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贤斌
马少华的出狱给我的个人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一年多来我一直是一个人承受着学校保卫处和北京市公安局的审查和折磨，我没有将这些情况告诉家人，也没有告诉我身边的同学，我只是成天在学校的图书馆不停地读书和思考，对毕业分配和其他个人前途一概不予考虑，我知道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我深深地预感到我未来的生活将注定十分坎坷。当然这一切都没有从精神上压垮我，这得益于我乐观的天性，我始终相信我们的追求终将得到历史的认可。然而在那一年多时间里，我毕竟是一个人在战斗，看见身边的同学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我真的感到很孤独。但是在马少华出狱之后，我很快就通过他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我终于可以向他们倾诉我的遭遇和我的追求，我终于告别了那种孤独的生活。友情真的是一剂良药，在朋友们的影响和鼓励下，我很快就变得精神焕发，我很高兴能够与他们一起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马少华给我引荐的第一个朋友叫陆明霞，他也是人大“自治会”的成员，出狱后也被允许回校继续读书。陆明霞与我是一个年级，我们都住在人大“学九楼”，因此我就经常到他寝室里去，几乎每次都是高朋满座。陆明霞好像是法律系的学生，他说话很有逻辑，也很风趣，我很喜欢听他讲话。在陆明霞的寝室里，有时我还会碰到其他学校的“自治会”成员，有一次我就遇到过一个北航的学生，但他的名字我现在已经忘了。那段时间，陆明霞那里简直就成了前“高自联”成员们的联络中心，后来他本人也成为了“九二组党”的一个核心人物。
不久马少华又介绍我认识了陈青林，他当时是北京气象学院的学生，“八九”之后他也没有受到当局的关押审查。他不善言辞，但意志却十分坚定，是一个非常朴素非常踏实的人，认识不久我就把他当成了自己最值得信任的朋友，我经常到他们学校找他聊天。陈青林告诉我，他是内蒙古赤峰地区的人，他的父亲以前就因为政治原因坐过牢，因此他从小就在父亲影响下对中共没有好感，即使“八九”民运最后失败了，他也没有放弃对自由民主的追求。随着与陈青林交往的增多，我慢慢了解到他虽然在民运圈子里面没有什么名气，但他却是一个民运的有心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与许多民运朋友来往了。有一次，陈青林说北京有个朋友要搬家，想请我和马少华去帮忙，但那一天马少华没有去成，我就与陈清林一起去了。经陈清林介绍，这个北京朋友叫高玉祥，他是一个个体户，当时在北京的虹桥商场做小生意，好像他在“八九”民运中与“工自联”有联系，后来他也参加了“九二组党”活动，并被关押了两年多。
后来，陈青林又介绍我认识了北京语言学院的王国齐，他是语言学院的一个工人，他也与“工自联”有联系。当时王国齐在语言学院有一间小屋（编者注: 作者记忆有误。实际上王国齐从秦城监狱出来后，语言学院分给他的小屋在语言学院对面的地质大学校内），平时没有人居住，于是不少民运朋友就住在那里。正是在那间小屋里，我认识了湖南的李海文，他当时就临时寄住在这里。据陈青林讲，在“八九”民运中，李海文是湖南的一个大学生（编者：应为广州的大学生，原“外高联”成员），运动失败后他专门跑到北京来找民运组织，结果他还真找到了。李海文也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与他在一起，他几乎都是听别人讲话，自己难得说上三句话。记得有个晚上我与李海文在人大后面的村庄里散步聊天，我们聊了几个小时，他都没有说什么话，一直都是我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但我看得出来，他一直在十分认真地听，有时候他听到我讲得很有道理就会不停地点头。当时天气已经非常寒冷，但他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耐烦的样子，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听众真好，我记得这是我二十年来讲话最多的一次。李海文的外表虽然木讷，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听陈卫说，李海文的围棋下得特别好，不过我没有见到过。
认识马少华、陆明霞之后，我一直都在期盼陈卫早点出狱，每当从报上看见当局释放学生的消息，我都要仔细寻找有没有陈卫的名字。终于有一天，好像是1991年1月的一天，我从报上看到了陈卫出狱的消息，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就与我的老乡兼最好的朋友之一吴忠富痛饮了一次。吴忠富是人大法律系八九级的学生，也是从遂宁中学毕业的，但直到他读了一年之后我们才相互认识，很快我们就成为了最好的朋友。我经常在他面前讲我的事情和我的思想，甚至我在那个时候写的文章也只有他一个人看过。陈卫出来一个月后好多天，我们才放假，回到遂宁后我立即找到了他，让我感到高兴的是，经过一年半的监狱生活，陈卫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我感到他比以前更加成熟了。
在那个寒假里，我与陈卫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听他讲述监狱里面的事情。他告诉我说，秦城监狱关了好几百人，不仅有各个学校的“高自联”成员，还有许多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如刘晓波、陈子明、王军涛等“黑手”都关在那里。他说，他与王有才等五六个人关在一个房间，他们经常讨论各种问题。他还说，他们在里面生活还可以，每天都有馒头吃（实际90年10月后每天才有一顿吃馒头），监管人员也不敢惹他们，因为他们很团结，动不动就要搞绝食抗议。他们还经常互相鼓励，他们甚至骄傲地宣称他们是“秦城一期”的毕业生。听了这些，我不由得对秦城监狱的生活充满了向往，能够与这么多民运精英关在一起，在我看来这真的是一种幸福。尽管陈卫获得了自由，但他也付出了很大的损失，他没能像马少华他们那样被允许继续在学校读书，而是被学校勒令退学，因此当我告诉他马少华他们的情况后，他显得愤愤不平，决定要回校争取自己读书的权利。
春节过后，我与陈卫一起回到了北京，我在学校继续读书，他则到北京理工大学去找学校领导理论，同时也与那些出狱之后的难友进行联系。我不知道他那个时候住在哪里，他每隔三五天都要到我这里来一次，只听说他经常与熊焱在一起。我回到学校后，陈青林又经常来找我，有一次他给我引见了一位朋友，他叫李海，是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八九”民运时曾参加北大的“对话团”。李海的年纪比我们大很多，当时大概有三十多岁，因此从外表上看不出他是学生。李海这个人非常朴素，每次见到他时都看见他肩膀上挎着一个黄色的军用挎包，身上穿得也非常简单，但他当时身上别有一个传呼机，这在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通讯工具，我对此有些好奇，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传呼机对他非常重要。陈清林告诉我说，李海在“八九”之后一直在从事与各地民运朋友联系的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已经联系上了无数的朋友，包括我已经认识的这些朋友都是他一个一个联系上的。李海的这种工作是民运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对整合和壮大民运力量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当我知道这些情况后就对李海充满了敬意。李海还告诉我，由于他长期在全国各地跑动，他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为此经常受到跟踪监控。但他反侦察能力很强，他能够很容易就把“尾巴”甩掉。所以每次我见到李海，都发现他警惕性非常高，有时候甚至让我感到他有些神秘兮兮。与李海熟悉之后，我把我这一年多受到审查的情况告诉了他，当我说到我写大字报的事情时，李海批评我的这篇大字报不够策略，给当局制造了诬陷我们的借口。我听了之后接受了他的批评，我怪自己当初太年轻，不懂政治策略。
后来，李海曾带我到他家里去过，他煮了一顿水饺招待我。那个时候，北京的民运朋友还会时不时搞一些聚会，有一次陈青林就准备组织一次聚会。但在组织的过程中，由于有人听到消息后到处宣扬说某天某地将有一个大型“party”，这在当时北京的政治气候下还是比较危险的事情，陈青林最后只好放弃。不过没多久我就跟着李海参加过一次聚会，为了不引起当局的注意，我跟着他绕了几个圈子，发现没有被跟踪之后才到聚会地点。这次聚会有很多人，听李海介绍他们都是“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或组织者，与我一样都是学生，许多人的名字我已经忘了，我只记得其中一个叫殷红胜，还有一对好像是恋人，后来听说他们好像出家信佛了。这次聚会本来是为了给一个朋友过生日，但吃了一会儿饭，大家又聊到了“八九”民运方面的事情。由于我在“八九”民运中没有参加“高自联”，与在座各位又不熟悉，因此我根本插不上嘴，只好静静地当一个听众。我记得李海即兴发表了一番演讲，博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
1991年4月的一天，李海神秘地告诉我说当天晚上将有一场重要的会议，问我愿不愿意去。我立即表示愿意去，因为在认识陈青林、李海等人之后，我已经非常自觉地在向他们看齐，我对从事民主运动充满了兴趣，我甚至已经把这当成了我终生的事业，我觉得只有在这项崇高的事业中，我个人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于是那天傍晚，我们吃过晚饭后，李海又经过一番反侦察行动后将我带到了安定医院，找到了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这个人叫康玉春，是北京中医学院的研究生，当时正在安定医院上班，他虽然长着一脸络腮胡子，但由于他戴着一副眼镜，因此看起来他仍然显得文质彬彬。见面寒暄之后，康玉春把我们带到了他在医院的一间宿舍里，陈青林早已等在那里。过了一会儿，康玉春又带进来两个朋友，年龄都比我们大，不像是学生。果然康玉春给我介绍说，其中一个叫胡石根，是语言学院的老师，另一个叫刘京生，是北京公交公司的一个工人。胡石根的外貌很普通，而且身上有一种很自然的亲和力。刘京生当时穿着一双布鞋，看起来比较精明强干。又是一番寒暄之后，我们就分别找了一个床铺坐下，李海首先说了一下这次聚会的目的，原来他们要讨论组党方面的事情。与李海、陈青林交往一段时间了，他们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到这种事情，后来我想他们可能一直在对我进行考察吧。在当时那种高压恐怖的政治气氛下，我完全能够对他们的谨慎态度予以理解。由于我是第一次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也可以说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当时地下民运的核心人物，所以在整个会议期间我一直鲜有表态，只是默默地听他们讲，但我的脑子却转动得飞快，我在仔细捕捉每一个信息并马上予以分析处理。
随着会议议程的进行，我终于听明白了，原来胡石根、刘京生他们主张成立一个秘密政党，但李海、康玉春、陈青林表示反对，认为这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比较冒险。在“八九”民运之前，我本来就曾经有过组党的冲动，因此听了胡石根、刘京生他们的意见后我感到很兴奋。但由于我与李海、陈青林比较熟悉，而且他们的意见也很有道理，因此轮到我表态时我也表示不赞成组党。虽然那天晚上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但双方都同意以后继续对此进行交流。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当时胡石根与刘京生等人已经成立了一个叫“自由民主党”的组织，而康玉春、陈青林等人也已经成立了一个叫“中华进步同盟”的组织，只不过“自由民主党”更加严密、正规，而“中华进步同盟”则比较松散。而且我还慢慢知道了，王国齐、高玉祥等人也已经加入了“自由民主党”，而陆明霞、安宁等人也是“中华进步同盟”的重要骨干。后来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了陈卫，陈卫在坐牢之后显得要谨慎成熟一些，他也对组党这件事持反对意见。然而在胡石根等人的努力之下，康玉春、刘京生、陈青林、陆明霞、安宁、陈卫、王天成、赵昕等人最后都加入了“自由民主党”（编者注：赵昕没有加入自民党，但是他与其中许多核心人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掀起了“八九”民运之后第一波反抗专制、追求民主的高潮。如果我后来不提前出事，毫无疑问我也会成为“自由民主党”的一员，但中共当局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不久之后他们就把我关进了监狱，让我直到今天还对没有进一步参与“自由民主党”运动而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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