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主要區別

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主要區別

　　中共農民造反雖然在其手段和特徵上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共相一致，但中共畢竟是一個披著現代政黨外衣的農民造反党，是借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歐洲共產革命的旗號，在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反對中國民主革命、推行共產專制復辟的現代政治集團。因此，它也必然會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與傳統農民革命造反有所區別。這些重大區別概括起來便是：

　　一、中共農民造反思想的“現代化與科學化”。中國共產黨借用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接過了一整套“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才將中國傳統農民的革命思想“科學化和現代化”了。由是，才既能以共產革命的名義迷惑人民，又能以共產革命的名義統治人民，更能以共產革命的名義鎮壓人民。

　　二、中共農民造反更富有欺騙性、嚴密性和殘酷性。中共因具有一個現代政黨的外在形式，尤其是在蘇俄親自扶植、陰謀教唆和直接指揮下，又被賦予了狂熱的共產宗教情緒和頑強的政治集團意識，這就使它較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和中國農村社會中的一般農民會黨，更具有信仰的瘋狂性、組織的嚴密性和紀律的殘酷性。這就使它增強了戰鬥力，擴大了欺騙性，從而為它的成功和成功後的鞏固權力造成了有利的條件。

　　三、中共農民造反具有賣國和叛國的特質。由於中共長期以來是一個在外國顛覆勢力蓄意扶植和直接指揮下的叛亂叛國集團，這就使它與中國歷代農民革命造反形成了一個重大的區別。因為農民英雄們大都是鄉土主義者與愛國主義者，不會甘心做外人之奴才，不會承認“農民階級沒有祖國”，更沒有當這個“外國”已經在侵略自己的祖國時，卻要武裝起來去保衛這個“外國”。朱元璋無疑是反元的民族英雄。李自成亡明後寧肯自己敗亡而決不與滿清聯手，更不會受滿清指揮。洪秀全雖借助改造西方的宗教而建立了“拜上帝會”，倡天下大同以造反，卻從沒有服從過任何一家外國勢力的命令和指使，更沒有成為歐洲天主教廷的“一個支部”。明末清初的會黨亦從未勾結過任何一家外國勢力以“反清複明”。義和團起義的口號則是“扶清滅洋”。即便是在現代，孫中山之爭取俄援，亦純粹是為了推動中國的國民革命，反對本國的專制復辟，前提更是說得明明白白，“絕不同意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因此，縱觀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亦唯有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這一場農民造反，才是一場為打天下而心甘情願地賣國和叛國的“革命”。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內，它對於蘇俄種種指令的鞠躬盡瘁，以及它在蘇俄的命令和指揮下，為了忠於蘇俄而出賣祖國的一整套理論、口號、行為和實績，實在為中國數千年歷史上的造反者們所沒有，亦為中國數千年歷史上所有的叛國者們望洋而興歎。

　　四、中共農民造反是“反民主進步而非反專制統治”。中國歷代農民造反革命，雖然其結果都是專制制度的復辟，但是，其起因，則均為反抗剝削、壓迫以及反對封建專制統治本身。因此，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才具有被同情、甚至被讚揚的一面。但是，中國共產黨在現代中國由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進程中，所發動的這一場現代農民造反，一是蘇俄蓄意顛覆民主中國、再造專制中國的一個惡果，並非中國農民自發的革命；二是它所造反的對象，非但不是歷史上的專制王朝、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卻是那個在外患內憂之下，正艱難地推進著民主進步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因此，就世界的專制逆流而論，中共乃是國際共產專制復辟勢力的一個部分；就國內的民主進步而言，中共的“革命”則是對中國民主過渡進程的反撲與破壞。因而，它才非但不是一個前進的革命，而是一個倒退的“革命”；非但不是一個反對專制統治的造反，而是一個反對新生民主政權和嶄新共和制度的造反。這便是它與中國歷代農民革命的一個最重大和最主要的區別。

　　綜上所述，一九二七年以後的中國共產黨，雖仍為蘇俄所支持、所指揮，亦仍然打著共產革命的旗號，標榜為“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但是，在本質上，它已經完全蛻變成了一個在境外顛覆勢力長期指使下，以共產革命為名義，以現代政黨為形式，以傳統農民革命方式為手段，以封建會黨為本質的農民造反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