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丛林的尼游击队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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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穿行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原始森林里，山谷间不断回响着震耳的枪炮声。他们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不断前行，酷热的天气让他们的棉布衫全部浸湿。他们时而停下来深吸一口稀薄的空气，再从茂密的树叶间遥望一下远方的山脊。那里是他们的根据地。他们占领的每一寸土地都犹如迷宫，四周包围着沟壑、峡谷，这是他们打游击的天然屏障，甚至在尼泊尔的地图上都无法找到。
这就是过去10年间，尼泊尔反政府武装领袖普拉昌德和他麾下数以万计游击队员的真实生活写照。如今，随着尼泊尔政治进程的加速，他们终于走出丛林，即将回归政治主流。然而对全世界人，甚至是尼泊尔自己人来说，这支游击队领袖们的面孔和他们的丛林生活一样神秘，足以勾起人们种种猜测与遐想。现在，就让我们揭开这些真正神秘的面纱。
带上两把破枪进山打游击
今年54岁的普拉昌德是尼泊尔反政府武装的一号人物，也是尼泊尔最神秘的人。在今年春天以前，尼泊尔人对他是只闻其名从未见其容。普拉昌德的本名叫帕苏巴·卡麦尔·达哈尔。1996年，因为主张废除君主制，他与尼政府产生分歧。同年2月13日，他带着满腔怒火，和他的支持者一起从首都加德满都走进尼泊尔西部的深山密林，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从此，他为自己取名普拉昌德，意为“愤怒之火”。
普拉昌德出生在尼泊尔博克拉市附近的一处山村。尼泊尔迄今还保留着从印度传来的种姓制度，普拉昌德的家族属于最高种姓婆罗门。虽然种姓甚高，但他的父母却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后来才逐步成为农民中的“中产阶级”。普拉昌德一家居住的奇特旺，是尼泊尔各民族、各种姓混居的地区，从一个小孩子的视角，他就能时刻感受到社会的不平等。他说，自己毕生的目标就是推翻压迫在尼泊尔劳苦大众身上的种姓制度，解放低种姓人，他像马克思一样背叛了自己的种姓。上中学时，普拉昌德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理念，并逐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上世纪70年代，他从奇特旺农业大学毕业后，先在中学当了两年多老师，随后就成了尼共的全职干部。在尼共于上世纪90年代参政前，他一直从事着地下活动。
普拉昌德走进深山时，只带了一百来号人，唯一的武器是两把破旧不堪的短枪，有一把还是不能用的。他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联合当地的贫苦农民，用自制土枪袭击偏远的警察哨所，以获取武器。此外，他们还在黑市上买武器，并逐渐培养自己的工程师，建工厂自造武器。短短半年，普拉昌德发动了5000起小规模袭击，游击队的规模初步成形。起初，尼政府对他们不屑一顾，认为这只不过是闹事的小股“恐怖分子”。但到2000年，政府军突然发现反政府武装已拥有1万多名士兵，控制了尼泊尔的半壁江山。于是，大规模搜捕普拉昌德的“围剿”行动在全尼泊尔展开。但这一行动从来没成功过，普拉昌德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此时，传言也满天飞，说根本没有普拉昌德这个人，是反政府武装“编造”出来迷惑政府军的。
可事实上，普拉昌德一直在领导着这支游击队。只不过连游击队其他领袖也无法得知他的行踪。普拉昌德和其他领袖都同时拥有至少3部电话，每部电话只与特定的一位领导人联系。按照反政府武装的纪律，除非情况特殊并有严密的安全措施，任何两位领袖不得同时在一个地方过夜。而普拉昌德本人，据说从没在同一个地点过上两晚。在领导人召开重要会议时，士兵们会在方圆5公里内严密布防。10年内战中，普拉昌德曾秘密躲到印度指挥游击战，在印度的5年里，数万名支持者的家都是他的藏身之地。
常年只有两三件衣服可换
山中岁月是十分艰苦的。10年间，普拉昌德每一天都在山林中穿行。反政府武装的士兵们除了食物和日用品外，每人每月还可以得到500尼币（9尼币约合1元人民币，下同）的生活补贴。可普拉昌德等主要领导人却从来不领工资，每人身边有一个助理负责支付他们的日常开销，每月报销一次。为了保证账目清楚，开销合理，反政府武装还有专门的监督小组，每3个月来查一次领导人的账。所以，自从走进山林后，包括普拉昌德在内的游击队领导人就没有了个人财产。在日常生活方面，普拉昌德与普通士兵的待遇也一样。食物以素食为主，餐桌上最常见的是农民常吃的豆子拌饭，鱼一类的“高级食物”是绝少能享用到的。山里的医药十分匮乏，领导人生病也只有请土医生来看病，并且没有像样的药吃。士兵们穿自己工厂缝制的军装，普拉昌德等领导人为了隐蔽身份则不穿军装，常穿市场上随处都能买到的中国产T恤衫。可这样也就价值两三百尼币的T恤衫，每人也只有两三件，必须常年换着穿。因为条件所限，他们还长时间不能洗衣、洗澡。直到前些天来到加德满都与政府谈判，普拉昌德才穿上了干净的衬衣和皮鞋。进了城的普拉昌德甚至没有自己的小轿车，出门谈判要叫出租车。
据当地媒体报道说，普拉昌德是个充满激情和感染力的人，同时还有坚忍不拔的性格。10年来，尽管条件艰苦，他的妻子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们的3儿1女也都是反政府武装的全职干部。但年逾七旬的老父亲，普拉昌德已有5年没与之相见了。今年5月，普拉昌德回到奇特旺，在一个大型集会上结束发言后，与父亲见了1个小时，就匆匆离开。父亲说，普拉昌德看上去和10年前差不多，但好像“胖了不少”。普拉昌德曾对媒体表示，将来反政府武装通过选举进入议会和政府之后，他本人将不会出任首相或其他高级职务，而要潜心研究理论问题。
博士理论家曾战胜国际象棋大师
52岁的巴布拉姆·巴特拉伊是反政府武装的二号人物，主管意识形态和外交事务。他是反政府武装中著名的知识分子、主要理论家，也是领导人中唯一的博士。据说，他从小就聪明过人，在求学生涯中，所有考试只有一次排名第二，其余都是全班第一。32岁那年，他获得了印度名校尼赫鲁大学的建筑学博士学位。
从学生时代开始，巴特拉伊就对政治产生了浓厚兴趣。1977年他成立了全印度尼泊尔学生联合会，还当选过尼泊尔首届民选议会议员。10年内战中，他一直是普拉昌德的左右手。尤其是他的理论文章和声明，使反政府武装的主张广为人知。2005年初，当地媒体曾报道巴特拉伊与普拉昌德之间因为在对印度政策问题上的分歧而出现争执。巴特拉伊随后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他的妻子，同为反政府武装领导人的雅米也被解职。但当年7月，两人抛弃歧见，重新密切合作。现在，只要是普拉昌德出现的地方，巴特拉伊就一定会同时出现。
除了是一位职业政治家，巴特拉伊还是一位出色的国际象棋爱好者，据说其水平已达到专业水准。巴特拉伊经常自诩在喜爱国象这一点上，他与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一样。更惊人的是，上世纪70年代，荷兰国际象棋大师、世界冠军马克杰利斯·尤伟访尼时曾举行过一人对多人的表演赛，结果，当时20多岁的巴特拉伊仅用23步就击败了尤伟，令其名噪一时。尤伟当时惊呼巴特拉伊是“尼泊尔的阿廖欣（俄罗斯著名国际象棋大师）”。直到现在，尼泊尔许多国际象棋迷还深为遗憾，他们觉得巴特拉伊本应成为该国第一个国际象棋特级大师。
据尼泊尔媒体报道说，巴特拉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声望很高，得到了欧洲、印度、美国等一些国家共产党的支持。他与印共（马）现任总书记卡拉特还是感情深厚的大学同学。
谈判高手穷得不趁100尼币
发言人马哈拉是反政府武装里唯一被人熟知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他就是反政府武装的“形象代言人”。
47岁的马哈拉出生在反政府武装的摇篮——罗尔帕县的一个普通村民家庭。因为父母早逝，他从小就过着艰苦的生活。中学毕业的他曾在一所中学里当过12年的教书匠，并在此期间加入了尼共，还在家乡组织起教师工会。马哈拉当选过下议院议员，1996年追随普拉昌德参加了反政府武装。10年中，他把绝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他的家乡、根据地罗尔帕县。大多数反政府武装成员都住在山林里，但马哈拉几乎没在山里住过一天。因为家乡的贫困村民不断地邀请他来住。为了安全，马哈拉和同事们白天睡觉，晚上开会、活动。在政府军的围剿下，他有3次差点被捕入狱，但最终都在村民的掩护下化险为夷。
随着反政府武装势力的不断壮大，尼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与其谈判。对普拉昌德来说，必须挑选出一个忠诚、坚定、并且谙熟政治规则的谈判高手。马哈拉就是最佳人选。他性格温和，即便发怒也面带微笑，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但同时，他的政治立场又十分强硬，从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于是，普拉昌德委派他出面与各界人士和国内外记者打交道，并与政府展开一轮又一轮的艰苦谈判。今年5月13日，就是他率领3人谈判小组进入加德满都，频繁会见政党领袖和各界代表，阐述反政府武装立场，为普拉昌德返城打前站。有人说，如果谈判顺利，新临时政府组成时，马哈拉很有可能成为主要大臣甚至副首相。
然而，同普拉昌德一样，长期担任反政府武装领袖职务并未给他带来任何财产。马哈拉的女儿最近要结婚，给他打电话想筹点嫁妆，可马哈拉说他口袋里连100尼币也没有。
军事领袖喜欢冲到最前线
军事领袖巴德尔的名字，可能是反政府武装领导人中最具温柔色彩的了，其意为“云彩”。当然，这只是他的外号，他本名叫塔帕。巴德尔是普拉昌德的亲密兄弟，两人同岁，不仅是同乡、儿时伙伴、大学同学，还是一起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他年轻时曾在俄罗斯一所大学学习工程技术，会讲一些俄语。巴德尔负责反政府武装中最强大的东部司令部，论名气，绝不在普拉昌德之下。但重兵在握的巴德尔为人却很低调，从未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也未出现在任何公开场合，一直甘心在幕后辅助普拉昌德。
巴德尔不仅是出色的军事指挥官，更是喜欢冲到最前线的士兵。10年内战中，他一直亲自率领游击队向政府军及警方重要目标展开袭击。据说，他走遍了尼泊尔的75个县，深入到每一个连队。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闲不住地行军、讲话、开会，与士兵们同吃同住，一起种地，因此深得普通士兵的拥护。巴德尔请来了曾在英国、印度服役过的尼泊尔廓尔克军人训练士兵，将反政府武装打造成一支职业化、正规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部队。
此外，反政府武装中不得不提的领导人还包括目前正在印度监狱中的基然，他已经在那里呆了2年了。他是反政府武装的元老，正是他发现了普拉昌德的领导才能，并将其扶持成为头号人物。普拉昌德也一直视基然为党内主要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导师”。▲
本报驻尼泊尔特约记者 梁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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