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六四”期间，海外“八九一代”授予我“中国青年人权奖”，在颁奖词中，他们说我几乎参加了“八九”之后国内的所有重大的民运活动。我得承认，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说的确实是事实。由于机缘的巧合，也由于我20年来坚定不移地追求“八九”民运的自由民主理想，我确实参与和目睹了20年来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许多重要的民运事件，例如“九二组党”运动、《和平宪章》运动、1995年签名运动、“九八”组党运动和《零八宪章》运动。由此我接触和认识了许多为自由民主理想奋斗的民运人士，并从中获得了很大的一笔精神财富。为此我只有感谢上帝对我的眷顾，是他让我见证了黑暗时期中国民运先行者们的种种探索和努力，是他让我经历了这么一段不平凡的生活。
鉴于目前中国的民主之路仍布满荆棘，鉴于许多后来者对过去的民运历史不太了解，我觉得我现在有责任将我所知道的许多事情讲述出来，以彰显那些先行者们的艰辛业绩，并让后来者获得一些经验和教训。
我投身于民主运动之中是从参加“八九”民运开始的，但成为一个坚定的民运人士却是“八九”之后的事情。关于我参加“八九”民运的具体情况，我已在《血与火的洗礼——我在一九八九年》（发表于《人与人权》2009年第4和第5月号）中做了详细的叙述，因此在这里我就不再谈“八九”民运方面的事情，我直接从“八九”之后说起。
“六四”事件之后，我回到了老家四川遂宁，当时我的心情异常悲愤，我从“六四”事件中看清了这个政权的邪恶本质，我决定此生要与这个邪恶的政权较量到底，直到自由民主的理想在中国完全实现。因此尽管当时恐怖的气氛已经蔓延到了全国，甚至连我们这个西南小城也未能幸免，但我对此并不害怕，我反而加深了对这个政权的痛恶。由于这个缘故，我就与我的几个高中同学商量，说应当为中国的民主做一些事情，最后我们决定办一份地下刊物以宣传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并将这份刊物定名为《民主论坛》。这几个高中同学都是我在“八九”民运之前因为志同道合而结拜的弟兄，其中欧阳懿与我的关系最好，他后来与我一样都成为了坚定的民主战士。在“八九”民运中欧阳懿是遂宁川北教育学院的学生领袖，组织了川北教育学院的游行和罢课行动，后来又与我一起在遂宁城里张贴传单。欧阳懿喜欢诗歌和文学，受鲁迅的影响很大，于是我就让他为《民主论坛》写了几篇文章。我自己也写了几篇，主要都是宣传自由民主理念的，但我还写了一篇猛烈攻击中共的文章，题目是《起诉中国共产党》，我对该党几十年来的罪恶进行了罗列和控诉。所以在“六四”刚刚结束的时候，我和欧阳懿就走上了反抗专制、追求民主的道路。
有一天，我与我的同学姜坤又聊到了办《民主论坛》方面的事情，姜坤突然说我们应当找一下陈卫。我说我不认识陈卫。姜坤说陈卫也是遂宁中学八七级的学生，后来留了一级，在1988年考上了北京的理工大学，他们不仅是小学同学，而且他们的父母都是遂宁纺织厂的职工，他们都住在遂宁纺织厂的职工宿舍区里。姜坤还说他们前两天刚见过面，据说他是北京理工大学的“高自联”成员。我听了立即感到很兴奋，尽管我在“八九”民运中表现得很积极，但我一直没有参加“高自联”，因此也与这些“高自联”成员没有什么接触，现在听说我们的同学中居然有“高自联”的成员，我当然就迫不及待地想认识，说不定认识之后我们还可以一起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当然在我的同学中，陈卫并不是唯一一个“高自联”成员，北师大的梁庆敦也是“高自联”成员，而且是被政府通缉的21个学生领袖之一。梁庆敦与我都是遂宁中学八七级的学生，我们读中学时就已认识，后来在北京也见过几次，不过因为受到通缉，这个时候我肯定不可能再见到他了。
第二天，我终于在姜坤的家里见到了陈卫。他当时的个子很瘦小，不像现在这样体格健壮，他的眼睛虽然不大，但目光却很犀利，谈话也很有激情与逻辑。我们先聊了“八九”民运中的一些事情，后来我就谈了自己的一些打算，并将创办《民主论坛》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对此表示完全赞成，并提出接下来应建立“地下高自联”。其实在“八九”民运中，当中共当局在5月20日宣布戒严之后，“高自联”的一些人就预感到了运动最后会被镇压，因此有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就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加入“地下高自联”，我当时就表示同意，并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不过后来他们却一直没有与我联系，我也就一直游离于“组织”之外。现在我认识了陈卫，感觉到自己终于找到了组织，而且居然参与了“地下高自联”的筹建，别提我当时心里有多高兴。但很快我就为陈卫的安全担心起来，我说当局现在正在到处抓捕学生领袖，你应当找个地方躲一下。但陈卫对此一点也不害怕，在我与姜坤的反复劝告下，他才答应过两天到乡下他外婆家去躲一段时间。
当天下午，陈卫又将姜坤、马烈和我带到了他的家里，从一个箱子里拿出了一件他在“六四”那天穿的、写有标语的衣服，又拿出了一些照片、资料和一双带血的鞋子，这是他保留的“六四”大屠杀的证据。20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否认“六四”大屠杀这件事，但历史的真相岂能如此轻易被抹去。陈卫告诉我们，6月3日晚上军队进城的时候，他正在长安街上，他亲眼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学生被一个军官拿着手枪顶着她的脑袋当场开枪将她击毙，当时他的脑袋一片空白，但他还是记住了那个军官所乘车辆的牌照编号。陈卫还告诉我们，那天晚上，枪声一直不断，地上到处都是血迹，他们只是不停地流着眼泪，一边呼喊口号，一边唱着《国际歌》中的那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一切全靠我们自己！”“六四”事件发生时，我不在北京，但“六四”事件发生后，我与我的同学兼兄弟马烈一起又于6月7日回到了北京，准备参加我以为会发生的巷战。在6月9日当局开放长安街之后，我们在木樨地一带亲眼看见了两边大楼的玻璃窗户上布满了弹孔，完全可以想象出当时场面的是多么地惨烈。所以当我看见陈卫带回来的这些东西时，我在心里面再次发誓要推翻这个暴虐的政权，要让杀人者受到正义的审判。
正当我准备和陈卫一起大干一场时，不久姜坤却匆匆忙忙地告诉我说陈卫被捕了。后来陈卫告诉我说，就在我们认识后的第二天下午，陈卫与他的同学在一起时，遂宁的警察已经在他周围布控。当天晚上7点多钟，遂宁公安局的一大批警察来到了他家，阵势很大，好像陈卫干了多大的坏事一样，围观的人很多。这些警察把陈卫的家抄了个遍，那些衣服、带血的鞋子、资料、照片之类的东西当然不能幸免。之后他们把陈卫关押在遂宁的灵泉寺看守所，一直关了三个月，后来又把他押送到北京，关押在秦城监狱，使他有幸成为了“秦城大学一期毕业生”。直到1990年12月，在经过一年半的审查之后，当局才对他免于起诉予以释放。陈卫进去后，我们几个同学到他家去看望过他的父母，他母亲每次见了我们都要流泪。
陈卫进去后，我还是没有害怕，我与欧阳懿等人继续准备着创办《民主论坛》。这时遂宁的气氛也非常紧张，大家都在议论梁庆敦的事情，有的人说某某前几天还见过他，有的人说他是“高自联”的财政部长，身上揣着几十万元，当局根本就无法抓住他。后来梁庆敦确实也没有被抓住，他在躲藏一年多之后成功地逃到了美国。这时我的母亲也特别害怕，我虽然没有告诉她我干的事情，但她还是预感到我不是一个安分的孩子。“八九”民运中，她一直通过电视关注着北京的事态，她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凭直觉她也知道大学生的行为是对的。我回家后，她经常在我面前骂共产党，有时她还会告诉我她在外面听到的一些消息，例如她曾告诉我说遂宁永兴镇有两个大学生被打死了。后来她又从电视上看见当局在到处抓人，为了我的安全，她居然在我们家的楼上系了一根粗绳子，以让我随时可以逃掉。不过由于我没有加入“高自联”，不在当局的黑名单上，这样的事情终于没有发生，我相当安全地度过了这个假期。
除了到处抓人之外，当局在“六四”之后还开足了他们的喉舌机器，大肆篡改“八九”民运的历史真相，恶毒攻击和和批判“八九”民运的许多领袖，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的《抓住刘晓波的黑手》和《万润南搬起‘石头’（STONE四通）砸自己的脚》这两篇文章。7月中旬，我从7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把我吓了一跳，文章说有的人早就想发动“动乱”，特别列举一篇《反思中共历史》的大字报，说大字报的作者攻击中共是“一代奸党”、是“一个即将溃败之组织”，并叫嚣“中国大乱将至，中共灭亡在即”，然后又对金观涛先生进行了一番猛烈的批判。这篇文章我读得让我心惊肉跳，因为它所提到的这篇大字报正是我写的。我是在4月16日即胡耀邦逝世的第二天写的，写完之后我贴到了我们人民大学“民主墙”上。后来这篇大字报在墙上保留了很长时间，而且被人到处传抄。不过当时我用的是化名，我估计当局不容易落实到我的头上。
8月初，我收到了学校的开学通知书，宣布学校在8月10日开学。这时我们已经将《民主论坛》第一期所需的文章写完了，但由于当时气氛太恐怖，我才发觉我们根本就无法将它印制出来。由于我马上就要回北京读书，我考虑到将这些文章带在身边会很多危险，如果被检查出来，不仅会给自己也会给朋友们带来很大麻烦，于是我就只好将这些文章付之一炬，烧了个精光。
回到学校后，我们并没有立即上课，而是接受学校当局的洗脑。前10天我们一直被组织学习“4·26”社论（也就是根据邓小平讲话而发表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和其他文件，后10天则要求我们每个人写出自己参与“八九”民运的情况和自己的认识。我们虽然都是第一次经历中共的这种政治运动，但我们好像都很有经验，既承认了一些人所共知的如参加游行、绝食之类的事情，又回避了一些可以当做“罪证”的重要事情。在写这些材料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相互交流情况，生怕有人说了不该说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材料中，我就没有“交代”我写大字报的事情，其实这个事情有许多同学都知道，但没有一个人予以揭发。学校当局也很注意保护学生，并没有对每个人严格审查，所以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在这次政治审查中顺利过关。其实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开展此项活动，当局最深刻的动机就是要藉此在全国形成一种高压恐怖态势，让我们对他们的统治感到害怕。应当说当局达到了这个目的，因为在这种高压恐怖统治之下，20年来国内再也没有兴起一场类似“八九”民运这样大规模的民主运动。
这个时候，欧阳懿正忙于毕业分配的事情，他们川北教育学院是两年制的中专，所以他比我们提前两年毕业。与这一年毕业的所有大学生一样，欧阳懿的毕业分配受到了“八九”民运的严重影响。在遂宁的时候，他还告诉我说他有可能会留在城里的学校教书，但是后来他却写信告诉我，他最后被分配到了偏僻的真武中学。这个地方是遂宁、乐至、中江三地的交界，是遂宁最偏远的地方，从那里乘车到遂宁需要几个小时。在我看来，这根本就不是分配，而简直就是发配，若以欧阳懿的才华而论，他完全可以留在川北教育学院任教，但是由于他在“八九”民运中的积极表现，他在当局的眼中就成为了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在这样一个只讲政治、不讲人性的社会里，他必然会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沉重的代价。在陈卫被抓、欧阳懿被发配之后，我仍然在学校顺利读书，我以为我这个“漏网之鱼”可以成功逃脱当局的注意，但是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我很快也被纳入了当局的视线，从此我的个人命运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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