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艳玲
［内容简要］：46岁的张夷称72岁的柳光辽为“光辽兄”，碰到86岁的徐国昌，他也是以兄相称。他们分别是南社三位创始人陈去病、柳亚子、高旭（高天梅）的后人。 南社的血脉，传承下去并不容易，它曾经就那么被截断。即使是直系后人，一些人也在成年之后，才知道家族的历史。
与外祖父的“相逢”
外祖父陈去病去世了整整三十年后,张夷才出生。
25岁时,他和外祖父“相逢”——他参与整理陈去病的着作、文稿的工作整整21年。今年,一套装帧典雅共六册的《陈去病全集》出版了。
望着书房那堆摞起来足有两米多的文稿,能在南社百年纪念日到来之前,把创始人陈去病的所有文集整理出版,张夷唏嘘不已,“总算是对外公和大姨有交代了。”
17岁才知道外祖父姓名 作为外孙,当《陈去病全集》的主编,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对专业是园林设计的张夷来说,要统筹一部三百五十万字文集的整理和修订——这里面,有诗词、戏剧、新闻、评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军事,不亚于翻爬一座文字的“珠穆朗玛峰”。
更何况,直到17岁,张夷才第一次听说外祖父的名字,在此之前他对外祖父一无所知。
1985年大姨陈绵详找上门来,希望张夷的父亲把陈去病的文章搜集、整理出来。
陈去病有六个子女,陈绵详是大女儿。她从小就跟着陈去病在南社活动,也是南社成员,编号1100。
从小学到初中,每次填表,张夷只填父母的名字,外祖父这一代的名字父母都是不让填的。
有时,张夷会听到外婆和父母私下里低声说起外祖父,偶尔,他也会听到“南社”这样的词汇。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大人们也从不和他多说什么。
那个时候正逢“文革”期间,家里很不太平,父母和舅舅都不再住在家里,还把家里的门窗都用木板钉上、封住,一些书啊、文稿啊什么的,被大人们带着四处存放,张夷和几个兄弟姐妹都被寄养在母亲的一位同事家里好一段时间。
“文革”结束后,张夷读高中。1980年,就在高考复习的一节历史课上,历史老师提起了南社和陈去病。讲到陈去病,这位毕业于南开大学的历史老师指着张夷说,他就是陈去病的外孙。
全班同学都以一种钦佩羡慕的眼神看着张夷,张夷却愕然又觉得滑稽。历史老师和担任学校高中地理老师的母亲是同事,“自己的外祖父是谁,还要外人来告诉。”
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作的《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陈去病列为33位辛亥革命时期风云人物之一,位居第20,给予了充分肯定。
这个评价让家人们全都如同吃了定心丸,从那时起,他们开始放心大胆地谈论和回忆陈去病,开始着手收集整理他的书籍和文稿。这项工作当仁不让地落在大姨身上。
然而,没几年,1985年,陈绵祥去世。去世之前,她特地把张夷的父亲找去。张夷的父亲张左一是个剧作家,算是陈去病六个子女及后人中,唯一从事文字工作的,陈绵祥把手里的工作托付给了张左一。
外祖父陈去病去世了整整三十年后,张夷才出生。
25岁时,他和外祖父“相逢”——他参与整理陈去病的着作、文稿的工作整整21年。今年,一套装帧典雅共六册的《陈去病全集》出版了。
望着书房那堆摞起来足有两米多的文稿,能在南社百年纪念日到来之前,把创始人陈去病的所有文集整理出版,张夷唏嘘不已,“总算是对外公和大姨有交代了。”
17岁才知道外祖父姓名 作为外孙,当《陈去病全集》的主编,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对专业是园林设计的张夷来说,要统筹一部三百五十万字文集的整理和修订——这里面,有诗词、戏剧、新闻、评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军事,不亚于翻爬一座文字的“珠穆朗玛峰”。
更何况,直到17岁,张夷才第一次听说外祖父的名字,在此之前他对外祖父一无所知。
1985年大姨陈绵详找上门来,希望张夷的父亲把陈去病的文章搜集、整理出来。
陈去病有六个子女,陈绵详是大女儿。她从小就跟着陈去病在南社活动,也是南社成员,编号1100。
从小学到初中,每次填表,张夷只填父母的名字,外祖父这一代的名字父母都是不让填的。
有时,张夷会听到外婆和父母私下里低声说起外祖父,偶尔,他也会听到“南社”这样的词汇。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大人们也从不和他多说什么。
那个时候正逢“文革”期间,家里很不太平,父母和舅舅都不再住在家里,还把家里的门窗都用木板钉上、封住,一些书啊、文稿啊什么的,被大人们带着四处存放,张夷和几个兄弟姐妹都被寄养在母亲的一位同事家里好一段时间。
“文革”结束后,张夷读高中。1980年,就在高考复习的一节历史课上,历史老师提起了南社和陈去病。讲到陈去病,这位毕业于南开大学的历史老师指着张夷说,他就是陈去病的外孙。
全班同学都以一种钦佩羡慕的眼神看着张夷,张夷却愕然又觉得滑稽。历史老师和担任学校高中地理老师的母亲是同事,“自己的外祖父是谁,还要外人来告诉。”
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作的《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陈去病列为33位辛亥革命时期风云人物之一,位居第20,给予了充分肯定。
这个评价让家人们全都如同吃了定心丸,从那时起,他们开始放心大胆地谈论和回忆陈去病,开始着手收集整理他的书籍和文稿。这项工作当仁不让地落在大姨身上。
然而,没几年,1985年,陈绵祥去世。去世之前,她特地把张夷的父亲找去。张夷的父亲张左一是个剧作家,算是陈去病六个子女及后人中,唯一从事文字工作的,陈绵祥把手里的工作托付给了张左一。
从“小开”到研究者 直到1988年,张左一退休后,才有时间开始这项工作。但是,工作一开始,张左一就发现陈绵祥所收集的文章仅仅是冰山一角。
从此,张左一就开始奔波于苏州、上海、南京等各地的图书馆、文史馆,想尽办法收集有关陈去病的资料。那个时候,图书馆等部门的人很不好打交道,舟车劳顿的张左一不但要花上很多钱在借阅和复印等开销上,有时候还会备受刁难。
而那个时候的张夷,在单位人称“张小开”——身上经常都揣着至少2000块钱,看到父亲一个人为这件事忙碌、颠簸、遭罪,张夷坐不住了,他决心帮父亲出钱出力。这样,张夷才走近外祖父。
不过,随着父亲年龄的增大,随着自己整理外祖父文稿工作增多,张夷越来越有兴趣。后来发展到上海、北京、南京等地方的古籍书店和收藏者,只要有陈去病的文稿和南社的资料,都会第一时间给张夷来电话。而张夷呢,不管花多少钱,都会尽力买下来。算起来,他在南社资料的收集中已花费了五六十万。
现在,张夷在南社研究方面投入的精力比他原本钟爱的园林设计更多。张公祠的南社纪念馆,就是作为江苏省南社研究会副会长的他牵头负责的。苏州南社研究会的牌子就挂在他办公的曲园。
但是,1988年以前,张夷满脑袋想的怎么让自己的盆景做得更好,让自己更有名,赚更多钱。他那时已经是苏州颇有名气的盆景、园林艺术家,已经在苏州办过不少次的盆景展,打的都是张夷自己的名号。
张夷记起外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絮絮叨叨中说起外祖父——他似乎也是一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和孙中山先生私交很好,孙中山曾说自己“十年袍泽”,陈去病是不多的真正的朋友之一;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为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主要负责孙中山陵墓的选址以及《哀思录》的写作;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深痛蒋介石违背孙中山,曾发誓“终身不与共事”,宁愿去当老师或者游历,也不去当国民政府江苏省委委员;
生前曾多次在公众场合顶撞蒋介石,还曾用拐杖指着蒋骂其为“小鬼三”……
一介文秀才出生的外祖父,23岁就在乡里成立“雪耻学会”,然后又加入救亡图存的“同盟会”;当过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也出过家潜心修行;既组织南社公然要求革命,也当过大学老师埋头做学问;既在报端写下各种抨击时弊的战斗檄文,也在酒肆纵酒作诗一派世外高人姿态。
在七八十年前,在短暂的59年里,可以把人生过得这样多彩,随性。“这太神奇,太值得研究了。”张夷说。
徐国昌
不能不明不白
86岁的徐国昌非常正式地穿着笔挺的条纹黑西装,系着领带。高高瘦瘦的他在一群南社后人中,显得很特别——特别安静甚至有些落寞。
他的外祖父是高旭(高天梅)。虽然也是南社创始人,但最终他被社友们开除了。原因是他参加了曹锟的贿选案,是“猪仔议员”。
家族的耻辱 徐国昌的成长记忆中,基本没怎么听说大人说起过外祖父。但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外祖父取的。
徐国昌生于1923年,就是在那一年,身在北京担任众议员的外祖父高旭,深陷曹锟“贿选门”,被认为是接受了曹锟贿赂,助其成为总统,是“猪仔议员”。一时间,舆论哗然。柳亚子带领社员发表公开文告,宣布将他开除南社。
高旭没有做任何辩解,黯然离京,回到上海金山张堰老家,郁郁寡欢,以酒消愁。
这一年高旭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可能就是徐国昌的出生。他亲自给大女儿的第一个孩子取下“国昌”这个名字,寄托的他对国家昌盛的希望。
两年后,终日以酒为伴的高天梅,患上伤寒症去世,年仅49岁。
懂事后,徐国昌才意识到,外祖父似乎是全家人心中的一个痛。母亲这边的家人:大舅,小姨,基本很少提起他,提起也颇多抱怨。
外祖父去世后,家道就中落了。大舅是个从小就跟着外祖父为文写字的书生,身体不好,也不怎么懂得经营祖业——但家人似乎都认为高家这一支之后的一蹶不振,是因为高旭。现在高旭的一个孙子,也就是徐国昌的表弟就住在老家,“但我这个表弟几乎就不提他祖父。”
前些年徐国昌的小姨去世的时候,他还听到小姨对父亲还是有诸多抱怨,怨他让子女从此在外都抬不起头。
1980年起,徐国昌开始做一些南社的研究工作。一开始,徐国昌写介绍外祖父的文章,在外界业已形成的定论下,他也会大义灭亲地在文章最后对“失去气节”的外祖父进行无情的批判。
从此,张左一就开始奔波于苏州、上海、南京等各地的图书馆、文史馆,想尽办法收集有关陈去病的资料。那个时候,图书馆等部门的人很不好打交道,舟车劳顿的张左一不但要花上很多钱在借阅和复印等开销上,有时候还会备受刁难。
而那个时候的张夷,在单位人称“张小开”——身上经常都揣着至少2000块钱,看到父亲一个人为这件事忙碌、颠簸、遭罪,张夷坐不住了,他决心帮父亲出钱出力。这样,张夷才走近外祖父。
不过,随着父亲年龄的增大,随着自己整理外祖父文稿工作增多,张夷越来越有兴趣。后来发展到上海、北京、南京等地方的古籍书店和收藏者,只要有陈去病的文稿和南社的资料,都会第一时间给张夷来电话。而张夷呢,不管花多少钱,都会尽力买下来。算起来,他在南社资料的收集中已花费了五六十万。
现在,张夷在南社研究方面投入的精力比他原本钟爱的园林设计更多。张公祠的南社纪念馆,就是作为江苏省南社研究会副会长的他牵头负责的。苏州南社研究会的牌子就挂在他办公的曲园。
但是,1988年以前,张夷满脑袋想的怎么让自己的盆景做得更好,让自己更有名,赚更多钱。他那时已经是苏州颇有名气的盆景、园林艺术家,已经在苏州办过不少次的盆景展,打的都是张夷自己的名号。
张夷记起外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絮絮叨叨中说起外祖父——他似乎也是一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和孙中山先生私交很好,孙中山曾说自己“十年袍泽”,陈去病是不多的真正的朋友之一;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为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主要负责孙中山陵墓的选址以及《哀思录》的写作;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深痛蒋介石违背孙中山,曾发誓“终身不与共事”,宁愿去当老师或者游历,也不去当国民政府江苏省委委员;
生前曾多次在公众场合顶撞蒋介石,还曾用拐杖指着蒋骂其为“小鬼三”……
一介文秀才出生的外祖父,23岁就在乡里成立“雪耻学会”,然后又加入救亡图存的“同盟会”;当过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也出过家潜心修行;既组织南社公然要求革命,也当过大学老师埋头做学问;既在报端写下各种抨击时弊的战斗檄文,也在酒肆纵酒作诗一派世外高人姿态。
在七八十年前,在短暂的59年里,可以把人生过得这样多彩,随性。“这太神奇,太值得研究了。”张夷说。
徐国昌
不能不明不白
86岁的徐国昌非常正式地穿着笔挺的条纹黑西装,系着领带。高高瘦瘦的他在一群南社后人中,显得很特别——特别安静甚至有些落寞。
他的外祖父是高旭(高天梅)。虽然也是南社创始人,但最终他被社友们开除了。原因是他参加了曹锟的贿选案,是“猪仔议员”。
家族的耻辱 徐国昌的成长记忆中,基本没怎么听说大人说起过外祖父。但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外祖父取的。
徐国昌生于1923年,就是在那一年,身在北京担任众议员的外祖父高旭,深陷曹锟“贿选门”,被认为是接受了曹锟贿赂,助其成为总统,是“猪仔议员”。一时间,舆论哗然。柳亚子带领社员发表公开文告,宣布将他开除南社。
高旭没有做任何辩解,黯然离京,回到上海金山张堰老家,郁郁寡欢,以酒消愁。
这一年高旭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可能就是徐国昌的出生。他亲自给大女儿的第一个孩子取下“国昌”这个名字,寄托的他对国家昌盛的希望。
两年后,终日以酒为伴的高天梅,患上伤寒症去世,年仅49岁。
懂事后,徐国昌才意识到,外祖父似乎是全家人心中的一个痛。母亲这边的家人:大舅,小姨,基本很少提起他,提起也颇多抱怨。
外祖父去世后,家道就中落了。大舅是个从小就跟着外祖父为文写字的书生,身体不好,也不怎么懂得经营祖业——但家人似乎都认为高家这一支之后的一蹶不振,是因为高旭。现在高旭的一个孙子,也就是徐国昌的表弟就住在老家,“但我这个表弟几乎就不提他祖父。”
前些年徐国昌的小姨去世的时候,他还听到小姨对父亲还是有诸多抱怨,怨他让子女从此在外都抬不起头。
1980年起,徐国昌开始做一些南社的研究工作。一开始,徐国昌写介绍外祖父的文章,在外界业已形成的定论下,他也会大义灭亲地在文章最后对“失去气节”的外祖父进行无情的批判。
不能不明不白 身在台湾的一个高家亲戚——诗人高,看到徐国昌“骂”高旭的文章,也写信来回“骂”——作为自家人,怎么能骂祖先呢?你了解你的祖先吗?你能证明他是投票给曹锟了吗?
这句话惊醒了徐国昌。
证明,是他大半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疼痛。徐国昌自己,也很在意被证明是个“好人”。
在徐国昌个人文件中,有一张纸,他收得特别好。那是一张1979年开出的《关于徐国昌同志错划为“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
这张纸上写着,“徐国昌同志在整风鸣放中没有右派言论,系属错划,决定予以改正”。这个证明他清白的决定,他等了整整22年。
1946年,徐国昌复旦大学政治系毕业。当初考这个大学,就是看中这个学校有很多爱国老师和学长。由于看不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他没有像其他同学去当“公务员”,而是想为这个贫弱的国家干些实事。于是他在同学的推荐下,来到江苏镇江西郊的“益民种场”,为农场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直到1975年因伤病休。
但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他被打成了“右派”。到了1962年,他被摘帽成为“摘帽右派”,工资降了两级。不再从事文职工作,必须下地干活。
直到1979年的证明,他才重新成为“好人”。
被台湾的亲戚“痛骂”之后,徐国昌开始认真地考虑,外祖父高旭是被冤枉的吗?
这句话惊醒了徐国昌。
证明,是他大半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疼痛。徐国昌自己,也很在意被证明是个“好人”。
在徐国昌个人文件中,有一张纸,他收得特别好。那是一张1979年开出的《关于徐国昌同志错划为“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
这张纸上写着,“徐国昌同志在整风鸣放中没有右派言论,系属错划,决定予以改正”。这个证明他清白的决定,他等了整整22年。
1946年,徐国昌复旦大学政治系毕业。当初考这个大学,就是看中这个学校有很多爱国老师和学长。由于看不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他没有像其他同学去当“公务员”,而是想为这个贫弱的国家干些实事。于是他在同学的推荐下,来到江苏镇江西郊的“益民种场”,为农场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直到1975年因伤病休。
但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他被打成了“右派”。到了1962年,他被摘帽成为“摘帽右派”,工资降了两级。不再从事文职工作,必须下地干活。
直到1979年的证明,他才重新成为“好人”。
被台湾的亲戚“痛骂”之后,徐国昌开始认真地考虑,外祖父高旭是被冤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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