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之前蔣介石“鐵桶圍剿”計劃外泄始末

　　圖:1959年10月，莫雄(左)應邀到北京參加國慶典禮后，在頤和園與項與年合影

　　在中央紅軍長征之前——

　　蔣介石“鐵桶圍剿”計劃外泄始末 

　　莫雄先生早年在國民黨的黨內軍內有“莫大哥”之稱，又被稱為“五色將軍”，喻其三山五岳、紅黃藍白黑條條道道上都有他的好友。

　　莫雄1907年在廣州加入同盟會，1909年莫雄奉命打入廣東新軍，隨時准備策應革命黨的武裝起義。武昌起義后，廣東獨立，組成北伐軍北上，莫雄先后在廣東北伐軍中擔任排長、連長，至南京恭迎孫中山先生回國出任臨時大總統。

　　此后，莫雄追隨孫中山先生，在粵軍部隊中屢建戰功。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兵變，背叛孫中山。當時莫雄在駐梧粵軍擔任中校營長，兼梧州衛戍司令。在此期間，莫雄秘密接待來梧策動“討陳”事宜的孫中山副官張猛等人。在莫雄的幫助下，駐桂東的滇、桂共9個旅以及莫雄成功控制的兩個粵軍團，組成了“西路討賊軍”，並由莫雄擔任前敵指揮官，聯軍4萬余人浩浩蕩蕩地從西江而下，一舉將陳炯明的叛軍趕出廣州城，為孫中山先生第三次在廣州建立革命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由於擁立有功，大元帥府將莫雄從中校營長越級提拔為少將旅長，時年莫雄31歲。

　　籌組贛北保安司令部

　　1934年初，正在賦閑的莫雄先生在南昌遇到了蔣介石的親信楊永泰。當時蔣介石正在為幾次圍剿蘇區均告失敗而郁悶，楊永泰見到莫雄感到很高興，對莫雄極其熱情。因為楊知道莫雄是老同盟會員，又一直帶兵打仗，軍事上很有一套，就開始動員莫雄到江西德安任職。幾天后楊永泰給莫雄帶來了兩張委任狀：一張是任莫雄為江西德安贛北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另一張是任江西贛北第四區剿共保安司令部司令。並極其信任地表示，司令部人員由莫雄自己招收、自己任命。莫雄拿到委任狀后，立即動身到上海找到了中共方面的朋友，在上海地下黨的支持下，不久贛北的保安司令部和贛北第四區行署就成立起來了。

　　莫雄先生后來談起那一段日子時曾回憶說：“在司令部及專署內，一切事務主要由劉啞佛、項與年、盧志英等人負責。我雖然實際上處於不管事狀態中，但我亦有很多機會與項與年等人見面談心，與那些‘陌生人’同樣也有不少接觸。這些革命同志對我都很尊重，他們生氣勃勃，給人一種堅強勇銳的印象，與國民黨政府人員的作風迥然不同。在司令部內與我經常在一起的盧志英同志，他給我的影響為最深。他體魄魁偉，器宇軒昂，煞是一副英偉的軍人形象。我與他雖則素昧平生，但自他接受黨的委派到我部任參謀長后，我與他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他非常尊重我，稱我為‘老前輩’，又說早聞我在軍界中的‘大名’。但深談之后，我才知道，人家竟是一位到過德國、澳大利亞和蘇聯專門學習過軍事指揮的將才。曾在馮玉祥部任團長，后因馮被蔣介石搞垮了，他才轉道上海來的。他淵博的知識其實並不局限於軍事方面，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他似乎無一不曉。在交談中，我往往在自覺與不自覺之間，接受了他革命的啟蒙教育。

　　自我到德安上任后，嚴希純不時從上海來德安‘做客’。每次來都找劉啞佛、盧志英、項與年等人去密談。嚴除了到德安外，還往來於南昌、南京之間，我司令部及專署內的共產黨組織是秘密地直接受上海地下黨領導的。”

廬山軍事會議

　　蔣介石嘔心瀝血地親自指揮的第四次對蘇區的圍剿遭到慘敗后，於1934年10月初，又在廬山召開了秘密軍事會議。這次秘密軍事會議在離圩場不遠的一座禮堂裡召開，整個牯嶺都置於嚴密的警戒之中。200多與會者都是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東五省的省主席、部隊司令、軍師長、高級參謀。我跟他們大都是老相識了。會議由蔣介石親自主持，楊永泰負責布置會議的具體事項。江西省主席、行營第一廳廳長熊式輝也負責會議的布置工作。

　　會議准備開一個星期，專門布置第五次對蘇區的圍剿。第五次圍剿計劃名曰“鐵桶圍剿”，是由德國顧問提出來的。計劃由國民黨150萬大軍，對以瑞金、於都、會昌、興國為目標的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在指定的某一日同時從四面八方突然合攏包圍。包圍半徑距瑞金150公裡。這個包圍是有嚴密的部署的，地圖上劃分了很多編了號碼的格子，哪個部隊或是單位在何時何地必須到達地圖上某個格子所規定的位置，並按照規定馬上布上鐵絲網，預留缺口，裝以鹿砦、拒馬，構筑火力網及碉堡，並分段建立糧秣、彈藥倉庫、醫院、綁帶所，以及有線電話網、中繼站等等，這些都有極為周密的布置。

　　一俟包圍圈完成，各部隊便依照命令每日向瑞金中心推進7—8華裡，每推進1華裡，布上一重鐵絲網，每5公裡筑一道碉堡線，碉堡的設置使得他們的火力構成極為嚴密的交叉封鎖網。計劃每月向縱深推進25公裡，6個月便能進逼到紅都瑞金，而紅都四周屆時將豎起300重鐵絲網，30重碉堡線，以及難以計數的障礙物。為了防止紅軍突圍，計劃又規定每重鐵絲網之間的防守要絕對保証，不但設有大量的碉堡，布置地雷陣，而且將如發現突然情況時立即調撥部隊的大量美國軍用卡車，運行線路都布置得詳詳細細，無一遺漏，為實施其計劃，已有1000輛美國軍用十輪卡車運到南昌，並隨時分配到各部待命。

　　作為“鐵桶圍剿”的前奏，在包圍圈尚未完成之前，派出12個師的兵力與紅軍糾纏，迷惑紅軍，爭取包圍部署的時間，一俟包圍圈形成，這12個師隨即撤離，同時立即斷絕這裡一切除軍事需要以外的交通，以封鎖蘇區的消息，斷絕紅軍的一切物資來源。

　　蔣介石如此規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軍事計劃，與以前的四次“圍剿”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語。會議開了一個星期，最后蔣介石致“閉幕詞”，他興致勃勃地說：“現在剿共大業已握勝券，望各方負責人積極執行會議的決策，畢其功於一役！”在場的200多與會者個個氣勢洶洶，摩拳擦掌，要在這次“鐵桶圍剿”中剿滅共產黨。

　　這次會議的文件足有一二公斤重，其中除了包圍圖表、計劃書、指示文件等等外，還有蔣介石的語錄及指示匯編成的小冊子。每份文件上都打上了藍色的“絕密”字樣，並按名單編號存檔。散會后，莫雄將這些文件裝到一個大公文包裡，便匆匆下山。

　　關系到紅軍生死存亡的情報

　　莫雄回到德安的保安司令部時，時間已是掌燈時分。

　　莫雄徑自走進自己的辦公室。他沒有吃飯，也沒有開燈，一個人靜靜地坐著。

　　主任秘書劉啞佛走到莫雄身邊，低聲通報：“莫司令，盧參謀長他們來了。”

　　莫雄做了一個“請”的手勢，項與年和盧志英從門外進來。看見莫雄的瞬間，他們都愣住了。莫雄，這位見過數不清的死亡和鮮血的老軍人，雙淚縱橫。

　　莫雄緊緊握住盧志英的手，聲音顫抖地說：“共產黨這回算完了！”這正是廬山上那200多名高級官員在聽完蔣介石的軍事動員報告后得出的結論。

　　盧志英鎮定地勸道：“莫司令，慢慢講。”

　　莫雄從身邊取過幾個沉重的牛皮紙口袋，足足有三四斤重，打開口袋，大家看到裡面全部都是在這次牯嶺軍事會議上發下來的文件，每份文件的右上方都打上了藍色的“絕密”字樣，並有編排的序號。

　　三位共產黨人站起身來，盧志英緊緊握著莫雄的手，低聲但動情地說：“我們代表黨謝謝你，莫司令，莫大哥！”

　　三位共產黨員從莫雄那裡回到自己的房間，立即開始了行動，他們先把“鐵桶圍剿”計劃的中心點以特急電報發往瑞金，然后分頭將文件的詳細內容用密語抄寫到四本學生字典上。剩下的問題是，誰將情報送到瑞金去？

　　這一去幾同赴死。從德安到瑞金，中間要經過多少道關卡？對瑞金的封鎖實際上已經開始實施，幾次“圍剿”中與紅軍殺來殺去的白軍殺紅軍早已殺紅了眼，隻要有一點破綻就將必死無疑。然而死並不是最難的。這不是一份平常的情報，它關系到幾萬人的生死，它要求萬無一失。

　　三個共產黨人掙來搶去，像是爭著去赴一個宴會。最后項與年說，不要再爭了，這一帶的地形我熟悉，語言我也熟悉，江西話和客家話我都能講，你們兩個人一個安徽一個山東，萬一出了什麼差池個人生死事小，黨的生死事大。

　　這個理由無懈可擊。盧志英和劉啞佛沒有再爭執，他們只是默默地握住項與年的手，再沒說一句話。所有話語都在臨別那一握中了。對莫雄他們可以說謝謝，對自己的同志還能說什麼呢？

　　項與年揣上四本字典，脫下軍裝換上長衫，打扮成一個教書先生模樣，在天亮前上路了。　
身負重任的“乞丐”

　　從德安到瑞金，中間要經過永修、新建、南昌、豐城、崇仁、樂安、寧都、石城八個縣市，幾乎縱貫大半個江西，即使在大道通途的今天坐汽車也要走兩天，一路上高山急流阻隔、狼虫虎豹出沒，敵軍關卡重重自不必說，單是靠一個人的兩條腿在幾天之內走完這將近兩千裡山路在今天就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情。首先，他不能快走。快走就會帶來麻煩，白軍對那些急匆匆趕路的人總要首先產生懷疑，更何況，快走也不適合他的身份，他是一個教書先生，教書先生不會有什麼急事，通常都是亦步亦趨，一副手無縛雞之力的樣子，何況他這樣一個羸弱文雅的教書先生呢？每當這時，他便心急如焚，總要在晚上夜幕降臨之后，用在山上的一夜疾走來彌補上白天耽誤的時間。

　　越接近瑞金，他越感到自己的身份必須改變了。當初三個人共同決定他扮作教書先生，是因為他的氣質最接近教書人。況且他無論如何不能扮成農民，一個操著濃重閩西客家腔的農民是沒有理由出現在贛北德安的。但現在離瑞金越來越近，教書人的身份就顯得越來越別扭，要知道，紅軍中凡有教書身份的，常常是大官，白軍對知識分子身份的人因此格外注意。經過幾個晝夜的勞碌奔波，一個衣衫破碎卻拿著四本學生字典的教書人幾乎等於將自己的可疑雙手捧了去送給敵人。

　　后來在寧都關卡遇到的麻煩促使項與年下了決心。這天寧都關卡的盤查似乎格外嚴。在關卡前敵人要求行人一一打開自己的行李和挑子，遇上柴捆都要用刺刀捅過才放行。項與年注意到，離檢查到他還有十幾個人的時候，一個白軍少尉就已經注意到了他。沒有等到輪到自己，他就取下隨身攜帶的布袋，在裡面翻來翻去地折騰起來。他似乎很焦急，一邊翻，嘴裡一邊“??”地痛苦地吸著氣。

　　白軍軍官走過來，走到項與年跟前站住了。他要看看這個可疑的教書人想翻出點什麼。

　　這個“教書先生”什麼都沒翻出來。后來他索性將布袋拎了個底朝天，嘩啦一聲，布袋裡所有的東西被一無遺漏地抖落到地上：毛巾、牙杯、牙刷、牙膏、四本學生字典，還有一個裝著水的小瓶子。瓶子很小，一根小指頭那般細。

　　“教書先生”拾起小瓶子，倒了一點水在自己牙上，然后尷尬地朝白軍軍官笑了笑，用地道的連城客家話說：

　　“牙痛不是病，痛死莫人問。”

　　這句話簡直如同靈丹妙藥，那軍官緊繃的臉一下就放鬆了，換了溫和的口氣問：

　　“你是做麼事的，到哪裡去？”

　　“教書先生”故做驚喜狀：“哇呀，老總家是汀州？”

　　項與年的樣子做得極像，其實他是從那少尉和士兵的對話中知道的。

　　白軍軍官問：“你呢？連城？怎麼跑到這邊來？”閩西人對自己的客家口音格外敏感，尤其是在家鄉之外。閩西客家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極具團結精神，隻要對方不是對頭，那就是朋友。

　　項與年一邊往布袋裡撿回那些零碎，一邊愁眉苦臉地回答軍官的提問：“莫講了號，怎麼跑到這邊？連城那個地方你是曉得的，除了地瓜什麼也莫，呆得人住麼？識些個字，在新建教書，家裡又講爺病，趕回連城去看看，做得賊死賺幾個錢，全篤篤丟在路上！”

　　從新建回連城，寧都是必經關卡，項與年就這麼信口胡謅著，在白軍軍官眼皮子底下把那四本字典重又塞回了布袋。過了寧都哨卡，項與年決定立即改變身份。在翻過兩座山后，他快步走入一片密林。

　　他靠坐在一株巨大的白皮桉樹下，從布袋裡摸出了那四本學生字典，在其中一本學生字典中間取出一張紙。這是一張專門秘密抄錄文件時用的薄紙。這是臨行前和盧志英他們商量計劃過的第二方案，若遇緊急情況，不能保証將文件全部內容交中央時，就將文件內容擇概要密寫到這張紙上，然后將四本字典扔掉。

　　項與年從口袋中掏出一支比蘆稈還細的短短的筆，飛快地將文件內容密錄到薄紗紙上，接著，把薄紗紙疊成一寸大小，埋在自己鞋底。

　　忙完所有這些，他從布袋裡取出一塊磚頭。又撕破衣袖的邊縫，從裡面取出一粒嗎啡吞了下去。然后托起磚頭，狠狠地砸向自己的面門！

　　霎時鮮血迸濺，四顆門齒掉到地上。

　　兩個時辰后，一個“乞丐”出現在梅江的懸崖邊。這個“乞丐”像是剛剛從一場巨大的痛苦中掙扎出來，他蓬頭垢面，衣衫破碎，面門歪斜青腫，嘴流血涎，丑陋不堪。“乞丐”將一個布袋投向江流的最深處，然后向遠方走去。餓了就啃幾口干糧，咀嚼時的表情使他更加面目猙獰，渴了就喝幾口山泉，實在困了就倒在樹下睡一會兒，每當他發現四周無人時就疾走如飛。

　　這封系著一個國民黨員三個共產黨員以及八萬紅軍生命的絕密情報終於由項與年親手交到紅軍總政委、“最高三人團”成員之一的周恩來手中。10月21日，也就是蔣介石的廬山牯嶺軍事會議召開后不到一周的時間，八萬中央紅軍趕在敵軍“鐵桶圍剿”包圍態勢完成之前，撤離了江西根據地大步向西，踏上了兩萬五千裡漫漫征途。

　　鏈 接

　　項與年：原名項廷椿，后化名梁明德，福建省連城縣朋口鄉人。1925年在浙江石甲小學加入中國共產黨。后由組織派往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等地，擔任黨的支部書記，發展黨員，建立組織，進行秘密革命活動。1927年回國，以南京華僑事務委員會科長的公開身份為掩護，在上海勃生路(今長壽路)創辦復炎小學，自任校長，而實際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工作。后黨中央機關從滬遷往江西革命根據地，項與年繼續留滬從事地下活動，擔任上海與蘇區的秘密情報聯絡工作。1933年底，接受組織安排，改名梁明德，幾經輾轉，在江西省贛北保安司令部任機要秘書。

　　莫雄：字志昂，又名莫寅，祖籍廣東英德縣?菇鄉拱橋頭莫屋村。他16歲加入了同盟會，並接受指示，設法加入新軍進行策反工作。在民國期間的數十年戎馬生涯中，轉戰寧、瀘、贛、閩、滇、黔、粵各地，驍勇善戰，屢建戰功，參加過著名的黃花崗起義、護國討袁、討伐陳炯明和北伐戰爭，歷任連、營、團、旅、保安司令、師長等職。在國民黨中有“莫大哥”之稱。1934年1月，蔣介石任命莫雄出任贛北第四行政專署專員兼保安司令。中共上海特科派盧志英、項與年、劉啞佛等多名地下黨員在莫雄身邊工作，並擔任要職。當時蔣介石在德國顧問指導下制定了一個龐大的《鐵桶合圍計劃》，准備一舉殲滅中央紅軍。因為廬山正處於德安地區，所以莫雄也參加了軍事會議並獲得了詳細的計劃，他冒著生命危險把計劃交給了地下黨。在他司令部裡工作的地下黨員項與年，赴蘇區把計劃交給了中共中央。(莫棟梁 項小米)