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共同特徵

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共同特徵

　　一、都擁有一個代表著傳統農民最高理想的烏托邦口號。這個口號，就中國傳統農民革命而言，便是以“均貧賤、等富貴”為革命目標；就中共農民造反而論，就是以“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為造反理想，亦即被工農化和普及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精華和共產主義理想精華。”

　　二、與中國歷代農民革命一樣，不是農民造反英雄結合農村小知識份子以造反，就是農村小知識份子結合農民造反英雄以革命。由是，毛澤東不論在本質上，還是在表現上，都是洪秀全第二。只不過毛澤東從馬氏借來的造反理論要比洪氏借來的更現代，更“科學”，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騙性，所以他成功的版圖才比洪氏更大，統治的時間亦比洪氏更久，在全面歸複和發展中國的專制制度上，比洪氏來得更為徹底、更為殘酷和更加富有“創造性”。

　　三、同具有殘酷內訌的一致性。中國歷史上所有的農民革命，無有不殘酷內訌者，亦無有不內訌到底者。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家農民起義成功者，其在成功後為維護一姓江山而濫殺功臣的行為，其本質仍為“殘酷內訌”。中共自江西農村造反起即發展起來的殘酷內鬥和互相殺戮，61 到毛澤東和張國燾於亡命途中的自相分裂和相互謀奪；從王明為奪取黨中最高權力而殘酷推行兩條路線鬥爭，到毛澤東為維護農村派小知識份子的絕對領導而發動的恐怖延安整風；從揪出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和彭德懷、黃石誠反黨集團，到毛澤東發動文革，揪出和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等無數反黨集團，直至林彪反黨集團和毛婦江清四人幫反黨集團的次第被打倒；應該說，不論是在奪取政權前，還是在奪取政權後，其殘酷內訌的屢興屢起和愈演愈烈，甚至永無休止，只能說是“前無古人和後無來者”。尤為特出的是，中共的殘酷內訌，不僅迫害了無數的黨人，而且次次殃及池魚，將無數無辜的百姓牽連其中，直至造成“冤獄遍中華”和“屠戮遍國中”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局面。更以造成八千萬無辜者“橫死”的“實績”，證明了中共農民造反及其政權，較之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家農民造反及其政權，在其內訌的殘酷性上，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四、都具有“嗜殺”的特徵。由於傳統農民革命皆具有嗜殺的特徵，再加上靠嗜殺成功的蘇俄，又直接命令並派人指揮中共執行燒殺政策，從此，在革命的名義下嗜殺，既成為中國共產黨為奪取政權而實行的主要手段，又成為它在奪取政權後為鞏固政權 —— 美其名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或曰人民民主專政所採用的殘暴統治方式。一九二七年底中共在蘇俄直接指揮下的廣州武裝叛亂，就已經嗜殺無度；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間中共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更已使嗜殺成為革命的代名詞。毛澤東曾下令殺死地主的全家，連幾歲的小孩亦不許免；周恩來則親自帶人、並親手殺害顧順章一家老小九口人，以滅其族。在江西蘇區及其它蘇區，嗜殺既成為中共發動土地革命、建立鄉村蘇維埃政權的主要手段，又成為中共製造內訌、清除異己的重要行徑。62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蔣介石在向國民會議遞交的“剿滅赤匪報告”中即稱：——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慘者——厥惟江西和湖南……江西人民被匪殘殺者約十八萬六千人，難民之陣亡者，約二百十萬人；各縣被匪焚毀之民房，約十萬餘棟；財產之損失約六萬五千萬圓。悖米之損失約三千九百萬擔……湖南匪禍蔓延……計被匪殘殺者約七萬二千人，房屋被毀者約十二萬餘棟，財產之損失約三萬萬餘圓……凡赤匪蹂躪地區……凡是過去在村莊上有體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過保甲長的人，皆連同親屬被殺害，到處可以看見一個坑裏埋著十人，甚至百人。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聽從，還有什麼辦法？”

　　大陸中共黨史專家文聿先生所著的《中國左禍》一書亦寫道：——一座座村莊，燒成廢墟，百里無雞鳴。一片片焦土，啼號不絕，蒼生痛哭深。一群群百姓，無家可歸，骨肉流離散。燒，燒，燒……殺，殺，殺……湖北漢川地區農民暴動的指導者，甚至要燒去整個城市，湖北許多整個兒的村莊被燒盡。江蘇省的‘暴動須知’也說：‘必須挨家挨戶告以暴動的口號……不來者以反革命紀律制裁……’中共湖南特委還在‘使小資產階級變為無產階級後強迫他們革命’的精神影響下，提出‘焦土政策’，實行‘燒殺政策’，為了企圖讓敵軍進入湖南後無房可住，無法立足，硬性推行焚燒湘粵大道兩側三十裏內房屋和燒毀郴州等縣城的決定……。”63 在三十年代的中共蘇區，在以清除AB團、改組派、社會民主黨、第三党和托陳取消派為由，而製造的清除異己的內訌中，每每虐殺無數而不知其止。其後，毛澤東在延安為反對王明派而發動的整風運動，其殘酷打擊，無情鬥爭，動輒處決，甚至橫刀以劈作家王實味的殘暴行為，尤令人觸目而驚心。在中國的專制歷史上唯有農民造反政權才有所謂鎮壓反革命的政策，而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後的數十年間，以鎮壓反革命為名目和以大搞政治運動為手段的嗜殺，包括逼殺，只能使陳勝、吳廣、張角、黃巢、王小波、李順、朱元璋、張獻忠、李自成和洪秀全們望洋興嘆，自愧難及。

　　五、全面歸複專制的思想和文化。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一樣，為號召革命，他們總是要以反對專制的思想文化為號召、為標榜。及至奪取政權之後，為了維護專制政權，他們又總是要在“革命”的標籤之下，全面複歸專制的思想文化觀念，藉以重建和強化專制的思想文化統治。特別是在它復辟專制的本相已經暴露之後，或是在它藉以統治的西方共產思潮已經破產之際，傳統的專制思想和文化，就更會成為他們維護專制統治的重要工具。以反孔和焚燒孔子典籍起家的洪秀全，在攻入南京之後，即在寢宮內設立孔子牌位，並依儒學而開科取士的目的，便是意在建立和鞏固他的新君主統治。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曾否定並要打倒一切傳統文化的中共，竟授意、支持到處成立孔學會、孔道會、孔研會和孔酒會，並將它們完全掌控在手，其行徑無非與歷代專制統治者一樣，不過是要維繫正在走向末路的專制復辟統治罷了（參見本卷第五、六兩章）。

　　六、全面重建嚴酷的等級制度。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一樣，雖然在號召造反時都要大言“平等與共產”思想，但在奪取政權之後便立即要重新劃分等級，重建等級森嚴的社會秩序，以歸複專制等級，強化專制統治（參見本卷第五章第五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