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8月8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在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中，拟定了一些急待解决的策略任务，其中，摆在首位的是关于直接政治斗争的方式问题。现在常务局为了准备好这次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极概括地拟定出它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以便为全党讨论现实生活所提出的急待解决的策略任务打下一个基础。
1．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政治生活的当前这个时期来说，罢工与示威游行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直接政治斗争的特殊形式，而在一月事件中已初步形成的最近将来的条件下，则是总罢工与武装起义相结合，这可以认为是完全确定无疑的了。
不应企图把这两种斗争方式相互分隔开来，这种企图是毫无指望的。如果不准备进行武装斗争，就不要号召举行总罢工。因为武装斗争是总罢工的必然结果。为了避免犯危险性的错误，必须注意下面一点：应该懂得，不论你去作什么，都需要对群众的情绪作慎重的估价。
革命不是由政党制造出来的，而只能由政党去准备，去“组织”，也就是说，政党只能使斗争具有计划性和具有一定形式。因此，应该考虑到，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总罢工和起义的浪潮，仍像过去一样，是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要抓住革命浪潮的开始并要立即沿着它的方向发展下去，但是，不能把简单的一时的突然暴动当成革命浪潮的开始。当然，这个困难主要落在2－3个最大的运动中心（彼得堡、莫斯科、高加索）的身上，因为在这些运动中心所发生的每个事件都可能成为革命浪潮的起点。小的运动中心应当确实避免成为这种斗争的发起者。
为了预见所发生的事件是突然暴动，还是革命风潮（前者应该主要纳入到最小限度的消耗力量的范围以内，后者需要全力去支持），这就必须弄清楚群众激奋情绪的广度和强度。社会其他各阶级的激奋情绪的程度以及这些阶级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勇敢精神的程度，是确定发生风潮的良好标志，是估计形势的重要因素。这是总的革命气氛的敏感的晴雨表。当然，在这方面，重要的与其说是那些受过教育的自由派和青年人，不如说是受教育不多的那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店员、小商人等等。当总政治罢工的浪潮趋于平静并在罢工者中间出现情绪低落的情况下，必须尽量利用现存的罢工情绪去争取经济成果。在这之前，必须坚决要求无产者拒绝同他们的厂主进行任何谈判，因为这些厂主不会满足他们当时提出的要求，而从这时起，就必须鼓动各个工厂坚持已提出的具体经济要求，鼓动各工厂用继续罢工的手段争取厂主的最大让步。
2．关于武装群众的问题，这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又极为艰巨的问题。无论怎样顺利地组织这方面的专门集训，也只能满足一小部分需要。但是不要因此感到气馁，而要顽强地继续这项工作。在这方面，在群众中进行武装起来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很重要的，而且群众在这方面主动的活动要比我们直接进行工作收效更大。此外，在开始起义的时候，为了搞到武器，就必须拥有武器；要组织夺取武器商店的工作，而且有的地方则可以组织夺取武器库的工作。为此，首先必须建立哪怕是不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其次必须有人能当场分发武器并教给大家使用武器的方法。在这项工作中，同士兵和军官的联系以及同生产武器的工匠和工人的联系是多么重要，就无须再加强调了。不要忘记，这项工作就其实质来说是极为秘密的；一定要与其他工作分开进行。不久以前由于各地夺取武器的失败而得出有关组织这项工作的某些结论，但是，在这里，因为保密关系不便叙述。
3．武装起义通常不能按计划进行，因为人民不是军队，而是革命者，可惜，不是战略家。但是进行一定程度的训练还是可能的。地方组织无论如何要预先弄清楚城市部署和通往城市的道路的战略部署情况，以便了解在什么地方可以进行抵抗和构筑街垒，在什么地方这样作是最不可靠的，在什么地方最适宜首先切断交通和通讯联络——铁路、电报和电话，在什么地方有武器商店和武器库，在什么地方有各种领导人物的住宅，上述这一切都用什么方式保卫等等。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吸收有专门知识的军官来搞清楚这些问题。
在武装起义一开始，就要释放监狱中的犯人，没收政府机关的资财，迅速组织战地军事法庭，对敌方的间谍进行审判。这里，仍然由于保密原因，对于今后的一些设想就不便叙述了。
4．关于影响军队的方法问题，首先应该注意到下面这点：要想使这种影响特别广泛，一般说来是困难的；不过传单的鼓动工作可以无限地开展起来。我们现在还没有更多的力量去进行个人的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所以，在这方面，最好是用工作的强度代替工作的广度。在起义时，争取一个团站在人民这方面来，比几个团都部分地受到革命浪潮的影响要重要得多。军队的铁的纪律很容易把军队中零散爆发的“叛乱”镇压下去。但是军队为了人民而反对军队的斗争在道义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斗争不仅一下子就破坏了这铁的纪律，而且也破坏了对这种纪律及其力量的信赖。
要善于选择主要影响军队的中心，要考虑某一部队的全体成员的文化程度，以及这个部队对其长官的不满程度。
鼓动工作，首先应该以对士兵本身生活的了解为依据，应该以对士兵生活贫困的详细情况的了解为依据；其次要特别强调指出政府下列手段的真相：他们把士兵派遣到离他们家乡较远的地方，以便让这些土兵毫不同情地杀害异乡人，而另外一些士兵也用同样的办法报复他们的亲人。如果能用非常具体的事例来说明这点，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5．毫无疑问，无论是总罢工的首要任务，还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积极斗争的首要任务，就是使城市生活全部瘫痪。一切交通、通讯联络，照明等手段都必须断绝，以使对方失掉活动能力和行动的计划性，并尽一切可能把敌人分隔开来。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为了进行自卫，可以利用近旁的一切物体，例如：在修建街垒时，为了共同事业可以理所当然地利用经过的马车、电车。邻近房屋的家俱及其墙壁等等，而马匹、自行车、汽车暂时转为公有，印刷厂也作同样处理。但是，在上述的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忘记，革命的力量主要是道义上的力量，而不是物质的力量（看来，在十九世纪的人民革命时期，几乎任何时候起义者的力量在物质上都不能与敌方的力量相等，哪怕是大体上相等）。这种道义上的力量的支柱就是社会上一切阶级（除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同情和支持。因此，甚至在最残酷的斗争中，也不应该完全忘记这些阶级的利益和心情，防止出现损伤这些阶级同情心的一切行动。要保护私有财产免受无益的破坏和抢劫，要尽量考虑避免触犯这些阶级利益的斗争行动。当然，不能划出革命自卫的绝对界限——在一定的条件下，所有行动都允许采用，如：放火可以作为切断敌人前进道路的一种手段，对敌方的长官和间谍人员实行恐怖手段等等。但是，有些行动只能在极为慎重的情况下和万不得已时才可采用；对那些严重损害人数众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或者是使小资产阶级惊慌不安的行动尤为如此。破坏输水管道，抢夺食品商店和屠宰场，以及用暴力手段强制参加革命斗争等都属于这样的行动。一般说来，这样的行动应该避免。
这里，由于保密原因我们所不能谈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向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作口头汇报，希望其他同志就这个问题也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党的一切经验应该统一和完善，并应成为今后行动的基础。我们公开讨论当前的策略问题，就是为完成这一任务打下基础。
希望中央委员会和各小组以及各地方组织也对所有的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开展讨论，希望各组织就这些问题作出决议，上报代表大会。
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
（译自《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传单》第1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43－46页。许立言、蒋春雨译）
[1] 这是《前进报》转载此传单的日期。在报上献标题下面附有编者按语：“我们转载俄国已经出版的下面的传单，因为它提出了供全党讨论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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