击战争,而是固守城市,这应该说是泸顺起义失败在战略方面的原因。
四、泸顺起义的作用和影响
(一)目前关于泸顺起义作用和影响的相关论述
“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是牵制敌人配合北伐的重大军事行动,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
这是中央党史研究室所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关于泸顺起义作用和影响的叙述,当然也是最权威的叙述,文字不多,却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中共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尝试;二是牵制敌人配合北伐的重大军事行动;三是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四是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这种对泸顺起义作用和影响的表述,被众多论著所引用。
当然,也不泛有另外的表述,但其基本意思却大同小异。
(二)目前的关于泸顺起义的作用和影响相关论述缺陷。
前述这类关于泸顺起义的表述当然没有错,但仔细推敲起来,仍然感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欠全面。“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的尝试”,应该说泸顺起义不只是中共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英勇尝试,而是中共力图掌握武装、开展军事斗争,用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一次英勇尝试。
二是没有直接指出泸顺起义实效性作用和意义。例如,泸顺起义不仅“是牵制敌人配合北伐的重大军事行动”,实际是直接牵制了四川军阀,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
三是有的要点值得商榷。例如,说泸顺起义“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这个“范例”具体表现在哪里?。泸顺起义中对旧军队的改造不能说没有一点成效,比如有的旧军人通过泸顺起义中朱德、刘伯承等的教育和争取,后来为中国革命做出过有益的事情,但总体说来对旧军队的改造是失败的,主要表现是起义旧军队的一些将领在后期动摇甚至企图叛变,起义部队基本没有保存下来。失败的改造怎么能说是“范例“呢?如果要从改造旧军队这方面来说,泸顺起义应该是为中共改造旧军队、进行武装斗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
(三)关于泸顺起义作用和影响的新的思索
除了前面提到的关于泸顺起义的意义也就是作用和影响的那几个方面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几点也应该考虑。
一是泸顺起义为中共创建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进行了一次英勇尝试,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中共从1921年成立以来,一直就是以主要精力注重于工农群众运动,泸顺起义则是中共从注重工农群众运动到注重武装斗争转变中的一次勇敢尝试和探索,故应该注重和突出在这方面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朱德、刘伯承、陈毅、吴玉章等参与过泸顺起义的相关中共负责人员,通过泸顺起义的实践,吸取了经验教训,为后来他们参与南昌起义、建立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是有很大帮助的。
二是泸顺起义的斗争实践极大地提升了中共四川地方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
泸顺起义是由刚成立不久的中共重庆地委单独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而在此前,由于四川省情及中共四川地方组织成立初期各种复杂原因,中共四川地方组织内部存在不少矛盾,凝聚力战斗力欠佳。而通过泸顺起义血与火的锤炼,中共四川地方组织的团结加强,战斗力得到很大提升,有力地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
三、是泸顺起义的潜在影响或者深远影响值得探讨
除了前面提到的关于泸顺起义的当时或者直接的作用和意义外,泸顺起义的潜在影响和深远影响也应该重视。泸顺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深远的、长远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主要表现在极大地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特别是使一些旧军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的光明前途,从而在后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其中突出的代表是许剑霜让路红军顺利占领德昌城。许剑霜为泸州人,原为刘伯承旧军队部下,泸州起义时任起义军袁品文第四混成旅机枪营营长。由于他率机枪营在战斗中表现勇敢,多次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受到旅长的嘉奖,经刘伯承提议被直接提拔为第二团团长,并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泸顺起义失败后,许推掉组织关系,转自川军刘文部任任旅长,率部驻防德昌。1935年5月15日,作为红军总参谋长、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的刘伯承和政委聂荣臻带部到达德昌县境。德昌城位于雅砻江支流安宁河河谷中,地处要冲,是西昌的第二道门户(第一道门户便是会理)。
刘伯承得知驻守德昌的是许剑霜后,给许写信:
剑霜弟:
泸地一别,近十载矣!世事沧桑,欣闻足下服务川军,感慨之余,亦甚有幸。本人一如既往,红军中参佐军事。相逢在即,可否一见,聊叙旧谊?往者往矣,来者可追。本军志在北上,驱除日寇;无奈征途险恶,只得转战千山,经湘广而云贵,涉湘乌而金沙。抗日何罪,围追堵截者,天良何在?红军迫入川康,亦乃假途而已,非为他图。兹遇贵部,非冤家路窄,权作友军相待。让路则谊,则大义,则为军之道也。若作交战,渔利谁人?坦诚相告,望作明察:借路而过,不相刀枪;如要堵截,打一打也无不可。时不可待,立复为感。
顺致
大安
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刘伯承 即日
许即给刘伯承回信:
伯承吾兄:
泸州一别,弹指数载,不料相见之日,竟在相残之时,弟今虽身在曹营,然初衷犹在,即是赴汤蹈火,舍身革决,亦愿尽微薄之力,助兄北行。倘若来日,兄业大成,有弟沧海之一粟足以!
弟:剑霜
第二天一早,红军先遣队顺利急行军向德昌前进。在丰营站、八斗冲几处隘口,许剑霜站在山顶上看见红军的队伍过来了,便命令部队朝天放枪。随着一阵枪声响起,红军从容地通过许剑霜的防区,直接进入德昌县城。许还向刘伯承传递西昌城防及川军死守西昌等重要情报等,为红军顺利通达凉山地区,粉碎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图谋作出了贡献。但许却因此而受到刘家军的排挤而辞职回乡。国共联合抗日宣言发表后,在老家的许剑霜找到当地党的秘密组织,递交了要到延安去的请求,得到批准。许到达延安后,进入抗大学习,而且见到了从太行山回到延安的刘伯承。在刘伯承的引荐下,他见到了毛泽东,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抗大毕业后,许剑霜被分配到一二九师司令部工作。当时刘伯承正在太行山创办一所太行山抗日军政大学,许剑霜被刘伯承委以教员的重任。
一年以后,根据党中央指示,许剑霜被党派回四川做统战工作,他再次回到了泸州,深入川军做兵运工作,秘密发展党员。1949年底,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打到四川,包括刘文辉在内的四川许多国民党部队纷纷倒戈通电起义,这里不能不说有许剑霜的一份功劳。1950年,许剑霜担任泸州地区行署副主任,积极参与清匪反霸斗争,为解放川南做出了贡献。1952年10月调成都任民革四川省副主委、主委,四川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55年,许剑霜因病在成都病逝,时年60岁。1989年9月,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报请中央组织部同意恢复许剑霜党籍。
另外,还有本是绿林出身、讨贼战争期间曾在刘伯承指挥下担任营长、参加泸顺起义的第10混成旅旅长、“追求和同情赞助革命的一生”、时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副主任的陈兰亭,1949年12月9日,与刘文辉、邓锡候、藩文华、在彭县龙兴寺总指挥总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24日,陈兰亭等就接到了朱德总司令的复电。电报说:"欣悉将军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人民阵营,甚为佩慰"。陈兰亭率部起义的配合下,四川省会成都市终于实现了和平解放。30日,陈兰亭等起义将领和成都市人民群众一起,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胜利入城。陈兰亭为成都战役的胜利和成都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参加泸州起义并任起义军副总指挥的四川江防军第二区司令的黄慕颜在1936年春与中共中央以特派员身份到四川的张曙时联系,并在张的领导下,开展对刘湘的统战工作。为促使刘湘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赞成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发挥作用,并被刘湘委任为全权代表,去西安与中共代表洽商,受到周恩来的接见。西安事变在中共努力下,得到和平解决,黄慕颜又以刘湘代表的身份,奔走于四川、陕西、广东、广西等地,进行反蒋抗日的联络工作。
1949年冬,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全面崩溃,黄慕颜受刘伯承之托,策动国民党川康绥靖公署和九十五军在彭县起义,为川西地区的解放做出了贡献。1950年初,川西地区发生土匪叛乱。黄慕颜担任川西剿匪委员会委员,积极为政府提供敌情资料,协助政府争取、分化、瓦解敌人,为迅速平定叛乱,做了有益的工作。1952年11月,黄慕颜被任命为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1963年后,历任四川省第三、四、五届政协委员。晚年,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努力撰写文史资料,并向有关单位提供一些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领导人的极为珍贵的资料,他还主动提供了一些在台军政人员的情况,并设法写信联系,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积极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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