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一个陌生人出现了。很明显，他是这所房子的看护人。曼德拉当机立断：由他上前去与来人交涉，其余的人把试验用品搬进砖房。经过曼德拉的一番说服工作，这位祖鲁人欣然同意他们使用这所房子。在这里，莫洛托夫燃烧瓶和炸弹的两项试验均告成功。
实施破坏的工作亦是充满风险。有一天，斯洛沃受命去炸毁约翰内斯堡的操练厅，1956年叛国案的最初审判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使用的炸药正是霍奇森研制成功的那种用圆珠笔筒做成的定时装置。斯洛沃在这个地方侦察了好几次，最后选定了爆炸地点。正当他准备动手时，突然发现有约50名黑人清洁工在现场，他十分沮丧，只好另找其他地方。
这时已过了下班时间，所有办公室的人都走光了。斯洛沃在周围转了几圈，最后选定了一个有大木柜的办公室。他从袋里拿出瓶状的自制炸弹，正准备把它放到一个柜子后面，突然一个陌生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先生，需要我帮忙吗？”斯洛沃扭过头一看，原来是一名值班的军士长。斯洛沃很担心在和这位不速之客谈话时会引起炸药爆炸，赶紧编了一套谎话：“对不起，我弟弟收到了服兵役的征召令，他希望能免除义务。”“请跟我来吧。”军士长有礼貌地说。他当然做梦也不会想到斯洛沃来到此地的真实目的。斯洛沃心跳激烈，担心那小瓶子里的碱会很快腐蚀那块薄薄的纸卡片。幸好负责免除义务的官员不在，这使两人都免掉了一场灾祸。
还有一次，民族之矛行动小组成功地摧毁了纳塔尔地区的3座架高压电缆的铁塔，从而使德班陷入漆黑。第二天，一些报纸在报道中胡乱猜测，有的甚至认为这是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干的，还有的则推测这是古巴人的阴谋。更有意思的是，参与这次行动的民族之矛成员艾布拉辛·伊斯麦尔·艾布拉辛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新世纪》的记者，编辑部决定派他去采访这一爆炸事件。“我拿着照像机，下午到了出事的地点去为摧毁的铁塔拍照。我到那儿后就问当地人铁塔在哪里，这样谁也不会知道我是破坏者之一。”
民族之矛的破坏活动是受到全国最高指挥部严格控制的。袭击目标主要是带有明显的种族隔离标记和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目标。指挥部一再强调反对针对个人的恐怖主义活动。据司法部长在议会宣布的数字，截至1964年3月10日，南非共发生了203起严重的破坏事件。在对民族之矛最高领导人曼德拉、西苏鲁等人的起诉书上共列出193起破坏行动，但其中有些并非民族之矛所为，而纯粹是非洲黑人个人的破坏行为。
在这193起破坏行动中，有72起属于一般性质，如放火烧信箱，剪断电线等等；另有95起燃烧弹破坏，主要是针对公共建筑物。还有7起破坏行动性质严重，规模亦较大，主要是使用炸药企图摧毁铁路信号系统，重要的电力设施。在这些破坏行动中，以伊丽莎白港卷入次数为最多，共58起，其中31起的后果比较轻微；其次为开普敦，有35起事件。第三位是约翰内斯堡，这里发生的31起破坏主要是投掷燃烧弹引起。第四位是德班，亦主要是燃烧弹引起。
当然，在实施破坏活动的过程中，尽管最高指挥部一再强调要遵守纪律，尽量避免流血行动，但民族之矛的成员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仍有过火行为。在23次行动中，有18次是针对铁路运输，甚至还朝旅客车厢里扔过两枚汽油弹，另有5起炸弹案则威胁了生命。另有23起行动则主要是针对个人，如警察、告密者或是政府的合作者。这些超出规定的破坏行动主要发生在伊丽莎白港和德班。
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同时，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也开始着手其游击战训练计划。一大批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干部潜离南非，到其他非洲国家进行游击战训练，如雷蒙·姆赫拉巴就是第一批送出国外受训的人员之一。由于输送出国危险多、费用大，在1962年圣诞节之后，最高指挥部在西开普的马姆瑞地区的丛林中建立了一个基地，对准备送出国的候选人进行培训，由丹尼斯·戈尔德伯格担任教官，课程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格瓦拉的游击战理论以及一些战地训练，如急救措施、使用战地电话、无线电装置和油印机。但这个营地没有存在多久，因为警察在听到风声后对一些参与人员进行了传讯。
在这一段充满危险的日子里，曼德拉也惦记着他的温妮和孩子们。他想尽一切办法，避开警察的搜捕，有时深夜潜回奥兰多家中，呆上一个小时，享受着家庭的温暖。只有在1961年底那段时间，他有时将温妮和孩子接到利里斯利夫农场，团聚几个小时。在这里，温妮为曼德拉做饭忙家务，而孩子们则与曼德拉尽情嬉闹。这些家庭欢聚的时刻在大女儿津妮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坚强的温妮亦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开始，曼德拉回家的时候比较多，或是深夜或凌晨。但很快警察对他家实施24小时监视。温妮一接到某种信号，即设法溜出警察的封锁线，再去找曼德拉。据温妮回忆：
一旦出了封锁线，便会有人前来，要我驾车跟在后面。离开我们家约一公里后，换乘另一辆车，再从这一辆跳下去换乘另一辆。等我见到他时，差不多已经换了10辆车。我也从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他的隐藏地遍布全国各地。
替我们做这些安排的几乎全是白人。时至今日，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我只是发现，最后的目的地常常是在一些白人的家里。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到达时，房子的主人已经走了。可以看得出，当我们俩呆在一起时，就安排房子的主人住到别处去。
有很多次，曼德拉派人将温妮接出来，匆匆见一面，然后又分手了。还有一次，温妮正在干活，有人告诉她把家里的那辆几乎报废的旧车开到一个指定的地方。当温妮将车开到那儿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工装裤、白上衣、头戴鸭舌帽的高个子男人把车门打开，要求温妮让出司机座位，然后坐上去开始驾驶。温妮一下愣住了，这不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丈夫吗？曼德拉伪装得真是绝了，以至于温妮刚开始几乎被他骗了。然后，俩人相视而笑。曼德拉将车子开进一个车库，将旧车卖掉，又买了一辆车，然后将车开到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索尔大街。他将车停下来，与温妮挥手告别，大摇大摆地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在民族之矛公开宣布自己的存在以后，政府的搜捕越来越厉害了，曼德拉也成为了南非当局通缉和捉拿的第一号要犯。在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他千方百计地躲避着，并在全国各地进行领导工作。“他走遍了整个南非，那是他一生中情绪最振奋的时期。”他和人民融为一体，生活在人民之中，完全成为人民的一员。
在他的指挥下，民族之矛的 组织遍布全国，在约翰内斯堡地区、东开普地区和德班等地尤为活跃。这使政府当局惊惶失措，在12月份和1月份多次要求军队实行戒备并取消警察休假。同时，政府还雇用了数以千计的密探和特务，以大笔金钱去收买有关民族之矛成员的告密情报。但是，由于民族之矛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些伎俩均未能得逞。司法部长沃斯特还准许南非白人组建私人军队，由那些答应帮助政府消灭黑人解放运动的极右分子组成。一个名叫罗贝·莱勃兰的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是纳粹在南非雇用的怠工分子，在沃斯特的鼓动下，建立了一支由1000名白人狂热分子组成的军队。
与此同时，处于地下状态的泛非主义者大会也开始展开武装斗争。他们认为，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党内的关于南非的斗争应当在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基础上进行，是一种“无益的和纯粹学究式的讨论”。他们坚持保留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手段来反抗一切暴政的权利。然而，他们对严峻的现实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其目标也相当乐观：到1965年使非洲的最南端摆脱白人的统治，使南非的多数民族能够按照公认的民主原则来决定他们的命运。为此，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波戈。
武装斗争的蔓延可以说是敲响了南非白人政权的丧钟。1962年1月11日，曼德拉奉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指令，秘密出访非洲国家，以寻求国际援助。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他。
实施破坏的工作亦是充满风险。有一天，斯洛沃受命去炸毁约翰内斯堡的操练厅，1956年叛国案的最初审判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使用的炸药正是霍奇森研制成功的那种用圆珠笔筒做成的定时装置。斯洛沃在这个地方侦察了好几次，最后选定了爆炸地点。正当他准备动手时，突然发现有约50名黑人清洁工在现场，他十分沮丧，只好另找其他地方。
这时已过了下班时间，所有办公室的人都走光了。斯洛沃在周围转了几圈，最后选定了一个有大木柜的办公室。他从袋里拿出瓶状的自制炸弹，正准备把它放到一个柜子后面，突然一个陌生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先生，需要我帮忙吗？”斯洛沃扭过头一看，原来是一名值班的军士长。斯洛沃很担心在和这位不速之客谈话时会引起炸药爆炸，赶紧编了一套谎话：“对不起，我弟弟收到了服兵役的征召令，他希望能免除义务。”“请跟我来吧。”军士长有礼貌地说。他当然做梦也不会想到斯洛沃来到此地的真实目的。斯洛沃心跳激烈，担心那小瓶子里的碱会很快腐蚀那块薄薄的纸卡片。幸好负责免除义务的官员不在，这使两人都免掉了一场灾祸。
还有一次，民族之矛行动小组成功地摧毁了纳塔尔地区的3座架高压电缆的铁塔，从而使德班陷入漆黑。第二天，一些报纸在报道中胡乱猜测，有的甚至认为这是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干的，还有的则推测这是古巴人的阴谋。更有意思的是，参与这次行动的民族之矛成员艾布拉辛·伊斯麦尔·艾布拉辛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新世纪》的记者，编辑部决定派他去采访这一爆炸事件。“我拿着照像机，下午到了出事的地点去为摧毁的铁塔拍照。我到那儿后就问当地人铁塔在哪里，这样谁也不会知道我是破坏者之一。”
民族之矛的破坏活动是受到全国最高指挥部严格控制的。袭击目标主要是带有明显的种族隔离标记和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目标。指挥部一再强调反对针对个人的恐怖主义活动。据司法部长在议会宣布的数字，截至1964年3月10日，南非共发生了203起严重的破坏事件。在对民族之矛最高领导人曼德拉、西苏鲁等人的起诉书上共列出193起破坏行动，但其中有些并非民族之矛所为，而纯粹是非洲黑人个人的破坏行为。
在这193起破坏行动中，有72起属于一般性质，如放火烧信箱，剪断电线等等；另有95起燃烧弹破坏，主要是针对公共建筑物。还有7起破坏行动性质严重，规模亦较大，主要是使用炸药企图摧毁铁路信号系统，重要的电力设施。在这些破坏行动中，以伊丽莎白港卷入次数为最多，共58起，其中31起的后果比较轻微；其次为开普敦，有35起事件。第三位是约翰内斯堡，这里发生的31起破坏主要是投掷燃烧弹引起。第四位是德班，亦主要是燃烧弹引起。
当然，在实施破坏活动的过程中，尽管最高指挥部一再强调要遵守纪律，尽量避免流血行动，但民族之矛的成员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仍有过火行为。在23次行动中，有18次是针对铁路运输，甚至还朝旅客车厢里扔过两枚汽油弹，另有5起炸弹案则威胁了生命。另有23起行动则主要是针对个人，如警察、告密者或是政府的合作者。这些超出规定的破坏行动主要发生在伊丽莎白港和德班。
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同时，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也开始着手其游击战训练计划。一大批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干部潜离南非，到其他非洲国家进行游击战训练，如雷蒙·姆赫拉巴就是第一批送出国外受训的人员之一。由于输送出国危险多、费用大，在1962年圣诞节之后，最高指挥部在西开普的马姆瑞地区的丛林中建立了一个基地，对准备送出国的候选人进行培训，由丹尼斯·戈尔德伯格担任教官，课程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格瓦拉的游击战理论以及一些战地训练，如急救措施、使用战地电话、无线电装置和油印机。但这个营地没有存在多久，因为警察在听到风声后对一些参与人员进行了传讯。
在这一段充满危险的日子里，曼德拉也惦记着他的温妮和孩子们。他想尽一切办法，避开警察的搜捕，有时深夜潜回奥兰多家中，呆上一个小时，享受着家庭的温暖。只有在1961年底那段时间，他有时将温妮和孩子接到利里斯利夫农场，团聚几个小时。在这里，温妮为曼德拉做饭忙家务，而孩子们则与曼德拉尽情嬉闹。这些家庭欢聚的时刻在大女儿津妮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坚强的温妮亦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开始，曼德拉回家的时候比较多，或是深夜或凌晨。但很快警察对他家实施24小时监视。温妮一接到某种信号，即设法溜出警察的封锁线，再去找曼德拉。据温妮回忆：
一旦出了封锁线，便会有人前来，要我驾车跟在后面。离开我们家约一公里后，换乘另一辆车，再从这一辆跳下去换乘另一辆。等我见到他时，差不多已经换了10辆车。我也从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他的隐藏地遍布全国各地。
替我们做这些安排的几乎全是白人。时至今日，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我只是发现，最后的目的地常常是在一些白人的家里。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到达时，房子的主人已经走了。可以看得出，当我们俩呆在一起时，就安排房子的主人住到别处去。
有很多次，曼德拉派人将温妮接出来，匆匆见一面，然后又分手了。还有一次，温妮正在干活，有人告诉她把家里的那辆几乎报废的旧车开到一个指定的地方。当温妮将车开到那儿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工装裤、白上衣、头戴鸭舌帽的高个子男人把车门打开，要求温妮让出司机座位，然后坐上去开始驾驶。温妮一下愣住了，这不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丈夫吗？曼德拉伪装得真是绝了，以至于温妮刚开始几乎被他骗了。然后，俩人相视而笑。曼德拉将车子开进一个车库，将旧车卖掉，又买了一辆车，然后将车开到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索尔大街。他将车停下来，与温妮挥手告别，大摇大摆地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在民族之矛公开宣布自己的存在以后，政府的搜捕越来越厉害了，曼德拉也成为了南非当局通缉和捉拿的第一号要犯。在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他千方百计地躲避着，并在全国各地进行领导工作。“他走遍了整个南非，那是他一生中情绪最振奋的时期。”他和人民融为一体，生活在人民之中，完全成为人民的一员。
在他的指挥下，民族之矛的 组织遍布全国，在约翰内斯堡地区、东开普地区和德班等地尤为活跃。这使政府当局惊惶失措，在12月份和1月份多次要求军队实行戒备并取消警察休假。同时，政府还雇用了数以千计的密探和特务，以大笔金钱去收买有关民族之矛成员的告密情报。但是，由于民族之矛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些伎俩均未能得逞。司法部长沃斯特还准许南非白人组建私人军队，由那些答应帮助政府消灭黑人解放运动的极右分子组成。一个名叫罗贝·莱勃兰的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是纳粹在南非雇用的怠工分子，在沃斯特的鼓动下，建立了一支由1000名白人狂热分子组成的军队。
与此同时，处于地下状态的泛非主义者大会也开始展开武装斗争。他们认为，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党内的关于南非的斗争应当在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基础上进行，是一种“无益的和纯粹学究式的讨论”。他们坚持保留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手段来反抗一切暴政的权利。然而，他们对严峻的现实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其目标也相当乐观：到1965年使非洲的最南端摆脱白人的统治，使南非的多数民族能够按照公认的民主原则来决定他们的命运。为此，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波戈。
武装斗争的蔓延可以说是敲响了南非白人政权的丧钟。1962年1月11日，曼德拉奉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指令，秘密出访非洲国家，以寻求国际援助。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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