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安徽党团的建立

陈独秀与安徽党团的建立

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对发展全国各地党组织就作了明确的分工。北方由李大钊负责，南方归陈独秀主管。那时人们说“南陈北李”，不仅指他们的政治声望，从组织上也大体上是这样分工的。我记得当时有一首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高悬耀古今。”在南方，陈独秀和张国焘具体分工负责上海和江苏、浙江两省的组织发展工作。又因为陈独秀是安徽人，他和安徽的进步知识界交往甚密，所以安徽的组织发展工作也由陈独秀负责。 　　当时，陈独秀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四大后称总书记），工作很忙，不能亲自到安徽来。于是他派柯庆施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安庆，具体负责安徽的建团、建党工作。 　　柯庆施是在1923年7月到安庆的。他带来的几封信是给省教育厅厅长江彤侯、国民党左派朱蕴山、法专校长光明甫等人的。他们同陈独秀交谊很深，陈托他们关照柯庆施。柯庆施凭这些关系住在省教育会内，以教育会为掩护所，暗中从事革命活动。柯庆施还带来陈独秀给我的一封信。我是陈独秀的表弟，当时任安徽学联的委员。陈知道我参加过“六二”学潮、驱逐省长李兆珍、声援“二七”罢工等斗争。他在信中叫我不要闭户读书不问世事，要为改造中国奔走呼号。让我和柯庆施商讨在安庆建团事宜，建团后再择忠实可靠者建党。我记得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大学生肯定少于中学生，万不能只图量而不图质。”当时中共中央规定的联络暗语称共产党为“大学”，青年团为“中学”；“大学生”指党员，“中学生”指团员。 　　这里需要说明，早在1921年，蔡晓舟、刘著良曾在怀宁县学宫组织召开过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备尝议，方乐舟、舒传贤、童汉璋、王步文、宋伟年、许继慎、王先强、胡养蒙、余大化等人参加了那次会议。情况报到中共中央，但没有得到中央的承认。后来听说是因为这里面有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中央没有批准。 　　柯庆施是中共中央正式派到安庆建团的。当时他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上海经常和陈独秀一起工作。中央在安庆建团、建党，是由于安庆学生运动一开始就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有了建立党团组织的基础，进一步推进安徽革命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 　　柯庆施到安庆以后，就和我商讨建团工作。我把安庆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并到各中学找可靠的人分别和柯庆施见面。我首先联络的是六邑中学的王步文（省学联委员）、甲种工业学校的濮德毅（省学联委员）、舒传贤（省学联第二任会长）以及许继慎和杨溥泉等（许和杨后来都转入一师）。柯庆施分别和他们谈了话。那时柯庆施虽然不是党的理论家，但在我们看来，他就是马克思主义老前辈了，大家都很敬重他。 　　经过分析和讨论，决定正式筹建团组织。1923年8月间，在省教育会三层楼上靠左边的最后一个房间里，柯庆施召集濮德治（我当时的名字）、濮德毅、许继慎、舒传贤、王步文、杨溥泉等，开了一次建团商讨会。会上，柯庆施讲解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强调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要遵守铁的纪律，要有为革命事业牺牲个人一切的精神。那时对于团员的要求等于对党员的要求。柯庆施说现在人数太少，他要求大家努力联系可靠青年，工作中既要胆大也要心细。到条件成熟时，再召开成立会议。此后，大家奔走了一个多月，我们的人数有所增加。柯庆施认为时机成熟了，就决定在菱湖公园的湖心亭召开建团成立会议。 　　1923年9月的一天，我们分头乘小船到菱湖公园湖心亭上，举行建团成立会议。会议由柯庆施主持，参加会议的除上次筹备会议的全体人员外，一师增加彭干臣、高永春、姚光鼐、杨兆成、黄新富（即黄德邻），其他如甲种工业学校、六邑中学、高中（即大渡口中学）等校，也都增加了一些人。当时到会者共25人，这个数字我记得清清楚楚。 　　这次菱湖会议，将安庆团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庆支部，直属上海团中央领导。会上，大家推举柯庆施为书记，王步文负责组织工作，我负责宣传工作。考虑活动方便，按照团员人数又划分了4个分支。一师设一个支部，由我兼任文书；甲种工业学校设一个支部，濮德毅任支书；六邑中学设一个支部，王步文兼任支书；其他各校合组一个支部，舒传贤任支书。舒传贤是甲工的学生，因为他是活动积极分子，能跑路，所以让他担任联合支部的书记。 　　安庆建团以后，陈独秀写信告诉我们：组织发展工作要重质不重量，团的工作要以工运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所以我们支部的工作是工运第一，学运第二，妇女第三，农运第四。那时团员们理论水平低，虽有革命热忱，对旧制度不满，对新社会憧憬，但不知道怎样革命。而且北洋军阀统治压迫严重，实际上工运、妇运、农运一时开展不起来，只有学生运动开展了一些工作，起到了一点星火的作用。那时、团员们迫切要求学习革命理论。而能看到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太少了，除中央传来纳《共产党人》、《中国青年》等刊物外，很难读到自己想读的书籍。团组织的一项任务是争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可靠的青年参加团组织，到1923年冬，安庆的团员已经发展到四五十人了。 　　也就在这一时期，根据我们汇报的安庆情况，陈独秀写信给何庆施，指示可以建立党组织了。安徽最早的党组织是在柯庆施的筹划下，经我和王步文的努力协助在安庆建立起来的。 　　安庆建党的时间是1923年12月，地点在安庆北门万安局一号濮家老屋的前进堂屋里。关于建党地点，有人说在省教育会三谈左边的后房里。这一说法是不确切的，可能是和建团筹备会闹混了。当时我们对于建党地点考虑得比较仔细，我们认为县学宫不合适，菱湖也不合适。省教育会虽然保护学生、支持进步运动，但省教育会是几个公团的所在地，人来人往，非常繁杂，也不合适。大家议论了很久，也没有确定地点。柯庆施提议在万安局一号借我们濮家老屋开会。他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万安局一号，地处北门后街孝子坊，是座百年老屋，共三进。前进是濮德毅家，后面是我的家，中间由我们的姑母俞家租住。我们三家的家长都是不问世事信佛的老先生，一年四季来客极少，十分僻静。还有另一优点，万安局一号前门在孝子坊，后门通另一条街，一拐弯就是北门。如果前门有什么动静，大家可以从后门出去。一般人不知道这座房子的后门在什么地方，作为会址十分安全。所以柯庆施说：在我看来，你们濮家老屋很合适。濮德毅和我都表示欢迎。这样就决定建党会议在万安局—号濮家老屋召开。 　　根据陈独秀的“大学生”应少于“中学生”，“不要只图量而不求质，宁少勿滥”指示精神，那天参加建党成立会议的只有10人，他们是柯庆施、王步文、濮德治、濮德毅、许继慎、杨溥泉、舒传贤、彭干臣、高水春（高一涵的堂弟）和姚光鼐。会上，柯庆施首先宣读了陈独秀的来信，然后致词，说明党和团的关系。那时，我们第一次听到“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第一次听到“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群众组织，团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革命作用”。柯庆施还强调说，做一个党员．就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必要时能够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生命，以捍卫党的事业。听了柯庆施的讲话，大家都非常兴奋，立誓要为实现党的伟大目标奋斗到底，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会上，大家一致推选柯庆施为党的书记。关于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王步文和我都提议另选他人担任，当时我们认为自己理论水平太低，工作能力也不够。但是，大家认为建团时间不久，王、濮二人已经比较熟悉团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而且当时大家觉得党团组织就是一回事，所以大家主张还是以秋天建团时的那套组织领导机构，作为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兼管团的工作，柯庆施也表示同意。于是会议决定柯庆施任书记，王步文负责组织工作，我负责宣传工作。第一师范设立一个党支部，彭干臣任支书，党员有我、高水春、姚光鼐。甲种工业学校设一个党支部，濮德毅任支书，党员有许继慎、杨溥泉、舒传贤。另外一个党支部由一中、甲种农业学校等几个学校合编而成，由舒传贤任支书。 　　安庆党组织建立后，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安庆支部，直属上海党中央领导。它下面有三个支部，所以它本身具有总支部的性质。中央的党内通令、通报、通告、学习材料等都是从上海发来。我还记得党团组织和中央联系的一些暗语，如“大学”指党组织，“中学”指团组织，“总店”指中央，“分店”指地方组织，“民校”指国民党。被捕叫“进医院”，案情不大叫“伤风感冒”，案情较大叫“要动手术”，被杀叫“病故”，要上面派人来叫“请来结账”。 　　安庆建党时的党员只有10人，到1925年9月我去日本时，已增加到30人。我记得杨兆成是1924年入党的，李竹声（后成为叛徒）、薛卓江（后变为特务）、郭士杰、耿忱、方真、周骏（即周新民）、郑鼎，都是1925年入党的。 　　安庆党组织的负责人开始是柯庆施，1924年下半年，柯庆施调回上海。是年秋天，中央派薛卓汉、徐梦秋到安庆来负责党的工作。1925年初，薛卓汉去上海治病，党组织暂由李竹声负责。1926年，李竹声去武汉，安庆党组织的负持人是郭士杰。再往后，从大革命失败一直到1931年，都是王步文主持安徽党的工作。他对党的事业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杨兆成、郭士杰也是名垂青史的烈士。 　　安庆建立党组织之后，党立即积极领导和开展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及其他各项工作，打开了革命的新局面。（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