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2日 星期日

丁学良:“非典型领导人”胡耀邦

当下的胡耀邦诞辰官方纪念活动,会比过去任何一年都推出更多的报道和回忆。其实,关于这位生虽逢辰、死却不逢辰的中共领导人,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也 写得够多了。撇开官方党八股不谈——胡耀邦本人很讨厌党八股,所以我们尽量不要以此来烦扰他的英灵——民间和正直的体制内人士纪念胡的文章,最大的公约数 是说他是一个“好人”。笔者当然也赞同这一评价。
然而,若是要更深入几层来总结他的遗产(其实是“遗憾”),笔者则愿意如此概括:在中共高层里面,胡耀邦是为数极少的“非典型领导人”之一。“非典 型”在这里是社会学经验分析“不属于大多数、不属于主流类型”的意思,也就是说,胡耀邦与他的大多数经历类似、地位相当的同事们非常不一样。正因为如此, 在中国有许多的人感谢和怀念他,有无数的人为他感叹和惋惜,也有不少的人挖苦和嘲笑他,更有少数人全盘否定他。(注:上图为胡耀邦与邓小平)
从“权力学”视角理解胡耀邦
胡耀邦作为一名中共领导人,他体现的“非典型”素质或特征可以列出好几条来。限于篇幅,本文只能讨论其中的一条,因为它是基础性的,那便是他与“权力学”的关系。
对于整个20世纪的中共党员尤其是干部们来说,重视权力是理所当然的。毛泽东从1920年年底开始,就不知疲倦地开导他的青年伙伴们说,革命的目的 就是夺取权力:“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 [注:指当时的中国政府] 宇下……。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920年12月1 日“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件,《毛主席文选》,南昌: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红色造反派总司令部编,1967年8月版第1集第18页)。
毛泽东做了党的最高领袖后,更是每日每时以“权力学”训导其下属,直至他政治斗争的终结阶段:“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 有政权就丧失一切”(《人民日报》1967年8月13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致敬电》所引语录)。胡耀邦那一代的中共干部,人人都知道毛的这些教导。可是, 对于他们本身来说,“权力”意味着什么,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才有了百分之百的痛切体会——有权就有了一切,无权就丧失了一切。这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真是绝对真理。
不过,与官方宣传所讲的大不一样,这句名言的主语首先并不是指“我们党”,更不是指“我国人民”,而是指具体的干部“我本人”及其亲属。因为整个文 革期间,中共并没有下台,依然是唯一的执政党。至于中国人民,本来就没有接近过权力的边沿,更谈不上丧失它。可是,文革中大多数干部却丧失了权力,于是他 们及其家属就丧失了原先依附在权力上的一切有形无形的好处,许多人甚至丧失了至亲至爱。这个从有权到无权的过程实在太沉重、太痛苦了,一定要从中吸取充分 的教训。
胡耀邦自文革后期与他的大多数同事们一步步分道扬镳,是从这儿开始的——胡渐渐地成了领导层中的一个“非典型”者。
“权力”的主人——抽象的、遥远的、具体的
对于文革后复出政坛的大多数干部来说,他们吸取的诸多教训里面最核心的是:“人民的权力”绝对不能落实,文革中干部受尽折磨,就是让老百姓有权造 反,人民一有权中国必乱套。“党的权力”是真的,但还是比较遥远,因为“党”是那么庞大,层次级别那么多,谁是“党”呀?文革中大辩论最常用的质问各级干 部的话便是:“你算老几,你能代表党?只有毛主席为首的红司令部才代表党!”所以,对于各级干部来说,“党的权力”如果不落实到自己的手里,就没什么实际 意义。本人的权力才是最实在的,不然,自己和家人啥好处也得不到。当今的中纪委巡视组所揭露的“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现象(中纪委网站2015年6月 16-17日公布的巡视意见),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经片片成长,尽管那时物质利益的规模相对很小。
文革后复出的干部,大多数都是不失时机地抓权抢权,借此把文革期间丧失的一切实惠捞回来,甚至要加倍偿还。这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是官之 常情,越来越放纵,闹得民众贴大字报抨击、游行抗议,搞得连邓小平都看不下去了,于是在1979年年底同意推出反特权反腐化的约束干部规定。邓还坦率承 认:“看来,作出这个规定稍迟了些……。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过去我们一个党委书记,比如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有现在这么大的权力 吗?没有啊!”(《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87-192页)。
胡耀邦力图解构“权力学”
与他的大部分同事们不一样,胡耀邦在文革结束之际,痛苦地、系统地反思中国的“权力学”,得出的是另一种结论。作为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一员,胡的反思虽然不能完整发表于中国的官方媒体,还是可以从他亲友和同事的很多文论和回忆录里找到一些片段,梳理出大致的脉络。
胡首先不认可“文革动乱十年,根子是人民有权造反”这种似是而非论。恰恰相反,根子在于中国的权力金字塔顶层发生病变,恶化成以社会主义之名、行专 制法西斯主义之实。“1977年11月25日,胡耀邦为《理论动态》一篇揭露‘四人帮’的文章写的按语中说:‘随着他们权势的扩张,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突 出的,则是农奴主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法西斯思想’”(中央党校教授沈宝详发言,《南方周末》2009年2月12日座谈会纪要)。
整整三年之后,胡在中纪委会议上进一步抨击文革期间“农奴主、法西斯”现象的两大特征:“一是个人崇拜登峰造极,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党内出现了大 大小小的救世主,大大小小的奴隶。……二是‘有权就有一切’,一些人拿了权到处做坏事”(《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上册第577页)。虽然这里没有点名,听者和读者都知道抨击的矛头指向谁。
胡耀邦在反思“权力学”时,还特别揭示了中国贫困化的根源:“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 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胡耀邦思想年谱》,香港:泰德时代公司,2007年版第845页)。对照这几年中国主流媒体时不时高调 宣传的“没有国家,你什么都不是!”之类的政治伦理观,真令人有回到1911年之前的感觉。
胡耀邦解构“权力学”的思路,在他直接领导过的几个领域里都有实践,尽管效果有限,还是起到了重要的进步作用。比如推动对干部特殊化的约束规定、为 历届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谅解北京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宽待京沪等城市高校区人民代表的自主竞选、党政分工、经济发展规划把“富民”置于“富国”之前、 新闻工作中“人民性高于党性”、提倡文化和意识形态管理的“民主、和谐、理解、信任”,等等。
胡耀邦并不是独自推动这些,幸亏他在书记处有一个得力的团队,他们都理解为什么要冒风险做这一切。每当胡遭遇忽明忽暗的阻抗和压力,他们都会设法为 他分忧分压。这就部分地弥补了胡耀邦心直口快、缺乏心机、不善谋略、待友待敌几乎一视同仁的弱点。从当年参与这些大事件的对立派别的回忆录里,我们读到, 这个团队里最能与胡耀邦风雨同舟的人,是习仲勋、万里、胡启立。胡耀邦的主要助手之一后来感叹:“好在有个习仲勋同志,要不然,我们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就靠他,我们才撑过了难关”(引自《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18、338-339页)。
从“以权为本”转型到“以民为本”
胡耀邦自文革结束到他被迫辞职的十多年里,所思考的绝大部分问题、所尝试做的绝大部分事情,均基于一个路子,那就是如何让中国的党政系统从“以权为本”转型至“以民为本”。
这个“以权为本”的体制自列宁奠定基础、尤其经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大力完善,发展到极端复杂精巧的程度。用最简单的话来描述它,就是:用尽一切办法把 “人民的权力”虚幻化,让其永远只存在于宣传品里;同时,强调要用尽一切办法最大化“党组织的权力”;最终,用尽一切办法把党组织的权力落实成“本人的权 力”(对此一简化的描述参阅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3-61)。
胡耀邦绝对不是像极左派所指责的那样,是一个“共产党的同路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后台”(《邓力群自述》里充斥此类指责,包括对胡的经济发展 要以富民为目标主张的声讨)。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都是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他绝对没有试图取消“党的权力”,他只是力图改变“人民的权 力虚幻化”的长期趋势,阻止把党组织的权力落实成“本人的权力”的种种花招。换言之,胡耀邦试图使执政党的权力持续良性化,以“如何对待人民”来衡量执政 党是好还是坏。

对此,在他身边工作的多位人士回忆录里,记载得很细致(参阅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年版,第 344-352页)。
胡耀邦的许多同事无法容忍他这么做下去,但他们也无法公然把胡的问题归罪于他力求以民为本,那显得太荒唐了,因为这是一个从政府到军队到警察到货币 到医院都冠以“人民”称号的国家。他们更无法把胡的问题归罪于他试图阻止把党组织的权力落实成“本人的权力”的种种花招,那也显得太丢人了。于是,他们就 以“包庇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把胡赶下台;这个罪名在官方话语体系里暗示的是胡不尽力维护特殊利益集团,太看重人民意愿。胡耀邦下台后不久低调造访 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被民众认出,受到热诚的包围欢呼。他意外之余动情感叹:没想到下台以后威信未减,影响更大了。人民群众还对我这样!(参阅《怀念胡耀 邦》,江西高安:永生画册,2008年版第80页。)
其实他早就应该想到这点。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人民被善待的时候实在太稀少了,只要大权在握的人对他们真好一些,他们就永远不会忘记 他。中国民众可不像中国权贵,对权力崇拜得那么五体投地。这几天里中国内地无数被组织起来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活动的干部、党员尤其是年轻人,你们了 解胡的这些“非典型”的言行吗?若不了解,你们可太看低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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