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低烈度革命背後的民心走向

江城武漢，有一座著名的起義門。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０日，當記者來到武漢起義門時，這里正在進行翻新，以更亮麗的形象迎接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的到來。

    起義門原名中和門，是舊武昌城九大城門之一。１００年前的１０月１０日晚，這里成為新軍發動起義的一個支點。各路新軍起義後聚集于此，從近在咫尺的楚望台軍械庫獲得槍彈後，開始猛攻清軍武昌最高指揮部——湖廣總督署。

    站在擺放于城樓上的舊式山炮旁邊，起義門管理所所長王啟鑫感慨萬千。他遙指前方一處建築所在地說，那里當年是湖廣總督署，如今是武昌造船廠。起義將士攻打總督署，總督瑞--在後牆上打了個洞，倉皇逃到停泊在江上的楚豫號兵艦。當時，他還以為只是少數士兵嘩變鬧事，在向清廷內閣總理大臣的急電中，他稱此次“匪黨作亂，本已破獲”，只是“新軍應匪，構成奇變”，並將兵變原因歸咎于前任張之洞離鄂後，新軍“營紀漸弛，兵氣漸驕”。

    至少在一開始，瑞--還在幻想帝國的水陸大軍能一舉蕩平“兵變”。很快，帝國陸軍大臣蔭昌統率精銳的北洋新軍來了，海軍提督薩鎮冰率領長江艦隊也來了。革命軍拼死抵抗，持續４０多天的陽夏戰爭打得異常激烈。因雙方力量懸殊過大，革命軍失去漢口、漢陽，退守武昌。

    “陽夏戰爭以局部戰斗的受挫，換取了全局的勝利。”談及這段歷史，武漢市社科院歷史所所長張篤勤說，陽夏戰爭拖住了清軍主力，給各省光復創造了時機。這期間，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貴州、上海、浙江等地相繼起義響應，宣布脫離清廷，可謂“江漢風雷華夏潮”。

    那個倒霉的總督瑞--，原打算戴罪立功，協助清軍平息此次“兵變”，以圖保住烏紗。可時局漸趨明朗，他心中也知曉清帝國的最後結局，不願做殉葬品的他悄悄地從前線溜到上海作寓公去了。

    在清廷看來原只是一場兵變的武昌起義，一下就擊中了帝國的命門，使其粉身碎骨。滿清王公甚是疑惑︰從前洪楊（太平天國）革命，十三省淪陷，而曾國藩、胡林翼都能討平。現在南方革命黨並無多大實力，可為何局面一發而不可收拾？

    １００年後的今天，在重溫辛亥這段歷史時，記者也在思索這個問題。當記者走進蛇山首義公園內，听到一個故事後，似有所悟，也許它就是答案。

    首義公園內一處制高點上，擺放著５門舊式山炮，那斑駁的�跡昭示著歷史的滄桑。當年，起義新軍炮兵部隊在這里架起大炮，瞄準總督署，可晚上夜色朦朧，看不清目標。革命黨人蔡濟民遂派人潛到總督署邊上的乾記衣莊，準備縱火為炮兵定位。放火前，革命軍告訴店鋪主人將加倍賠償，店主大義凜然地說“何須賠”，親自動手把店鋪給燒了。火光照亮了總督署，為炮兵定位提供了參照。

    驕橫的滿清王公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順應民心和時代潮流的起義，不是一幫散兵游勇和蟊賊在滋事。晚清政權早已是風雨飄搖中的一條破船，不久前皇族內閣的出台，更是徹底讓這個貪婪、腐敗的政權失信于民，激起人們的反抗。就連一直支持清廷的立憲派，這時也轉變了態度。

    “清政府失去了人心，焉能不敗？”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館長梁華平說，武漢三鎮受近代西方工業文明影響較深，市民對反清革命大多持同情或暗中支持的態度。因此，武昌起義爆發後，廣大市民對革命士兵真是簞食壺漿以迎。革命軍在前方打仗，不需預備軍糧，市民把做好的飯菜送到前線。

    在與清軍艱苦抗戰期間，革命軍得到了武漢乃至全國民眾以及海外僑胞的積極援助。各地種種志願戰斗組織，以決死、敢死為名參戰，有史料可查的就有學生軍、橫濱敢死團、上海援鄂志願決死團、河南奮勇軍、湖北女子北伐隊等。這其中，最有傳奇色彩的莫過于一支和尚軍了。

    在今天的武漢歸元禪寺旁，有一尊高大的雙面觀音像。據寺廟僧人介紹，以前這里有一片墳冢，陣亡僧人的遺骨就安放在此。當年，歸元寺長老雲岩率僧人投身革命，參與糧食彈藥的運輸、救護傷員等支前工作，還直接上前線與清軍作戰。有人不解，雲岩長老說，國不興佛法難興，振興佛教，則振興國家為首要。

    志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軍，得到了群眾廣泛支持。一直關注武昌起義的英國公使朱爾典說︰“這個運動廣泛蔓延的性質，以及它到處獲得成功的事實，已使一切用武力來挽救這個國家（清朝政府）的企圖失去了可能性。”西方列強看到了辛亥革命的群眾基礎，這也是他們後來選擇中立的一個重要因素。

    “民心走向，決定一個政權的存與亡。”武漢市社科院資深研究員皮明庥說，辛亥革命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場低烈度的革命，除了武昌起義後陽夏戰爭傷亡２萬多人外，其他各省的起義一般都沒有大規模血腥戰斗，這說明當時清政權已到了“牆倒眾人推”的地步，走向共和成為一種歷史的選擇。

    （本報武漢９月１２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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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黎都督剪辮說起

    湖北軍政府成立後，雖然說是在不情願的情況下被推舉為大都督的黎元洪還在觀望，但沒過幾天，他就主動剪掉辮子，對革命黨表示︰“我決心與你們幫忙就是。”

    起義剛爆發時，黎元洪開始還覺得這是一群新兵在嘩變，革命黨難成氣候。可很快，革命軍佔領武昌後，又光復了漢口、漢陽，得到了廣大市民和士紳階層的大力支持。善于把握局勢的黎元洪認識到，武昌起義很有可能開啟一個新的時代。于是，他轉變了態度，對都督這個新角色，也從消極抵抗變為主動適應。

    黎元洪棄暗投明的轉變頗有說服力。至少，作為舊陣營里的一名高級軍官，他對清政權的腐敗、衰朽有著更為切身的認識。他看到了武昌起義合乎民心所向，看到了革命蓬勃發展的趨勢，即使清政權當時在軍事力量上仍比南方革命軍強大許多，但此時已廣泛宣揚的革命思想，讓清軍那些閃著寒光的槍管飄搖起來。這就注定了清政權不可避免地走向墳墓，已延續了２０００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要被覺醒的民眾所埋葬。

人民心力為革命成功的基礎

　作者：孫中山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各位同志：

　　此次吾黨改組，志在將本黨勢力在中國內地各省盡力擴充。向來本黨勢力多在海外，故吾黨在海外有地盤、有同志，而中國內地勢力甚為薄弱。所以吾黨歷年在國內的奮鬥，專用兵力；兵力勝利，吾黨隨之勝利，兵力失敗，則吾黨亦隨之失敗。故此次吾黨改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單獨倚靠兵力，要倚靠吾黨本身力量。

　　所謂吾黨本身力量者，就是人民的心力。吾黨從今以後，要以人民的心力為吾黨力量，要用人民心力奮鬥。人民的心力與兵力，二者可以並行不悖。但兩者之間，究竟應以何者為基礎？應以何者為最足靠？自然當以人民的心力做基礎，為最足靠。若單獨倚靠兵力，是不足靠的，因為兵力勝敗無常。吾黨必要先有一種基本力量做基礎，然後兵力有足靠之希望。假使沒有一種基本力量做基礎，雖有兵力，亦不足恃。

　　吾黨在國內以兵力奮鬥而勝利者，已有三次。武昌起義，推翻滿清，建設共和，是吾黨兵力成功的第一次。袁氏稱帝，討袁軍興，推翻洪憲，是吾黨兵力成功的第二次。張勳復辟，吾黨提倡護法，其後徐氏１退位[徐世昌。]，以至陳炯明謀叛，北方武人亦承認護法，是吾黨兵力成功的第三次。但三次之成功，皆不能達革命之目的。是兵力雖成功，而革命仍未成功，因為吾黨尚欠缺力量之故。所欠缺者是何種力量？就是人民心力。當時中國人民不贊成革命，多數人民不為革命而奮鬥。革命行動欠缺人民心力，無異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即如近幾天，陳逆炯明率其部下迫攻廣州，以作孤注之一擲，我軍本其奮鬥精神與之抵抗，已將陳逆部隊打得七零八落，在廣州方面亦可說是兵力的成功。但將來能收得效果若干，將來結果如何，誠不能預定；且將來所得結果是善果抑是惡果，亦不能預定。所以吾黨想立於不敗之地，今後奮鬥的途徑，必先要得民心，要國內人民與吾黨同一個志願，要使國內人民皆與吾黨合作，同為革命而奮鬥。必如此方可以成功；且必有此力量，革命方可以決其成功。蓋以兵力戰鬥而成功，是不足靠的；以黨員力量奮鬥而成功，是足靠的。質而言之，靠兵力不得謂之成功，靠黨員方是成功；即以兵力打勝仗非真成功，以黨員打勝仗方是真成功。

　　如何是以黨員打勝仗？就是凡屬黨員，皆負一種責任，人人皆為黨而奮鬥，人人皆為黨的主義而宣傳。一個黨員，努力為吾黨主義宣傳，能感化一千幾百人。此一千幾百人，亦努力為吾黨主義宣傳，再能感化數十萬人或數百萬人。如此推去，吾黨主義自能普遍於全中國人民。此種奮鬥，可謂之「以主義征服」。以主義征服，是人民心悅誠服，所謂「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國」，就是這個道理。

　　中國自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已經過十二年，而國內糾紛愈甚，政治經濟諸端反呈退化現象，其原因何在？簡括言之，即是吾黨奮鬥未曾成功之故。在辛亥革命以前，吾黨黨員非不奮鬥，但自辛亥革命以後，熱心消滅，奮鬥之精神逐漸喪失。人人皆以為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便是革命成功，革命事業不肯繼續做去，這是最大的原因。至此等錯誤思想發生的原因，不能不稍詳細說明。

　　回憶武昌起義時，我從海外遄返上海，當時長江南北莫不贊成革命，即如上海一隅，雖至腐敗之老官僚，亦出而為革命奔走。惟當我初抵上海時，凡吾黨同志，以至紳商學各界，甚而至於一班老官僚，都一齊來歡迎。其中有一官僚極鄭重的對人說：「好極了！現在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滅了。」我當時亦聽聞此話，甚為詫異。不久，則見所謂革命黨人所辦的報館、所賴以指導國內輿論者，亦持此論調，真是怪事。一般官僚，在未革命之前為滿清出力，以殘殺革命黨人為能事，在革命軍興之時又出而口頭贊成革命。當時一般官僚，尚未知革命黨有何等力量，但彼等最怕的就是革命。如果革命軍起，革命黨興，彼輩必不能生存，故造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八個字去抵製革命黨。而革命黨人亦隨聲附和１[據《嚮導週報》第四十九期（杭州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之演說》，這一句另作：「其後，張謇、湯壽潛輩亦附和此說；久之，一般革命黨人亦隨著彼輩如此說。」]。後來民國成立，即有政黨#起。其時有共和黨、統一黨，種種色色，不勝縷述，大都皆以取得政權為目的；但完全未有革命黨。於是宋教仁、黃興等一般舊革命黨人，以為別人既有了黨，吾等尚未有黨，乃相率而組織國民黨。

　　但當組織國民黨之時，我已經辭了臨時大總統。我當時觀察中國形勢，我已經承認吾黨立於失敗之地位。當是時極為悲觀，以為在吾黨成功之時，吾黨所抱持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尚不能施行，更復有何希望？所以只有放去一切，暫行置身事外。後來國民黨成立，本部設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長，我決意辭卻。當時不獨不願意參加政黨，且對於一切政治問題亦想暫時不過問。但一般舊同志以為我不出而擔任理事長，吾黨就要解體，一定要我出來擔任。我當時亦不便峻卻，只得答應用我名義，而於黨事則一切不問，純然放任而已。

　　及至宋案發生，一般同誌異常憤激，然亦未有相當辦法，遂聯同致電日本，促我返國。我回上海時，見得宋教仁之被殺，完全出於袁世凱主使，人證物證皆已完備。所有宋教仁未被殺之先一切往來電文，宋教仁被殺之後一切來往電文，皆已搜集起來，已經證實宋教仁之被殺主謀的確是袁世凱，毫無疑義。於是一般同志，問我有何辦法？我謂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為袁世凱是總統，總統指使暗殺，則斷非法律所能解決，所能解決者只有武力。但一般同志誤以為宋教仁之被殺是一個人之事，以為不應因一人的事動天下之兵。我竭力勸各位同志，要明白宋教仁之被殺並非一人之事，切勿誤認，除從速起兵以武力解決之外，實無其他辦法。而各位同志仍依然不肯贊成。當宋教仁被殺時，全國輿論皆甚憤激，即外國亦不直袁氏所為，袁氏借債之舉因此大受打擊。是時吾黨在國內勢力殊不薄弱，倘能於此時起而繼此奮鬥，吾黨大有可為，袁氏不足平也。無如各位同志皆不贊成，此種時機遂至錯過。不久，袁氏借債成功，錢已到手，可以施用武力政策，遂向吾黨示威，先免去吾黨四都督。吾黨遂起而與之對抗，因而二次革命以起。惟此時，時機錯過，故二次革命終歸失敗。

　　二次革命失敗後，各同志多再亡命於日本，大都垂頭喪氣。但我此時反極為樂觀。然必先使多數同志奮鬥之精神復活，方能繼續吾黨革命事業。於是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集合吾黨革命分子，專心於革命事業。從前吾等不敢公言革命，因避去革命黨之名義，而有同盟會之組織。但此時在日本竟公然提出中華革命黨，以資號召矣。

　　然當時亡命在日之同志，以為日日言革命，究竟有何勢力，有何方法？他等以為當二年前，吾黨正是成功，據有十餘省地盤，千萬之款可以籌集，三四十萬之兵可以調用，尚且不能抵抗袁氏；今已一敗塗地，有何勢力可以革命？革命進行究竟有何辦法？我再三苦勸各同志說１[此處原有一「謂」字，當為衍文，已刪。]：「自成功以至失敗，其時間不過三年，爾等不要專向從前的地位著想，爾等不要忘記了時間。爾等若專向地位著想，以為從前有十餘省地盤，有錢又有兵，尚且失敗；若如此想，一定想不通的。爾等要向時間上著想。吾黨成功時，有十餘省地盤，有錢又有兵，誠然不錯。但爾等要反追想三年以前的事。吾黨人在三年以前，都是一班亡命之徒，何嘗有地盤？何嘗有錢？何嘗有兵？吾黨成功時間不過一年，爾等可將一年間事情作為一場大夢，復回三年以前的革命精神。自庚子以後，或一年一次而革命，或二年一次而革命，總共革命之起不下十有餘次。而每次失敗，各位同志總沒有灰心的，何以經過武昌之成功後，遂反至灰心？吾等在三年前，類皆百折不撓，屢仆屢起，此是何等精神，何等奮鬥！我今日希望同志恢復從前所具之精神，繼續奮鬥而已。從前吾黨當推翻滿清時，何嘗有力量，大眾皆是赤手空拳。當武昌革命黨發動時，亦未有何種方法，不過大眾皆明白滿清一定要推翻，人人皆有此種信仰，人人皆明白此種道理，但尚未有何種事實可以證明。今日吾等雖失敗而亡命，然吾等信用益大，經驗益富，而且有事實可以證明。故今次失敗，比之三年前較有信用、有經驗、有證據。何以在三年前遇有失敗，無不繼續奮鬥，在三年後便爾灰心，不肯繼續奮鬥呢？」各同志經聽我此次苦勸之後，大眾都恢復從前的革命精神，共同起而組織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唯一之宗旨，是以革命的精神圖主義的實現。

　　後日袁世凱稱帝，中華革命黨遂起義於廣東、山東、長江流域各省。未幾袁氏死，黎元洪繼之。當時各同志又不能繼續奮鬥，到底人人以為黎氏復職，民國政治可以逐漸整理，不肯繼續革命。後來張勳復辟，吾等實行護法。然革命始終不能徹底，稍有少許成功，即行收束，以為妥協。革命事業，終始未能成功。

　　以上所述，吾黨之奮鬥多是倚靠兵力之奮鬥，故勝敗無常。若長此以往，吾黨終無成功之希望，吾黨三民主義終無實現之一日。所以，有此次改組事情發生。

　　此次改組所希望者何事？就是希望吾黨造成一中心勢力。各同志從今日起，要認真去幹革命事業，要將革命事業作為本人終身事業，必要使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完全實現，方可算是吾黨成功。但是此等成功，不能單靠戰爭。因為戰爭要靠軍人，而現在一般軍人多是不明主義者。彼等不是為主義而戰爭，是為個人陞官發財而戰爭。故單靠軍人奮鬥，不能使三民主義實現。不過現在１軍人適逢其會[此處原有一「與」字，當為衍文，已刪。]，故與之合作罷。然此是借人之力量以幹革命事業，終是不可靠的。吾黨所須者，是在革命精神。吾等對於三民主義應當有堅決的信仰，要使吾等皆願意為主義而犧牲，為主義而奮鬥。且吾等必先具有此決心，有此志願，然後用宣傳的方法，使全國大多數人民皆與吾等具有一樣的決心，一樣的志願。能吸收多一個同志，就可減少一個反對黨。

　　至現在吾黨有多少黨員，實在甚少。吾等應當固結團體，討論一種好方法，努力去宣傳，於最短時間，使廣州百餘萬人民皆變成革命黨，做吾等的同志。又費若干時間，努力去宣傳，使廣東三千萬同胞，以至於全國四萬萬同胞，有過半數變成革命黨，做吾等的同志。此真是吾黨的大成功。如此做法，就是國民黨黨員之戰勝。我黨從今日起努力做去，務要達到黨員戰勝，方得謂之成功。如其不然，若專靠兵力，雖百戰百勝，亦不得謂之成功。就如以前所述三次之勝利，皆旋得而旋失，勝敗互見，何得謂之成功！推究其故，實有許多缺點，且許多工作未做。此種工作，在革命後固未嘗做，在革命前亦未嘗做。其所以未做之故，因為吾等未曾發明有好的方法；且因為知識不足，尚未看見此種道理。故革命成功以後，許多革命黨人反借革命以謀個人利權，養成個人勢力，一俟個人勢力既成，反而推翻革命。所以革命雖經三次成功，而革命主義依然不能實現。其最大原因，皆是專靠兵力，而黨員不負責任，所以有此惡果。自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宣傳事業幾乎停頓。即革命未成功以前，吾等非不從事於宣傳，但當時宣傳方法，皆是個人的宣傳，既無組織，又無系統，收效仍小，故只可謂之「人自為戰」的宣傳。至武昌起義以後，則連人自為戰的宣傳，亦皆放棄而不肯做。人人皆以為革命已經成功，吾黨停止奮鬥。殊不知以前之所謂成功，不過靠兵力之成功，而非黨員之成功。吾黨欲求真正之成功，從今以後，不單獨專靠軍隊，要吾黨同志各盡能力，努力奮鬥。而且今後吾黨同志的奮鬥，不要仍守著舊日人自為戰的奮鬥，要努力於有組織、有系統、有紀律的奮鬥。

　　從前何以不從事於有組織、有系統、有紀律的奮鬥？因為未有模範，未有先例。現在一位好朋友鮑君１[鮑羅廷。]，是從俄國來的。俄國革命之發動遲我國六年，而俄國經一度之革命，即能貫徹他等之主義，且自革命以後，革命政府日趨鞏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國能成功，而中國不能成功？蓋俄國革命之能成功，全由於黨員之奮鬥。一方面黨員奮鬥，一方面又有兵力幫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練，方有成功的希望。但有許多人以為俄國是過激黨執政，吾等學俄國，豈不是學過激黨？殊不知俄國當革命未發動之初，誠不免有許多過激的思想發生，蓋俄國革命黨首領多是具有豐富之學識與高深之理想，故立論之間操之過激者，實在難免。但我國人做事，不專尚理想，多是以事實為依據，如行路然，於擇其可通行者而後行之。但俄國當革命之時，國內有許多黨並立，如社會民主黨、民主革命黨等，而皆不能成功，今日成功者是共產黨。共產黨之所以成功，在其能合乎俄國大多數人心，所以俄國人民莫不贊成他，擁護他。鮑君初來時即對我說，俄國革命經過六年間之奮鬥，誠不一其道。而今日回頭一看，最合乎俄國人民心理者，莫如民族主義。俄國人民受列強之束縛，異常痛苦。俄國人民所受歐洲大戰之痛苦，完全是受列強強迫的。俄國皇帝之動搖，就是因為與列強一致參加大戰，所以人民莫不反對他，故起而革俄皇之命。但革命後，民主革命黨執政，柯倫斯基政府仍然與列強一致繼續對德戰爭，而共產黨早已反對戰爭，早已提出與德單獨講和的議案，至是大得俄國民心。俄國人民皆不願做列強的奴隸，於是共產黨與俄國人民主張一致，所以共產黨得告厥成功。

　　共產黨革命成功之後，因取消外債，故惹起列強激烈的反對，英、美、法、日本等國均起而攻擊之。當時俄國是八面受敵，列強的兵已攻至聖彼得堡，其危險程度實比之前數日的廣州更甚。而俄國之所以能抵抗此強敵者，全靠乎俄國人民與黨員之奮鬥，故能排除外力，造成獨立的國家，不再做列強的奴隸，並能排除列強經濟的侵略。至今日回頭一看，六年間的奮鬥，無非為脫離列強的束縛而奮鬥，即無非為民族主義而奮鬥。俄國革命，原本只有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而無民族主義。但其在六年間奮鬥，皆是為民族主義而奮鬥。若是，與吾黨之三民主義，實在暗相符合。至有人謂為過激，則又有說。蓋當革命時，非采激烈手段，一定不能成功；至今日之俄國，秩序已經回復，何嘗有過激之舉發生？這是不足慮的。

　　吾黨與他們所主張皆是三民主義，主義既是相同，但吾黨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遲遲不能成功。他們氣魄厚，學問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學他。吾等在革命未成功之前，既是人自為戰，今後應該結合團體而戰，為有紀律的奮鬥。因為要學他的方法，所以我請鮑君做吾黨的訓練員，使之訓練吾黨同志。鮑君辦黨極有經驗，望各同志犧牲自己的成見，誠意去學他的方法。今日各區分部之成立，時間雖甚短，而據各位同志之報告，成績已大有可觀。若繼此以往，吾黨終有最後勝利之一日。鮑君對我說：「吾能假以六個月時間，可以將廣州市變成吾黨最鞏固的地盤。」不獨廣州市如此，在一年間或二年間將此革命精神普遍於全國，則我國革命成功雖遲於俄國，而終是成功。吾黨要從今日學起，一定可以成功。

　　我記得前在倫敦時候，有俄國革命黨問我：「中國革命，幾年方能成功滿足？」我當時極為審慮，然後答他說：「中國革命三十年成功，便爾滿足。」他反說：「未有如此之快。」原本我說三十年是極讓步的，我於是反問他：「俄國革命如何？」他說：「俄國革命如百年成功，亦甚滿足。但要從今日奮鬥起，不然，應該一百年成功者，將來或不止一百年。」他如此說，足見俄人魄力之雄厚。我每次革命失敗逃至海外時，無不極力尋新同志。我記得一次到舊金山，有一位青年對我說，極佩服我每次失敗，毫不灰心，而且精神更強。我是相信革命事業要三十年成功者，如二三次之失敗算得什麼，何至令我灰心！但我說三十年成功，他便佩服我，而俄人謂成功待之百年，更足令我佩服。

　　俄國與中國皆是大國，將來成功亦必一樣。吾等要從今日起，大家固結團體，以團體而奮鬥，不專尚個人的奮鬥；要靠黨員的成功，不專靠軍隊的成功。望各同志要本此等精神、此等力量而進行。

　　注釋：

　　據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孫中山先生最近講演集（廣州一九二四年七月出版）中的《人民心力為革命成功的基礎》

　　＊這是孫中山在廣州大本營對國民黨員的演說。

革命逸史：广东报纸与革命运动

在清同治初年太平天国盛时，香港已有报纸之出版，初为《中外新报》，乃英文《孖喇报》之一种副刊，故又名《孖喇报》。次为《循环报》，刊于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法人占夺安南东京即在此时。再次为《华字日报》，乃英文《德臣报》之副刊。此三报仅《循环日报》一家纯属吾国人资本耳。甲申（一八八四年）中法战役前后，广州有一报馆产生，名曰《广报》，其方式略同港报，均作直行长行。首载上谕宫门抄等类，新闻记事各以四字题目冠其端，记载至为简陋。出版数年，因刊刻某大员被参一折，为粤吏封禁，报中职员以先期遁走，仅乃得免。《广报》被封后，官绅士子仍流行一种京钞，以传达政治消息。无何，复有一报继续产生，名曰《中西报》，其始以沙面为发行所，盖鉴于《广报》之覆辙，乃托庇沙面租界外人势力下，欲以避免官吏鱼肉。后乃迁至朝天街，该报主持笔政者，有劳亦渔、武子韬、陶檀庵诸人，皆当时知名之士，亦颇畅销。乙未（一八九五年）孙总理杨衢云等谋在广州起义，即《中西报》最风行时代也。其后复有《博闻》、《岭海》各报继起，《博闻报》最初编辑为钟荣光，后改名安雅，而《岭海》则纯由著名赌商苏星衢（绰号苏大阔）者出资，有副刊曰《天趣报》，专谈花事，为粤省花界小报之嚆矢。是时广州、香港各报只记载琐碎新闻及转录沪报消息，绝不知新学为何物。嗣丁酉（一八九七年）上海《时务报》、澳门《知新报》相继出版，竞言新学，香港各报稍稍和之，广州报纸始敢略谈时事。己亥（一八九九年）冬，革命宣传机关之《中国日报》，初刊于香港，抨击满清恶政，不遗余力，粤人纷纷购读，尤以政界销路为多。广州各报以相形见绌，遂亦渐以提倡新学为言。庚子（一九○○年），拳乱后，粤中满吏亦稍知新学之必要，颇以振兴教育设立学校为务，时任《安雅报》编辑者为詹宪慈（菊隐），任《岭海报》编辑者为胡衍鸿（汉民），均以鼓吹新学闻于社会。壬寅（一九○二年）粤督陶模派吴敬恒率领学生数十人渡日本习速成师范，詹、胡二人同在被派之列。癸卯（一九○三年）正月，洪全福、梁慕光等在广州发难之计划失败，《岭海报》著论排斥革命排满，指为大逆不道，香港《中国日报》驳之，双方笔战逾月。《岭海报》操笔政者为胡衍鹗（清瑞），即汉民长兄。《中国报》操笔政者，为陈诗仲、黄世仲，是为革命扶满两派报纸笔战之第一次。同时粤垣有《时敏报》发刊，乃倡办时敏学堂诸人所设，因出版适在洪全福失败后数日，故记载党事极详，颇受世人欢迎。癸卯后香港有《世界公益报》、《广东报》、《商报》、《有所谓报》等先后出版，除《商报》属保皇党机关外，余三报均为党人郑贯公所组织，阐扬民族主义，不亚于《中国报》，一时革命派报纸之声势为之大张。甲辰、乙巳（一九○四至一九○五）间，粤中风气顿开，学校报馆缤纷并起，如《羊城报》、《七十二行商报》、《国是报》、《亚洲报》、《群报》、《时事画报》、《二十世纪报》等相继出版。适有华侨冯夏威为美国新颁华工禁例，自刎于上海美领事馆门外，举国大愤，各省志士纷纷组织拒约会以保国权，粤港各报莫不极力提倡，以伸正义。香港《公益报》因载所绘龟扛美人图，为英政府逐其主笔出境。丙午（一九○六年）粤督岑春煊以官力强收粤汉铁路于商人之手，粤绅黎国廉率各界人士奋起抗争，岑乃派兵置黎于狱，广州各报处于积威之下，噤若寒蝉，独香港各报齐声反对，极论岑督攘夺路权之非。新出版之《维新报》、《东方报》、《少年报》、《日新报》等同一论调，岑督乃下令禁止港报入口以泄愤。丁未、戊申（一九○七至一九○八）间，湘、皖、滇、赣、粤、桂各省革命军陆续举事，排满怒潮，震撼全国，粤中各报亦渐仰首扬眉批评时政得失。庚戌（一九一○年）前后出版各报，广州有邓悲观等之《国民报》，潘达微、邓慕韩等之《平民报》，陈耿夫、李孟哲等之《人权报》，卢谔生等之《军国民报》，陈炯明等之《可报》，杨计白等之《中原报》，邓警亚等之《齐民报》。汕头有谢逸桥、叶楚伧、陈去病、林伯杞等之《中华新报》。新宁有刘少云等之《新宁杂志》，□□等之《四邑》旬报。香港有潘飞声、陈自觉等之《实报》，洪舜英之《妇女星期录》。就中如《国民报》、《人权报》、《可报》、《平民报》、《军国民报》、《齐民报》、《中原报》、《中华新报》、《实报》等，多与革命党人有关。以是对于辛亥三月二十九黄花岗之役，及孚琦、李准、凤山之被刺咸记载周详，赞扬备至。及武昌革命军兴，清吏张鸣岐、龙济光、李准等初欲负嵎自固，讵沪电谣传"京陷帝崩"四字，港、粤各报相率登载，全城人士欢声雷动，张督知人心已去，无可挽救，始仓皇出走，龙、李遂亦卑辞乞降。使广东省城，得以不流血而获光复者，报纸之力为多焉。

革命逸史：广东独立协会

辛丑（一九○一年）春，东西各报忽有清廷将割让广东于法国之风说，留日粤籍学生闻之大惊。遂由冯斯栾、郑贯一、李自重、王宠惠、冯自由、梁仲猷诸人发起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向满清政府宣告独立之议，留日华侨入会者大不乏人。总理时居横滨，赞助此举颇力，冯、郑、李、王等因是常至横滨前田桥孙宅筹商进行方法，总理与兴中会员黎炳垣、温炳臣、陈和等招待殷勤。郑贯一恒在孙宅流连竟日，大招《清议报》同事之忌，粤籍留日学生与兴中会合作自此始。

    励志会与《译书汇编》

    励志会为庚子（一九○○年）东京留学界所组织。其时各省学生东渡留学者不过百数十人，尚无何种结合，此会实为留学界创设团体之先河。有会章五条，不外以联络情感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惟是时革命思潮已风起云涌，会员中主张光复主义者大不乏人。激烈派如戢元丞、沈云翔等均任会中干事，故亦不啻一革命宣传机关。庚子七月汉口一役殉义之黎科、傅慈祥、蔡丞煜、郑葆晟及脱险之戢元丞、秦力山、吴禄贞诸人，皆此会会员也。一九○一年阳历一月一日，励志会开新年庆祝会于上野精养轩。莅会者有来宾菲律宾独立军代表鹏西，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横滨兴中会员尤列、翟美徒及该会会员戢元丞、张锳绪、钱承志、富士英、曹汝霖、王宠惠、沈琨、陆世芬、吴振麟、张奎、夏循垲、冯阅模、稽慕陶、雷奋、高淑琦、陈榥、吕烈煌、张廷栋、叶基贞、金邦平、张继、薛锦标、唐才质、廖世纶、章宗祥、王宰善、关炳荣等三十余人。特拍照以志纪念，甚盛事也。辛丑（一九○一年）七月，清政府忽下诏废止八股文，改试策论，并选派学生出洋，且有酌用东西洋毕业学生之议，留学生之热衷利禄者多认为仕途捷径，励志会会员乃亦渐次解体。同时留学界之有志者尝发刊一种杂志，曰《译书汇编》，庚子下半年出版。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杨、雷亦励志会会员。此报专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如卢骚之《民约论》，孟德斯鸠之《万法精理》，约翰穆勒之《自由原论》，斯宾塞之《代议政体》，皆逐期登载。译笔流丽典雅，风行一时。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自后各省学生次第倡办月刊，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

革命逸史：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

作者:冯自由

刘学询字问刍，又号耦耕，粤之香山人，少登甲榜归广州为大绅，交结权要，势倾一时，有土豪之称。时粤垣有一种官督商办之公开赌博，号闱姓者，每届科举皆以投考士子之姓氏为赌，政府度支及试官私囊均恃为收入之大宗。刘包办闱姓多年，其金钱势力足以左右士子之成败，及官吏之进退，典试者莫不仰其鼻息。总理于乙未春在广州创办农学会，尝以医术纳交于政绅各界，绅士中署名为农学会发起人者，颇不乏人，刘及潘宝璜兄弟预焉。总理与刘有同邑之谊，往还尤密，因知刘平素蓄志非常，遂与商榷起义大计。刘大悦，引总理为同调。然刘夙抱帝王思想，绝不了解欧美民权学说，故总理相与协议多次，刘均以朱元璋、洪秀全自命，而以总理为徐达、杨秀清。总理以其思想陈腐，势难合作，遂渐疏远之。及九月重阳之役，刘事先亦略知情，曾告总理，谓是时正值官厅收解闱姓饷银，为数甚巨，大可取作军用，借以表示好感。故事后粤督谭钟麟奏拆内称："据陆皓东供：香山县人，与福建人在香港洋行打杂之杨衢云交好，因闱姓厂在省城西关收武会试闱姓费数百万，该处为殷富聚集之区，欲谋抢劫"等语。虽与事实不符，然所说亦有自来也。刘自是与总理不通音讯者多年。至庚子夏，总理在日本忽接刘自粤来书，谓粤督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时总理方经营惠州军事，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然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遂偕杨衢云日人平山周宫崎滔天等乘法轮烟狄斯赴香港，抵港之日为西历一九○○年六月六日。先是何启、陈少白已由香港总督卜力斡旋，劝李鸿章乘机宣告独立。李幕府中有刘学询、曾广铨二人亦极力从旁怂恿，闻总理等将由日本至港，遂预派安澜兵轮来迎，邀总理、衢云二人过船开会，总理得香港同志报告，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诱捕孙、杨之计划，更有谓刘实为之主谋者，故不欲冒险入粤，仅派宫崎随刘乘兵轮晋省，代表接洽一切，而己则乘原船赴法属西贡。宫崎至广州，寓刘宅密谈一夜，刘述李督意，谓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嘱宫崎向总理转达，宫崎遂失意返港。未几，联军攻陷北京，清廷电召李督北上议和，特派招商局轮船安平至粤延接。李督遽受清廷恩遇，遂决计北上。舟过港时，港督重申前议，李坚不允。刘、曾二人时亦随行，陈少白尝登安平轮访之，刘谓傅相意志坚决，无法劝阻，事遂绝望。及惠州革命军起，总理时在台湾，闻刘独留上海，未随李督赴津，遂使平山周持密函至沪访刘求助巨款，并约与合作。原函现尚存平山手中，录之如次：

    耦耕主人足下：前次会议已决行事之法，一为车驾回京之办法，一为车驾西迁之办法，今据明文，迁都已实，则惟有其后之办法耳。数月以前，已令部下分途起事，先占外府，以分省城兵力，并令城内外正军，一俟兵力稍单，则乘机袭城，以为基本。袭城之道，亦分二法：一为部下日前布置之法，据报城内外各要地已种烈雷，一燃可陷官军八九，但此法伤残太甚，因知所种之物，大拿米已有四万余磅，银粉亦有百余磅，若一燃之，则恐羊城虽大，片瓦无存也。此又焉能借为基本之地哉？故力戒勿行，且饬俟便陆续起回，免以自伤，未审能照命而行否？其二为弟亲率大队，从乡间进迫省城，在内部众，同时起应，此法较为妥善，今已约部下待命矣。今惠军已起，日内则肇高北江等处必继之，省城之兵不能不外调，城中不能不单薄，一击必下，计属万全矣。弟已与镜海当道密商，已蒙许借其道地为进取之途矣。今拟日间乘邮下南洋荷属，另雇轮直至镜海也。未行之前，欲先将内外局面布置妥当，以为万全中之万全也。今特遣深信人周君平山来见足下，面托足下主持内局，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其余内政一人，外政一人，财政一人，此三人由足下择人当之。弟意以杨君文优当财政，李君伯优当外政（未知此人与公同气否），盛宣君足当内政，兵政一人弟自当之，先行攻取土地，然后请公等来会也。外局则宜先发代理使职人于外国，此等人弟自能择之，如何容皆可各当一面也。今日事机已发，祸福之间不容发，万无可犹豫，且清廷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州之地，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势，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以毅然命众发之。今欲计出万全，转祸为福，第一要著为厚雄资财，速办外局之事，欲保全苍生，瓦存羊石，则欲速雇舟直渡内地，以慰众心，而一众志，否则玉石俱焚，生灵涂炭，列强瓜剖，华夏陆沈，弟固蒙不仁之名，足下亦恐难逃奇祸，故求足下及杨、李同志等，即速代筹资百万交周君汇带弟处，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也。勿以斯言为河汉，幸甚幸甚。又主政一节，初欲托足下央李相为之，惟彼已拜全权和使之命，恐未必肯从吾请，且于理不便，故决推足下当之，已传语反正军中，俟到可扬布之日，则照扬布之矣。江、鄂两督趣意如何？如不以此举为不是，可致意力守，遏外人侵入。如不以此举为然，则弟取粤之后，即当亲来吴楚，与彼军一见也。内局布置妥当之后，足下宜预备行装回粤相会可也。余事不尽，周君面述之，此致，即候筹安不一。

    弟长雄谨启

    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于台北

    按此书命意含有种种作用，总理鉴于乙未之役，知刘素抱帝王思想，故即以主政一席许之，而自揽兵政，其用意无非欲得其资助巨款而已。函中所举姓名，耦耕即刘字，周平山即平山周，长雄即高野长雄，总理别号也。杨文为杨衢云，李伯为李纪堂，盛宣为盛宣怀，何容为何启、容闳，时平山谒刘备述总理推戴之意，惟刘虚与委蛇，平山竟无所得，遂电告总理复命，总理于是即由台湾乘日轮至上海，舟泊黄浦码头，使平山约刘至日轮相见，刘托故不往，平山再三强之始行。孙、刘会谈数时，终无结果，自后刘与革命党人遂不再发生关系。清季贝子载振至浙江，刘以馈献巨金，得圈用杭州民地数百亩，营造刘庄别墅于西湖，民国后浙政府据乡民举发，特将刘庄封禁充公，其后经刘多方设法，卒获取消封禁，领回原业云。

辛亥革命党与秘密会党之间关系的转变

　摘 要：辛亥革命的最终胜利是多方合力的结果，秘密会党作为特殊的社会组织机构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行动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与会党由联合到分裂，期间经历了怎样的历程？从合作的表面契合到矛盾无法克服，革命党对秘密会党的态度为何前后大不相同？本文将就此展开论述。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4/view-1556363.htm　 
　　 学术界对秘密会党与辛亥革命之间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的集中关注，大概始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之前对秘密会党的研究多偏向于太平天国运动、会党与社会变迁以及秘密会党本身的起源、教义、仪式等具体方面。80年代关于秘密会党本身的研究，当以1985年，陈旭麓先生发表的《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1]为代表之作。陈旭麓在文中指出，明清易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三种社会结构形式：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组织，以工商业为基础的行会组织和以游民阶层为主体的会党组织。并且剖析了秘密会党之成为“第三种社会组织”的原因，从会党的秘密联络方式中揭示出这一特殊社会组织独特的思想方式和文化行为。到了90年代末期，随着对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秘密会党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学界更多的关注，其中有一些地方性的研究，如《东北会党与辛亥革命》[2]、《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的清帮》[3]、《辛亥革命时期湘籍志士对会党的发动》[4]等文章，对具体地区革命党与秘密会党的互动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另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部分归结到秘密会党的身上，如《利用会党：辛亥革命的一个误区》[5]、《论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失败》[6]、《辛亥革命时期会党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7]等几篇文章主要从会党自身的缺陷及革命派的局限性分析联络会党最终不会为辛亥革命带来正面影响的原因。而周建超《论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秘密会党的联合》[8]一文则比较详细的将二者合作的历程进行了阶段性的划分，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二者的联合进行了探讨。 
　　著述方面，则有大量史料记录了革命党与秘密会党之间联系。罗尔纲在其著作中曾这样评价秘密会党的主要代表之一天地会[9]，认为其是“中国近世南方广播于民间之革命党”，并认为天地会参与惠州之役“以无数鲜血染成一页页反清记录，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具有其深远之光荣历史。”[10]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一书中认为革命党人“靠会党的支持，在各地掌握了部分政权，现在他们却一脚踢开了会党”，并且认为革命党与会党的破裂代表着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完全破裂，导致了以失败而告终[11]。而由谭松林主编的《中国秘密社会》[12]第四卷《清代会党》中就提及孙中山联络海外洪门的努力，更加侧重于海外洪门对于辛亥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此类的著述相当丰富，在此不做赘述。 
　　将辛亥革命对会党的态度简单理解为“利用”和“一脚踢开”似有不妥。下面笔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与秘密会党关系的转变进行追溯和梳理，以期找到革命党人与会党这种特殊的结盟模式最终失败的原因。 
　　一、引言 
　　1919年，蔡元培准备编写一部国史，拟把秘密会党[13]的贡献也写入其中。孙中山写信反对，建议另外专门写一部秘密会党史。孙中山写道： 
　　以清世秘密诸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复清扶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普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14] 
　　而在1904年孙中山发表于檀香山《隆记报》的《驳〈保皇报〉》一文中在反驳君主立宪派“会外人意革命党非洪门会中人何以图羊城（即广州），谋惠州，而利用洪门之势力？”这一观点时曾写道，认为立宪派“不知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合理举义，责有应尽，非同利用，如彼等欲暗改洪门之宗旨，而令洪门之人，以助其保救大清皇帝也”。[15] 
　　从“志同道合”到后来的“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革命党人与秘密会党之间的关系究竟经历了何种变化？孙中山作为革命党的领袖，其对会党的态度又为何前后如此大不相同？ 
　　在辛亥革命的历程中，秘密会党与革命党之间复杂纠缠的关系是无法逃避的一个主题。笔者认为这里面不只是简单的利用与被利用，其中也包含了革命党在辛亥革命的发动与进行过程中苦苦探索却寻不到出路的无奈以及秘密会党所代表的一部分普通民众想要在时代变局中实现自身目的的努力，在二者互动的过程中，革命党人对会党多少寄予了理想化的期待，而秘密会党则表现出了更多现实利益的需求和对“江湖义气”的重视，其教义很大程度上还夹杂着以“反满”为宗旨的种族主义情绪，如天地会的“反清复明”便是鲜明的例子。 
　　二、革命党与会党的结合 
　　在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各地起义而失业和失去土地的人越来越多，游民队伍日益增大，而作为互助性组织的会党就成为了失业者们的归宿。会党参加者多数为在外谋生的底层民众，有的为人佣工耕作，有的是经营小本生意，还有游乡的小手工业者、江湖医生或无业游民等。他们结拜的目的在于希望遇事有人帮助，以免受到他人的欺侮，正是因为会党满足了这类长期漂泊在外、艰难谋生的穷苦人的需求，因而，清朝中晚期它得以在基层群众中广泛传播。 
　　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社会经济凋敝，阶级矛盾被进一步激化，所以会党的活动也日益活跃，如1906年4月14日《汇报》记载浙江武义“会党首领刘金祥被县令拘押，群众鸣锣聚众，逼迫县令放回”，又如1907年8月21日《汇报》载“会党首领朱仁山与湖北陈不魁联系共同起事”，[16]1906年至1910年间以会党为主导的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除此之外，秘密会党经常和抢米的饥民、抗捐的乡民结合起来，带头行动或者推波助澜，造成斗争规模的扩大，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在这些行动中，会党则体现出了自身在一定民众群体中的号召力，成为社会变革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作为革命党人，为了实现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他们不仅仅于思想战线上对保皇派的观点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并且做了很多军事上的努力。1906年，孙中山和黄兴、章太炎等制定了《革命方略》[17]，其中规定了组织国民军的任务。而从具体实践来看，国民军实际并没有建立起来。[18]同时，革命党人也没有及时有效的解决土地问题，所以不能在农村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无法形成深厚的群众基础。但是，要实现“驱除鞑虏”、“创立民国”的志愿，革命党人必须依靠某种力量，建立革命的武装，达到最终的目的。 
　　而会党在反清政府的斗争中的积极表现以及如天地会所提出的“反清复明”都使革命党人对其产生了期待，并且对无法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所困扰的革命党人来说，会党与农民群众却有着广泛的联系。而对于会党来说，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誓言多少也契合了他们的反满情绪。由于会党成员结构复杂，组织松散，并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这也为革命党人的宣传提供了机会。革命党人陶成章，在1904至1907年前后多次参与组织扬子江流域的秘密会党工作，而他为了促使秘密会党与革命党人的合作做了很多的阐释，他认为“会员之宗旨，专崇义气，取法刘、关、张。既崇义气，力求平等主义，故彼此皆称兄弟，政体主共和。”[19]由此可见，以陶成章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会党所提倡的“忠义”以及“平等”寄予了美好的期待。 

　　在这些因素的促成下，革命党人开始依靠会党进行实现共和的斗争。 
　　孙中山1885年确立“创立民国之志”时，他结交了郑士良，认为郑“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并且“一见则奇之”，他与郑士良探讨革命，郑士良很信服孙中山的思想，并告诉孙中山他会投入会党，一旦有需要，便会集结会党力量听从统一指挥。[20]由此可以说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刚确立时便与会党有了渊源，并且对二者未来的合作颇为期待。 
　　1899年冬，脱离了保皇派加入兴中会的毕永年偕“杨鸿钧、李云彪、辜天佑、辜鸿恩、张饶卿、师橡等数十人”抵达香港，其中，杨鸿钧和李云彪“均为湘、鄂哥老会各山堂之势力最巨者”。他们与兴中会首领及三合会头目见面，组织兴汉会，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三大团体公推孙中山为首领，促成了三者在华南的短暂合作。[21]从此之后，各地会党运动空前活跃，以湖南为例，20世纪初的十多年中，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起义如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及浙皖起义等都与会党有关。 
　　并且部分革命党人为了便于宣传革命思想加入了会党，一些会党群众也为“驱除鞑虏”的口号所吸引加入了革命党的队伍，二者在人员组成方面发生了融合。领导了萍浏醴起义的革命党人刘道一当时为了联络会党加入了天地会，而同盟会工人领袖龚春台则是洪江会的总首领，指挥镇南关起义的黄明堂在加入同盟会之前则是洪门会党……这些情况在当时并不是个例。即使作为辛亥革命领袖的孙中山为了得到华侨在经济上的资助也曾于1903年亲自加入美国洪门致公堂，原因是孙中山在1896年第一次赴美时发现美国华侨风气闭塞，对于革命主义的宣传响应者不多，“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22]而美洲华侨中，“十之八九皆列籍洪门”，所以他意识到“欲收革命宣传之实效，必借助洪门之帮助”。[23]后来，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海外洪门为孙中山提供了大量资金上的帮助，辛亥革命期间，历次起义的枪支、弹药购买费，以及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奔走各地的车旅费和生活费，绝大部分是海外华侨所提供。据不完全统计，仅1907至1908两年之内，华侨所捐助的款项约20万元，黄花岗之役，本来计划筹募港币13万元，结果筹得港币187000余元。[24] 
　　三、矛盾无法克服走向分裂 
　　不论是国内的会党亦或是海外的洪门致公堂，都为革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点不可磨灭。但是会党长久以来自发反抗的传统、相对分散的组织形式以及包含了流民无产者、贫苦农民等多各阶层的组成人员，都在革命推进的过程中偏离了革命党人最初的设想。 
　　由于会党的组成人员结构复杂，虽然它在受到压迫时具有很强的反抗能力，但是，它并没有什么强烈的政治追求或者远大的革命目标，所以，也导致了它在与革命党合作中的动摇性和盲目性，这点在多处都有体现。这个弱点在革命党拉拢会党之时，为革命党所利用，即将自己的政治理念与革命思想灌输给意识形态较为混乱的会党群众能够得到比较快的回应。但是，这种回应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被不断削弱，会党群众无法完全理解和接受革命党人的政治理念，或许“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与其反满的宗旨有些契合，但是，“创立共和”对于会党民众可以说是一个无法认同的遥不可及的梦。 
　　前文中所提到的1899年在毕永年等人的努力下所促成的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的合作很快失败的原因，或许便体现了秘密会党的领袖们与革命党人的带有些浪漫主义的期待颇有距离。当时，唐才常“奉康有为命经营勤王军事”，毕永年认为其为康有为所用的行为违背了之前的宗旨，唐才常辩驳这只是权宜之计，而“适杨、李、辜、张”几位会党领袖“株守申江，浪用无度，闻才常方面富而多资，遂纷纷向才常报名领款，愿为勤王军效力”。毕永年面对会党领袖的倒戈深受刺激，认为“会党诸友见利忘义，不足共事”，最终“愤然削发”。[25] 
　　这一次的事件体现了会党与革命党合作的不稳定性，也说明了现实利益的吸引很容易造成本来政治目的就模糊的会党的倒戈。 
　　在萍浏醴起义中，革命党人与会党的互动过程也集中暴露出种种的问题。 
　　1906年10月，本来原定于年底的起义，由于不断有会党首领被捕遇害，萍乡的矿工、浏阳、醴陵的会党纷纷要求提前起义，而龚春台、蔡绍南、魏宗铨等主要领导人则持迟疑和观望的态度，引起了会党群众的不满而采取了自发的行动。导致龚春台等人不得不宣布起义，萍浏醴起义正式爆发。[26]整个实践过程对革命党能否驾驭会党提出了质疑，在二者合作的过程中，革命党期待改造会党为我所用，亦是用心良苦深入会党内部宣传革命思想，但是当真正要实践的时候，会党具有多少纪律性和可控性对于革命党人来说是一个需要衡量的问题。 
　　起义军整编了部队，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其营制是600人为一营，3000人为一军，补号白地饰黑字，圆式，有“革命先锋”、“后军汉勇”、“革命左军汉勇”数种，而各军均有随兵，旗帜写“汉命”或写“洪命”。[27]作为革命党人领导的一场起义，在其军队的补号和旗帜中多次出现“汉”这样的字眼，虽然重点在于“革命”二字，笔者认为这种表述，多少体现了革命党人在与会党合作中的一些妥协，或者说，革命党人认为“汉”这种突出民族性的字眼更能激发会党成员们的反满情绪，但是，从“创立共和”这个长远的目标来看，会党与革命党人无法达到真正的契合。 
　　而也有会党直接断绝了与共和的一切联系，浏阳的洪福会在姜守旦的率领下，也宣布起义，但是它自立旗号，称为“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并且发出的檄文也与革命党人领导的洪江会起义军大相径庭，[28]二者处于分立状态。这其中又体现出了会党与革命党之间政治追求的不同，会党安于反满和建立一个新中华大帝国，革命党人理想中的共和国则并不是他们所期待和能够理解的。 
　　在会党群众与革命党的互动磨合中，萍浏醴起义经过惨烈的斗争还是走向了失败。这场起义对于辛亥革命的历程来说是宝贵的经验和鼓舞人心的行动，但是，会党所表现出的幼稚、散漫、无纪律性对于革命党与会党的合作来说，则是无法克服的矛盾。 
　　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会党在参与反洋教的过程中是一股强大的力量，1906到1910年间所发生的反洋教斗争，很多都是会党主导发起的。[29]而革命党人对于秘密会党的盲目排外和反对基督教的行动是无法赞同的，他们希望会党把更多的精力转到反清上来。但是，这种努力并没有成功。会党采纳革命党人的世界观并不彻底，辛亥革命期间四川秘密会党的庆功会就是最好的证据。他们庆祝历史又回到了前一个时代，哥老会成员穿起明朝的服装，扮成明朝的官员。这使革命党人大为震惊，赶紧采取措施加以弹压。[30] 
　　不止如此，辛亥革命后，很多地方的会党出现了抵制甚至反对共和的声音，在四川，哥老会会首谢厚鉴“拜纳流氓，勾结营勇，假立前清旗号，聚众数千人于罗江、绵竹、德阳等处，谋为不轨”；在湖北，有的会党公然设立“总机关”，“树立大旗，刊用私印，发布伪示，有左右元帅及丞相、将军等名称，大肆活动”；活动于芜湖至上海长江沿线的海龙会认为，“民国是我们建造成功的， 到如今我们都无事可做， 非推翻民国不可”。[31]会党认识的不统一与局限性以及对革命相对狭隘的认知，都使革命党与会党的合作愈加难以为继。 
　　笔者前文提到，革命党人对会党在革命中所能发挥的能量寄予很大的期待，也如本文开头所说，孙中山在《驳〈保皇报〉》一文中写道“不知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合理举义，责有应尽，非同利用。”这个无论是真的出于一种真诚，还是一时为了拉拢会党的权宜之计，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当时孙中山认为会党是革命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是革命的同盟。孙中山从1985到1906年间一直与会党联络发动起义，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都没有放弃联络会党。或许，不能仅以后人所理解的“权宜之计”来评价革命党人与会党之间的关系。革命的风云突变以及革命党对会党认识的不够深刻，会党种种缺点的出现使革命党人愈加失望。加之会党的思想也无法完全与革命党人共和民主的理念契合，对会党而言，他们参与革命更多是掺杂了江湖义气、反满、排外等心态，而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也使会党那种“他朝明主登帝位，洪家兄弟受皇封”[32]的希望落空。 

　　以谭人凤为首的部分革命党人于1912年组建的社团改进会，则成了革命党对会党进行改造的一次重要行动。魏建猷、蔡少卿等学者认为社团改进会是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过河拆桥”的举动，是为了“是为了抬高他们的身价，捞取政治资本，达到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33]而章开沅先生在其1962年2月23日发表于《文汇报》的《谭人凤与社团改进会――谈谈资产阶级改进派与会党的关系》一文中也表达了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企图也要会党与他们一样接受袁世凯统治的诘难。亦有学者认为，谭人凤的行动是出于一种对民主共和政体的衷心拥护而不是对某个当权者的委曲求全，认为不该将一切过错归咎与革命党，毕竟在当时而言，它还是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关于谭人凤组建社团改进会的出发点如何，该当别论，但是，最终实践失败的事实，则说明了会党与共和革命的融合是艰难的无法完成的事业，二者最终走向了分裂。 
　　四、结语 
　　革命党人以为“反满”能够成为会党与之“同心同德”的纽带，并能够协助其最终实现共和的理想，所以对会党寄予厚望，而他们在对会党各种充满理想的架构中忽略了会党虽然有着反满的教义和口号，但是他们并不反对帝制，会党的涣散与盲目性也使革命党对其难以掌控。在意识到无法克服这一点之后，革命党便转而开始依靠新军的力量，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在革命党人与会党从联合到最终分裂的整个过程中，革命党人和会党都在彼此身上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而合作的最初，革命党人看到会党的革命性和反满的积极传统，认为二者能够为完成革命目标实现联合，而会党则在革命党所阐述的看似与之相一致的反满革命思想中找到了一个途径，去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更有组织的进行活动。 
　　而在合作深入的过程中，革命党人则发现现实中会党的表现与自己最初的期待相去甚远，会党政治目的的盲目性、组织涣散性和行为的破坏性，都使其无法被革命党人所掌控。对于会党而言，多数是以江湖义气而进行集结与行动，对很多人来说“共和革命”只是一个名词而已，或许与“反清复明”无异，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在情感上与革命党人达到共鸣。而在辛亥革命后，帝制被推翻，对会党而言更是意料之外的，天地会高喊的“反清复明”，如今再也无法实现，虽然满族人的统治被推翻了，可是“复明”也随之破灭。之后便有了一些地方性的起义抵制活动，而最终革命党与会党越走越远。 
　　革命党人最后对待会党的态度，是否是“过河拆桥”，把会党一脚踢开？笔者认为，不该做如此简单的理解，包括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也经历了从否定会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到1924年2月10日在其所做的《民族主义》第三讲中又对会党进行了表彰，他认为会党是民族意识的真正宝库，但其幼稚的天性却要求有人从外部领导。[34]这其中态度的转变，或许与政治及社会环境都有关系，但是，晚年的孙中山所作出的反思应该更能体现他真实的想法。 
　　会党的天性不能简单说善或恶，它只是在社会变迁中不断被时事所改变，斗争目标的盲目性和组织的涣散性也使其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它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贡献应该得到承认，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反思，会党作为在当时社会具有号召力的重要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无法探索出一条能够使之为我所用的道路，多少为历史留下一些遗憾。 
　　参考文献： 
　　[1]陈旭麓.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J].学术月刊，1985，（7）：37-45. 
　　[2]曲晓�.东北会党与辛亥革命[J].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6，（11）：31-36. 
　　[3]郭绪印.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的清帮[J].档案与史学，2001，（5）：43-48. 
　　[4]霍修勇.辛亥革命时期湘籍志士对会党的发动[J].云梦学刊，2001，（6）：46-49. 
　　[5]欧阳跃峰.利用会党：辛亥革命的一个误区[J].史学月刊，2007，（2）：49-55. 
　　[6]萧云岭.论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失败[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27-31. 
　　[7]李敏.辛亥革命时期会党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8，（1）：30-32. 
　　[8]周建超.论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秘密会党的联合[J].社会科学研究，2001，（2）：113-119. 
　　[9]天地会又称三合会或三点会，长江一带亦称哥老会，“会中人自称则统曰洪门”。参考罗尔纲编著.天地会文献录[Z].台北：正中书局，1943. 
　　[10]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Z].台北：正中书局，1943：2. 
　　[11]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7：291-328. 
　　[12]谭松林.中国秘密社会[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13]陶成章在其《浙案纪略•外纪•教会源流考》一文中，所称的秘密会社，则泛指会党和教门两大系统。“中国有反对政府之两大秘密团体，具有左右全国之势力者，是何也？一曰白莲教，即红巾也；一曰天地会，即洪门也。凡所谓闻香教、八卦教、神拳教、在礼教等，以及种种之诸教，要皆为白莲之分系。凡所谓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等，以及种种之诸会，亦无非天地会之支派。”他认为“秘密会党”比“教门”更理智，政治上更自觉，因此，共和革命应与“秘密会党”建立同盟。（柴德庚等编.辛亥革命（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99-111）章开沅在其与林增平编写的《辛亥革命史》中采用了陶成章的说法对“秘密会社”进行阐述。本文亦采用陶的说法，即“秘密会党”主要指以天地会、哥老会等为首的会党，并非北方的“教门”。 
　　[14]许师慎编著.国父革命缘起详注•国父与蔡孑民张蔚西二先生有关本书之书牍[M].台北：中正书局，1954. 
　　[15]孙中山.驳《保皇报》[A].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C].北京：三联书店，1957：808. 
　　[16][18][26][27][28][29]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中）[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743-751；653；658；658；659；742-751. 
　　[17]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二篇）[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53-75. 
　　[19]陶成章.教会源流考[A].柴德庚等编.辛亥革命（第3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109. 
　　[20][22]孙中山.革命原起[A].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一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4；5. 
　　[21][25]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75；75. 
　　[23][24]谭松林.中国秘密社会（第四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534；544. 
　　[30]杜赞奇.王宪明，高继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31. 
　　[31]《神州日报》，民国元年5月10日，民国二年1月24日，民国三年3月15日，转引自欧阳恩良《也论民初会党与革命党的分裂――〈试论民初会党与革命党的分裂〉驳议》，《邵阳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69页。 
　　[32]李子峰.海底[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192. 
　　[33]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概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307. 
　　[34]孙中山.三民主义[A].孙中山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47-648. 

渭南的农民和青年一年来争斗的成绩

       渭南是陕西一个很著名的县分，自来土地肥美，物产丰富，人民的生活条件，也非常之满足。但在近几年来，即遭着不好的命运：战争的蹂躏，兵匪的扰攘，官僚的剥削，反动势力的崛起，更加以苛税杂捐之层出不穷，迫得一般民众，尤其是青年，欲生不能，求死不得，只有走上革命的道路。

中国青年 

　　渭南农民运动，开始于十二年，当年农民因苛税杂捐之层出不穷，及劣绅的鱼肉，于是起而举行大规模的交农（暴动）运动。在此次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胜利，并打死劣绅田德全。这次运动激起全县民众的觉醒。本县觉悟的青年，高喊着到民间去的口号，而从事于农村工作。他们在去年秋冬之时，使成千贫苦的青年农民，站在农民协会旗帜之下，与劣绅作战。他们的奋斗，也很可观：第一，
　　东张村农民协会成立之后，开始就从劣绅手中夺取了本村的行政权，又向官订抗税不交；并驱逐县中差人出村，第二，高塘数千农民与本地劣绅孙景夫（亦是本地的小军阀）作战数月，遂后用武力打死孙景夫，并将其家产充公，作为本地武装农民（组织民团）之用。第三，淹头村农民协会以武力与兵匪作战，又有固市未有组织的数万农民，因受不住官厅的压迫及劣绅的鱼肉，举行交农数次，皆得胜利。这都是渭南农民可纪的奋斗！
　　本县的教育局及多数学校，素为劣绅把持，压迫学生爱国运动，箝制思想，束缚活动，致本县教育陷于陈腐不堪的迷离地狱。本县青年学生，因受不住劣绅把持之奴隶教育，起而与劣绅作战：第一，是驱王（述道）运动。王述道是一个劣绅，把持教育局，私吞公款，摧残学生爱国运动。在去年五卅时，王竟公然阻止教师学生参五卅运动。其反动之行为和罪恶，枚不胜举。本县青年即与王贼作战，四月之久，方把王贼逐出教育局，事后由全县教育界产生新的委员制教育局。第二，股敦学校学生驱逐八股式的教务主任赵谦成，而赵竟公然勾结镇嵩军逮捕活动的学生，其后又大批开除与此次有嫌疑的学生。学生因团结的坚固，终得了胜利。把校内校长及教职员统统换了，另由学生聘请。此后赵又跑到北京打电给刘镇华告密，请刘逮捕此次运动有嫌疑的何良佐等四五人，十月卅日，何等被镇嵩军捕至华县，但因未有确实证据，于十一月三日释放。第三，县立高等注学校学生，反对增收学费，更换劣绅校长王武轩。
　　王离校后，又嗾使本学校学生郑俊声周启礼等，在校中捣乱，图谋破坏学校，后因教员及学生的努力，致王的诡计不能实现。第四，渭阳中学学生驱逐以动教职员李海峰，又有同善学校学生与劣绅正在作战中，这都是本县青年学生的斗争！

以言论自由竞争取代暴力革命运动

胡祈 

    华夏文明的最大特点，就是暴力革命运动不断，每几十年或百年就来一次，如此反复循环，始终不能脱离封建社会的枷锁，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还是由封建独裁的革命执政党来统治，军队是革命党的私有财产，随时可以用来暴力镇压平民百姓。

    当今世界是商业文明竞争社会，任何事情都可以讲道理，言论自由竞争是人人的权利，应该取代暴力革命运动，就像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先生晚年所鼓吹的议会道路一样，言论自由竞争是华夏文明最好的出路。

    暴力革命运动的后果，大家已经看到太多，中国发生过无数次暴力革命运动，封建社会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根本就不存在，暴力革命运动是一个接一个，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灵涂碳，暴力革命运动的好处，一点都没有，看看六四，天安门广场的和平学生运动，居然搞出来个革命执政党的野战军大屠杀，怎么收场？

    华夏文明最在行的就是权术内斗，为了一个权字争得你死我活，华夏最值得自豪的是兵法计谋，也就是阴谋诡计，华夏的内斗权术和阴谋诡计，再加上暴力革命运动，恶果是杀人和被杀不断，杀来杀去，永远杀个没完，所以华夏社会只能在封建圈里循环，只有彻底抛弃暴力革命运动，才能终止华夏杀人的坏循环。

    言论自由竞争起码不会随便发生杀人事件，公平合理，谁都有权力说话，谁都应该竞争，也可以使用阴谋诡计和内斗权术，只要没有暴力革命运动杀人，每个人均有说话的自由权力，不同声音，相反观点，互相对抗，相互竞争，最终可以产生比较合理的结果，这是华夏文明的方向。

    华夏人民现在一切向钱看，对暴力革命运动没有兴趣，为了自己的利益，华夏人会拼命保护，言论自由竞争是保护个人利益的最佳手段，所以华夏社会没有太大暴力革命运动的基础。

    华夏文明最缺乏的就是权力监督和制衡，自由言论竞争实际上是最好的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大家都可以说话，谈论观点，一言堂就难以生存，独裁也就不可能，禁区和限制就更难。

    目前的互联网时代，信息流通非常自由，表达自由言论的渠道非常多，也很通畅，政府不可能完全控制，让所有人都有参与政治和管理社会的自由和权利，根本就不用再通过暴力革命运动，只要在网上多写一点东西，多发表看法，多呼吁，多打抱不平，社会就可以变得更加公正，华夏文明就必定会进步发展。

滿清政府是革命党的制造厂

    【按】看历史，前朝历来是为后代培养掘墓人的。改朝换代的代价之高，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挥之不去的梦魇。改革，为什么那么难？革命，是否就是我们的宿命？谁能成为我们的华盛顿？谁是我们的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

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盲目排外的改革阻力 

晚清政府从来没有主动进行什么改革，总是被形势推着走。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它总是拒不变化；只有到了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在最近出版的《走向革命》里谈到，辛亥革命完全是清政府一再拖延改革造成的。可否就这个问题再具体说一说？ 

雷颐：在任何朝代，总会有少数人要推翻这个政府。但是如果制度比较好，或者统治者比较开明，能够不断地改革，与时俱进，那么这少数人永远只是社会的边缘，不可能领导一场真正成功的革命。但我们看晚清政府，它从来没有主动进行什么改革，总是被形势推着走。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它总是拒不变化；只有到了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最后就像一个欠债欠息越滚越多的企业，垮台只能是唯一选择。 

这个方面说得最经典的，实际上就是梁启超在1907年的文章《论现政府与革命党》：“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梁启超是反对革命的，他一度激烈地跟孙中山论战，但他在日本看到原来支持立宪的留学生，慢慢都转向支持革命党。他知道革命党如果成功，完全就是清政府的政策导致的。 

南都：为什么清政府的改革那么困难？阻力究竟在哪里？ 

雷颐：要说明这个问题，我先给你举一个例子。中国过去没有现代化的海军，李鸿章他们冒着种种阻力，买了外国的现代化舰队，建立了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左宗棠、李鸿章知道现代化舰队必须有统一的海军司令部指挥，统一调度，就给朝廷打报告设立海军衙门，清廷居然坚决拒绝，理由是，我天朝传统只有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我堂堂华夏大国去用外国的船，本身就没有面子了，还要在我的组织机构里再设立一个衙门，和外国人一样，这个不行，坚决拒绝。结果到1884年马尾海战，整个福建水师都被法国打沉，这就暴露出来海军没有合适的指挥官，无法统一调度存在的大问题。左宗棠和李鸿章抓住这个机会打了报告，朝廷才在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但是就算成立海军司令部，它还是要保留中国特色，不能跟外国一样———外国的海军大臣是专职的，清政府就规定必须是兼职的。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到，清政府每次都是很被动的，都要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会做出一点点改变。这件事等于是地方用自己的钱建舰队，主动把权力交给中央来指挥。这不像政治体制改革会损伤一些人的利益，不仅不损伤，还多给一些人当官的机会，甚至能增加中央政府的权威。可清政府居然连这个都不干，非要一个舰队被打沉了才知道。 

南都：夷夏之争和这种盲目自大，似乎是晚清极为纠葛的、阻碍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雷颐：对，就是觉得外国人的新东西对我是一种威胁，中国是天朝上国，外国都是蛮夷，学他的就是“以夷变夏”，这个罪名比后来说全盘西化还要厉害。最早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直接在前线的林则徐感受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因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要是放到现在，每个国家都知道敌人有武器比我好，就学造他的武器。但在晚清就不行，林则徐后来就受到“溃夷夏之防”、“以夷变夏”的严厉指责。所以一开始清政府就耽误了很多时间，就为了能不能造洋枪洋炮，从林则徐提出来到曾国藩、左宗棠付诸实践，过了20多年。 

南都：军事是这样，其他方面呢？ 

雷颐：别的不说，从中国应不应该使用电报的争论，也可以看到阻力之大。现在地球人都知道通讯是最重要的。李鸿章在1968年就发现外国人使用电报，传播消息非常快。他说我们还靠马、驿站送情报，中俄边界伊犁那边已经有冲突了，能不能用电报送消息？这居然也被否决了，理由还是，这种东西是外国的，外国人可以有，中国不能有，中国用了，就等于被夷化。朝廷最后的结论是，我们以孔孟之道治国，讲究尊重祖宗，我们的祖坟都埋在地下，电流通过会惊动祖坟，祖宗不安，就是我们不孝。都不孝了，你怎么还能忠？外国人没事儿，因为他们不信祖宗，他们信基督耶稣嘛。一直到12年后，1879年，李鸿章悄悄地弄了几十公里的电报，让清政府大员去试一试，他们觉得用这个指挥炮台、指挥军队确实很厉害，这才同意了。

 南都：感觉这种排外的态度，不光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很多官僚的观念也非常守旧。

 雷颐：就是所谓的那些清流派，或者说泛道德主义。中国的这个传统很深的，他一切都要给你上升到一个道德层面，爱国不爱国，忠君不忠君，爱不爱中国文化。

一个电报不需要政府有多么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就能看到对自己的直接好处，竟然能停12年。你说这个政府能搞政治体制改革，能让人来限制自己的权力吗？连这种事情它都做得这么被动，你就可以想象他在政治改革上能走多远。

南都：李鸿章当时采取的都是“先斩后奏”的方式，先做起来，修铁路好像也是这样的。 

雷颐：铁路在运兵效率、发展经济上的作用太大了，但修铁路遇到的反对力量也更大。清政府反对的理由也是一样的，外国人可以用，我们不能用，用了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没面子。首先，火车开过震动铁轨，惊动祖坟；第二是修铁路封山、凿隧道、架桥梁会惊动地神、山神；第三是要维护“男女之大防”———火车是个闷罐子，外国人没文化，陌生男女可以在闷罐子里几天几夜，我们中国人连嫂子掉到水里、小叔子要不要伸手去拉都得争论半天，男男女女在一个罐子里走几天几夜，成何体统。最早外国人先修了一个京沪铁路，后来清政府把它买下来，又把它拆了，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很可怕。 

1872年中国和俄国在新疆伊犁发生冲突的时候，李鸿章提出来要修铁路运兵。这个铁路对国防对经济这么重要，清政府居然也拒绝了，拒绝了很多年。也是李鸿章利用自己直隶总督的权力，他在唐山修煤矿，要运煤，就悄悄地修了20华里的铁路。后来这个消息被人告到朝廷，朝廷命令必须拆了，李鸿章又采取了隐瞒，没有拆。为了让清政府修铁路，李鸿章想尽办法。当时慈禧用她的亲信醇亲王奕譞当海军衙门大臣。李鸿章就把他弄到北洋水师去视察，然后趁机说，你看这些船这么大，都要烧煤，我们靠骡拉根本就供不上，打起仗来，军舰没有煤，就是一堆废铁。这个时候奕譞才说，你悄悄地修，我支持你。李鸿章抓紧时间从塘沽码头到唐山修了一条铁路。直到1888年，奕譞才正式打报告，1889年清政府才同意修铁路。你看，就修个铁路，从1872年到1889年，经过了17年。 

死要面子的外交政策 

清廷找一个外国人当中国驻外大使，到外国去转一圈，他觉得这不损害主权，学外国建个铁路他反而觉得损害主权了。 

南都：晚清政府当时如此盲目排外，在外交方面又是怎样的状况？ 

雷颐：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开，清政府不得不跟西方国家打交道。但它的态度还是一样：自己还是“天朝上国”，跟“夷狄”只能有通商关系，不屑于跟他们有政治外交关系。所以清政府开始只是在南方五口通商，设立五口通商大臣，把跟外国人打交道的事务限制在地方，不让他们进京。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才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居然还是把对外交涉事务交给地方处理。 

比如1861年到1869年间，清政府跟一些国家签订了9个条约，签约地都是天津而不是北京，有些国家的代表到了北京，清政府也坚持要他们到天津。外国人想进京交涉，一定要先在天津等着，呈报获得批准才可以进京。当时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后来的北洋大臣，实际就很深地参与了国家外交。李鸿章当上北洋大臣以后，跟外国人打交道很多，实际上成为清廷国家外交的总主持人，总理衙门几乎办每一件外交事务都要听他的意见。这有李鸿章个人努力经营的原因，更有当时清政府的体制原因。后来“北洋系”崛起，成为中央政府难以控制的政治力量，都跟清政府的这种愚蠢僵化的外交观念有关系。更可笑的是，清政府甚至聘用一个美国人做中国的外交使臣。 

南都：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雷颐：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当时签的《天津条约》规定中国跟西方各国要互派大使。各国都派了公使驻北京，清政府就一直没有派。它认为你来我这里是“万国来朝”，我再派使节出去就是承认条约体系了。清政府不愿意派使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一直坚持外国使节见中国皇帝必须行下跪礼，但中国使节见外国元首绝不能下跪，因为我们是“天朝上国”。那么外国人就会要求，你见我也没跪啊，我的大使见你的皇帝也不能跪。清廷为了避免这些，最后找了当时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做使节———他代表我，但他是美国人，可以按照你们西方的礼仪不跪，但你的大使见我，必须得跪。这个由美国人带领的使团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出访欧美的正式外交使团。蒲安臣完成了出使任务，代表清政府访问了美、英、德、瑞典、俄国等，为中国跟各国签订了有利的条约，使美英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一路使用西方的礼节见各国元首，最后病死在俄国。可笑的是，清廷觉得找一个外国人当中国驻外大使，到外国去转一圈，他觉得这不损害主权，学外国建个铁路他反而觉得损害主权了。

南都：除了下跪与否，你在书中还提过另外的东西方观念冲突。比如李鸿章和戈登因为杀降一事引发的强烈矛盾。英国人戈登去劝太平军投降，保证他们的安全，但李鸿章出尔反尔将这些投降的将领全部杀了，戈登为此拿着枪要找李鸿章决斗。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不杀俘虏的观念吧？ 

雷颐：中国古代也有“杀降不祥”的说法，但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现代战争中“不杀俘”的人道主义的观念，历史上一直有很多像白起这样的杀降的例子。李鸿章有他自己的理由，他说当时我的人比太平军投降来的人少，万一这些人反了呢？所以我把他们杀了。在这个事情上，曾国藩是理学大师，当时算是最讲道德的，几乎被视为是道德完人，但是他对李鸿章的杀降也非常赞同。他写信赞同，说你这个事做得太漂亮了。但戈登就很愤怒，他认为这是无耻的背信弃义。在道德观念上，杀降对中国人来说没有构成道德冲突。而在当时的西方，这种价值观念已经比较普遍。就在两人为杀降激烈冲突的第二年，也就是1864年，国际红十字会成立，并签订《日内瓦公约》。经过几次修订，规定对于战争俘虏，不但不能杀，也不能虐待。所以这个冲突，其实也是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冲突。 

先见之明的预言者 

赵烈文认为这个政府的腐败已经很多年了，社会的支撑力已经不在了，统治合法性也被他质疑。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距1867年赵烈文预言它不出50年垮台刚好44年。 

南都：辛亥革命对满清政府来说不亚于一场里氏八级以上地震，但“地震”前还是征兆多多的。你曾提到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对清廷垮台的预言，他具体是怎么说的？ 

雷颐：赵烈文说那段话的时候是1867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重臣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在一起，忧心忡忡地讨论清王朝还能支撑多久。赵烈文预测说，大概不出五十年中央政府就会垮掉，中国会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赵烈文的基本观点就是说这个社会和政府的腐败已经很多年了，社会的支撑力已经不在。而且清政府的统治合法性也被他质疑。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距1867年赵烈文预言它不出50年垮台刚好44年。当时曾国藩觉得不一定这么悲观，他觉得清政府没准还是有开明的大臣和统治者......

康有為與晚清的革命黨與保皇黨

革命和保皇好比兩座山峰，在山峰間走鋼絲的人，無論動機多麼善良，都往往摔得粉身碎骨。

1899年，革命黨決定聯合各地會黨，在湖南、湖北、廣東同時發動起義，是年冬季，會黨各大門派的頭領齊赴日本，拜見孫中山，決定將興中會、哥老會、三合會合併，組建“ 興漢會”，孫中山為會長。革命黨有了武裝，有了人馬，但是，唯獨自身財政困難，苦無經費，沒有財力補給會黨，會黨頭領不管什麼革命理想，見餉才出力，革命黨沒錢沒餉，這讓各大會黨頭領大為不滿。

梁啟超聞訊，心生一計，極力勸説康有為用資金“買”下這股會黨力量。在北美華人圈裏，康有為深孚眾望，四處募金，所得很多，財大氣粗。這時，康有為有了鉅資，正想招募一支武裝，起兵勤王，所以，他採納梁啟超的建議，對會黨組織許諾加以鉅資援助。言必行，康有為交給維新派骨幹唐才常2萬銀元，由唐才常出面，交際會黨，各大頭領見錢眼開，紛紛脫離興漢會，轉而接受保皇黨的指揮。趁著革命黨經費困窘之際，保皇黨挖了墻腳，奪走了這支武裝，開始制定自己的勤王計劃。

孫中山見保皇黨用金錢拆散了自己和會黨的聯盟，並不著急，因為，保皇黨有錢，革命黨有將，有本領上陣拼殺的軍事主將，都是革命黨人，比如留日學生吳祿貞、林圭。而且，孫中山需要聯合一切反清的力量，決定委曲求全，繼續向梁啟超示好，退而求其次，輔助保皇黨發動這次武裝起義。革命黨在日本鐮倉開會，堅持推進自己的湘鄂粵起義計劃，並派吳祿貞面見唐才常，表示革命黨全力支援你的起義。

唐才常有餉無將，正在發愁，見革命黨如此寬宏大量，極為感動。1899年秋，經革命黨人畢永年的介紹，唐才常來到日本橫濱，將自己的起義方案提交給孫中山。孫中山認為可行，便派吳祿貞、林圭、傅慈祥三人加入唐才常的隊伍。梁啟超樂見革命黨襄助起事，因為，保皇黨人多為秀才、官僚和工紳，不懂領兵打仗，他默許唐才常接近革命黨。

保皇黨出錢，革命黨出將，兩派鼎力支援唐才常，這讓唐才常大為興奮！

唐才常，字伯平，號絨丞，又號佛塵，湖南瀏陽人，是譚嗣同的摯友，湖南維新派得力幹將，與譚嗣同等人合辦湖南時務學堂，全心投入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唐才常的思想非常矛盾。一方面，康梁是他的老師和同志，自己必須遵循他們的保皇主張；另一方面，慈禧太后誅殺譚嗣同等人，又讓他對清廷極其憤恨。光緒與共和，哪個更重要？保皇黨選擇前者，革命黨選擇後者，而唐才常則十分困惑，他對保皇黨就説“起兵勤王，迎接光緒復辟”，對革命黨則講“保國興漢，推翻清朝”，思想游離，立場兩面，時人批評他是“兩面派”，他自己也有苦難言，不勝煩惱。

11月，頗為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在芝區紅葉館，梁啟超舉辦送別會，為唐才常、吳祿貞、傅慈祥、林圭等人歸國起義壯行。孫中山出席，梁啟超舉杯豪言，兩派起事成功，會師北京！雙方都力捧唐才常一人，一時間，革命黨和保皇黨親密合作，氣象一新。

唐才常興衝衝地回到上海，與林圭等人創建“正氣會”，秘密展開反清活動。拿著保皇黨的餉銀，自然要貫徹保皇黨的主張，康有為認為正氣會綱領的革命色彩太濃，應該突出保皇思想，便讓唐才常增加一句“ 君臣之義如何能廢”，令忠君保皇的思想成為基調。康有為又覺得正氣會的名字不佳，便改名為“自立會”，表明要自立勤王，應還光緒之意。

1900年7月，在上海張園，自立會舉辦了“中國國會”，由容閎任會長，唐才常為總幹事，帝黨幹將文廷式成為中堅人物，眾多地方官吏和地方鄉紳紛紛加入，成為保皇黨在內地的核心機關。康有為見如此氣象，復辟大業有望，意氣風發，專門給各埠保皇會寫了一封豪情萬丈的信，高調宣稱“已于上海設立國會，預開新政府，將來迎上南遷”，表明自己的政治計劃是，在上海成立保皇新政府，迎接光緒帝南下。

在成立“中國國會”之前，康有為決心踢開革命黨，自己單幹一場。1899年12月19日，梁啟超啟程去檀香山，準備籌建保皇會。出發前，梁啟超哄騙孫中山説，自己去檀香山遊歷，想拜訪孫眉和當地興中會同志。孫中山不明就裏，便慷慨引薦，在檀香山，梁啟超被當地黨人引為革命同志，騙取了他們的信任和尊敬。這時，令革命黨萬萬沒有準備的是，梁啟超對當地黨人説，自己名義上保皇，實際上革命，不用分得非常清楚，哄騙黨人加入保皇會，很多同志不明真相，紛紛中計。三個月間，梁啟超竟然挖走了當地興中會的多半會員。孫中山再也無法容忍，公開發表文章，抨擊梁啟超背信棄義，梁啟超也猛烈反擊。於是，雙方撕破臉皮，分道揚鑣。

這時，北方義和團興起，陸續涌入北京城。局勢驟然緊張，康有為命令唐才常加緊起事，唐才常不敢耽擱，迅速趕赴漢口，在前花樓寶順裏設立起義司令部。唐才常搞軍事，還得依靠革命黨人，在林圭的協助下，組建自立軍，分為中、左、右、前、後五個軍，佈置在湖南、湖北、福建和江西等地，唐才常自任總司令。五個軍的統帥無一人是保皇黨人，革命黨在事實上控制了“自立軍”。孫中山立刻部署起義方略，下令“在廣州、惠州同時起義，以相策應”，預定8月9日，在漢口、漢陽、安慶，大通、江西、湖南同時起義。

康有為恍然大悟，發覺唐才常隊伍，已然變成革命黨武裝，難道自己出錢出餉要為革命服務？！他越想越氣，惱羞成怒，嚴令唐才常要麼撤換吳祿貞、林圭等人，要麼解散自立軍，重新組織保皇黨自己的軍隊。唐才常據理力爭，起義已然萬事俱備，現在不應拘泥于黨派紛爭，合則兩利，鬥則兩傷。康有為認為唐才常“變心”，一怒之下，掐斷了唐才常的經費接濟，給自立軍以致命一擊。

康有為臨陣斷餉，大大激怒了前線革命黨人，紛紛要求唐才常刪去國會綱領中保皇忠君的詞句，與康有為決裂，但唐才常執意不肯，將起事延期，改在8月23日，然後，連續向上海拍電報，苦求康有為重開接濟。

就在自立軍內訌之際，令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8月9日，大通義軍竟然自行起義，唐才常的部署全盤大亂！

原來，8月上旬，唐才常派維新派幹將秦力山，到大通秘密聯絡，收效很大。哥老會會員、安徽巡撫署衛隊管帶孫道毅向義軍秘密運送軍械，大通哥老會首領符煥章、秦老耀等人散發“富有票”，廣泛擴大組織。秦力山又廣泛聯絡南陵，青陽，裕溪等地會黨，策反了清軍長江水師駐大通的一營士兵。可是，會黨成分極其複雜，8月7日，起義機密被洩露，此時，秦力山並不知道唐才常已經推遲起義，便於8日上午，率領自立軍數百人“如期”發難。清軍大通水師的四艘炮船，首先反戈，炮轟督銷局、厘金局，清營參將張華照被迫投江自殺，反正的水兵一舉俘獲八艘厘卡炮船。自立軍迅速攻佔大通鎮。為了壯大聲勢，秦力山將準備好的文告和號令，迅速趕印張貼，這些文件的核心主旨是：請光緒皇帝復位，革除苛政，共進文明而成一新政府。

秦力山“迎光緒復辟”的告示，讓自立軍內部矛盾總爆發，革命黨人不可能為光緒帝賣命，章太炎憤然剃髮，以示決裂，黨人畢永年和唐才常激烈辯論，力主去掉保皇主張，未成，痛哭而去。黨人吳祿貞任前敵總司令，見此告示，感到自己為光緒復辟而戰，是奇恥大辱，憤而出走，回到日本。革命黨一撤，自立軍也就垮了，湖廣總督張之洞聞知大通起事，迅速搜捕反黨，一個剃頭匠認出了唐才常，向官府告密，清軍隨即破獲寶順裏的總機關，唐才常被捕，寧死不屈，慷慨就義，頭顱被高懸示眾。張之洞大開殺戒，屠殺了200名湘鄂維新派人士。

8月9日，福建巡撫王之春迅速調集重兵進攻大通，兩江總督劉坤一調派“龍驤”、“虎威”、“策電”三艘兵艦，會合長江水師，水陸會剿秦力山部。自立軍大敗，退出大通，在橫港、楊家山、汀家洲、南陵等地，勢單力薄，屢戰屢敗，秦力山一人力戰突圍，全軍殉難。

康梁臨陣斷餉，背信棄義，不久就遭到清算，秦力山、陳猶龍等維新派人士逃亡日本，秦力山毅然宣佈和康有為、梁啟超“絕交”，陳猶龍更是率眾要找梁啟超“算賬”，梁啟超羞愧難當，被迫藏匿到橫濱。不久，陳猶龍和章太炎發起成立“支那救國會”，和保皇派正式決裂。由於做出臨陣斷餉的大不義之舉，康有為在國內名譽掃地，再無一人支援他起兵勤王。而張之洞的大屠殺，更令國內改良派、保皇派人士對清廷徹底寒心，無論他們是傾向立憲，還是傾向革命，總之，唐才常的人頭，血淋淋地告訴時人：清廷專制必須結束！

（本文摘自《走向共和：你所不知道的辛亥革命》，裴鈺著，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出版社出版）

民初革命黨為何與袁世凱聯手打壓昔日盟友？

核心提示：袁世凱發出嚴禁秘密結社的通令後，幫會問題變得日益敏感，而昔日的盟友——革命黨人卻對他們的處境坐視不聞，甚至共同參與打壓。

本文摘自：《退潮的革命》，作者：金滿樓，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

    應桂馨又名應夔丞，1864年出生於浙江寧波鎮海縣。其父應文生原是個石匠，後隨寧波老鄉闖蕩上海灘，開了家石器作坊，後來又做包工頭，最終通過投靠官府炒地皮而大發橫財，一躍成為當地有名的富翁。由於家境很好，應桂馨年輕時受過不錯的教育，據說他曾中過秀才，學過英文，一度還當過教師。

    如果一直這樣下去的話，應桂馨或許會走上讀書做官的道路，但幸又不幸的是，他遇上了科舉制被廢除的年代，而他本人又天性不安分，等來到上海灘後，應桂馨很快與社會上的三教九流打成一片，並有幸結識了上海青幫大頭目范高頭。正是在後者的提攜下，應桂馨拜在了另一位幫會大佬李徵五的門下，成為青幫“大”字輩中的一員。

    青幫原是由京杭大運河上的水手及長江下游的鹽梟、兵痞所組成的砟 彤$�呇h年的歷史。其內部組織嚴密，幫內成員向來以師徒相承，當時的“二十字”輩分（即“清凈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來自性、圓明行禮”）到清末時已經用完，於是又添了四個字，即“大通悟覺”，應桂馨當時屬於“大”字輩，在青幫中的輩分已經很高。

    范高頭原是個撐船的苦力，後事業有成，升級當了鹽梟。也不知道是打架打的，還是其他什麼原因，他腦門上長了一個肉瘤，遠看上去像是頭上多長了一個小腦袋，所以得了個綽號叫“范高頭”，他的真名反而不為人知。作為清末上海最出名的幫會大頭領，范高頭長得人高馬大，平時愛打抱不平，喜歡幫人打架。有一次，一艘洋輪在黃浦江中將一艘中國駁船撞翻，出事後洋輪竟然置之不理，揚長而去。范高頭見後立即帶領眾多中國船圍上去，並迫使洋人賠錢道歉。此事傳開後，范高頭一戰成名，並逐漸成為上海幫會中鼎鼎大名的大佬級人物。據說最風光的時候，他手下有幾千人，一時名震上海灘。

    范高頭在上海開了一家祥園煙館，正是在這裡，應桂馨與范高頭搭上關係。由於應桂馨是祥園煙館的主顧，花錢大手大腳，這自然引起了范高頭的注意。一來二往，范高頭“慧眼識英雄”，應桂馨被收入門下，成為他手下的得力助手。不過好運不長的是，范高頭後來野心膨脹，不自量力，竟然率幫眾在江蘇海門與官軍公然開戰，結果遊擊隊畢竟打不過正規軍，大敗之後，范高頭反被官府通緝追拿而喪命于江湖。

    樹倒猢猻散，大難鳥各飛。范高頭一死，手下黨羽四處奔逃，應桂馨也不得不暫時離開上海避風頭。好在應桂馨家裏有錢，肚裏又有點文化，後來他花錢捐了個候補知縣，並投到江蘇督練公所總辦袁樹勳的門下。經過多年的社會歷練，應桂馨辦事麻利，長惜 彤$�|幾句洋文，因而很受上司的賞識。不久，袁樹勳破格委任他為江蘇官辦印刷局坐辦，並批給五千兩官銀作為開辦費。按說，應桂馨該抓住機會好好表現一番，但這個人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上任後不是認真辦差，而是大肆揮霍，不務正業，結果銀子花完，事沒辦成一件。因為怕被上司追究，應桂馨最後乾脆一走了之。

晚清豆腐出口與革命

    讓豆腐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是個名門之後，這個人名叫李石曾。李石曾是晚清重臣、清流領袖李鴻藻的公子。

    李鴻藻有點保守，總是跟搞洋務的人過不去，但是他這個晚年得的兒子，思想卻新潮得緊，于國學沒有興趣，在科舉上沒有半尺進展，卻早早地就跑到法國留學，學成什麼不太清楚，讓人知道的卻是身為貴公子的他，在巴黎開了一家豆腐公司，比較成規模地讓洋人見識了中國發明的模樣和味道。

    李石曾在海外多年，但卻始終學不成洋模樣，身穿西裝，卻要扎個中國式的腰帶，走起路來，腰帶凸在前面，硬是扎眼，據説巴黎的銀行曾經因為他這身打扮而不讓他進去。李石曾又嗜好大蒜，西服上邊的口袋裏，裝的不是手絹，而是蒜瓣。這樣的中西結合式人物，想到在西方販賣中國國粹倒也自然。為了讓國粹很粹，李石曾豆腐公司的師傅和小工，一律從國內找來。一路上，這幾十個中國農民要蹲在坐便器上方便，很是辛苦。

    就這樣，洋人們嘗到了正宗的中國豆腐，李石曾的豆腐公司也發了洋財。發了財的李石曾因好友張靜江的關係，開始資助起孫中山的革命黨。據説，只要孫中山沒錢花了，拍電報去，A字代表一萬，B字代表兩萬，C字代表三萬，錢就從巴黎過來了。

    李石曾父親所忠於的王朝，多少有一點他的努力，被推翻了，可惜“民猶是也，國猶是也”，李石曾只好再接著忙活。他組織中國青年留法勤工儉學。成千的有志青年來到了法國，來到了歐洲，這些人中間涌出了一大批共産黨人，中國人最早的共産主義小組，就是由這些勤工儉學的人成立的。這些在法國搞共産革命的人，後來都成了中國歷史倒海翻江的人物。而這些人留法的基金，一部分就來自於豆腐。   據《歷史的空白處》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第一卷 二月革命
王凡西 译

PDF(2007.10.25) CHM(2007.12.05) zip(2012.12.30)

中文版自序
关于著者
俄文版序言
序言
第一章 俄罗斯发展的特点
第二章 大战中的沙俄
第三章 无产阶级与农民
第四章 沙皇与沙后
第五章 宫廷革命的思想
第六章 皇朝的临终挣扎
第七章 五天
第八章 谁领导了二月暴动？
第九章 二月革命的离奇现象
第十章 新政权
第十一章 两重政权
第十二章 执行委员会
第十三章 军队与战争
第十四章 统治集团与战争
第十五章 布尔什维克派与列宁
第十六章 党的重新武装
第十七章 四月事变
第十八章 第一个合作政府
第十九章 进攻
第二十章 农民
第二十一章 群众中的转变
第二十二章 苏维埃大会与六月示威
第二十三章 结论

第一卷附录

一、关于《俄罗斯发展的特点》一章的附录
二、关于《党的重新武装》一章的附录
三、关于《苏维埃大会与六月示威》一章的附录

第二卷 十月革命（上）
郑超麟 译

序
第一章 七月事变：准备和开始
第二章 七月事变：高峰和溃败
第三章 七月时布尔什维克派能取得政权么？
第四章 大诬蔑的一个月
第五章 反革命抬起头来
第六章 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
第七章 莫斯科国政会议
第八章 克伦斯基的阴谋
第九章 科尔尼洛夫的叛乱
第十章 资产阶级与民主派角力
第十一章 群众在打击之下
第十二章 进潮
第十三章 布尔什维克派与苏维埃
第十四章 最后一个合作政府

第三卷 十月革命（下）
郑超麟 译

第一章 十月前的农民
第二章 民族问题
第三章 退出预备国会及为苏维埃大会而斗争
第四章 革命军事委员会
第五章 列宁号召暴动
第六章 暴动艺术
第七章 占领首都
第八章 夺取冬宫
第九章 十月暴动
第十章 苏维埃专政大会
结论
附录
官僚传说
一国建立社会主义么？
关于不断革命论问题之历史的回顾
译者小记

电子版修订说明

斯大林同志，托洛茨基在看着你——《斯大林评传》序

《斯大林评传》

[俄]托洛茨基 著；齐干 译

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6月

文/郑异凡（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
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独家专稿，如无授权，请勿转载。
1989年春人民出版社打算重印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约我写一篇序言。我奉命草成一文，意思是想强调一下，在研究苏共党史和斯大林问题时需要读一下托洛茨基的有关著作。不过由于当年发生六四风波，这本书的重印工作也就停了下来，不久向我约稿的那位编辑也离开了该出版社，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听说此书还是重印了。这确实是出版界的一个进步。近日翻旧稿，偶然看到这篇序言，重读之后，觉得作为一本书的简介，似还有点用处。

——郑异凡  2013年6月

本书原名《斯大林。对此人及其影响的评价》，本应是一本篇幅较大的著作，但托洛茨基只来得及写成头七章及部分附录，就在1940年8月遭暗杀，剩下的几章是未完成的手稿即札记，而且这部分手稿也只写到列宁逝世前后，所以作为传记是很不完整的。全书由英文版编者查尔斯·马拉默思加工编辑而成。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时此书已经全部印好，但当时美国政府没有允许它出版发行，直到1946年才在纽约出初版，1947年又在伦敦印了一版。此书的问世曾引起广泛的注意。
列·达·托洛茨基是俄国革命家，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的直接参加者和领导人之一，在两次革命中都担任了彼得格勒（彼得堡）苏维埃主席。1917年他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直接组织了十月武装起义。他又是苏联党和国家的早期领导人，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了苏俄的国内战争，作为俄共（布）的领导人，参加了苏维埃国家的早期建设和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领导工作。他是俄国革命和苏维埃国家建设的过来人，和斯大林共过事，后来又长期斗争过。这样一个作者所写的斯大林传记自有其独特之处。
这不单单是斯大林的个人传记，实际上是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对俄国革命所作的评述。在某种程度上它已超出斯大林传记的范围，而成为一本独特的苏共历史。如果说本书最初几章还比较集中地写了斯大林的生平，则越往后就越带有明显的俄共党史的成分，尤其是二月革命以后的各章。
托洛茨基写过《俄国革命史》，其内容包括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而本书则从建党写到十月革命，直至列宁逝世前后的历史，关于国内战争的两章对国内战争有相当详细的述评，提供了一幅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迥然不同的图景，也为读者提供了不少值得注意的第一手材料。关于列宁患病及逝世前后俄共内部的情况、各种内部力量的重组和斗争，托氏也提供了相当多的新材料，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已为后来苏联出版的俄文第五版《列宁全集》所载列宁的新文献以及大量参考资料所证实。尽管尚有少量列宁信件在第五版中没有收入，但可以判断，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
作者对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历程按照其一贯观点作了阐述。对俄国革命中出现的各种流派，如民粹派、自由派、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均有独特的评述。这虽属一家之言，但在今天研究俄国革命的历史时，仍很值得注意。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评价，过去我们只听斯大林的一家之言，其实也应该看看托洛茨基本人的说法。在书中托氏并不讳言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三派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在某些问题上也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例如组织问题上的调和主义。
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已出了几十种斯大林的传记，苏联也出过好几种。无需讳言，斯大林生前官方出版的有关传记，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内，充满了伪造不实之言，甚至有颠倒黑白之处。对此苏联自苏共20大以来有大量的揭露，近年来苏联的出版物，包括苏联哲学博士沃尔科戈诺夫所著斯大林传《胜利与悲剧》，揭示了更多的有关斯大林生平的真实材料。这些材料证实，托著《斯大林评传》中所披露的许多事实是符合历史的，他对各种资料和历史事件所作的分析是有参考价值的。
例如：斯大林在党的第4次代表大会上曾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1905年革命失败后曾对取消派持调和主义立场，把列宁反对取消派的斗争说成是“杯水风浪”；斯大林不是在1912年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上，而是在会后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的；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斯大林曾持有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立场；十月武装起义前夕，斯大林在为《真理报》写的一篇编者按中支持过反对武装起义的加米涅夫；在布列斯特和谈期间，斯大林曾表示赞同托洛茨基的“中间立场”，即“不战不和”的立场；在国内战争期间曾支持受到列宁批评的“军事反对派”；在民族问题上提出“自治化方案”，支持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压制格鲁吉亚共产党人；列宁在其“遗嘱”中要求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等等。甚至列宁在病中曾经向斯大林索取毒药的说法，也为最近公布的列宁秘书访问记所证实。
书中对斯大林某些特性的描写，如他不善言辞，不善于鼓动演讲，但有组织才能，坚决果敢，冷酷无情，善于利用组织机器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有权力欲、野心和嫉妒心理，等等，如今在苏联的一些论著中也不乏此类的描写。
托氏的文笔是公认的，其文字生动，论证严密，尽管有时显得烦琐，但仍不乏可读性。不过作者所下的某些论断往往夹杂个人成见，感情色彩甚浓。作为一对长达几十年的老对手来说，这是难免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托氏对20年代联共党内分歧的分析和论断，很大程度上仍囿于他的“不断革命论”，看不到布哈林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坚持的符合俄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而一概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和代表富农利益。这说明托洛茨基在新的历史时期看不到苏联的特点，看不到列宁晚期对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修正。相形之下，一度曾同托氏一样持激进立场的布哈林则有了长足进步，他充分吸取了列宁的晚期思想并在实践中予以发展，形成了同斯大林模式对立的布哈林模式。从1905年以来曾努力研究俄国革命特点并提出“不断革命论”的托洛茨基，始终死守这个理论，而不能随历史前进，这是一种悲剧！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对俄国革命的领袖人物确实是难解难分的冤家对头。一位苏联学者说过，斯大林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并驱逐出国，从此以后他也就永远摆脱不了这个政敌了——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在国外监视着斯大林的一举一动，使他永远不得安宁。政治暗杀结束了托洛茨基的生命，但并没有能了结他的政治生命，在苏联历史的每一个转折关头，托洛茨基问题总是被重新提出来，至今仍然是一个远未冷却的话题。正因为如此，这本不仅写斯大林一个人的《斯大林评传》仍值得所有关心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问题的人士一读。
本书根据查尔斯·马拉默思从俄文编译的纽约-伦敦哈泼兄弟出版公司1946年英文本译出。书中所引列宁的著作都译自英文，因此同《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译文有出入，请阅读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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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2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