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反清軍，五千新軍鬧革命
武昌起義的總司令蔣翊武對辛亥革命作出了創造性的貢獻，在革命的主要力量問題上，孫中山主要依賴會黨，蔣翊武則主要依賴新軍中的革命力量;在起義地點方面，孫中山一直在華南發動武裝起義，蔣翊武則盯在武漢;在起義的時間問題上，雖然同盟會中部總會對武昌起義以及其后江、浙、皖等省的響應起了很積極的作用，但是，對於革命形勢的發展仍然估計不足，因此，“定宣統五年(1913年——筆者注)為大舉時期。蓋恐各處過於急躁，故有此宣告也”。(譚人鳳：《石叟牌詞》，第99頁。)蔣翊武則於10月9日果斷下令揭竿而起，由此引發了全國性的辛亥革命。蔣翊武在實踐中，為推翻滿清專制王朝作出了創造性的的貢獻。
起義主要靠誰，靠會黨，還是靠新軍?
孫中山在歷次武裝起義中，多依靠會黨力量。清末會黨不下100多種，都具有反清愛國宗旨，往往“振臂一呼，應者雲集”。孫為聯絡會黨起義，列籍洪門，與他們結盟，燒香拜把，結為兄弟。《中國同盟會總章》第5條明文規定：“凡國人所立各會黨，其宗旨與本會相同，願聯為一體者，概認為同盟會會員。”孫中山較早結識的革命分子中，會黨人士佔相當比重。如鄭士良就是三合會頭目。1893年冬，孫中山與鄭士良、尤列、陸皓東等在廣州組織革命團體，以“驅除靴虜恢復華夏為宗旨”聯絡會黨。1899年，孫中山派畢永年和平山周到湘、鄂一帶聯系哥老會，同時指令鄭士良、陳少白等在香港設立會黨聯絡機關，計劃將湘、鄂、粵等地的三合會、哥老會與興中會聯合起來。同年，兩湖哥老會著名頭目十數人先后到港，共同商定設立興漢會，統一三省會黨，並決議推孫中山為會長。此外，黃興聯絡哥老會、三合會、青幫、白幫等組建華興會;陶成章則聯絡浙、閩、蘇、贛、皖五省會黨頭目，在杭州成立龍華會。馬超俊曾說：“國父當年創組興中會，系賴檀香山洪門前輩之支持。”羅香林說：“沒有洪門，就沒有興中會”。革命黨與洪門的關系由此可見一斑。
實事求是地說，依賴會黨既是孫中山當時現實斗爭的需要，也是無可奈何之舉。孫革命之初：“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為怪者，隻有會黨中人耳”。他說：“鄙人往年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耳，至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為寥寥。”又說：“乙酉以后，余所持革命主義，能相喻者，不過親友數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惟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故余先從聯合會黨人手。”正因為如此，孫中山一貫重視和依賴會黨，對新軍看法較守舊，認定那裡是革命的死角，基本未顧及過。
然而，以會黨為主力的武裝起義接連失敗,不能不引起革命志士們的痛苦反省：究竟哪一個環節出了毛病?結論是將失敗歸咎於會黨,，最集中的是認為這是脫離群眾的軍事冒險。吳玉章指出:“孫中山領導的起義可以說都不是以在群眾中的耐心的工作為基礎的，而只是一種軍事投機，因此起義不斷失敗。”於是，一些人將注意力轉向新軍，這方面最成功的代表人物是蔣翊武。
蔣翊武成功地開創了一條策反和改造新軍，而不是依靠會黨來推翻滿清的道路。與他同時代的人比，蔣更顯得務實和穩健。蔣認為“當今天下演競爭，惟武力乃能制勝，欲實行革命，當以聯系軍隊為要著。”他身體力行，事事親為，把新軍士卒和底層群眾作為主要策動對象，同時始終尋求革命團體的聯合以壯大力量，所以才有武昌起義時應者如雲、波瀾壯闊的場面。
一是在新軍中建立和發展革命團體。武昌起義主要是新軍中革命力量的起義，文學社完全是士兵為主體的軍中革命組織，是在其前身振武學社、群治學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新軍中力量最大。蔣是文學社的創始人和領袖。1911年1月30日，正是農歷春節，蔣和詹大悲等在黃鶴樓舉行會議，宣告文學社的成立，蔣被推為社長。文學社的宗旨是“推翻清朝專制，反對康、梁的保皇政策，擁護孫文的革命主張”，因此得到廣大新軍士兵的擁護，入社人數，與日俱增。文學社吸收和發展社員主要以新軍士兵為對象，因此，文學社組織發展的過程與在軍事上准備武昌起義的過程是一致的。文學社成立后的半年中，它的細胞組織幾乎已布滿湖北新軍各部隊，社員人數幾乎達到湖北新軍的三分之一，到武昌起義前夕已經成為湖北新軍中人數最多的革命團體。與此相比，共進會深入新軍內部，要晚得多。
二是為密切與新軍關系，促進新軍反正，蔣翊武與劉復基等親自入黎元洪部當兵，在士兵中進行活動，吸收了不少社員。以蔣為首的文學社人員在新軍中長期忍耐，扎根在士兵中間，埋頭苦干，一個人一個人地爭取，不斷積蓄力量，使文學社成了一支組織嚴密、機構健全、運轉靈活而又能獨立作戰的隊伍，為推翻清王朝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是以新軍士兵為主要對象，大造革命輿論。蔣以文學社經費資助《大江報》，使之成為文學社機關報，為武漢地區革命運動大造輿論。他確定了報紙面向新軍，扎根基層，以廣大新軍下級官兵和勞動群眾為主要宣傳對象的原則，給各標營“送義務報一份，以供同志閱覽”;在各標營設立特約通訊員和分銷處，建立通訊網;為照顧不同水平的讀者，規定了文章盡量使用淺近白話;報紙新聞大多直指克扣軍餉，官僚內幕以及不合輿論之處，使新軍士兵與文學社心聲相應，思想迅速革命化。“軍中官長畏報如虎，恨報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堅。《大江報》之聲譽因之與日俱增，銷路大暢，”8月1日，軍警查封了《大江報》，但《大江報》的宣傳功效已深入軍民心中，為武昌起義的爆發起到了極大的輿論推動作用。所以，武昌起義一夜成功，與蔣大造革命輿論分不開。
四是制定詳細周密的起義計劃。早在8月蔣翊武親自制定了起義計劃，因此，盡管在武昌起義的前一天晚上，蔣翊武發布第一號武裝起義命令之后，出現了總指揮部遭到破壞，他被迫轉移，劉復基也慘遭殺害的意外情況，起義軍還是執行了蔣原來下達的命令，革命黨人在接到命令后，早有起義的思想准備，各標、營代表，即文學社和共進會的中、下級干部們，既明白了起義的全盤計劃，又了解到本單位的作戰任務。一夜之間使起義如期成功。這是蔣腳踏實地為起義做了充分准備的結果。
五是分派社員到湘、川、皖、蘇各省新軍中為聯絡員，又於軍隊之外，建立機關部、通訊部等秘密組織。
當然，從依賴會黨轉向依賴新軍，決不意味著會黨作用全然消逝，相反，會黨勢力仍不可忽視。湖北主要依靠新軍，其他一些省獨立，則主要依靠會黨。例如，武昌起義爆發后，湖南哥老會風起雲涌。10月22日湖南獨立，洪江會頭目焦達峰出任都督。陝西哥老會“一經號召，蜂起尤多，一時泉涌風發，關中四十余裡數日間，莫不義旗高舉。”但畢竟是蔣翊武的轉向首次帶來了起義的成功，由此引發了全國性的辛亥革命，徹底傾覆了滿清帝制。
來源：華聲在線
武昌起義的總司令蔣翊武對辛亥革命作出了創造性的貢獻，在革命的主要力量問題上，孫中山主要依賴會黨，蔣翊武則主要依賴新軍中的革命力量;在起義地點方面，孫中山一直在華南發動武裝起義，蔣翊武則盯在武漢;在起義的時間問題上，雖然同盟會中部總會對武昌起義以及其后江、浙、皖等省的響應起了很積極的作用，但是，對於革命形勢的發展仍然估計不足，因此，“定宣統五年(1913年——筆者注)為大舉時期。蓋恐各處過於急躁，故有此宣告也”。(譚人鳳：《石叟牌詞》，第99頁。)蔣翊武則於10月9日果斷下令揭竿而起，由此引發了全國性的辛亥革命。蔣翊武在實踐中，為推翻滿清專制王朝作出了創造性的的貢獻。
起義主要靠誰，靠會黨，還是靠新軍?
孫中山在歷次武裝起義中，多依靠會黨力量。清末會黨不下100多種，都具有反清愛國宗旨，往往“振臂一呼，應者雲集”。孫為聯絡會黨起義，列籍洪門，與他們結盟，燒香拜把，結為兄弟。《中國同盟會總章》第5條明文規定：“凡國人所立各會黨，其宗旨與本會相同，願聯為一體者，概認為同盟會會員。”孫中山較早結識的革命分子中，會黨人士佔相當比重。如鄭士良就是三合會頭目。1893年冬，孫中山與鄭士良、尤列、陸皓東等在廣州組織革命團體，以“驅除靴虜恢復華夏為宗旨”聯絡會黨。1899年，孫中山派畢永年和平山周到湘、鄂一帶聯系哥老會，同時指令鄭士良、陳少白等在香港設立會黨聯絡機關，計劃將湘、鄂、粵等地的三合會、哥老會與興中會聯合起來。同年，兩湖哥老會著名頭目十數人先后到港，共同商定設立興漢會，統一三省會黨，並決議推孫中山為會長。此外，黃興聯絡哥老會、三合會、青幫、白幫等組建華興會;陶成章則聯絡浙、閩、蘇、贛、皖五省會黨頭目，在杭州成立龍華會。馬超俊曾說：“國父當年創組興中會，系賴檀香山洪門前輩之支持。”羅香林說：“沒有洪門，就沒有興中會”。革命黨與洪門的關系由此可見一斑。
實事求是地說，依賴會黨既是孫中山當時現實斗爭的需要，也是無可奈何之舉。孫革命之初：“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為怪者，隻有會黨中人耳”。他說：“鄙人往年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耳，至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為寥寥。”又說：“乙酉以后，余所持革命主義，能相喻者，不過親友數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惟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故余先從聯合會黨人手。”正因為如此，孫中山一貫重視和依賴會黨，對新軍看法較守舊，認定那裡是革命的死角，基本未顧及過。
然而，以會黨為主力的武裝起義接連失敗,不能不引起革命志士們的痛苦反省：究竟哪一個環節出了毛病?結論是將失敗歸咎於會黨,，最集中的是認為這是脫離群眾的軍事冒險。吳玉章指出:“孫中山領導的起義可以說都不是以在群眾中的耐心的工作為基礎的，而只是一種軍事投機，因此起義不斷失敗。”於是，一些人將注意力轉向新軍，這方面最成功的代表人物是蔣翊武。
蔣翊武成功地開創了一條策反和改造新軍，而不是依靠會黨來推翻滿清的道路。與他同時代的人比，蔣更顯得務實和穩健。蔣認為“當今天下演競爭，惟武力乃能制勝，欲實行革命，當以聯系軍隊為要著。”他身體力行，事事親為，把新軍士卒和底層群眾作為主要策動對象，同時始終尋求革命團體的聯合以壯大力量，所以才有武昌起義時應者如雲、波瀾壯闊的場面。
一是在新軍中建立和發展革命團體。武昌起義主要是新軍中革命力量的起義，文學社完全是士兵為主體的軍中革命組織，是在其前身振武學社、群治學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新軍中力量最大。蔣是文學社的創始人和領袖。1911年1月30日，正是農歷春節，蔣和詹大悲等在黃鶴樓舉行會議，宣告文學社的成立，蔣被推為社長。文學社的宗旨是“推翻清朝專制，反對康、梁的保皇政策，擁護孫文的革命主張”，因此得到廣大新軍士兵的擁護，入社人數，與日俱增。文學社吸收和發展社員主要以新軍士兵為對象，因此，文學社組織發展的過程與在軍事上准備武昌起義的過程是一致的。文學社成立后的半年中，它的細胞組織幾乎已布滿湖北新軍各部隊，社員人數幾乎達到湖北新軍的三分之一，到武昌起義前夕已經成為湖北新軍中人數最多的革命團體。與此相比，共進會深入新軍內部，要晚得多。
二是為密切與新軍關系，促進新軍反正，蔣翊武與劉復基等親自入黎元洪部當兵，在士兵中進行活動，吸收了不少社員。以蔣為首的文學社人員在新軍中長期忍耐，扎根在士兵中間，埋頭苦干，一個人一個人地爭取，不斷積蓄力量，使文學社成了一支組織嚴密、機構健全、運轉靈活而又能獨立作戰的隊伍，為推翻清王朝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是以新軍士兵為主要對象，大造革命輿論。蔣以文學社經費資助《大江報》，使之成為文學社機關報，為武漢地區革命運動大造輿論。他確定了報紙面向新軍，扎根基層，以廣大新軍下級官兵和勞動群眾為主要宣傳對象的原則，給各標營“送義務報一份，以供同志閱覽”;在各標營設立特約通訊員和分銷處，建立通訊網;為照顧不同水平的讀者，規定了文章盡量使用淺近白話;報紙新聞大多直指克扣軍餉，官僚內幕以及不合輿論之處，使新軍士兵與文學社心聲相應，思想迅速革命化。“軍中官長畏報如虎，恨報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堅。《大江報》之聲譽因之與日俱增，銷路大暢，”8月1日，軍警查封了《大江報》，但《大江報》的宣傳功效已深入軍民心中，為武昌起義的爆發起到了極大的輿論推動作用。所以，武昌起義一夜成功，與蔣大造革命輿論分不開。
四是制定詳細周密的起義計劃。早在8月蔣翊武親自制定了起義計劃，因此，盡管在武昌起義的前一天晚上，蔣翊武發布第一號武裝起義命令之后，出現了總指揮部遭到破壞，他被迫轉移，劉復基也慘遭殺害的意外情況，起義軍還是執行了蔣原來下達的命令，革命黨人在接到命令后，早有起義的思想准備，各標、營代表，即文學社和共進會的中、下級干部們，既明白了起義的全盤計劃，又了解到本單位的作戰任務。一夜之間使起義如期成功。這是蔣腳踏實地為起義做了充分准備的結果。
五是分派社員到湘、川、皖、蘇各省新軍中為聯絡員，又於軍隊之外，建立機關部、通訊部等秘密組織。
當然，從依賴會黨轉向依賴新軍，決不意味著會黨作用全然消逝，相反，會黨勢力仍不可忽視。湖北主要依靠新軍，其他一些省獨立，則主要依靠會黨。例如，武昌起義爆發后，湖南哥老會風起雲涌。10月22日湖南獨立，洪江會頭目焦達峰出任都督。陝西哥老會“一經號召，蜂起尤多，一時泉涌風發，關中四十余裡數日間，莫不義旗高舉。”但畢竟是蔣翊武的轉向首次帶來了起義的成功，由此引發了全國性的辛亥革命，徹底傾覆了滿清帝制。
來源：華聲在線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