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藏亂局的始作俑者
沙甸事件，儘管慘烈亦只局限於南方一隅；而牽扯面大、連綿不絕的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騷亂，則給社會帶來極大困擾和損傷。由於共產黨的刻意隱瞞和矇騙，人民不能瞭解許多事件的真相和具體細節。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事情的基本脈絡，去檢視中共政權幾十年來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的失誤和失敗。
如果說，新疆問題因某些極端民族主義分子的剛性訴求和恐怖行動，而難以妥協化解的話；那麽，西藏問題激化的始作俑者就是共產黨自己。
與藏族相處，只要舉措適當，其實並不十分困難。儘管藏族驍勇的先民曾於公元670年大敗盛唐名將薛仁貴於大非川，還曾兇悍無比地於公元763年攻陷殺掠過中唐的首都長安。但現代的藏族，則今非昔比。從公元九世紀開始綿延不絕的內部分裂,從十世紀開始盛行不衰的藏傳佛教(尤其是十四世紀興起的黃教)，使藏族民性趨向平和，人口繁殖困難。公元七世紀的強盛時期，其人口已近三百萬；經過千多年的繁殖至十八世紀中葉，清政府的統計數卻僅爲九十一萬。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亦只一百三十七萬(康藏地區)。
二十世紀上半期，藏區發生過幾次較大的武裝衝突。一次是世紀之初。起因是1905年駐藏幫辦大臣鳳全被殺，清政府命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進剿。趙節節取勝，而其所恃僅五營邊防軍。1909年清庭增調四川知府鍾穎率川軍入藏。鍾穎所部僅兩千人，一路斬關奪寨，次年初便兵陷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驚懼逃往印度。
第二次是三十年代初，西藏上層分子乘中原混亂之機，進軍西康、青海，企圖擴大自己的地盤。開始頗有斬獲。占甘孜、瞻化，屯兵歇武、通天河一線，切斷玉樹、西寧間的聯繫。但不久青海軍隊結集反攻，藏軍節節敗退。川軍也參與反擊。藏軍大敗。前階段所得地域皆失。青川聯軍銜尾直追至金沙江岸。
第三次就是1950年10月的昌都之役。僅一天就決出勝負。中共軍大獲全勝，藏軍土崩瓦解。被殲五千多人。
從這幾次武力交鋒來看，西藏沒有給內地製造大麻煩的武力本錢。那麽，西藏上層人士的心態情緒又如何呢？應該說西藏人士的心緒是十分複雜的。因爲印度和中國像兩條繩索逆向地拉著西藏。
藏族人種屬蒙古利亞人種，中原諸族亦屬蒙古利亞人種，而印度屬雅利安人種。漢語藏語同屬漢藏語系，而印度語屬印歐語系。但是，藏族是宗教民族，西藏政權是政教合一的政權。而藏傳佛教系發源於印度。更爲重要的是，西藏文化與印度文化有極大的關係。考中國境內幾個較大的少數民族，就數藏族的文化最爲悠久。以文字爲例，維吾爾族文字至公元十四世紀才以阿拉伯字母爲基礎定型下來。其於公元八世紀所使用的粗糙古突厥文字，和十世紀使用的粟特文―――回紇文字都湮沒於歷史。蒙古族的文字于十三世紀初才由維吾爾人塔塔統阿爲之創制，至十三世紀末再由藏人八思巴爲之改制。滿族更遲至1599年由努爾哈赤命額爾德尼等仿蒙古文創制。但由於這套倉促創制的文字並不成熟，入關之後又受到高度發達的漢文化的衝擊，故終湮沒於歷史之中。而藏族的成熟文字比他們都早得多。公元七世紀松贊干布時期，大相吞米桑布紮赴印度從婆羅門李敬學文字學、修辭學和梵文天成體。學成後以梵文五十聲韻母爲藍本，創藏文三十聲母、四韻母以及拼音造句規則。此外在書法上還研製了楷書、行書和草書。這套文字一千幾百年沿用至今。可見藏族的文化底蘊不但非中國其他少數民族可與之媲美，而且與印度文化有深厚的淵源。應該看到，在文化倫理上，印度有一條無形而有力的繩索在拉著西藏。
然而另一方面，中國卻有另一條有形的繩索在拉著西藏。從唐代開始的和親到元代的「宣政院」，從明代的烏斯藏行都指揮使司到清代的駐藏辦事大臣，世界屋脊與中原王朝的關係日趨緊密。可是，由於崇山峻嶺的阻隔和高原氣候的迥異，西藏非但與內地省份天差地別，甚至與新疆內蒙亦大相徑庭。無庸諱言，這個沿雅魯藏布江河谷散佈，地理位置與世隔絕，而其文化傳統悠久且又獨樹一幟的民族，當有著深潛的獨立意識。然而現實政治卻一直制約著這一意識。鑒此，這個民族的精英分子心情是複雜的。當他們內心的意願不得不服從現實政治時，其心境當非暢快。
源自於拓展疆土的強者心態，中原王朝不容西藏脫幅。但一旦中原王朝衰微內亂，西藏就有相應的動作。二十世紀上半期藏方主動挑起的兩次軍事衝突便是說明。然而已被數百年藏傳佛教洗去了剽悍之氣的藏族軍旅，根本不能重振當年松贊干布的軍威。內亂之中的中原政權僅以偏師便粉碎其企圖。藏族精英不得不一再面對現實。
1910年鍾穎率川軍攻入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出逃印度，至1912年返回拉薩。從1912年到1918年藏川邊區時有衝突，勝敗互見。爲此，1919年11月北京中央政府派朱繡等到達拉薩，直接與達賴喇嘛會談。1920年4月代表團起程回京。在送行宴會上，達賴喇嘛說：「余親英非出本心，因欽差逼迫過甚，不得已而爲之。此次貴代表等來藏，余甚感激，唯望大總統從速特派全權代表，解決懸案。余誓傾心向內，同謀五族共和。至於《西姆拉會議草案》亦可修改」。不管達賴喇嘛的這番話是否由衷，但它起碼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無論是印度的文化宗教引力還是日不落大英帝國的壓力，抑或兩者相加也不及來自中原華夏政權的牽力。
1930年南京國民黨中央政府派員進藏晉見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對她(此爲一女性官員，名劉曼卿)說：「過去中國均漠視西藏，棄如石田。今新政府初立，即派汝致意.....尚望始終如一，繼續不斷，更進而爲實際之互助。」「至於西康事件，請轉告政府，勿遣暴厲軍人，重苦百姓，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隨時可以撤回防軍，都是中國領土，何分爾我。」「英國人對吾確有誘惑之念，但吾知主權不可失，性質習慣兩不容，故彼來均虛與之周旋，未予以分厘權利，中國只須內部鞏固，康藏問題不難定於樽俎」。如果說十年前達賴喇嘛的那番話還有點外交辭令的痕跡的話，那麽這次他對劉曼卿所言就確爲心聲了。他既責備了中央政府，又承認現實，並提出相當具體的建議。尤爲值得注目的是：全然沒有訴以脫幅中國的意向。儘管他心靈深處可能潛藏著這個意向。
1933年，五十八歲在位三十八年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從此時到1950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正是日本侵華、二次大戰和國共戰爭接踵而至的國難歲月。儘管其間亦不乏事故(如西藏當局曾擅自成立「外交局」)，但西藏終究未提出獨立訴求，世界輿論對西藏問題亦遠未沸沸揚揚。
以上簡扼回顧這些史實系用以說明：在中央政府權威式微之時，情勢尚且如此；那麽一旦中央政府強大，西藏問題更無呈鼎沸之理。可是，事情恰恰相反。中共奪取政權以後，所擴張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確遠遠超過昔日。但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西藏問題卻呈爆炸之態，乃至在國際上都掀起軒然大波，苦了漢藏百姓，也困擾了中共政權自己。而事態所至如此之根源，全系中共政權的顢頇錯亂。
當代史範圍的西藏變故已爲大衆所熟知，無庸贅述。其發端在於中共在康區進行的所謂「民主改革」，引起西藏全境上層分子的恐慌和強烈反彈。藏方謂之「武裝抗暴」，中共稱之「平定叛亂」。事變導致十四世達賴喇嘛和大批藏人出走。這麽多年來，出走在外的藏人和藏區藏人遙相呼應，不斷發出獨立聲浪並訴諸激烈行動；並得到國際社會的聲援和經濟支持，使經久不衰，代際相傳。
西藏政教合一的社會形態極爲落後于世界進步潮流，對之予以改革于道理上完全成立。且不說由集古今中外專制政治之大成的中共政權，去對它實行「民主改革」是多麽滑稽可笑；僅從具體作法和時機抉擇上去考量，亦大有問題。
民主改革的真諦在於造就社會正義。因爲，各種非民主體制，都是使某一或某些社會群體，佔據乃至壟斷了社會公權力，攫取了大量的社會財富，致使廣大民衆處於政治上無權和經濟上被盤剝的境地，造成極大的社會不公。人類社會的進步力量從十七世紀以來一直在爲民主改革奮鬥，而至今仍遠未在世界範圍內完成，可見這項工程是多麽的複雜艱巨。它既會遭到舊體制既得利益者的拼命反抗，也會發生本已被推翻的專制主義在「民主改革」的旗幟下借屍還魂的奇特現象──如中共一類共產黨政權。
要在政教合一的、封建領主經濟爲主的藏區進行民主改革，毫無疑問會遭到絕大多數僧侶階級、領主階級的憎惡和抗拒。即使實施這項改革的，不是那個專制主義的中共政權，而是個真正的民主政權也罷。因爲關鍵在於如果在藏區實施「民主改革」的不是藏族人士，而是與藏族有千年齟齬的漢族的話；那麽，無論改革的主導者是多麽的真心誠意，也都難以被將在民主改革中獲得利益的藏族平民所接受理解。而藏族上層分子則極容易把針對他們的民主改革，說成是對整個藏民族的欺淩傷害。宗教文化語言的隔閡和千年劍與火的記憶，都使大多數藏族平民寧願相信剝削壓榨他們的僧侶、頭人；也不會去相信「石頭不能作枕頭，漢人不能作朋友」的漢人。所有由漢人主導的藏區民主改革，都有可能被扭曲，被妖魔化，或在實施中走樣。
更爲嚴重的是，中共政權欲在藏區所實施的，絕非真正的民主改革；而是假借民主改革之名，把它的一黨專政政體推廣到西藏。「臥榻之側，豈容鼾息」。中共政權不能容忍在它統治的疆域裏，生存著另外的自成體系的政治勢力。一個真正的漢族民主政權，若要在西藏實施民主改革，當會審時度事，謹慎爲之。說實在的，爲人作嫁衣裳，何須急不可耐？「皇帝不急太監急」，越俎代庖，徒招誤解，真是何苦來哉！而中共則不然，由於它所要進行的並非真正的民主改革，而是要把它的絕對政治權威擴張到整個藏區，故「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同時在作法上，即使中共在康區行爲方式的粗暴程度，只有它在漢區的十分之一，也絕難以被藏人接受。
還有個說法，二十多年前中共紅軍經過川邊藏區時遭藏族騎兵襲擊，疲憊不堪的中共紅軍傷亡慘重。這段血仇在某些中共將領中記憶猶新，故康區平叛令一下，報復性的殺戮一發難收。
一場前所未有的大動蕩降臨整個藏區，相隔近半個世紀後，十四世達賴喇嘛又走上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老路──出逃印度。十三世達賴喇嘛出逃兩年就返回拉薩，而十四世達賴喇嘛則從此「浪迹天涯」。西藏問題的高分貝喧囂，從此困擾了中國也困擾了世界。
國際社會對中共政權在西藏鎮壓行動的指責，因六四屠殺和西方人對西藏的主觀美化而與日俱增。外國人很自然地推測：一個漢人的政權竟能有計劃地屠殺本族人，那麽它一定會更血腥地屠殺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殊不知，古往今來的漢族統治者，從來都是對本族人民最兇狠的。中共當是很卓越地繼承了這一傳統。西方人對西藏藍天白雲、高山流水那詩情畫意般的嚮往，促使他們更爲痛恨共產黨對這一未受當代各種功利主義塵埃污染的人間美境的破壞，而忽略西藏社會政教合一的反民主性質和文化科學的落後性。以這種推測和痛恨爲基礎，他們大力支持西藏獨立運動，使西藏問題更爲膠著棘手。
當然，中共政權亦極力爲自己辯解。它不遺餘力地強調西藏原政權的反動性、殘酷性。爲此它的御用文藝人士製作了一部電影「農奴」，再加上鋪天蓋地的宣傳，力圖使人們相信：在他們所主導的民主改革前，西藏社會是一個多麽黑暗、野蠻、殘酷的農奴制社會。可是，在世人心目中，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一個超級的「放羊孩子」：它那數不清的謊言，早已徹底自我毀盡了信譽。人們對它這種說法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或許，曾在某一期間內國內的民衆會在某一程度上信其所言，但隨著「改革開放」，許多真相的披露使人們省悟了。如果說從前曾大肆宣傳的劉文采式「收租院」的慘絕人寰，在很大程度上爲虛構之物的話；那麽，憑什麽擔保共産黨對前西藏社會所作的描繪能是真實的呢？此外，即使前西藏社會確實缺乏人道因素，但與中共激變藏民後又殘酷「平叛」相比，哪一樣離人道更遠？
爲了安撫沒有出逃的藏民，爲了向國際社會表明它在西藏施了仁政；數十年來，中共政權向西藏傾瀉了巨量的金錢和物資。它修復了許多在平叛中毀損的寺院。布達拉宮更是被修整得金碧輝煌。藏民族得到中共政權的特殊優待。實行全體公費醫療。西藏社會，尤其是拉薩等主要城市的消費形態急速升級，遠遠超過內地同級城市。如拉薩市的手機人均擁有率居全國之冠。1994年中共舉行了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決定對西藏作包幹式的對口支援。即由內地某個省份或城市，固定以資金、物質、技術、人力支援西藏某個地區或城市。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來看，內地支援西藏的數額是極爲驚人的。例如從1990年到2002年中共政權在西藏總共投入650億(人民幣)，平均每年50億。若以西藏藏人200萬計算，每人每年可得2500元，足夠一個人的基本生活費用。國家統計局還有個數據是：1999年西藏的生産總值爲105億，同樣以200萬人計算，人均産值爲5250元，遠低於全國平均值。但2000年西藏人均可支配收入竟達6908元，遠高於全國平均值5854元。當然，中共政權向西藏投入這麽多錢，並非都平均地惠及每一個藏族人民。其中相當一部份是用來豢養那班藏族共幹。然而甚爲可悲的是，這些浸透了內地勞動人民的血汗錢並未能買到西藏的心。多年來西藏層出不窮的騷動和爆炸事件，爲此作了最清楚的說明。
西藏社會當然是應該予以改革，但這個改革應有兩點須予以遵循。一是，大幅度、帶根本性的改革，必須是由藏族人士自己去主導。二是，外部只應起促進作用。這個促進可以是施加壓力，可以是局部性的、單項性的改革。例如通過普及教育，提高藏族人民的思想水平，使之逐漸認識到政教合一制度的落後性，進而産生改革的要求。又如，通過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當局簽訂協議，擬訂漸進改革的大致日程，同時還可以借助國際進步力量對其觸動。再如，從接近漢區的藏區逐步進行有限改革──「改土歸流」，從削減、限制土司頭人的司法權、行政權、財經權，到完全以政府委派的地方官取而代之。二十世紀初清朝邊務大臣趙爾豐，就曾在川藏邊區實行過類似的改革，頗有成效。只不過趙爾豐在辛亥革命前夕調任四川總督，因反對革命，死于任上。其在川藏邊區的改革業績亦似湮沒，不無可惜。一個封建官吏尚且有此建樹，而共產黨則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則確實是發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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