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和平崛起

作者: 钱朝民 与搞建筑工程不同，政治反对派的成长不是机械的，不是一个完全按流程作业的硬性工程，而是可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软性工程，它更像一个艺术创造活动，需要当事人有大智大睿，能够纵横捭阖，能够扑捉战机，甚至能够当机立断创造时机别开生面直捣黄龙。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当局所谓的中国要在世界上“和平崛起”这一说法，刚一问世就遭到了强烈质疑，其他的暂且不说，仅就今日“中国”是反普世价值国家这一点，就决定了它在信奉普世价值的当今世界的崛起必然会带来强烈的“地震”。 那么我们说到中国政治反对派“和平崛起”，是否会犯同一个错误呢？古人云：君王顺天，则臣有顺命，君王逆天，则臣有逆命。同样道理，中国要在世界上“和平崛起”，就需要中国政治反对派在中国和平崛起，因为中国如果坚持反普世价值的什么“原则”，那么它在世界上的崛起是就绝不可能是和平的。只有中国政治反对派在中国和平崛起了，中国才能以认可普世价值的方式回归世界文明主流，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崛起才可能是和平的。 具体说到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崛起要用和平来限定的问题，其实更是因为当今世界的现实告诉我们，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的政治历史的行程，反对派的成长方式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例如，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反对派的崛起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暴力的，在突尼斯和埃及，反对派的崛起则是很不和平的，但是，台湾和缅甸的反对派的崛起则是高度和平的。这样，在中国大陆还没有、而又必然会产生的情况下，反对派是以和平还是以非和平又或者是暴力方式崛起，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我看来，反对派以和平方式崛起，不仅可以使国家社会人民免遭炭涂，对统治者来说也是最好的解套方式，统治者只要具有一点点当代政治理性，只要不想步萨达姆、卡扎菲之流的后尘，就不会不明白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和平崛起其实是他们的福音，一如民进党的崛起是台湾国民党的福音，全国民主联盟的崛起是缅甸军人政府的福音。 中国政治反对派将如何崛起？ 对此，可以用工程学常用的倒排工期的方法来加以说明。从这种角度看，我们首先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那就是朝野双方的关系终于形成了开始互相承认，并且能谈判规则建构、能达成一些基本协议的局面，也就是形成了像市场中具有平等地位的企业主和劳方代表一样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相互之间的角色虽然不同，但是已经能互相进行对等的谈判。 在这种局面中，统治集团的支配地位开始淡化，尽管它仍然会保持一段时间的强势，但终究会回归多元化中平等一员的角色；相应的，反对派开始摆脱被支配地位，尽管一段时间内它还会处于弱势状况，但上升到和原统治集团平等的地位只是时间问题。 显然，这正是20世纪80、90年代在台湾发生的情况，也是今天在缅甸发生的情况。那么，中国要走到这一步，其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政治反对派必须有一个突破点，当然，对当局来说，也必须有一个政策变化的临界点。也就是说，对反对派来说，必须以大智大勇创造历史，找准那么一个机会，找准那么一个从时间上看恰到好处，从地点上看十分合适，最重要的是，从政治上看虽然是突出奇兵，却有充分把握的方式方法，来迫使当局承认其合法性，也就是造成既成事实，使当局不得不接受。 这种情况从当局的角度说，就是知道审时度势，择善而从，为了未来的安稳，为了未来不受或者少受清算，在大势已去不得不改弦更张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放开全面控制，用给反对派合法化的方式换取自己的历史出路。显然，对当局来说，早走这条路比迟走要好，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从客观上说，当它这么做时不会立即失去很多东西，尤其是基本利益必须有充分保障。 反对派要走到合法化的突破点，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众所周知，时至今日，在中共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从事的当代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从它的序幕四五运动算起已经有36年历史了，然而，反对派却仍然没有找到合法化的机会。 民主墙运动使中共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走上了当代民主运动的领导岗位，但那时我们在思想观念上还在进行艰难探索，因此还没有能力和当局正面博弈，民主力量还太弱小。 1989年的学生运动规模宏大，遍及全国，从声势上看已经压倒了当局，但由于目标不明确，准备工作不够，内部组织结构松散至极，最后，在残酷镇压下溃不成军，甚至可以说以“全军覆没”告终。 1998年的组党运动使当代中国的政治诉求达到了政党政治水平，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市响应，但是，也因为缺乏强大的内在结构和高明而统一的行为策略，最后也被镇压了下去。 2008年的《零八宪章》运动前后有1万多人签名，在刘晓波被判刑后还是陷入了低谷，还是没有办法争得合法地位。 当然，谁都知道，所有以上各场民主运动均未能在中国造就一个合法的反对派，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局太顽固，始终坚持和世界潮流相对抗，一直采取将政治异端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政策。 不过，就反对派自己来说，又是否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有必须吸取的经验教训呢？ 应该说，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还确实不少。通观当代世界各国政治反对派的成长，找到合法化的突破点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都不是侥幸得来的，都必须具备某些内在和外在的条件。 如果说中国三十六年来外在条件是因为当局的极端顽固而难以具备，因而是民主阵营所无能为力的，那么，反对派自身内在因素的欠缺则是我们可以加以分析，并且尽可能予以克服的。所以，这里先撇开外在条件问题，看看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成长究竟缺乏些什么东西，才造成了一次次的失败。当然，这篇短文里没必要对一场场运动进行具体研讨，只做一点宏观分析。 一言以蔽之，中国政治反对派没能找到合法化的突破点，从内因来说是由于没有找到，或者说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凝聚点！通观二战后走向民主化的各个国家，政治反对派的成长都以具备一个乃至几个强有力的凝聚点为特征。这种凝聚点，有以种族问题为特征的，比如南非，有以族群问题为特征的，比如台湾，有以工人运动为特征的，比如波兰，有以一个受到国人普遍认同的纲领为特征的，比如捷克的《七七宪章》。 此外，还应该注意到，不论是以什么问题为凝聚点，或者是以社会运动为凝聚点，还是以一个纲领为凝聚点，这个凝聚点的核心之中，还有一个或者几个核心人物，这个核心人物就是这个凝聚点的人格化身，或者说是精神象征。比如，曼德拉是南非黑人反种族主义斗争的人格化身，瓦文萨是波兰团结工会的象征，哈维尔是《七七宪章》的灵魂。 这里的原因是，社会终究是由人组成的，任何社会运动、社会观念都必须有具体的个人作为其现实承担者，也只有这么一个或者几个体现社会运动社会观念的具体个人，芸芸众生才知道跟着谁，才知道该怎么做。这不是什么英雄创造历史，这是历史需要领头羊。古人说圣人亦尤人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当然现代社会不相信也不存在圣人，但是，哪怕这些人并不是什么旷世之才，非凡之人，也自会有其出类拔萃之处，并且其所长恰好足以充任历史转折所需要的这个社会角色，这就够了，求全责备其实就是要宰杀创造历史的领头羊，因而是阻止历史进步的做法。 当然，这么说绝不能成为反对派核心人物放松自律的口实，但个人修为毕竟是个人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太放纵自己，就不可能承担大任，这是不言而喻的常识。 一旦反对派有了这么个凝聚点和相应的核心人物，并且逐步确立了打不垮压不烂的系统结构，孙子兵法就可以派上用场了：“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军不御者胜”……这样，政治反对派就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逐步发展起来！ 应该说，三点成一线：官民平等对话的历史转折点——反对派合法化的突破点——反对派的凝聚点三者就构成了反对派和平崛起的回溯路径。由此观之，今日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成长尚正处在寻找凝聚点和产生核心人物的时期，所以，它从前的一再失败不是偶然的，它今天应该做的事也是十分明了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反对派如何建构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中国已经有三十六年的当代民运史，何况市场经济已经成熟，市民社会已经相当发达，因此失败的教训虽然很多，在寻找凝聚点和形成核心人物的过程中，主动建构反对派的内在结构也正当其时。 如前所述，如果不是极其严酷的打压，中国的政治反对派早就成熟了。反过来说，由于这种打压极其严酷，中国形成反对派核心人物的难度就更大，当然，这种难度首先是要有超强的抗打击能力，众所周知，豆腐一锤就稀巴烂，好铁则越打越硬。其次，这种难度还表现在需要有高度的灵活性和柔韧性上，如老子所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但是，中国毕竟已经来到了公民社会的大门口，这样，在强大的社会需要推动下，大量社会活动家潮水般的涌现，基数的大增又使反对派核心人物出现的概率大增。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不仅以往三十六年的民运史，而且以往六十余年的“解放”史，特别还有十余年来的维权史，早已给中国政治反对派的诞生提供了大量的基本材料！具体地说，一是六十余年来中国已经产生了大量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要法治的有识之士；二是近十几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数以十万计的合法的和不合法的现实中的和网络上的民间组织；三是已经在文化界、思想界、产业界和各行各业都产生了大量致力于宪政民主大业的精英人物。因此，只要环境条件具备，中国政治反对派力量的成长壮大将会是一个十分迅速的过程。 但是，以上只是从战略上说，从宏观上说。就战术而论，就微观而论，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其成长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需要有志于此者充分发挥其创造才能，否则，以上条件还是可能会被白白浪费。因此，在今天，可以说中国政治反对派能否顺利成长，很大程度上要看当事人自己是否具有足够的胆识和魄力。 基于以上历史条件，今天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成长已经可以视为一个建筑工程。这个建筑工程可以分为五个步骤：打基础，树钢架，灌水泥，砌房间，搞装修。 1.打基础，就是把可以成为反对派因素的那些个人和民间组织以适当的方式发掘出来，并且逐步有效地整合起来，应该说，这正是今天的当务之急。 2.树钢架，就是把那些最具有担当勇气和能力的一小部分虎贲士首先凝聚起来——三国时，张辽帅八百虎贲士就足以在十万吴兵之中左冲右突，杀进杀出!这里的树钢架，则是指在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方法，以公民行为的方式，在于法有据的情况下，作为政治反对派人士公开的集体站出来，对当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而在合法运作中经营发展，不断壮大。 3.灌水泥，民主人权事业毕竟是依法讲理的事业，不是光靠勇气和献身精神就可以胜任的，还要靠拥有现代知识结构，要靠有充分的议政能力，要靠有社会领导能力、社会宣传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这样，当政治反对派基本站住脚时，在适当的时候大量吸引各类社会精英加入，才能使之足以承担主导社会转型的历史重任。 4.砌房间，政治反对派的成长达到一定水平，就需要从混沌一体分化成和中国这个国家的行政体系基本同构的体系，也就是要使其在全国的分支机构逐步分化发展起来。 5.搞装修，新建筑只有装修好了才能交付使用，政治反对派的成长只有到了健全内部制度才能算走向成熟了。 当然，任何比喻的作用都是有限的。与搞建筑工程不同，政治反对派的成长不是机械的，不是一个完全按流程作业的硬性工程，而是可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软性工程，它更像一个艺术创造活动，需要当事人有大智大睿，能够纵横捭阖，能够扑捉战机，甚至能够当机立断创造时机别开生面直捣黄龙。 但是，虽说如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内部建构都是马虎不得的基本功——最终按民主法则创造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高度凝聚力、强大战斗力以及社会向心力和历史引导力的团队以及相应的整体结构，始终是出类拔萃的核心人物所必须具有的自为意识。 把建构反对派分为以上五个阶段，我们就有了一个楼梯。姚明也绝不可能一步登上帝国大厦，但顺楼梯走连断了双腿的人也能上得了。恰如老子所云：“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只要善于从容易处做起，从小处做起，一步步往上走，那么，登上成功的楼顶就只是时间问题。也就是说，建构反对派的宏图大业就必然能在我们手上完成。也唯有如此，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和平崛起才能够有望，中国向宪政民主制和平转型的历史主动权才能掌握在反对派手中。 2012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