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最后一课：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
文/孙展
1986年6月9日，92岁高龄的钱穆在外双溪素书楼家中，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班的学生讲授了告别杏坛的最后一堂课。课毕，老人寄语后学，“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
“他的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 育人和著书。但是无论是和育人还是著书，他所有的核心都是在宣扬、传播中国人自己的文化。” 《钱穆学术思想评传》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汪学群说。
从1911年18岁任教于无锡三兼小学开始，从小学教员到中学教员再到大学教授，钱穆一生中在讲台上度过了75年。
曾经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朱海涛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回忆这位“并不瘦，两颊颇丰满，而且带着红润”的先生，以高中还未毕业的学历登上北大讲坛，但却是全校最“叫座”的老师之一。每逢他讲课，即便是比普通教室大三倍的二院大礼堂，也是人满为患。
也就是在这个讲坛上，他陆续告诉学生们，“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这样的思想和理念，几乎与“五四”之后力倡全面西化的大环境显得格格不入，那时候，站在北大讲坛上讲论这番言论的这名高中肄业生显得很孤独。
钱穆一再坚持认为，本民族的文化从来不存在的原罪的问题，而只有了解自己的文化，对自身的文化怀有应有的敬意，“其国家乃有再向前发展之希望。”
也正是带着这样的信念，他于1949年南下香港就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旋即改建新亚书院，在这个文化孤岛上，他汇集了一批有志儒学之士。也正是在这里，他不断地著书、写作，声誉日隆，被称为最后的“国学大师”。
“他给人们留下了80多部1700多万字的著作，涉及到思想史、文化史、历史地理、中西文化比较等方方面面，但宣扬中国文化的中心从来没有变。”汪学群说。
1967年，钱穆移居台北，于是，每周末在外双溪素书楼家中讲课几成定例，数十年不曾改变。1986年6月9日，钱穆的最后一课从下午开始，他以自己独特的无锡官话阐述着数十年来一直讲述的道理。“不要一笔抹杀、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要在时代的变迁中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钱穆说。
文/孙展
1986年6月9日，92岁高龄的钱穆在外双溪素书楼家中，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班的学生讲授了告别杏坛的最后一堂课。课毕，老人寄语后学，“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
“他的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 育人和著书。但是无论是和育人还是著书，他所有的核心都是在宣扬、传播中国人自己的文化。” 《钱穆学术思想评传》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汪学群说。
从1911年18岁任教于无锡三兼小学开始，从小学教员到中学教员再到大学教授，钱穆一生中在讲台上度过了75年。
曾经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朱海涛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回忆这位“并不瘦，两颊颇丰满，而且带着红润”的先生，以高中还未毕业的学历登上北大讲坛，但却是全校最“叫座”的老师之一。每逢他讲课，即便是比普通教室大三倍的二院大礼堂，也是人满为患。
也就是在这个讲坛上，他陆续告诉学生们，“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这样的思想和理念，几乎与“五四”之后力倡全面西化的大环境显得格格不入，那时候，站在北大讲坛上讲论这番言论的这名高中肄业生显得很孤独。
钱穆一再坚持认为，本民族的文化从来不存在的原罪的问题，而只有了解自己的文化，对自身的文化怀有应有的敬意，“其国家乃有再向前发展之希望。”
也正是带着这样的信念，他于1949年南下香港就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旋即改建新亚书院，在这个文化孤岛上，他汇集了一批有志儒学之士。也正是在这里，他不断地著书、写作，声誉日隆，被称为最后的“国学大师”。
“他给人们留下了80多部1700多万字的著作，涉及到思想史、文化史、历史地理、中西文化比较等方方面面，但宣扬中国文化的中心从来没有变。”汪学群说。
1967年，钱穆移居台北，于是，每周末在外双溪素书楼家中讲课几成定例，数十年不曾改变。1986年6月9日，钱穆的最后一课从下午开始，他以自己独特的无锡官话阐述着数十年来一直讲述的道理。“不要一笔抹杀、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要在时代的变迁中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钱穆说。
钱穆，江苏无锡人。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江南大学等校教职。香港新亚书院创办人。1967年在台湾定居。著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论语新解》、《庄老通辨》、《朱子新学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数十种。
钱穆在学问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但他公正地感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提携了他。顾颉刚回苏州探亲发现了钱穆的才华，推荐他到燕京大学任教，使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中学教师，一步登上了大学讲台。后来他与胡适失和，但并没有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是上个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个主要形象，鲁迅、胡适、钱穆被后人称为“铁三角”，构成了那个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柱梁。
钱穆一生淡泊名利，不慕仕途，志趣唯育人和著书两项。但无论是育人还是著书，他所有的核心都是在宣扬、传播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他一生中在讲坛上度过了75年，在92岁告别杏林的最后一堂课上，老人寄语后学：“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 他一生给后人留下了80多部1700多万字的著作，涉及思想史、文化史、历史地理、中西文化比较等方方面面，但宣传中国文化的中心从来没有变，被称为最后的“国学大师”。他始终坚持认为，只有了解自己的文化，对自身的文化怀有应有的敬意，“其国家乃有再向前发展之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对其已往之历史无所了解，那么这个民族必然是无文化之民族，这样的民族最终是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对自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着的一股全盘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研究或评价中国历史的“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他反对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从而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针对当时人们“率言革新”的现象，钱穆指出，“革新固当知旧”。“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劲敌也”。他提出，要认识“中国文化之优异之价值”，就必须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温情与敬意”，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不须外求，“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这些无疑都是正确和深刻的，特别是他提出的“革新固当知旧”，只有“知旧”才能更好地“革新”，因而要加强对国民进行本民族历史教育的观点，在今天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在《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一文中钱穆指出：“本来是由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化，但也可以说中国文化创造了中国人，总之，中国文化在中国人身上。因此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应该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人，亦就是说看中国史上历来的人生与人物，即中国人怎样地生活？中国人怎样地做人？”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最伟大之处就是它的一套人生哲学，既可以“兼济天下”，又可以“独善其身”。人生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外在的，也就是人所创造的物和人所经营的事，即易经上所讲的“开物成务”。没有的物质被创造出来，就是“开物”；做一件事情做成了，就是“成务”。但这些都是人生的外在表现，是人类怎样生存在社会乃至天地间的手段，不能把这些当作人生的理想和目的。人生在世，究竟怎样生、怎样做一个人？这就属于理想和目的方面，此谓文化人生。自然人生只求生存，文化人生则在生存之上有向往、有标准，这就是人生的内在方面，中国人称之为“道”。这个“道”字，就是现在人所讲的文化。
由此钱穆把人类文化分为外倾性和内倾性两类。指出，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似是偏重内倾方面，西方文化则偏重外倾方面。西方人看重人的外在表现，没有注意到人本身内在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西方人讲到古代文化，必提到埃及金字塔，讲到现代文化，必提到太空人，这些的确都很伟大，是人类惊天动地的壮举，可以十足地说明人类的智慧聪明及其运用物质的能力，但我们也应该进一步追问：这些伟大的壮举于社会人生，究竟价值何在？意义何在？人生理想终究不为要送人上月球。即便把人送上了月球，依然解决不了当前世界有关人生的种种问题。而中国文化之内倾，注重的是人本身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主要是从理想上创造人、完成人，要使人生符合于理想。这样的人就必然具有一人格，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德性”，中国传统文化最看重这些有理想与德性的人。
钱穆用孟子书中所举出的三圣人为例：伊尹、伯夷和柳下惠。他说，人处社会，总不外三种态度，一是积极向上的，负责任的，领导奋斗的，如伊尹；一是什么都不管的，与世无争，只求一身干净的，如伯夷；一是既不一味向前，也不退避三舍，而是一味随和，但在随和中不失却自己的，如柳下惠。这三个人都称得上是圣人，而孔子能合此三德，随时随宜而活用，故孔子被独尊为大圣，为百世师。钱穆说，人之处世，大体就这三条路，走此三条路都可以成为圣人，为仁者。这三种人不一定都是历史舞台上的人物，但从文化传统来讲，各有他们不可磨灭的意义和价值。“不是说人不应该有表现，人是应该有所表现的；但人的意义和价值，却不尽在外面表现上，倘使他没有表现，也仍会不失其意义与价值之所在。那些无表现的人，若说他们有表现，则也只表现在他们内在的心情与德性上。”这便是中国人的人生观和文化精神。
钱穆说，今天的中国人一心都想去美国，若我们能懂得中国文化传统，则多有几个中国人去美国岂不好？所惜的，只是目前的中国人一到美国便不再想做中国人了；或者他没有去美国，早已存心不想做中国人了。好像做一个中国人，无价值意义可言。这种想法，无非是从外面条件做衡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下，任何人在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都可堂堂正正做个人，本无中国美国之分别，而且做人可以每天进步。若一个人能生活得每天有进步，岂不是一个最快乐的人生吗？在当下、在此刻便可做一个完人，就可以完成此生的最高理想、最完美的人格，而不必等到以后，等到升天国，这样的人生岂不是最标准、最理想、最有意义、最有价值吗？
中国的这套日新其德的人生哲学，可以不需要任何宗教信仰而在当下有其无上的鼓励和满足。不论我们要做的大事或小事，乃至处在任何社会，在任何环境与条件之下，这套哲学都不会给我们以妨碍，而只给我们以成功。纵使我们信仰了任何宗教，亦不会与此有冲突。它是一个最真实最积极的人生哲理，而且简单明白，人人可以了解，可以践行。钱穆不无遗憾地说，可惜，我们这一套哲学，西洋人不讲，所以我们也不自信，不肯讲。但西方人的贡献，究竟是在向外方面多了些，开物成务是向外的，他们的宗教法律文艺哲学等成就，主要精神是向外的。正因为向外，一旦在外面遭遇阻碍挫折便会感到无法；中国人注重向内看，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中之每个人，可以不问外在环境和他所遭遇的社会条件，他都能无往而不自得。即便天下黑暗，光明不再，但还是一样有完人。就凭这一点，中国文化能维持到今天，中华民族能维持到今天。因此，今天我们要提倡中国文化，应该从这个方面来下功夫，各自努力学做人，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理想的中国人。钱穆深信，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民族与中国历史，可以在做人的精神上建立而维持。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自救，可以救别人，可以救国家与民族，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永远光耀天地。
费孝通最早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汤一介对此极为赞赏，他认为，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民族复兴阶段，因此我们必须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认真反思我们自身文化所存在的缺陷，认真发掘我们古老文化的真精神所在，其中最重要的是看看我们的文化中能否为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最重大问题提供有积极意义的资源，以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合理地发展。在这种意义上重温钱穆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论述，是否对我们有所启示？
钱穆在学问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但他公正地感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提携了他。顾颉刚回苏州探亲发现了钱穆的才华，推荐他到燕京大学任教，使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中学教师，一步登上了大学讲台。后来他与胡适失和，但并没有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是上个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个主要形象，鲁迅、胡适、钱穆被后人称为“铁三角”，构成了那个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柱梁。
钱穆一生淡泊名利，不慕仕途，志趣唯育人和著书两项。但无论是育人还是著书，他所有的核心都是在宣扬、传播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他一生中在讲坛上度过了75年，在92岁告别杏林的最后一堂课上，老人寄语后学：“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 他一生给后人留下了80多部1700多万字的著作，涉及思想史、文化史、历史地理、中西文化比较等方方面面，但宣传中国文化的中心从来没有变，被称为最后的“国学大师”。他始终坚持认为，只有了解自己的文化，对自身的文化怀有应有的敬意，“其国家乃有再向前发展之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对其已往之历史无所了解，那么这个民族必然是无文化之民族，这样的民族最终是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对自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着的一股全盘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研究或评价中国历史的“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他反对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从而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针对当时人们“率言革新”的现象，钱穆指出，“革新固当知旧”。“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劲敌也”。他提出，要认识“中国文化之优异之价值”，就必须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温情与敬意”，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不须外求，“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这些无疑都是正确和深刻的，特别是他提出的“革新固当知旧”，只有“知旧”才能更好地“革新”，因而要加强对国民进行本民族历史教育的观点，在今天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在《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一文中钱穆指出：“本来是由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化，但也可以说中国文化创造了中国人，总之，中国文化在中国人身上。因此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应该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人，亦就是说看中国史上历来的人生与人物，即中国人怎样地生活？中国人怎样地做人？”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最伟大之处就是它的一套人生哲学，既可以“兼济天下”，又可以“独善其身”。人生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外在的，也就是人所创造的物和人所经营的事，即易经上所讲的“开物成务”。没有的物质被创造出来，就是“开物”；做一件事情做成了，就是“成务”。但这些都是人生的外在表现，是人类怎样生存在社会乃至天地间的手段，不能把这些当作人生的理想和目的。人生在世，究竟怎样生、怎样做一个人？这就属于理想和目的方面，此谓文化人生。自然人生只求生存，文化人生则在生存之上有向往、有标准，这就是人生的内在方面，中国人称之为“道”。这个“道”字，就是现在人所讲的文化。
由此钱穆把人类文化分为外倾性和内倾性两类。指出，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似是偏重内倾方面，西方文化则偏重外倾方面。西方人看重人的外在表现，没有注意到人本身内在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西方人讲到古代文化，必提到埃及金字塔，讲到现代文化，必提到太空人，这些的确都很伟大，是人类惊天动地的壮举，可以十足地说明人类的智慧聪明及其运用物质的能力，但我们也应该进一步追问：这些伟大的壮举于社会人生，究竟价值何在？意义何在？人生理想终究不为要送人上月球。即便把人送上了月球，依然解决不了当前世界有关人生的种种问题。而中国文化之内倾，注重的是人本身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主要是从理想上创造人、完成人，要使人生符合于理想。这样的人就必然具有一人格，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德性”，中国传统文化最看重这些有理想与德性的人。
钱穆用孟子书中所举出的三圣人为例：伊尹、伯夷和柳下惠。他说，人处社会，总不外三种态度，一是积极向上的，负责任的，领导奋斗的，如伊尹；一是什么都不管的，与世无争，只求一身干净的，如伯夷；一是既不一味向前，也不退避三舍，而是一味随和，但在随和中不失却自己的，如柳下惠。这三个人都称得上是圣人，而孔子能合此三德，随时随宜而活用，故孔子被独尊为大圣，为百世师。钱穆说，人之处世，大体就这三条路，走此三条路都可以成为圣人，为仁者。这三种人不一定都是历史舞台上的人物，但从文化传统来讲，各有他们不可磨灭的意义和价值。“不是说人不应该有表现，人是应该有所表现的；但人的意义和价值，却不尽在外面表现上，倘使他没有表现，也仍会不失其意义与价值之所在。那些无表现的人，若说他们有表现，则也只表现在他们内在的心情与德性上。”这便是中国人的人生观和文化精神。
钱穆说，今天的中国人一心都想去美国，若我们能懂得中国文化传统，则多有几个中国人去美国岂不好？所惜的，只是目前的中国人一到美国便不再想做中国人了；或者他没有去美国，早已存心不想做中国人了。好像做一个中国人，无价值意义可言。这种想法，无非是从外面条件做衡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下，任何人在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都可堂堂正正做个人，本无中国美国之分别，而且做人可以每天进步。若一个人能生活得每天有进步，岂不是一个最快乐的人生吗？在当下、在此刻便可做一个完人，就可以完成此生的最高理想、最完美的人格，而不必等到以后，等到升天国，这样的人生岂不是最标准、最理想、最有意义、最有价值吗？
中国的这套日新其德的人生哲学，可以不需要任何宗教信仰而在当下有其无上的鼓励和满足。不论我们要做的大事或小事，乃至处在任何社会，在任何环境与条件之下，这套哲学都不会给我们以妨碍，而只给我们以成功。纵使我们信仰了任何宗教，亦不会与此有冲突。它是一个最真实最积极的人生哲理，而且简单明白，人人可以了解，可以践行。钱穆不无遗憾地说，可惜，我们这一套哲学，西洋人不讲，所以我们也不自信，不肯讲。但西方人的贡献，究竟是在向外方面多了些，开物成务是向外的，他们的宗教法律文艺哲学等成就，主要精神是向外的。正因为向外，一旦在外面遭遇阻碍挫折便会感到无法；中国人注重向内看，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中之每个人，可以不问外在环境和他所遭遇的社会条件，他都能无往而不自得。即便天下黑暗，光明不再，但还是一样有完人。就凭这一点，中国文化能维持到今天，中华民族能维持到今天。因此，今天我们要提倡中国文化，应该从这个方面来下功夫，各自努力学做人，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理想的中国人。钱穆深信，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民族与中国历史，可以在做人的精神上建立而维持。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自救，可以救别人，可以救国家与民族，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永远光耀天地。
费孝通最早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汤一介对此极为赞赏，他认为，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民族复兴阶段，因此我们必须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认真反思我们自身文化所存在的缺陷，认真发掘我们古老文化的真精神所在，其中最重要的是看看我们的文化中能否为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最重大问题提供有积极意义的资源，以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合理地发展。在这种意义上重温钱穆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论述，是否对我们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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