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战争一般，革命也不是人们情愿干的。不过有不同之点，这就是：战争时有决定意义的作用是强迫；至于革命时，则没有强迫，除非是环境所迫。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之时才发生革命。暴动立于革命之上，如同众山的最高峰，是不可以任意激成的，正如整个革命不可以任意激成一般。群众在决心作一最后冲击以前，要进进退退好多次。
阴谋之与暴动对立，通常总被比做少数人的有意行动与多数人的自发运动的对立。事实上，一个胜利的暴动，只能是这样一个阶级的事业，这个阶级是注定做全民族领导者的；暴动以其历史意义及其方法，深深有别于一个躲在群众背后的阴谋者政变。
在阶级社会里，本有不少的矛盾，足够用来在夹缝中进行一个阴谋。然而历史的经验证明了，社会亦须有相当的病态，如在西班牙，葡萄牙，南美洲诸国，阴谋政策才经常有活动余地。阴谋就其纯粹的形态说，即使胜利，也只能以同一统治阶级中此派去代替彼派执掌政权，或甚至仅仅变换了当权的人物。一个社会政制之战胜另一个社会政制，在历史上，必须经过群众暴动才能做到的。周期性的阴谋往往只是表现社会衰颓和停滞，反之，民众暴动则一般是前期迅速发展打破了全国旧均衡的结果。南美洲诸共和国那种缠绵不休的“革命”，与不断革命毫无共同之点，反而是——在某种意义之下——与不断革命背道而驰的。
但以上所说，并非表示：民众暴动和阴谋，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都是互相排斥的。暴动之中差不多都含有某种阴谋因素，或多或少。就历史方面说，为革命发展的某一阶段所决定的群众暴动，从来未曾是纯然自发的。暴动之爆发，即使对于大多数参加者，是出乎意外之事，但也是由那些思想培植起来的，暴动群众在此思想之中看到了生存困难的一条出路。但群众暴动是可以预见的和预备的。它可以预先组织起来的。在此情形之下，阴谋是隶属于暴动替暴动服务，便利其进行，促成其胜利。革命运动的政治水平愈高，革命领导的态度愈严肃，——则民众暴动之中阴谋所占的位置亦愈大。
必须确切明白暴动和阴谋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相反的关系或相成的关系——尤其因为“阴谋”一词，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之中，表面上含有矛盾的意义：有时指少数人起意进行一个独立的行动而言，有时又指少数人替多数人准备暴动而言。
历史固然证明了，民众暴动在某些条件之下无需阴谋可以胜利的。一个暴动，由于普遍的愤怒，散漫的抗议，示威，罢工，街头冲突而“自发地”爆发出来，可以牵引一部分军队参加，麻痹敌人的力量而推翻旧政权。在相当意义之下，俄国1917年二月就是这样的。1918年秋天，德国和奥匈革命的发展，也差不多是这个情形。在这几个事变中，都没有深深渗透了暴动利益和目的的政党来领导暴动者，所以胜利之后政权必然落入于那些政党手里，它们本来反对暴动，直至于最后的顷刻。
推翻旧政权，——这是一回事。把政权拿在手里，——这又是一回事。资产阶级在革命之中可以拿到政权，——并非因为它是革命的。而是因为它是资产阶级：它手里操有财产，教育，出版，无数据点，机关体系。无产阶级就不然：无产阶级本性上没有任何社会特权，暴动起来只能依靠它的人数，它的团结，它的干部，它的总参谋部。
铁工不能光手拿着那个烧成白热的铁，同样无产阶级也不能光手拿着政权：它需要一个适合于执掌政权的组织。在配合群众暴动和阴谋时候，在阴谋隶属于暴动时候，在经过阴谋来组织暴动时候，这中间就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暴动艺术”的东西，——这是革命政策中复杂而负重大责任的部门。要做这个部门工作，就必须有个正确的领导，有个能随条件变化而巧妙转向的手段，有个深思熟虑的进攻计划，技术准备时需要谨慎，进行打击时需要果敢。
历史家和政治家，习惯上把那种群众运动称为自发的暴动，当时群众为共同仇视旧制度而结合起来，没有明白的目标，没有精密的斗争手段，没有自觉的引到胜利的领导机关。这种自发的暴动，得到了御用的历史家，至少民主派历史家，所宽容，他们视之如不可避免的灾祸，其责任应归制度担负的。这个宽容的真正原因，乃在于“自发的”暴动不能超出于资产阶级政制范围之外。
社会民主党走的也是这条道路：它并不否认一般的革命，那成为社会灾祸的革命，正如它并不否认地震，火山爆发，日月蚀和黑死病瘟疫。他所否认的，譬如“布朗基主义”或——更坏些——布尔什维克主义，——乃是自觉的准备革命，乃是计划，乃是阴谋。换一句话说，社会民主党愿意核准——固然是事后核准——那交付政权于资产阶级之手的革命，却同时毫不通融地攻击那些独能转移政权于无产阶级之手的方法。在这种虚假的客观性遮盖之下，隐藏着保卫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政策。
奥古斯特·布朗基参加过或亲见过好多次暴动，他观察了和默想了这些暴动的失败而归纳出几条策略上的规则，若不遵守这些规则，暴动的胜利就是极端困难的，即使不是不可能的。布朗基要求于适宜时候创立正规的革命军队，集中其指挥权，好好配备军火，精密布置各处障碍物，确定地构造这些障碍物，而且要有系统地，而非随意应急地保卫着它们。所有这些规则是从暴动的军事任务之中产生出来的，当然不可避免地要随社会条件和军事技术变更而变更。但就其本身说，这些规则绝不是什么“布朗基主义”，绝不是一般人观念中的“布朗基主义”，——即近于盲动主义，[1]或革命的冒险主义。
暴动是一种艺术。同所有艺术一样，暴动也有其法则。布朗基的规则乃是一种革命军事现实主义的要求。布朗基的错误并不在于他的正定理，而在于他的逆定理。布朗基从策略上无能力，必使暴动归于失败这个事实出发，便推论说：如果遵守暴动策略的规则，本身就可以保证胜利的。惟有从此出发，才有理由将布朗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阴谋并不能代替暴动。无产阶级中积极的少数人，无论如何有好组织，总不能将全国总局势置诸不顾而夺取政权：在这点上，布朗基主义是受了历史惩罚的。但仅仅在这点上而已。那个正定理仍旧保持其全部力量。为了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仅用自发的暴动，还是不够的，必须有个合适的组织，有个计划，有个阴谋。列宁便是如此提出问题。
恩格斯对障碍物迷信的批评和反对，乃是就一般技术以及军事技术之发展上立论。布朗基主义的暴动策略，适合于旧巴黎性质，当时巴黎无产阶级半属手工业工人性质，街道窄狭，路易·菲力浦[2]的军事制度又很腐败。原则上，布朗基主义的错误在于混同了革命和暴动，至于它的技术上的错误则在于混同了暴动和障碍物战争。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是对此两错误而发的。恩格斯同意于布朗基主义，认为暴动是一种艺术，但同时指出了，不仅在革命之中暴动占次等位置，而且在暴动之中障碍物的作用是一天比一天更不重要了。恩格斯的批评，与那为了纯粹议会主义而放弃革命手段，毫无共同之点，——但德国社会民主党那些俗物，当时依靠霍亨索伦皇朝出版检查之帮助，就是企图那般解释的。在恩格斯看来，障碍物问题始终是关于暴动中诸技术原素之一的问题。可是改良主义者图谋从那否认障碍物有决定意义而推论出一般革命暴力的没有作用。这好像是根据战壕在未来战争中或将减少重要性为理由，而推论出军国主义要崩溃了一般。
有一种组织，无产阶级拿来，不仅可以推翻旧制度，而且可以代替旧制度，——这就是苏维埃。后来成为历史经验的一种事情，在十月暴动以前不过是一种理论的预断而已，——这预断固然是以1905年初步经验为根据的。苏维埃是群众准备暴动的机关，是进行暴动的机关，又是胜利后政权的机关。
然而苏维埃以其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依照纲领和领导，苏维埃可以有种种不同的作用。纲领是政党给予苏维埃的。如果苏维埃在革命情况之下——革命以外苏维埃一般是不能存在的——包含了整个阶级，除了完全落后的消极的或颓丧的分子；那么革命党就是阶级的头脑。夺取政权问题，惟有依靠党和苏维埃相配合才能解决的，——或者党和那些多少与苏维埃相等的其他群众组织相配合。
苏维埃有了一个革命党为其先导，就自觉地和及时地趋向于夺取政权。苏维埃随顺于政治局势和群众情绪的变化，以此准备下暴动的行动据点，用统一计划将各种突击队伍联系起来，预先定好进攻和最后冲锋的计划；——这正是表示输入有组织的阴谋于群众暴动之中。
布尔什维克派，不止一次，而且在十月暴动以前好久，就必须驳斥他们的敌人对于他们的控告：敌人们诬他们在进行阴谋诡计，骂他们为布朗基主义者。可是没有一个人同列宁一样如此不可和解地攻击纯粹的阴谋。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不止一次庇护了社会革命党人对付帝制政府官吏的个人恐怖策略，而抵抗布尔什维克派的无情批评；布尔什维克派拿群众暴动路线来对抗知识分子的冒险性的个人主义。但列宁一面排斥各种布朗基主义和无政府行动，一面又一分钟也不肯低首于群众的“神圣的”自发力。他比别人都更早些和更深刻些思考了革命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中间的关系，自发运动和党的政策中间的关系，人民群众和前进阶级中间的关系，无产阶级和它的前锋队中间的关系，苏维埃和党中间的关系，暴动和阴谋中间的关系。
但如果暴动真是不可任意激起的，同时为要胜利又是必须及时加以组织的，那么在革命的领导者之前就提出了如何恰切诊断的问题：必须于适当的时机发觉出那正在增长的暴动，庶几能以阴谋补充之。助产婆干涉生产，这个譬喻虽然常常给人滥用了，仍是一个最生动的譬喻，说明自发的过程之中突来一个有意识的干涉。赫尔岑[3]有一次骂他的朋友巴枯宁，说巴枯宁在革命运动中老是拿第二个月胎期当作第九个月的。赫尔岑自己则宁愿在第九个月否认有胎的。在1917年二月间，生产日期问题简直没有人提出来，所以暴动之爆发是如此“出人意外的”而又无集中的领导。但正为此故，政权才没有入于那些成就暴动者的手里，而入于那些阻遏此暴动者手里呀。第二次暴动就是完全不同的了：那是布尔什维克党自觉地准备起来的。抓住适当的时机而发出进攻的信号这个任务，遂落于布尔什维克派干部头上。
“时机”一词不可过于拘泥，以为是确定的一日和确定的一点钟：即使是生产，自然界也给予了颇大的时间期限，期限的上下不仅与助产婆行手术有关，且与遗产继承之判决有关。有个时候，激起一个暴动之企图必然表现是过早的，未成熟的，必然引致革命的流产；又有个时候，顺利的局势已经必须认为无可挽救的消逝了；——在这两个时候中间就存在着一种革命时期，也许是几个星期，也许是几个月，在此时期之中，暴动可以进行而具有或多或少的成功机运。辨别这个相当短的时期，而且在其中确定一个时机，某日某点钟，来施行致命的打击，——这对于革命的领导者方面是责任最重的任务呀。我们很可以称此任务为关键任务，因为它联系了革命政策和暴动技术。暴动同战争一般都是政治的继续，不过以其他手段行之而已，——这一点本是大家知道的。
直觉和经验，对于革命领导都是必要的，正如对于有创造性活动的其他所有部门一般。但还不够用。江湖术士的艺术也是依靠于直觉和经验上面，且也有相当成功。然而江湖政客的艺术只能用于那受习惯支配的时期，历史大转变时期则不宽假江湖政客的办法。经验即使是受直觉启发了的，在此时期就不够用，必须有个综合的学理，笼括诸历史主导力量的相互影响；必须有个唯物的方法能在政纲和口号的常变的影子背后现出社会真形的实在动作。
革命的根本前提就在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无法解决全国发展的迫切问题。然而必须社会组成之中有个新阶级能够领率全国人民去解决历史提出的问题，然后才能发生革命。革命的准备过程就在于使得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中所含有的客观任务能够钻入于活生生的人群意识之中，改变这个意识，造成政治势力的新关系。
统治阶级由于实际上无法替国家找出路之结果，逐丧失了自信心；旧的政党解体了，各派各系之间发生激烈的斗争；人们寄托其希望于奇迹，或行奇迹者。这一切成了暴动诸政治前提之一，是消极的，却非常重要。
深恶痛恨现存制度，决心以最英勇的努力，不惜牺牲，牵引全国走上兴盛道路，——这便是革命阶级的政治新意识，构成了暴动的主要的积极前提。
两个主要营垒，大私产者阶级和无产阶级，并不曾包括全国人民。这二个营垒之间有好几层广大的小资产分子，由经济和政治的三棱镜反映出种种颜色。这些是中间层的怨望，他们对于统治阶级政策的幻灭，他们的不耐烦和气愤，他们的决心拥护无产阶级的勇敢革命的创意力，——这就是构成了暴动的第三个政治前提，一部分是消极的，因为它使得小资产阶级上层守中立，一部分是积极的，因为它推动小资产阶级下层去同工人手携着手直接斗争。
这几个前提之间的相互决定，是显而易见的：无产阶级行动愈坚决，愈有自信心，则愈能够牵引中间层分子，则统治阶级就愈孤立，愈颓丧。另一方面，统治者的解体，也在革命阶级的水磨中添注了水力。
无产阶级要有不可缺少的自信心去从事暴动，则必须面前发现一个明白的前途，有可能在行动中证验势力关系的变化于它有利，又觉得上头有个远见的，坚定而又可靠的领导。这就引我们到了夺取政权的最后前提；所谓“最后”者，是就列举次序而言，非就重要性而言，这就是革命党。它是革命阶级之中密切联合的和经过锻炼的先锋队。
感谢国内的和国际的历史条件之有利的配合；俄国无产阶级头上遂有一个党，异乎寻常地具有明了的政治意识和坚强的革命气魄：正为此故，一个年轻而人数又不多的阶级才能履行这样一个前所未闻的伟大的历史任务。一般如历史所证明的——巴黎公社，1918年德奥革命，匈牙利和巴伐利亚苏维埃，1919年意大利革命，1923年德国危机，1925－1927年中国革命，1931年西班牙革命——各种条件构成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党：对于工人阶级最困难的就是创立一个革命组织能够担负其历史任务。在那些最古老的和最开化的国家中，有种种强大力量在进行着减弱和分解革命的先锋队。这工作中一个重大部分，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反“布朗基主义”的斗争，——这里所谓“布朗基主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粹。
社会和政治大危机虽然数见不鲜，但一个胜利而稳定的无产阶级暴动，其一切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会合，自有历史至今仅见一次：1917年10月，在俄罗斯。一个革命局势不是永久存在的。暴动的一切前提之中最不稳定的是小资产阶级情绪。在全国危机时候，小资产者跟在那个阶级背后走，这个阶级不仅以言论而且以行动取得小资产者信任。小资产者能够爆发行动的热情，甚至革命的发昏，但没有坚忍心，失败时候容易丧失勇气，热烈的希望顿归幻灭。正为小资产阶级情绪变动的剧烈和迅速，每个革命局势才会如此不稳定的。无产阶级党如果不够坚决，不能及时地转变民众的等待和希望为一种革命的行动，则进潮不久就要被退潮所代替：中间诸层将从革命移开眼睛，而到相反的营垒找寻救主去。进潮时候，无产阶级牵着小资产阶级走；同样，退潮时候，小资产阶级也牵着无产阶级的大部分走。这便是战后欧洲政治发展上共产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潮流的辩证法。
马克思曾有一个警句说：“任何制度，未曾耗竭其一切可能性以前，是不会退出舞台的。”孟什维克派图谋利用此警句，来否认在落后的俄国可以进行无产阶级的专政斗争，因为资本主义在俄国远未曾完全耗竭了。这样推论含有二个错误，每个都是致命的错误。资本主义不是一国的制度，而是世界的制度。帝国主义战争及其后果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耗竭了。俄国革命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中最弱的一环的破裂。
但孟什维克派这个见解，从一国观点来看，也是错误的。若是抱持经济的抽象化观念，固然可以说资本主义在俄国尚未耗竭其可能性。但经济过程不是在以太真空之中发生的，乃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发生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物：这是阶级关系的一个活生生系统，首先需要一个国家政权。俄国资本主义在帝制保护下形成起来，而帝制已经耗竭可能性了，——这一点，孟什维克派并不否认的。二月革命企图建立一个中间性的国家制度。我们一步一步追随着这个政制的历史：在八个月中间，这个政制完全耗竭了。在此条件之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能够保证俄国资本主义往后发展呢？
“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得到温和派社会主义者来拥护，他们没有群众基础，……这个政制是不能维持的。其中整个内容都已腐蚀了，惟有皮壳存在。”这个正确的判断是出于米留可夫手笔。照他的意见，这个腐蚀了的政体的命运，必然同于俄国帝制的命运：“二者都曾替革命准备基础，而到了革命时候二者也都得不到一个人拥护。”
从七、八月间以来，米留可夫就认为时局只有二条出路：不是科尔尼洛夫便是列宁。但科尔尼洛夫已经尝试过了，结果是悲惨的失败。无论如何克伦斯基政制再没有存在余地了。苏汉诺夫证明道：无论当时人情绪如何千差万别，“这中间，仇恨克伦斯基政制是一致的。”俄国帝制，最后连上层贵族，甚至那些大公，都认为不能存在下去的；同样，克伦斯基政府那时也被直接发起人，也被妥协派上层那些“大公”所厌弃了。在这普遍的怨望之中，在这各阶级的剧烈的政治病态里面，就含有一个重要的征兆，表明革命局势已臻于成熟。一个大疮要破裂之前，人的每一筋肉，每一神经，每一纤维，都是不可忍受地紧张着的。
布尔什维克派七月大会的决议案，警告工人避免未成熟的冲突，同时又指出那时应当接受斗争，“倘若全国危机和群众骚乱，造成了有利条件，使得城市和农村穷苦人民走到工人方面来时候。”这个时候，九、十两个月间已经到来了。
从此暴动已有成功希望了，因为可以依赖于真正的多数民众了。这话，自然不应当形式上去了解。如果为了暴动问题，预先公开举行一次调查，则结果一定是非常之矛盾和摇动的。内心决定拥护暴动，和事先明白暴动必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此外，答话，与问题提出形式，与主持调查机关，简言之即与当权的阶级，又有很大关系。
民主方法有其极限。我们可以征求一列火车中所有旅客的意见，关于哪种形式的车辆是他们最喜欢的；但火车就要出轨了，我们不能征求所有旅客的意见：是否要把发动机制住。如果灵巧而及时的保障了安全，则一定可以获得旅客们赞成的。
议会方法征求民意，每次都是同时征求的；然而在革命时期，各层民众之达到一致结论，必然前后不齐，有时虽然相隔时间不久。前锋队已经急不可耐了，落后的各层才开始站立起来。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在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之下；在坦波夫省，那里共有三百多万人口，即比两首都人口合起来稍微少了一点，那里直至十月暴动前不久，省苏维埃之中才有布尔什维克派党团产生。
客观发展的逻辑，并非每日都与群众思想的逻辑相一致。事变进程之中，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提出来的，必须立刻裁决时候，绝不容许普遍征求民意。各层民众间水平和情绪之差异可以拿行动来克服的：前锋队拖引动摇者前进而使反抗者孤立。所谓多数，不是计算得来的，乃是争取得来的，到了惟有直接行动才能走出矛盾时候，暴动就兴起来了。
农民，在他们对贵族地主的战争之中自己做不出来什么必需的政治结论来，但是土地暴动事实就预先使得农民来赞助城市暴动，号召之，要求之。农民不是拿白选票表示他们的意志，而是拿“红公鸡”（放火）表示他们的意志：这是更认真的民意表示。在非有农民赞助不能建立苏维埃专政的界限之内，农民赞助已经有了。列宁回答那些动摇者说：“这个专政将拿土地给农民，拿当地全部政权给农民委员会，如此除非是疯子才会怀疑农民不赞助这个专政的。”士兵，农民，被压迫民族等，在雪片般飞舞的选举票之中要能认识布尔什维克派事业，就必须布尔什维克派夺取政权。
是什么势力关系，允许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呢？后来列宁解释十月暴动时说道：“在一个决胜负时机，一个决胜负要点，必须有一个压倒敌人的优势力量；这本是军事成功的法则，但也是政治成功的法则，尤其在这被称为革命的激烈的沸腾的阶级战争时候。两首都或一般工商业大中心，……决定了全国政治命运的一大部分，——自然在这条件之下，即这些中心是得到地方的农村的充足力量支持的，即使这支持不是立刻到来的。”列宁便是以这种动态的意义来论所谓民众多数。而这就是所谓多数的唯一真实的意义。
那些民主派自己安慰说：跟随布尔什维克派走的民众，不过是些原料，是历史所用的陶土，制陶工人仍旧是他们那班与有教养的资产者合作的民主派。孟什维克派报纸问道：“那些人没有看见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军从来未曾像现在这般离开其他所有社会阶层而孤立么？”无产阶级和卫戍军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是离开了那些要被他们夺去政权的阶级而“孤立”的。
果然可以认真依赖于外省和前线那些无知群众的同情和赞助么？苏汉诺夫很藐视人地写道：他们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是别的，只是仇视合作政府和贪求土地与和平而已。”好像这还不够！仇视合作政府，就是表明努力要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取政权。贪求土地与和平，就是一个伟大的政纲，农民和士兵准备在工人领导之下实行的。民主派以及其中最左的分子，他们的无能就是由于他们以“有教养的”怀疑者资格不信任那些无知群众，——群众把握现象大体，并不理会其琐细和微妙之处。一种知识者假贵族的鄙视民众的态度，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无缘，违反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性。布尔什维克派不是四体不勤的书生，不是书斋内的人民之友，不是迂夫子。他们并不害怕那些第一次出现于舞台上的落后的阶层。布尔什维克派将民众视为过去历史所造就的，视为注定要完成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派认为他们的使命乃是站在这些民众的前列而领导之。除了布尔什维克派之外，“所有的人”都反对暴动。但布尔什维克派就是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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