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革命黨

2013年12月1日星期日

舍生忘死披彩虹──他们都是人民的英雄！

天理：《舍生忘死披彩虹──他们都是人民的英雄！》

周佳俊，他是卖肉的，被人看上了摊位，被工商税务城管卫生防疫等部门找茬儿，他一不上访，二不喊冤，直接操刀就剁，死伤的都是这些部门欺负过他的人，杀的这些人的家属吓得都躲进派出所。被抓后他只有一件事说后悔：没杀干净他们。告诉他们，来世老子还做小贩，再找茬再剁了你们，直至你们会说人话办人事为止！

山西胡文海，他杀死14个人，法庭上，法官：你杀了14个人！你为什么杀他们？胡文海：他们这些村干部，3年至少贪污挥霍了500万。告不倒他们，我就杀了他们，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他们杀绝。听众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他是一位无权无势的、单亲家庭长大的北京青年，去上海旅行租自行车，被警察诬为〝偷车〞，关押毒打，从上海市告到公安部，无人理睬！由是他〝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冲进上海市闸北公安分局，从一楼杀到22楼！就地处决了7名警察、重伤9名警察！他就是杨佳。

杨佳说：我没有精神病，有病的是派出所的巡警。杨佳当庭直言：我是无罪的，是他们违法，有罪的是他们。法官问：你有什么补充意见？杨佳说：这些警察之所以敢这样，都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你们。法庭最后陈述，杨佳说：被这样的警察管理着的国家，一个遵纪守法二十几年的公民最后都会被判刑坐牢。

辽宁省抚顺市的杨义，是辽宁省抚顺市黎明特钢厂职工，36岁，2010年4月8日，将抚顺高湾区的强拆官员王广良就地正法。杨义手里紧紧拽着一把剔骨刀，王广良当场被刺了七刀。当天平均气温1℃，刀锋穿透厚厚的外套，直抵胸腹部等要害。王捂住胸口被送出工厂，倒在一片乱草地的血泊中，再也没能醒来。

零陵区地处湖南南部，是永州古城所在地，朱军直接走上了四楼，开始了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桩枪击法官血案。他先取出一支手枪，走进四楼的农村法庭办公室。第一枪打在水口山法庭副庭长谭斌胸脯上，直击心脏。珠山镇法庭副庭长蒋启东被连击两枪。书记员伍晓辉中一枪，倒在桌下。水口山庭长赵沪宁也被击中一枪。法警欧阳毅被击中手掌。

朱军再去换枪，他从洗手间冲出，一支微冲哒哒哒打在赵的身上，赵从楼梯滚下，鲜血喷涌。一个叫黄岚的工作人员正好从5楼下来，目睹赵被枪杀，惊叫，被朱军一枪打在右肩。于是，法官们四散，哭喊声起。取了三名法官狗命的朱军把枪管伸进嘴里，扣动了扳机。

夏俊峰，辽宁省沈阳市的一个个体商贩。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和妻子在马路上摆摊被沈阳市城管执法人员查处。在勤务室接受处罚时，夏俊峰与执法人员发生争执，用随身携带的切肠刀将两名城管就地正法，废了另一人。

[在这些惨剧中，谁躲在幕后？谁在旁观？谁又逍遥法外？活着的人们，谁是下一个？]

百年背景：辛亥前，华夏多难积贫弱（二）(图)

那些让人感动的过去

　　1894年，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在经济上完全依靠华侨支持。孙中山筹划第一次武装起义时，其兄长、著名侨商孙眉便“以六七元之价贱售其牛牲一部，以充义饷”；跟随孙中山回国起义的邓荫南，把他在檀香山的商店、农场全部出卖，用来充当起义军费，“尽变卖其商店及农场，表示一去不返之决心”。图为檀香山兴中会宣誓地——李昌宅。

　　美国的数十万华侨中，洪门成员占十之七八。1909年至1910年间，美国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地华侨相继建立10多个同盟会分会。1910年2月，在旧金山正式成立同盟会美国总支部。图为美国洪门致公总堂2011年4月举办纪念辛亥革命暨广州起义100周年大型活动。

　　1905年8月，孙中山和黄兴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为政治纲领。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也是辛亥革命的主力军。图为同盟会制发的党员执照。

　　孙中山“九次革命、五过槟城”。1905年，受到日本政府驱逐的孙中山等人到达槟城，商人吴世荣、黄金庆不顾孙中山被人冷落的境遇而热情接待。1907年，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等人第三次来到槟城。在吴世荣、黄金庆的配合下，组建“槟城阅书报社”，作为同盟会的办公会所，后成为革命党人的领导机关。图为1910年，槟榔屿中国同盟会南洋机关总部出具的“国民教育捐”收条。

　　孙中山在南洋地区的革命活动，对身处新加坡的爱国华侨产生了重大影响。著名侨商陈嘉庚不仅加入同盟会，而且还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先是个人捐款5万新币，之后又在新加坡募集20多万新币支持福建军政府。华侨富商林受之为支持革命毁家财数十万，以致家产荡然无存，儿女无法受教育，沦为佣工。但他们无怨无悔。图为新加坡的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在加拿大，1909年华侨进步青年在维多利亚组织了传播革命思想的小团体“击楫社”。1910年，“有志青年多以发起同盟会为请”，有20余位有志青年秘密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4月，正式成立同盟会加拿大支部。武昌起义后，原来对革命持观望态度的加拿大侨商和侨团的执事人员也都先后加入同盟会，会员增至300余人。图为1911年1月孙中山第三次来加拿大策动革命运动时下榻的洪门大厦。

“华侨为革命之母”

　　“对革命之奋斗，历十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以常留于国人之脑海。”

　　国人走出国门的历史可谓长远。从唐代的下南洋，到郑和下西洋，再到后来的欧美劳工潮。不过，鸦片战争之后，漂泊在外的侨胞饱经苦难——不仅要忍受背井离乡的痛，还要遭受所在国的层层盘剥。尤其是到了清朝后期，满身伤痛的游子回望家乡，却只能看到软弱可欺的祖（籍）国。

　　深入骨髓的爱国情

　　对侨胞而言，一个富足强大的祖（籍）国意味着很多。无论是从血缘还是情感角度看，海外侨胞与祖（籍）国都密不可分，海外侨胞的爱国情是深入骨髓的浓烈。在祖（籍）国遇到重要时刻时，这样的爱国情自然而然转化为义无反顾的行动。辛亥革命正是这样一个时刻，而海外侨胞为革命全心全意的付出则是有目共睹的。

　　“100年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揭开了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序幕。”国务院侨办主任李海峰说，“海外华侨始终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始终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孙中山先生为此赞誉‘华侨为革命之母’，高度概括了海外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勋。”

　　饱受压迫与歧视的海外侨胞看到了孙中山先生高举的革命火炬，他们看到了希望，于是，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了革命大潮。

　　甘洒热血写春秋

　　大量的史实，无数的故事，无不在诉说海外侨胞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他们是辛亥革命最坚定的支持者、参与者、推动者和宣传者。他们捐款，捐到倾家荡产也心甘情愿；他们上战场，抛头颅洒热血，豪情震天。100年后的今天，回眸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很难不被他们感动。

　　在革命思想的宣传上，侨胞不遗余力。他们创办报刊、印刷书籍、开设阅书报社、组织集会演讲、街头演出等，积极宣传革命主张。1900年，兴中会在香港创办了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日报》。到同盟会时期，华侨在海外创办了更多的华文报刊，仅属于革命派的报刊就多达几十种，遍及华侨聚居的南洋和美洲。

　　在对革命的资助上，侨胞倾其所有。国务院侨办的数据显示，整个辛亥革命期间，海外华侨对革命的捐款总数约达700万-800万元。事实上，辛亥革命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华侨的捐赠。

　　在对革命的参与上，侨胞更是全力以赴。海外侨胞始终是革命组织的重要支柱。兴中会首批成员20多人都是华侨。到1905年，兴中会会员中华侨占70%以上。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仅新马地区的同盟会会员人数就达三四万人。海外侨胞还是武装起义的核心骨干。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组织实施了20多次反清武装起义和暗杀活动，有十多次活动的核心骨干是海外华侨。由赵声、黄兴等人领导的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主要力量是海外华侨，其中从新加坡和马来亚等地回国参加起义的华侨不下500人。在殉难的黄花岗86位烈士中，华侨烈士有31位。

　　不断充实的中华情

　　辛亥革命是个火种，引爆了海外侨胞的爱国情；辛亥革命也是个契机，让海外侨胞完成了“家”、“国”观念的转变，并对侨胞以后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辛亥革命唤醒了华侨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丰富了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内涵。”中国国务院侨办主任李海峰指出。辛亥革命使不同方言、不同帮派的华侨为了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打破了原先狭隘的地缘血缘观念，他们由“家乡认同”转向了“国家认同”，自由、民主、平等、共和的新思想在华侨社会得到传播。

　　辛亥革命促进了华侨社会的进步，培养了大量政治人才，开创了华侨社会的新时代。辛亥革命加深了海外华侨与中国的关系，他们与祖（籍）国、家乡的交往交流更加紧密。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世界所有华人的共同心愿。辛亥革命虽已过去百年，辛亥精神却依然散发着熠熠光辉。今年以来，世界各地组织了各种各样纪念辛亥革命的活动，研讨会、图片展、书画展、文艺演出……多样的形式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割不断的血缘亲，挡不住的中华情。

中華革命黨革命之再起

　1918年6月，因「護法運動」受挫，孫中山移居上海，一度對時局暫採消極觀望。在此期間，孫一面思考整理黨務的方法，一面著書勾勒建國藍圖。《孫文學說》、《實業計畫》等國民黨重要的文獻，都在這一時期完成。合過去所著的《民權初步》，成為《建國方略》。　　迨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孫中山乃興致勃勃地注目「民氣大張」、「國民智識大有進步」之景，並熱切地向同志言及「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孫有感必須結合社會思潮變化，以求革命成功，遂於1919年8月1日在上海創辦《建設》雜誌，響應社會上的愛國風潮、以及國際間「民族自決」的聲浪。

　　1919年10月10日，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稱「中國國民黨」，此名稱沿用至今。國民黨在新訂的規約中，明文揭示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此與中華革命黨總章規定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已有顯著的區別。蓋因受歐戰終了及巴黎和會的影響，「民族自決」思潮正風靡全球。是以，重新強調民族主義，意再結合五四運動以來的愛國風潮聲浪。

　　1920年，國民黨籍軍人陳炯明取得廣東政權，孫中山乃返粵擔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與北京政府相抗。然而，孫就職後力主軍事北伐，陳則主張暫緩軍事，兩人衝突漸次升溫。1922年8月，陳炯明麾下軍隊砲擊孫之總統府，迫孫再次離粵赴滬。　　陳炯明是國民黨人，全軍官兵復皆宣誓入黨，號為「黨軍」。因此，陳軍與孫中山發生衝突，對孫刺激甚大。這項刺激，加速了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建立真正「黨軍」的決心。

　　孫中山歷經多年挫折，眼見俄國十月革命帶來了新的政治、社會、經濟格局，遂對蘇維埃組織、軍隊和政治教育組織，頗感興趣，有意學習。但更重要的是，孫長期力主武裝革命，已與原先關係良好的英美，萌生芥蒂。且欲行武裝革命，必依托軍隊。在西方列強拒絕援助的情況下，適蘇俄來華特使越飛（Adolf A. Joffe）亦自北京派代表赴滬與孫聯絡，商討合作問題。同時，孫召集黨人重訂宣言、黨綱、總章，與俄國密切合作，期能再起革命之局。

　　1923年初，國民黨向全國公開發表宣言，對「三民主義」作廣義明白的解釋，注意縣以下的基層工作，強調農工、婦女運動的重要，重視宣傳工作。而這一類工作的推行，實與蘇俄的襄助有關。1923年1月，蘇俄特使越飛與孫中山發表聯合聲明，保證俄國對中國革命將抱以同情與援助的態度。同年10月，國民黨人從陳炯明手中奪回廣東政權，蘇俄赴派遣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抵粵，協助國民黨之改組。同年，孫也曾派遣以蔣介石為首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遠赴莫斯科，洽談國民黨與蘇聯的軍事合作。　　實質上，蘇俄是當時唯一願意援助國民黨的外國力量。而孫中山之意，主要在於援藉外力，推翻當時為世界各國承認的北京政府。

　　辛亥革命後，中國議會政治的失敗，亦是國民黨的嚴重危機。孫中山乃決心另起爐灶，解散國民黨，於1914年在東京組建「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試圖建立嚴密組織，強調對領袖個人效忠，以「討伐袁世凱」、「建立民主政府」、「反對專制」為宗旨，大部份成員是原同盟會和國民黨員。

　　然而，孫中山為了淘汰所謂「偽劣份子」，乃在黨章有「附從孫先生」的規定，加入者亦須向孫個人宣誓。這種近於獨裁，且犧牲黨員平等自由的作法，自始即遭致國民黨人的反對。而黃興的追隨者，幾乎在中華革命黨成立的同時同地，創立「歐事研究會」，頗欲另樹一幟。即便是親孫中山者，如胡漢民、廖仲愷輩，起初也不慎熱心，尚具猶疑。　　於是，中華革命黨在同志的質疑聲中，勉為建立。諷刺的是，它的嚴密組織亦僅具形式，而無精神。早年參與革命的沈亦雲，曾經評論說：「革命由同志集議而變為領袖指導，且以教條為重，則去民主自由反遠也。」

　　中華革命黨本部設於東京，下設總務、黨務、軍務、政治、財政五部。支部總計五十七個，大多建於海外各埠，國內各省僅十八個，黨員約萬餘人。其主要活動為武裝討伐袁世凱，自1914年6月至隔年12月間，曾在湖南、江蘇、廣東、江西、上海等省市先後發動兵變、暗殺活動。及至唐繼堯、蔡鍔、李烈鈞等人發動「護國戰爭」，高舉反對洪憲帝制之旗，中華革命黨又傾全力積極響應。不過，中華革命黨始終沒有取得護國戰爭的領導權。

　　中華革命黨的最嚴重困境，顯非來自敵人，而出自於孫中山舊日同志的拒絕參與。是以，孫在1915年下半年起，漸有接受調和的趨向。1916年6月，袁世凱死，孫旋即指示黨人停止活動，並考慮黨的改組問題。至遲在同年10月，孫已有恢復「國民黨」名義的想法，並取消入黨程序中的「誓約」等儀式。　　袁世凱既死，繼任總統黎元洪申令恢復國會。爰國會被袁世凱解散以來，經過三年，中國各黨派生態已有極大變化。如舊國民黨分裂為數個派系，除加入中華革命黨者外，餘多散漫無紀，群龍無首。反之，舊進步黨變化甚少，仍以憲法研究會作結合名義。孫中山遂欲以「大黨主義」名義，聯絡舊國民黨人，進而重新掌握國會多數。

　　1917年6月，國會再度遭到北京政府解散。孫中山乃號召國會議員南下廣州，重開國會，進行「護法運動」。不意響應者未及半數，足見「大黨主義」之不可恃。經此一波三折，充分顯示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的計畫，成效不彰。

台灣獨立運動參與者-陳智雄（1916年－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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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官陳智雄

陳智雄（1916年－1963年5月28日）是臺灣屏東人，瑞士籍台灣獨立運動參與者，曾經擔任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東南亞巡迴大使，於臺灣白色恐怖時期遇害。^[1]^[2]

早年事蹟與印尼經驗

陳智雄於1916年出生於大日本帝國統治之下的屏東，家境小康，高中未畢業就赴日本青山學院高中部，之後考上東京外語大學荷蘭語科，畢業後曾任職日本外務省。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佔領南洋的英、荷屬殖民地，致使日本政府頓感外文人才的迫切需要。因陳智雄精通英語、日語、荷蘭語、馬來語、台語以及北京官話等六種語言，遂被外務省派至印尼擔任外交官。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陳智雄辭去外務省的工作，滯留印尼從事生意，並與一荷蘭籍女子結婚。當時，長期受帝國主義統治的殖民地紛紛爭取獨立，受荷蘭統治的印尼也不例外，由蘇卡諾領導的獨立軍，與荷蘭統治當局正做殊死戰鬥。出身日本殖民地——台灣的陳智雄，對殖民地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獨立運動頗為同情，乃藉荷籍夫人為掩護，暗中提供日軍遺留下來的大批武器，援助印尼的獨立革命軍，也因此被荷蘭軍政府逮捕並囚禁達一年之久。印尼獨立後，蘇卡諾擔任首任總統，蘇有感於陳智雄的冒死義援，遂待他如國賓，並授以榮譽國民的最高榮譽。

擔任「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駐東南亞巡迴大使

目睹印尼經由人民的奮鬥而終獲獨立的過程，陳智雄不僅萌生了台灣獨立的想法，而且決定獻身於台灣獨立運動，因此，他接受了設於日本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的委任，擔任其駐東南亞巡迴大使一年。透過陳智雄的良好關係及人脈，廖文毅曾於1955年應邀參加了在印尼舉行的「萬隆會議」，使他的國際聲望達到了最高點。當時出席的六個國家代表，除了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廖文毅以外，還包括中國的周恩來、印度的尼赫魯、埃及的納瑟、馬來亞聯邦的東姑阿都拉曼、以及印尼的蘇卡諾。後來，由於陳智雄的關係，廖文毅也應邀參加了拉曼總理的就職大典。

後來，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壓力，親共的蘇卡諾不但阻止陳智雄在東南亞所進行的外交工作，並將其逮捕下獄。後來陳智雄在獄中寫信責罵蘇卡諾忘恩負義，蘇卡諾自知理虧，陳智雄才獲得釋放。

當時，陳智雄決定赴日本與廖文毅會合，但是日本政府卻不讓無國籍的他下機入境。就這樣，陳智雄在東京和印尼之間的飛機上往來好幾次，直到有一位他在飛機上碰到的瑞士官員出面，安排他到瑞士去居住，並順利取得瑞士公民權以後，他才得以於1958年以瑞士公民身份前往日本，繼續獨立運動的推展。

為政治信仰遭到槍斃

陳智雄就義前後

然而，隨著台灣獨立運動在國際間的進展，國民黨也開始透過種種手段想要瓦解其勢力，並將相關運動者加以逮捕。1959年，透過國民黨駐日單位特工人員的運作，陳智雄終被情治人員綁架回台。由於日本台獨運動者的強烈抗議，並向媒體新聞界公開陳智雄秘密被捕的實情，國民黨只好將其釋放，條件是要他安份守己，不可在台灣有任何反對政府或是從事台獨運動的言論或行為。

1961年底，陳智雄吸收蕭坤旺、戴村德等仁組成「同心社」，擬以該組織推展獨立運動，但因往來信件遭調查局攔截而使同心社的同志被一網打盡。翌年8月，同心社的成員同時接到起訴書，陳智雄遭叛亂罪起訴。1963年 5月28日，陳智雄為自己的政治信仰遭到槍決，為台灣獨立運動奉獻出自己的生命。當時與他一起被關在青島東路之軍法處看守所的施明雄，在近三十年後回憶那天的場景：

“

執行那天，好多個劊子手，衝進牢房，壓制住仍在熟睡中的智雄仙，然後像抓雞鴨般地倒提他的雙臂，他忘記世俗的一切痛苦似的，在寧靜的清晨，用他嘹喨的有力的聲腔，大聲吶喊：「台灣獨立萬歲！台獨萬歲！台灣獨立萬歲！」……

最可惡的，仍是那些警衛室的班長在押送刑場前，竟然不將雙腳鐐好好卸除，而以斧頭砍斷他的雙腳掌，不讓他英勇豪壯地昂首走向刑場，而以拖的方式，傷害陳智雄先生「視死如歸」的尊嚴與權利。

我終生抗議，以此文留存千史作為見證。(施明雄 1998，28-9)

”

參考資料

^ 50年前就義高喊「台灣獨立萬歲」第一烈士陳智雄獨派追思, 自由時報, 2013-6-28
^ 紀念台獨第一烈士陳智雄就義50年記者會‏, 新頭殼, 2013-6-27

莊孟學，悼念台灣獨立建國先烈勇者陳智雄，台灣守護聯盟周刊
台灣神陳智雄之女Vonny Chen（陳雅芳）聖山巡禮，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參考文獻

陳銘城，1992，《海外台獨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
陳五郎撰文、吳宗德翻譯，2002，〈台灣獨立先烈，勇者的畫像：陳智雄〉
林樹枝，1992，〈生是台灣人，死是台灣魂：台獨案第一個遭國民黨槍決的陳智雄〉，見林樹枝，《出土政治冤案》第一集，頁11-14。台北：作者發行
施明雄，1998，〈視死如歸的台獨勇士：陳智雄〉，見施明雄，《白色恐怖黑暗時代台灣人受難史》，頁25-29。台北：前衛
湯瑪仕，1998，《聽革命家的歌：革命家陳智雄傳》。台北：前衛
楊碧川，1997，《台灣歷史詞典》。台北：前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