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评传》
[俄]托洛茨基 著；齐干 译
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6月
文/郑异凡（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独家专稿，如无授权，请勿转载。
1989年春人民出版社打算重印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约我写一篇序言。我奉命草成一文，意思是想强调一下，在研究苏共党史和斯大林问题时需要读一下托洛茨基的有关著作。不过由于当年发生六四风波，这本书的重印工作也就停了下来，不久向我约稿的那位编辑也离开了该出版社，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听说此书还是重印了。这确实是出版界的一个进步。近日翻旧稿，偶然看到这篇序言，重读之后，觉得作为一本书的简介，似还有点用处。
——郑异凡 2013年6月
本书原名《斯大林。对此人及其影响的评价》，本应是一本篇幅较大的著作，但托洛茨基只来得及写成头七章及部分附录，就在1940年8月遭暗杀，剩下的几章是未完成的手稿即札记，而且这部分手稿也只写到列宁逝世前后，所以作为传记是很不完整的。全书由英文版编者查尔斯·马拉默思加工编辑而成。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时此书已经全部印好，但当时美国政府没有允许它出版发行，直到1946年才在纽约出初版，1947年又在伦敦印了一版。此书的问世曾引起广泛的注意。列·达·托洛茨基是俄国革命家，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的直接参加者和领导人之一，在两次革命中都担任了彼得格勒（彼得堡）苏维埃主席。1917年他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直接组织了十月武装起义。他又是苏联党和国家的早期领导人，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了苏俄的国内战争，作为俄共（布）的领导人，参加了苏维埃国家的早期建设和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领导工作。他是俄国革命和苏维埃国家建设的过来人，和斯大林共过事，后来又长期斗争过。这样一个作者所写的斯大林传记自有其独特之处。
这不单单是斯大林的个人传记，实际上是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对俄国革命所作的评述。在某种程度上它已超出斯大林传记的范围，而成为一本独特的苏共历史。如果说本书最初几章还比较集中地写了斯大林的生平，则越往后就越带有明显的俄共党史的成分，尤其是二月革命以后的各章。
托洛茨基写过《俄国革命史》，其内容包括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而本书则从建党写到十月革命，直至列宁逝世前后的历史，关于国内战争的两章对国内战争有相当详细的述评，提供了一幅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迥然不同的图景，也为读者提供了不少值得注意的第一手材料。关于列宁患病及逝世前后俄共内部的情况、各种内部力量的重组和斗争，托氏也提供了相当多的新材料，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已为后来苏联出版的俄文第五版《列宁全集》所载列宁的新文献以及大量参考资料所证实。尽管尚有少量列宁信件在第五版中没有收入，但可以判断，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
作者对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历程按照其一贯观点作了阐述。对俄国革命中出现的各种流派，如民粹派、自由派、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均有独特的评述。这虽属一家之言，但在今天研究俄国革命的历史时，仍很值得注意。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评价，过去我们只听斯大林的一家之言，其实也应该看看托洛茨基本人的说法。在书中托氏并不讳言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三派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在某些问题上也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例如组织问题上的调和主义。
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已出了几十种斯大林的传记，苏联也出过好几种。无需讳言，斯大林生前官方出版的有关传记，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内，充满了伪造不实之言，甚至有颠倒黑白之处。对此苏联自苏共20大以来有大量的揭露，近年来苏联的出版物，包括苏联哲学博士沃尔科戈诺夫所著斯大林传《胜利与悲剧》，揭示了更多的有关斯大林生平的真实材料。这些材料证实，托著《斯大林评传》中所披露的许多事实是符合历史的，他对各种资料和历史事件所作的分析是有参考价值的。
例如：斯大林在党的第4次代表大会上曾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1905年革命失败后曾对取消派持调和主义立场，把列宁反对取消派的斗争说成是“杯水风浪”；斯大林不是在1912年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上，而是在会后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的；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斯大林曾持有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立场；十月武装起义前夕，斯大林在为《真理报》写的一篇编者按中支持过反对武装起义的加米涅夫；在布列斯特和谈期间，斯大林曾表示赞同托洛茨基的“中间立场”，即“不战不和”的立场；在国内战争期间曾支持受到列宁批评的“军事反对派”；在民族问题上提出“自治化方案”，支持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压制格鲁吉亚共产党人；列宁在其“遗嘱”中要求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等等。甚至列宁在病中曾经向斯大林索取毒药的说法，也为最近公布的列宁秘书访问记所证实。
书中对斯大林某些特性的描写，如他不善言辞，不善于鼓动演讲，但有组织才能，坚决果敢，冷酷无情，善于利用组织机器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有权力欲、野心和嫉妒心理，等等，如今在苏联的一些论著中也不乏此类的描写。
托氏的文笔是公认的，其文字生动，论证严密，尽管有时显得烦琐，但仍不乏可读性。不过作者所下的某些论断往往夹杂个人成见，感情色彩甚浓。作为一对长达几十年的老对手来说，这是难免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托氏对20年代联共党内分歧的分析和论断，很大程度上仍囿于他的“不断革命论”，看不到布哈林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坚持的符合俄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而一概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和代表富农利益。这说明托洛茨基在新的历史时期看不到苏联的特点，看不到列宁晚期对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修正。相形之下，一度曾同托氏一样持激进立场的布哈林则有了长足进步，他充分吸取了列宁的晚期思想并在实践中予以发展，形成了同斯大林模式对立的布哈林模式。从1905年以来曾努力研究俄国革命特点并提出“不断革命论”的托洛茨基，始终死守这个理论，而不能随历史前进，这是一种悲剧！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对俄国革命的领袖人物确实是难解难分的冤家对头。一位苏联学者说过，斯大林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并驱逐出国，从此以后他也就永远摆脱不了这个政敌了——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在国外监视着斯大林的一举一动，使他永远不得安宁。政治暗杀结束了托洛茨基的生命，但并没有能了结他的政治生命，在苏联历史的每一个转折关头，托洛茨基问题总是被重新提出来，至今仍然是一个远未冷却的话题。正因为如此，这本不仅写斯大林一个人的《斯大林评传》仍值得所有关心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问题的人士一读。
本书根据查尔斯·马拉默思从俄文编译的纽约-伦敦哈泼兄弟出版公司1946年英文本译出。书中所引列宁的著作都译自英文，因此同《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译文有出入，请阅读时注意。
1989年6月2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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