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0日 星期日

近代六大土匪

    土匪现象是旧中国的国情之一,乡下的土匪多如牛毛。毛泽东长期从事农民运动,在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也许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农村,更了解土匪了。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剿匪斗争中,我军共剿灭土匪260余万。对毛泽东来说,这260余万绝非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字,而是相当具象的人。从他关注过的6个土匪身上,集中体现了剿匪斗争中党对各类不同土匪的不同政策。
  先从藏族匪首项谦说起。为让这个桀骜不驯的头人归顺,青海省委、西北局和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达20多份。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政委的习仲勋自始至终指挥对项谦的劝降工作。毛泽东曾当面对他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是七擒孟获,你是九擒项谦啊!”
  实际上,对项谦的劝降是17次,加上进剿后的1次,共18次。
  项谦是昂拉(青海尖扎县一藏族部落名)第十二代千户(世袭官职,金设,元袭,明废,唯封少数民族头人)。1949年9月,我1军进军青海,军管会明确宣布承认其千户地位,一切照旧,项谦表示愿意合作。但在见到“青马”(马步芳)残余送来的金银和枪支后,他见利忘义,被匪特委任为“西北反共救国军”第2军军长,发动叛乱,四处劫掠,攻打我区、乡政府,杀我干部和解放军官兵。项谦的背信弃义激起一片喊打之声。
  “不能打!”打项谦的计划被习仲勋断然否定。不谋全局者不可谋一域。1950年夏天,18军将要进军西藏,敌特正大造解放军要杀藏族的谣言,如果在青海对项谦兴师动武,正中其下怀。他打电话给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反复叮嘱:“对项谦,要采取十分慎重的和平方式解决,政策应该更为宽大。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但也必须请示中央批准后始可行动。”
  从1950年9月到1951年8月,青海省委、政府先后6次派人劝降项谦,不仅毫无效果,其气焰反而更加嚣张,居然进攻我驻军,很多人因此沉不住气了,要求出兵。习仲勋答复:“千万不要打。要请喜饶嘉措大师做工作。”
  喜饶嘉措在佛学界享有极高声望,达赖、班禅均尊之为师,蒋介石、杨森等无不待为上宾。第七次劝降由他亲自出马,可项谦竟将他晾在一边,置之不理。9月1日,藏传佛教领袖班禅的代表和塔尔寺代表一行10人,手持班禅等人的联名信,前往昂拉进行第八次劝降。劝降代表愿对其吃咒具结,项谦竟以辱骂作答,罚劝降代表在太阳底下晒了3个小时,且派人持枪埋伏在路上,企图谋害劝降代表,因密泄未遂。
  项谦的大逆不道,引起正在西宁参加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的各千、百户,盟、旗长及宗教首领的公愤,强烈要求政府出兵剿灭项谦。省委书记张仲良也坚决主张打,报告西北局,要求出兵,并言已做好出兵准备。 9月11日凌晨,习仲勋以西北局名义复电青海省委并告张宗逊(西北军区主持工作的第一副司令)并报中央,强调“未得中央复示前,万不可擅自兴兵。”“对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部落开头一枪是很难决定的。”“即使打了胜仗也伤民族感情。”批评青海“对昂拉问题早做宣传是不策略的”,“会陷自己于被动”。
  青海省马上对出兵叫停,进行第九次、第十次劝降,项谦竟集中近2000骑兵向劝降代表示威。青海省委再次请求出兵,习仲勋答复:“现时争取和平解决于我政治上甚为有利,万一和平解决不成,这样做好了,才给军事进剿造成必有的政治条件。”于是又先后进行了6次劝降,可项谦依然故我。至此,已劝降16次了,还继续吗?按照习仲勋的指示,又派出了第十七次劝降代表团,结果还是被拒绝。
  此时,昂拉部落内部的藏民也忍受不了项谦了,其参谋长、隆务寺经师诚勒活佛逃出来,找政府请求出兵征讨。西北局请示中央,4月13日,中央指示:“昂拉匪部经17次争取,仍怙恶不悛,应坚决予以歼灭。”并指出,“军事清剿还是为了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只要项谦悬崖勒马与匪徒脱离关系,人民政府仍予以宽大处理,保护其生命财产和千户职位。”
  5月上旬,我1师师长罗坤山指挥部队全歼项谦匪部,项谦丢下家人,逃到同仁县南乎加该的森林中。尖扎工委准备了两手,一面派人继续争取,如争取不成,另派人杀之。“共产党不能这样做!”习仲勋得报后立即追问:“准备杀项谦的人是否派出去了?如已派出马上召回。”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十七次争取项谦,以至于以后进剿项谦和现在又继续尽力争取项谦,都不是因项谦一人,而是更多的藏族头领,也主要是争取更多的少数民族部落……”尖扎工委派其11个被我宽大释放的亲信带着其家属信前往说降。项谦见人见信,老泪纵横,于7月11日带着10个保镖下山向青海省人民政府投降。此后,项谦历任尖扎县县长、黄南自治州副州长。
  对少数民族匪首特别宽大,毛泽东特赦贵州布依族女匪首陈莲珍(陈大嫂)又是一段佳话。她年轻时被誉为“布依第一美人”,能骑大马,打双枪,多次从我围剿中脱身,被抓获后群众纷纷要求杀之。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的李达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说到此事。“不能杀!”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人家诸葛亮擒孟获,敢于七擒七纵。我们擒了陈大嫂,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都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陈莲珍被赦免后,劝降了20余名土匪,其中5名匪首。
  “云南王”龙云是彝族人,在香港声明反蒋拥共,其唯一留在国内的第三子、昭通“尹武纵队”司令龙绳曾也宣布起义,被我任命为昭通警备区副司令员,但他暗中接受了蒋介石委任的“滇东军政长官兼滇黔川康剿共总司令”之职,网罗土匪,发动叛乱,在攻打警备司令部(43师兼)时被击毙。龙云时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其子被打死,上下都不好交代,一直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这件事,派龙云主席回云南处理。”龙云回到昆明,脸色铁青,一言不发,看到蒋介石给龙绳曾的委任状和他们之间的来往电报后,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我这个儿子很坏。”
  对汉族土匪,毛泽东也是按政策区别对待的。他点名“一定要活捉”的匪首是井冈山的萧家璧。此人是遂川县大土豪,从毛泽东上井冈山时就与红军作对。错杀袁文才、王佐后,他占领了井冈山直至江西解放,一生杀人无数。1949年8月,毛泽东指示在江西剿匪的48军:“一定要活捉萧家璧,不要死的。”142师将其活捉,11月11日在遂昌公审处决。
毛泽东批示要保的匪首是“湘西王”陈渠珍。此人是个亦官亦匪,功罪分明的人物。作为湘西土匪的领袖,他横征暴敛,同时又给湘西人民做过一些好事。贺龙率红二军团长征时,他一面让开一条路,一面又尾追不舍。湘西解放时,经湖南省委和47军多次劝降,特别是在贺龙带口信后,他宣布起义,被增补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在京开会期间,毛泽东曾宴请并专门召见他,赠予抽水机等几十件农业机械,鼓励他为建设湘西作贡献。而在镇反时,有人要把他当反革命镇压,毛泽东批示:“陈渠珍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对他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处理致使我们陷入被动。”这个批示救了他一命。
  大名鼎鼎的“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是毛泽东想保而没法保的一个匪首。她是辽宁岫岩县人,一个腰插双枪充满传奇的抗日英雄,抗战时期的著名新闻人物,其队伍曾被聂荣臻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国共双方的领导人都与她有交往。重庆解放前夕,蒋经国请她出山,留在“敌后”与共产党打游击。70岁的她在四川什邡拉起土匪队伍,杀了我200多名农会积极分子和群众,两次攻打什邡县城,被我179师537团活捉。报到北京,周恩来打电话为之说情,但被杀的200多人的家属不答应,终被枪决。毛泽东批示,善待其家属。随即将其家属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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