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波浪式运动探因
民主化的波浪及其回潮是政治中一种更普遍现象的表现。在历史上，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政治体制中间不时地或多或少地发生类似的事件。在1848年，好几个欧洲国家发生了革命。1968年，学生抗议席卷了几大洲的许多国家。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不同国家的军事政变常常集中起来在同一段时间内发生。某十个年头中，民主国家的选举可能向左摆，在下十个年头中又向右摆。十九世纪民主化长波的播散时间很长，足以把它同后来的民主化浪潮和回潮显著地区分开来。不过，每一次回潮都发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问题是，如何识别像政治中这种波浪式运动的可能原因。
让我们先设定由六个国家组成的一个世界，从１号到６号。让我们再设定在一个相对短暂时间内的一种类似运动，如民主化，或者说Ｘ，发生在每一个国家。是什么导致了这种Ｘ的爆发呢？有几种可能的解释。
单一原因。可以想象，所有的６个Ｘ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Ａ，它出现在６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之中。例如，它可能是出现了一个新的超级大国，或是在国际权力分配中出现了某种其他的重大变化。它也可以是一场大战，或是对许多其他社会有影响的重要事件。例如，有几个拉丁美洲国家，或是引入了民主政权，或是举行了新的全国性选举，这些都发生在1945－1946年之间。证据表明，这些Ｘ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个单一原因的结果，这一单一原因是Ａ，即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
平行发展。设定Ｘ是由在相同的自变项（如a1、a2，等）中的类似发展所引起的，这些变项或多或少地同时在６个国家中表现出来。例如，理论家们认为，一个国家在其通过了一定的经济发展门槛之后就可望实行民主政治，这个经济发展的门槛是达到特定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是识字率。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国家内的民主性进步是由该国特有的某种东西所引起的，其他国家所有的类似起因或多或少地会同时发生作用，以产生类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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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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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雪球。在一个国家一项导致Ｘ的重要原因也许是在另一个国家出现了Ｘ。如果Ｘ绝对同时发生，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完全的同步性非常少见，而孤立的同步性可能更少。对重大事件的了解几乎立即被不断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因此，一个国家的事件Ｘ会不断地有可能触发出在不同的国家几乎同时发生类似的事件，而且产生示范效应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大。在一个国家，某种独特的、甚至是特有的起因，a2，会导致在另一个国家出现Ｘ１，但是此后Ｘ１又可能引起在另外一个国家出现类似的事件，而这种类似的事件又依次对其他国家继续产生滚雪球的效果。
流行性万灵药。在不同的国家事件的直接起因可能完全不同。不过，这些不同的起因可能会触发一种共同的反应，如果不同国家的精英都相信这一反应的效用，即时代精神的流行性万灵药。如同６个人或多或少地同时服用阿斯匹林来治疗他们６种不同的身体不适时，这六个国家也会同时地进行类似的政权过渡，以适应不同的问题：一个国家有通货膨胀，另一个国家法律和秩序崩溃，第三个国家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第四个国家在军事中失败，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变迁的具体个别起因（a1，b2，c3，等等）就会对一套共同的政治信念，Ｚ，产生影响，以求产生类似的Ｘ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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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政治波浪式运动的四种可能解释并不是巨细无遗的；也不是相互排斥的；更不是注定要互相矛盾的。这四种因素可能同时在任何一种情形下起作用。在试图说明政治波浪式运动的起因方面，它们是应记在心中的解释模式。
第二节 民主化波浪探因
这项研究的依变项不是民主，而是民主化。其目的是要解释为什么某些威权国家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变成民主国家。研究的焦点是政权的变迁，而不是政权的存在。
因此，这项研究不同于那些主要探讨民主或非民主政府之社会特性的研究。例如，许多研究已经表明，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与民主制度的存在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不过，正如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所强调的，一项一般性的解释不同于一项功能性的解释。几乎所有的富裕国家都是民主的国家，而且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富裕国家。但是这种相关性本身不能说明任何因果关系，而且，如果民主国家在它们成为民主国家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就已是富裕国家（比如，相对而言，大多数的北欧国家就是），那么，财富自身很可能不是其制度从不民主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充分解释。同样，历史上，在新教与民主之间也存在着高度的相关。但是许多国家，在它们变成民主国家之前的二、三个世纪里一直是新教国家，不是民主国家。要解释一个依变项中所发生的变化，通常需要在自变项中出现某种形式的变化。
不过，由于在自变项中的变化在形式上会表现为自变项持续下去，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在威权政权下３年的经济停滞也许不会导致其垮台，但是５年的停滞就有可能。自变项在一段时间内的累积性效果最终会产生依变项中的变化。或者正如阿尔蒙德所观察到的，“社会与国际变迁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只是在曲线中出现短时的波折时才会开始触发政治体制中的变化。”在涉及到诸如像经济或社会动向这样的特定自变项时，这种意义上的变迁就更有可能产生政治后果。
这种依变项不仅是动态性的；而且是复杂的。人们常常断定废除独裁会导致民主的确立。不过，事实上，一个非民主的政权更可能被另一个非民主的政权而不是被一个民主的政权所取代。此外，导致结束非民主政权的诸因素也许完全不同于那些导致创立民主政权的因素。一个威权政权的经济失败也许会瓦解这一政权的基础，但是，一个威权政权的经济成功也许更可能为一个民主政权铺垫了基础。有助于最初设立民主政权的环境，也许无助于该民主政权的巩固和长期的稳定。在最简单的层次上，民主化涉及到：（１）威权政权的终结；（２）民主政权的创设；（３）民主政权的巩固。导致这三项发展的原因可能各自不同，而且会互相矛盾。
一旦分析了自变项，我们会发现，可能导致民主化的原因也会出问题。在一端是出现同义反复的危险。政治精英改变或推翻了威权政权，建立巩固了民主政权。为什么政治精英们会这样作？假定他们这样作是由他们的利益、价值和他们自己心中的目标。如果他们需要民主，他们就会创造并得到民主。或正如罗斯托所描述的，创立民主要求精英就“游戏规则（the rules of the game）达成程序性的认同。”这里把焦点集中在什么可能是最直接的和最重要的解释性变项：即政治精英的信念和行动。这是一项有力的解释性变项，但却不是一项令人满意的变项。即使人们不需要民主，民主也可被创造出来。如果人们要民主，民主将被创造出来不是同义反复的话，那么，离同义反复也就不远了。有人已经观察到，一项解释使心中想到该解释时所处的位置。为什么这些重要的政治精英们需要民主呢？人们的心里会不可避免地沿着这条因果链继续往前走。
如果自变项和依变项的先后次序不同，如果就像通常的情况那样，用一个经济变项来解释一个政治变项，那么，自变项与依变项之间的区分是极其明显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都使分析朝这一方向倾斜。而且，这种情况又被另一个人见人知的因素所强化。经济资料，包括就不同方面的各种统计资料，在大多数社会都可以得到，特别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而对西方社会，则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分析家们不可避免地会使用这些资料来看看经济因素与民主化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的或是因果的联系。有时，这种努力得到了理论上的指导；有时却没有。
社会科学家们不时地谈到过度确定（overdetermination）的问题。这通常指的是，有多重可能的理论来解释一个事件，即确立这些理论的相关效度所产生的问题。不过，这仅仅对于那些关心如何评估的人是个问题。对于那些关心如何解释事件的人，这个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在政治中，几乎每件事都有许多起因。为什么是这个候选人、而不是那个候选人在选举中取胜？显然有各种变项，而且在这些变项背后有各种理论来解释像选举结果这样简单的事情。一起事件要在历史上发生几乎总是在理论上被过分确定。这种情况显然也适用于民主化。
人们提出了许多种理论和许多种变项来解释民主化。有人通常列举的有助于民主或民主化的变项如下：
一个高水准的总体经济富裕；
相对平等的收入或财富分配；
一个市场经济；
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
在社会历史上的某一点出现过封建贵族政治；
在社会中没有封建主义；
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用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s」的简单公式：“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
高识字率和高水准的教育；
一种工具性的、而非大一统的文化；
基督新教；
社会多元化和强大的中介团体；
在政治参与扩张之前，有政治竞争的充分发展；
合乎民主的权力结构存在于特别是那些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社会群体之中；
低度的社会暴力；
低度的政治两极化或政治极端主义；
信奉民主的政治领袖；
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经验；
宽容和妥协的传统；
被一个亲民主的外国占领；
受一个亲民主的外国的影响；
精英愿意仿效民主国家；
尊重法律和个人权利的传统；
社群（民族、种族和宗教）的同质性；
社群（民族、种族和宗教）的异质性；
对政治和社会价值的认同；
对政治和社会价值缺少认同。
把这些因素与民主和民主化关联起来的理论几乎总是有道理的。不过，每一个变项和理论只能对少数几个案例具有相关性。在1940年后的半个世纪里，民主化发生在印度和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和土耳其、巴西和博茨瓦纳、希腊和日本。企图寻找一个共同的、普遍存在的自变项，并设定这一自变项也许在解释上述这些不同国家中的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几乎是注定不成功的，如果不是同义反复的话。民主化的原因因地因时而遇异。理论的多重性和经验的多样性意味着以下的命题可能成立：
（１）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足以解释在所有国家中或是在一个国家中的民主发展。
（２）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对所有国家的民主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３）在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都是各种原因的结合的结果。
（４）这些产生民主的原因的结合因国家不同而异。
（５）通常导致一波民主化的诸原因的结合不同于导致其他各波民主化的原因的结合。
（６）导致在民主化波浪中最初政权变化的原因可能不同于导致在这一波中后来政权变化的原因。
温纳（Myron Weiner）在回顾了具有民主政府之社会的多样性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解释民主化，人们应该看一看“可供那些追求民主革命的人采用的战略。”这一建议恰当地突显出政治领袖与政治技能在实现民主中的关键角色。不过，这不应该导致完全拒绝承认更宽泛的、与历史背景有关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因素在解释民主发展中的作用。存在的是一条因果之链；而且，国际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最直接的政治因素都发生作用，而且，它们之间常常相互冲突，要么有助于民主政治的确立，要么有助于维持威权主义。
因此，民主化的原因各不相同，而且它们随时间而显示出的重要性也大相径庭。这里不是对1974年之前产生民主化的原因作详细的历史分析之处。对似乎是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的主要原因作一个简短的结论是必要的，这样作可以为更广泛地讨论第三波的原因提供一个脉络。
经济发展、工业化、都市化、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出现、工人阶级的发展及其早期的组织、经济不平等的逐步缩小，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十九世纪北欧国家的民主化运动中发挥了某种作用，通常这些国家也是由洛克、边沁、密尔、孟德斯鸠、卢梭和法国革命中诸理想的影响所形成的思想风气的国度。在英国的殖民地，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中的许多因素也发生过作用，而且，因为更大的经济机会、薄弱的等级制度和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等因素所强化，这些因素只有在较为边远的社会才可能出现。可以想象，新教也促进了民主化；在1900年之前发展出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有四分之三的国家在宗教构成上完全以新教为主要宗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盟国的胜利和在战后出现的帝国解体也对民主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的边缘国家，如芬兰、冰岛、爱尔兰在维持民主制度上也相对成功；那些继罗曼诺夫、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朝之后出现的国家在位置上更为居中，但在维持民主政治上却不成功。总之，导致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主要因素似乎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英国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西方同盟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和主要大陆帝国的相应解体。
在第二波民主化浪潮当中，政治和军事的胜利也占有显著的地位。在这一波中过渡到民主的多数国家可以归入三类。第一类是获胜的西方盟国把民主政治强加给了若干国家：西德、意大利、日本、奥地利和南朝鲜。第二类是许多其他国家因为西方盟国赢得了战争而向民主化方向迈进。这类国家包括希腊、土耳其、巴西、阿根廷、秘鲁、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第三类是西方国家在战争中受到削弱和在其海外殖民地所兴起的民族主义导致这些国家开始了非殖民化的进程。有相当数量的新独立国家是作为民主国家起步的，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只有较少数量的国家维持住了民主制度。西方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和这些民主国家在战后所进行的非殖民化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第二波的民主浪潮。这些是历史上的不连续的事件。第三波肯定是来自另一些原因的组合。
第三节 第三波探因
要探讨第三波民主化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大约只有30个威权体制国家，而不是约100 个其他的威权主义国家转向民主政治体制？第二，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政权变迁发生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而不是在其他某一段时间？
有关第一个问题，即从威权主义开始过渡的国家不论是否会取决于其威权主义政权的性质？不过，事实上，在第三波中迈向民主的政权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包括一党体制、军人政权、个人独裁、南非的种族寡头。在每一类政权类型当中大约都有一些国家在自1974年以来的15年中没有实现民主化：一党制国家有北韩和越南等，军人政权的国家中有缅甸和印度尼西亚；个人独裁的国家中有伊拉克和古巴。因此威权主义政权的性质不能解释为什么某些政权过渡到民主，而其他政权却没有。
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不同的途径是把焦点集中在那些实现民主化的国家的各自政权变迁历史上。在轮回型（cyclical pattern）中，国家在民主与威权体制之间交替轮回。这种类型在拉丁美洲特别普遍，包括诸如像阿根廷、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家，但是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特征，如土耳其和尼日利亚。这些国家在较大众化的民主体制和较保守的军人政权之间摇摆。在一个民主政权下，激进主义、腐败和失序达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于是，军队便起来推翻了它，这很令大众欣慰和欢呼。不过，接着对军政权的联合支持就开始瓦解，军政权又未能有效地处理该国的军事问题，于是，具有职业化倾向的军官们就开始对军队的政治化抱有戒心，并再次受到群众的欢迎，军人们自动退出文官职位，或是被排挤出来。在这些国家，政权的变迁所起的作用与在稳定的民主体制下政党的变迁所起的作用一样。这类国家没有能够在民主与威权政治体制之间作出选择；民主与威权主义的轮回就是这种国家的政治体制。
第二类政权变迁的模式是二次尝试型（second-try pattern）。一个实行威权主义体制的国家向民主体制转移。这种民主体制的失败要么因为该国缺少民主的社会基础，要么是新民主体制的领袖们追求极端的政策，这种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或是某种大动荡（如萧条、战争）瓦解了该政权。于是一个威权主义政府便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掌权。不过，最终，人们会作出第二次和更成功的努力来重新引入民主，而且成功的机会之所以有可能增加，至少部分是因为民主领袖们从以前不成功的民主经验中吸取了教训。有许多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日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用各种方式在第二次浪潮中确立了相对稳定的民主体制，因为这些国家在其较早的努力中有过反复。西班牙、葡萄牙、希腊、韩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就是属于这种二次尝试型，如果它们的第三波民主政权能够得到稳定的话。
第三种模式是间隔民主型（lnterrupted democracy）。这种模式涉及那些曾经建立起民主政权，而且这种民主政权持续了相当一段时期。不过，在某一点上有时会出现不稳定、两极分化或其他条件并导致民主过程的中断。在七十年代，民主在印度和菲律宾就被由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中断了，在乌拉圭，是被在选举中产生的领导人同军队联手中断的，在智利，是由军事领导人通过推翻了一个由选举产生后的政权来中断的。不过，这些国家较长的民主体验使得中止民主的领导人不能够完全根除民主实践。在所有这四种情况下，他们都最终感到被迫诉诸于某种形式的公民投票，而在这种投票中他们输了。
第四种变迁模式，是有关从稳定的威权政府向稳定的民主体制的直接过渡型（direct transition）。这种过渡要么是通过渐进的演变，要么是通过后者直接取代前者。这种模式在第一次浪潮中是特别典型的过渡模式。如果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台湾、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民主政治得到了巩固，它们第三波努力将大致接近这种模式。
最后一种是非殖民化型（decolonization pattern）。一个民主国家把民主体制加给其殖民地。该殖民地变得独立了，而且与以前的多数殖民地不同，它成功地维持住了其民主制度。巴布亚新几内亚就是第三波中的一例。正如迈农·维纳指出的，这种模式基本上属于以前的英国殖民地国家，它们大多数在第二波中取得了独立。那些留待在第三波中取得独立、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几乎都是小国，而且是岛国。他们包括安提瓜和巴尔布达、伯利兹、多米尼加、吉利巴提、圣·克利斯多夫－内维斯、圣·路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所罗门群岛、图瓦鲁和瓦努阿图。除极少数几个剩余殖民地（如香港、直布罗陀和福克兰）外，这些国家是英帝国留给民主化的最后遗产。由于它们面积很小，除非有特殊说明，我们一般不再把它们列入对第三波国家的分析当中。
如果Ａ和Ｄ被用来代表相对稳定和持久的威权政权和民主政权，ａ和ｄ被用来代表不太稳定和短命的威权政权和民主政权，那么，这五种类型的政权发展模式就可以描述如下：
１轮回型： a——d——a——d——a——d
２二次尝试型：A——d——a——D
３间隔民主型：A——D——a——D
４直接过渡型：A——D
５非殖民化型：D／a----D
第三波中的国家涵盖了所有这五种政权变迁的类型。不过，在1974－1990年间实现民主化的29个国家中有23个以前有过民主的经历。在某些个案中，这些经验在时间上十分遥远；在另一些个案中这种经验又十分短暂；在某些个案中民主经验既遥远又短暂。不过，在某一点上，它毕竟体验过，在1974年实行威权体制、而到1990年又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以前没有民主的经历。因此，在1974年，预测一个威权政府是否会变成民主政府的极好标准是它是否曾是民主政府。不过，到1989年，第三波进入第二阶段，而且开始影响到那些以前没有重大民主经历的地方，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苏联、台湾和墨西哥。这就产生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三波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第一和第二波？那些在过去没有体验过民主的国家在未来会变成稳定的民主国家吗？
为什么有些国家过渡到民主，而另一些国家则不能，对该问题的合理回答未必是对那些在特定时候出现向民主过渡的原因这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向民主的过渡集中发生在15年间，不大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巧合。比较合理的看法是，造成向民主的这些过渡部分是影响到许多国家的共同原因，部分是几个国家内部的平行发展，部分是早期的过渡和后来的过渡的影响。不过，以前的民主经验并不能解释在这些国家中向民主的过渡出现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同样，有人把八十年代的民主过渡归结为一种受威权统治的人民“对自由的呼唤”，这种呼唤极其普遍，而且深深地铭刻在心中。这种呼唤的出现或许可以把那些民主化的国家从那些没有民主化的国家中区别开来，但是，它不能解释民主化发生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正如1953年、1956年、1968年和1981－1982年的诸事件所表明的，东欧数十年来一直在呼唤自由；但是，这些国家只是在1989年才得到了自由。为什么那时不能？或早一点也不行呢？在其他国家中，人民也许早在历史上并没有呼唤过自由，但是却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实现了自由。问题是解释这些愿望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出现。因此，我们的分析就必须寻找没有造成这种对自由呼唤的其他发展。
应该回答的问题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最可能的自变项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以至于造成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民主化政权变迁这一依变项？在导致特定的国家在特定的时候出现第三波过渡中有五项这样的变化似乎起着重要的作用：
（１）在民主价值被普遍接受的世界上，威权体制的合法性问题的日益加深，这些政权对政绩合法性的依赖以及军事失败、经济失败和1973－1974年以及1978－1979年的石油危机对这种合法性的削弱；
（２）六十年代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经济成长。这种成长提高了生活标准，增加了教育，在许多国家大大地扩展了城市的中产阶级；
（３）在1963－1965年的第二届梵蒂冈教廷会议上，天主教会的活动和信条所表现出的惊人变化，以及国家教会从现状的维护者变成威权主义的反对者和社会、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拥护者；
（４）外部行动者在政策上的变化，包括六十年代末期欧洲共同体对扩展其成员的新态度，美国的政策自1974年起开始转向促进其他国家的人权和民主化，以及戈尔巴乔夫在八十年代末期为维持苏维埃帝国对苏联政策所作的戏剧性变革。
（５）“滚雪球”或示范效应，这种效应通过新的国际沟通手段而得到扩展，特别是第三波中第一个向民主过渡的国家会刺激其他国家努力实现政权变迁，并为后者提供示范。
第四节 合法性的衰落和政绩的困局
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分析家们尽量避免使用的不易把握的概念。然而，它对于理解威权政权在二十世纪后期所面临的问题却必不可少。卢梭观察到，“最强者也不能总是强大得足以永远作主人，除非他能把力量转化为权利和服从的义务”。威权领袖们统治的“权利”及其臣民们服从的“义务”又是来自何方呢？
在过去，传统、宗教、君权神授和社会依附为非民主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在民智日开、社会流动增加和文化水平提高的年代，这些威权主义的传统理论基础已失去了它们的效力。在现代，威权主义的正当性是由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的，不过，前者作为非民主统治的基础，其效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的确存在着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死敌。民族主义也是一种大众的力量，它既可以使民主统治合法化，也可以使威权统治合法化。威权主义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在现代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它为一党专政和少数贪权恋职的官僚精英的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不过，在二十世纪末的多数威权政权已不再是共产主义政权。与左翼政权一样，它们在确立和维持其合法性方面面临着严重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盟国的胜利事实上产生了第二波的民主化。它也在政治的思想环境中产生了更为普遍的和持久的变化。多数国家的人们开始接受民主的说词和观念，但却很少把民主付诸实施。一种世界性的民主精神应运而生。即使是那些显然反民主的国家也常常用民主的价值来证明其行动的正当性。反民主的公开论点作为一种概念已经几乎完全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公共辩论中消失了。在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到：“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人再以反民主的面目提出一种主义。而且对反民主的行动和态度的指责常常是针对他人的，但现实中的政客和政治理论家在强调他们所拥护的制度和所主张的理论中的民主因素方面却不遗余力。”
民主规范的普及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那些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规范的认同。合法性的一个主要可供选择的源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被一个第二强大的国家所信仰的。不过，共产主义者通常通过强调其意识形态中的民主成分、通过运用民主的辞句、通过对列宁主义先锋党角色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强调来颂扬民主价值的优点。
在七十年代的许多威权主义政权也面临了合法性问题，因为它们以前有过民主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社会的政治体已经感染了民主的“病毒”，而且即使以前的民主政权不是极其成功，但是对一个真正合法的政府必须建立在民主实践基础之上的信念的迷恋却依然如旧。这样，威权的统治者被迫用民主的说词来证明其政权的正当性，并声称他们的政权是真正民主的，或是一旦他们能够处理好该社会目前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就会在将来变得民主。
威权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因政权的性质而异。作为本土政治发展之产物的一党体制，如革命的共产主义政权及墨西哥就有过较为牢固的合法性基础。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被共同用来支持这种政权。像东欧这样共产主义和一党制是由外部力量强加的国家，政权可以从意识形态中得到好处，但却不能受益于民族主义，因为后者总是不稳定的潜在根源。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极权政府发现，更难援引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来支持其合法性。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也随着国家官僚体制的僵化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加剧而衰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还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并使该政权靠经济表现的基础来使自身合法化的能力遭受挫折。这样，在共产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初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但是当这种合法性受到削弱之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就不可能再发展出建立在经济表现之上的合法性。
若是其他情况相同，随着抉择已经作出，许诺又不能兑现，挫折则不断加深，许多政权的合法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在多数情况下，支持该政权的联合力量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分化。不过，民主体制可以通过选举来自我更新，这种选举使得一种新的联合来掌权，它们带来了新的政策和对未来的新的许诺。相比之下，自我更新则是威权政权的一个主要问题，由于缺少自我更新的机制，这就严重地侵蚀到那些政权的合法性。当然，问题最严重的还是在个人独裁政权中。在这种政权之下，由于其政权的性质缺少再生能力而不可能进行自我更新。
在少数几种情况下，威权主义政权的确发展出了定期更换其最高领导人的机制，因此也至少实现了有限的更新。在墨西哥和巴西，总统不能自我连任的原则已经被充分制度化了。这种常规化的接班制度，其好处至少有两方面。第一，它鼓励了威权体制内的关键人物有希望下一次他们能够有机会获得最高职位或高级官职，因此降低了他们想走对抗路线或企图推翻现行领导集团的动机。其次，在最高领导职位上的定期接班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导致政策上的变化。在墨西哥，数十年来，来自左翼的总统与来自右翼的总统轮流执政。在巴西的情况也有些类似，两个结构松散的联盟，索尔邦（Sorbonne）集团和民族主义集团竞争军队内部的权力。索尔邦集团自1964年政变后开始掌权，直到席尔瓦将军在1967年担任总统职位后才被取代；1974年盖赛尔又重新执掌权力。像这一类的机制和程序使得这些政权有可能避免威权体制的某种功能失调，同时也为至少有限地更新其合法性提供了手段。每个新的总统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许诺，因为他不同于前任总统，这就足矣。从1929年到1980年间，墨西哥有一个独特的、稳定的威权政权，它只需要进行非常适度的压迫，因为其合法性由于其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袖的定期变更而得到提高。在本土产生的共产主义政权有革命的意识形态，但却没有定期的领袖更迭；巴西有定期的领袖更迭，但却没有革命的意识形态。
七十年代的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特别是那些在第二波回潮中产生的这种政权和独裁，其合法性问题通常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由威权体制取代民主政权几乎总是令该国的民众欢心鼓舞。在这一阶段当初，新政权受益于来自民主政权失败的“负面合法性”，以及其同民主政权的显著差异。这种新政权通常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他们在打击共产主义和内部颠覆、减少社会动乱、重新确立法律和秩序、消除腐败和腐化的文职政治家并且提高国民价值、目的和凝聚力来证明其统治的正当性。例如，1967年，希腊的政变上校们通过诉诸“反共国家的意识形态”来使自己合法化；在巴西军政权执政最初的岁月里，他们也同样试图把合法性建立在“三反”的诉求基础上，即反共产、反颠覆、反动乱。
负面的合法性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时间而衰落。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威权政权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迫去把政绩当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来源的话。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秘鲁和菲律宾，威权政权的领袖们许诺要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在多数其他国家，他们许诺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不过，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在民主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赖于他们满足一些关键选民对他们政绩的期望。但是这一制度的合法性却建立在程序之上，建立在其选民通过选举选择其统治者的能力之上。那些在职的统治者不可避免地会作不出政绩，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会在选举中被击败。一群新的统治者会接替他们。因此，统治者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导致了这个体制重新肯定其程序的合法性。不过，在除一党制之外的威权体制下，在统治者的合法性和政权的合法性之间都不可能作出明确的区分。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
阿尔蒙德、伏拉纳根和蒙特分析了从1832年英国改革法（British Reform Act）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卡迪纳斯（Cardenas）经济改革的政治发展的八项主要危机。他们发现，每一个案例都伴随有“不断衰落的经济表现因素（不景气、失业、食物短缺和饥荒）”。令人不满意的经济表现同样也在造成七十年代威权政权的危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努力在菲律宾很快就停滞不前了，而且在秘鲁最终也被放弃。许多威权政府从经济增长中获取合法性的能力因为七十年代石油价格的上扬和威权主义政府随后实行的经济政策而受到了削弱。
1973－1974年间石油价格的暴涨触发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它引起了人们对欧洲、北美和日本这世界上三大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提出了疑问，它也大大削弱了第三世界威权政府力图用经济表现来支撑其合法性的努力。像菲律宾、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巴西、乌拉圭这样的国家受到的打击特别严重，因为它们几乎绝对依赖进口原油。1979年的第二次油价上扬加剧了这一局势。在西德、英国、法国、加拿大和美国执政党都在选举中被逐出局。在第三世界，剩下的威权政府通过经济表现来支撑其合法性的能力进一步受到了削弱。油价暴涨及其经济后果是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削弱威权主义的主要原因。
除极少数例外，威权政府在对付石油和债务危机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常常使得经济局势更加恶化，造成发展停滞、萧条、通货膨胀、低增长或负增长、债务增加以及这些状况的某种综合症，因此进一步削弱了威权政权的合法性。菲律宾提供了一例：
随着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全球性衰退，新社会（New Society）的经济基础开始瓦解。菲律宾，其90％的石油依赖进口，很快就发现其能源成本翻了两番，而出口商品的价格却不断下跌。由于1979年第二次油价暴涨，经济滑坡更为加剧。马科斯用更多的借贷和支出来回应，结果使马尼拉的外债在1979－1983年间增加了一倍。而且几乎所有的债务都是短期的……国际借贷者对菲律宾的情况很为敏感：在1982年的后四个月间几乎有七亿美元的信贷被抽走。从1980年起，菲律宾的人均国民收入稳步下降。
在阿根廷，1978－1980年间马丁内斯·德·胡斯（Martinez de Hoz）的经济政策造成了人为的经济过热。
这种过热不可能持续下去。进口商品的物价变得如此低廉，以至于当地工业在竞争下不断被挤垮。出口商品变得如此昂贵，以致农产品由于没有物价优势被逐出世界市场……在1981年，这颗气球爆炸了……经济几乎在一夜之间陷入危机之中。
在九个月之内，失业和通货膨胀迅速加剧。在巨大的投机压力下，比索贬值了 400 ％多。欠下美元债务的阿根廷人突然发现他们为了偿还债务必须多付五倍的比索。他们无力偿还……恐慌的储蓄者与此同时也开始对银行进行长期的挤兑。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急剧下跌。
在乌拉圭，八十年代初的军政权使该国上升为拉美人均外债的第二大债务国，而且造成了为期四年的经济衰退，这场衰退使得实际工资比前十年下降了一半。在葡萄牙，其殖民战争的巨额费用伴随油价危机和经济管理不当造成了类似的恶劣经济后果。
［战争造成的］其他伤亡之一是葡萄牙的经济。到政变时为止，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30％（在西欧是最高的），其贸易赤字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失业增加，尽管不断的有移民外出，以寻找工作或是逃避兵役。
几乎一半的政府开支用于军事，葡萄牙的“固定”投资率，即能够制造就业和出口的那种投资在西欧是最低的……
由于80％的能源和一半以上的食品靠进口，葡萄牙受1973年石油输出国石油禁运后伴随而来的全球性危机和通货膨胀的打击特别严重。随着葡萄牙的出口市场走向疲软，一切物品的成本，从鳕鱼到斗牛的门票上涨势头超过了工资。尽管工会和罢工在这个新国家都是非法的，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在1973年进行了约40次大罢工。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格龙第西（Crundig）、英国莱兰等大公司所拥有的工厂和其他商行也关闭了。
希腊在1967年接管的军政权统治下经历了重大的经济成长，尽管这种成长不太平衡。而1973年底，执掌权力的新军人集团却“表现出在处理国内所面临的日益紧迫的问题上显得十分无能为力……，通货膨胀难以约束，希腊由于其本土的资源很少，受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后而来的石油危机的影响特别严重”。在秘鲁，“军人政权刺激经济发展……的努力十分不得要领。在农业和工业方面的生产力下降、实质工资下跌、公开的失业增加、通货膨胀攀升，秘鲁的公债也直线上升。”即使是巴西在经济表现方面也有问题。随着这个政权在七十年代后期开始逐步民主化，经济问题也不断增加，而且“政府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向所有巴西人确保一个更好的未来的能力明显恶化。”到1982年为止，巴西的公众大部分把这些缺陷归咎于政府的政策失败。
共产主义政权相对免受石油价格上涨和世界经济中其他发展的影响，尽管波兰和匈牙利欠下了大笔债务。这两个国家的不良经济表现主要是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强加给它们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在五十年代期间，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到六十年代开始慢下来，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则停滞不前。经济失败触发了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巨大不满和某种敌对。尽管如此，这种经济停滞自身还不足以产生朝向民主化方向的运动。直到苏联允许民主化发生时为止，经济还没有成为促进这些国家民主化的一个因素。在东欧，由于政治受到操纵，而且有苏联的支持，共产主义政权还能够消受其不良经济表现的后果。
军事失败是造成在1974－1989年间５个威权政权的垮台或削弱的主要原因，由于几乎看不到取胜的希望，一直在同叛军作战的军队开始对两个个人独裁政权产生了不满。葡萄牙政府和军队显然没有能力赢得其殖民战争，这是造成武装部队运动和４月政变的潜在原因。在菲律宾，也进行了某种类似的改革武装部队运动，试图消除任人唯亲、低效和腐败，这是马科斯在军队中造成的。新人民军的共产主义游击队的力量在马科斯政权的最后几年间日益增强，该政权因此受到了总体上的削弱。阿富汗战争费用庞大和苏联军队无力成功地结束这场战争，导致了戈尔巴乔夫给苏联带来的政治自由化。在希腊和阿根廷由军政权所触发的冲突导致了这些政权的失败和下台。
即使威权政府兑现了他们的许诺，其政权合法性也会受到削弱。威权政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失去了这一目标。假定其他代价（如缺少自由）与该政权有关，这将减少公众支持该政权的理由。它在政权内部就其应该追求的新目的而导致不稳定和冲突。例如，在1980年和1981年的阿根廷，整个经济就是一团糟。与此同时，该政权消灭了蒙特内罗（Montonero）的游击队，并在国家恢复了秩序（如果不是法律的话）。这就消除了支持该政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而且军人政府“表现出厌倦的迹象，这恰恰因为它实现了其主要的目标：击败武装的游击队。”有些类似的事在1974年的巴西，“由于秩序得到了明确的确立，该政权被迫要么开始把其权力长期制度化的过程，或者相反，开始自由化进程。”在军政权消除了图帕马罗人（Tupamaros）的叛乱组织后，乌拉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由于它们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政绩的标准之上，威权政权如果不能有好的政绩，将失去合法性，如果政绩好了，也将失去合法性。
面对这种合法性的剥落，威权主义领袖们可以，而且的确以下列五种方式中的一种或数种来作出反应。首先，他们可以直接拒绝承认他们的合法性日益受到削弱，同时希望或相信他们能够把权力保持下去。在多数威权政权下，回馈机制的脆弱性和许多个人独裁者的幻想加强了这种倾向。不过，不论是希望还是信念本身都不大可能有什么真凭实据。其次，威权政权可以试图通过用强制的服从来取代日益涣散的义务而生存下来。这通常要求在政权的领导层中有更迭，如发生在1973年的希腊、1981年的阿根廷和1989年的中国。如果政权的领导人能够就这一过程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也许能够有效地推迟其不断衰落的合法性所造成的后果。
第三种选择是挑起外部冲突，并试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来恢复合法性。在1974年春天，伊奥尼迪斯（Ioannidis）政权组织了一次政变。这场政变推翻了马卡里奥斯（Markarios）主教为首的塞浦路斯（Cypru ）政府，建立了一个倾向于与希腊合并（enosis）的政府。土耳其人入侵了塞浦路斯，伊奥尼迪斯试图联合希腊军队和人民来同土耳其人作战。然而，希腊人在军事上没有能力与土耳其人较量，而且他们的军事指挥官们拒绝这样作。因此，上校的政权就屈辱地下台了，事实上是被他自己的军官集团赶下台的。在阿根廷，军政权的合法性在1982 年也达到了一个最低点，原因是经济上的失败，于是，加尔铁里（Leopoldo Galtieri）将军试图通过入侵福克兰群岛来重新获得对其政府的支持。如果他在军事上成功了，那么，他将会变成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大英雄。然而他的失败和英国收复该岛触发了第二年向民主的过渡。威权政府的领袖们试图用外部战争来支撑其日益衰退的合法性的努力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内在障碍。军政权的军事力量通常要介入政治，而且缺少有效的指挥系统（像在阿根廷的情况就是如此），政权越长久，政治化程度越高（这也是具有职业倾向的军人领袖们经常希望能够结束军政权的原因）。另一方面，在个人独裁中，像伊朗的国王和菲律宾的马科斯那样，军人们也许不介入政治，但政治会弥漫在军队当中，因为独裁者最恐惧的是政变。因此，不称职的人和亲朋好友在任命上获得了优先。这样，军人独裁和个人独裁政权中的军队职业化的程度都很低，而且军事作战能力也很差。就像希腊和阿根廷的情况所揭示的那样，挑起一场战争因此是一项风险很高的策略。
第四种选择是为他们的政权涂上一些民主合法性的外表。除了一些在意识形态上以一党制为基础的威权政权外，现存的多数威权政权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宣称，他们将在适当的时候恢复民主。随着他们的政绩合法性的下降，他们将面临越来越重的压力，要求他们兑现上述许诺，而且他们也不断地试图通过选举重新使自己合法化。在某些国家，政治领袖们显然相信他们能够赢得选举。不过，事实似乎从来不是这样，特别是如果反对派取得了最低限度的联合。政绩的困局因此让位于选举的困局。他们应该主办一次选举吗？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该用不正当的手段操纵选举吗？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会赢得合法性吗？如果他们不用不正当的手段操纵选举，他们会在选举中输掉吗？
第五，威权政权的领导人们可以毅然绝然、因势利导地主动结束威权统治，引入民主体制。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但总是先要求有威权体制下的领导阶层内部有人事变动。
合法性的下降通常会在威权领袖们的心中产生疑云，同时也会导致领导集团在选择何种应战方式上出现分歧。由此而导致的迟疑、意见分歧和行动上的摇摆会进一步削弱这些政权的合法性，而且鼓励政治集团考虑用其他接班人来取代他们。
接替的政权也未必是民主的。在1978年和1979年，伊朗和尼加拉瓜从现代化取向的个人独裁分别转向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七十年代中期第三次浪潮的起步，在非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政权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变迁。葡萄牙在经过一场搏斗之后走向了民主，而且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在取得独立之后也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之间，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三世界政权的总数从６个增加到17个。就多数情况而言，这些政权的基础相对狭窄，而且它们没有能够满足经济成功或持续的政治稳定的要求。在六十年代初期，拉丁美洲的政治家和美国的领袖们都把拉丁美洲的政治选择看成是在改良与革命、约翰·肯尼迪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之间的抉择。不过，除少数几个例外，拉丁美洲既没有得到改良，也没有进行革命，相反，实行的是以军人或官僚威权政权形式的镇压。这些政权随后在经济上出现的失败，就使得这种政府形式不能成为眼下的一种选择方案。
像菲律宾和萨尔瓦多的那种右翼独裁政权常常会导致左翼革命运动的增长。不过，在南美，军政权残忍而成功的镇压，从肉体上消灭了许多革命的极端主义者，同时也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团体之间激发了对民主美德的新向往。在八十年代，正如胡安·林茨（Juan Linz）和阿尔弗莱德·斯杰潘（Alfred Stepan）所注意到的，拉丁美洲的左派逐渐把“程序民主”当作是“一种本身非常有价值的规范，同时也是这样一种政治安排：它既提供反对国家恐怖主义的保护也提供通过选举来迈向社会和经济民主的希望。”在一种可比较的层次上，拉美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之父中的一位，秘鲁的古铁雷斯（Gustavo Gutierrez）神父在1988年观察到，“人们在独裁下的经历使得解放神学家们更加欣赏、珍惜政治权利。”东欧共产主义的垮台也进一步减少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其他威权政府的一种选择方案的可能性。这样，尽管威权政权有许多形式，如军人政府、一党体制、个人独裁、绝对君主专制、种族寡头或伊斯兰独裁，到八十年代为止，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间已不被看作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在非洲之外，以及在其他地方的少数几个国家中，民主已经开始被视作任何威权政权的唯一合法和可行的替代者。
第五节 经济发展与经济危机
经济发展与民主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而且可能因时因地而异。经济因素对民主化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不是决定性的。在经济发展的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然而，没有一种经济发展的格局自身对导致民主化是必不可少的，或是充分的。
经济因素以三种方式影响到第三波民主化。第一，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在某些国家油价上涨，和在另一些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经济发展的束缚造成了经济滑坡，因此削弱了威权政权。其次，到七十年代初期，许多国家取得了全面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展为民主提供了经济基础，促进了向民主的过渡。第三，在几个国家，极其迅速的经济成长破坏了威权政权的稳定性，迫使他们要么实现自由化，要么实行更加严厉的镇压。总之，经济发展为民主提供了基础；由迅速经济增长或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危机削弱了威权主义。所有这三个因素并不是在每一个国家中都出现，但是，每一个第三波国家都不能完全逃脱所有这些因素。这些因素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为民主化提供了经济的动力和环境。
经济发展。十八世纪政治理论家们认为，富裕的国家有可能实行君主制，而穷国则可能是共和国或民主国家。这对农业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有道理的假设。但是工业化颠倒了富裕的程度和政府形式之间的关系，而且自十九世纪起在民主与财富之间出现了一种正相关。这种正相关仍然一直很强。多数富裕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多数民主的国家是富裕的国家，印度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外。李普赛在1959年凸显了这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也被以后大量的研究所证实。例如，波伦（Kenneth A. Bollen）和杰克曼（Robert W. Jackman）在1985年发现，六十年代“经济发展的水平对政治民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考虑到其他非经济的因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是一个最主要的解释性变项。”在1989年，世界银行根据把人均收入在6，010美元（西班牙）到21330美元（瑞士）之间的24个国家归为“高收入”国家。其中的3个（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nited Arab Emirates）是石油输出国和非民主国家。在其余的21个高收入国家中，除新加坡外，都是民主的国家。在另一个极端，世界银行把42个人均国民收入从130美元（埃塞俄比亚）到450美元（利比里亚）归为“贫穷”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印度和斯里兰卡）有过广泛的民主经历。在53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包括从塞内加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520 美元）到阿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5810美元），只有23 个民主国家，25个是非民主国家，而且，在1989年，有5 个国家可以归入从非民主到民主过渡的国家。
财富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意味着向民主的过渡必定主要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发生过了。在两者之间有一个政治过渡带；那些处于特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最可能向民主过渡，而且多数向民主过渡的国家也将在这一经济发展水平上。随着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并进入这一地带，它们就会出现向民主化过渡的前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波民主化中，民主主要出现在北欧国家。那时他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照1960年的美元价格在300美元到500美元之间。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有一系列的因素，包括经济危机产生了第一次向威权主义回归的回潮。不过，全面的经济发展继续下去，而且因此区别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过渡地带中的收入水平也不断上升。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全球性经济成长十分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在那些不太发达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在1950年到1975年之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平均3．4％的速度成长，这一速度“超过了官方的目标和民间的期望。”这一速度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也都是史无前例的。在六十年代，即“发展的十年”，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速度平均超过了５％，通常是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的欧洲国家的两倍。当然，各个国家间发展速度的差异也很大，南欧、东亚、中东和拉美较高；南亚和非洲较低。不过，从总体上讲，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持续到1973－1974年石油危机的高速经济成长使得许多国家进入了过渡地带，而且在这些国家内部产生了有利于民主发展的经济条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始于1974年的民主化浪潮是前二十年经济成长的产物。
到七十年代，经济过渡地带的中心已经从战前的300－500美元（按1960年的美元价格）上升到 500－1000美元。在21个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有９个，几乎占了一半，是出现在这一收入范围内的国家；４个发生在收入300－500美元之间的国家；２个（希腊、西班牙）是出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的国家（按1960年的美元价格）；有６个（印度、巴基斯坦、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玻利维亚和菲律宾）出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300 美元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范围从印度（87美元）到希腊（1291美元），这个跨度是很大的，但是，在过渡国家中有三分之二大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300－1300 美元之间（按1960年的价格）。向民主化的过渡显然最可能发生在那些中等或中高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而且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主要集中在略高于桑沙因（Sunshine）在二战之前发现其所聚集的收入区。
第三波过渡地带也出现在表2．1所提供的数据中。对各国所作分类依据的标准是它们在1976年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里根据的是世界银行的报告。它们在1974年时是否有民主的政治体制，它们在1974年到1989年之间是否实现民主化或自由化，以及它们在这些年中是否有过非民主的政权。这些数字再一次表明，第三波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别很大，印度和巴基斯坦1976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250 美元，而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则超过了3000美元。31个国家中有27个实现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国家属于中等收入之列，既不穷也不富，而且第三波国家中有一半的国家在197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在1976年处于这一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到1974年仍然有非民主政府的那些国家中有四分之三到1989年已经根本上实现了民主化或自由化。如果在七十年代中期有一位社会科学家想要预测民主化的前景，他只要扳一扳手指，算一算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过渡带中的国家就能预测得很成功。
这并不是说，民主化完全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显然不是。在1976年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都处于经济上相当富裕的地带，照此说，它们“应该”已经是民主国家了，而且苏联、保加利亚、波兰和匈牙利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超过2000美元，在过渡地带中位置都相当高。然而，政治和外部力量束缚了这些国家迈向民主的运动，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有所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在六十年代初的一项研究中，菲利普·卡特赖特（Phillips Cutright ）在交通、通讯发展与民主之间建立了一个非常强的相关关系，并用这一关系来说明偏离他的回归线的情况。那时还很不民主化，而又“应该”已经实现民主化的主要欧洲国家是西班牙、葡萄牙、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不太受压制的伊比利亚环境中，政治发展在七十年代中期赶上了经济发展；在东欧，直到苏联的控制在15年后消除以后，政治发展才赶上了经济发展。
表2．1 经济发展与第三波民主化
（１）1976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美元计）
（２）民主国家1974
（３）民主化的、自由化的国家1974-1989
（４）非民主的国家
（５）总计
（６）民主化的自由化的国家所占的百分比
１
|
1976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按美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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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
250-
1000
|
1000-
3000
|
＞3000
|
总计
|
２
|
民主国家1974
|
1
|
3
|
5
|
18
|
27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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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的、自由化的国家1974-1989
|
26
|
11
|
16
|
2
|
31
|
４
|
非民主的国家
|
31
|
27
|
5
|
3
|
66
|
５
|
总计
|
34
|
41
|
26
|
23
|
124
|
６
|
民主化的自由化的国家所占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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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29
|
76
|
40
|
32
|
资料来源：经济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78年（华盛顿：世界银行，1978年），第76－77页。
Ａ在1974－1989年期间，而且不包括那些在1974年已经实现民主化的国家。
Ｂ包括印度，该国在1975年变成不民主国家，然后在1977年又实现了民主化。
Ｃ包括尼日利亚，该国在1980年过渡到民主，在1984年又回归到军人统治，还有苏丹，该国在1986年和1989年之间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在197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中有５个国家到1990年为止还没有实现民主化。伊拉克和伊朗是人口很多的石油生产国。黎巴嫩有有限的协商式民主（limited form of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但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出现的内战中解体。南斯拉夫，在某些方面比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更加自由，但是却在1989年被其邻国的民主化浪潮所超过，尽管其中的两个最富裕的国家，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已经开始朝着民主的方向移动。城邦国家新加坡，也是最富裕的非石油生产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整个八十年代仍然处于其哲君的仁慈而又无情的牢固统治之下。在那里就像在苏联集团中一样，政治统帅经济。
在米切尔·塞里格逊（Mitchell Seligson）的平行分析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经济过渡带，尽管他认为，在拉丁美洲使得民主成为可能的界限未必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1957年美元价格为250美元）或50％的识字率。在11个拉美国家中只有３个，即阿根廷、智利和哥斯达黎加在1957年跨过这一界限。不过，到八十年代又有７个国家，它们是巴西、秘鲁、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刚刚达上界限的洪都拉斯达到或超过了这两个标准。在这项研究所涉及的11个国家中，只有玻利维亚大大低于这一界限。民主的经济基础因此在拉丁美洲出现了。当然这不能确保民主的出现，然而，到1990年，在这些国家的确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向民主的过渡。在一项类似的研究中，恩里克·巴罗拉（Eurique Baloyra）指出：在拉美，老式的个人独裁政权（如巴拉圭）有可能比新式的官僚威权政权（如巴西）能够更长久地生存下去。威权政权的可行性似乎更是其社会性质的函数，而不是其政权性质的函数。
为什么经济发展和这些国家向中高收入层次的挪动会促进民主化呢？证据表明，仅靠财富自身还不足以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伊朗和伊拉克都处于过渡带，但并没有民主化。有三个人口较少的石油生产国（如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科威特）也不是民主国家，尽管他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976年就已经超过4000美元，而且名列富裕国家之列。这意味着伴随着重大工业化过程，已具有广泛基础的经济发展会有助于民主化，但是靠出售石油（或其他自然资源）则不能产生民主化。石油收入归于国家：这些收入也增加了国家官僚体制的权力，因为它们可以削减或免除税收，它们也减少了政府向民众摊税、派税的必要。税收得越少，公众要求代表的理由也就越少。“没有代表不纳税”是政治要求，“没有纳税不代表”是政治现实。
与石油输出国家的情况形成对照的是，涉及到一些重大工业化的经济发展会导致新的、更加多样的、复杂的和互赖的经济，这种经济对威权政权来说越来越难以驾驭。经济发展造就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这些来源独立于国家之外，而且会有新的功能性要求去分散决策权。更加直接的是，经济发展似乎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和鼓励民主化的价值观。首先，有人认为，一个社会内部经济富裕的程度决定了“其公民的价值观和态度”，而且培育了人际间相互信任、生活满足感和凭能力竞争的性格，这些情感又反过来与民主制度的存在有高度相关性。其次，经济发展提高了社会中的教育程度。在1960年到1981 年之间，在发展中国家，上中学的年龄团体的比例有了很大的增加。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开始形成相互信任的性格、追求满足和注重个人能力的性格，这些都是与民主政治相伴随的。第三，经济发展使得在社会集团之间有更多的资源可供分配，因此也促进了融合和妥协。第四，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既要求也促进了该社会向对外贸易、国外投资、技术、旅游和通讯的开放。一个国家加入世界经济会产生一些非政府性的财富来源和影响，并使得该社会接受在工业化世界流行的民主观念的影响。比如像中国的政府愿意向世界开放它们的经济，以促进经济发展却又继续维持一个封闭的政治体制，因而使其面临显然是不可解决的冲突。专制与发展是一项绝不可能的结合，而发展与自由接受国外的影响则是不可避免的结合。
最后，经济发展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扩大：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口是由商人、专业人士、店主、教师、公务员、经理、技术人员、文秘人员和售货员组成。在某种程度上，民主是以多数统治为前提的，而且在贫富悬殊的地方，民主也不可能行得通。在这种贫富悬殊的地方，占人数众多的贫困的多数对抗少数富裕的寡头。只有在相对贫困的农业社会当中，民主才可能，诸如像十九世纪初的美国或二十世纪的哥斯达黎加。在这两个国家，土地所有权相对平等。不过，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经济成长的产物。在其早期阶段，中产阶级未必是赞同民主的力量。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中产阶级集团经常默许或积极支持策划推翻激进政府的军事政变或是主张减少劳工和农民组织的政治影响。不过，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持续，农村的激进运动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已经不断下降，而且城市中产阶级在规模上的增加可以同工业无产阶级相匹敌。民主对中产阶级构成的潜在威胁因此也就下降了。而且这些集团也日益自信他们有能力通过选举政治（electoral politics）来促进他们的利益。
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不是由地主、农民或产业工人（除了在波兰）来领导的。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例如，在阿根廷，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选择对象是由选举产生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庇隆主义政府，还是受中产阶级支持的靠政变起家的军人政权。然而，到了八十年代，中产阶级的人数已经变得多到足以确保以阿尔方辛（Raul Aifonsin）领导的激进党在选举中取胜，并降低了庇隆派候选人对其利益的号召力。在巴西，中产阶级绝对支持1964年的政变。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正是这些从‘经济奇迹’的年代中受益最多的这一部分人在要求回归到民主统治上喊得最响：他们就是大而发达城市中的居民和中产阶级。”
在菲律宾，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和商人充斥了1984年反马科斯示威游行的行列。在随后的一年中，阿基诺运动的核心集团是“中产阶级、无党派身份的医生和律师，他们自愿向反对派候选人或是向争取自由选举全国运动（National Movement for Free Elections）这样的公民监督团体提供支持，而不是支持任何一个政党。”在西班牙，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个由现代中产阶级组成的国家”，这个阶级用迅速而和平的手段要求政治体制与社会同步发展。在台湾，“政治变迁的主要行动者”是“新出现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迅速成长的年代中长大成人。”在韩国，八十年代要求民主的运动只是在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之后才对威权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也加入了学生们要求结束威权主义的行列。动员“汉城的管理阶层和职业阶层也许是1987年迫使向民主过渡的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学家》杂志在报道1987年反对全斗焕威权政权的示威时问道：“当摧泪瓦斯在汉城碰到中产阶级时会发生什么？”答案很快就明确了：摧泪瓦斯输了，在好几个国家，包括西班牙、巴西、秘鲁、厄瓜多尔和菲律宾，商业阶层，正是他们以前曾支持威权政权的产生，现在，在促进向民主化的过渡当中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相比之下，在城市中产阶级规模相对较小或相对薄弱的地方，如中国、缅甸、苏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要么民主化不成功，要么民主政治不稳定。
如果奥唐尼尔正确的话，在六十年代产生官僚威权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也因此在八十年代为民主化提供了动力。图2．1就试图对导致这一结果的因果联系作一大致的描述。
迅速的成长。进入经济过渡带中等收入的国家，因此会在社会结构、信念和文化方面出现变化，这些变化有助于民主的出现。在某些国家，极高的经济成长率也产生了对现行威权政府的不满。在这些国家，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过渡前的二十年，像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经历了爆炸性的经济成长。在1913年到1950年之间，西班牙人均实物产出的年平均复合增长速度一直是负增长，而且在希腊和葡萄牙都不到１％。在1950年到1973年间，这一速度在西班牙是5．2％，在葡萄牙是5．3％，在希腊是6．3％。这三个国家1960年到1973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成长速度是百分之六到八，相比于其他西欧国家的百分之四到五；而且在1960年到1980年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成长速度也快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所有其他国家，除了日本。
快速的经济成长迅速地为民主产生了经济基础，而缓慢的经济成长创造民主基础的速度也相对地缓慢。不过，它却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加剧了不平等，在社会组织当中产生了紧张和压力，这又刺激了政治动员和对政治参与的要求。例如，在希腊，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间，迅速的不平等的经济成长产生了“日益的觉醒、政治化、挫折和怨恨”，这些又导致了“社会动乱和政治动员。”这些压力是1967 年政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次政变的原因之一就是要窒息这些压力。不过，经济成长在军政权统治下一直持续到1973年。该政权同时也追求两项相互冲突的政策。它“试图阻止并扭转民主化的进程。但是，与此同时，它却致力于实现迅速的经济成长和现代化。”社会挫折和政治不满迅速增加。到1973年底，油价的上涨造成了新的不满，该政权对这些不满要么使其自由释放，要么加强镇压。帕帕多普洛斯（Papadopoulos）试图转向自由化；而国立理工大学（National Technical University）的学生们却提出了更严重的抗议和更多的要求。于是，学生们遭到射杀，由伊奥尼迪斯所领导的强硬路线废黜了帕帕多普洛斯，结果，他们自己在半年后因试图在塞浦路斯挑起军事对峙而自行垮台。
在西班牙，六十年代的“史无前例的经济成长”也造成了类似的矛盾。佛朗哥政权的领袖们希望这一成长会使人民大众知足常乐，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事实上，迅速的经济变化却加剧并催生了西班牙社会中的重大冲突，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该政权的合法性出现了问题。西班牙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因为内战大伤元气。在这种农业社会基础之上建立的政治制度一旦碰到迅速变迁的工业社会所造成的紧张就显得不合乎时代的潮流。”迅速的成长产生的政治要求，又伴随着建立一种能够为民主提供经济和社会基础的经济制度。在六十年代，佛朗哥政府的计划部长（罗多，Laureano Lopez Rodo）曾预言，当西班牙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美元时，它将变成民主国家。事实的确如此。这一过渡由于佛朗哥在1975年及时死亡而得到了进一步推进。如果他那时不死，如果胡安·卡洛斯不致力于缔造一个议会民主，两极的对立很可能导致社会暴力，也可能严重冲淡西班牙民主的前景。不过，正如历史所展示的那样，西班牙在1975年时存在着民主的经济和社会的前提条件，因此，老练而又有抱负的领导集团可以相对迅速而又平稳地实现民主化。
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巴西经历了其“经济奇迹”。从1968年到1973年，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接近每年10 ％。这加剧了已经高度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并使得一些人把巴西形容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缩影，在这种发展中，跨国公司及其当地的伙伴获益，而当地的工人和农民却遭殃。这也导致厄内斯托·盖赛尔对巴西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巴西干得很出色，但是巴西人却干得很糟”，他是在1974年成为巴西总统的。在希腊导致军政权垮台，在西班牙导致个人独裁让位的这种迅速经济成长的压力也在巴西同样显豁出来。巴西的军事领袖们已经意识到这些压力，并决心要消解它。在梅迪奇（Medici）总统当政的最后一年，他开始考虑使用几种减压（distensao）的办法。盖赛尔总统及其最高顾问席尔瓦（Golbery do Coutoe Silva）将军开始了这一进程，并把它持续到1978年。菲格雷多（Joao Figueiredo ）总统继续并扩大了这一进程，使之成为一种开放（adertura）的进程。这两任总统的行动避开了已经加剧了的社会冲突，并为民主铺平了道路。
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南韩和台湾所实现的成长速度在世界上也属最高的国家之列。这两个社会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得到了深刻的改造。那里出现的要求民主化的压力却比欧洲和拉美社会发展得更慢，原因有二。第一，儒教文化传统强调层级结构、权威、社群、忠诚，这延缓了社会集团对政体提出强烈的要求。第二，与其他社会相比，在台湾和南韩出现的迅速经济成长发生在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格局之中。造成这种平等格局的原因有若干，其中包括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土地分配方案和在此以前已经实现了的更高的识字率和教育水平。在巴西，与迅速经济成长相联系的不平等在这两个东亚国家基本上不存在。不过，到八十年代，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程度，这迫使两国政府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
高速的经济成长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对威权领袖的挑战。但它未必导致他们引入民主。在1960年到1975年之间，巴西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８％。在相同的年份里，伊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10％。在1980年到1987年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长。这些成长率在这３个威权国家产生了高度不稳定的压力和紧张，加剧了不平等和挫折，促使社会集团对他们的政府提出要求。这３个国家的领袖们也是以三种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盖赛尔开放了政权；伊朗国王则优柔寡断，迟疑不决。民主、镇压和革命是这三种选择的各自后果。
小结。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将为民主政权创造基础。从短期看，迅速的经济成长和经济危机会瓦解威权政权。如果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实现经济成长，民主将能够缓慢发展，就像十九世纪的欧洲那样。如果不稳定的成长或经济危机出现而仍然没有达到过渡地带的富裕程度，威权政权就有可能垮台，但是用长命的民主政权来取代它们仍然很成问题。在第三波中，经济发展的实质程度与短期的经济危机或失败相结合，是最有利于威权政权向民主政府过渡的经济公式。
第六节 宗教变革
在宗教方面的两项发展也促进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民主化。
在西方的基督教与民主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关联。近代民主首先而且主要出现在基督教国家。到1988年，基督教或新教是主要宗教的46 个国家中有39个是民主国家。这39个民主国家在整个68个以西方基督教为主要宗教国家中占了57％。当然，相比之下，58个以其他宗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中只有７个，即12％是民主国家。民主在那些以伊斯兰教、佛教或儒教为主的国家尤其少见。
这种相关并不证明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不过，西方基督教强调个人的尊严和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在许多国家，新教和天主教教会的领袖们在反对压迫性国家的斗争中成为骨干。因此，可以合理地假设，基督教的扩张将鼓励民主的发展。
六、七十年代基督教主要在哪里扩张呢？答案是：只在很少的几个地方。最明显的例子是南韩。南韩只是经历了很短暂的中断之后，首先在五十年代初，有了一个李承晚领导下的半民主文官政权和六十年代在朴正熙领导下的半民主军人政权，以及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朴正熙和全斗焕将军领导下的军人独裁，向民主的过渡出现在1987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韩国基本上是一个佛教的国家，并带有儒教的传统。人口中约有１％是基督徒。到八十年代中期，全国人口中的约25％是基督徒，其中五分之四是新教徒，主要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友，有五分之一是天主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人主要是城市的青年人、市民和中产阶级。他们信仰基督教的原因是来自韩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迁。正如一份报告书所描述的，“对那些来到城市的数百万人来说，以及对那些仍然留在面貌已经大为改观的农村来说，韩国农业时代那种缺少活力的佛教已经失去了其吸引力。基督教由于其带有个人拯救和个人命运的讯息而在混乱和变迁的时代提供了一种更为可靠的安抚。”
基督教还为反对政治压迫提供了一种更加可靠的信念和制度基础。正如一位南韩人士所形容的：基督教“意义重大，因为它促进了平等的观念，和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某种权威的尊重。”儒教的威权主义和基督教与佛教的被动性被基督教的战斗精神所取代了。在1974年，５位主教领导五千名罗马天主教徒举行了反对朴正熙总统军管政权的第一次大游行。反对运动的许多主要领导人，诸如金大钟、金泳三都是基督徒、新教徒或天主教徒，诸如像文益焕大主教和金友焕主教也是抨击军政府镇压行径的主要领导人。到八十年代初，教会已变成“反对政权的主要论坛”。在1986年和1987年金主教和其他天主教领袖以及主要的新教组织——国民教会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都强烈支持要求直接选举总统的反对派运动。在与政府的冲突中，“教会和教堂为人权和正义的活动提供了制度的基础，以及为分享反对意见和信念提供了公共的空间。天主教的教士，罗马天主教青年天主教工人联合会（Roman Catholic Association of Young Catholic Workers）以及城市产业传教会（Urban Industrial Mission）和新教的牧师们都被卷入了政治，并开始代表反政府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汉城的敏东大教堂（Myongdong cathedral）已经成为政治异议分子的象征性聚会地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韩国已经颠倒了韦伯（Weber）的关联（connection）：经济发展促进了基督教的扩张，而基督教会，其领袖和其成员是在1987年和1988年实现向民主过渡的主导力量。
鼓励民主化的第二项，而且更加重要的宗教发展是，罗马天主教会和许多国家的天主教会在其信条、领导方式、大众参与和政治结盟上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从历史上看，新教和民主是相互关联的。在西方世界中，第一次民主冲动与十七世纪的清教革命是同时发生的。在第一波民主化浪潮当中，实现民主化的绝大多数国家是新教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二波国家在宗教上有多种色彩。不过，在六十年代，在这两个变项之间存在着很重要的关联。一项研究表明，在99个国家中，“新教徒的人口比例越大，民主的程度也就越高。”相比之下，天主教却与缺少民主或有限和后发的民主联系在一起。李普塞已经注意到，“天主教似乎在第二次大战前的欧洲和拉丁美洲是反民主的。”
要解释这种关系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从信条上看，新教强调个人的良心、个人对圣经的自由理解以及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关系，天主教则强调教士的中介角色，这一点在拉丁的弥撒仪式中特别明显。其次，新教教会自身在组织方式上也更为民主，强调教友的至上性，同时没有主教，或者只有权力非常有限的主教。相比之下，天主教是一个威权性的组织，其等级有教士、主教、大主教和红衣主教，最后是教皇，这样几个级别构成，而且同时也强调教皇的一贯正确性。正如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Elliot Trudeau）所注意到的：天主教国家“在精神事务上是威权性的；而且，由于精神事务和世俗事务之间的界限非常细，甚至是混在一起，所以这些国家在世俗事务中甚至连点点人头数这种解决方式也不愿意采纳。”（这里点人头数指的是民主－－译者注）最后，有一个韦伯命题：新教鼓励经济奋斗、鼓励资产阶级的发展、鼓励资本主义和经济财富，而这些又促进了民主制度的出现。
直到六十年代，人们用来解释宗教和民主之间关系的这些论点和关联似乎是无懈可击的。然而，现在情况已不再如此。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已经基本上完全是、或者主要是天主教的民主浪潮。第三波中的第一批国家有两个（葡萄牙和西班牙）实现民主化的是天主教国家。然后，民主化横扫了六个美洲国家和三个中美洲国家。这股浪潮来到了菲律宾，即第一个实现民主化的亚洲国家，然后又折回到智利，并冲击了墨西哥，然后又在天主教的波兰和匈牙利，这个东欧的第一批民主化国家汇成波涛。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天主教国家都处于领头地位，而且，主要的天主教地区，如拉丁美洲，是民主化最全面的地区。从总体上看，在1974年到1989年间过渡到民主的国家中大约有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国家。
这一点作何解释呢？当然，一个部分的答案是：到七十年代初期，世界上的大多数新教国家已经实现了民主。其中最主要的例外是东德和南非，新教教会的领袖们促进了这些国家以及南韩的民主化。不过，许多国家要想实现民主，它们就必须是天主教、东正教或非基督教国家。可问题仍然还在：为什么要是天主教国家？一个部分的解释是，天主教不利于民主，这又回到了前面的那个假设。在历史上，新教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比天主教国家更为迅速，而且，取得了更高的富裕水平。天主教国家是些穷国。不过，从五十年代开始，天主教国家的经济成长率比新教国家高。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它们总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不过，经济成长无疑会促进几个天主教国家向民主的过渡。
导致天主教国家出现民主化大潮的一个更加普遍的原因是天主教会内部出现的变化。从历史上看，在伊比利亚、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教会总是与地方政权、拥有土地的寡头和威权政府关系密切。不过，在六十年代，教会改变了这一做法。教会内部的变革把一个非常有势力的社会机构变成了独裁政权的反对派，使这些政权失去了他们也许可以从宗教中得到的合法性，并为拥护民主的反对派运动提供了保护、支持、资源和领导。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天主教会通常同威权政府相勾结，而且经常使这些政权合法化。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教会几乎一致反对威权政权；在某些国家，比如巴西、智利、菲律宾、波兰和一些中美洲国家，它在努力改变这些政权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天主教会由现状的防波堤变成了要求变革的力量，由拥护威权变成主张民主，这一立场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现象。五十年代的社会科学家们是正确的：即那时天主教是民主的一个障碍。不过，到七十年代，天主教成了拥护民主的力量，因为在天主教会内部发生了变革。
这些变化发生在两个层次上。在全球层次上，变化是由教皇约翰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所招致的。这些变化来自于他的风格、他的信仰以及他在他的通谕（encyclicals）中所详细阐明的主张。不过，最重要的变化来自第二届梵蒂冈教廷会议。这届会议是由他召集的，会议从1962年一直开到1965年。梵蒂冈第二届教廷会议强调进行社会变革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强调由主教、教士、俗人集体行动的重要性，以及帮助穷人的献身精神和社会与政治结构作出相应变革、个人的权利等。第二届梵蒂冈教庭会议强调，宗教领袖们有责任去“作出道德判断，而且一旦因为维护基本人权……使得这种判断变成必要时，还可以对政治秩序中的事务作出这样的判断。”1968年在梅德林（Medellim）召开的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和1979年在普维布拉（Puebla）召开的上述会议以及主教们在其他地方的集会中都重申并详细阐述了这些观点。
还有一项同等重要的变化，同时发生在天主教会中的大众参与和教士的活动中。例如，正如胡安·林茨所指出的，在六十年代的西班牙：
新一代的教士在成长，而且其中许多人就职不久，同时来自农村的教士人数大量减少，而且这些人更加关注社会不公正，并与非基督教的工人阶级保持接触，社会学也加强了对宗教实践的研究，教士在巴斯克（Basque）地区和卡塔洛尼亚（Catalonia）地区也被当作是文化上的、语言上的少数派，而且其中最重要的是，梵蒂冈第二届会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在青年天主教知识分子、俗人和教士中产生强烈的批判意识、不稳定和与权威的冲突。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巴西，一种叫做群众性的教会社区（ecclesiastical base communities）迅速遍及全国，到1974年，其数量已达到四万个，而且这一发展赋予了巴西教会一个全新的特征。与此同时，在菲律宾形成了一个“基督教的左派”，他们包括教士和草根阶层的活动家，其中有些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些人支持社会民主，这种社会民主既反对帝国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在七十年代末的阿根廷，教会戏剧性地摆脱了其以前的保守色彩，教士们动员了一场广泛的青年运动，这场运动导致了“教会意外地复兴”。在波兰和智利情况也类似，都出现了“教会的草根阶层政治化”：“即教会的基础可以追溯到具有强烈攻击性的青年教士所发起的运动。他们强烈认同当地社会的愿望，并试图组织和保护真正负有代表性的和非暴力性的社会运动。”这些草根阶层的动员形成了新的潮流，而且与来自梵蒂冈的新主张所产生的潮流相汇合并缔造了一个新的教会，这种教会几乎毫无例外地反对威权政府。
在非共产主义国家，教会与威权政府的关系通常经历了三个阶段：接受、矛盾心理和反对。最初，教会机构中的保守分子通常处于支配地位，而且体现了教会作为政权的伙伴和社会和平防护者的历史地位。教会领袖们通常欢迎威权政府的现行体制。在西班牙，教会帮助佛朗哥取得了胜利，并长期支持他的政府。巴西的主教们在1964年的政变之后立即采取了一种“亲军政府的热情立场”。在阿根廷、智利和其他地方，教会也以类似的方式使军人接管者得到了合法化。
随着威权政权继续掌权，并通常加强了镇压，随着一个国家的整个教会机构都能感到从草根阶层到梵蒂冈之间出现的认同趋势，教会的立场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巴西、菲律宾、智利、中美洲国家和其他地方，两股反对思想和活动的潮流开始在教会内部出现。一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红色的”，这一股思潮主张社会正义，攻讦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强调绝对有必要帮助穷人，并常常同“解放神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携手。后者的影响并没有使得教会朝着民主的方向前进，而只是在除了尼加拉瓜外帮助动员了天主教徒以反对现行的独裁。同样，在许多国家中，还存在着一种温和的或者是“黄色的”力量（比如在菲律宾），这种由此而形成的反对力量通常包括教士、集团中的主要骨干，他们强调人权和民主。由于这些发展，天主教会的总体地位通常从与威权政权一味勾结转到对威权政权持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许多国家都会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上在某个时候出现一个突破点，而这个时刻通常都发生在全国性的主教会议或最高教会领导人公开使教会处于反对政权的地位之时。在智利，军政权掌权之后粗暴地践踏人权，导致了教会与政权很早就决裂，并导致了在1976年6 月成立了牧师会社（Vicariate of Solidarity）。在巴西，在军政府执政不久，教会也与政府决裂，那时，巴西全国主教会议（National Conference of Brazilian Bishops）发表了一篇声明，斥责政府的国家安全主张是“法西斯式的”主张，并且为积极的教会反对活动铺平道路，他们提醒巴西人注意纳粹德国，在那里，基督徒“接受了政府的主张，而不承认他们与基督教的真正要求相矛盾。”此后不久，圣·保罗主教戏剧性地确认了这一决裂，当时，他拒绝为巴西的军人总统作生日弥撒，以故意表示轻蔑。在西班牙，政府和教会的决裂出现得较晚，只是在1971年9 月于马德里召开的一次主教和教士大会上才使这一决裂公开化。对西班牙的教会来说，这是一次意外的民主集会，其会议纪要得到了广泛的报道，并给西班牙人“上了一堂民主课”，同时也通过了决议，拥护“表达自由、结社自由和公共集会自由的权利。事实上，也拥护所有在佛朗哥政权期间在行使上受到限制的权利”。由于这次会议，“教会明确与国家脱钩，并放弃了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的角色。”这些变革受到了梵蒂冈的通力支持。在菲律宾，政府与教会的决裂出现在1979年，那时，红衣主教辛（Cardinal Jaime Sin）要求结束军管，并举行没有马科斯参加竞选的新选举。在阿根廷，政教分离出现在1981年。当时，教会散发一份文件，内容是有关“教会与国民社会”（Church and National Community）。在危地马拉，教会停止充当现行秩序的辩护者，并变成拥护社会正义、改革和民主的拥护者，那时，即在1983年和1986年间，主教们发布了“一系列大约有15封写给教民的公开信和公开的声讨檄文，所有这些文件都呼吁尊重人权，要求进行社会、经济和土地改革。”在萨尔瓦多，由罗慕洛（Romero）领导的教会也在1977年后同样与政府决裂了。
几乎在上述每个国家，教会领导人都谴责政权，政权对教会人员、活动家、出版物、组织和财产进行了猛烈的报复。教士和教会工作人员常常被投入监狱，受到折磨，而且偶尔被杀害。这就产生了烈士。结果常常是教会与国家之间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上处于全面的对峙状态，教会在巴西变成了威权国家的“最公开的反对者”，在智利，教会变成了“反对政权的道德力量的中心”，在菲律宾和其他国家，教会变成了谴责压迫、捍卫人权和推动向民主过渡的主要组织。一个很有意思的意外是在天主教传统很深的波兰。在那里，从1980年开始，团结工会开始垄断了主要反对党的角色，而且波兰教会在小心翼翼的约瑟夫·格伦普（Jozef Glemp）主教的领导下数年来一直在政府与反对派之间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
全国性的教会为它们反对威权主义的战争动用了许多资源。教会组织和教会建筑物为政权的反对者提供避难场所和生活资助。教会的电台、报纸、期刊详细陈述反对派的事业。例如，在巴西，教会作为一个全国性和群众性的组织，有一个“全国性的成员网可供动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潜在的全国性的政治机器，它有千千万万的教士、修女、平信徒活动家，他们可以为反对派的抗议提供大众的影响力。教会常常都有一些政治技巧都非常高的领袖，诸如巴西的阿恩斯（Arns）红衣主教，菲律宾的辛主教，萨尔瓦多的罗慕洛主教和韩国的金主教。教会创立了许多组织，诸如智利的教士会众来支持反对派的运动，在菲律宾，成立了第二次争取自由选举全国运动来推动回到选举程序和确保公正的选举。（第一次争取自由选举的全国运动是由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在1953年因为类似的目的而创设的）
此外，教会当然也是一个跨国性的组织。有时各国教会可以通过梵蒂冈或其他国家的教会以及其他国家的天主教来施加影响。比如，巴西教会就“通过梵蒂冈以及在欧洲和美国的同情的牧师和平信徒以及巴西之外的其他人权活动家们来动员其支持力量，因此他们常常在美国和欧洲的报纸上发表抗议文章，来自这些地方的批评使得巴西的军人特别不自在。”
随着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Ⅱ）就任之后，教皇和梵蒂冈在教会反对威权主义的斗争中进入了舞台中央。1979年3 月，约翰·保罗的第一份通谕中，谴责了违背人权的行径，而且特别公开声称教会是自由的“卫士”，而“自由是人类真正尊严的条件和基础”。教皇的访问也开始起着关键的作用。教皇似乎以教皇陛下的身份在民主化的关键时刻露面：波兰，1979年6月，1983年6月，1987年6 月；巴西，1980年6－7月；菲律宾，1981年2月；阿根廷，1982年6月；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海地，1983年3月；韩国，1984年5月；智利，1987年4月；巴拉圭，1988年5月。
就像他对其他地方所作的许多访问一样，这些访问的目的几乎总被说成是纯宗教性的，而其影响则总是政治性的。在某种情况下，例如，在韩国和菲律宾，当地的民主化支持者抱怨教皇没有更加鲜明地支持他们的事业。然而，更通常的是，他非常明确地支持当地教会反对威权政府的斗争，而且在波兰、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智利、巴拉圭和其他地方，他鲜明地把自己划入反对威权政权的行列。当然，他的最大的影响是在波兰，据波兰的一位主教说，他1979年对波兰进行的那一次戏剧性的访问改变了“人们恐惧的心理，恐惧警察和坦克、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恐惧得不到晋升、恐惧被赶出学校、恐惧得不到护照，人们知道，如果他们停止恐惧，这个制度将无能为力。”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观察到，这场“第一次大朝圣”是共产主义在东欧“终结的开始”。“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大规模的、持续的、然而是格外和平的和自我节制的表现出社会的团结以及温和的人群反对党国（Party-State），这是1989年变革的标志和主要的国内催化剂，在东欧的每个国家都是如此，除了罗马尼亚（即使在罗马尼亚，群众也并未首先使用暴力）。”1987年，教皇在智利碰到皮诺切特（Pinochet）时，详细地说出了他的使命与民主的关系：“我不是民主福音的宣讲者；我是福音书的宣讲者。当然，人权中的一切问题都与福音书中的启示有关；而且，如果民主意味着人权，那么，它也属于教会的使命。”
最后，教会领袖和教会组织也不时地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时刻从政治上介入。在1978年的多米尼加，教会谴责了试图停止统计选票并延长总统贝拉盖尔（Belaguer）任期的做法。在1989年的巴拿马，教会领袖们同样谴责诺列加在选举中作弊的行径，并呼吁巴拿马军队不服从要求他们向反对派的示威者采取行动的命令。在尼加拉瓜，布拉沃（Obandoy Bravo）红衣主教组织了反对桑蒂诺（Sandinista）政府的反对派。在智利，弗雷斯诺（Juan Fracisco Fresno）像他的前任恩里格斯（Raul Silva Enriquez）红衣主教一样，一直站在反对皮诺切特政权的最前列，并在1985年把11个政党的政治领袖召集起来，签署全国协定来要求进行宪政改革和选举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在韩国1986年要求民主运动的关键时刻，金主教采取了公开的政治行动，拥护要求“进行修宪”的必要性，以及表明“我们必须在韩国立即实行民主。”
教会领袖的最极端的政治介入无疑是在菲律宾。红衣主教辛通过协商在阿基诺和劳雷尔（Salvador Laurel）之间达成了协议，并把反对派的选票集中起来。在选举前的一个月，这位红衣主教向菲律宾的二千个教区发了一封信，号召天主教会选举那些“体现福音中人道、真理、廉洁、尊重人权和生命的价值”的人。当然，这种作法不可能完全澄清人们心中对这位主教究竟在支持谁的疑问，但在此后，他实质上已经在明确拥护阿基诺。在马科斯试图在选举中舞弊和军人在克雷姆（Craeme）军营采取反叛行动之后，他通过教会组织和教会电台以军方的身份动员民众。“对于宗教在三天反叛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能被错误地理解为修女和牧师们站在人墙的前列，反叛的将军们在人群之前竖起圣母玛丽亚的塑像。在马科斯最后逃到夏威夷（Hawaii）之后，辛主教在鲁内塔（Luneta）主持了一个凯旋式的庆祝胜利的感恩弥撒，高唱：‘科丽（Cory），科丽’（科拉松·阿基诺的昵称——译者注），并且飘荡着天主教的教旗。”辛主教在结束一个政权和改变国家的政治领导中扮演了比十七世纪以来任何天主教教士更加积极和更加有影响的角色。
总之，要不是天主教会内部的变革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教会针对威权主义而采取的行动，第三波过渡到民主的国家就会少得多，而且许多国家的民主化浪潮会出现得更晚。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民主和威权之间的选择人格化地变成了主教与独裁者之间的冲突。天主教在造就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民主化浪潮的广泛性力量中的地位仅次于经济发展。第三波的逻辑就像是一美元纸币图案上的十字架。
第七节 外部势力的新政策
外国政府或机构的行动也许会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正如罗伯特·达尔所指出的，在1970年29个民主国家中，有15个民主政权要么是在外国统治期间建立起来的，要么是在从外国统治下独立后建立起来的。外国的势力也可以推翻民主政权，或是阻止一个国家走向民主。外部势力甚至可以加速或者是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民主化的影响。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当一些国家达到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时，它们就进入了最可能朝民主化方向过渡的地带。在一个国家还没有进入这一地带时，外部的影响可以导致这个国家作出试图实现民主化的努力，甚至同样在一个国家达到这一发展水平之后，外部的因素也可以阻碍、甚至阻止民主化。例如，乔纳森·桑沙因认为，1830年之前的外部影响基本上是反民主的，因此阻止了民主化。不过，在1830年到1930年之间，外部环境在民主化方面是中性的；因此，在不同国家民主化的进程多多少少是由经济和社会发展决定的。有点类似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在中欧和东欧国家造就了民主制度，而这些国家（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在社会和经济上还没有为民主制度作好准备，因此这些民主制度很难长久生存下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的干预阻止了在东欧国家创立民主制度，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而这些国家那时在经济和社会上已经为民主化作好了更为充分的准备。同样，非殖民化所产生的许多新国家也建立了以它们的殖民国为原型的民主体制，但是，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极端不适合民主（如非洲）或是对民主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外部的行动者可以对第三波民主化作出重大的帮助。的确，到八十年代末，世界上主要的权势和影响来源，如梵蒂冈、欧洲共同体（the European Community）美国和苏联都在积极地促进自由化和民主化。罗马（Rome）使天主教国家的威权政权失去了合法性；布鲁塞尔（Brussels）为南欧和东欧的民主化提供了动力；华盛顿（Washington）则推进了拉美和亚洲的民主化；莫斯科（Moscow）消除了阻碍东欧民主化的障碍。在上述每种情况下，这些外部机构的行动反映了它们在政策上的重大变革。若是没有这些政策上的变革和外部行动者的这些影响，第三波民主化受到的限制会多得多。
欧洲机构。欧洲共同体起源于1951年在法国、西德、意大利和其他三个低地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这项条约创立了欧洲煤炭钢铁共同体（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在1957年，罗马条约又创立了欧洲核能共同体（the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Euratom ）和欧洲经济共同体（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同样，成员国还是上述６个国家。在1969年，这三个机构被合并为欧洲共同体。由于戴高乐（de Gaulle）否决了英国在1963年加入欧共体，所以上述新合并共同体的成员仍然只有巴黎条约的最初６个缔约国。不过，在1970年，欧洲共同体改变了作法，并同挪威、丹麦、爱尔兰和大不列颠就加入共同体问题开始进行谈判。在1973年，后３个国家成为欧洲共同体“第一次扩大”中加入的成员国。到七十年代中期，在东南欧进一步扩大欧共体成员已经成为一个中心问题。
欧共体方面在发展方向上所进行的调整与发生在地中海欧洲的民主化进程是一致的，并因此而得到加强。对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来说，民主化和加入欧洲共同体是携手并进的。它们都希望获得欧共体的成员资格，而且甚至从经济的理由上看，加入欧共体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国家要想作欧共体成员国首先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因此民主政治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基础性一步。与此同时，欧共体的成员身份会加强对民主的义务并提供防止回归到威权主义的外部依托。当新的民主国家申请加入欧共体时，现有的成员“只能接纳它们。而且赞同扩大欧共体会很快地获得普遍的认同。”
希腊自1962年起，一直是欧共体的联系国。当1974年结束军人独裁时，希腊的新领袖们迅速地开始发展其与欧共体的关系，并在1975 年6月正式申请成为欧共体的正式成员。卡拉曼里斯（Karamanlis）政府和支持这一举动的希腊人希望以此促进经济发展，为希腊产品尤其是农产品找到进入西欧市场的渠道，同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也为了抗衡土耳其和斯拉夫国家而加强同西欧国家的关系。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希腊政治中的中间派和保守集团承认加入欧共体会“为希腊羽毛初丰的民主制度提供最好的保障”。
在七十年代中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们普遍希望强调他们国家的欧洲身份。旅游、贸易和投资使得西班牙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同样，葡萄牙对外贸易的一半是与欧共体进行的。胡安·卡洛斯强调，西班牙的使命在欧洲，而且与欧洲连在一起。斯宾诺拉将军说：“葡萄牙的未来与欧洲是明确地连在一起的。”这些情感在两个国家的中产阶级中特别强烈，这也为民主运动提供了社会基础。葡萄牙在1977年3月申请欧共体成为欧共体的成员；西班牙是在1977年6月。如同在希腊一样，在这两个国家民主的确立都被看作是确保欧共体成员的资格带来经济好处的必要条件，而且欧共体的成员资格也被看作是民主稳定性的保障。在1981年1 月，希腊变成了欧共体的正式成员，五年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成为其正式成员。
在葡萄牙，欧共体对民主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被动地提供经济动力和政治保护。西德政府和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PD）主动积极介入与东德统治集团的斗争，并为葡萄牙政府和葡萄牙的社会党人提供了实质性的资源。他们通过这样作也提供了一种模式。一种动力和一种手段，这样使美国也加入进来，并向为民主而战的社会力量提供了实质性的经费资助。在苏联为共产党人提供了大量的财政经费这一情况下（估计为四千五百万到一亿美元），在1975年，由德国人所领导的西方介入对葡萄牙的民主化至关重要。
第三波的开始或多或少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及赫尔辛基最后决议（the Helsinki Final Act）是相互契合的，这以后被称作是赫尔辛基进程的开始。在这一进程中有三个因素影响到东欧人权和民主的发展。首先，在最初和以后召开的各次会议中都通过了一系列为民主和自由提供合法性以及为对每个国家的这些权利进行国际监督而通过的一系列文件。有35个欧洲和北美国家政府首脑在1975年8 月所签署的最后决议中提出把“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或宗教自由”当作十项原则中的一项。决议的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了政府在促进资讯自由流动、少数人的权利、旅行自由和家庭团聚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在1989年1 月，维也纳举行的欧安会最后文件中包括了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更加详细的规定。同时它还创立了有关人权会议，这次会议先是于1989年5月和6月在巴黎召开的，然后是1990年6 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后一次的会议通过了一项全面性的文件，以保障法治、民主、政治多元化和组织政党的权利以及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大约在15年的时间内，欧安会的国家就这样从只宏扬有限的人权到保障所有的民主自由和制度。
第二，赫尔辛基最后决议在美国也受到许多人的攻击，指责它使苏联在东欧划定的边界得到了合法化，而只换取了苏联对遵守某些人权所作出的相对没有意义的承诺。然而，随后，欧安会在贝尔格莱德（1977－1978）、马德里（1980－1983）和维也纳（1986－1989）举行的历次会议却为美国和其他西欧国家提供了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施加压力，要它们履行赫尔辛基承诺，并要求它们关注和纠正违背这些承诺的一些具体作法。
最后，赫尔辛基进程也导致在这些国家中成立委员会或观察小组来监督决议的遵守情况。尤里·奥尔诺夫（Yuri Orlov）和其他的一些苏联异议分子在1976年5 月建立了第一个这样的集团，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又成立了七七宪章（Charter'77）团体以及在其他国家也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这些团体虽然常常受到其政府的迫害和压制，但是却构成了要求民主化的国内力量。
赫尔辛基进程对东欧民主化的影响虽是有限的但却是实在的。共产党政府承认西方在人权标准上提出的原则，这就使他们在违反这些权利时受到国际和国内的批评。赫尔辛基是可供改革者用来开放其社会的动力和武器。在至少两个国家这种影响是十分直接的。在1989年9 月，具有改革倾向的匈牙利政府使用其对个人移民自由的承诺（这项承诺在维也纳会议的结束文件中有具体规定）来违反其与东德政府的协定，让东德人通过匈牙利前往西德。这一过程启动了一系列的事件，这些事件导致了东德统治者的垮台。在1989年10月，欧安会在保加利亚举行的有关环境的会议激发了在索菲亚（Sofia）举行的游行示威，而这次示威受到了政府的粗暴镇压，从而开始了一系列导致在随后一个月废除死硬的独裁者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的事件。
欧洲共同体积极地推动了民主化，而且成为欧共体成员，这对想要民主化的国家也是一个动力。欧安会是一个使共产党政府承诺实行自由化的进程，也是使其国内异议分子和外国政府迫使他们实现自由化的努力得到合法化的过程。欧安会虽然没有创立民主，但它却有助于支持东欧和苏联的政治公开。
美国。美国在其他国家促进民主和人权的政策是在七十年代初开始发生变化并在1973－1989年间经历了四个阶段。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这些目标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据相对次要的地位。进步同盟（the Alliancefor Progress）的积极主张被搁在一边；那时，政府和国家都全力关注于越战；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一种现实政治的方法。不过，在1973年，潮流开始向另一个方向转变。国会首先发起变革倡议，并由唐纳德·弗雷泽（Donald Fraser ）众议员在国际组织与运动的小组委员会（Subcommunitte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Movements）中举行了15次听证会，时间是在1973年的下半年。该小组委员会在1974年的报告中敦促美国把促进人权作为主要的外交政策，并建议采取一系列行动促进这一目标。在1974年国会在援外法案（the Foreign Assistance Act）、互助法案（the Mutual Assistance Act）和贸易改革法案（the Trade Reform Act）中增加了人权修正案。三年之后，它又同样对国际金融机构法（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ct）作了类似的修正。这些修正案通常规定，对那些犯有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国家不得提供援助，除非总统认为有绝对的理由需要这样作。在1974年、1975年和1976年期间，国会对人权的关心及对违背人权者实行经济制裁的想法已变得十分明确。
美国政策的第二个阶段，始于卡特（Carter）政府1977年掌政。卡特使人权成为其竞选运动的一个主题，而且，人权也成为在他执政第一年期间的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总统的行动（例如，在就职后不久，他就致信安德列·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和他在白宫接待弗拉基米尔·布克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由总统、国务卿和其他政府成员所发表的演说和声明终止对几个国家的经济援助以及提升政府机构中人权组织的地位，所有这些都用来强调人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心位置，正如卡特总统所形容的：把人权纳入“世界议事日程”之中。
里根（Reagan）政府一执政就使得其对外政策与其前任有所不同。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批评卡特的人权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只关注践踏个人的权利，而不关注拒绝人权的政治体制。最初，里根政府对拉美和亚洲的“威权”国家的人权问题轻描淡写，而强调有必要向共产党政权挑战。不过，到1981年底，在国会和拉丁美洲的民主过渡的压力下，美国行政当局开始改变其立场，里根政府在1982年6 月向国会所作的报告中表现出了一个变化。到1983年和1984年，美国的政策进入了第四阶段。其特点是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以促进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独裁国家的民主变革。其象征是美国承诺成立全国民主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这样，卡特和里根政府最后都走了一条类似的“道德主义的”途径来促进国外的人权和民主。
在第三波中美国政府用了种种手段，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和军事的来促进民主化。它们包括以下若干方面：
（１）由总统、国务卿和其他官员发表声明拥护民主化的总趋势和具体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由国务院每年对各国的人权状况作出评估报告；由美国新闻总署、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宣传民主思想；
（２）经济压力和制裁，包括由国会限制或禁止美国对15个国家的援助、贸易或投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由行政部门终止援助；同时在由多国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时投反对票或弃权票；
（３）外交行动，包括启用新一族积极“推进自由”的美国大使（其中的典范是1975年出任葡萄牙大使的福兰克·卡卢奇［Frank Carlucci］），这些人中包括出任乌拉圭和尼加拉瓜大使的劳伦斯·佩左罗（Lawrence Pezzullo）、出任菲律宾大使的史蒂芬·波斯沃斯（Stephen Bosworth）、出任萨尔瓦多、巴基斯坦和巴拿马大使的迪恩·辛顿（Deane R．Hinton）、出任秘鲁、玻利维亚和萨尔瓦多大使的埃德温·考尔（Edwin Corr）、出任巴拉圭大使的克莱德·泰勒（Clyde Taylor）、出任智利大使的哈里·巴恩斯（Harry Barnes）和出任匈牙利大使的马克·帕尔莫（Mark Palmer）；同时也还包括美国南方司令部总司令在厄瓜多尔和智利施加的影响；
（４）对民主力量进行物质支持，包括由中央情报局（the Central Intelligency Agency，CIA）在1975年为葡萄牙社会党所提供的可能达数千万美元的援助，对波兰团结工会的实质性财政援助以及由国际开发总署（the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AID）和由全国民主基金会提供的数百万美元，以确保1988年在智利举行对皮诺切特将军的一次公平的全民投票，还在1979年向尼加拉瓜提供经费以促进其民主化；
（５）军事行动，包括卡特政府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部署军舰，以确保在1978年的选举中选票统计的公平进行，里根政府在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以及布什政府命令军用飞机飞向马尼拉上空，以示支持阿基诺；在1989年入侵巴拿马；在菲律宾和萨尔瓦多的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在与左派叛乱组织的战斗中提供军事援助，以及为在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Cambodia）和尼加拉瓜进行反对非民主政府的叛乱活动中提供财政支持；
（６）多边的外交，包括由卡特和里根任命马克斯·坎佩尔曼（Max Kampelman）在贝尔格莱德和马德里进行欧安会谈判中就赫尔辛基协议中第三部分的谈判向苏联施加压力，以及通过动员联合国诸机构来反对一些臭名昭著的侵犯人权的国家。
这些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会有助于民主化呢？无疑，最重要的作用是使得人权和民主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国际人权同盟（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Human Rights）注意到，在1977年，人权“第一次在许多国家中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主题”，而且成为“在国际组织的讨论中和世界新闻媒介中寄予更大关注的焦点，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卡特总统和美国的人权政策”。正如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所写到的：卡特的人权运动“改变了国际环境，把人权纳入了世界的议事日程当中，同时也纳入了世界的良心之中。”里根总统在其就任的第一年就制定了“民主规划”，其在1982年对国会的演说，1984年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创立以及其在1986年３月向国会发表的咨文中，再加上美国外交官在一系列国家的活动都有助于使民主化一直成为八十年代国际事务的一个焦点，同时也加强了有利于民主的全球性总体思想环境。
在某些国家，美国的角色是直接的和关键性的。就像主教和教皇的公使一样，美国的大使不时地促成反对派的团体之间达成协议，并在这些团体与威权政府之间充当调解人。在1980年、1983年和1984年，美国政府出面干预阻止在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玻利维亚策划中的军人政变。在1987年，里根总统和舒尔茨国务卿规劝韩国的全斗焕总统与反对派保持对话，而且国务院还对韩国的军方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要试图进行政变。1989年1 月，在秘鲁一场军事政变似乎迫在眉睫；美国大使有力地宣布美国反对这一政变；结果政变没有发生。在好几种场合下，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以反对军事政变维持了菲律宾的民主。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行动也许是决定性的，也许不是。但是它们在支持民主中的作用却是重大的。事实上，在卡特、里根和布什的执政期间，美国政府采纳的是一条民主版本的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不允许民主政府被推翻。
卡特和里根的努力所发生的影响当然是因不同的国家而异，而且要评判在每一个国家所产生的影响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也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衡量。一个是从这些政策要使之受益的人这一方面来衡量。例如，在1989年，1981－1984年在位的厄瓜多尔民主总统胡尔塔多（Osval do Hurtado）说：“美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致力于民主制度；若是没有卡特和里根总统所奉行的拥护民主的政策，拉丁美洲的某些民主进程绝不会出现，也不会达到今天这样的成功。”在1989年12 月，即乌拉圭自1971年以来出现的第一位民主选举总统就任刚满一周年，胡里奥·桑格内蒂（Julio Sanguinetti）表达了类似的情感：“卡特政府的许多政策对乌拉圭的民主化进程是最重要的外部影响。在独裁的那些年代里，我们这些处于反对地位的人实际上是在黑暗中进行抗争。我们在为数不多的支持来源中有一个就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这一政策不断地寻找践踏人权的行为。”在菲律宾，辛主教在对反马科斯所作的成功斗争进行评价时观察到，“没有美国的帮助没有一个人会在这里取胜。”即使苏联也感受到了这一影响。大赦国际莫斯科分部的领导人在1980年评论道，“我不知道卡特能否被写进美国历史，但是他因为这项政策已经被写入了俄国历史。”
判断美国对民主化所产生影响的第二个尺度是那些要求维持独裁的人。在卡特和里根政府期间，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菲律宾、苏联、波兰和其他国家独裁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们一再苦苦抱怨美国“干涉”他们的内政。这一证据强烈表明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抱怨是有正当理由的。
许多专家所观察到的情况也加强了由当事者对这些国家所作的判断。根据路易斯·阿布加塔斯（Luis Abugattas）的观察，1977年在秘鲁：
这样重新民主化。由于卡特政府的人权政策以及外国的债务谈判来获得外部合法性的必要性达到了加强。自1976年以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的谈判一直是中断的，而且军政府没有能力恢复这些谈判，因为他们不愿意采纳国际货币基金会所要求的“休克政策”（Shock policies）。民主的开放引起了美国国务院的关注，朝着这个方向每前进一步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例如增加对该政权的援助。此外，美国的大使馆也接到命令，要求反对右翼军官和地方的顽固派，因为他们试图使军人在南美国家长期掌政，并公开表明卡特政府不接受这一选择。如果重新民主化在1976年7 月之后还是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到1977年7 月之后，这已成为一个事实。
在厄瓜多尔，美国的压力“似乎是阻止1978年威权复辟”的三个要素中的一个，而且当费布雷斯－考得罗（Febres－Cordero）总统要求终止1985年中期选举时，他最终不得不“在受到美国大使馆的重大压力下如期举行选举”。在1984年当玻利维亚的总统被保安人员绑架时，他是由于“受到工人、军队中的效忠力量和美国大使馆的严重反对”时才得以释放的。在多米尼加，民主化被贴上了“‘来自外部的’变革”这一标签，因为美国出面干预了，而且直到第三次干预才确保对1978年选举的投票进行公正的统计。在智利，“持续的美国压力”有助于使在1988年对皮诺切特政权进行自由和公正的全民投票成为可能。里根政府在鼓励向智利、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这些国家的民主化方面具有特别的影响，因为这些国家的军队基本上对里根政府持友善的态度。
美国在促进其他国家民主化方面最公开的和最有争议的努力是国会重新通过被里根否决了的1986年对南非进行制裁的全面反种族隔离法（the Comprehensive Anti-Apartheid Act）。在有关这一措施辩论中，支持者认为，制裁将会对南非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会促使南非政权尽快结束种族隔离。持反对意见者则争辩道，制裁会严重地影响到南非的经济，会消除黑人的就业机会，会恶化黑人的生活标准和改进的前景。这两种主张都有言过其实之处。美国的制裁和欧洲共同体不太严厉的制裁对八十年代的南非经济形成了某种冲击。尚不清楚的是，它们是否对南非摆脱种族隔离的运动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运动始于1979年，其直接原因是南非的经济发展、向黑人开放熟练工种、允许设立合法的黑人工会和改善黑人的教育、允许劳工自由流动及增加黑人的购买力方面的必要性。种族隔离与相对贫困的农业经济是相互一致的；它与复杂的、富裕的、城市的工商业经济是不能并存的。正如在其他国家一样，经济发展产生了政治自由化。美国和欧洲在八十年代的制裁无疑影响到南美白人的心理和孤立感，同时也为摆脱种族隔离提供了额外的诱因。制裁可能影响到这一进程的速度和性质，但是其影响与南非国内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影响相比则是相对次要的。
对美国在第三波民主化的角色不可能在这里作出确定性的评估。不过，从总体上看，似乎美国的支持对多米尼加共和国、格林纳达、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乌拉圭、秘鲁、厄瓜多尔、巴拿马、菲律宾的民主化至关重要，而且它也是葡萄牙、智利、波兰、朝鲜、玻利维亚和台湾民主化的促进因素。如同天主教会所起的作用一样，若是没有美国参加这一进程，向民主过渡的国家将会少得多，而且时间上也会晚得多。
苏联。八十年代末，东欧出现的民主化是苏联政策出现变革的产物，这种变革比国会和卡特总统在七十年代美国政策中所作出的变革意义更为深远、更富有戏剧性。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总统废除了勃列日涅夫主义，而且向东欧各国政府和反对团体转达了这样一个明确的信息：苏联不会采取行动来维持现有的共产党独裁，相反苏联赞同采取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支持和期待政治改革的程度究竟有多大，这一点还难以确定。但毫无疑问的是，他赞同解除像东德的昂纳克（Erich Honecher）、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雅克什（Milos Jakes）这样的老保守派领导人的职务，并用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士来取代他们，因为这些人会成为他的天然同盟军。尚不清楚的是，他是否也赞同在东欧国家实现全面的民主化，以及是否主张取消苏联在所有这些社会中的影响。然而，这却正是他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
苏联的新政策为废黜现有的共产党领导人、非共产党团体参与权力以及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政府，开放与西欧的边界，加强朝向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迈进的努力敞开了大门。波兰在1988年至1989年的过渡显然主要来自于其内部的发展。不过，在1989年8 月，据报道，戈尔巴乔夫出面干预敦促共产党领导人加入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在9 月，苏联人没有反对匈牙利人开放他们与西方的边界。在10月初，戈尔巴乔夫访问了东柏林，并宣称“那些不肯改革的人将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导致了昂纳克的下台。克林姆林宫明白表示苏联军队不会被用来镇压在莱比锡和其他城市的抗议。在11月，苏联人通过鼎力协作，在保加利亚废除了日夫克夫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职务，建立了一个在彼得·姆拉季诺夫（Petar Mladenov）领导下的改革派政府。至于捷克斯洛伐克，据报道，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夏天敦促改变雅克什和阿达梅奇的领导体制。同年11月，苏联人表示，他们将在1968年的入侵事件上认错。这样就使捷克的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失去了合法性。同时苏联人还严厉警告捷克人不要用武力来阻止变革。
在拉丁美洲和东亚，美国人运用其影响促进了民主化；在东欧，苏联影响的退出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苏联的转变导致了高度民主主义取向的游行者在莱比锡、布达佩斯、布拉格的街头高唱：“戈比（Gorby）！戈比！”（即戈尔巴乔夫的昵称——译者注）。戈尔巴乔夫加入了约翰·保罗二世、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作为二十世纪末民主变迁的主要跨国促进者。
第八节 示范效应或滚雪球
导致第三波民主化的第五个因素也许可以用示范效应、感染、播散、仿效、滚雪球，甚至是多米诺骨牌效应（domino effect）来形容。一个国家成功地实现民主化，这会鼓励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要么是因为这些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要么是因为其他地方成功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化可以治疗它们所面临的问题而不管这些问题是什么，或是因为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十分强大，可以被当作政治或文化典范。阿尔蒙德和蒙特在其《危机、选择与变迁》（Crisis，Choice and Chanse）的研究中发现，示范效应在他们分析的五项环境肇因中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对政变和其他政治现象的统计研究表明，至少在某些环境中民主化是相互传染的。分析示范效应在个别案例中的影响是困难的，而且需要更广泛的研究，这里作不到这一点，但是，可以不妨就示范效应在第三波中的一般角色提出若干个可行的假设。
示范效应在实践中又示范了一些什么呢？首先，示范效应向一个社会中的领袖和社会团体示范了另一个社会中的领袖和社会团体的在结束威权体制方面和建立民主体制方面的能力。他们的示范表明这一点能够做到，这样大概就激发了在另一个社会中的那些领袖和社会团体去做出这样的尝试，来模仿第一个社会中的领袖和社会团体的作为。其次，示范效应表明了如何做到这一点。一个社会学习并试图模仿在其他社会曾成功实现民主化所使用的技术和方法。韩国的社会团体有意识地模仿把马科斯独裁政权拉下台的“人民权力”的方法。而且这种学习时常是民主化人士之间直接磋商和自觉的教育过程的产物，就像发生在匈牙利的民主人士和西班牙的民主人士之间那样。第三，新一波的民主化人士也会学会如何避免危险、克服困难。例如，在1974年和1975年间，葡萄牙所出现的社会动乱和社会冲突就使得西班牙和巴西的民主化领袖们试图进行“一种受控的政治变迁过程，以完全避免像葡萄牙所遭受的那种中断。”同样，西班牙的民主领袖们认为，1980年9 月土耳其的军事政变是应该在西班牙加以避免的“一个危险的先例”。
示范效应在第三波中的一般作用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命题。
第一，示范效应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比在前两波民主化中或者说比二十世纪任何其他一次政治波浪的重要性都大得多。原因是在全球通讯和交通方面的急剧的扩展发生在二十世纪后数十年，特别是电视和通讯卫星在七十年代覆盖了全球。政府可以仍然控制着当地的新闻媒介，并不时地消除其民众获得当局不愿他们获得的信息的能力。但是这样做的难处和成本在显著增加。这可能会导致建立一个广泛的地下传播网，就像在波兰和其他国家所出现的那样。短波收音机、卫星电视、电脑、传真机使得威权政府越来越难以对其精英和公众进行信息封锁，以防止他们知道发生在其他国家有关反对或推翻威权政府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通讯的作用，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性的民主革命”的形象无疑地已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和思想领袖们的心中变成了一个现实。因为人民相信它是真的，它在后果上也是真的。人们可以、而且的确会关心在遥远的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对他们自身的相关性。在波兰团结工会的斗争和在菲律宾马科斯的倒台都在智利引起了回响，而这在数十年前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尽管日益发达的通讯变天涯为咫尺，但是在地理上相近、文化上相类似的国家中间示范效应仍然最为强烈。威权体制在葡萄牙的倒台对南欧和巴西有着直接的影响。正如一位雅典人在1974年6 月，即葡萄牙发生政变发生之后的两个月、希腊军政权垮台的一个月之前说道，“我们需要的正是一位希腊的斯宾诺拉将军来推翻军人统治集团并回归到立宪政府。”长达45年的葡萄牙独裁政权的终结“对其西班牙的难友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对反对派的士气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且，彼国的穷亲戚居然能实施民主，这只能在西班牙加剧实行变革的要求。”照道理说，希腊的民主化对其他地方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不过，西班牙的民主化却对拉丁美洲意义重大。正如一位阿根廷人所观察到的，“要效法美国是我们绝对不敢奢求的，但仿效西班牙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实现的民主过渡最令人信服地表明，伊比利亚文化并不是内在地，而且永远地反民主。如果西班牙和葡萄牙能够做到，“拉丁美洲也能够摆脱专制”。阿尔方辛广泛地使用这个西班牙的“比喻”来使其在阿根廷的活动合法化。这样，用玻利维亚总统的话说，“阿根廷的民主化支撑着整个拉丁美洲的民主”，而且对其邻国有着特别的影响。对乌拉圭的影响既是正面的，也是负面的。毗邻的大国已经实现了民主；那么乌拉圭的民主就变得不可避免了。然而，阿尔方辛政权过早地起诉前军事统治者，这一举动刺激了某些乌拉圭的军方人士，他们从让出权力的许诺上后退了。胡里奥·桑格内蒂哀叹道，“阿根廷人给我们造成了这样可怕的损害”。阿根廷的民主化激励了智利和巴西的民主人士。而且据报道，也使反对秘鲁和玻利维亚新民主政权的军事政变打消了念头。阿尔方辛个人会见并支持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反对派团体的领袖。
1986年2 月，马科斯的垮台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威权领导者们和反对派民主人士中分别产生了焦虑和希望。受影响最大的是南韩。在辛主教实现在菲律宾政权变革中扮演了中心角色之后的一个月，金主教也第一次要求在朝鲜进行宪政改革和实现民主。反对派领袖金大钟说，“在亚洲，有许多独裁政权，但是，只有在南韩和菲律宾才有人民积极地追求民主。他们在菲律宾成功了，也许我们在这里也会成功……。现在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运用自己权力的时候了。我们对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把握。”尽管现成的证据很少，但是似乎可能的是在菲律宾发生的事件对激发1988年夏天在缅甸发生的事件起着示范作用，以及对发生在台湾的自由化也有一定的影响。
最戏剧性的滚雪球效应发生在东欧。一旦苏联默认、也许甚至鼓励非共产党人士1989年8 月在波兰掌权，民主化的浪潮就一下子横扫了整个东欧，先是9 月份涌入匈牙利，10月份到了东德，11月份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12月份到了罗马尼亚。正如一位东德人士所说的，“我们看到了在波兰和匈牙利正在作的事情；我们听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话。每个人都感到了。我们为什么要被别人丢在后面呢？”正如阿什所说的，在捷克斯洛伐克，“每个人都从他们邻居的经验中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办成。”一些国家的民主化也激发了其邻国的自尊心。难道发达的、工业化程度高的、中产阶级多的西班牙要落在弱小、贫困的葡萄牙后面吗？既然乌拉圭和智利已经有了很长的民主政府的经历，难道要被阿根廷和巴西比得相形见绌吗？难道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东欧唯一有真正民主传统的国家应该被其他国家甩在后面吗？
东欧和东亚的民主化进程说明了示范效应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民主化波浪的肇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相对重要性上发生了变化。示范效应显然不能影响到第一个民主化的国家。第三波民主化中较早的国家是另一些触发因素的产物，而不是雪球。一场打不赢的殖民地战争、在塞浦路斯的一次军事失败、佛朗哥的死亡触发了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的民主化。福克兰群岛战败、暗杀贝尼基·阿基诺、教皇的访问对阿根廷、菲律宾和波兰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进程是原地生成的，即原生的。不过，一旦这种进程启动了，在领头国家的变化，如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菲律宾、波兰，就有助于激发其邻国或文化上类似的国家产生进行相同变化的要求。示范效应的影响未必显著依靠在接受国出现有利于民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存在。随着这些雪球继续滚下去，这些进程自身趋向于成为上述条件的替代物。这一事实反映在其加速度中。在波兰，随着这一阶段的推进，民主化花了十年的时间，在匈牙利花了十个月，在东德花了十周，在捷克斯洛伐克化了十天，在罗马尼亚花了十小时。
在1989年底，一位埃及人在评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前景时这样说到，“现在没有国家能够逃避民主。”他的预测集中说明了滚雪球作为肇因的假设：因为民主化在那里发生了，它也将在这里发生。不过，滚雪球下山，不仅有加速度，体积会增加；而且也会在不适宜的环境中溶解。到八十年代末，示范在那些具备其他有利于民主化的条件和民主自身都很薄弱或根本不存在的国家出现了要求民主化的努力。在菲律宾、波兰和匈牙利开始出现民主运动之后，韩国人、东德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也一致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干？”在这些人开始发动民主运动之后，罗马尼亚人随后又自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干？”不过，就这些国家而言，对这个问题已有明确无误的答案。这一效应把第三波从里斯本的石竹花推到了布加勒斯特的大屠杀。
第九节 从肇因到肇端
造成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威权政权垮台或受到严重削弱的因素包括：民主的规范在全球和许多国家流行；相应导致威权政权而不是一党制失去意识形态的一般基础；军事的失败；经济问题和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冲击而造成的危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明智的和无效的经济政策；在实现某些目标上的成功，而这些成功要么减少了对威权政权的需要（如叛乱的游击队已被镇压），要么加剧了社会压力与政治参与的要求（如实现了迅速的经济成长）；在威权政权中的同盟内部分裂的倾向有所发展，特别是在就武装力量是否政治化的军人政权中出现裂痕；某些威权政权的垮台对其他威权国家统治者和反对派的信心所起的滚雪球效应。
导致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前的威权国家出现民主政权的因素包括：重要的和高层次的经济富裕，这导致了识字率、教育和城市化的增加；更庞大的中产阶级和支持民主之价值和态度的发展；在天主教会领导教会反对威权政权和支持民主的大众和领导层次上出现的变化；欧洲共同体、美国和苏联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政策转变对民主发展的支持；在西班牙、阿根廷和波兰这样的领头国家出现的民主对加强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所起的滚雪球效应。
这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一般原因。它们显然不同于第二波，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第一波民主化的主要原因。这些一般原因的相对重要性因地区、威权政权的类型和国家之间而有所差异。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也随着在第三波期间所处的时间位置而有所不同。军事失败、经济发展和由石油冲击造成的经济危机是较早的民主化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外部势力，而且特别显著的滚雪球效应是后来民主化国家的主要原因。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民主化都是某些一般的原因加上这个国家其他一些特有的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一般的因素产生了有利于民主化的条件。这些因素没有使民主化成为必然，而且它们与直接造成民主化的因素还有一些差异。一个民主政权不是由民主化的潮流建立起来的，而是由其人民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不是由肇因建立起来的，而是由肇端创设的。政治领袖和公众必须采取行动。为什么伊恩斯和苏亚雷斯、卡拉曼里斯、胡安·卡洛斯和苏亚雷斯、埃夫伦和奥扎尔、盖赛尔和费格雷多、阿尔方辛、杜瓦尔特、阿基诺和拉莫斯、卢泰愚和金大钟、金泳三、蒋经国和李登辉、瓦文萨和雅尔泽鲁斯基、德克勒克和曼德拉以及其他地方类似的领袖领导他们的国家迈向了民主化？政治领袖的动机是各不相同的，互相混杂的，甚至是十分神秘的，而且常常他们自己也不清楚。领袖们之所以造就民主是因为他们相信民主自身是一个目的，因为他们视民主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因为民主是他们追求其他目标的副产品。在许多情况下，民主也许不是政治领袖们所期望的后果，但是，它至少不是最难认可的后果。
有利于民主的社会、经济和外部条件的出现绝不足以产生民主。不论一些政治领袖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都必须去造就民主。去采取行动，诸如局部的自由化，这就有可能导致民主的出现。政治领袖不能在民主的先决条件不存在的地方通过其意志和技巧去创造民主。在八十年代末，海地出现民主的障碍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即使是最有手腕、最忠诚的民主领袖也难以有所作为。不过，如果一位政治领袖想要民主的话，即使他远没有李光耀（Lee KwanYew）那么老练，也能够在新加坡造就民主。在第三波中，创造民主的条件必须存在，但是只有政治领袖愿意冒民主的风险时，民主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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