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簡史—組織史部份

Quasi-跨時

文：邱士杰

引言

起源於二十世紀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有三個歷史發展階段，分別為：第一期日據時期（1931年以前）；第二期台灣回歸台灣回歸中國後五年間（1945到1949）；第三期七十年代至今。[1]這三個階段所培養的人脈和理論資源，在不斷的斷裂與接續中，逐漸積累而形成了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組織史」與「論述史」。「組織史」正是本文所要討論的主題。

在漢語世界中，「組織史」往往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的研究有關。「組織」有幾重意思，首先是核心的黨組織；然後是派生出來的青年團、軍事武裝組織與及各種群眾性組織；最後是黨在各黨外團體中的黨組黨團。[2]這些組織的裡與外，都有領導與被領導的明確分工。若按時間序列觀察組織發展，甚至能夠觀察到組織的收縮或膨脹趨勢。

「組織史」可以指狹義的共產主義運動史，但亦可有更廣的含義。本文探討的不僅僅是某個組織本身的發展史，還包括社會主義運動作為各種組織的多樣性統一，而形成的歷史。不同的組織，意味著不同的人際網絡所形成的集合體。有些人際網絡得到了長時間的發展，有些中途夭折，有些彼此整併。這些狀況可能是共時的，也可能是歷時的。

更重要的是，各種人際網絡都不能只以台灣一島作為考察範圍。台灣的社會主義運動，自始至今都是全球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問題只在於如何成為其一部分而已。

二戰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第一期（1931年以前）

1915-1924年間，在東亞各地的社會主義者（包含台灣人），於日本與中國大陸，形成了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第一個人際網絡。首先是「新亞同盟黨」（1915年）與「可思母俱樂部」（1920年前後）， 這兩個組織雖然都在日本，其人際網絡卻來自包含台灣在內的東亞各地。（ 小野容照：2011； 松尾尊兊：2000；邱士杰：2009）在這個網絡的基礎上， 北京成立了台灣史上最初的無政府主義組織「新台灣社／ 新台灣安社」， 並發行刊物《新台灣》（1923-1926）。此外，上海也成立了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者共同組建的左翼組織「平社」（1924）。（邱士杰：2009）

平社的成立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首先，其組織以國共合作下的上海大學為基地，實現了台灣、大陸各省、韓國、日本等地青年的參與。其次，該刊發行的《平平旬刊》是台灣史上第一份定期左翼刊物。其三，此時中共正對台灣左翼青年產生影響。除了無政府主義者之外，平社成員多是中共黨員或青年團團員。其中最主要的組織者許乃昌甚至成為台灣最早赴蘇的留學生。其四，在平社的基礎上， 社內的馬克思主義者進一步成立了「台灣赤華會／ 赤華黨（Red China Party）」（1924）。這充分說明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與台灣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特殊聯繫。（邱士杰：2009；Belogurova: 2003; К. М. Тертщкий: 2005）

第一個人際網絡在1924年出現組織化高潮，卻也在同年開始走向瓦解。雖然「新台灣安社」主導者范本梁（ 台灣嘉義人） 直到1926年才在台灣被捕， 但由於他的活動有過於強烈的個人色彩，因此難以從人際網絡的角度把握「新台灣安社」發展的全過程。至於發展出明確人際網絡的平社與「赤華黨」， 則都在1924年成立之後瓦解於同年。雖然平社的瓦解與無政府主義者的「破壞」有關，但也有學生運動固有的不穩定性因素存在。以平社為例，其活動的停止，就是因為1924年暑假的來臨：作為學生的成員們，都回鄉休假了。（邱士杰：2009）

1922-1923年間，台灣島內的左翼份子形成第二個人際網絡。以連溫卿為代表的「馬克斯[思]研究會／社會問題研究會」（1922-1923）和台灣各地萌現的「無產青年」集團聯手。這些自稱「無產青年」的集團，也許是連溫卿（1925a、b）所說、因為資本主義侵蝕台灣社會而出現的「不良少年少女」。在1927年奪取台灣文化協會的領導權。（邱士杰：2009）文協是一九二○年代島內最重要且存在最久的運動組織，左轉後的文協更成為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以連溫卿為代表的集團與日本社會運動（特別是第一次日本共產黨與山川均）有聯繫；「無產青年」集團則與廈門集美中學之類的新式教育機構有關。這些求學於兩岸的台灣青年，受到中國革命的洗禮而左傾，才在台灣島內形成這樣的集團。不過，連溫卿「無產青年」集團的思想傾向非常複雜，不但包括了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混雜，就連馬克思主義內部，也包含了諸如「山川主義」及為克服山川主義而出現的「福本主義」。這些「主義」同時從中國大陸與日本傳入， 使思想的複雜性更加難解。[3]

伴隨著中國與日本革命的發展，多數台灣青年參與了中共，少部分則參與日共。這些青年在兩黨協助下， 發展成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台灣共產黨」（1928年，上海）。總的來說，中國革命對於台灣青年的激進化有主要作用，這與一九二○年代國共合作的「大革命」脫離不了關係。實際上，許多台共黨員都是從中共黨員轉換而來，甚至又轉換為中共黨員而去；[4]如果回溯更前面的歷史，這些青年甚至也有相當部份來自於第二個人際網絡，比方最出名的「無產青年」翁澤生。日共方面，雖然也曾試圖領導台灣黨組織，但由於日共在1928年台共建黨前夕便遭到大規模檢舉，此後又接連遭遇渡邊政之輔渡台失敗（1928年在基隆港拒捕而自殺）等事件，因此日共客觀上始終無法有效領導台共。

雖然台共成立於上海， 仍積極展開島內建黨的工作。1928年， 台共島內機關成功奪取了台灣群眾動員能量最大的「台灣農民組合」領導權， 開始排斥連溫卿為代表的第二個網絡。1929年， 台共奪取台灣文化協會領導權， 第二個人際網絡於是瓦解， 部分人脈被台共所整編。1930年， 駐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 ─ 而不是台獨派所經常指控的中共─ ─ 直接介入台共改組。（К. М. Тертщкий: 2005；邱士杰：2009a，2010）1931年，台共因為殖民當局鎮壓而崩潰。雖然台共組織自此不復存在，其人際網絡卻大致得到保存，成為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人際網絡連續性的歷史起點。

總體來說，從台共瓦解到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回歸中國，此間近十五年的時間，台灣社會運動都因日本進入侵華與太平洋戰爭的戰時體制而遭到壓制。台共的人際網絡在台共瓦解後，除了刑死獄中者之外，一部分經受了長年的牢獄之災，另一部分則前往大陸， 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最知名的是經歷瑞金、長征、延安時代的蔡孝乾， 其次則是張志忠。（林書揚：2012b）

二戰以後：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第二期

（1945-1949）與第三期（1970-)

雖然台灣島上不斷經歷政權更迭、戰爭、白色恐怖，影響了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甚至造成了島內運動出現表面斷裂，卻又接續的三期階段。但從世界性的角度來看，對台灣運動史最具決定性的歷史條件有二：一個是兩岸的分裂（1895-1945）與統一（1945-）；另一個則是共產國際的成立（1919）與解散（1943）。這兩個條件的交錯組合，規定了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三期階段之間的斷裂與繼承──

（一） 十月革命促成了共產國際的成立，因此才有中共與日共兩個東亞的國際支部，收納流寓東亞各地的台灣人的自發社會主義運動，從而誕生台共。如果不是海峽兩岸因為日本侵華而分斷，台灣人的社會主義運動未必能從日本與中國大陸兩個方面獲得組織資源。

（二） 但又因為共產國際解散與戰後台灣回歸祖國，導致台灣的社會主義運動完全成為中國革命的一部份。這樣的歷史條件不但使第一期與第二期產生了質的斷裂，更使第二期與國民黨白色恐怖所區隔開的第三期產生質的聯繫。

（三） 當然， 又由於1949年後的中國成為分斷國家，出現「統一中的分裂」的特殊狀況。這種特殊歷史條件便又導致第二與第三期之間存在著差異。

總體而言，第二期乃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最關鍵的轉折點。以光復後蔡孝乾、張志忠潛回台灣為起點， 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第二期完全置於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之下。省工委不但選擇性吸收了台共的人際網絡，更在「二二八」與全國解放戰爭的形勢下發展出新的群眾基礎，形成台灣史上前所未見的動員規模與運動型態，特別是武裝鬥爭的出現。以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為例，雖然省工委參與事件的程度有限，但省工委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主張談判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蘇新：1993）， 省工委所領導的兩支武裝力量──二七部隊與嘉南縱隊──更是全島武裝鬥爭中進攻與撤退最具組織的部隊。二七部隊的領導人就是知名的老台共謝雪紅， 嘉南縱隊的領導人則是老台共簡吉（政委）與張志忠（司令員）。到了1949年前後，省工委更在全島各地山區農村發展出武裝游擊基地──不過，省工委的工作不僅僅放在農村武裝鬥爭，城市中的學潮與工潮也在省工委的推動下不斷展開。直到1949年底地下黨刊物《光明報》遭破獲，乃至省工委最高領導人蔡孝乾被捕叛變，整個省工委組織才接連因此而被破壞， 由此直到五十年代初中期。而唯一沒有投降的省工委領導人張志忠，則以他的犧牲（1954年槍決），為第二期的運動劃下句點。（藍博洲：1991，2012）

雖然國民黨在1949年之後展開的「五○年代白色恐怖」，大量屠殺並關押了革命者和群眾，從而形成了某種中斷。但第二期所形成的基本認識，卻在此後的台灣左翼人民運動之中──不僅僅是五十到七十年代之間層出不窮的左翼革命事件──不斷重現：

（一） 台灣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台灣的解放不但以全中國的解放為前提，台灣左翼對於中國革命成敗和前途也負有責任。

（二） 由於帝國主義干涉以及國共內戰導致中國成為「分斷國家」，社會主義與民族再統一，便成為台灣革命不可分割的兩個任務。

以一九七○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為起點，台灣的社會主義運動分別在島內外出現了復興的契機，成為第三期。保釣運動之所以成為契機，並不在於保釣本身，而在於保釣運動在北美等地轉化為認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統一運動」。在此背景下生出兩個時代性提問──兩個「理解」問題：其一是如何理解中國成為「分斷國家」的狀態，其二是如何理解文革（極） 左翼思潮的歷史意義。台灣島內外程度不一的社會主義運動都需提出解答。

在島外，除了明確贊成中國統一與社會主義的《群報》、《燎原》、《東風》、《統一》等刊物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台灣人民》雜誌，因為該刊統獨兼具，日後的發展系譜和影響也較長、較大。這條系統通常自稱「台灣左派運動」（而不是「社會主義運動」）。該刊的主要人物包括了曾經與史明（分離主義左派代表人物，以反對國際共運著稱）論戰的左翼分離主義者「左雄」，以及高度認同新中國和毛澤東思想的留學生許登源、陳惠松、陳妙惠等人。《台灣人民》是「台灣人民社會主義同盟」（簡稱社盟）的機關刊物。但由於內部統獨分裂，左雄一派另組完全主張分離主義的《台灣革命》、《台灣時代》，後來又分裂出反左雄的《台灣解放》。許登源一系則在八十年代初組成後續理論影響極大的《台灣思潮》。（邱士杰：2009、2012）

在島內，1976年創刊的《夏潮》雜誌，是第三期社會主義運動的島內起點。（郭紀舟：1999）其後歷經鄉土文學論戰、民歌運動、《人間》報告文學與紀實攝影浪潮、八十年代台灣工人運動風潮，在島內形成了一條公開主張中國統一的社會主義新派別。1989年， 主張社會主義與中國統一的勞動黨在勞動人權協會的基礎上正式成立。（茅漢[王曉波]：1999）黨的成員以本省籍為主，不但包含了第一、二期以來的、包含非轉向政治犯在內的多數的左翼運動者，更包括在第三期站上歷史舞台的新興台灣工人階級。雖然勞動黨成立在島外共產主義運動向台灣發展組織的第一期與第二期之後，勞動黨卻是因為這些時代所積累起來的人脈和理論資源而得以在第三期成立。

眾所皆知，台灣的社會主義運動在第三期（特別是八十年代以來）出現嚴峻的「統獨」論爭和分裂。台灣民眾的中國認同故然在「本土化運動」中出現劇烈轉向；勞動黨本身也在建黨同年（1989）面臨兩件事的巨大衝擊，分別是新竹遠東化纖大罷工失敗（迄今為止台灣史上最大的罷工）與六四天安門事件，皆因勞動黨的兩大綱領正是「社會主義」與「民族再統一」。但勞動黨迄今仍然堅持這兩大綱領，原因在於勞動黨認識到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第二期以來的歷史條件並未改變，因此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必須作為中國革命運動的一部份，通過克服「分裂國家」狀態，保衛中國革命，消除「分裂國家」狀態對於島內階級鬥爭的干擾，並為兩岸工人階級的連帶與階級鬥爭的整合創造條件。

小結︰

在二十世紀中誕生、發展、中挫，而又再生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仍然帶著她在二十世紀中烙下的種種痕跡而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前進。當我們回顧這一運動的組織史，不難發現這段歷史始終不可能在一島之內得到說明。但在「一島社會主義」論伴隨著分離主義運動的發展而猶存市場的當下，我們除了應當直面「一島」不可能實現任何社會主義的事實，更應直面當前台灣分離主義運動打著左燈向右轉的危險信號。在兩岸關係實際上是「分斷國家」的內部關係的條件下，如何使歷史上存在著緊密聯繫的兩岸四地實現工人階級的聯合，將是台灣社會主義者思考各種跨地域連帶時不可迴避的真實挑戰；反過來說，如果連歷史所賦予的兩岸四地工人階級聯合問題都無法面對，更加難以設想台灣還能與其他國家地區的工人與左翼實現這樣那樣的連帶（比方台灣某工運團體就曾以「台灣也可以和菲律賓統一」這個假命題去取消歷史遺留下來的「分斷國家」問題；這種「歷史取消派」同時也具有鮮明的反智主義色彩）。當前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以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為中介，而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這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第三期自第二期繼承下來的最重要的歷史條件。在推動台灣階級鬥爭更加政治化的道路上，近百年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將不斷提示我們前進的道路和方向！

註釋：

1. 關於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三階段歷史分期， 首先由林書揚（ 2 0 1 2 a 、b 、c ） 所提出。惟本文關於第三期運動的起始時間與林書揚（2012c）的看法不同。林書揚認為第三期始於八十年代，此乃著眼於解嚴前後逐漸寬鬆的社會氣氛與群眾運動而言。本文則著重於七十年代《夏潮》雜誌創辦之後開始實現的組織性的、人際網絡的連續積累，而將第三期的起點置於七十年代。
2.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中共中央根據「中央、省、地、縣」四級共3067部地方組織史編纂而成的全國性組織史。（中共中央組織部：2000）
3. 連溫卿因日本左翼少女山口小靜（台灣出生的日本人） 的介紹，結識了日本左翼領袖山川均，並於19 2 4年親自前往拜訪山川夫婦。雖然許多記載都將連溫卿視為山川的台灣代理人，但連溫卿的思想其實非常複雜，不完全與山川有關。請參見邱士杰（2009a、b）的研究。
4. 比方翁澤生、蔡孝乾、潘欽信、謝玉葉。

｜徵引書目（按拼音序）｜
Belogurova, Anna. (2003).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intern (1928~1931). (M.A.),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2005).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Mos­cow: AST, Vostok-Zapad.
郭紀舟（1999）。《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藍博洲（1991）。《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藍博洲（2012）。《台共黨人的悲歌：張志忠、季澐、楊揚》。台北：印刻。
林書揚（2012a）。〈台灣左翼運動的歷史發展──第一週期與第二週期〉。收錄於《林書揚文集紀念版》，第1卷。台北：人間出版社。
林書揚（2012b）。〈人民左翼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的島外接續部分〉。《林書揚文集紀念版》，第1卷。台北：人間出版社。
林書揚（2012c）。〈勞動黨在當前階段的任務──寫在第二屆黨代表大會之前〉。《林書揚文集紀念版》，第4卷。台北：人間出版社。
連溫卿（1925a，10/11）。〈不良少年少女研究〉，《台灣民報》，頁12~13。
連溫卿（1925b，10/18）。〈不良少年少女研究（續）〉，《台灣民報》，頁10~11。
茅漢[王曉波]（1999）。《李登輝的民主真相：台獨法西斯下的台灣愛國主義》。《海峽評論》，第105期（台北）。
邱士杰（2009a）。〈一九二○年代台灣社會運動中的「大眾黨」問題〉。收錄於：若林正丈、松永正義、薛化元（編），《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續集》（頁129-184）。臺北：稻鄉出版社。本文為2009年臺北「台灣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與會論文。
邱士杰（2009b）。《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邱士杰（2010）。〈《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若干考訂之辨析──以翁澤生新見逸文〈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為中心的討論〉。《史原》復刊第1期[總第22期]（臺北），頁259-292。
邱士杰（2012a）｡〈階級分析的隱沒：試論台灣政治經濟學討論之一側面〉。論文發表於：新竹交通大學社文所「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arxisms in East Asia（「馬克思主義在東亞」國際學術工作坊）。
蘇新（1993）。〈關於「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收錄於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台北: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中共中央組織部，等（編）（2000）。《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轉自《跨時》革新號第一期：http://quasi-quasi.com/2013/04/19/q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