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二方面军的发展
红二方面军成立于1936年7月5日，由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而成。它们分别创建于土地革命时期的湘鄂西、湘赣/湘鄂赣和中央革命根据地。
红二军团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1930年7月初在湖北公安成立，下辖红二军（原为红四军，是贺老总带着部分南昌起义的同志在桑植发展起来的队伍）和红六军（由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周逸群在洪湖地区发展起来的队伍），全军团1万余人。1931年3月，根据中央指示，红二军团在湖北长阳枝柘坪改编为红三军。1934年10月在贵州印江与红六军团会师后，重新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
红二军团以洪湖根据地（指以沔阳、监利、华容、石首、江陵、潜江为中心的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对敌斗争。在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下，我军未能打破以蒋介石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的第四次围剿，于1932年8、9月间退出洪湖苏区。全军1万5千人被迫从随县大洪山北越桐柏山进入豫西南，转入伏牛山进入陕南，然后渡汉水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沿鄂川边南下，越巫山，于西陵峡渡长江，最终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和反动地方武装袭扰，两个月转战七千里，直到12月30日攻克地处湘鄂边的湖北鹤峰县城后才得以喘息。此后一直在湘鄂边地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并于1934年中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
红六军团是湘赣和湘鄂赣两个地区的主力红军于1933年6月中旬合编组成，下辖第十七师（由王震为第一任军长兼政委的原湘赣红军第八军改编）、第十八师（由原湘鄂赣红军第五十二师改编，当时只辖有一个52团）。1934年夏，在打破敌军第5次围剿无望的情况下，中央军委命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突围，到湘中建立新的苏区并与红三军取得联系，以便为中央红军向湘西实施战略转移打开通路。六军团9700人于1934年8月7日出发，突破敌人8个师的重兵封锁，跨越湘江，连续作战近80天，行程5000多里，摆脱了湘、粤、桂、黔四省敌军的围追堵截，历尽千辛万苦付出重大代价，在无法立足湘中情况下，到达黔东地区与红三军会师。
红三十二军是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原为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首任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1933年10月28日成立。1934年10月7日从福建长汀出发开始长征，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过乌江后被困于乌江北岸，单独行动52天，行程3000余里，策应了红军主力的行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于1935年7月21日改番号红三十二军，下辖两个团共1000余人，编入左路军随四方面军行动，曾三过草地。1936年7月5日编入红二方面军，下辖94、96两师（原三十二军部队编为94师，原红二军团第5师编为三十二军第96师）。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地区会师，此时红三军4400人，六军团3300人。按中央指示，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付政委。两个军团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领导指挥。
二、六军团会师后为策应中央红军突围立刻在湘西发动积极攻势，迫使蒋介石急调追堵中央红军的湖南敌军4个师回过头来对付二、六军团，并将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中央军2个纵队等6个师的兵力，调至贵州铜仁和四川酉阳，以防我向西与中央红军会师。二、六军团的策应行动吸引了国民党军对付中央红军10个师的兵力，减轻了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及其后行动的压力，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同时，二、六军团还顺势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到1934年底部队已发展到12000余人。
一、四方面军转移到四川西北地区之后，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就成了长江以南惟一的主力红军和红色政权。1935年9月初蒋介石调集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和二、六军团再次进行围剿。在敌我兵力悬殊且孤军作战的情形下，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全军17000余人取道湖南中部进行战略转移，计划到湘黔滇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继续在长江以南坚持武装斗争。
1936年2月初，二、六军团到达黔西地区，准备利用这里良好的群众基础在黔（西）、大（定）、毕（节）建立新的根据地。后因敌情变化，二、六军团于2月27日退出毕节进入云贵高原乌蒙山区，转战1000多里，与敌5个纵队10多个师的兵力周旋一个多月，于三月底突出敌人包围，进占盘县、亦资孔地区。
经过4个多月的连续作战，我军不仅突出重围摆脱了敌人造成了敌军的极度疲惫，而自身仍保持着桑植出发时的实力，并形成了有利的态势。同时盘县、兴义一带交通不便敌人统治薄弱，群众和经济条件亦好，于是二、六军团领导准备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同时还考虑即使此着不成，也可利用全国正在兴起的抗日高潮和两广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挥师向东与敌周旋求得存在与发展。这样在江南保持一只红军主力，无疑对以后全国革命局势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此时朱德、张国焘以中央名义数次来电报命令二、六军团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顾全大局放弃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佯攻昆明，巧渡金沙，翻越哈巴雪山，于7月2日到达西康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奉中央军委指示，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全军18000余人（红三十二军1000余人）。1936年7月上旬，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四方面军先行，二方面军分左右两个梯队担负断后和总收容任务。
由于二方面军坚决反对分裂行为，结果张国焘原承诺提供的粮草补充没有得到落实。作为最后一支过草地的队伍，部队筹粮极其困难，7月11日部队出发时只筹集到七、八天的粮食，中途抵达阿坝仍没能筹集到多少粮食。二方面军将士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和牺牲，历时近一个月，终于在1936年8月8日走出草地到达包座。
1936年九月初，中央军委制定了一个三个方面军会师前的联合作战计划，要求二方面军东出甘南和陕西省西南部占领成县、徽县、康县、两当、凤县和宝鸡，建立临时苏区。随后的9月14日又制定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协同作战，以打击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的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二方面军将士不顾部队刚出草地减员较大体力虚弱未及休整的困难，在前后不到十天时间里，长途奔袭连克成县、徽县、康县、两当四县并占领陕西略阳、凤县部分地区，圆满完成成徽两康战役计划。
而此时张国焘违背中央军委统一协同作战指示，为保存实力擅自改变了计划，向西撤走了四方面军部队，致使敌人三个军全部压向了二方面军，敌我态势发生急剧逆转。结果，分散在康县地区发动群众建立临时苏区的二军团六师十七团来不及收拢，全部损失。六军团则在盐关镇受到敌人侧击，损失较大。全军在抢渡渭河时又遭敌侧击，适逢上游下暴雨河水猛涨，不少将士被洪水吞噬。过渭河后仍然不断受敌机轰炸、骑兵截击，形势极为被动。二方面军遭到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失利，损失达数千人。
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二方面军奋勇苦战夺路前进，于1936年10月22日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会师时二方面军的实力为12000余人。
1937年8月，红二方面军与陕北红二十七、二十八军等部，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随即奔赴抗日前线，为民族解放事业继续奋斗。
二、红二方面军的贡献
红二方面军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独立发展并保存了红军实力
红二军团是贺龙和周逸群亲手缔造并发展起来的革命武装，1930年成立时即有兵力10000余人，与红一、三军团一起成为中国最早的主力红军。长征结束后，原8万之众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只剩7000余人（1军团3500余人，3军团3000余人，外加中央机关数百人），原8万之众的四方面军经过西路军的失败也只剩下1万余人，而出发时18000余人的2、6军团，在三个方面军会师时仍有14000余人（见任弼时、关向应关于红二方面军长征的总结报告）。抗战整编时3万红军中红二方面军的实力约占三分之一。
2、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策应、断后
红六军团是最先开始长征的部队，肩负为中央红军探路的使命。红九军团也先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沿途一直担任掩护任务。二、六军团会师后立刻发动的湘西攻势，有效地钳制与吸引了敌人10个师的兵力，减轻了中央红军渡湘江及后续行动的压力。而湘鄂川黔根据地始终成为敌军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时需要分兵提防的重要目标。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共同北上时，二方面军又担负起总后卫和总收容的任务，最后到达会师地点。
3、顾全大局牺牲自身发展机会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遭遇敌军重兵围剿时，二、红六军团完全可以乘敌尚未完全到位之机突进湖北外线避实就虚发展自己。但为了吸引何键湘军减轻中央红军的敌情压力，我军仍坚持湘鄂川黔边的斗争，直到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二、六军团才撤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向贵州转移。1936年3月二、六军团通过乌蒙山回旋甩开敌人追剿后，决定在黔西南盘县地区建立新苏区，此时我军仍保持17000余人的实力，完全有能力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独立发展。在接到朱德、张国焘以中央名义的数次电报命令后，二、六军团顾全大局放弃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4、维护党和红军队伍的团结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才得知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此时贺龙、任弼时坚定不移地站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边，强调团结反对分裂，最终促使由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北上，并由二方面军负责断后和收容，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的胜利会师做出巨大贡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二方面军做了相反的选择，中国革命的发展轨迹将会完全不同。
三、红二方面军的特点
1、受左倾路线伤害最大
红二军团是立三、王明两次左倾路线的最大受害者，其影响从1930年秋一直延续到1934年秋，特别是1932年开始的王明路线使红二军团遭受到几近毁灭性的打击。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使我军在军事上遭到失败，彻底丧失了洪湖根据地，肃反扩大化更是极大地削弱了部队。当时红三军连以上干部90%以上，地方党区、县、省级干部80%以上都被打成了改组派。这其中被当“改组派”杀掉的红军将士就多达1万多人！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任连长，包括段德昌、柳克明、宋盘铭等红军高级干部也都未能幸免。部队从鼎盛时期的3万多人锐减至最少时不足3000人！这种情况直到1934年4月建立了黔东根据地、特别是与六军团会师后才有所改变。
2、战术灵活长征损失最小
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时17000余人，敌军组织了130个团的兵力沿途围追堵截这长江以南的最后一支主力红军，蒋介石甚至乘飞机亲临金沙江上空督战，但都没能阻挡我军前进的步伐：乌蒙山回旋、普渡河转兵、威逼昆明、巧渡金沙，藏区、高原、雪山、草地…，虽历尽艰辛，但到达将台堡时二方面军仍保持12000余人的实力，甚至连长征前在湘西缴获的山炮都完整无缺地带到了陕北（此炮现存革命军事博物馆）！连用兵如神的毛泽东也赞叹道“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3、被授予将帅的数量最少
红军长征结束到达陕北时红二方面军的人数约占三个方面军的三分之一，但在1955～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的将帅中，二方面军自己培养的干部被授予将帅的人数最少。10位元帅和10位大将中，二方面军只有1位元帅：贺龙，1位大将：许光达。57位上将中一方面军有30人，四方面军有12人，二方面军只有5人：萧克、王震、李达、甘泗淇、贺炳炎（长征结束后调入二方面军的陈伯钧、彭紹辉、周士第未计入）。177位中将里一方面军94人，四方面军46人，二方面军只有25人（长征结束后调入的刘少文、姚喆未计入）。1359位少将中二方面军只有164人（包括长征结束后调入的苏启胜等）。
4、肢残将军数量最多
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授衔时的9位独臂2位独腿将军中，二方面军分别占了6位和1位：上将贺炳炎--长征中失去右臂、中将余秋里--长征中失去左臂、中将晏福生--长征中失去右臂、少将左齐--抗战时失去左臂、少将彭清云--抗战时失去右臂、少将苏鲁--解放战争失去右臂、少将张和--抗战时失去右腿。（此外，原红一方面军的独臂上将彭绍辉长征后调任红二方面军任红六军团参谋长。）
5、十年动乱受冲击最大
十年动乱中贺老总成为林彪一伙首先除掉的目标之一，而在二方面军工作过的老同志也几乎都难得幸免地成为“贺龙死党”而被关押迫害，致残致死，仅归中央专案审查二办（第二办公室）直接领导的就多达10个，分别是：许光达专案组（装甲兵）、王尚荣专案组（总参）、金如柏专案组（总政）、廖汉生专案组（北京军区）、黄新廷/郭林祥专案组（成都军区）、杨秀山专案组（武汉军区）、张仲翰专案组（新疆军区）、成钧/向黑缨专案组（空军）、谭友林专案组（工程兵）、陈鹤桥/樊哲祥专案组（通信兵）。这几乎包括了原红二军团授衔时中将以上将领的全部和2位少将（60年代初病故的上将贺炳炎虽幸免于难，坟墓却在文革中被炸毁。另一中将顿星云也被立案审查关押5年，一只眼睛被整几进失明）。
其他没被关押的二方面军老同志也大都靠边站或下发劳动。一边被批判一边坚持工作的王震、余秋里，在重大活动的报道中，也被特定用语刻意贬损：参加会议的还有－王震、余秋里……这种情形直到林彪自我爆炸后才得以逐步改善。
红二方面军成立于1936年7月5日，由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而成。它们分别创建于土地革命时期的湘鄂西、湘赣/湘鄂赣和中央革命根据地。
红二军团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1930年7月初在湖北公安成立，下辖红二军（原为红四军，是贺老总带着部分南昌起义的同志在桑植发展起来的队伍）和红六军（由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周逸群在洪湖地区发展起来的队伍），全军团1万余人。1931年3月，根据中央指示，红二军团在湖北长阳枝柘坪改编为红三军。1934年10月在贵州印江与红六军团会师后，重新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
红二军团以洪湖根据地（指以沔阳、监利、华容、石首、江陵、潜江为中心的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对敌斗争。在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下，我军未能打破以蒋介石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的第四次围剿，于1932年8、9月间退出洪湖苏区。全军1万5千人被迫从随县大洪山北越桐柏山进入豫西南，转入伏牛山进入陕南，然后渡汉水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沿鄂川边南下，越巫山，于西陵峡渡长江，最终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和反动地方武装袭扰，两个月转战七千里，直到12月30日攻克地处湘鄂边的湖北鹤峰县城后才得以喘息。此后一直在湘鄂边地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并于1934年中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
红六军团是湘赣和湘鄂赣两个地区的主力红军于1933年6月中旬合编组成，下辖第十七师（由王震为第一任军长兼政委的原湘赣红军第八军改编）、第十八师（由原湘鄂赣红军第五十二师改编，当时只辖有一个52团）。1934年夏，在打破敌军第5次围剿无望的情况下，中央军委命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突围，到湘中建立新的苏区并与红三军取得联系，以便为中央红军向湘西实施战略转移打开通路。六军团9700人于1934年8月7日出发，突破敌人8个师的重兵封锁，跨越湘江，连续作战近80天，行程5000多里，摆脱了湘、粤、桂、黔四省敌军的围追堵截，历尽千辛万苦付出重大代价，在无法立足湘中情况下，到达黔东地区与红三军会师。
红三十二军是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原为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首任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1933年10月28日成立。1934年10月7日从福建长汀出发开始长征，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过乌江后被困于乌江北岸，单独行动52天，行程3000余里，策应了红军主力的行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于1935年7月21日改番号红三十二军，下辖两个团共1000余人，编入左路军随四方面军行动，曾三过草地。1936年7月5日编入红二方面军，下辖94、96两师（原三十二军部队编为94师，原红二军团第5师编为三十二军第96师）。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地区会师，此时红三军4400人，六军团3300人。按中央指示，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付政委。两个军团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领导指挥。
二、六军团会师后为策应中央红军突围立刻在湘西发动积极攻势，迫使蒋介石急调追堵中央红军的湖南敌军4个师回过头来对付二、六军团，并将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中央军2个纵队等6个师的兵力，调至贵州铜仁和四川酉阳，以防我向西与中央红军会师。二、六军团的策应行动吸引了国民党军对付中央红军10个师的兵力，减轻了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及其后行动的压力，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同时，二、六军团还顺势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到1934年底部队已发展到12000余人。
一、四方面军转移到四川西北地区之后，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就成了长江以南惟一的主力红军和红色政权。1935年9月初蒋介石调集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和二、六军团再次进行围剿。在敌我兵力悬殊且孤军作战的情形下，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全军17000余人取道湖南中部进行战略转移，计划到湘黔滇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继续在长江以南坚持武装斗争。
1936年2月初，二、六军团到达黔西地区，准备利用这里良好的群众基础在黔（西）、大（定）、毕（节）建立新的根据地。后因敌情变化，二、六军团于2月27日退出毕节进入云贵高原乌蒙山区，转战1000多里，与敌5个纵队10多个师的兵力周旋一个多月，于三月底突出敌人包围，进占盘县、亦资孔地区。
经过4个多月的连续作战，我军不仅突出重围摆脱了敌人造成了敌军的极度疲惫，而自身仍保持着桑植出发时的实力，并形成了有利的态势。同时盘县、兴义一带交通不便敌人统治薄弱，群众和经济条件亦好，于是二、六军团领导准备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同时还考虑即使此着不成，也可利用全国正在兴起的抗日高潮和两广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挥师向东与敌周旋求得存在与发展。这样在江南保持一只红军主力，无疑对以后全国革命局势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此时朱德、张国焘以中央名义数次来电报命令二、六军团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顾全大局放弃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佯攻昆明，巧渡金沙，翻越哈巴雪山，于7月2日到达西康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奉中央军委指示，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全军18000余人（红三十二军1000余人）。1936年7月上旬，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四方面军先行，二方面军分左右两个梯队担负断后和总收容任务。
由于二方面军坚决反对分裂行为，结果张国焘原承诺提供的粮草补充没有得到落实。作为最后一支过草地的队伍，部队筹粮极其困难，7月11日部队出发时只筹集到七、八天的粮食，中途抵达阿坝仍没能筹集到多少粮食。二方面军将士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和牺牲，历时近一个月，终于在1936年8月8日走出草地到达包座。
1936年九月初，中央军委制定了一个三个方面军会师前的联合作战计划，要求二方面军东出甘南和陕西省西南部占领成县、徽县、康县、两当、凤县和宝鸡，建立临时苏区。随后的9月14日又制定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协同作战，以打击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的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二方面军将士不顾部队刚出草地减员较大体力虚弱未及休整的困难，在前后不到十天时间里，长途奔袭连克成县、徽县、康县、两当四县并占领陕西略阳、凤县部分地区，圆满完成成徽两康战役计划。
而此时张国焘违背中央军委统一协同作战指示，为保存实力擅自改变了计划，向西撤走了四方面军部队，致使敌人三个军全部压向了二方面军，敌我态势发生急剧逆转。结果，分散在康县地区发动群众建立临时苏区的二军团六师十七团来不及收拢，全部损失。六军团则在盐关镇受到敌人侧击，损失较大。全军在抢渡渭河时又遭敌侧击，适逢上游下暴雨河水猛涨，不少将士被洪水吞噬。过渭河后仍然不断受敌机轰炸、骑兵截击，形势极为被动。二方面军遭到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失利，损失达数千人。
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二方面军奋勇苦战夺路前进，于1936年10月22日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会师时二方面军的实力为12000余人。
1937年8月，红二方面军与陕北红二十七、二十八军等部，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随即奔赴抗日前线，为民族解放事业继续奋斗。
二、红二方面军的贡献
红二方面军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独立发展并保存了红军实力
红二军团是贺龙和周逸群亲手缔造并发展起来的革命武装，1930年成立时即有兵力10000余人，与红一、三军团一起成为中国最早的主力红军。长征结束后，原8万之众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只剩7000余人（1军团3500余人，3军团3000余人，外加中央机关数百人），原8万之众的四方面军经过西路军的失败也只剩下1万余人，而出发时18000余人的2、6军团，在三个方面军会师时仍有14000余人（见任弼时、关向应关于红二方面军长征的总结报告）。抗战整编时3万红军中红二方面军的实力约占三分之一。
2、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策应、断后
红六军团是最先开始长征的部队，肩负为中央红军探路的使命。红九军团也先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沿途一直担任掩护任务。二、六军团会师后立刻发动的湘西攻势，有效地钳制与吸引了敌人10个师的兵力，减轻了中央红军渡湘江及后续行动的压力。而湘鄂川黔根据地始终成为敌军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时需要分兵提防的重要目标。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共同北上时，二方面军又担负起总后卫和总收容的任务，最后到达会师地点。
3、顾全大局牺牲自身发展机会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遭遇敌军重兵围剿时，二、红六军团完全可以乘敌尚未完全到位之机突进湖北外线避实就虚发展自己。但为了吸引何键湘军减轻中央红军的敌情压力，我军仍坚持湘鄂川黔边的斗争，直到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二、六军团才撤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向贵州转移。1936年3月二、六军团通过乌蒙山回旋甩开敌人追剿后，决定在黔西南盘县地区建立新苏区，此时我军仍保持17000余人的实力，完全有能力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独立发展。在接到朱德、张国焘以中央名义的数次电报命令后，二、六军团顾全大局放弃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4、维护党和红军队伍的团结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才得知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此时贺龙、任弼时坚定不移地站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边，强调团结反对分裂，最终促使由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北上，并由二方面军负责断后和收容，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的胜利会师做出巨大贡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二方面军做了相反的选择，中国革命的发展轨迹将会完全不同。
三、红二方面军的特点
1、受左倾路线伤害最大
红二军团是立三、王明两次左倾路线的最大受害者，其影响从1930年秋一直延续到1934年秋，特别是1932年开始的王明路线使红二军团遭受到几近毁灭性的打击。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使我军在军事上遭到失败，彻底丧失了洪湖根据地，肃反扩大化更是极大地削弱了部队。当时红三军连以上干部90%以上，地方党区、县、省级干部80%以上都被打成了改组派。这其中被当“改组派”杀掉的红军将士就多达1万多人！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任连长，包括段德昌、柳克明、宋盘铭等红军高级干部也都未能幸免。部队从鼎盛时期的3万多人锐减至最少时不足3000人！这种情况直到1934年4月建立了黔东根据地、特别是与六军团会师后才有所改变。
2、战术灵活长征损失最小
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时17000余人，敌军组织了130个团的兵力沿途围追堵截这长江以南的最后一支主力红军，蒋介石甚至乘飞机亲临金沙江上空督战，但都没能阻挡我军前进的步伐：乌蒙山回旋、普渡河转兵、威逼昆明、巧渡金沙，藏区、高原、雪山、草地…，虽历尽艰辛，但到达将台堡时二方面军仍保持12000余人的实力，甚至连长征前在湘西缴获的山炮都完整无缺地带到了陕北（此炮现存革命军事博物馆）！连用兵如神的毛泽东也赞叹道“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3、被授予将帅的数量最少
红军长征结束到达陕北时红二方面军的人数约占三个方面军的三分之一，但在1955～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的将帅中，二方面军自己培养的干部被授予将帅的人数最少。10位元帅和10位大将中，二方面军只有1位元帅：贺龙，1位大将：许光达。57位上将中一方面军有30人，四方面军有12人，二方面军只有5人：萧克、王震、李达、甘泗淇、贺炳炎（长征结束后调入二方面军的陈伯钧、彭紹辉、周士第未计入）。177位中将里一方面军94人，四方面军46人，二方面军只有25人（长征结束后调入的刘少文、姚喆未计入）。1359位少将中二方面军只有164人（包括长征结束后调入的苏启胜等）。
4、肢残将军数量最多
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授衔时的9位独臂2位独腿将军中，二方面军分别占了6位和1位：上将贺炳炎--长征中失去右臂、中将余秋里--长征中失去左臂、中将晏福生--长征中失去右臂、少将左齐--抗战时失去左臂、少将彭清云--抗战时失去右臂、少将苏鲁--解放战争失去右臂、少将张和--抗战时失去右腿。（此外，原红一方面军的独臂上将彭绍辉长征后调任红二方面军任红六军团参谋长。）
5、十年动乱受冲击最大
十年动乱中贺老总成为林彪一伙首先除掉的目标之一，而在二方面军工作过的老同志也几乎都难得幸免地成为“贺龙死党”而被关押迫害，致残致死，仅归中央专案审查二办（第二办公室）直接领导的就多达10个，分别是：许光达专案组（装甲兵）、王尚荣专案组（总参）、金如柏专案组（总政）、廖汉生专案组（北京军区）、黄新廷/郭林祥专案组（成都军区）、杨秀山专案组（武汉军区）、张仲翰专案组（新疆军区）、成钧/向黑缨专案组（空军）、谭友林专案组（工程兵）、陈鹤桥/樊哲祥专案组（通信兵）。这几乎包括了原红二军团授衔时中将以上将领的全部和2位少将（60年代初病故的上将贺炳炎虽幸免于难，坟墓却在文革中被炸毁。另一中将顿星云也被立案审查关押5年，一只眼睛被整几进失明）。
其他没被关押的二方面军老同志也大都靠边站或下发劳动。一边被批判一边坚持工作的王震、余秋里，在重大活动的报道中，也被特定用语刻意贬损：参加会议的还有－王震、余秋里……这种情形直到林彪自我爆炸后才得以逐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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