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海按：革命道理讲透了，其实很简单，一通百通。严家祺等几位当代革命理论家的这篇革命道理就讲得非常通透，非常明白，非常深刻，然而又非常具体。过去中山先生和他的同仁们常讨论“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问题。对于一场社会革命或政治革命这样宏大的变革，当然是“知难”“行亦难”，但总的来说，还是“知难行易”。只有当更多的人懂得了革命的必要性，革命的必然性，革命的实质和意义，革命的手段，革命的可行性和可能性，懂得了革命的对象和目的，人们的心中普遍压抑着一腔强烈的革命热情，一股殷切的革命愿望，到一定的时候，革命烈火才能熊熊地燃烧起来。
严家祺等几位先生这篇深入浅出的革命大道理，唯一难以肯定的是它要求纯粹的和平非暴力。对此，我们认为周亚辉先生说得对：这次的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是“需要依靠网路、依靠手机、依靠电视、依靠各种媒体的配合，这是一场广泛动员公民力量的革命、一场转变全国人心——包括共产党人、政府官员、军人和警察的人心的革命” 但是，这些因素，本身并没有保证中国的民主革命，必定没有任何暴力。武装暴动，武装斗争，武装起义，都有可能发生。只是大规模发生全国性的暴力革命，可能性很小。但是，局部的暴力革命，决定性的暴力革命，还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这里我要补充一句，说不定暴动和起义，或者一次带有暴力色彩的群体性事件，会成为当代民主革命的第一块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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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距今一百年了，今天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国内政治状况又回到为了辛亥革命前夕。人们发现，有悠久历史的中国老是摆脱不了它的古老传统——秦、汉、唐、宋、元、明、清，王朝不断兴起，又不断衰落。现在轮到“中共一党专政的王朝”了。在中国走向共和的一百年——辛亥革命一百年，“中国向何处去”再一次被提了出来，海内外愈来愈多的中国人在思考、在讨论，中国会不会发生“二次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一百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半殖民地”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消除了军阀割据、实现了大陆的统一，在对外开放的同时，进行了工业革命和空前规模的城市化，中国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东亚病夫”变成了全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中国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了巨大的财富，在奥运、世界博览会和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掩盖下，中国多数人的贫穷状况，依然如故。在一百年的巨变中，政治领域中的专制统治在共产党统治下变本加厉，“党天下”的“新帝制”代替了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旧帝制”。现在的中国，“共和国”早已名存实亡，而且成了“警察国家”，人民权利更加不受保障。
中国工业、农业、科技和军事日益现代化，但“政治现代化”完全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社会经济自由化与政治上专制独裁的矛盾愈来愈严重。专制独裁造成的社会病态和社会溃败日趋恶化。
一百年前，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迟迟不进行政治改革，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一百年後，专制腐败的共产党王朝走上了大清王朝的老路，迟迟不进行政治改革，面对每年数以百万计的维权运动和人民抗议，用尽了各种残酷的暴力镇压，正在中国大地上引发一场新的革命性巨变。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到来的时候，愈来愈多的人感觉到，这场革命性的巨变，有着与“辛亥革命”相同的目标——废除帝制、走向共和，可以称之为“二次辛亥革命”。
一场未来的革命，无法精确预测革命爆发的时间。这场将在二十一世纪爆发的革命，既有与“一次辛亥革命”相同的目标，又有不同于“一次辛亥革命”的新特征。这场革命，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行动，不是李自成、洪秀全、毛泽东领导的农民战争，不是推翻“家天下”的王朝。这场革命，是废除新帝制、走向新共和、建设新资本主义的革命。
中国不是共和国
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造成政权更迭的大革命——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和传统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大陆粉碎了辛亥革命的全部成果，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和新的“帝制”，造成了台海两岸的数十年的分裂。
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成果是“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共产党革命却“重建帝制、废除共和”。一九八九年“六四”後，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不是共和国》（香港《明报》和《中国时报》，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在这篇文章中说，对很多国家来说，专制政体早已成为历史上的东西了。人们总认为，只要推翻了皇帝或国王，专制制度也就不再存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即使没有名义上的皇帝或国王，即使号称“人民共和国”，专制制度仍可能存在。共和国不容许任何人成为名义上的或实际上的帝王，不容许国家的最高权力终身由一人掌握。蒋介石带有“国民党王朝”帝王的色彩，毛泽东、邓小平完完全全是“共产党王朝”的帝王。
辛亥革命的第二个成果是“开放党禁、设立议院”，共产党革命却建立了“一党专政”、设立了名为“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由共产党控制的、完全不能表达人民意愿的“表决机器”。
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成果是“开放报禁、新闻自由”，共产党革命却建立了严厉的“新闻管制”，在电脑普及的今天，实行严密的网路封锁。
在大清王朝末期，人们要求制定宪法、要求设立议院、要求自由组党、要求废除帝制。辛亥革命後，废除了大清王朝的帝制，开始有了宪法，有了国会，有了选举，有了政党，但辛亥一百年後人们普遍认识到，宪法、国会、选举、政党统统丧失了原有意义，旧帝制没有了，中国却建立了一个没有皇帝头衔的“新帝制”。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是“一家的天下”，那么，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则是“一党的天下”，是披着“共和”外衣的现代“王朝”和现代“帝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共产党革命全部吞食了。
中共王朝的改革開放，是大清王朝在十九世纪“洋务运动”的现代版。“洋务运动”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而破产，引发了光绪帝的政治改革——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不同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主动作过两次政治改革。一是一九八二年憲法明文規定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連任最多一次；二是一九八七年趙紫陽領導下擬定了《政治改革總體方案》，這一方案得到鄧小平的認可，寫入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政治報告。赵紫阳政治改革方案因“六四大屠杀”而被尘封。“六四大屠杀”後，中国一步步变成了一个拒绝政治改革、以暴力统治的“警察国家”。
十九世紀以來中國變化的規律是：“大事件、大變革；中事件、中變革；小事件、小變革；沒事件、不變革。”“文化大革命”引发“改革开放”，“六四大屠杀”後，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开始资本主义化。如果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引发了戊戌维新，那么，可以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迫使慈禧太后实行新政。二十世纪初，慈禧太后派五大臣到欧美日本考察宪政、一九0八年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即九年後召开国会、推行宪政。清王朝末年，要求政治改革的请愿运动风起云涌。一九一0年，立宪派发动了要求“迅速召开国会”的四次大请愿。就像今天的维权运动一样，清末的请愿运动采取了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毫无越轨行为，但清政府把请愿人士视为“革党会匪”，不是押解请愿人士回籍，就是加以拘捕流放。
今日中国，把“稳定”看得高于一切。“稳定”只是“维护专制统治”的代名词。愚蠢的中国统治者不知道“稳定”有“动态稳定”和“塔顶稳定”之分。“自由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权”造就“动态稳定”，对“上访人士”的截访，对维权人士、民主党人、法轮功的打压，与清末押解“请愿人士”回籍和对革命党人的镇压，如出一辙，在造就“塔顶稳定”的同时，引发革命。
一次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废除帝制、走向共和。二次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废除新帝制、走向新共和、建设新资本主义。
“旧帝制”的表现形式是“家天下”，“新帝制”的表现形式是“党天下”。废除新帝制就是要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治。
“旧共和”是辛亥革命建立的不牢固的“共和”，“新共和”是“联邦共和”。走向新共和，就是要实现台海两岸统一，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成新的、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联邦制是两岸统一的最好选择。
“新共和”经济制度的基础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而且是“新资本主义”，即有明确“社会目标”的新资本主义。
维权、上访、政治改革的道路一经堵塞，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就剩下军事政变和革命。军事政变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使局势更坏，但军事政变可以造成突变，当一批有理想的军人掌握政变主导权时，军事政变就带有革命的性质。在从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无望的情况下，只有革命才能把一个国家引向光明。在大清王朝末年，请愿运动的失败和其后清王朝成立“皇族内阁”等一系列事件，使立宪派对清王朝从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绝望，纷纷转向革命。于是，爆发了辛亥革命。
今日中共主要领导人，既没有毛泽东、邓小平气魄和能力，也没有胡耀邦、赵紫阳的爱心和智慧，就像清王朝“亡国”的摄政王载沣一样，意志力薄弱、智商低下、判断力不强、外交和国际金融知识贫乏，与外国首脑在一起时像“机器人”一般。一次次该作为时“不作为”、一件件僵化而愚蠢的决定，正在为中国出现第二次辛亥革命准备条件。
辛亥革命後，在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後一年，在中华民国的国会选举中，当国民党能以多数党组织“内阁”时，将要出任“内阁总理”的国民党人宋教仁遭到了暗杀。在这时，大规模军事行动和战争都会动摇幼弱的中华民国宪政基础。当大部分国民党议员主张“法律倒袁”的时候，孙中山主张“武力解决”，发起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动摇了宪政，为袁世凯後的军阀割据开辟了道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二次革命”，不是孙中山式的“二次革命”，而是继承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的革命精神，“革”中国专制政治的“命”。如果说，第一次辛亥革命“革”掉了大清专制王朝的“命”，那么，可以说，第二次辛亥革命将“革”掉“一党专政王朝”的“命”——走向新的、名副其实的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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