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灝年
在我们已经清楚革命与復辟的一般歷史含义，特别是民主革命与专制復辟的特殊定义之后，我们自然就能够认清民主革命与专制復辟互為反制的歷史关系了。因為民主革命既然是意在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其革命的具体对象，便是以专制政权為代表的、企图维护旧专制制度的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相反，专制復辟则是指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企图重建专制制度。
幸运的是，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歷史进程，不仅证明了民主革命的爆发，乃是这一过渡在政治上的重大发端，而且证明了其过渡的主要方式便是民主革命。因為正是民主革命的爆发，才率先為推倒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立了头功；而也正是民主革命，才為全世界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留下了一座座歷史的丰碑。因此，要追溯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进程，则排斥、否认、甚至反污民主革命及其不朽的歷史功绩，便无论如何于理难通。
然而，不幸的却是，也正因為民主革命乃是推动这一过渡的重大发端和主要方式，它才必然地要遭遇形形色色专制復辟势力的歪曲、詆毁直至公然反扑或变相反对，甚至能在一定歷史条件下和一定歷史时期内，由于国际国内因素，政治经济原因，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而為专制势力所战胜。由是，在民主革命爆发后，虽然专制势力的一再反扑甚至成功，并不能够阻止民主革命的一再爆发和最终胜利，但是，革命与復辟反復较量的艰难态势却因之而形成，民主与专制反復较量的痛苦歷程亦因之而出现。因而，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也就必然地要表现出种种艰难与曲折的歷史景象。
第一、较量的普遍性与反復性
举世最早的尼德兰民主革命，虽与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民族革命相互交织，自一五六一年革命发动到一六零九年西班牙承认荷兰独立，直至一六四八年欧洲在结束三十年战争后订立《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正式承认荷兰共和国，其间，革命与復辟反復较量的歷史竟长达七十八年之久。
著名的英国民主革命，自一六四零年爆发直至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告成，其间四十八年就曾歷经三次革命与復辟的较量。一六四七年十二月，由于苏格兰和英格兰长老派密谋英王查理一世復辟，而引爆第二次国内战争。祇因復辟派被克伦威尔战败，才使第一次復辟图谋未遂。一六四九年英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后，苏格兰保王党及其势力欲拥立查理二世為国王的復辟企图，又因一六五一年克伦威尔征服苏格兰并将之併入英国，而使得二度復辟未果。第三次是在克伦威尔死后两年：一六六零年四月，因保王党蒙克与查理二世谈判成功而发表“布雷达宣言”，查理二世当上英国国王，斯图亚特王朝遂宣佈復辟。復辟歷经查理二世和詹拇世二世长达二十八年的腐败统治，直至被光荣革命推倒，英国才在王冠下，更在革命的逼迫下，诞生了举世闻名的新政体，并从此由“君主宪政”而走上了“虚君共和”的道路。所以，孙中山先生指欧洲各国的君主宪政乃為“革命之所赐”，也就言之不虚。
民主革命爆发后，迭呈革命与復辟反復较量者，以法国為最。法国民主革命自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狱，直至一八七五年法国人民承继法兰西共和国国统，承认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宪法，确立共和国体，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后八十六年，革命与復辟的反復较量可谓连续不断，异常复杂和激烈。如果说罗伯斯庇尔之死，标誌著立宪派的得手，拿破仑的滑铁庐之败，则带来了波庞王朝復辟的成功。一八三零年的革命虽然埋葬了力图全面復辟君主专制制度的波庞王朝，但是，路易‧菲立普所建立的七月王朝却依然猖行专制復辟达十八年之久。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虽然战胜了復辟的七月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然而，路易‧波拿巴却于民主共和之中，“加演”专制復辟之為，并终于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更名為法兰西“第二帝国”，他自己也因此而从总统变成了皇帝。若不是色当一役既使法国惨败，又使路易‧波拿巴的帝国一朝覆亡，则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尤其是法国民主制度的最终确认和确立，尚不知还有几波几折。
尼德兰、英国、法国如是，但凡爆发过民主革命、推翻过专制王朝、建立了民主政体的国家亦莫不如斯。一八一零年爆发的西班牙民主革命，虽然诞生了著名的“一八一二年宪法”，其始亦与反对法国侵略的民族革命交炽一炉，但是由于拿破仑在欧洲的失败和欧洲国际专制势力的粗暴干涉，亦使革命力量与王室復辟势力歷经五次反復较量，时长六十四年之久，直至一八七四年，才以波庞家的阿尔丰斯十二实行两党议会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国家為终。
深受西班牙革命和西班牙一八一二年宪法影响的葡萄牙，于一八二零年爆发革命后，由国王若奥之子唐‧米格尔所代表的专制势力，就曾发动三次復辟。虽然一败两胜，胜也短命，却為葡萄牙民主革命留下了革命与復辟一再较量的痛苦经歷。
十九世纪欧洲荷、英、法、西、葡等主要国家如是，二十世纪的德国和俄国，包括东亚诸落后国家，就更是在新的歷史条件下，展开了革命与復辟之更加痛苦和更加艰难的较量歷程。德国虽然迟至一八七一年才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并且威风一时，但它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失败，却导致了第二帝国的迅疾败亡和德国民主派的轻易成功。一九一九年由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艾伯特派建立的魏玛共和国，转瞬之间便迎来了专制势力的疯狂反扑。意在德意志復辟帝国的卡普暴动固然為民主力量所迅速击败，但是，由希特勒所代表的新型专制復辟势力虽然不再公开号召重建帝国，归復君主专制，但他在国家社会主义招牌下，由要求强化中央集权而成為欧洲最大独裁者的发跡之路，却在实质上将德国完全復辟成了一个极权统治的专制帝国，即“第三帝国”，从而又敷演出了一幕帝国兴亡的歷史悲喜剧。
无独有偶的是，早在希特勒于德国打著国家社会主义招牌，以逞专制復辟之前，列寧已在欧洲最落后的俄国，于二月民主革命推翻沙皇之后，復“以革命的名义”（列寧语）推倒了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重建了俄国专制制度。十月革命对于二月革命背叛的本质，便是“以革命的名义”反扑民主革命，直至达到专制復辟的成功，并从此敷演了一场长达七十餘年专制復辟的巨大歷史悲剧。今天，即便是前苏联已经于一九九一年一朝崩垮，但一部分“人还在，心未死”的俄共党人，其復辟的愿望却并没有死绝。
至于以辛亥革命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在她一举推翻满清专制王朝、结束两千餘年君主专制制度之后，所曾遭遇的较量歷程，特别是形形色色专制復辟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甚至是空前的歷史浩劫，正是本书所要深入探讨与论证的主题。一言以蔽之，近四百年来，自从世界开始了从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以后，凡是爆发过民主革命的国家，应该说，无一没有经歷过革命与復辟反復较量的歷程。而也祇有经歷了这一普遍的歷史进程，或曰民主革命的主体歷程，民主革命才能最终地获得成功，民主制度才会最终地获得确认和确立。
第二、较量的艰难性
一、来自被推翻的专制统治集团，以及作為它附庸的王室、贵族、教会、僧侣以及一切享有特权者，或既得利益集团，因不甘心失去他们的专制政权和贵族特权，而时刻企图死灰復燃，捲土重来。这无疑是革命与復辟反復较量的本质所在，又是革命要战胜復辟之所以艰难的根本原因。為了復辟，英王查理一世可以反仇為友，在一六四一年镇压苏格兰叛乱未果之后，又于一六四七年暗中勾结苏格兰长老派密谋復辟王位，并因此挑起第二次国内战争。同样是為了復辟，法王路易十六，王后玛格丽特，以及大大小小的王公贵族，在欧洲专制势力企图共同围剿法国革命之际，竟能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或投书以告密，或阴谋以献策，或奔走以呼号，或公然叛国以投敌，王后甚至能将法军作战计划密呈普奥联军，以图换取王权的復归。可以说，自一五六一年尼德兰爆发民主革命迄今為止的四百餘年间，全世界凡爆发过民主革命的国家，无一没有出现过旧王朝、旧王权、旧贵族和旧特权享有者之一再图谋復辟的行径。一九九一年，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共產国家自崩自垮以后，其共產顽固势力一再企图復辟的欲望，实在是他们至今仍在蠢蠢欲动的根本原因。
二、来自未曾解体或正在解体的传统农业社会对自身专制政治形式的顽固维护，和对于自由经济发生与发展的顽强对抗。因為传统的家长制与小生產，既是专制政治赖以建构的最坚实社会基础；自由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又是造成这一基础解体的最重要原因。更何况自由主义的生產经营方式，当它对专制制度、权力经济及其基础──整个传统农业社会进行挑战时，既带著足以憾动人心的民主自由信念，又带著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鲜歷史气息。由是，它才不仅是在思想政治领域对一切专制意识形态的一场彻底的大进攻，而且更是对传统生產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一场彻底的大破坏，必然要遭到整个传统农业社会、特别是农民的反对甚至反抗。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中期，尼德兰和英格兰之所以能够及早地爆发民主革命，其根本原因，便是在文艺復兴、思想更新、宗教改革的时代到来之后，由于航海业的发展，圈地运动的推行，传统农业社会的开始解体，从而促使大型手工业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结果。反之，不论是法国民主革命期间旺岱地区农民的公开叛乱，还是西班牙民主革命期间农民对卡洛斯王子復辟活动的广泛支持，亦都是因為传统农业社会和宗法制农村未能走向最后解体所至。德国魏玛共和国成立后，率先叛乱并公然要求復辟第二帝国的卡普暴动，便爆发在封建落后的东普鲁士。至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之所以被列寧的共產革命所叛变，中国辛亥革命后之所以会出现形形色色的专制復辟，特别是出现了以共產革命名义和以农民造反方式实现专制復辟的痛苦状态，东亚几个所谓共產国家之所以祇有改朝换代、而迄无制度变更的现实，无非是作為专制政治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还没有开始、或刚刚开始走向解体这一根本原因所致。
三、来自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制的思想文化观念对于世道人心的顽固影响，及其对于新思想新观念所產生的巨大反制力量。必须明确的是，一个漫长的旧社会和旧制度的精神传统，是断然不会与这个旧社会及旧制度自身的物质形式同时被送进坟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家王朝，但一次革命，却绝无可能将种种专制的思想文化观念同时送进坟墓。中外民主革命的歷史事实早已证明，凡是专制的思想文化与观念，在革命前如若未曾受到挑战、批判直至被民主共和的思想理念所战胜，则不仅会带来发动革命的困难，而且在革命后招致復辟的可能也就愈大，甚至愈长。一六四零年的英国民主革命，在西方之所以被称做清教徒革命，便是因為清教徒对英国国教的反对才促成了革命契机的到来。反之，在当时的英国，正因為清教徒并不曾、也不可能推开一场真正宣扬民主共和理念的思想解放运动，因而，英国才会在革命爆发后迭呈思想的混乱，并最终招致斯图亚特王朝的长期復辟，甚至连光荣革命也祇能在王冠之下才能获得成功。这，大约也是英国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理念和理论，是在革命爆发后，更在革命与復辟迭呈较量的歷史混乱中，才开始逐步形成的原因。法国在一七八九年爆发民主革命之前就有了近百年的思想啟蒙运动。正因為这个思想啟蒙运动不仅公然地举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旗帜，公开地提出了共和主义的建国原则，并且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法制等许多方面，都催生了新思想和新理念，因此，法国人民才能够在长达八十六年革命与復辟的反復较量中，一贯坚持追求共和、反对专制的民主革命精神。法国革命的理念、理论与实践，才会传遍世界，并成為十九世纪欧洲歷史发展的标誌。
在我们已经清楚革命与復辟的一般歷史含义，特别是民主革命与专制復辟的特殊定义之后，我们自然就能够认清民主革命与专制復辟互為反制的歷史关系了。因為民主革命既然是意在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其革命的具体对象，便是以专制政权為代表的、企图维护旧专制制度的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相反，专制復辟则是指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企图重建专制制度。
幸运的是，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歷史进程，不仅证明了民主革命的爆发，乃是这一过渡在政治上的重大发端，而且证明了其过渡的主要方式便是民主革命。因為正是民主革命的爆发，才率先為推倒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立了头功；而也正是民主革命，才為全世界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留下了一座座歷史的丰碑。因此，要追溯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进程，则排斥、否认、甚至反污民主革命及其不朽的歷史功绩，便无论如何于理难通。
然而，不幸的却是，也正因為民主革命乃是推动这一过渡的重大发端和主要方式，它才必然地要遭遇形形色色专制復辟势力的歪曲、詆毁直至公然反扑或变相反对，甚至能在一定歷史条件下和一定歷史时期内，由于国际国内因素，政治经济原因，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而為专制势力所战胜。由是，在民主革命爆发后，虽然专制势力的一再反扑甚至成功，并不能够阻止民主革命的一再爆发和最终胜利，但是，革命与復辟反復较量的艰难态势却因之而形成，民主与专制反復较量的痛苦歷程亦因之而出现。因而，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也就必然地要表现出种种艰难与曲折的歷史景象。
第一、较量的普遍性与反復性
举世最早的尼德兰民主革命，虽与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民族革命相互交织，自一五六一年革命发动到一六零九年西班牙承认荷兰独立，直至一六四八年欧洲在结束三十年战争后订立《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正式承认荷兰共和国，其间，革命与復辟反復较量的歷史竟长达七十八年之久。
著名的英国民主革命，自一六四零年爆发直至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告成，其间四十八年就曾歷经三次革命与復辟的较量。一六四七年十二月，由于苏格兰和英格兰长老派密谋英王查理一世復辟，而引爆第二次国内战争。祇因復辟派被克伦威尔战败，才使第一次復辟图谋未遂。一六四九年英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后，苏格兰保王党及其势力欲拥立查理二世為国王的復辟企图，又因一六五一年克伦威尔征服苏格兰并将之併入英国，而使得二度復辟未果。第三次是在克伦威尔死后两年：一六六零年四月，因保王党蒙克与查理二世谈判成功而发表“布雷达宣言”，查理二世当上英国国王，斯图亚特王朝遂宣佈復辟。復辟歷经查理二世和詹拇世二世长达二十八年的腐败统治，直至被光荣革命推倒，英国才在王冠下，更在革命的逼迫下，诞生了举世闻名的新政体，并从此由“君主宪政”而走上了“虚君共和”的道路。所以，孙中山先生指欧洲各国的君主宪政乃為“革命之所赐”，也就言之不虚。
民主革命爆发后，迭呈革命与復辟反復较量者，以法国為最。法国民主革命自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狱，直至一八七五年法国人民承继法兰西共和国国统，承认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宪法，确立共和国体，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后八十六年，革命与復辟的反復较量可谓连续不断，异常复杂和激烈。如果说罗伯斯庇尔之死，标誌著立宪派的得手，拿破仑的滑铁庐之败，则带来了波庞王朝復辟的成功。一八三零年的革命虽然埋葬了力图全面復辟君主专制制度的波庞王朝，但是，路易‧菲立普所建立的七月王朝却依然猖行专制復辟达十八年之久。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虽然战胜了復辟的七月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然而，路易‧波拿巴却于民主共和之中，“加演”专制復辟之為，并终于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更名為法兰西“第二帝国”，他自己也因此而从总统变成了皇帝。若不是色当一役既使法国惨败，又使路易‧波拿巴的帝国一朝覆亡，则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尤其是法国民主制度的最终确认和确立，尚不知还有几波几折。
尼德兰、英国、法国如是，但凡爆发过民主革命、推翻过专制王朝、建立了民主政体的国家亦莫不如斯。一八一零年爆发的西班牙民主革命，虽然诞生了著名的“一八一二年宪法”，其始亦与反对法国侵略的民族革命交炽一炉，但是由于拿破仑在欧洲的失败和欧洲国际专制势力的粗暴干涉，亦使革命力量与王室復辟势力歷经五次反復较量，时长六十四年之久，直至一八七四年，才以波庞家的阿尔丰斯十二实行两党议会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国家為终。
深受西班牙革命和西班牙一八一二年宪法影响的葡萄牙，于一八二零年爆发革命后，由国王若奥之子唐‧米格尔所代表的专制势力，就曾发动三次復辟。虽然一败两胜，胜也短命，却為葡萄牙民主革命留下了革命与復辟一再较量的痛苦经歷。
十九世纪欧洲荷、英、法、西、葡等主要国家如是，二十世纪的德国和俄国，包括东亚诸落后国家，就更是在新的歷史条件下，展开了革命与復辟之更加痛苦和更加艰难的较量歷程。德国虽然迟至一八七一年才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并且威风一时，但它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失败，却导致了第二帝国的迅疾败亡和德国民主派的轻易成功。一九一九年由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艾伯特派建立的魏玛共和国，转瞬之间便迎来了专制势力的疯狂反扑。意在德意志復辟帝国的卡普暴动固然為民主力量所迅速击败，但是，由希特勒所代表的新型专制復辟势力虽然不再公开号召重建帝国，归復君主专制，但他在国家社会主义招牌下，由要求强化中央集权而成為欧洲最大独裁者的发跡之路，却在实质上将德国完全復辟成了一个极权统治的专制帝国，即“第三帝国”，从而又敷演出了一幕帝国兴亡的歷史悲喜剧。
无独有偶的是，早在希特勒于德国打著国家社会主义招牌，以逞专制復辟之前，列寧已在欧洲最落后的俄国，于二月民主革命推翻沙皇之后，復“以革命的名义”（列寧语）推倒了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重建了俄国专制制度。十月革命对于二月革命背叛的本质，便是“以革命的名义”反扑民主革命，直至达到专制復辟的成功，并从此敷演了一场长达七十餘年专制復辟的巨大歷史悲剧。今天，即便是前苏联已经于一九九一年一朝崩垮，但一部分“人还在，心未死”的俄共党人，其復辟的愿望却并没有死绝。
至于以辛亥革命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在她一举推翻满清专制王朝、结束两千餘年君主专制制度之后，所曾遭遇的较量歷程，特别是形形色色专制復辟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甚至是空前的歷史浩劫，正是本书所要深入探讨与论证的主题。一言以蔽之，近四百年来，自从世界开始了从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以后，凡是爆发过民主革命的国家，应该说，无一没有经歷过革命与復辟反復较量的歷程。而也祇有经歷了这一普遍的歷史进程，或曰民主革命的主体歷程，民主革命才能最终地获得成功，民主制度才会最终地获得确认和确立。
第二、较量的艰难性
一、来自被推翻的专制统治集团，以及作為它附庸的王室、贵族、教会、僧侣以及一切享有特权者，或既得利益集团，因不甘心失去他们的专制政权和贵族特权，而时刻企图死灰復燃，捲土重来。这无疑是革命与復辟反復较量的本质所在，又是革命要战胜復辟之所以艰难的根本原因。為了復辟，英王查理一世可以反仇為友，在一六四一年镇压苏格兰叛乱未果之后，又于一六四七年暗中勾结苏格兰长老派密谋復辟王位，并因此挑起第二次国内战争。同样是為了復辟，法王路易十六，王后玛格丽特，以及大大小小的王公贵族，在欧洲专制势力企图共同围剿法国革命之际，竟能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或投书以告密，或阴谋以献策，或奔走以呼号，或公然叛国以投敌，王后甚至能将法军作战计划密呈普奥联军，以图换取王权的復归。可以说，自一五六一年尼德兰爆发民主革命迄今為止的四百餘年间，全世界凡爆发过民主革命的国家，无一没有出现过旧王朝、旧王权、旧贵族和旧特权享有者之一再图谋復辟的行径。一九九一年，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共產国家自崩自垮以后，其共產顽固势力一再企图復辟的欲望，实在是他们至今仍在蠢蠢欲动的根本原因。
二、来自未曾解体或正在解体的传统农业社会对自身专制政治形式的顽固维护，和对于自由经济发生与发展的顽强对抗。因為传统的家长制与小生產，既是专制政治赖以建构的最坚实社会基础；自由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又是造成这一基础解体的最重要原因。更何况自由主义的生產经营方式，当它对专制制度、权力经济及其基础──整个传统农业社会进行挑战时，既带著足以憾动人心的民主自由信念，又带著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鲜歷史气息。由是，它才不仅是在思想政治领域对一切专制意识形态的一场彻底的大进攻，而且更是对传统生產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一场彻底的大破坏，必然要遭到整个传统农业社会、特别是农民的反对甚至反抗。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中期，尼德兰和英格兰之所以能够及早地爆发民主革命，其根本原因，便是在文艺復兴、思想更新、宗教改革的时代到来之后，由于航海业的发展，圈地运动的推行，传统农业社会的开始解体，从而促使大型手工业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结果。反之，不论是法国民主革命期间旺岱地区农民的公开叛乱，还是西班牙民主革命期间农民对卡洛斯王子復辟活动的广泛支持，亦都是因為传统农业社会和宗法制农村未能走向最后解体所至。德国魏玛共和国成立后，率先叛乱并公然要求復辟第二帝国的卡普暴动，便爆发在封建落后的东普鲁士。至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之所以被列寧的共產革命所叛变，中国辛亥革命后之所以会出现形形色色的专制復辟，特别是出现了以共產革命名义和以农民造反方式实现专制復辟的痛苦状态，东亚几个所谓共產国家之所以祇有改朝换代、而迄无制度变更的现实，无非是作為专制政治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还没有开始、或刚刚开始走向解体这一根本原因所致。
三、来自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制的思想文化观念对于世道人心的顽固影响，及其对于新思想新观念所產生的巨大反制力量。必须明确的是，一个漫长的旧社会和旧制度的精神传统，是断然不会与这个旧社会及旧制度自身的物质形式同时被送进坟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家王朝，但一次革命，却绝无可能将种种专制的思想文化观念同时送进坟墓。中外民主革命的歷史事实早已证明，凡是专制的思想文化与观念，在革命前如若未曾受到挑战、批判直至被民主共和的思想理念所战胜，则不仅会带来发动革命的困难，而且在革命后招致復辟的可能也就愈大，甚至愈长。一六四零年的英国民主革命，在西方之所以被称做清教徒革命，便是因為清教徒对英国国教的反对才促成了革命契机的到来。反之，在当时的英国，正因為清教徒并不曾、也不可能推开一场真正宣扬民主共和理念的思想解放运动，因而，英国才会在革命爆发后迭呈思想的混乱，并最终招致斯图亚特王朝的长期復辟，甚至连光荣革命也祇能在王冠之下才能获得成功。这，大约也是英国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理念和理论，是在革命爆发后，更在革命与復辟迭呈较量的歷史混乱中，才开始逐步形成的原因。法国在一七八九年爆发民主革命之前就有了近百年的思想啟蒙运动。正因為这个思想啟蒙运动不仅公然地举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旗帜，公开地提出了共和主义的建国原则，并且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法制等许多方面，都催生了新思想和新理念，因此，法国人民才能够在长达八十六年革命与復辟的反復较量中，一贯坚持追求共和、反对专制的民主革命精神。法国革命的理念、理论与实践，才会传遍世界，并成為十九世纪欧洲歷史发展的标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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