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會軍費的籌集辦法

闖蕩，沒有不帶困難的，可革命黨人面臨的困難顯然要更多。 
從無到有，由弱至強，拉部隊、搞宣傳、購買槍支彈藥，一樁樁一件件都冒著極大的風險。 
然而，最大的困難還是，錢從哪兒來？ 
革命不像古代的農民或流民起義，扛著鋤頭大刀往前衝，無後方且不考慮後勤，沒吃沒喝就“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腰纏萬貫和一文不名沒有啥區別。 
革命黨呢？ 
武昌起義爆發前，蟄伏待機的革命黨人吃頓飽飯的錢都沒有，每天只能喝兩碗稀湯，出門辦事，就那麽幾件衣服，大夥兒還得輪著穿。 
這哪裏是革命的隊伍？災民的待遇恐怕都要比這好些。 
要革命，身上的錢帶夠了再說。 
中山先生在國外的日子裏主要為兩件事忙活：宣傳革命主張，籌錢。 
同盟會成立初，在制定的《軍政府宣言》中就明文規定了軍費的籌集辦法：革命軍每到之地，百姓十人養一兵；一切官業、反抗軍政府的滿人官吏家產、反抗軍政府的人民家產，一律充公；凡軍隊所至，得與境內人民有家產者借用現銀；境內人民家產，過一萬元上者，令捐十分之一，五萬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二，十萬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三，五十萬元以上者捐十分之四，百萬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五；每軍的“因糧局”有權發行“軍用票”，流通市面，與實銀同一使用；軍隊所到之處，清政府發行的紙幣，一律作廢。 
鑒於革命軍還沒拉開隊伍奔赴前線，這諸多規定近期之內不會產生任何影響，革命黨人還得開足馬力，想盡辦法多渠道多途徑的籌款。 
前面說過，中山先生在創建興中會的時候就開創性地提出“股銀”這一方案，總計融資一萬三千多，是個不小的收獲。 
這點兒錢是遠遠不夠的，也支撐不了太久。 
花光了錢，困難還是擺在那裏，中山先生只好掀起華僑總動員，一分一厘的積攢，加入“洪門”，為的也是這個道理，這還不算，中山先生充分意識到國家機器的作用，在各國家間來回奔波，看看有沒有哪國政府願意慷慨解囊，伸出援助之手。 
1907年6月，日本政府應清政府的請求，驅逐孫中山出境，並開除一批革命的中國留日學生。離開日本時，孫中山接受日本贈款7千元，股票商鈴木久五郎贈款一萬元。這筆錢對一個人、一個家庭來說是個不小的數目，要將這些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永遠是杯水車薪，孫中山交給章太炎兩千元，作為《民報》經費，其余的用來籌備在南方發動起義。章先生覺得兩千塊錢太少，索要鈴木久五郎的全部贈款，孫中山沒有滿足他的要求。這時，一些人趁機火上澆油，於是，章太炎頭腦發熱，意氣用事，氣憤地將報社內的孫中山的像取下，並提議革除孫中山的同盟會總理職務。 
募、爭、求，大概是一百多年前中山先生為了給革命籌集經費不得不實施的三項方針了。 
在海外，革命黨與反對勢力之間不僅僅是口誅筆伐，往往是精采紛呈，歡樂不斷，革命黨人沒少和梁啟超的嘴仗，鬧的日子久了，也不再滿足於使用文明的方式進行反擊，中山先生直接派人到梁啟超的報館裏踢場子。原因，也很好理解，國外的僑民和友好人士是有限的，不支持我們就支持你，少一個搶飯碗的人，不是壞事兒。 
個中辛苦，常人實在無法理解、承受。 
不單是中山先生，籌錢是各級革命黨人的共同任務，最起碼，生存問題還是要想辦法解決的。 
第一，　拉贊助，從身邊的親朋好友開始，不管是不是支持革命，能擠多少是多少，中山先生的哥哥孫眉，一個在美國的華人實業家，就是這樣被不見底的“贊助”給拖破產的。 
第二，　坑蒙拐騙偷，不管用什麽方法，只好能掙到錢，都可以嘗試。 
這中間，湧現許許多多舍小家，顧大家的籌款急先鋒，而鄒永成堪稱是先鋒中的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