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2日 星期五

辛亥革命︰低烈度革命背後的民心走向

江城武漢,有一座著名的起義門。
    2011年9月10日,當記者來到武漢起義門時,這里正在進行翻新,以更亮麗的形象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到來。
    起義門原名中和門,是舊武昌城九大城門之一。100年前的10月10日晚,這里成為新軍發動起義的一個支點。各路新軍起義後聚集于此,從近在咫尺的楚望台軍械庫獲得槍彈後,開始猛攻清軍武昌最高指揮部——湖廣總督署。
    站在擺放于城樓上的舊式山炮旁邊,起義門管理所所長王啟鑫感慨萬千。他遙指前方一處建築所在地說,那里當年是湖廣總督署,如今是武昌造船廠。起義將士攻打總督署,總督瑞--在後牆上打了個洞,倉皇逃到停泊在江上的楚豫號兵艦。當時,他還以為只是少數士兵嘩變鬧事,在向清廷內閣總理大臣的急電中,他稱此次“匪黨作亂,本已破獲”,只是“新軍應匪,構成奇變”,並將兵變原因歸咎于前任張之洞離鄂後,新軍“營紀漸弛,兵氣漸驕”。
    至少在一開始,瑞--還在幻想帝國的水陸大軍能一舉蕩平“兵變”。很快,帝國陸軍大臣蔭昌統率精銳的北洋新軍來了,海軍提督薩鎮冰率領長江艦隊也來了。革命軍拼死抵抗,持續40多天的陽夏戰爭打得異常激烈。因雙方力量懸殊過大,革命軍失去漢口、漢陽,退守武昌。
    “陽夏戰爭以局部戰斗的受挫,換取了全局的勝利。”談及這段歷史,武漢市社科院歷史所所長張篤勤說,陽夏戰爭拖住了清軍主力,給各省光復創造了時機。這期間,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貴州、上海、浙江等地相繼起義響應,宣布脫離清廷,可謂“江漢風雷華夏潮”。
    那個倒霉的總督瑞--,原打算戴罪立功,協助清軍平息此次“兵變”,以圖保住烏紗。可時局漸趨明朗,他心中也知曉清帝國的最後結局,不願做殉葬品的他悄悄地從前線溜到上海作寓公去了。
    在清廷看來原只是一場兵變的武昌起義,一下就擊中了帝國的命門,使其粉身碎骨。滿清王公甚是疑惑︰從前洪楊(太平天國)革命,十三省淪陷,而曾國藩、胡林翼都能討平。現在南方革命黨並無多大實力,可為何局面一發而不可收拾?
    100年後的今天,在重溫辛亥這段歷史時,記者也在思索這個問題。當記者走進蛇山首義公園內,听到一個故事後,似有所悟,也許它就是答案。
    首義公園內一處制高點上,擺放著5門舊式山炮,那斑駁的�跡昭示著歷史的滄桑。當年,起義新軍炮兵部隊在這里架起大炮,瞄準總督署,可晚上夜色朦朧,看不清目標。革命黨人蔡濟民遂派人潛到總督署邊上的乾記衣莊,準備縱火為炮兵定位。放火前,革命軍告訴店鋪主人將加倍賠償,店主大義凜然地說“何須賠”,親自動手把店鋪給燒了。火光照亮了總督署,為炮兵定位提供了參照。
    驕橫的滿清王公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順應民心和時代潮流的起義,不是一幫散兵游勇和蟊賊在滋事。晚清政權早已是風雨飄搖中的一條破船,不久前皇族內閣的出台,更是徹底讓這個貪婪、腐敗的政權失信于民,激起人們的反抗。就連一直支持清廷的立憲派,這時也轉變了態度。
    “清政府失去了人心,焉能不敗?”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館長梁華平說,武漢三鎮受近代西方工業文明影響較深,市民對反清革命大多持同情或暗中支持的態度。因此,武昌起義爆發後,廣大市民對革命士兵真是簞食壺漿以迎。革命軍在前方打仗,不需預備軍糧,市民把做好的飯菜送到前線。
    在與清軍艱苦抗戰期間,革命軍得到了武漢乃至全國民眾以及海外僑胞的積極援助。各地種種志願戰斗組織,以決死、敢死為名參戰,有史料可查的就有學生軍、橫濱敢死團、上海援鄂志願決死團、河南奮勇軍、湖北女子北伐隊等。這其中,最有傳奇色彩的莫過于一支和尚軍了。
    在今天的武漢歸元禪寺旁,有一尊高大的雙面觀音像。據寺廟僧人介紹,以前這里有一片墳冢,陣亡僧人的遺骨就安放在此。當年,歸元寺長老雲岩率僧人投身革命,參與糧食彈藥的運輸、救護傷員等支前工作,還直接上前線與清軍作戰。有人不解,雲岩長老說,國不興佛法難興,振興佛教,則振興國家為首要。
    志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軍,得到了群眾廣泛支持。一直關注武昌起義的英國公使朱爾典說︰“這個運動廣泛蔓延的性質,以及它到處獲得成功的事實,已使一切用武力來挽救這個國家(清朝政府)的企圖失去了可能性。”西方列強看到了辛亥革命的群眾基礎,這也是他們後來選擇中立的一個重要因素。
    “民心走向,決定一個政權的存與亡。”武漢市社科院資深研究員皮明庥說,辛亥革命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場低烈度的革命,除了武昌起義後陽夏戰爭傷亡2萬多人外,其他各省的起義一般都沒有大規模血腥戰斗,這說明當時清政權已到了“牆倒眾人推”的地步,走向共和成為一種歷史的選擇。
    (本報武漢9月12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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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黎都督剪辮說起
    湖北軍政府成立後,雖然說是在不情願的情況下被推舉為大都督的黎元洪還在觀望,但沒過幾天,他就主動剪掉辮子,對革命黨表示︰“我決心與你們幫忙就是。”
    起義剛爆發時,黎元洪開始還覺得這是一群新兵在嘩變,革命黨難成氣候。可很快,革命軍佔領武昌後,又光復了漢口、漢陽,得到了廣大市民和士紳階層的大力支持。善于把握局勢的黎元洪認識到,武昌起義很有可能開啟一個新的時代。于是,他轉變了態度,對都督這個新角色,也從消極抵抗變為主動適應。
    黎元洪棄暗投明的轉變頗有說服力。至少,作為舊陣營里的一名高級軍官,他對清政權的腐敗、衰朽有著更為切身的認識。他看到了武昌起義合乎民心所向,看到了革命蓬勃發展的趨勢,即使清政權當時在軍事力量上仍比南方革命軍強大許多,但此時已廣泛宣揚的革命思想,讓清軍那些閃著寒光的槍管飄搖起來。這就注定了清政權不可避免地走向墳墓,已延續了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要被覺醒的民眾所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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