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再提出要去參加秋收起義，不能加入中央政治局
八七會議的第二項議程是由瞿秋白代表常委作將來黨的工作方針的報告。他先談了兩點：其一，“中國資產階級是與封建階級無大沖突的。……中國資產階級一點民權性也沒有。現在隻有我們包辦國民黨或國民黨消滅我們這兩條路”﹔其二，“革命的指導機關犯了紳士的毛病。我們的黨缺乏平民的精神”。接著，他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任務，認為“現在事實已經証明國民黨已與我們分裂了。我們再不能以退讓手段來爭得民權，是要以革命方法來爭得民權的”，“過去當我們能包辦國民黨的時候中央又不允許我們包辦，現在想包辦又不可能了。過去我們覺得隻要利用某打某便可以得到一點民權，這種方法過去也是有效的，但現在已經不適宜了”。在瞿秋白看來，中國共產黨於1927年7月13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是黨的新政策的開始，其內容是很堅決的，而且南昌起義“至少是無意識的走到新的方針”。因此，武漢政府走向反動后，中國共產黨“現在主要的是要從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來。我們的軍隊則完全是幫助土地革命”。瞿秋白還談到了革命前途的一個優點，即“這一堆反革命的沖突非常厲害的，……因為他們內部極不穩定”。
瞿秋白還在報告中指出：“土地革命已進到最高點，要以我們的軍隊來發展土地革命，……這是一定有勝利的機會的。農民要求暴動，各地還有許多的武裝。有這樣好的機會，這樣多的力量，我們必須要燃著這爆發的火線，造成土地革命。”隨后，他又根據形勢提出了黨的策略是獨立的工農階級斗爭，要不客氣地包辦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為此，他提出了三條具體的方針：第一，“要更注意與資產階級爭領導權”﹔第二，“要糾正過去錯誤，要注意群眾，要由下而上，誰贊成我們，就是左派”﹔第三，“在革命暴動中組織臨時的革命政府”。此外，他還提出了如何做國民黨工作，團結國民黨左派進行革命斗爭以及注意軍隊中及兵士中的工作等問題。
瞿秋白代表常委作完報告后，又一一宣讀了常委與國際代表起草的三個議決案，即《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最近農民斗爭的議決案》和《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並逐一進行了討論。《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重點談到了現時職工運動應特別注意的一些問題，指出：“工會應當是真正工人階級的組織，群眾的組織，從一般工會機關直到全國總工會，都是在本黨指導之下，由群眾所選舉出來。”“職工運動是本黨的基本工作，應改正以前把他看做部分工作之錯誤，應以整個的黨來指導他，所以各級黨部之工人部應即取消，另設職工運動委員會，經過黨部委員會直接指導職工運動中的黨團。”《最近農民斗爭的議決案》主要提出了最近農民暴動的任務、口號和措施等，指出：“共產黨現時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的有計劃的盡可能的在廣大區域中准備農民的總暴動，利用今年秋收時期農村中階級斗爭劇烈的關鍵”。《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著重談到了全黨被迫轉入地下工作后，在組織方面應做的一些改變和應注意的一些問題，其中所附的組織系統表第一次明確劃分了全黨從中央到地方基層上下隸屬的各級組織的名稱與關系，即中央-省委-市委（縣委）-區委-支部-分部-小組。
會議的最后一項議程是選舉臨時中央政治局。開始，先由羅明納茲提議中央政治局委員7人、候補委員5人，並提出候選人名單付諸討論。討論時，羅明納茲並未將毛澤東列入名單裡，李維漢、蔡和森等主張讓毛澤東加入中央政治局，而毛澤東卻一再提出要去參加秋收起義，不能加入政治局。后來，在羅明納茲的提議下，大家對名單進行了表決，表決前還各增加了2名正式委員和候補委員。最后選出了9名正式委員和7名候補委員。9名政治局委員是：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7名候補委員是：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
由於當時處在白色恐怖之中，形勢險惡，會議議程安排得非常緊湊，隻開了一天就結束了。會議結束后的第三天，1927年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開了臨時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了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瞿秋白兼管農委、宣傳部並任黨報總編輯，蘇兆征兼管工委，李維漢兼管組織部和秘書廳。新成立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長江局，具體任職如下：王荷波擔任北方局書記，蔡和森為秘書﹔張國燾擔任南方局書記（未到任），下設軍委會，由周恩來任主任，在他到任之前，由張太雷、楊殷負責南方局工作，張太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羅亦農赴長江局，在武漢工作﹔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被派到湖南去改組中共湖南省委，並籌備和領導秋收起義。
八七會議以后，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通過各種秘密渠道將八七會議精神傳達到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極大地鼓舞了廣大黨員的斗志，揭開了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開展革命斗爭的序幕。湖南、湖北、江西、廣東、江蘇、河南各省的部分地區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紛紛舉行了武裝暴動，同時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也得到有效的開展。在白色恐怖的形勢下，黨的組織開始恢復、重建和整頓，黨的秘密工作機關開始建立，全國的秘密交通網得以布置，黨內刊物也得以出版發行，新的革命斗爭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展開。這樣，中國共產黨逐漸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造成的困難局面中走出來，進入土地革命戰爭的新時期。
八七會議的第二項議程是由瞿秋白代表常委作將來黨的工作方針的報告。他先談了兩點：其一，“中國資產階級是與封建階級無大沖突的。……中國資產階級一點民權性也沒有。現在隻有我們包辦國民黨或國民黨消滅我們這兩條路”﹔其二，“革命的指導機關犯了紳士的毛病。我們的黨缺乏平民的精神”。接著，他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任務，認為“現在事實已經証明國民黨已與我們分裂了。我們再不能以退讓手段來爭得民權，是要以革命方法來爭得民權的”，“過去當我們能包辦國民黨的時候中央又不允許我們包辦，現在想包辦又不可能了。過去我們覺得隻要利用某打某便可以得到一點民權，這種方法過去也是有效的，但現在已經不適宜了”。在瞿秋白看來，中國共產黨於1927年7月13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是黨的新政策的開始，其內容是很堅決的，而且南昌起義“至少是無意識的走到新的方針”。因此，武漢政府走向反動后，中國共產黨“現在主要的是要從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來。我們的軍隊則完全是幫助土地革命”。瞿秋白還談到了革命前途的一個優點，即“這一堆反革命的沖突非常厲害的，……因為他們內部極不穩定”。
瞿秋白還在報告中指出：“土地革命已進到最高點，要以我們的軍隊來發展土地革命，……這是一定有勝利的機會的。農民要求暴動，各地還有許多的武裝。有這樣好的機會，這樣多的力量，我們必須要燃著這爆發的火線，造成土地革命。”隨后，他又根據形勢提出了黨的策略是獨立的工農階級斗爭，要不客氣地包辦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為此，他提出了三條具體的方針：第一，“要更注意與資產階級爭領導權”﹔第二，“要糾正過去錯誤，要注意群眾，要由下而上，誰贊成我們，就是左派”﹔第三，“在革命暴動中組織臨時的革命政府”。此外，他還提出了如何做國民黨工作，團結國民黨左派進行革命斗爭以及注意軍隊中及兵士中的工作等問題。
瞿秋白代表常委作完報告后，又一一宣讀了常委與國際代表起草的三個議決案，即《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最近農民斗爭的議決案》和《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並逐一進行了討論。《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重點談到了現時職工運動應特別注意的一些問題，指出：“工會應當是真正工人階級的組織，群眾的組織，從一般工會機關直到全國總工會，都是在本黨指導之下，由群眾所選舉出來。”“職工運動是本黨的基本工作，應改正以前把他看做部分工作之錯誤，應以整個的黨來指導他，所以各級黨部之工人部應即取消，另設職工運動委員會，經過黨部委員會直接指導職工運動中的黨團。”《最近農民斗爭的議決案》主要提出了最近農民暴動的任務、口號和措施等，指出：“共產黨現時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的有計劃的盡可能的在廣大區域中准備農民的總暴動，利用今年秋收時期農村中階級斗爭劇烈的關鍵”。《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著重談到了全黨被迫轉入地下工作后，在組織方面應做的一些改變和應注意的一些問題，其中所附的組織系統表第一次明確劃分了全黨從中央到地方基層上下隸屬的各級組織的名稱與關系，即中央-省委-市委（縣委）-區委-支部-分部-小組。
會議的最后一項議程是選舉臨時中央政治局。開始，先由羅明納茲提議中央政治局委員7人、候補委員5人，並提出候選人名單付諸討論。討論時，羅明納茲並未將毛澤東列入名單裡，李維漢、蔡和森等主張讓毛澤東加入中央政治局，而毛澤東卻一再提出要去參加秋收起義，不能加入政治局。后來，在羅明納茲的提議下，大家對名單進行了表決，表決前還各增加了2名正式委員和候補委員。最后選出了9名正式委員和7名候補委員。9名政治局委員是：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7名候補委員是：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
由於當時處在白色恐怖之中，形勢險惡，會議議程安排得非常緊湊，隻開了一天就結束了。會議結束后的第三天，1927年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開了臨時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了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瞿秋白兼管農委、宣傳部並任黨報總編輯，蘇兆征兼管工委，李維漢兼管組織部和秘書廳。新成立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長江局，具體任職如下：王荷波擔任北方局書記，蔡和森為秘書﹔張國燾擔任南方局書記（未到任），下設軍委會，由周恩來任主任，在他到任之前，由張太雷、楊殷負責南方局工作，張太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羅亦農赴長江局，在武漢工作﹔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被派到湖南去改組中共湖南省委，並籌備和領導秋收起義。
八七會議以后，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通過各種秘密渠道將八七會議精神傳達到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極大地鼓舞了廣大黨員的斗志，揭開了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開展革命斗爭的序幕。湖南、湖北、江西、廣東、江蘇、河南各省的部分地區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紛紛舉行了武裝暴動，同時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也得到有效的開展。在白色恐怖的形勢下，黨的組織開始恢復、重建和整頓，黨的秘密工作機關開始建立，全國的秘密交通網得以布置，黨內刊物也得以出版發行，新的革命斗爭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展開。這樣，中國共產黨逐漸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造成的困難局面中走出來，進入土地革命戰爭的新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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