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革命党人要有些什么德性呢”？
370411.htm
无疑的，第一、是要有一往直前的“勇气”。“革命”是一件和敌人拚命的事，是明明白白要拼着自己底命去争取社会和个人底幸福的事。没有生气，没有一往直前的勇气的人，到了临阵之时，必致于畏缩，或脱逃；到了大节临前，生死一间之时，甚至于会因一念之差而变成了可怜的虫豸，做了敌人脚下的“降虏”！所以无勇气的人，一定不配来革命——实际上，他也决不会来参加革命。
第二、也是无疑的要有热烈的“感情”。因为革命虽然多是由于革命党人自己底生活痛苦而起；但在行动上，却是一件牺牲一己以利他人的事，是一件同情于大多数被压迫者（自然他个人也在内）为不平等制度抱不平的事。这必须要有一种“不忍人之心”，才能叫起客观的刺激，引得起主观的情绪——才能使你不顾一切利害成败，投袂奋起，去为社会的未来幸福而作战。所以古今来凡是冷酷无情的人，就不会来做革命的事。因为他们没有一种不忍人的感情可以压得住他们那一颗人我分明，利害打算的计较心。一个人如果天天只在这样计较利害，分别人我的生活中过活，那便自然只会叫他认定他底“苟活”为正当，而以革命为“何苦多事”了！反之，一个有热烈感情的革命者，却便自然会认定人我一体，人溺己溺；视“我”与“社会”为不可分、而努
力于社会改造的革命工作了！
然而这样的勇气，这样的感情，要从什么地方去培植它，叫它生出来呢？我们不能如唯心派的国家主义者，说人们生来便有这种高尚的道德本能——因为我们并没有看见普天下的一切人类都能够生来就有这种的勇气和感情。我以为这是要我们更有一个基本的质素，先乎此种的勇气和感情而存在。这便是说：——
第三、尤其无疑的，要有一个正确坚定的“认识”。换言之，便是要有一个正确坚定的革命者底“人生观”，革命者底不拔的“意志”。一个人一生的行为方向——即其人底一生的志愿所在，亦即其人要如何去过他底“生活”的计划，是决定于一个人底根本的“为什么而生活”的认识的。一个人底“为什么而生活”的认识——即其人之“人生观”，是决于一个人对于宇宙和社会底变迁成长之认识的。这便是说，一个人一生行为上的意向之所趋，是和其人底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一贯的。没有正确的宇宙，社会，人生之认识的人，一定不能成为一个为社会为众人谋福利的人。现在我们且来说我们应当有如同的“认识”：
如果我们相信唯心论者的说法，相信历史为“人力”所造，社会文明为英雄圣贤之著作，宇宙之演变为人心发展之过程；那么，我们满头脑中，便一定会充满了“英雄思想”。这种英雄思想，支配我们底行为，一定会要使我们时时想着上做一个创造时局，以功业傲睨当世，使庸众崇拜我于千百年之下的“特别人”（即圣贤英雄之流）。
这种的人生观，便是认定“人”之生活于此世，乃是为了要做一个“超出于一切人类之上的人”。自然这种的思想，要算是有志气的，有出息的。当封建时代，社会上的伦理，教育，大都以此为最高标准。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也大都是以能“及圣域而叩贤关”，继拿破伦，华盛顿，关羽，岳飞而成丰功伟烈为依归。只因“特别人”是要放在“寻常人”中，才能显见其“特别”的——是要有不及你的人来陪衬你的。于是在你底意识上，便自然会生出一种肯定的逻辑推论；你便不能不承认社会上之有阶级，是应当的；应当有一个“君子”和“小人”，一种“治人”和“治于人”的分别。既然承认应当有阶级，当然也就会要承认私有财产为正当制度；承认资本主义应该存在。更退一步，则又必至承认一切他人均应受你（这个特别人、或未来的特别人）底统制，乃至剥削。这样，你便会要为“客气”所乘，在你底心中，时时存着一个“得”“失”之念。因之，你便自然要走入虚荣，伪饰，投机，风头，利禄交际之途；甚至去用种种欺诈诡谲的手段而不自知。于是你乃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个人主义”者。且不把你太说下作了，说你要想“发财”；但你那要想“升官”之念，却是不可掩的事实：因为你底人生观是如此。如果你是以这样的根本意识来参加革命，则你底最后目的，便一定是在借此阶梯，以为“活动”（此活动两字，一如民国三四年间一般老国民党人，及现在一般政客所用的意义）。自然，你底最初意志是要做一个超出凡庸，异乎俦类的英雄圣贤；只可惜最后的结果，却会要使你成为一个当总长，当总司令，为
军阀，富有地盘，贵为渠魁的“现实生活贪恋者”。好比楚霸王，汉高祖、何尝不自愿做个高尚的英雄圣贤，但因为要有一个特别地位，才能显出特别身分的原故，所以也就不得不看着秦始皇而发出那“大丈夫不当如是乎”，“彼可取而代也”的呼声了！一个人无论是君子也好，小人也好，居心纯洁也好，蓄念卑鄙也好，只要一有了个人生活的贪恋，他便不能不和“现实社会”相妥协。所以孔子虽圣却也不能不如民八国会议员，奔走于七十二君之前，而不能如墨翟之斩然决绝以为反抗。所以那才高气傲的李太白，也要去长揖军阀，拍出那“不愿身封万户候，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肉麻马庇。所以那担任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也要去三上宰相书，做出一幅拜佛求神的塞酸秀才面孔。所以那气盖一世，曾刺董卓丁建阳的吕布，到了钢刀临头之时，也要去向曹操——他底敌人——磕头求赦。所以那曾以变法维新革命相号召，确经许多青年崇拜过的梁启超，章士钊，也竟变成了研究系的草寇，段祺瑞底走狗。所以胡瑛，孙毓筠等在满清时能有舍命而从事革命的勇气，却也要去做了六君子而讨袁世凯的臣妾生活。
反之，我们若站在唯物主义方面，了解宇宙的成立，只是由于一块星云；人类底进化，只是由于动物的适应环境；社会底一切变迁进展，只是由于人类生活上所用的生产工具之变更。好比溯长江而上，循金沙江而发见哈喇昆仑之源。知道上下四方，往古来今，一切宇宙，社会之变化，莫非物质底“质”“力”之交替。知道社会（历史）之由来，乃是由于生产工具变，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之生产量亦变；工具之性质变，而
技术之程度亦变；技术程度变，而生产之性质亦变，生产量之多寡变，而分配之方法——即社会上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人类共同生活的范围亦随之而变。知道一切生物非生物在宇宙间的地位，原是平等的；而今日之制度，不过是工具（物质）在进化过程中偶然变化的表现之一暂时段落。人类生活之正当方式，应该是人人平等；现在这种剥削他人以为自己享乐的不平等生活，原非人生正体，且属违反自然道德之罪恶。知道人在自然界中，并不能创造什么，只能利用一切现有的质力；同理，人在历史中也并不能创造什么特别的历史，只能依据社会经济的变动和阶级争斗的公律，使社会在其进化的历程中变更一个方向再向前进。革命只是大多数生活上受了痛苦压迫的人，适应环境，使社会进化变更方向再进的事，和动物之适应环境而为生存是一样的——并不是什么圣贤英雄的创造事业。
这样，你便会有了一个一贯的唯物的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有了一个心安理得的信仰系统。你知道每个人只是大千世界之一分子，不应该较别个分子享受特别生活；而应该平等。凡是侵犯别个分子生活范围的事，都是违反自然的罪恶。于是你便自然有了博爱的情绪——爱他的感情，对于被压迫者的同情。你又感着你现在是受别个分子底侵犯，或看见别人之受另一别人之侵犯；于是你便要求自由。你从平等，博爱，自由三大要求——三大认识中去革命，那便会叫你底勇气更能持久而充实，感情更能热烈而永续。因为你既知道过去和现在的世界是不合理的；而未来的世界则是正
当的，而且是必然要实现实的了！故你底勇气便将由你底信仰而愈增之；你底感情则更要因你对于现在的愤怒和将来的希望而炽热燃烧了！
所以一个革命党人，应该“智”“仁”“勇”三者兼备。智便是认识；仁便是感情。但若没有根本正确的认识，则虽有一时之勇气，却只等于三杯白干之后一气冲上的匹夫之勇；虽有一时之感情，却只等于观音下世煦煦孑孑的妇人之仁。这样的勇与仁必不能持久不变。必须要有了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认识，然后才能做一个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才能做一个始终不渝的革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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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的，第一、是要有一往直前的“勇气”。“革命”是一件和敌人拚命的事，是明明白白要拼着自己底命去争取社会和个人底幸福的事。没有生气，没有一往直前的勇气的人，到了临阵之时，必致于畏缩，或脱逃；到了大节临前，生死一间之时，甚至于会因一念之差而变成了可怜的虫豸，做了敌人脚下的“降虏”！所以无勇气的人，一定不配来革命——实际上，他也决不会来参加革命。
第二、也是无疑的要有热烈的“感情”。因为革命虽然多是由于革命党人自己底生活痛苦而起；但在行动上，却是一件牺牲一己以利他人的事，是一件同情于大多数被压迫者（自然他个人也在内）为不平等制度抱不平的事。这必须要有一种“不忍人之心”，才能叫起客观的刺激，引得起主观的情绪——才能使你不顾一切利害成败，投袂奋起，去为社会的未来幸福而作战。所以古今来凡是冷酷无情的人，就不会来做革命的事。因为他们没有一种不忍人的感情可以压得住他们那一颗人我分明，利害打算的计较心。一个人如果天天只在这样计较利害，分别人我的生活中过活，那便自然只会叫他认定他底“苟活”为正当，而以革命为“何苦多事”了！反之，一个有热烈感情的革命者，却便自然会认定人我一体，人溺己溺；视“我”与“社会”为不可分、而努
力于社会改造的革命工作了！
然而这样的勇气，这样的感情，要从什么地方去培植它，叫它生出来呢？我们不能如唯心派的国家主义者，说人们生来便有这种高尚的道德本能——因为我们并没有看见普天下的一切人类都能够生来就有这种的勇气和感情。我以为这是要我们更有一个基本的质素，先乎此种的勇气和感情而存在。这便是说：——
第三、尤其无疑的，要有一个正确坚定的“认识”。换言之，便是要有一个正确坚定的革命者底“人生观”，革命者底不拔的“意志”。一个人一生的行为方向——即其人底一生的志愿所在，亦即其人要如何去过他底“生活”的计划，是决定于一个人底根本的“为什么而生活”的认识的。一个人底“为什么而生活”的认识——即其人之“人生观”，是决于一个人对于宇宙和社会底变迁成长之认识的。这便是说，一个人一生行为上的意向之所趋，是和其人底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一贯的。没有正确的宇宙，社会，人生之认识的人，一定不能成为一个为社会为众人谋福利的人。现在我们且来说我们应当有如同的“认识”：
如果我们相信唯心论者的说法，相信历史为“人力”所造，社会文明为英雄圣贤之著作，宇宙之演变为人心发展之过程；那么，我们满头脑中，便一定会充满了“英雄思想”。这种英雄思想，支配我们底行为，一定会要使我们时时想着上做一个创造时局，以功业傲睨当世，使庸众崇拜我于千百年之下的“特别人”（即圣贤英雄之流）。
这种的人生观，便是认定“人”之生活于此世，乃是为了要做一个“超出于一切人类之上的人”。自然这种的思想，要算是有志气的，有出息的。当封建时代，社会上的伦理，教育，大都以此为最高标准。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也大都是以能“及圣域而叩贤关”，继拿破伦，华盛顿，关羽，岳飞而成丰功伟烈为依归。只因“特别人”是要放在“寻常人”中，才能显见其“特别”的——是要有不及你的人来陪衬你的。于是在你底意识上，便自然会生出一种肯定的逻辑推论；你便不能不承认社会上之有阶级，是应当的；应当有一个“君子”和“小人”，一种“治人”和“治于人”的分别。既然承认应当有阶级，当然也就会要承认私有财产为正当制度；承认资本主义应该存在。更退一步，则又必至承认一切他人均应受你（这个特别人、或未来的特别人）底统制，乃至剥削。这样，你便会要为“客气”所乘，在你底心中，时时存着一个“得”“失”之念。因之，你便自然要走入虚荣，伪饰，投机，风头，利禄交际之途；甚至去用种种欺诈诡谲的手段而不自知。于是你乃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个人主义”者。且不把你太说下作了，说你要想“发财”；但你那要想“升官”之念，却是不可掩的事实：因为你底人生观是如此。如果你是以这样的根本意识来参加革命，则你底最后目的，便一定是在借此阶梯，以为“活动”（此活动两字，一如民国三四年间一般老国民党人，及现在一般政客所用的意义）。自然，你底最初意志是要做一个超出凡庸，异乎俦类的英雄圣贤；只可惜最后的结果，却会要使你成为一个当总长，当总司令，为
军阀，富有地盘，贵为渠魁的“现实生活贪恋者”。好比楚霸王，汉高祖、何尝不自愿做个高尚的英雄圣贤，但因为要有一个特别地位，才能显出特别身分的原故，所以也就不得不看着秦始皇而发出那“大丈夫不当如是乎”，“彼可取而代也”的呼声了！一个人无论是君子也好，小人也好，居心纯洁也好，蓄念卑鄙也好，只要一有了个人生活的贪恋，他便不能不和“现实社会”相妥协。所以孔子虽圣却也不能不如民八国会议员，奔走于七十二君之前，而不能如墨翟之斩然决绝以为反抗。所以那才高气傲的李太白，也要去长揖军阀，拍出那“不愿身封万户候，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肉麻马庇。所以那担任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也要去三上宰相书，做出一幅拜佛求神的塞酸秀才面孔。所以那气盖一世，曾刺董卓丁建阳的吕布，到了钢刀临头之时，也要去向曹操——他底敌人——磕头求赦。所以那曾以变法维新革命相号召，确经许多青年崇拜过的梁启超，章士钊，也竟变成了研究系的草寇，段祺瑞底走狗。所以胡瑛，孙毓筠等在满清时能有舍命而从事革命的勇气，却也要去做了六君子而讨袁世凯的臣妾生活。
反之，我们若站在唯物主义方面，了解宇宙的成立，只是由于一块星云；人类底进化，只是由于动物的适应环境；社会底一切变迁进展，只是由于人类生活上所用的生产工具之变更。好比溯长江而上，循金沙江而发见哈喇昆仑之源。知道上下四方，往古来今，一切宇宙，社会之变化，莫非物质底“质”“力”之交替。知道社会（历史）之由来，乃是由于生产工具变，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之生产量亦变；工具之性质变，而
技术之程度亦变；技术程度变，而生产之性质亦变，生产量之多寡变，而分配之方法——即社会上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人类共同生活的范围亦随之而变。知道一切生物非生物在宇宙间的地位，原是平等的；而今日之制度，不过是工具（物质）在进化过程中偶然变化的表现之一暂时段落。人类生活之正当方式，应该是人人平等；现在这种剥削他人以为自己享乐的不平等生活，原非人生正体，且属违反自然道德之罪恶。知道人在自然界中，并不能创造什么，只能利用一切现有的质力；同理，人在历史中也并不能创造什么特别的历史，只能依据社会经济的变动和阶级争斗的公律，使社会在其进化的历程中变更一个方向再向前进。革命只是大多数生活上受了痛苦压迫的人，适应环境，使社会进化变更方向再进的事，和动物之适应环境而为生存是一样的——并不是什么圣贤英雄的创造事业。
这样，你便会有了一个一贯的唯物的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有了一个心安理得的信仰系统。你知道每个人只是大千世界之一分子，不应该较别个分子享受特别生活；而应该平等。凡是侵犯别个分子生活范围的事，都是违反自然的罪恶。于是你便自然有了博爱的情绪——爱他的感情，对于被压迫者的同情。你又感着你现在是受别个分子底侵犯，或看见别人之受另一别人之侵犯；于是你便要求自由。你从平等，博爱，自由三大要求——三大认识中去革命，那便会叫你底勇气更能持久而充实，感情更能热烈而永续。因为你既知道过去和现在的世界是不合理的；而未来的世界则是正
当的，而且是必然要实现实的了！故你底勇气便将由你底信仰而愈增之；你底感情则更要因你对于现在的愤怒和将来的希望而炽热燃烧了！
所以一个革命党人，应该“智”“仁”“勇”三者兼备。智便是认识；仁便是感情。但若没有根本正确的认识，则虽有一时之勇气，却只等于三杯白干之后一气冲上的匹夫之勇；虽有一时之感情，却只等于观音下世煦煦孑孑的妇人之仁。这样的勇与仁必不能持久不变。必须要有了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认识，然后才能做一个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才能做一个始终不渝的革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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