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自由小傳

冯自由

　　当年国民党中有一位年轻的“元老”，此人叫冯自由。

　　最近大陆再版的《革命逸史》三册，就出自他的手笔；另外还有几部重要的历史著述，如《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革命组织史话》、《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等，对清末民初以来革命党人暨国民党的“史事”有翔实记述，一直被认为是国民党正统的“革命史家”，“党中每有关于党史及调查革命同志履历，必向他咨询，故老同志们给他的徽号为‘革命通’，顾名思义，可以知道他对于党史的精熟，同时也可以证明他在党内的资望了”。不过，冯自由又非一般意义上的“史家”，他系记者出身，又是当年革命亲历者，所见、所闻、所述，或所评，均有出处与立场，盟友章太炎尝谓“阿私之见少矣”，是对他比较中肯的评价。

　　冯自由1882年出生在日本横滨，原名懋龙，字建华。之所以改名“自由”，是因为不满康有为对“自由”二字的反感。1899年，冯懋龙就读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梁启超初为校长，“康有为当时虽不在日本，事事都要干涉箝制，他不满梁启超的作法，迫使梁启超到檀香山，高等大同学校校务改派麦孟华代理。麦孟华对康有为唯命是听，他告诉学生：康先生对清议报上的言论，很不满意，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自由书》也表示不可再提‘自由’两字！‘独立’两字，也不可用，今后大家就用‘自立’两字代表罢……”冯懋龙听后十分激愤，“当即起身冲到黑板前，写下一行大字：冯懋龙即日起改名为‘自由’”，并说“看谁敢侵犯我的自由”。

　　这一年，冯自由十八岁，对他个人来说，这种“激愤”并不奇怪。早在四年前，即十四岁那年，就在孙文的鼓动之下，写下盟书加入了“兴中会”，成为革命党人中最年轻的“同志”；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冯自由也是最早的加入者之一，人称“革命童子”。从清末至民国初年，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人士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水火不能容，既有现实利益的冲突，也有私人恩怨，最根本的分歧还在于政治理念上的“革命还是立宪”。冯自由虽在日本长大，却自小熟读《三国演义》之类，孙文在横滨第一次见到他，发现这个在日本出生的中国孩子“年少志大”，对他灌输“革命思想”。孙文不愧为革命党中一流的“鼓动家”，即兴把“兴中会”比作汉朝的刘备和诸葛亮，满清政府便成了曹操、司马懿，他们之所以发动革命欲驱逐满人，如同孔明六出祁山一样……正值兴中会横滨分会成立，冯自由父亲冯镜如被推为分会会长。在饭桌上，孙文一再劝说冯镜如让“令郎”也加入，从此兴中会有了这一对父子兵。惟志学年纪，就加入造反行列，未免太早了一点。

　　十四岁的冯自由对孙文的“革命”无限向往，不满乡贤康有为的“保守”，这种激愤不令人感到奇怪。这一年秋天，他与同学郑贯一、冯斯乐共同创办《开智录》杂志，鼓吹自由平等学说，郑贯一、冯斯乐二人亦仿效冯自由的做法，前者改名为“自立”，后者改名为“自强”，以示对“革命”的一种信心，故被同学们称为“三自”；《开智录》之后，冯自由与沈翔云、泰力山等人合办《国民报》，又与李自重、王宠惠等粤籍留学生发起“广东独立协会”，仍是一名在校的学生。

　　光绪二十八年(1902)之后，冯自由先后担任香港中国日报、美洲大同日报、檀香山新报、新加坡图南日报等革命宣传机关之驻日记者，他对文字有特殊的兴趣，有论者认为冯自由“最适宜担当编辑及撰述任务，自由亦早有编撰革命史之抱负”。其间，与张继、蒋方震等人发起组织“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还介绍一位大同校友“苏子谷”加入，此人就是日后在文学上享有声名的苏曼殊，当时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曼殊至为乐从，是为曼殊与革命团体发生关系之开始”。

　　弱冠之年的冯自由对清廷不满、入盟革命党，除受党人的鼓动之外，祖父冯展杨当年在老家南海(今改名佛山)因结交“红头贼”(即太平军)陈金刚等人，被官府逮捕系狱，庚死牢中，迫使其父愤然出走日本，这也是导致他投身革命党的原因之一。因此，不论是将自己的横滨寓所提供出来作为“革命党各方交通线之枢纽”(冯自语)，还是日后为黄花冈一役在加拿大积极筹措经费，皆“革命意识”之必然。

　　民前六年(1906)8月，香港《中国日报》首度进行改组，其原因有三，一是担任发行业务的“文裕堂”营业不振，宣告破产；二是股东李纪堂在经济上出现了问题，资金短绌；三是报社与康党在香港之讼案中处于劣势，随时面临被拍卖以偿讼费的困境。冯自由为挽救报纸，乃洵请岳丈出资五千元，并预先向“文裕堂”购取香港中国日报发行权，终使香港中国日报暂脱险境，“新股东遂推举冯任社长，兼总编辑，一涤年来之晦气，重新赋予中国日报以新面貌”，并将报社迁至上环德辅道301号，这是香港《中国日报》第四次迁址。

　　冯自由继陈少白主持香港中国日报，不久被推为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这一年，才二十五岁。某些史料披露，当时香港分会会员两千人之多，正是冯自由开拓“革命事业”最为活跃的几年。也正因为如此，由于“动静较大”，引起港府方面的不安，“警方多次传问调查，劝他自动离境”。冯自由主持下的香港中国日报社，已非仅仅革命党的宣传机关，除正常报务外，“尚得顾及党务、军务的进行”，这也是当年孙文指示陈少白创办《中国日报》的重要构想，不排除暴力手段。民前五年(1907)，党人刘思复拟赴广州谋炸李准(广东水师提督)，在报社四楼制造炸弹，未料发生爆炸，其左手五指全废，报社俨然成了“革命军之兵工厂矣”。

　　民前二年(1910)，冯自由不得已离开香港，前往加拿大，留下妻子李自平独居港岛，以照应来往的革命党人。据其子冯成仁回忆：母亲李自平婚后亦加入同盟会，黄花冈起事所用红旗乃她亲手绘制，并来往于香港、广州之间，为党人运送子弹、炸药和其他武器，可见也是一位对“革命”终生不渝的人。与许多革命党人一样，冯自由在加拿大加入洪门的“致公堂”，并成为会党中高级干部“草鞋”(将军)。辛亥三月黄花冈之役前，香港南方支部为筹款一事大费周折，冯自由正在主持《大汉日报》笔政，与《日新报》进行论战，为帮助孙文、胡汉民等人再次起事，奔走多时，筹得七万美金，占此次募款总数的一半，“冯先生费尽脑汁，除了发起侨界捐款外，并且说服侨领们将洪门会所或押、或卖地变换现金，始得达成任务”。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民国肇始，孙文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冯自由作为“旅美华侨革命总代表”，被委任为总统府机要秘书，得以重用。旋即，孙文迫于形势，很快让位于袁世凯。袁氏改任冯氏为临时稽勋局局长(1912年5月7日第181号令)，实际上，是一个闲差，在职十五个月，主要工作是收集各地革命人士的事迹，分别稽核褒奖。也正因为这个工作，冯自由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历史文献或史料。当二次革命发动时，冯自由以“发还各省复查”为由，预先将稽勋局所收集到的革命党人事迹档案，全部运到上海，“托亲信妥慎保藏”，说起来，是为防止“袁世凯利用这批资料搜捕革命人士”，但也是为他日后撰写历史著述储备第一手资料。因此，冯氏历史之著述，除某些意识形态之成分，基本上与史实相距不远，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冯自由在政治上书生意气，守正不阿，廉洁自持，“严于善恶、是非、忠奸之辩”。民国五年，他当选国会的华侨区参议员，在选举议长时，有人出大笔钱款幕后贿选，冯自由不仅拒绝受贿，还在选票上大书“三千元”字样，登上议坛，当场将选票撕毁，撒掷台下。次日，报纸以《冯自由天女散花》为题，报导这件快人快事。可到了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发生一件事，让这位“革命童子”始料不及，被国民党中央开除了党籍。此事源于前一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改组，孙文提出联俄容共案，冯自由、方瑞麟、黄季陆等“海外代表”力持反对，在提案通过后，还发表激烈言论予以抨击。孙文大怒，会议闭幕后，把冯自由等人召去狠狠教训一番，并谓：“我们有我们的外交政策，你们反对联俄容共，若依俄国人的做法，你们应该被关起来！”于此，冯自由开始遭到国民党左翼人士的谴责和排挤，一气之下，离开广东，去了上海。第二年，孙文北京病故，在政治上失去这把保护伞，冯氏立即被开除了党籍，“使这位热心革命大业，奋斗了三十年的党中元老，十分痛心”。

　　无奈之下，冯自由改营实业，转往东北开垦，至九一八事件发生，才回到上海。1933年，孙文的独子孙科当选立法院长，冯出任立法委员，党籍才得以恢复。其间，冯自由应聘友人开设的“新新百货公司”任总经理，利用业余时间把早年保存下来的史料，编著成《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这本革命史在当年出版只有上、中两册，从结构和内容上讲，必定还要有下册。据著名文献学家、台大教授杨家骆回忆，当年他曾经亲口问过冯自由，为何不继续出版下册？冯对他坦言：下册现在还不方便刊印。个中原因，以冯自由当时的处境，不言自明。《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下册迄今未见刊行，十分可惜。

　　虽然当上立法委员，冯自由在国民党内部已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台湾“国史馆”馆长黄季陆认为：以冯自由的政治立场，他是第一位因反共而被牺牲的，“我们在西山会议中，都没有把他纳入，当时一般人觉得他沾不得，这是很不应该的心理，实在令冯先生受了极大的委屈”。1943年，冯自由从澳门经广州来到重庆，被“边缘化”的滋味使他越发不安。一天，对友人杨家骆抱怨说：国史馆都不请我去做事。杨家骆宽慰他：国史馆委员都是由国民政府委员兼任的，你不是国府委员，如何能请你？冯自由向杨家骆透露，说这两天蒋介石就要召见他。这次见蒋，冯直截了当提出希望能进国史馆做点事，并说国史馆委员若一定要兼“国府委员”的话，自己也愿意参加国民政府。蒋介石总算给他一个面子，“未出数日，果然公文送到”，冯毕竟是公认的“革命史家”。不过，这个“国府委员”只当了九十多天，旋被改聘为“国策顾问”。

　　一个十四岁就跟着革命党夺江山的“党中元老”，在政治上的这番遭遇与起伏，“无不使其深受打击，痛心疾首”。1949年上海被攻占之后，冯自由迁至香港，撰写史事文章，多刊于《大风》杂志。1951年8月，蒋介石邀其前往台湾定居，在政治上却更加边缘化，平日只与少数几位老友如吴敬恒、于右任、李煜瀛、张知本、马俊超、杨家骆等人交往，写点文章或诗，以度余生；后轻度中风，行动不便，与人交往更少。1958年4月6日，冯自由在台北逝世，享年七十七岁。冯成仁对父亲的评价是“个性刚直，对事情一旦决定，坚持到底，说话更是要讲什么便说什么，一无顾忌”，如此性格的人，难怪当年会与孙文闹翻，只是未被关起来，或为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