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位會議代表進入會場竟花了三天
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的革命事業和前途面臨著異常嚴峻的形勢，中國共產黨開始醞釀著改變先前的政策，以應對困難局勢。1927年7月12日，以張國燾、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和張太雷五人為成員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漢口成立，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職權。這次中央領導機構的改組，雖沒有明確糾正黨內的右傾錯誤，但已經預示著中共開始改變右傾機會主義統治中央的狀況，改變一味妥協退讓的政策。
汪精衛公開背叛革命后，在武漢地區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致使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損失。為了挽救革命，新成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連續召開幾次會議，主要作出了三項決策：舉行南昌暴動﹔准備召開中央緊急會議﹔在湘、鄂、贛、粵四省舉行秋收起義。此外，五人常委還進行了其他一些工作，以妥善安排黨在大革命失敗后面臨的各項任務。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瞿秋白主持中央常委會議，決定召開中央緊急會議，以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確定黨在新時期的斗爭方針和任務。
由於當時形勢非常緊張，交通異常困難，原定於7月28日舉行，並由瞿秋白、張太雷、李維漢和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一起籌備的中央緊急會議不得不延期召開。8月3日，中央常委召開擴大會議，就時局和對策、召開緊急會議、中央領導機關改組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決定發動農民土地革命和武裝暴動，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直到這時，緊急會議的各項准備工作才基本就緒，議程也得以確定。
到了8月7日，通知到會的人員仍未到齊，中央委員尚不過半數，各地到會的隻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的新任書記鄧中夏。通知的與會代表無法到會，鑒於情況緊急，就隻能召集在武漢的中央委員、監察委員、共青團中央委員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負責人參加會議。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三人尚在前線，留在武漢的瞿秋白、李維漢、張太雷參加了會議。因此，這次會議既不能叫“中共中央全會”，也不能叫“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隻能稱作“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
八七會議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號（現為鄱陽街139號）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李維漢、瞿秋白、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征、顧順章、羅亦農、陳喬年、蔡和森，候補中央委員李震瀛、陸沉、毛澤東，中央監察委員楊匏安、王荷波，青年團代表李子芬、楊善南、陸定一，湖南代表彭公達，湖北代表鄭超麟，中央軍委代表王一飛，中央秘書鄧小平，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以及紐曼、洛蜀莫娃。雖然與會的人數不多，隻有二十幾個，但因環境險惡，中央內部交通卻花了三天工夫，將他們一個一個帶進會場。具體組織安排會務工作的是中共中央秘書處負責人鄧小平，他在會前三天就來到了會場，直到會議結束，所有代表安全散去后才離開。
由於形勢險惡，八七會議隻開了一天，由李維漢擔任會議主席，負責主持會議。
會議開始后，首先由李維漢代表常委向與會者報告會議醞釀和籌備的經過，並宣布了會議的三項議程：一是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作報告﹔二是由瞿秋白代表常委作黨的將來工作方針的報告﹔三是改組中央政治局。
會議的第一項議程是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作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這位有著格魯吉亞人血統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不久前才接到共產國際的緊急指示，不遠萬裡來到漢口接替羅易、鮑羅廷等人的工作，參與籌備召開中共中央會議。年僅29歲的他常常被瞿秋白稱為“毛頭小伙子”。他在報告中首先指出了召開中央緊急會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並提到了這次緊急會議所要解決的問題。此外，他還起草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並就草案的主要內容作了長篇發言。羅明納茲的發言著重講了當時的階級斗爭和國民革命、工人問題、農民問題、對國民黨的關系問題、對共產國際的關系問題。由於報告較長，再加上他每講一段，瞿秋白都要翻譯一下，他的報告用去了將近一個上午的時間。
羅明納茲的報告結束后，李維漢向大家說明：這個報告常委已經接受，接下來由各位同志發言。毛澤東首先對此發表了意見，從國共合作時黨沒有堅持政治上的獨立性，黨中央不傾聽下級和群眾意見、抑制農民革命，放棄軍事、政權領導四個方面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
毛澤東慷慨陳詞道：“國際代表報告的全部是很重要的。第一，國民黨問題在吾黨是很長久的問題，直到現在還未解決。首先是加入的問題，繼又發生什麼人加入，即產業工人不應加入的問題。實際上不僅產業工人，即農民都無決心令其加入。當時大家的根本觀念都以為國民黨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終無當此房子主人的決心。我認為這是一大錯誤。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張產業工人也加入，聞湖北亦有此決定，但僅是紙上空文，未能執行。過去群眾中有偶然不聽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國民黨的下級黨部，當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這是違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現在才改變了策略，使工農群眾進國民黨去當主人。”
毛澤東接下來談道：“第二，農民問題。農民要革命，接近農民的黨也要革命，但上層的黨部則不同了。當我未到長沙之先，對黨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決議無由反對。及到長沙后仍無法答復此問題。直到在湖南住了30多天，才完全改變了我的態度。我曾將我的意見在湖南作了一個報告，同時向中央也作了一個報告，但此報告在湖南生了影響，對中央則毫無影響。廣大的黨內黨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總之，過去群眾對於黨的領導的影響太少。”
這番話談到了毛澤東先前的正確主張未被中央採納的問題，這指的是他於1927年3月間對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等地作了三十多天的實地考察后，寫就了一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刊物《戰士》周刊上公開發表，對湖南的農民運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向導》卻隻登載了其前半部分，即被扣壓未登完。在毛澤東看來，中央未採納他的意見，相反卻走上了一條脫離農民群眾的道路，其結果終會歸於失敗。
緊接著，毛澤東將話題轉向了中國革命最緊迫也是最重要的軍事問題，他說：“第三，對軍事方面。從前我們罵中山（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蔣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槍杆子起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
最后，毛澤東談到了組織問題，他說：“以后上級機關應盡心聽下級的報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轉入革命的。”
毛澤東發言后，鄧中夏、蔡和森、羅亦農、任弼時等人也分別針對羅明納茲的報告作了發言。他們都明確表示擁護共產國際代表的報告，並指出中國共產黨存在機會主義的傾向，特別是中共五大后，黨中央機會主義領導的中心在於強調聯合小資產階級，實際上隻看到了上層，未將群眾納入其中，而且拒絕執行五大關於土地革命的決議。鄧中夏指出：“以前我們將小資產階級看得太低，第五次大會又把小資產階級看得太高了。甚至將譚延?、唐生智、孫科等等地主買辦軍閥都看成為小資產階級了，這樣還說什麼土地革命呢？中央對國際決議並未了解，以致將小資產階級看得比土地革命更重。”
蔡和森認為，“過去一切錯誤都無五次大會后的錯誤那樣厲害。……現在已經很顯然的是機會主義”，為此他自我批評道：“我是過去政治局的一人，我應負此錯誤的責任。”
羅亦農指出：“黨不注意奪取政權的武裝，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廢，這是非常錯誤的。所以我看中國共產黨是革命的作客者，不是革命的主人。”他還批評共產國際之前派了維經斯基、羅易這兩個無俄國革命經驗的人來指導中國革命，認為國際要為此負責任。另外，他還對湖南代表關於“將群眾意見來作黨的指導和要吸收工人來作領導”的建議表示贊同。
任弼時認為中國共產黨存在機會主義傾向的原因在於，“我們僅僅作了上層的工作，而忘記了要以革命的力量來領導小資產階級”，這樣“不但未深入領導民眾，而且還要抑制群眾的爭斗”。他還指出了黨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如“黨無土地革命的決心，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於新時期”，“黨處處遷就小資產階級，使黨失去了獨立的作用”。關於組織問題，他認為，“現在黨要改變過去的錯誤原則，要實行，非有新的領導機關不可，並須吸引下級作實際工作的工人同志來作領導”，還建議“老頭子（指陳獨秀）可去莫（指莫斯科）”。
由於大家意見較為一致，李維漢建議停止討論，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作結論。接著，羅明納茲針對鮑羅廷、羅易、維經斯基的錯誤問題，領導機關的工人成分問題，目前形勢的估計問題和民族革命中的幾個矛盾問題，發表了結論性的意見。在他的提議下，大家對《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進行了表決，在原則上一致通過，並決定以瞿秋白、李維漢和蘇兆征三人組成委員會對其進行文字修改。
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的革命事業和前途面臨著異常嚴峻的形勢，中國共產黨開始醞釀著改變先前的政策，以應對困難局勢。1927年7月12日，以張國燾、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和張太雷五人為成員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漢口成立，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職權。這次中央領導機構的改組，雖沒有明確糾正黨內的右傾錯誤，但已經預示著中共開始改變右傾機會主義統治中央的狀況，改變一味妥協退讓的政策。
汪精衛公開背叛革命后，在武漢地區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致使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損失。為了挽救革命，新成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連續召開幾次會議，主要作出了三項決策：舉行南昌暴動﹔准備召開中央緊急會議﹔在湘、鄂、贛、粵四省舉行秋收起義。此外，五人常委還進行了其他一些工作，以妥善安排黨在大革命失敗后面臨的各項任務。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瞿秋白主持中央常委會議，決定召開中央緊急會議，以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確定黨在新時期的斗爭方針和任務。
由於當時形勢非常緊張，交通異常困難，原定於7月28日舉行，並由瞿秋白、張太雷、李維漢和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一起籌備的中央緊急會議不得不延期召開。8月3日，中央常委召開擴大會議，就時局和對策、召開緊急會議、中央領導機關改組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決定發動農民土地革命和武裝暴動，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直到這時，緊急會議的各項准備工作才基本就緒，議程也得以確定。
到了8月7日，通知到會的人員仍未到齊，中央委員尚不過半數，各地到會的隻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的新任書記鄧中夏。通知的與會代表無法到會，鑒於情況緊急，就隻能召集在武漢的中央委員、監察委員、共青團中央委員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負責人參加會議。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三人尚在前線，留在武漢的瞿秋白、李維漢、張太雷參加了會議。因此，這次會議既不能叫“中共中央全會”，也不能叫“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隻能稱作“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
八七會議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號（現為鄱陽街139號）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李維漢、瞿秋白、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征、顧順章、羅亦農、陳喬年、蔡和森，候補中央委員李震瀛、陸沉、毛澤東，中央監察委員楊匏安、王荷波，青年團代表李子芬、楊善南、陸定一，湖南代表彭公達，湖北代表鄭超麟，中央軍委代表王一飛，中央秘書鄧小平，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以及紐曼、洛蜀莫娃。雖然與會的人數不多，隻有二十幾個，但因環境險惡，中央內部交通卻花了三天工夫，將他們一個一個帶進會場。具體組織安排會務工作的是中共中央秘書處負責人鄧小平，他在會前三天就來到了會場，直到會議結束，所有代表安全散去后才離開。
由於形勢險惡，八七會議隻開了一天，由李維漢擔任會議主席，負責主持會議。
會議開始后，首先由李維漢代表常委向與會者報告會議醞釀和籌備的經過，並宣布了會議的三項議程：一是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作報告﹔二是由瞿秋白代表常委作黨的將來工作方針的報告﹔三是改組中央政治局。
會議的第一項議程是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作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這位有著格魯吉亞人血統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不久前才接到共產國際的緊急指示，不遠萬裡來到漢口接替羅易、鮑羅廷等人的工作，參與籌備召開中共中央會議。年僅29歲的他常常被瞿秋白稱為“毛頭小伙子”。他在報告中首先指出了召開中央緊急會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並提到了這次緊急會議所要解決的問題。此外，他還起草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並就草案的主要內容作了長篇發言。羅明納茲的發言著重講了當時的階級斗爭和國民革命、工人問題、農民問題、對國民黨的關系問題、對共產國際的關系問題。由於報告較長，再加上他每講一段，瞿秋白都要翻譯一下，他的報告用去了將近一個上午的時間。
羅明納茲的報告結束后，李維漢向大家說明：這個報告常委已經接受，接下來由各位同志發言。毛澤東首先對此發表了意見，從國共合作時黨沒有堅持政治上的獨立性，黨中央不傾聽下級和群眾意見、抑制農民革命，放棄軍事、政權領導四個方面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
毛澤東慷慨陳詞道：“國際代表報告的全部是很重要的。第一，國民黨問題在吾黨是很長久的問題，直到現在還未解決。首先是加入的問題，繼又發生什麼人加入，即產業工人不應加入的問題。實際上不僅產業工人，即農民都無決心令其加入。當時大家的根本觀念都以為國民黨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終無當此房子主人的決心。我認為這是一大錯誤。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張產業工人也加入，聞湖北亦有此決定，但僅是紙上空文，未能執行。過去群眾中有偶然不聽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國民黨的下級黨部，當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這是違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現在才改變了策略，使工農群眾進國民黨去當主人。”
毛澤東接下來談道：“第二，農民問題。農民要革命，接近農民的黨也要革命，但上層的黨部則不同了。當我未到長沙之先，對黨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決議無由反對。及到長沙后仍無法答復此問題。直到在湖南住了30多天，才完全改變了我的態度。我曾將我的意見在湖南作了一個報告，同時向中央也作了一個報告，但此報告在湖南生了影響，對中央則毫無影響。廣大的黨內黨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總之，過去群眾對於黨的領導的影響太少。”
這番話談到了毛澤東先前的正確主張未被中央採納的問題，這指的是他於1927年3月間對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等地作了三十多天的實地考察后，寫就了一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刊物《戰士》周刊上公開發表，對湖南的農民運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向導》卻隻登載了其前半部分，即被扣壓未登完。在毛澤東看來，中央未採納他的意見，相反卻走上了一條脫離農民群眾的道路，其結果終會歸於失敗。
緊接著，毛澤東將話題轉向了中國革命最緊迫也是最重要的軍事問題，他說：“第三，對軍事方面。從前我們罵中山（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蔣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槍杆子起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
最后，毛澤東談到了組織問題，他說：“以后上級機關應盡心聽下級的報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轉入革命的。”
毛澤東發言后，鄧中夏、蔡和森、羅亦農、任弼時等人也分別針對羅明納茲的報告作了發言。他們都明確表示擁護共產國際代表的報告，並指出中國共產黨存在機會主義的傾向，特別是中共五大后，黨中央機會主義領導的中心在於強調聯合小資產階級，實際上隻看到了上層，未將群眾納入其中，而且拒絕執行五大關於土地革命的決議。鄧中夏指出：“以前我們將小資產階級看得太低，第五次大會又把小資產階級看得太高了。甚至將譚延?、唐生智、孫科等等地主買辦軍閥都看成為小資產階級了，這樣還說什麼土地革命呢？中央對國際決議並未了解，以致將小資產階級看得比土地革命更重。”
蔡和森認為，“過去一切錯誤都無五次大會后的錯誤那樣厲害。……現在已經很顯然的是機會主義”，為此他自我批評道：“我是過去政治局的一人，我應負此錯誤的責任。”
羅亦農指出：“黨不注意奪取政權的武裝，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廢，這是非常錯誤的。所以我看中國共產黨是革命的作客者，不是革命的主人。”他還批評共產國際之前派了維經斯基、羅易這兩個無俄國革命經驗的人來指導中國革命，認為國際要為此負責任。另外，他還對湖南代表關於“將群眾意見來作黨的指導和要吸收工人來作領導”的建議表示贊同。
任弼時認為中國共產黨存在機會主義傾向的原因在於，“我們僅僅作了上層的工作，而忘記了要以革命的力量來領導小資產階級”，這樣“不但未深入領導民眾，而且還要抑制群眾的爭斗”。他還指出了黨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如“黨無土地革命的決心，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於新時期”，“黨處處遷就小資產階級，使黨失去了獨立的作用”。關於組織問題，他認為，“現在黨要改變過去的錯誤原則，要實行，非有新的領導機關不可，並須吸引下級作實際工作的工人同志來作領導”，還建議“老頭子（指陳獨秀）可去莫（指莫斯科）”。
由於大家意見較為一致，李維漢建議停止討論，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作結論。接著，羅明納茲針對鮑羅廷、羅易、維經斯基的錯誤問題，領導機關的工人成分問題，目前形勢的估計問題和民族革命中的幾個矛盾問題，發表了結論性的意見。在他的提議下，大家對《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進行了表決，在原則上一致通過，並決定以瞿秋白、李維漢和蘇兆征三人組成委員會對其進行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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