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革命黨 革命之再起

1918年6月，因「護法運動」受挫，孫中山移居上海，一度對時局暫採消極觀望。在此期間，孫一面思考整理黨務的方法，一面著書勾勒建國藍圖。《孫文學說》、《實業計畫》等國民黨重要的文獻，都在這一時期完成。合過去所著的《民權初步》，成為《建國方略》。 　　迨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孫中山乃興致勃勃地注目「民氣大張」、「國民智識大有進步」之景，並熱切地向同志言及「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孫有感必須結合社會思潮變化，以求革命成功，遂於1919年8月1日在上海創辦《建設》雜誌，響應社會上的愛國風潮、以及國際間「民族自決」的聲浪。

1919年10月10日，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稱「中國國民黨」，此名稱沿用至今。國民黨在新訂的規約中，明文揭示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此與中華革命黨總章規定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已有顯著的區別。蓋因受歐戰終了及巴黎和會的影響，「民族自決」思潮正風靡全球。是以，重新強調民族主義，意再結合五四運動以來的愛國風潮聲浪。

1920年，國民黨籍軍人陳炯明取得廣東政權，孫中山乃返粵擔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與北京政府相抗。然而，孫就職後力主軍事北伐，陳則主張暫緩軍事，兩人衝突漸次升溫。1922年8月，陳炯明麾下軍隊砲擊孫之總統府，迫孫再次離粵赴滬。 　　陳炯明是國民黨人，全軍官兵復皆宣誓入黨，號為「黨軍」。因此，陳軍與孫中山發生衝突，對孫刺激甚大。這項刺激，加速了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建立真正「黨軍」的決心。

孫中山歷經多年挫折，眼見俄國十月革命帶來了新的政治、社會、經濟格局，遂對蘇維埃組織、軍隊和政治教育組織，頗感興趣，有意學習。但更重要的是，孫長期力主武裝革命，已與原先關係良好的英美，萌生芥蒂。且欲行武裝革命，必依托軍隊。在西方列強拒絕援助的情況下，適蘇俄來華特使越飛（Adolf A. Joffe）亦自北京派代表赴滬與孫聯絡，商討合作問題。同時，孫召集黨人重訂宣言、黨綱、總章，與俄國密切合作，期能再起革命之局。

1923年初，國民黨向全國公開發表宣言，對「三民主義」作廣義明白的解釋，注意縣以下的基層工作，強調農工、婦女運動的重要，重視宣傳工作。而這一類工作的推行，實與蘇俄的襄助有關。1923年1月，蘇俄特使越飛與孫中山發表聯合聲明，保證俄國對中國革命將抱以同情與援助的態度。同年10月，國民黨人從陳炯明手中奪回廣東政權，蘇俄赴派遣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抵粵，協助國民黨之改組。同年，孫也曾派遣以蔣介石為首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遠赴莫斯科，洽談國民黨與蘇聯的軍事合作。 　　實質上，蘇俄是當時唯一願意援助國民黨的外國力量。而孫中山之意，主要在於援藉外力，推翻當時為世界各國承認的北京政府。 　　辛亥革命後，中國議會政治的失敗，亦是國民黨的嚴重危機。孫中山乃決心另起爐灶，解散國民黨，於1914年在東京組建「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試圖建立嚴密組織，強調對領袖個人效忠，以「討伐袁世凱」、「建立民主政府」、「反對專制」為宗旨，大部份成員是原同盟會和國民黨員。 　　然而，孫中山為了淘汰所謂「偽劣份子」，乃在黨章有「附從孫先生」的規定，加入者亦須向孫個人宣誓。這種近於獨裁，且犧牲黨員平等自由的作法，自始即遭致國民黨人的反對。而黃興的追隨者，幾乎在中華革命黨成立的同時同地，創立「歐事研究會」，頗欲另樹一幟。即便是親孫中山者，如胡漢民、廖仲愷輩，起初也不慎熱心，尚具猶疑。 　　於是，中華革命黨在同志的質疑聲中，勉為建立。諷刺的是，它的嚴密組織亦僅具形式，而無精神。早年參與革命的沈亦雲，曾經評論說：「革命由同志集議而變為領袖指導，且以教條為重，則去民主自由反遠也。」 　　中華革命黨本部設於東京，下設總務、黨務、軍務、政治、財政五部。支部總計五十七個，大多建於海外各埠，國內各省僅十八個，黨員約萬餘人。其主要活動為武裝討伐袁世凱，自1914年6月至隔年12月間，曾在湖南、江蘇、廣東、江西、上海等省市先後發動兵變、暗殺活動。及至唐繼堯、蔡鍔、李烈鈞等人發動「護國戰爭」，高舉反對洪憲帝制之旗，中華革命黨又傾全力積極響應。不過，中華革命黨始終沒有取得護國戰爭的領導權。 　　中華革命黨的最嚴重困境，顯非來自敵人，而出自於孫中山舊日同志的拒絕參與。是以，孫在1915年下半年起，漸有接受調和的趨向。1916年6月，袁世凱死，孫旋即指示黨人停止活動，並考慮黨的改組問題。至遲在同年10月，孫已有恢復「國民黨」名義的想法，並取消入黨程序中的「誓約」等儀式。 　　袁世凱既死，繼任總統黎元洪申令恢復國會。爰國會被袁世凱解散以來，經過三年，中國各黨派生態已有極大變化。如舊國民黨分裂為數個派系，除加入中華革命黨者外，餘多散漫無紀，群龍無首。反之，舊進步黨變化甚少，仍以憲法研究會作結合名義。孫中山遂欲以「大黨主義」名義，聯絡舊國民黨人，進而重新掌握國會多數。 　　1917年6月，國會再度遭到北京政府解散。孫中山乃號召國會議員南下廣州，重開國會，進行「護法運動」。不意響應者未及半數，足見「大黨主義」之不可恃。經此一波三折，充分顯示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的計畫，成效不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