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河参战，他百般敷衍，按兵不动。新伊停战后，他又积极摆出拥护“共和”，力促新伊“和解”的姿态。因此，袁大化被赶下台后，不少伊犁军民都十分属意杨氏出任都督。然而，袁大化却举荐袁鸿佑为都督，这让他们很不满。[21]袁鸿佑遇刺后，南疆基本上成了革命党人的天下，迪化也是“风声鹤唳，人心惶骇”。[22]于是，袁大化再也坐不住了，只得向袁世凯举荐杨增新为都督。5月18日，北京政府发布命令，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
袁氏卸任以后，袁世凯命他“剿抚”南疆，继续镇压各地的革命运动。然而，袁大化去职以及主和派杨增新上台，却在军队中引发了不小的骚动。新疆陆军因为受到杨增新的排挤而极度不满，尤其是原先叛变伊犁的蔡乐善部，非常害怕和谈成功后遭到伊犁方面的报复，因此情绪激愤。于是，有人建议蔡乐善发动兵变，制造紧张空气，甚至杀掉杨增新，以破坏袁大化东归企图。6月3日，蔡部官兵在迪化骑马绕城，大呼开枪，制造混乱。杨增新则添募回队千人，准备镇压，战争一触即发。袁大化担心局势进一步恶化，决定从速离开迪化。于是，6月5日清晨，他带领部属多人悄悄出城，离开省城，后经哈密回到关内。[23]至此，杨增新正式接管了新疆。
三、新伊和谈及其影响
杨增新上台后，立即着手展开新伊和谈。5月29日，双方正式展开谈判。对于此次谈判，杨氏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他表示：“共和成立，彼此一家，所有贵代表提出条件，只须力顾大局，不碍公理，皆能允从。”因此，会谈进行的很顺利。[24]7月8日，双方订立了协商条件十一条，主要内容是：（一）新疆实行共和、承认共和宪法；（二）新伊对内外政策进行合治，以省垣为全疆行政、立法最高机关，阿尔泰、塔城均在全疆范围之内；（三）新疆都督杨增新现经大总统任命，应由双方公认；（四）所有组织各项机关，双方人员均应公同推举产生。（五）新伊统一以后，应切实调查伊犁财政，一方面设法维持，一方面请政府予以补助。（六）钱广汉、蔡乐善等反复无常，应视为公敌，不再留于新伊军界等。[25]新伊十一条的达成，标志着杨增新的统治地位在全疆范围的正式确立，也成为新疆辛亥革命结束的标志。
辛亥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的民族民主革命。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最终被地主阶级所夺取。而在当时的伊犁政府内部，实际上就存在着以冯特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以广福、贺家栋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旧官僚派之间的矛盾。因此，杨氏被任命为都督，让贺家栋等人欢呼雀跃。新伊和谈的达成，实际上是以杨增新与贺家栋为代表的新伊官僚派的合流。而革命党人却逐渐失势，最终为杨增新所剪除。特别是随着“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公然举起反革命屠刀，杨增新也跟革命党人翻脸了。1913年8月，杨氏将杨缵绪明升暗降，剥夺了他的兵权。杨缵绪自知处境不妙，不久便以“奔丧”为名逃离迪化，入关东归。随后，喀什哥老会头目边永福等人也被驱逐出新疆。10月，杨氏通过收买冯特民的谋士匡时，策动伊犁回族军官马得元等人叛变，杀害了冯特民、李辅黄等20多名革命党人。冯大树因为当时身在北京而幸免于难，最终也不得已于1915年避难日本。至此，新疆革命党人基本上被杨氏清除。而贺家栋、广福等人则选择了投靠杨增新的道路。1912年5月，贺家栋先是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伊犁知府，不久又被杨氏任命为新疆民政司长。广福则被任命为伊犁镇边使。1914年2月，广福病死，杨增新奏请北京政府改伊犁镇边使为镇守使，彻底完成了新、伊统一。[26]
另外，当时的伊犁政府之所以选择与杨增新妥协，也与当时国内外大环境有关。1912年1月伊犁起义成功时，全国的辛亥革命已经接近尾声。当时全国人心思定，百废待兴。革命党人放弃武装斗争，通过谈判实现新疆的和平统一是合乎历史潮流的。同时，革命爆发后，沙俄加紧了对新疆的侵略，新疆外患空前严重。1912年6月—8月，沙俄先后以护侨为名，派遣大批侵略军入侵了伊犁和喀什。另外，沙俄还鼓动外蒙“独立”，并且派兵围攻科布多，严重威胁新疆北部门户阿尔泰的安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新疆迫切需要结束内部纷争，并推举一位有资望的政治人物出来收拾残局，应对复杂内外形势。最后，伊犁起义以后，伊犁协饷断绝，同时军费开支剧增，很快陷入了财政危机，乃至于因时常拖欠军饷，使得军队 “几致哗溃”。[27]而沙俄则趁机以贷款为诱饵，向伊犁政府其提出了诸多有损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给伊犁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外交压力。[28]因此，伊犁政府也急需修复与新疆以及中央政府的联系，以便尽快结束内外交困的状况。事实证明，新伊和谈的顺利达成，对于尽快结束革命后新疆分裂与混乱的局面，维护边疆的稳定以及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是非常必要的。
总之，杨增新是新疆辛亥革命的最终受益者。然杨氏虽然登上了新疆都督的宝座，但清朝的瞬间倾覆以及革命所造成的动荡局面却让他心有余悸。因此，如何防止新的革命以及社会动乱的发生，维护新疆的稳定，成为他施政的出发点。为此，他对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以及清朝灭亡的教训进行了总结，得出了“无为而治”的结论。首先，他把革命的发生归根于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因此在文化上实行“愚民”政策，抵制新思想的渗透，其次，他认为社会分化导致流民增加，从而引发社会动乱，因此大力整顿吏治，推行轻徭薄赋，力求缓和阶级与民族矛盾，维护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同时，他认为辛亥革命是由汉人特别是两湖人发动的，而汉人之所以^造**，是因为“人心之坏”，[29]其中尤以两湖人与云南人为甚，他们思想激进，喜欢鼓吹革命，于新疆稳定不利，因此，他当政期间主要重用回族人以及陕甘汉人，最后，鉴于新军和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角色，杨氏对于军队有很强的防范心理，因而在军事上实行“弱兵”政策，同时极力剿灭会党。因此，“无为而治”的政策在客观上维护了新疆的“稳定”，但也造成了新疆的长期封闭落后，拉大了新疆与内地的发展差距。
参考文献：
[①] 邹鲁：《新疆伊犁起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辛亥革命》，第7册。
[②] 杨逢春：《伊犁辛亥革命概述》，载《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③] 杨缵绪：《赴伊军中日记》。
[④] 李啸风：《伊犁革命之回顾》，《西北论衡》，第9卷，第1期。
[⑤] 邓宝珊：《伊犁革命回忆录》，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五）。
[⑥]《迪化民军起义分类一览表》，《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
[⑦] 李啸风：《伊犁归客谈》，1912年4月18日，《民立报》。
[⑧] 比如针对左宗棠大肆镇压回民起义这一事实，革命党人在《伊犁白话报》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左宗棠虽为汉人，但他“屠杀”穆斯林的行为并不代表汉人，而是代表清廷，所以，如果穆斯林要想争取自由平等，就必须与汉人联合起来，推翻清朝的统治。
[⑨] 邹鲁：《新疆伊犁起义》。
[⑩] 杨逢春：《伊犁辛亥革命见闻记》，载《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11]《广福致额勒浑、长庚、袁大化电》，1912年2月4日；《广福致额勒浑并转长庚、袁大化电》，2月16日，引《民元新伊停战始末记》，另按：以下电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该书。
[12]《袁大化致广福电》，1912年3月22日。
[13]《广福致袁大化电》，1912年5月27日，《申报》。
[14]《袁大化致广福电》，1912年6月2日，《申报》。
[15] 钟广生：《辛亥新疆定变纪略》。
[16]《补过斋文牍·乙集二》，《训令委员易润庠赴喀什宣慰边防营营长边永福等文》，民国元年7月11日。
[17] 张开枚：《辛亥新疆伊犁乱事本末》。
[18]《补过斋文牍·乙集三》，《解散哥老会匪告示》，民国三年10月9日。
[19] 张开枚：《辛亥新疆伊犁乱事本末》。
[20]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一卷），第32—36页。
[21]《贺家栋、冯大树、李辅黄致杨增新电》，1912年6月10日。
[22] 金树仁：《新疆省政府主席蒙自杨公行状》（上卷）。
[23] 张开枚：《辛亥新疆伊犁乱事本末》。
[24]《补过斋文牍·丙集上》，《电伊犁贺代表等统一阿尔泰拟请另案办理文》，民国元年6月2日。
[25]《补过斋文牍·丙集上》，《电呈新伊和议条件文》，民国元年6月9日。
[26]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一卷），第106—114页。
[27]《广福电呈三事》，1912年9月23日，《民立报》。
[28]《伊犁代表之血泪——冯大树上外交部书》，1912年11月20日，《民立报》。
[29]《补过斋文牍·甲集上》，《呈明新疆招用回队理由文》，民国三年2月20日。
（作者为新疆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
袁氏卸任以后，袁世凯命他“剿抚”南疆，继续镇压各地的革命运动。然而，袁大化去职以及主和派杨增新上台，却在军队中引发了不小的骚动。新疆陆军因为受到杨增新的排挤而极度不满，尤其是原先叛变伊犁的蔡乐善部，非常害怕和谈成功后遭到伊犁方面的报复，因此情绪激愤。于是，有人建议蔡乐善发动兵变，制造紧张空气，甚至杀掉杨增新，以破坏袁大化东归企图。6月3日，蔡部官兵在迪化骑马绕城，大呼开枪，制造混乱。杨增新则添募回队千人，准备镇压，战争一触即发。袁大化担心局势进一步恶化，决定从速离开迪化。于是，6月5日清晨，他带领部属多人悄悄出城，离开省城，后经哈密回到关内。[23]至此，杨增新正式接管了新疆。
三、新伊和谈及其影响
杨增新上台后，立即着手展开新伊和谈。5月29日，双方正式展开谈判。对于此次谈判，杨氏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他表示：“共和成立，彼此一家，所有贵代表提出条件，只须力顾大局，不碍公理，皆能允从。”因此，会谈进行的很顺利。[24]7月8日，双方订立了协商条件十一条，主要内容是：（一）新疆实行共和、承认共和宪法；（二）新伊对内外政策进行合治，以省垣为全疆行政、立法最高机关，阿尔泰、塔城均在全疆范围之内；（三）新疆都督杨增新现经大总统任命，应由双方公认；（四）所有组织各项机关，双方人员均应公同推举产生。（五）新伊统一以后，应切实调查伊犁财政，一方面设法维持，一方面请政府予以补助。（六）钱广汉、蔡乐善等反复无常，应视为公敌，不再留于新伊军界等。[25]新伊十一条的达成，标志着杨增新的统治地位在全疆范围的正式确立，也成为新疆辛亥革命结束的标志。
辛亥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的民族民主革命。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最终被地主阶级所夺取。而在当时的伊犁政府内部，实际上就存在着以冯特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以广福、贺家栋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旧官僚派之间的矛盾。因此，杨氏被任命为都督，让贺家栋等人欢呼雀跃。新伊和谈的达成，实际上是以杨增新与贺家栋为代表的新伊官僚派的合流。而革命党人却逐渐失势，最终为杨增新所剪除。特别是随着“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公然举起反革命屠刀，杨增新也跟革命党人翻脸了。1913年8月，杨氏将杨缵绪明升暗降，剥夺了他的兵权。杨缵绪自知处境不妙，不久便以“奔丧”为名逃离迪化，入关东归。随后，喀什哥老会头目边永福等人也被驱逐出新疆。10月，杨氏通过收买冯特民的谋士匡时，策动伊犁回族军官马得元等人叛变，杀害了冯特民、李辅黄等20多名革命党人。冯大树因为当时身在北京而幸免于难，最终也不得已于1915年避难日本。至此，新疆革命党人基本上被杨氏清除。而贺家栋、广福等人则选择了投靠杨增新的道路。1912年5月，贺家栋先是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伊犁知府，不久又被杨氏任命为新疆民政司长。广福则被任命为伊犁镇边使。1914年2月，广福病死，杨增新奏请北京政府改伊犁镇边使为镇守使，彻底完成了新、伊统一。[26]
另外，当时的伊犁政府之所以选择与杨增新妥协，也与当时国内外大环境有关。1912年1月伊犁起义成功时，全国的辛亥革命已经接近尾声。当时全国人心思定，百废待兴。革命党人放弃武装斗争，通过谈判实现新疆的和平统一是合乎历史潮流的。同时，革命爆发后，沙俄加紧了对新疆的侵略，新疆外患空前严重。1912年6月—8月，沙俄先后以护侨为名，派遣大批侵略军入侵了伊犁和喀什。另外，沙俄还鼓动外蒙“独立”，并且派兵围攻科布多，严重威胁新疆北部门户阿尔泰的安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新疆迫切需要结束内部纷争，并推举一位有资望的政治人物出来收拾残局，应对复杂内外形势。最后，伊犁起义以后，伊犁协饷断绝，同时军费开支剧增，很快陷入了财政危机，乃至于因时常拖欠军饷，使得军队 “几致哗溃”。[27]而沙俄则趁机以贷款为诱饵，向伊犁政府其提出了诸多有损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给伊犁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外交压力。[28]因此，伊犁政府也急需修复与新疆以及中央政府的联系，以便尽快结束内外交困的状况。事实证明，新伊和谈的顺利达成，对于尽快结束革命后新疆分裂与混乱的局面，维护边疆的稳定以及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是非常必要的。
总之，杨增新是新疆辛亥革命的最终受益者。然杨氏虽然登上了新疆都督的宝座，但清朝的瞬间倾覆以及革命所造成的动荡局面却让他心有余悸。因此，如何防止新的革命以及社会动乱的发生，维护新疆的稳定，成为他施政的出发点。为此，他对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以及清朝灭亡的教训进行了总结，得出了“无为而治”的结论。首先，他把革命的发生归根于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因此在文化上实行“愚民”政策，抵制新思想的渗透，其次，他认为社会分化导致流民增加，从而引发社会动乱，因此大力整顿吏治，推行轻徭薄赋，力求缓和阶级与民族矛盾，维护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同时，他认为辛亥革命是由汉人特别是两湖人发动的，而汉人之所以^造**，是因为“人心之坏”，[29]其中尤以两湖人与云南人为甚，他们思想激进，喜欢鼓吹革命，于新疆稳定不利，因此，他当政期间主要重用回族人以及陕甘汉人，最后，鉴于新军和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角色，杨氏对于军队有很强的防范心理，因而在军事上实行“弱兵”政策，同时极力剿灭会党。因此，“无为而治”的政策在客观上维护了新疆的“稳定”，但也造成了新疆的长期封闭落后，拉大了新疆与内地的发展差距。
参考文献：
[①] 邹鲁：《新疆伊犁起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辛亥革命》，第7册。
[②] 杨逢春：《伊犁辛亥革命概述》，载《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③] 杨缵绪：《赴伊军中日记》。
[④] 李啸风：《伊犁革命之回顾》，《西北论衡》，第9卷，第1期。
[⑤] 邓宝珊：《伊犁革命回忆录》，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五）。
[⑥]《迪化民军起义分类一览表》，《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
[⑦] 李啸风：《伊犁归客谈》，1912年4月18日，《民立报》。
[⑧] 比如针对左宗棠大肆镇压回民起义这一事实，革命党人在《伊犁白话报》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左宗棠虽为汉人，但他“屠杀”穆斯林的行为并不代表汉人，而是代表清廷，所以，如果穆斯林要想争取自由平等，就必须与汉人联合起来，推翻清朝的统治。
[⑨] 邹鲁：《新疆伊犁起义》。
[⑩] 杨逢春：《伊犁辛亥革命见闻记》，载《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11]《广福致额勒浑、长庚、袁大化电》，1912年2月4日；《广福致额勒浑并转长庚、袁大化电》，2月16日，引《民元新伊停战始末记》，另按：以下电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该书。
[12]《袁大化致广福电》，1912年3月22日。
[13]《广福致袁大化电》，1912年5月27日，《申报》。
[14]《袁大化致广福电》，1912年6月2日，《申报》。
[15] 钟广生：《辛亥新疆定变纪略》。
[16]《补过斋文牍·乙集二》，《训令委员易润庠赴喀什宣慰边防营营长边永福等文》，民国元年7月11日。
[17] 张开枚：《辛亥新疆伊犁乱事本末》。
[18]《补过斋文牍·乙集三》，《解散哥老会匪告示》，民国三年10月9日。
[19] 张开枚：《辛亥新疆伊犁乱事本末》。
[20]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一卷），第32—36页。
[21]《贺家栋、冯大树、李辅黄致杨增新电》，1912年6月10日。
[22] 金树仁：《新疆省政府主席蒙自杨公行状》（上卷）。
[23] 张开枚：《辛亥新疆伊犁乱事本末》。
[24]《补过斋文牍·丙集上》，《电伊犁贺代表等统一阿尔泰拟请另案办理文》，民国元年6月2日。
[25]《补过斋文牍·丙集上》，《电呈新伊和议条件文》，民国元年6月9日。
[26]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一卷），第106—114页。
[27]《广福电呈三事》，1912年9月23日，《民立报》。
[28]《伊犁代表之血泪——冯大树上外交部书》，1912年11月20日，《民立报》。
[29]《补过斋文牍·甲集上》，《呈明新疆招用回队理由文》，民国三年2月20日。
（作者为新疆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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